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国公民登记员指令
选自埃里克·埃伦赖希《纳粹的祖先证明》
当我初次见到73岁高龄的约·毛赫时，他从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棕色书籍放在桌子上。书的封面正中间印着的那只金色的鹰已经褪了色，书的上方印有一行德文Deutsches Einheitsfamilienstammbush（《德国标准家谱》），这是一本关于德国家族树的书。
书中记录了毛赫的父母玛丽亚·卢茨和阿尔方斯·毛赫、毛赫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还有那些能够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祖先约翰娜·米夏埃尔·魏德、埃莱奥诺拉·魏斯和巴尔塔扎·卢茨。毛赫扬了扬眉毛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德国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德文名字，并且从不到国外旅行。《德国标准家谱》是一本家谱规则，也是一套文件集，又是一本全家族的护照。这本书里有全家族人的生日和婚姻记录表，官方的印章认证了毛赫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婚姻细节。家谱还为毛赫和他哥哥于尔根、姐姐伊丽莎白每人设有一页，记录他们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他的姐姐在三岁时死于白喉病。毛赫生于1940年，起名“约阿希姆”，在他的那一页，印有四个斯图加特的官方印章，其中一个印章是一匹前蹄腾空后仰站立的枣红马，还有一个印章是一只雄鹰，在一个圈起来的德国纳粹万字标记上方展翅高飞。
这本书还列了一些好的德文名字，如约阿希姆、约比特、尤利乌斯、于尔根等，供男孩和女孩选用。书的前后是一些文章，主题是指导20世纪30年代德国公民如何拥有富有成效的人生。“你看，”毛赫指着一篇文章的题目说，“Die Familie im Dienst der Rassenhygiene，为Rassen服务的家族，其中Rassen一词的意思是‘种族’，即‘种族纯洁’，保持种族清洁的意思。”还有一篇文章，论述为什么不应该和有基因缺陷的人结婚，原因就是怕把这些缺陷传给孩子。
毛赫既坦率诚恳，又若有所思。他时而停下来认真地思考，时而咧开嘴甜蜜地微笑，这微笑改变了他的整个面部表情。他的两只淡蓝的眼睛同时看着不同的方向，他解释说，虽然他两只眼睛都能看见，但是他的大脑对于右眼看到的东西没有反应。他出生以后就住在斯图加特的一条街道里，两边都是公寓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四年，那条街道遭到轰炸，当时他只有三岁。他说：“当时每次空袭都有两次警报，一次是持续很长时间的警笛声，意思是‘赶快隐蔽’；另一次是非常快的嗒嗒嗒的声音，意思是敌人的轰炸机已经到了，马上就要轰炸。”
他问我是否看过《五号屠宰场》那个电影，电影是根据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改编的，说的是德累斯顿空袭。毛赫说，无论那部电影的制片人是谁，他一定经历过那次轰炸。“当电影出现了轰炸的镜头时，我吓得几乎跑出电影院。那个镜头太真实了，镜头里没有炮火硝烟，只是展示了一群人跑进地下防空洞，接着是一阵晃动，墙上屋顶的灰浆直往下掉，房顶吊着的灯泡晃了几下就熄灭了，一片黑暗，这几个镜头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天，毛赫家隔壁的公寓楼被炸，这两栋公寓楼的地下室是由一条通道连接的。毛赫回忆说，空袭过后，人们把那些半死的人顺着通道拖进他们的地下室，他停了停接着说：“实在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大人们，我母亲情绪失控，大喊大叫，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简直糟透了，当时父母都崩溃了。”他们在地下室躲了大约半个小时，出来时发现右边的公寓楼不见了。从此以后，毛赫的两只眼睛就不能聚焦在一个方向了，谁也弄不清楚这是什么病症。
当时，毛赫的哥哥被送到一个亲戚家，父亲在俄国前线。毛赫只见过父亲一次，那是在他回来参加女儿葬礼的时候。几个月后，毛赫的母亲收到一封德国政府寄来的信，说她丈夫是个英雄，意思是他已经不在了。来信说他死得其所，却没有说具体是怎么死的。
