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译文

    孙子说：根据用兵的规律，将接受国君的命令，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在难于通行之地不要驻扎，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要与四邻结交，在难以生存的地区不要停留，要赶快通过，在四周有险阻容易被包围的地区要精于谋划，误入死地则须坚决作战。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可以不攻击，有的城邑可以不攻取，有的地盘可以不争夺，君主的某些命令也可以不接受。

    所将领能通晓灵活机变的好处的，就算懂得用兵了；将领不通于灵活机变的好处，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治军不了解机变的权术，即使懂得“有的道路不宜通过”等“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士卒们最大的战斗能力和作用。

    因而，高明的将领考虑问题，一定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条件下看到有利的一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有利条件下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便可及早解除。因此，用最令人头痛的事去使敌国屈服，用复杂的事变去使敌国穷于应付，以利益为钓饵引诱敌国疲于奔命。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抱敌人不会来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抱敌人不会攻击的侥幸心理，而要依靠我方坚不可摧、不会被战胜的防御。

    所以，将领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坚持死拼硬打的，可以诱杀；临阵畏缩，贪生怕死，可以俘获；性情暴躁易怒，可以侮辱他而使其失去理智；过分洁身自好，珍惜声名，可以羞辱而使其冲动；爱护民众的，则可以使用扰民策略，使其内心焦急，失去判断力。所有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最容易有的过失，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牺牲，必定是因为这五种危害，因此一定要认识到这五种危害的严重性。

    孙子兵法的智慧解析

    分清“利”与“害”，才是真“厉害”

    孙子认为，战争的最终目的往往就是夺取自身的利益，但是夺取利益就会存在风险，因为敌人的伏击往往也是伴随着巨大利益的诱惑而突然到来。因此，如何权衡利与害之间的平衡，能够使得我方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夺取利益，就成为将领应该考虑的头等大事。

    面对利益，一要防止被蒙蔽双眼，变得目光短浅，无视随之而来的危险；二要防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夺得利益以后为他人作嫁衣裳；三要顺应形势，不要因为自己夺取了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

    战国后期，燕国内政不稳。将军市被和燕太子平合谋，欲攻杀相国子之。齐国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算乘机攻打燕国。为加剧燕国内乱，齐王派人前去见燕太子平，表示齐国愿助其一臂之力。燕太子平遂纠集部众，包围王宫，攻打子之。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将军市被变卦，反过来攻打燕太子平。战事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燕国的内乱更加严重，齐国这时突然发兵进攻燕国。燕国将士因长期内乱，根本无心恋战，齐军顺利攻入燕国境内，取得了重大胜利。

    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取得任何利益，往往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没有认清这种“代价”，往往就要吃亏。

    在上文的例子之中，燕太子平便是只看到了攻打仇敌的“利”，却忽略了国家危亡的“害”，最终掉入了齐国为其设计的圈套，使得国家陷入危险，自身也成为国家的罪人。相对比之下，能够权衡利弊、果断出击的人，则在谋略上和决断上都要成熟得多。

    1797年2月，英国舰队在直布罗陀以西海域同西班牙舰队发生激战，西班牙舰队主力被击溃后掉头逃跑。英国舰队司令下令英舰按纵队队形追击。由于正规战斗队形同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不相适应，眼看着西班牙舰队就要逃出包围圈。此时，英军分舰队司令纳尔逊当机立断，不顾总司令的部署和战斗规范，率自己的军舰脱离编队，快速超越其他舰只，拦击西班牙舰队。在纳尔逊的带动下，英军另外3艘军舰也跟上助战，粉碎了西班牙舰队突围的企图，取得了海战的全胜。

    在这一战之中，纳尔逊能够迅速判断形势，分清利弊，主动出击，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看清了作战的形势，拿出了自己冷静而客观的判断。因此，孙子的观点并不是不去抢占利益，而是要在抢占礼仪之前看清楚代价和后果，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行动之前就知道后果，使得“利益”如同“囊中之物”，夺取“利益”如同“探囊取物”。

