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造出了你；

    也许是不经意之间，

    但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他们把自己的缺陷传给了你，

    还专门为你额外加入了一些。

    ——菲利普·拉金《这就是诗》

    当奥劳达赫·伊奎艾诺11岁的时候，他生活在18世纪的村庄里。早晨，大人们都下地劳作了，孩子们就聚在一个村民的家里玩，其中一个孩子爬上附近的树上放哨，注意陌生人。伊奎艾诺写道：有一天，他和姐姐独自在家，没人放哨。突然，有两男一女翻过墙头，跳进院子。这两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堵上了嘴，从墙上挟到了外面。

    劫匪走到了一个有同伙等候的地方，沿途伊奎艾诺看到远处有人，他就大声呼喊救命，但是又被劫匪塞住了嘴，装进了麻袋。那天他和姐姐紧紧抱着过了一夜，可是天一亮，姐姐就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伊奎艾诺后来写道：“危难中姐姐给我的一点点安慰也一块儿被带走了，为她的命运担忧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我真是担心极了，不知姐姐要遭受多少苦难，这担心超过了我对自己的担心。”关于他姐姐，他写道：“虽然你早早地就被人从我身边强行带走，但你的样子永远刻在我的心里，无论再过多少年，无论我命运如何，谁也不能把你从我心里抹去。”

    那时候，类似伊奎艾诺的遭遇相当普遍，这比流放囚犯更可怕。流放囚犯的制度的确毁掉了很多家庭和群体，给人造成了深深的苦难，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估计有225万囚犯被流放，尽管有很多囚犯活了下来，而且混得相当不错，但是很多人的命运却极其悲惨，那些囚犯被迫服苦役。但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还有一个更为残酷的、延续时间更长的灾难存在着，那就是“奴隶制度”。

    奴隶贸易在非洲存在了好几百年，事实上有四个不同的奴隶贸易市场。早在9世纪，奴隶贸易就横跨撒哈拉：遭受绑架后被贩卖到北非的奴隶贸易，红海和印度洋地区的奴隶贸易，贩卖到中东、印度和印度洋岛屿种植园里的奴隶贸易，从大西洋地区贩往美洲的奴隶贸易。在很多非洲国家，起码有20代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自己的配偶、孩子或朋友突然失踪，而且毫无踪迹可寻。很多非洲人认为自己的亲人被绑走，并运到海外被人吃掉了。

    在有奴隶买卖的社会里生活，生命毫无保障。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被人绑架的危险随时会出现。在18世纪的非洲，像奥劳达赫·伊奎艾诺居住的这样的村子里，有些村民下地干活时，就把孩子锁在围栏里，有人甚至拿着武器进行保卫。

    然而，危险并不总是来自外面。如果两个村子或族群相互实施暴力，发生械斗，有时候整个村子会被骑马的人包围并烧毁。那些逃过一劫的人则会被绑走。同一个群落的人也会发生内讧。很多农民急于自卫，情急之下会绑架别村村民，把他们卖给奴隶贩子，用得来的钱购买防身的刀枪。有时整个群落都分崩离析，首领也变成了奴隶贩子，把自己的人当作供品上供，有时一年就进贡几百人。还有些地区，对犯了罪的人实施的惩罚就是卖给奴隶贩子。有时候，为了给奴隶贩子提供奴隶，他们给一些无辜的人定罪，硬说其犯了通奸罪或巫术罪，然后把人卖给奴隶贩子。卡桑戈部落的酋长设立了一个名为“红水神判”的审判仪式，他们强迫被指控犯了罪的人喝一种放了毒药的红色液体，喝了红水又吐出来的人被判有罪，然后卖为奴隶；如果喝了药水没吐出来，当即死亡了，他们的家人就被卖为奴隶。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有些村民发现自己不是被近邻欺骗出卖的，而是被自己的家人给出卖的，目的竟是为了还账。19世纪的德国传教士，西格斯蒙德·凯勒询问了140多个曾经是奴隶的人，想了解他们是如何被卖为奴隶的，几乎20%的人说是家人或朋友把他们出卖的。有一位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和多哥格布赖族的人接触过的人类学家说，这些人对那个时代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而且说起这事来语气很平静，毫无悲愤之意。当地的格布赖人还给他指了指出卖自己亲戚的人曾经住过的房子，而且还记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出卖亲戚的人通常是男人，按照传统，男人对于他们姐妹的孩子拥有所有权。即便是现在，格布赖族里当舅舅的人还经常对外甥开玩笑说要把他们卖给奴隶贩子。