毛赫越来越憎恨德国，他和他的朋友都是在废墟和混乱中长大的，在这个国家里有1100万人被杀害，还有更多的人被关押在死亡集中营里。毛赫说：“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在四处询问这些事，但是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回答。“我们有时打电话，有时找人面谈，但是我们询问到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行为端正的人，和这些事没有关系。”有时他的母亲很不情愿地跟他说让犹太人遭受恐怖境遇的也都是好人，毛赫当时就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们？”毛赫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当然，这样问她是不公平的。”可母亲总是回答说：“你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没有人是纳粹，”毛赫说，“人人从一开始都知道希特勒是罪犯。”我问毛赫他的母亲是不是纳粹，他说：“我认为她不是。但是他们这些人当着孩子的面说话都得特别小心，因为老师会让孩子揭发父母是否说过希特勒的坏话。”有一次，毛赫的母亲告诉他当希特勒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后，有一个邻居过来质问她是否听了他的演讲。因此毛赫断定他母亲不是纳粹，如果是的话，她就不会跟他说这样的事了，但是她说她哥哥是纳粹。那么，毛赫的父亲是纳粹吗？毛赫说：“我想他也不是，我听说他是个非常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根本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纳粹。”
到了毛赫上学的时候，他的生物课本有好几页都被白纸盖住了，后来有人告诉他，被盖住的段落鼓吹雅利安民族在生物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毛赫说：“当时只有一位教师是以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为己任的。”毛赫现在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依然记得那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年轻人。有一天，这位教师把一份集中营的建筑图带到班上来，把屠杀室展示给学生看，并解释道：在其中一间屠杀室，纳粹朝人们的脖子开枪，当人们中弹倒地后，血液会从地面上设计巧妙的沟槽排出去。老师对学生们说：“现在，想象一下那些绘图人员坐在那里设计这些东西的景象！”回忆到这里，毛赫评论道：“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人们怎么能够那样做。”
1960年，毛赫逃离德国，去了澳大利亚，因为他不愿意被征召入伍。但他不会说英语，所以开始时只能同德国人住在一起。他说：“那时我才第一次真正见到了纳粹，这些人也认为希特勒不是好人，纳粹干尽了坏事，但他们仍然为纳粹的行为找借口并为之辩护。”因此，毛赫就同他们疏远了，长期以来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耻辱。
当毛赫开始结交当地人时，他惊奇地发现有些澳大利亚人积极地寻查自己的家族信息。对他来说，这种事充满邪恶的味道。当然了，他的那本《德国标准家谱》支撑了批评家谱学的人的某些观点，也使得这些人的惶恐之情顺理成章。不仅仅是那些富人和志向远大的人在乎自己的家族历史，纳粹也很在乎。
《德国标准家谱》由德意志帝国联邦公民登记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印制，很快在全国成为标准的家族家谱的法律证明。埃里克·埃伦赖希撰写的《纳粹祖先证明》一书最为具体、详细地论述了纳粹把家族家谱官方化的过程，他认为，家谱登记员很明确地表示希望家族家谱能够成为“宣传人种改良学的方法”。埃伦赖希把《德国标准家谱》和其他类似文件的发起追溯到了纳粹执政之前很早的时期，那时，家谱学家在德国已经很有社会影响力了。
早在1898年，德国历史学家奥托卡尔·洛伦茨就已经把家谱学描绘成连接历史与科学的桥梁了。他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多思考一下遗传学，科学家也应多思考一下家谱学。在洛伦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家谱科学仅限于收集和整理记录等活动，但是大约就在此时，家谱学界便开始与研究遗传的医生、研究人员和精神科医生打交道了。他们首先研究的对象是皇室家族，这倒不是因为家谱学家都是趋炎附势的人，而是因为贵族家谱保存得相当完整，而且贵族成员留有肖像，从中可以观测到一些家族特征。譬如，洛伦茨很专业地注意到哈布斯堡家族几代人都有突出的下颚和嘴唇，他认为是这个家族近亲通婚的习俗使得这些特征在几代人身上凸显。