    其实，不光是在夺取利益的时候要看清后果，分清利弊，有的时候甚至面对失败也要分清利弊。《孙子兵法》认为，利益的背面往往会藏着失败的风险，需要我们努力发现；然而失败的背后也一样有可能藏着利益的机会，需要有智慧的人把握。

    19世纪中叶，英国疟疾流行，治疗疟疾的天然奎宁不够用。德国化学家霍夫曼让学生柏琴试着从焦油中提炼奎宁。柏琴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把奎宁提炼出来，但柏琴多想了一步，他发现了一种紫红色的鲜艳的东西——氯化苯胺，这种东西作染料特别好。于是合成染料“阿尼林紫”便在柏琴手里诞生了。柏琴申请了专利，并办起了历史上第一家合成染料厂。

    柏琴虽然在实验中失败了，但他在失败中多想了一步，提炼出了氯化苯胺，并且开了染料厂。可见，成功并不是只要比别人多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就行，有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积极创新，比别人多想一步！

    19世纪中期，德国人亨利·施瓦德为了寻找水星和太阳之间的行星，用望远镜对着太阳连续观察了5年，但他一直没有找到要找的行星。在他要放弃的时候，他多想了一步，发现了太阳的表面有太阳黑子存在。他继续观察，记录，后来通过对多年积累的资料的分析研究，又发现了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这一发现使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个农业科研小组打算研究一种能促使植物生长的物质，但最终没有实现目标。这让他们非常失落，然而他们多想了一步，发现了一种能阻碍某些农作物和杂草生长的物质，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除草剂就这样诞生了。

    因此，分清“利”“害”，才是真的厉害；看清利弊，才能趋利去弊。胜利的背后隐藏着失败的危险，失败的旁边却又藏着胜利的机会。聪明的将领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下达命令，聪明的人也能够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做出抉择。能如是者，方才是智谋之人。

    不存侥幸心理——“九变”之守

    孙子兵法认为，两军交战，永远不能存在侥幸心理，通常情况下，宁肯多做准备，也不可暴露在风险之中。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不会发生危险。要知道，越是自己认为对手不会进攻的时候，越有可能是对手偷袭的时机；越是认为对手不会走的路线，越有可能是对手的“奇兵”所在。

    战场上是千变万化的，胜败除了要看双方兵力的大小，还要看指挥员应变的能力。孙子用“九变”来形容这种变化，可见变化之多。没有变化而墨守成规，那自然要被灵活多变的对手打败。这其中所说的要有所“不为”、“君命有所不受”都是很重要的军事原则。从古至今许多有作为的军事家，正是靠多变来取胜的。鉴于九变的指挥原则，孙子又概要地提出了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东汉元初二年，西羌攻打武都。当时正是邓太后临朝，代十三岁的汉安帝处理国家大事。眼看西羌军队要攻陷武都，而且仍有南下之势，邓太后闻虞诩有将略，令其为武都太守。

    虞诩率三千兵马往武都。羌军早就知道虞诩很厉害，听说汉朝派他前来征讨，感到很紧张，赶忙率领几千人的军队，集中在陈仓境内的崤谷，凭险埋伏。虞诩带领部队来到崤谷附近，立即派出尖兵在前边仔细侦察，发现羌军已有了准备，在崤谷埋伏了大批的军队，占据了有利地势。虞诩一想，觉得硬攻不仅会造成很大伤亡，而且很难奏效。他决定先用假象分散羌军兵力，然后再乘机突破。

    定下计策之后，虞诩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扎营待命，他则到部队各处巡视。每到一处，他不管有没有外人，就说：“羌军凭险据守，我们兵力有限，不易突破。现在，我已派人报告朝廷，请求援兵，等援兵到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进攻。”羌人为其所惑，分散至各县掳掠。留在崤谷的少数羌军，也觉得虞诩一时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没有一点作战准备。