    大约有3000多万人被从家里带走，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仅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从1700年到1850年间，就有1000万人被卖到海外为奴。那时候，有一个海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被卖奴隶极度痛苦的惨状：“当船开始起航时，船上整夜都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从来没听见过那样的恸哭哀号，就像疯人院里可怜病人的嚎叫。男人们摇晃镣铐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这1000万奴隶中，到达大洋彼岸的只有880万，很多人都命丧途中。

    如今，非洲大陆饱受经济落后之苦，这些问题大多与奴隶贸易密不可分，同时也与1885年到1960年殖民时期遗留的问题有关。虽然历史学家运用了该时期翔实的史料，对于奴隶制度和殖民制度造成的长期破坏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直到现在，没有人曾尝试对那个时期造成的破坏进行量化。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内森·纳恩，在读研究生时对现代非洲的各国经济进行比较，他发现，如今最贫困的国家多是以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

    非洲的奴隶买卖已经结束了一个多世纪，这种制度对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呢？纳恩发现这段历史的遗迹不但在物质生活和公共机构中流传了下来，而且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影响。

    内森·纳恩出生在加拿大一座农场的小木屋里，这个农场远离人烟，只能乘飞机或雪地摩托才能到达。他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玩具卡车掉进了缘木地板的缝隙里，拿不出来了，这让他非常沮丧。纳恩的父亲是美国蒙大拿州人，母亲是韩国人。他父亲来到加拿大，是为了培育一种母牛和牦牛杂交的新品种，这种牛能够耐得住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早些年间，他在韩国首尔认识了纳恩的母亲。经过几年的鸿雁传书，她飞到了加拿大西海岸与他完婚。从一个东亚闷热潮湿有700万人口的城市，来到只有10个人的加拿大苔原农场，这样的举动非同寻常。在纳恩小的时候，母亲常给他讲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的故事。有一次，他们坐着马拉的雪橇穿越冰冻的湖面。突然，湖面裂了，几匹马一同掉进冰窟窿，小纳恩的父亲不得不破冰救马，随后砍来干树枝，在湖岸上生起火来，马才不至于被冻僵。

    在新英格兰寒冷的一个冬日，我在纳恩的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外面见到了他。他长着一张孩子似的脸，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很难让人与他的工作和名声联系起来。多年来，他一直在档案堆里搜寻收集十万多奴隶的档案记录，在经济学领域，他有着开拓人的称号。我们坐定以后，就谈起了文化之间的系统差异、历史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多的国家如今是最贫穷的国家等问题。

    为了找到奴隶贸易与现代经济之间的联系，纳恩在思考当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否同奴隶贸易之前就存在的地域不平衡相关联？是否越穷困的国家奴隶贸易越多？然而，纳恩的研究结果与此正相反：在奴隶贸易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区恰恰是非洲经济最发达、机构组织最完善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中央政府、国家货币和完整的贸易网络。恰恰是那些在奴隶贸易时期最不发达、遭受暴力和战争之苦最深的国家，能驱赶奴隶贩子，免遭奴隶贸易长期的影响。

    当代的贫困现象同历史上奴隶制度之间的关系，能用殖民主义带来的后果或者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来解释吗？纳恩发现这些因素看似有影响，但是影响都不大。起作用的却是奴隶制度，而且作用很大。