在那时的德国，探究家族历史的行为非常普遍。1903年，德国家族历史中心（Zentralstelle fǘr deutsche Personen- und Familiengeschichte）成立。1908年，这个机构正式承诺，要搜集家谱信息来帮助精神科医生和人种改良学家了解“遗传、退化和再生”等问题，目的是收集全国人口现有的和早先的家谱记录，从贵族阶级到资产阶级，甚至监狱和避难所里的人都包括在内。
当时，家谱学、遗传学和进化论是宏大的科学运动中可以娱乐大众的主要话题。1910年德国种族卫生协会成立，并于1911年在德累斯顿承办了一次展览会，这是一个生物学盛典，展示了细胞的活动和杂交的原理。展览会还用家族树来说明遗传规律，表明音乐天赋、“道德沦丧”，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像夜盲症这类的症状，都具有遗传性。家谱学家在展览会上举办讲座，这表明家谱学家和医学界的交流逐渐增多。这种学科之间的密切交融还体现在家谱年鉴中，那时的年鉴开始登载有关家族树在精神病学和人类学方面应用的文章。同时，精神科医生还参与了有关患者家族史记录标准化的讨论。
科学与家谱学的结合发挥了民族团结的作用。但没过多久，对于遗传和家族特征的关注就自然而然地与对残疾和种族的关注交织在一起了。实际上，家谱学已经处于历史、科学以及民族主义等领域的核心地位。从种族方面来讲，当家谱学家越来越专注于种族群体，科学家也越来越关心进化如何对人产生影响时，他们不仅仅看到了家族之间的不同，更看到了整个种群之间的不同。当一个种群被隔离，不同种群通婚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寻找到生活在岛屿上的族群和那些坚持本族内通婚繁衍的族群。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研究的是在殖民统治者桎梏中生活的、与统治者关系紧张的土著人。据一位历史学家说：“瑞士人类学家研究的种群是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这些居民很少与其他种群交往。对美国人来说，美洲土著族群就是最有研究价值的独居群落；而对印度和英国科学家来说，研究的重点要放在印度种性制度上。”有一位遗传学家迫切希望探讨种族纯洁性和种族混合性的问题，他说：“研究种族混合必须在美国黑人中进行，因为那里几乎具备了实验室般的理想条件。”
反犹太人的情绪与德国家谱运动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埃伦赖希写道：“人们持有两种观念：一是生物学意义上截然不同的种族是存在的，二是这些种族之间具有不同的价值。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在德国，犹太人被认为是血统单一的外来种族。就像达尔文用来作研究的鸟雀一样，犹太人是遗传学和进化论有用的研究对象。其他种族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和对他们的歧视比比皆是，这使得科学家们试图从遗传学，而不是从种族偏见方面来解释对犹太人的社会评价。
在20世纪20年代，家谱学家及相关工作人员通常要清查有犹太血统的家族，并公布他们的名单。1925年，有人呼吁在公民登记部门中建立一个专门的人种改良机构来记录四至六代的家族史和生物信息。阿希姆·格尔克是家谱学领导人，后来进入大学任教。他在1928年到1932年间，出版了八卷本的《犹太人的影响与德国的大学》一书，书中列出的教师名单有犹太人教师、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教师，甚至有与犹太人结婚的教师。同时，家谱学杂志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遗传疾病的威胁，譬如，采取绝育或其他更为严厉的措施。
回想起来，人们很容易认为保持种族纯洁的观念是在纳粹的权力上升的时候才开始发展的，其实，正像埃伦赖希所写的那样：“纳粹开始执政以前，种族人种改良理论的基本内容就已经出现在魏玛时代的家谱学杂志上了。”的确如此，如果家谱学不是从帝国时代就已形成，并延续到魏玛时代，那么纳粹就无法要求德国公民出具血统证明。
即便是在纳粹执政以前，纳粹党员也必须证明他们是纯粹的雅利安血统。一篇纳粹党报刊登的文章认为：“狗和马都有家族树，牛都要在种群册中登记，这是保持血统纯洁的首要条件，也是在亲属群体中建立纯粹的雅利安族的立足点。”当纳粹在1933年掌权时，他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给六百万德国公民的血统分类，分类标准是纯粹型和混合型，并在此基础上给全体公民的权利定位。历史学家贝恩德·高泽梅厄写道：“对于家谱学的兴趣在纳粹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当时无数个人种改良学数据库建立了起来。那时，人的生存权利几乎取决于他们的家族家谱图表。”