    虞诩看到羌军已分散了兵力，就抓紧时机，集中力量，趁敌不备一举突破崤谷。崤谷的守卫措手不及，即使有天险也守不住，立即溃退。

    打下崤谷之后，日夜兼程，虞诩以每天二百多里的速度，向赤亭急进。至武都时，兵不满三千，被羌众数万围于赤亭。虞诩命令将士顽强固守，一直坚持了十天，打退了羌军的多次进攻，大大挫伤了羌军的锐气。到了第十天，羌军又开始进攻了。虞诩站在城墙上晾望，发现羌军士兵畏缩不前，好像是怕被虞军的强弓利箭射着，于是，虞诩下令士兵改用小弓向敌人射击。羌军一看虞军的弓箭已射不到自己跟前，就一窝蜂似地向赤亭发起进攻。当羌兵冲到城下时，虞诩命令强驽手分成二十人一组，共同瞄准一个敌人射击，箭箭命中，无一虚发。羌人大震，赶快向后撤。汉军出城反击，大败羌军。

    上文之中，羌兵自认为虞诩不会进攻，于是边自顾自散去，可见想法是有多么幼稚。而虞诩也正好利用这一机会，一举攻破敌军防线。

    敌我交锋时，不能指望敌人不来进攻，要靠我方具有充分的准备，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逞。对于敌人，不可以轻估。老子曰：“祸莫大于轻敌。”因此常具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在敌我交锋时，不能存在侥幸取胜的心理。上文之中的羌军就是因为疏于防范，结果才被虞诩所趁，损失惨重。

    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忧患意识，尚如同理想主义者一样把自己的安全寄予愿望，与此相比，几千年前的孙子的法就显得客观的多了。要知道，单方面的愿望是很难成为力量的，没有忧患意识，必然忧患丛生，遭受损失。

    1990年2月，伊拉克出动大军一举占领了海湾小国科威特，引起了世界震动，并由此引发了冷战后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科威特亡国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麻痹无备。事实上，伊科两国围绕领土问题早有争端，而且在伊拉克发动进攻之前，美国的侦察卫星就已发现伊军在前线大规模调动集结的情况，并向科威特发出了通告。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科威特当局的足够重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上，没有适时加强战备。结果，当伊拉克10万大军洪水般涌来的时候，科威特人还大都在梦中，使伊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科威特。正如西方舆论界评论的那样，如果科威特战前有必要的准备，并通过切实有力的军事、外交等努力，结局不至如此。

    所以，平时做到“有备无患”，才能取胜，否则便要面对失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没有日常的准备，就必然遭遇损失。提高忧患意识，这一点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之中都应该被我们所铭记。工作没有忧患意识，必然被淘汰；生活没有忧患意识，出现事故只能茫然失措。只有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才是人潮人海中的强者。

    孙子兵法的谋略分析

    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地”缘与“人”缘

    自古以来，用兵打仗就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孙子尤其注重在各种地貌环境之下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孙子提出在有的地形上要结交左右，在某些地形不可耽留过久，对于某些地段要尽力抢占，对于有的地段则可以放弃。总结起来，或交或争，或留或走，或弃或战。了解地形的人，无异于自身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援军，不了解地形的人，则相当于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公元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温福率清军攻打大金川，设大营于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率兵五百屯底木达，防守小金川。

    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沿山遍设碉卡阻击清军。温福也以碉对碉，筑碉堡千余座，所部两万余人分驻各碉卡，致使兵力分散，守备不足。索诺木暗中派人说服已经降清的小金川头目反清，其他各部也先后响应。索诺木等见底木达兵力薄弱，又无后援，于6月初袭击底木达。董天弼所部不堪一击，迅速溃散。随后，金川军劫掠清军粮仓。由于清军对木果木大营后山要隘疏于防范，为金川军所乘，温福本人被袭杀。大营及其他各卡清军也闻风溃散。清军攻打大金川的计划失败。究其原因是将领不了解当地的地形所致。