    当纳恩还在读研究生时，就读过奥劳达赫·伊奎艾诺的遭遇和西格斯蒙德·凯勒对奴隶制的记述，并对有那么多被朋友和家人出卖为奴的亲身经历的报告深感惊愕。大约有20%的奴隶被关系很近的人出卖。纳恩想知道这种背叛有什么样的长期影响。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询问同一个问题但目的不同的人。这个人叫伦纳德·万奇肯，是在纳恩作有关奴隶数据的演讲后认识的。万奇肯是在贝宁长大的，而贝宁是遭受奴隶买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纳恩关于奴隶买卖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经济的观点与万奇肯的看法不谋而合，万奇肯认为“信任”观念是问题的关键。

    万奇肯对于“信任”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当学生时，他热诚、聪慧，尤其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他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政治激进主义。他组织抗议示威活动，散发传单，批判贝宁的残暴政府。后来，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他不得不四处躲藏。五年来，万奇肯每两天就得换一个住处，有时候他必须睡在山洞里或丛林中。后来他被捕了，受到拷打。监狱警卫强迫他连续站立三天三夜，接着就是一连数小时的拷打。万奇肯在监狱里受了一年半的折磨后，终于逃了出来。他先逃到尼日利亚，然后跑到了加拿大。

    尽管在贝宁的“小皇宫”（众所周知的情报总部的名称）里遭受磨难，但是万奇肯跟我说，贝宁最丑恶的方面还不是公开的腐败现象，而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不信任。在贝宁，相互怀疑无处不在：在经济活动中，在政治活动中，甚至在家庭生活里，人们互相猜忌。当他还在上学时，人们就没来由地互相攻击，朋友间互相指责为巫师，就是在谚语中也有互不信任的体现，譬如“你能躲过敌人，但你躲不过邻居和家人。你要提防身边的人”。流行歌词中也有类似的话：“这家伙是笑面虎，看着善良，但会吃人。”有些歌词表明同母兄弟可以信任，异母兄弟、表亲和其他亲戚不能信任。他这一辈子，总是听他母亲警告他说当心他的叔祖母阿维蒂诺，唯恐她会伤害万奇肯，可母亲表面上却十分关照这位叔祖母。万奇肯在母亲去世后，过着逃亡生活时，曾跑到这个叔祖母家门口敲门，那时候，叔祖母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和他打招呼，她只想说点善良的话：“当我去了天国时，我要对你母亲讲，请她别担心，告诉她你一切安好。”

    小孩子之间的对话里面也明显能反映出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据万奇肯回忆，两个九岁或十岁的孩子互相提醒提防某人，他们会说“他可能卖了你”，或者“他会让你消失”。在离开贝宁之前，万奇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卖了你”除了字面含义，还有什么别的意思。这肯定是奴隶贸易时期遗留下来的概念。

    加拿大给予了万奇肯难民身份，时隔不久，他取得了大学本科学位，然后继续深造，又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受聘担任了纽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又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和纳恩相识以后，就开始一起合作了。

    他们凭直觉认为，从“信任”这个概念入手，能找到奴隶制度可能依然影响着现代经济体的方式，但他们的目的是寻找证据。当然了，信任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要想发展贸易，就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人们相互不信任，他们就不愿意做任何生意了，小到简单的物品交换，大到复杂的签约生意。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以前还没有人试图调查历史、信任和经济的关系。总而言之，信任是一个文化因素，而“文化”又是一个模糊的、不明确的概念。纳恩和万奇肯尽可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文化是人们作决定时所采取的、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最基本的标准。人们总是问自己：“我到底信不信任这个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做出决断时有不同的标准。