在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建立祖先证明档案的需求和迫切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开始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1934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德意志帝国的邮政部长要求所有下属职员都要出示自己是雅利安族后裔的证明，而在此之前，只有当人们的种族状况出现疑问时，才被要求出示这样的证明。同年，希特勒政府发布命令：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即将举行的莱比锡交易会上拥有展位，而且所有参展的制品必须是德国制造。但是，对“参加交易会的犹太人或其他非雅利安人”却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购买德国制品。
1935年，据《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报道，有一位年轻女性因伪造祖父的出生证明在柏林被判四个月监禁，她祖父是犹太人，这个女孩把“犹太人”的字样涂掉，改为“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因为她要想保留那份工作，就必须证明她的祖父不是犹太人。有些部门要求员工从1800年起就不能有犹太血统。在当时，报道雅利安民族排斥其他种族的文章远远不止这一篇。
纳粹的家谱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反犹太人而进行官方社会分类的一种方式，还是一部加强和记录纳粹种族主义与人种改良理想的庞大社会机器。数以千万计的德国人身陷档案文件造成的大混乱之中，他们每天必须在登记处或在其他政府代表面前排队出示能证明他们祖先的文件。埃伦赖希写道：“作为营销策略，很多公司会分发家族家谱表格，就像现在有些公司发钢笔和日历一样。”因此，帝国政府对于祖先的特别关注使很多人从中获益，其中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家谱学家，就连公民登记处和教堂的信息管理员也从中受益。他们不但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还从日益增长的政府资助和不断提升的声望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家谱学杂志很畅销，类似于《如何找到我的祖先：迅速证实雅利安族的捷径》的书籍也大卖特卖。
对于家谱学家来说，由此带来的新权势令人陶醉。1936年，有一篇文章写道：“几十年来，血缘关系研究就是科学界的灰姑娘。其他学术门类在大学里都有教授职称，并受到国家的鼓励，但是人们对我们家谱学家却不重视，还报以苦笑。现在，由于有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统治，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家谱学成了国家级的研究项目。”
1936年，德意志联邦帝国的公民登记处制作了一种新的家庭护照Ahnenpass。就像《德国标准家谱》一样，这是一本携带方便的口袋书，书中列有家族信息，一旦经过官方盖章，它就可以当作法律文件使用。官方一共发行了几百万册，私营公司又制作了20多个版本。德意志帝国对这本家庭护照非常重视，就连最高军事指挥官，甚至元首秘书办公室都提倡使用这本家庭护照。有一个版本还把希特勒的语录放在了第一页。
其实，许多德国人仅凭宣誓就足以“证明”他们是雅利安族世家了。地方行政部门有权自行决定个人的身份——前提是战争一旦结束，人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但是，在20世纪的早期，许多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一般都成为基督徒，也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如果人人都必须出示他们家谱的细节，谁知道第三帝国会对他们采取什么举措呢？
很多人无法通过宣誓得到身份认证，他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和帝国家族家谱部门打交道。埃伦赖希梳理了数百封战争期间普通德国人写给政府部门的信，请求当局尽快做出对他们有利的裁决。其中一位女士写道“没有人能了解我那难以名状的、深痛的悲伤”，她悲伤的原因是她的儿子希望能娶一个雅利安族女人。还有一个人写道：“请留给我一线希望吧，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会活不下去的。”