    当然，在孙子看来，地域的远近平险绝不仅仅和一场两场的战斗有关，真正的智者懂得利用运用地理因素来为自己取得更大的利益。孙子认为，上交伐谋，其次伐谋，而在伐谋的时候，地理上的因素可以为自己取得更大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往和地理有着巨大的关系。

    战国末期，七雄争霸。秦国经商鞅变法之后，势力发展最快。秦昭王开始图谋吞并六国，独霸中原。

    公元前270年，秦昭王准备兴兵伐齐。范雎此时向秦昭王献上“远交近攻”之策，阻秦国攻齐。他说：齐国势大，离秦国又远，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军队派少了，难以取胜；多派军队，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不如先攻打邻国韩、魏，逐步推进。为了防止齐国与韩、魏结盟，秦昭王派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其后四十余年，秦始皇继续坚持“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首先攻下韩、魏，然后又从两翼进兵，攻破赵、燕，统一北方；攻破楚国，平定南方；最后把齐国也收拾了。秦始皇征战十年，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

    这一“远交近攻”的战略，立足于“地理”因素，可以说是秦国得以统一六国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孙子的战略眼光仍旧会对我们有所裨益。在很多时候，地理即是势力，即是利益，所以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采取不一样的策略也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大公司要考虑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市场战略打算，小公司要考虑自身所处的位置是否占有地利，个人要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更适合。在工作之中要考虑地理路程，在生活之中要考虑地利交通，可以说，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没有地理意识的人，就如同坐井观天，目光不够远，怎么能有成就呢？

    君命有所不受：要做“助手”，不做“工具”

    《孙子兵法》认为，凡制胜条件确有把握的，即使君主不让打，也应坚持打；凡制胜的根据不足，没有取胜把握的，即使君主让打，也应坚持不打。如果胜利了，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功名，不战而退却了，也不逃避违背君主命令的罪责，只求保全民众，符合国家的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财富和栋梁。同时孙子认为，胜利了不追求个人的功名，退却了也不逃避违背君主命令的罪责，体现的是一种胸怀、一种责任、一种情操。

    汉宣帝时匈奴经常欲与羌人联合犯汉，老将赵充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做好平定羌乱的战斗准备。

    当时的羌族分为先零羌、开羌等部落。赵充国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宣帝已调发六万人准备大战。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提出建议：羌人以畜产为生命，现在都已离散，汉军分兵出击，虽不能全诛灭之，只要夺了他们的畜产，掠了他们的妻子，然后退兵，冬天再次出击，大军频繁打击，羌人必定丧胆。赵充国却坚持自己安抚为主的战略。

    当时，宣帝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引兵西进。赵充国受到皇帝指责，并不放弃己见，他以为将军带兵在外，虽受诏命，只要能安国家，就应按便宜行事。于是上书表面上承认过错，实际上进一步陈述用兵利害，认为攻击只会使羌族各个部落联合一起，不如招抚为主，攻击为辅的手段，将其分化划得来。

    最终，赵充国坚持己见，攻击先零羌，大破敌军，却不侵扰其他部落。其他羌族首领亲自前来，赵充国招待饮食，让他回去告谕众。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你们都是为了自己获取战功，而不是忠于国家的打算。”他的话还未说完，答复的玺书已到，命对其他羌族首领以将功赎罪论。后来，羌族部落终于不动兵戈便归降汉朝。

    在上文的例子之中，老将赵充国可以说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同时也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因此，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不是一名“听话”的臣子，但却是国家的栋梁。

    以今天的眼光看，“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对于工作也十分有用。如果你非常熟悉情况的变化，你的办法确实能使企业发展和繁荣，取得巨大的利润，那么上级或老板的不切实际的命令也可以“有所不受”。看到市场急需什么商品，就应当赶在对手还没有反应之前将产品快速投入市场；同时应当避开饱和之“实”，而突击短缺之“虚”，这样就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竞争中赢得胜利。相反，如果上级处处掣肘，下属唯唯诺诺，可以说上下都是庸才，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要知道，真正的有用之才，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能完成领导者也完成不了的任务。只有无所作为的人才是领导着手中可以随时进行替换的工具。那么我们是要做左膀右臂还是工具呢？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自身的自主性。