    纳恩的研究发现，一百年前在奴隶买卖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现在最穷的国家，基于这个观念，纳恩和万奇肯检查了“非洲晴雨表”，即衡量公众对非洲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所持态度的民意检测标准。检测项目有非洲的民主、就业和公民的未来等问题。这项工程涵盖了非洲17个国家，很像盖洛普民意测验。研究人员发现，一般来讲，关系越近，得到的信任也就越深，人们给予朋友的信任多于政府官员，这是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也适用于奴隶贸易问题，一百年前卷入奴隶贸易越深的群体也是现在信任理念越缺乏的群体。在现代非洲人中，那些自己的前辈曾在奴隶贸易中遭受创伤较重的人，比那些前辈受创伤相对较轻的人，缺乏信任观念，他们不但不相信地方政府和同民族的人，也不相信亲戚和邻居。

    是奴隶贸易引发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吗？这种不信任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对原地区的居民依旧有影响吗？有很多迹象表明，二者之间或许真有必然联系。通常来说，如果亲眼看见了无辜的人突然被人抱走，或者被当作奴隶卖掉的情景，你从此就不会再相信别人了。不轻信别人可能会使人活得好一些，起码自己不会被人当奴隶卖掉。大人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都会教他们要小心谨慎。奴隶贸易与对人失去信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解释：奴隶贸易不但使人不再信任别人，也使人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或许人们不相信像贝宁这样的国家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值得信任。在这样的国家里，首领对自己人下手，家人出卖自家人。这种“背叛”文化与“不信任”文化是否是一同遗传下来的？答案是“是”，但不完全是。纳恩的分析揭示出：当年受奴隶贸易灾害最深的地区的民族群体和地方政府如今也最不受人信任。有前辈曾在奴隶买卖中沦为奴隶的人更有可能不认可当地的议会议员，说他们腐败，说他们不听选民的意见。纳恩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对这些地区议会的准确评价。然而，即便是不考虑对方值不值得信任，受奴隶贸易灾害最深的国家都有大量的不信任的现象存在。

    当纳恩和万奇肯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以后，万奇肯在一个贝宁的电视节目中谈论了这个问题，并引起了很大反响，有很多人给他写信，好像每个人对此都有看法要发表。有一个老朋友为了让万奇肯听到他们全家人对这个话题的激烈争论，用免提打电话给他，整个国家好像掀起了一股信任话题的讨论热。人人都承认有一个深深的不信任的阴影渗透在他们的生活里，而且人人都认为这种相互怀疑的态度对谁都没有好处，人们应该更为相互信任才是。

    然而，在他的研究发表了多年并在他移居美国之后，万奇肯给他住在贝宁的姐姐打电话，告诉她有一个老朋友要来看他，他姐姐警告他说：“你可得格外当心，提防这个人！”万奇肯当时就想：“我认识这家伙已经40年了！他要想害我早就害了，还用等40年吗？”在贝宁，有关信任的话题一直是公众谈论的永恒主题。万奇肯已经着手在贝宁创建一所大学，他说：“我对非洲，尤其是对贝宁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开设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来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和学术界人士。九月份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程，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有人断言，不信任和对历史缄默的习俗会延续一个多世纪，但纳恩和万奇肯对此感到费解。一般来讲，我们不认为人的观念或心态会持续这么长时间，难道人的观念和情感有可能继续遗传下去吗？

    1348年，在日内瓦湖的一座城堡里，一个叫阿基米特的犹太人在“很多值得信赖的人”面前受刑。最后他坚持不住了，承认是他在当地的井里下毒，引起了黑死病。在上一年，这场瘟疫通过丝绸之路席卷到了欧洲，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里，人们一起床就发现自己发烧了，手脚的指甲变黑，淋巴结很奇怪地肿了起来，然后爆裂流血。还有些人体内出血，尿血，咳血，最后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这场瘟疫传播得又快又广，整家整家的人，整村整村的人被传染，据说欧洲就有5000万人因灾死亡（占欧洲总人口的60%），世界范围内有7500万人丧生。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场可怕的疾病是什么，又来自何方。有人认为这一定是上帝的惩罚，有人说是星球运动的结果，还有人说这是人类自己制造的疾病。很多人将其归罪于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犹太人，有的归罪于残疾人，还有些个别情况竟然归罪于贵族阶层。人们主要认为瘟疫是由犹太人引起的。阿基米特受刑之后，令人发指的对犹太人进行的有组织的迫害与屠杀（针对某一族群的狂暴的骚乱行为）席卷整个欧洲，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