埃伦赖希的母亲于1939年逃离德国，虽然他的父亲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是纳粹却夺去了他两个姐妹和很多家族成员的生命，这次调查研究对他来说是一次非常离奇的经历。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埃伦赖希就对纳粹的大屠杀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人要杀光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呢？他查阅的信件都保存在德国档案馆里，档案馆是战时希特勒私人党卫军驻地旧址。如果他在白天翻阅到曾经住在附近的种族专家写的信件，晚上他就会特意从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旁边走过。
1935年，纳粹发布了一条法律，禁止遗传基因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通婚。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制订了秘密的T4计划，把几千个残疾人，连同那些穷人、“已成为沉重负担的生命”，还有“无用的吃闲饭的人”重新划归为“不应该生存的生命”，在诸多方面，这一计划可以说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先行试验。
起初，这个计划只针对儿童，他们要求家长把身患残疾的孩子送入特别中心进行治疗，但是孩子一旦到了那里，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被过量注射致命针剂而毒死。随着计划不断扩大，那些因患精神分裂症、癫痫、痴呆或其他疾病住院的人，被身穿白大褂的党卫军士兵分别转到六个杀人中心。随后，他们被领进伪装成淋浴室的房间遭毒气毒害而死，尸体被放进特制的焚尸炉里焚烧。他们的亲属会收到死亡通知书和伪造的死亡证明。后来不知怎么的，这个计划走漏了消息，甚至在纳粹政府里这个计划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终，一场民间抗议活动迫使该计划表面上叫停，但在暗地里仍秘密进行，先后有20多万人在T4计划中丧生。
战争结束后，纳粹的血统和人种改良活动最终接受了法庭审判，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少将被逮捕，并在纽伦堡法庭受审。这个人曾制订了一项计划，把生病的、残疾的、老年的以及“非德国的”人送入毒气室，他杀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颅骨进行医学研究，还用活人进行医学试验，譬如，给人强行绝育，做手术试验、毒药试验，他还让人接触像天花一类的疾病，或把人放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例如高海拔地区）进行观察。为勃兰特辩护的材料包括一本麦迪逊·格兰特写的《伟大种族的传承》，勃兰特特别提请法庭注意此书中那些与作者所倡导的行为相关的段落，纳粹所做的是将这些行为付诸现实：
对所谓神赐法律的错误认识和对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用事，往往阻碍了对有缺陷的婴儿实施淘汰以及对那些社会渣滓施行绝育的计划。自然法则要求消灭不健康的人，只有对社会或种族有用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
然而，纳粹的人种改良计划不仅仅是要消灭低劣的人，还要为那些他们认为优秀的人提供便利。
吉塞拉·海登赖希的父亲死在了俄国前线。她的很多同学也没有父亲，但是他们都有父亲的照片，都知道父亲的名字。可吉塞拉既没有父亲的照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另外，她的朋友都是在托尔泽的巴伐利亚镇出生的，可她却生在挪威。母亲告诉吉塞拉，1943年她怀孕的时候正在奥斯陆的一家名叫生命之源（Lebensborn）的诊疗所打工，吉塞拉就是在这个诊疗所里出生的。吉塞拉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生命之源”这个词，她还以为这就是那个诊疗所的名字。
然而，她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蹊跷。她告诉我：“当一个孩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什么事很蹊跷时，她会有种感觉——‘我得问清楚，我想知道是什么事……噢，什么？什么事也没有，这只是你的想象。’”