    智者之虑，杂以利害：看清“得失”才算“智虑”过人

    孙子认为，智慧明达的将帅考虑问题，必然把利与害一起权衡。在考虑不利条件时，同时考虑有条件，大事就能顺利进行；在看到有利因素时，同时考虑到不利因素，祸患就可以排除。因此，用最令人头痛的事去使敌国屈服，用复杂的事去使敌国穷于应付，以利益为钓饵引诱敌国疲于奔命，将“害”留给敌人，自然就会把“利”留给自己。

    孙子的军事思想在此段中表现出来的是作战要灵活多变，这种军事思想是建立在“杂于利害”的基础上的。他要求将领必须全面看问题，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个方面。

    在一般的情况下，利害总是共存的，在许多情况下，利与害可以互相转化，害可以转化为利，利也可能转化为害，关键在于领导者怎么样来指挥了。优秀的指挥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定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斟酌考虑，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1944年，盟军制定了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盟军空军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主张使用重型轰炸机攻击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交通线，以孤立登陆地区，确保登陆成功。作为盟军空军轰炸机司令的斯帕茨一向是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但这一次他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盟军空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德国战斗机在登陆日无法进行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为此，应对德国本土、特别是石油目标进行重点攻击，迫使德国战斗机为保卫这些目标同盟军决斗。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由于斯帕茨的坚持，盟军最后采纳了他的空军战略。事实后来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6月，当盟军正式发起登陆战役时，德国空军已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

    在上面的战例之中，双方就是否对德军的空军进行攻击产生了分歧，其实这就是在对此举的利弊进行权衡。事实证明，攻击德军的空军是利大于弊的，牵制德军的空军力量可以极大减小盟军的登陆损失。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做任何事一样要把利益和危害放在一起同时考虑，进行权衡，这样才能拿出最好的方案。这需要我们有详实的资料、深入的思考、准确的判断，三者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样，都难免会是自己遭受意料之外的损害。

    早年由香港移居美国的华人司徒炎恩，长期投资股票，深知其中的奥秘。为了选择股票投资，他经常做市场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搜集，除了看公司年报外，还要亲自试验某些公司的产品，以判断该公司的生意前景，确定其股票的升值潜力。

    1992年，在14岁时，司徒炎恩动用了多年储蓄下来的七百美元买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股票，因为他经过调查研究，肯定此公司的股票有升值潜力。结果三个月后，股票升值逾倍。他把股票卖掉，净赚了八百美元。

    1993年，他向家人、亲戚、好友集资两万美元，成立基金，自任经理。由于他深通其中的门道，基金每年都有三成多的增长。他在管理父亲十多万美元的退休基金时，投资六种股票，结果，这些股票都大幅度地升值。在投资股票的道路上，司徒炎恩“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能够综合考虑利益与危害，成了人人称道的“股票神童”。

    司徒炎恩之所以能够在股票领域屡战屡胜，正是因为他能够根据自己手里大量的资料，进行细致的思考，对于自己决定会产生的危害和取得的利益都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才去下决定。这一点充分体现了孙子“智者之虑，杂以利害”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因此，面对利益，就一定要思考其带来的危害；面对危害，又要思考其能否带来利益，这便是孙子“胜后求战”“以害为利”的根本前提。若没有对利益与危害全方面的清醒认识和深刻认知，做事时极其容易陷入被动，智者不为也。