    当时有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德国，有320个城镇有犹太人居住区，其中的232个城镇对犹太人实行了迫害与屠杀，他们破坏犹太人的房屋，对人实施酷刑，驱逐屠杀犹太居民。在很多地区，整个社区被解散，逃亡的犹太人遭到农村暴民的围攻，只有79个城镇还能保持平静。尽管如此，基督教徒中仍然有保护犹太人的人，克莱门特教皇四世就宣布井里投毒事件是“不可信的”，医务人员也说井里投毒的传闻不符合事实，但是理性在恐慌面前没有力量。当瘟疫吞噬了瑞士的巴塞尔州时，死于瘟疫传染的基督教徒比犹太人多。1349年1月9日，大约有六百名犹太人被赶进莱茵河的一个岛上，在一幢特制的木制建筑中被活活烧死。

    三年以后，瘟疫的高峰过去了，但是由此产生的恐慌和仇恨仍在继续。后来，经济学家尼科·沃伊特兰德和汉斯-约阿希姆·沃斯有关观念传承的研究，是该领域最为杰出的成果之一，他们发现仇恨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持续，竟长达六百年之久。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对比研究了同一个城镇的犹太人在黑死病之后和20世纪20年代所处的境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犹太人主义在德国形成高潮，很多德国人把战争归罪于犹太人，因此，村民们再次掀起迫害并屠杀本村犹太人的高潮。这两位研究人员确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施行最残酷的反犹运动，与在黑死病时期的迫害屠杀明显地成正比。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20次对犹太人的屠杀中，有19次发生在14世纪时曾迫害过犹太群体的城镇里。假如你是一个生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居住在14世纪没有发生大屠杀的城镇里，那么你被同一城镇里的居民打杀的概率是1.1%；假如你是住在发生过那场大屠杀的城镇里的犹太人，那么你遭到打杀的概率就要升至8.2%了。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对于亚琛市和维尔茨堡市进行了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两个城市的规模相差无几。从1100年起维尔茨堡市就有犹太人居住了，而亚琛从1242年起才有。在黑死病爆发前后，亚琛市没有发现反犹暴力事件的记录。与此相反，维尔茨堡的居民围攻了犹太人居住区，并打死了800人。沃伊特兰德和沃斯注意到中世纪时，在维尔茨堡的公证员写给主教的信中就有反犹情绪，他写道：“犹太人就应该被火焰吞噬。”大约过了600多年，尽管两座城市的犹太教堂都曾遭到过破坏，但是只有维尔茨堡进行过反犹大屠杀。

    沃伊特兰德和沃斯不仅仅调查了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直接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他们还从其他方面追寻反犹运动。其中一个方法是检测1928年纳粹党实行的民意调查，那时候纳粹还没有得到公众的拥护。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写道：“在有火烧犹太人历史的地区，纳粹党得到的选票是没有这种历史地区的1.5倍。”

    在写给最具纳粹种族主义色彩的报纸《进攻者报》（Der Stürmer）的编辑的信中，也能看出与遥远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两位研究人员确定了写信人的住址，并且发现了这些地方与施行反犹暴力活动的城镇有着很强的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住在维尔茨堡的居民给该报编辑写的反犹信件是别的城镇的10倍。

    其中有一封在校女学生写的信说：“亲爱的《进攻者报》编辑，很遗憾，我们学校仍然有很多犹太同学，同样遗憾的是，很多德国姑娘依然和犹太姑娘是好朋友……我认为她们这种友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犹太人的腐败思想会慢慢地，但会毫无疑问地毁掉这些女孩儿的灵魂。”