在她13岁时，有一条丑闻成了德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她的一个朋友悄悄地递给她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关于“生命之源”诊疗所的文章，文章说那个诊疗所其实就是个为党卫军士兵设立的妓院。据这则消息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制订了一个生殖计划，征集妓女或无辜的雅利安少女，供士兵强奸（这些士兵须具备良好的雅利安身份证明）。吉塞拉心想：“噢，我的上帝！现在我明白妈妈为什么从来不提我的出生地，也从来不提我的父亲了。”
吉塞拉不知道该向谁询问这件事，她的母亲是一个郁郁寡欢、难以相处的人，不苟言笑，很少与人交往，作为母亲甚至都没有告诉过女儿女人生理期的问题。吉塞拉跟我说：“你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第三帝国的那场浩劫过后，人们避讳的话题越来越多，甚至包括有关性的话题。因此，我没法问她‘你真的是妓女吗？’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生命是在妓院中制造的，这太可怕了。”
在吉塞拉18岁时，有一天，她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站在门口的是一位年轻姑娘，看起来与她同龄。“你好，吉塞拉，”那个姑娘说，“我是你妹妹。”一听这个，吉塞拉砰地把门关上了，但过了一会儿，又把门打开了。这个新来的妹妹告诉她，她们还有三个兄弟姐妹和一个父亲。不仅如此，她们的父亲还活着，最让人惊异的是，她说：“我们的父亲是个英俊的父亲、优秀的父亲，他非常和蔼慈爱。”
这简直就像神话一样！吉塞拉很爱她新近相认的兄弟姐妹，也很爱她刚刚相识的父亲。他父亲跟她说他一直在想方设法找她，甚至连她父亲的妻子也欢迎她（虽然她父亲曾一度对妻子不忠），这使吉塞拉有了做女儿的感觉。虽然她仍然和母亲住在一起，而且很少谈论这件事，但是，当吉塞拉去看望她的父亲时，母亲就会说“代我向他问好”。等她回来时，父亲也会说“代我向她问好”。
吉塞拉的父亲告诉她，大约20年前，他和她母亲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一场婚外情，但他同时又说：“这也是在执行希姆莱下的命令，为了把党卫军战士的宝贵血脉传下去，希姆莱让他们婚外生子。”吉塞拉不想失去她梦寐以求的幸福，也就不再询问什么细节了，也不问父亲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从此以后，他们谁也没再提起此事。
实际上，纳粹发起“生命之源”计划的初衷是为了确保雅利安人不做人工流产，堕胎在当时是非法的，做流产手术的医生会被处决。如果一个妇女发现自己有了婚外孕，只要她和胎儿的父亲能够证明自己从1800年起就是雅利安族的后裔，那么她就可以在“生命之源”诊疗所秘密地把孩子生下来，如果她不想把孩子领走，孩子可以由党卫军家庭领养，或者由“生命之源”家庭收养。这种诊疗所其实并不像20世纪50年代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所说的那样是妓院，或实行强奸的场所，而是为党卫军军官的妻子生育孩子而设立的豪华场所，诊疗所的医疗费用出自党卫军士兵的薪水。
希姆莱创造优等民族的热情不仅表现在为未婚母亲提供避风港，而且还积极地鼓励党卫军士兵多生孩子。有8000个孩子出生在“生命之源”家庭里，吉塞拉告诉我，这些孩子中有一半由母亲抱回家，一半留下来等待别人领养。在纳粹占领的外国领土上，模样长得像雅利安人的孩子会遭到绑架，并且交付给“生命之源”家庭作为德国人抚养。据说有12000个孩子在挪威出生或被诱拐到这里，多达12万个孩子从波兰被人带走，在前东欧集团里，可能总共有20多万个孩子被人从父母身边带走并被雅利安化。有文件显示，一些孩子是经父母签字同意后被带走的，但是，在纳粹占领区，这些父母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值得怀疑。
战争结束后，“生命之源”诊疗所受到纽伦堡法庭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些诊疗所是慈善机构。吉塞拉的母亲作为证人出庭，但吉塞拉对我说：“在法庭上她说这些诊疗所只不过是帮助妇女生孩子的地方，这不是真话。他们的确犯下了反人类的累累罪行。”吉塞拉回忆说：“她总是说她当时仅仅是个秘书，这也不是实话。”她母亲是一个高级职员，负责改变孩子的身份，还负责分散转移在挪威被偷走的孩子。吉塞拉说：“我认为她甚至会说挪威语，但是她从来不承认。”