    将有五危：“覆军杀将”的直接原因

    《孙子兵法》认为，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一个鲁莽不怕死的将领必然冒进，用计策就可以除掉。必生可虏：如果一个将领贪生怕死，那么就会做事疑虑，难以下决断。忿速可侮也：一个易怒的将领，只要激怒他，就会促使其做出错误的决定。廉洁可辱也：珍惜自己廉洁之名的将领，就会被流言蜚语惹怒，因为引发做出错误的决断。爱民可烦也：珍爱百姓的将领，因为太过于牵挂，因此面对频繁的扰民行为就会头痛不已，最终失去作战的信心。覆军杀将，一定是因为这五个原因。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将领，是需要很多品德的。首先，智慧是很重要的。将领只有拥有超人的智慧，才能在制定战略时，清楚地辨识出自身的优势、劣势以及机会。勇气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缺乏勇气，将领就无法在时机来临时，将智慧和大胆的行动结合起来获取优势。

    诚实和仁慈也同样重要，因为在本质上，领导一支队伍意味着通过其他人来达到成功，而如果没有了诚实和仁慈，就无法得到别人的忠心，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将领还必须表现出对局面的控制能力，表现出自信和胜券在握的姿态。这种自信的表现不能是表面上装出来的假象，必须是建立在睿智、诚实、仁慈和勇气基础之上的真正的自信。

    如果将领有一点彷徨，那么他的跟随者就会有很多彷徨。“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静则不挠，幽则不测，正则不渝，治则不乱。善用兵者先修理仁义，保守法制，自为不可胜之政。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将领不会表现出对组织造成伤害的性格缺陷，如犹豫不决、胆怯自私。

    然而在这些的基础上，将领却还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优点变成缺点，不要让自己的品格变成死穴。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将领，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三国后期，诸葛亮第六次出祁山北伐。蜀、魏首先在陕西眉县渭河滩摆开战场。司马懿在取得抢夺渭水的胜利之后，渡过渭水，在渭河南岸背水结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坚守不出。

    两军对垒相持中，诸葛亮派士兵日夜辱骂，司马懿手下的将领们都要出战，但是司马懿深知对方劳师动众，千里行军，利于速战。只要自己坚守不出，诸葛亮就会不战自败。因此他对蜀军的日夜辱骂充耳不闻，下令将领但凡有私自出战的，立斩不赦。

    诸葛亮见状，又派使者送去妇女穿戴的衣物给司马懿，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马懿出兵。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接过妇女衣物放到一边，却心平气和地问起诸葛亮的饮食起居，一点生气的样子也没有。

    这时候，曹魏众将领受不了诸葛亮的女衣羞辱，更对西蜀数次挑战辱骂难以忍受，纷纷请求出战，以至到了难以约束的地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不能让将士的激愤情绪扰乱大谋，遂写了请求出战的表章，千里送往京师洛阳请皇帝曹叡批准。曹叡深知司马懿用心，特派卫尉辛毗持皇帝节书到前线，宣布不准出战的诏命，才使司马懿战略意图得以贯彻。

    诸葛亮在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此次战争，因为司马懿坚守不出，防守严密，在心理上和战略上都占了上风，最终几乎不战而胜。

    在上文之中，司马懿一旦受不了侮辱，愤怒出战，那么三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唯有因为他没有露出自己的性格弱点，所以才让敌人无懈可击，最终束手无策。

    孙子认为，五种危机都是由于将帅素质缺憾所致。真正合格的将帅理应是不避生死之险、智勇双全者，性格完美持重、具有远见卓识的仁者，而不是只捉住事物一面，困守至死的庸才。他们虽勇敢但并非拼死蛮干；他们善于保存军队的实力，却不委屈贪生；他们性格刚毅但并不暴躁，且经得起诋毁、误解；他们廉洁自爱却又不怕诽谤；他们爱民爱兵，却完全符合孙子在“始计篇”中所论的合格将帅条件——智、信、仁、勇、严五德齐全。本篇更进一步深入研讨了将帅的人格素质，与“五德”相辅相成。只有这样的将领，才是国之栋梁！暴躁易怒、优柔寡断、充满妇人之仁的人，都应该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做一个真正识大体、做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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