    1939年以后，从有14世纪反犹暴行历史的地区被赶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比别的地区要多，虽然在此期间送犹太人进集中营的做法是德国当时的国家政策，但是沃伊特兰德和沃斯认为地方政府对于国家规定的执行有灵活性，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数量反映出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检查公民的出身是否严格。埃里克·海伦赖希在调查家谱和祖先证明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便是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期间（全德国的反犹行为实际上得到纳粹党的许可），在六百年前屠杀犹太人较多的城镇中，犹太教堂被毁得更多，在没有这种历史的城镇里，犹太教堂被毁得就少。

    但这并不是说沃伊特兰德和沃斯在暗示，在黑死病爆发之前欧洲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和谐的。实际上在14世纪之前，就有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发生。（在英国，当黑死病过后之所以没有出现反犹暴行，并不是因为英国人不恨犹太人，而是因为在1290年他们就把犹太人种群全部驱逐出境了）。在黑死病过后，在欧洲又发生了很多反犹暴行。

    中世纪发生的反犹暴行和20世纪的反犹暴行的细节早已广为人知，但是在沃伊特兰德和沃斯的分析公布之前，没有人试图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部分原因是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人的心态会延续这么长时间。

    如果跨越几个世纪的仇恨行为之间真有关联，以及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中，心理上的创伤与不信任之间的确有关联的话，那么，观念和情感又是怎样延续下来的呢？例如，高祖太爷爷的个人素质，和他信任或者怀疑别人的情感能够影响到他的后代吗？

    我就这种仇恨是如何延续几个世纪的事咨询了沃伊特兰德。他和沃斯发现1750年以后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长期反犹情绪的传承被打断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工业化城市的迅速扩张，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生育率提高了，而是因为有许多外地移民涌入城市。在仇恨犹太人的情绪持续的地方，移居本地的人相对来说要少。纳恩和沃伊特兰德写道：“1820年以后，虽然世界各地的移民迅速增加，但是在我们所调查的典型城市中，大多数居民肯定是1350年居于此地的人的直接后代。”

    纳恩还想弄清楚，在非洲是谁把不信任的情感传承下来的。除了他和万奇肯已经调查过的记录文件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追踪这种传承过程。既找不到早期的文献，也找不到记录着过去不同家庭和社区情感的非洲状况的晴雨表。

    因此，纳恩和万奇肯只得从接受调查的人中估计有多少奴隶是出自他们的种族群体，有多少奴隶是从他们居住的地区被掳走的。他们两人的主导思想是，如果传输给你价值观的是你的家庭，那么你走到哪儿，就很可能会把这种价值观带到哪儿。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从你周围的人，或是从某个地区的司法、社会或政治机构里得来的，那么，你的居住地给你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比你的父母更深远。如果这种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当一个人离开了家乡移居到了一个价值观不同的地方，他很可能会因为受周围人的影响而改变他原有的价值观。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公共机构鼓动不信任情绪的地方，那么，即便他来自一个鼓励信任的地方，也可能会深受影响而变得不太相信人了。

    虽然家庭和社会同等重要，但是家庭的影响更大。数据表明，一个地区可能会产生自身的不信任文化，这种文化有可能影响外来移民，尽管这些移民的祖先没有经历过破坏信任观念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祖先饱受奴隶贸易之苦，即使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来到一个居民相互信任的地方，他也不太可能变得更信任别人。这说明家庭遗留给你的不信任因素比社区传输给你的不信任因素要大得多。