这些出生在“生命之源”诊疗所的孩子有着悲惨的命运，他们很多人被母亲遗弃，在孤儿院长大，大多数孤儿院的环境极为恶劣。古德龙·扎尔卡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她今年已经73岁了，在“生命之源”诊疗所一直待到八岁才离开。现在她仍然患有“生命之源”恐惧症。扎尔卡尔对我说，“生命之源”诊疗所的护士对孩子的吃饭方式管得非常严，她们坚持要求孩子在吃饭时戴上围嘴，围嘴的上一半盖住前胸，下一半被死死地压在盘子下以便接住掉下的食物。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个令人非常紧张的平衡动作。就是现在吃饭时，或者坐在黑屋子里时，她仍然感觉非常难受。她上小学了才知道自己是“生命之源”的孩子，当老师问她出生在哪里时，她说出生在“生命之源”诊疗所，那个老师就对她说，她是为纳粹而生的，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最后，扎尔卡尔被一对上了年纪的德国夫妇收养，他们在战后仍是顽固的纳粹分子。他们认为把一个雅利安族的孩子培养成人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们对待扎尔卡尔并不友善。当扎尔卡尔长到十几岁时，她把一些犹太人在集中营濒临死亡的照片拿回家，这对夫妇却说这些照片都是伪造的。
没有几个在“生命之源”诊疗所出生的孩子能找到他们的生身父母，即便是他们真的打算同父母取得联系，也大多都遭到了拒绝。扎尔卡尔长大成人以后，她母亲的妹妹找到了她，那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扎尔卡尔和这位姨母相处得很好。扎尔卡尔还得知了曾经是党卫军的父亲住在哪儿，并且听说了她还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她没敢同他们取得联系，担心他们不会认她。
在挪威，有一位医生断言，所有的党卫军人的孩子都有心理缺陷，因此他把他们送入了精神病院，直到他们长到20多岁才能出院。即便是被生身母亲收留的孩子，所在社区也常常羞辱他们。吉塞拉·海登赖希是个特例，她找到了一位认领她的父亲，还有一个对她欣然接受的大家庭。尽管如此，这个身高接近六英尺、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却对自己的长相倍感难堪——她的外貌俨然是德意志帝国理想中的典范。为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头发染成了深棕色。
海登赖希成了一名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教的是残疾儿童。她现在认为，当时她潜意识中想要帮助那些原本会被纳粹消灭的孩子。后来，她又当了家庭治疗师，专门从事家庭系统治疗——一种鼓励自己去探索过去的方法。海登赖希对她的患者解释了这种治疗方法：上几代人身上未能解决的问题，会在这一代人身上呈现出来，所以要对此进行探索。13岁时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可怕事件过去已经50年了，她现在才明白应该采用这个疗法的正是她自己。
其实，同这个计划相关的、注明那些孩子父母姓名的文件在21世纪初才被公之于众。到了此时，大多数“生命之源”的孩子才知晓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受孕和出生的。一个互助组于2006年成立，一些在“生命之源”诊疗所出生的人开始公开讲述他们的经历。据说，有些人为自己是精英群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2006年，一个叫卢特希尔德·戈加斯的“生命之源”的孩子告诉《纽约时报》：“我的眼睛并不是完美的，别人有的疾病和缺陷，我们也有。”
海登赖希翻阅了党卫军的档案记录，发现父亲在该组织机构里位高权重，但由于他在人际交往方面八面玲珑，因此从未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她还发现母亲是纳粹，而且看过母亲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词。海登赖希对我说：“她总是跟我说她带着我跟其他运抵柏林的婴儿同期抵达，可我一直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到最后我才知道那几批运来的都是挪威的孩子。”起初，她跟她自己的家人说海登赖希是个挪威孤儿，后来才承认是她的亲生女儿。
海登赖希说：“在所有的惊骇和羞辱过后，我们有负罪感，这有点令人奇怪。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负罪感……（因为我们是）为了雅利安族而被创造出来的产物，是那个政权疯狂的产物。”然而，海登赖希说她已经把这种负罪感转化为责任感了。现在她的足迹遍布全德国，到学校中去演讲，讲解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且她还吃惊地发现，即便是那些教师，对纳粹人种改良运动的这一面也知之甚少。
约·毛赫在澳大利亚已经居住了40多年，这个瘦小结实的古稀老人，除去有11年的时间经营他的橄榄树林外，大部分时间与书为伴。他回过几次德国，有一次回国时，母亲给了他那本《德国标准家谱》。他对我说，时间的钟摆又摆回来了，现在全德国的孩子都接受相关教育，了解战争中发生的事件。毛赫的弟弟是一位教授，居住在德国，他告诉毛赫，有一所学校的校训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不能重演”！毛赫说：“太残酷了，我要向那些重温这段历史的孩子们致歉。”