    这个观点同我们对于家庭的直觉相一致，生养我们的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塑造了我们。而他们也是由生养他们的人所塑造的，循环往复，不胜枚举。同理，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甚至对待我们后代的方式，深受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思想不受同辈人的影响，也不是说我们选择居住的社会对我们没有影响。很明显，年龄越大，自我塑造的能力越强。家族历史不一定对我们的将来起什么决定作用，但影响力非常强大，甚至在多代人身上复制传承达数百年之久。难怪有很多人选择研究他们家族的久远历史，他们是为了对自己的现状能够更加了解。如果你想知道你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自我意识是怎样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解释，那你就必须求助于家族历史记录了。实际上，家族遗传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不但持续时间相当长，而且传播范围也相当广。

    给人留下世世代代影响的不仅仅是瘟疫和奴隶贸易等这类灾难性事件，那些显然对人类有利的事件，如技术的发明，也会给人留下广泛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斯鲁普认为，耕犁的发明改变了男人和女人对自己的看法。耕犁改变了农业社会的劳作方式，也改变了人对劳作本身以及应该由谁来从事这种劳作的观念。

    在耕犁发明之前，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轮耕。轮耕靠的是锄头这样的手持工具，不需要太多的体力，而使用耕犁却需要很大的上身力量和体力。在耕犁被普遍采用后，需要更强壮的人来发挥它的最大功效，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在采用轮耕技术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均使用这种技术。当然了，耕犁的发明并非是要把女人排除在外，而是为了使种植小麦、大麦和苔麸的耕作更快、更省力，因为这些作物适合在土地平、土层深的田地上种植。但是在种植高粱和谷子的多石山地，农民仍然继续使用锄头。博斯鲁普确信，耕犁的使用造成了劳动力的分工，男人在田间劳动，女人从事家务。因此人们就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这种分工是十分合理的，女人就适合做家务。

    博斯鲁普的论断很有说服力，但是还没有人尝试将世界范围内男女之间固有差异的观念与祖先是否使用耕犁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检测。内森·纳恩在读研究生期间就读过博斯鲁普的观点，十年以后，他和同事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检验。

    纳恩等人按照使用犁耕法还是使用轮耕法把社会进行了划分。他们收集了有关男性和女性生活的最新数据，包括在不同的社会里女性在外的工作量与在家的工作量的比率、女性拥有公司的概率以及她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等。他们比较了公众对“当工作机会短缺时，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利得到工作”等问题的回答，以调查相关的公众态度。

    纳恩发现，一个祖先是种植小麦的人，其男女平等观念很有可能比一个祖先是种植高粱或谷子的人弱。在使用耕犁的地区，男女不平等现象较多，妇女外出工作的少。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人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耕犁，更不用说使用耕犁了，尽管如此，调查结果却是相同的。而且耕犁已经完全机械化，无论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会操作这类机器。

    还有一些类似的心理文化传承研究，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探讨。许多研究发现，西方人更重视个性独立，对事物贯于分析；而东方人则更注重相互依存、整体观念和合作意识。2014年，一个心理学团队对传统上种植小麦和水稻的中国人口群体进行了调查，以探寻这些差异。这项研究是对中国国内不同文化进行比较，而不是笼统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样就避开了很多混杂因素，譬如宗教和语言。

    参加调研的人接受一系列测验，例如，给三幅图片两两配对。在这项测验中，要求受试者对于印有狗、兔子和胡萝卜的图片进行配对。东方受试者倾向于把兔子和胡萝卜放在一起，这显示出他们的整体观念和对于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注重。西方受试者则把狗和兔子放在一起，体现了分析式的思维习惯，因为狗和兔子同属动物类。在另外的一个测试中，要求受试者给自己和他的朋友画像，西方人把自己的画像画得比朋友大。还有一个测试是调查人们是否会给朋友比陌生人更多的特别待遇，东方受试者一般在此项中得分较高。