现在，毛赫已不再因家谱学而感到不安了，他说：“我很理解人们对自己的祖先和自己来自何方的关注，家谱学就如同历史学一样，不应该受到蔑视。”
许多人对家族历史持批评观点，认为家族历史不值得被严肃关注，但是对于约·毛赫、吉塞拉·海登赖希，以及那些和他们有同等遭遇的人来说，大历史也是个人的历史。上述的批评观点和这些人的遭遇彼此相悖，而且这个悖论只能继续下去。历史记录的数字化程度越高，越便于人们使用，人们就越了解如何解读DNA，就越了解那些非比寻常、千丝万缕的世界历史和个人历史在生活中的交叉点——不仅仅是皇族家庭的生活，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更不仅仅是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的生活，还有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即便在那些同毛赫和海登赖希有过同样的生命之旅的人中，仍有一股强大的潮流，反对“探寻祖先的历史能够帮我们认识自己”的观念。尽管西方社会设计了全新的方法来思考自身，并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究竟是谁”；尽管有千百万人订阅了诸如Ancestry.com和FindMyPast的网络服务，但是，在家谱学家这个圈子外，人们对家族世系的好奇心却未曾得到重视。如果我们真的有意要检验历史，历史将会展示出家谱学的强大生命力，简单地断言它没有影响是毫无根据的。
毫无疑问，许多人继承了前人对家谱学的恐惧，他们害怕家谱学会进一步导致人种改良，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恐惧的根据是什么。其实，意识到个人在宏观历史中的作用并不会导致谬见或偏执，对于个人历史的好奇也不意味着有人觊觎王位。其实，正是谬见和偏执导致了对记录和某些观念的滥用，而这种滥用又导致了对这些记录和观念的恐惧。
弗里德里希·冯·克洛克曾经是第三帝国时期的家谱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他对自己和助手在那个时期发挥的作用懊悔万分，认为之所以发生了这种事，是因为他和同事企图在不科学的领域里建立一门科学而导致的。但是，埃里克·埃伦赖希认为像克洛克这样的家谱学家当时所做的事情与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差别，他们都在拥护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然而，尽管存在这样的信条，即人们不应该询问他们的祖先是如何塑造他们自己的，也不会妨碍21世纪人种改良运动的发生。事实上，即便有人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知道这些事实，不应该力图分析这些事实或对它们感同身受，也不意味着我们的个人历史的细节对某些人没有价值，他们只不过是抱着错误的目的去调查这些而已。最近，一个名为“金色黎明”的法西斯政党在2012年希腊经济危机中变得越来越有势力，随之，一个人在希腊居住时间的长短以及必须提供相关证明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希腊人讲的一个笑话，说如果你要证明自己是希腊人，你需要在希腊生活过三代。虽然有些人仍对祖先漠不关心（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就应该漠不关心），然而，人们应该注意家族信息是如何保存的，如何丢失的，如何失而复得的，以及长期以来家族信息是怎样被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所左右的，对这些问题保持关切实属明智之举。
在纳粹德国，由政府管理家谱学的做法是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的体现，这说明，极权主义者可能会利用家谱学来迫害人民，然而，反对家谱学的做法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有些政权，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政治机构，都选择利用个人历史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但是他们的做法不是利用个人历史来反对人民，而是把个人历史彻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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