    研究人员发现，在所有这些测试中，排除测试群体的财富、对病原体的接触或其他文化的影响等因素的情况下，祖先种植水稻的人群比祖先种植小麦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更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他测试也显示出两个群体之间的其他差异，例如，来自小麦种植文化的人比来自水稻种植文化的人离婚率要高，这也符合东西方离婚率的差别。这一结果与接受调查的人从事什么职业，甚至与他们本身种植什么农作物根本没有关系，但他们身上仍带有干农活的祖先遗传下来的文化因素。

    这些可归因于种植两种农作物的要求不同。水稻种植依靠复杂的灌溉方式，而且水的使用要求农民通力合作，还要求农民付出比种植小麦双倍的劳动力，因此，水稻种植区经常错开庄稼的种植时间，以便让全体农民在收割庄稼时互相帮助。与此正相反，小麦的种植不需要复杂的灌溉，也不太需要农民之间的合作。

    无论是为了揭示性别的不平等，还是关于“信任”的观念，这些研究都显示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们的行为都要受到家族或环境遗传给我们的信念和行为准则的深刻影响。即便是对移居国外的人，这些准则也始终跟随着他们。当人们离开了具有某段特定历史的地方，历史又是怎样对家族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呢？

    移民一旦离开了塑造他们价值观的旧习俗和家乡，移居他乡，他们怎样再造旧日的价值观呢？拉克尔·费尔南德斯和亚历山德拉·弗格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目的是想了解移居美国的第二代女性是否仍然受到父母原籍国的价值观的影响，尽管她们从未回过原籍。接受调查的是一组在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美国，而她们的父母是来自别国的女性，所调查的问题是她们在美国的工作和家庭子女的情况。

    他们认为，如果当代美国社会是影响这些人生活的最大因素，那么，其工作和家庭状况就应该同非移民家庭的美国同辈人一样。但是如果家庭文化是更有影响力的因素，那么，女性的行为就会更接近于他们祖辈的行为。研究人员将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工作和生育数据与每一位女性父母原籍国50年代的数据相比对，结果发现虽然当下的生活对这些女性非常重要，但是家族史仍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如果她们原籍的妇女从事更多的工作，那么出生在美国的移民第二代女性平均每年也多工作一周的时间。如果原籍的妇女生育的子女多，那么移民美国的第二代女性就比美国非移民同辈人生的孩子多。

    费尔南德斯和弗格利把丈夫与妻子的教育背景、他们父母的教育背景、丈夫的收入和家庭所在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变量加以控制，即便是考虑到了这些因素，祖籍的观念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性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影响。

    两位研究人员还探寻了这些女性的工作状况和生育子女的数量受自身文化或丈夫的文化的影响情况，结果显示，当妻子的父母与丈夫的父母原籍国不同时，丈夫父母的文化显然更有影响力。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据他们观察，这与选择什么样的结婚对象有关。

    费尔南德斯和弗格利认为，家庭和小社团之间的互动能大大增强家庭的影响力。他们发现如果家庭成员同附近学校、教堂和其他机构的人没有明显的隔离，那家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得以加强。如果这些第二代移民女性的环境周围还有许多其他来自父母民族的家庭，那么，她们的祖籍文化对于她们的影响就会增大。她们所居住的环境中来自同族人的比例越高，这些现代女性受到老式生活方式的影响就越大。即便是她们已经远离了祖籍的各种社会制度和机构，但仍然同来自那个世界的人相处，她们仍会保留着旧的观念，并把旧观念传承下去。

    没有研究显示信念和心态在代际之间传承存在唯一的通用准则。一项研究显示，如同美国20世纪70年代第二代移民女性一样，20世纪前10年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生育数量尽管低于同时代的爱尔兰人，却明显高于同时代的美国人。而德国裔美国移民的生育模式与原籍的生育模式并不直接相关。

    有些文化更倾向于保持群体的紧密性，而紧密性又增强了价值观念的持久性。墨西哥、意大利和日本移民更倾向于聚居在新的地区，这或许更有助于保持对他们影响至深的原有信念。与之相反，土耳其人、法国人和黎巴嫩人则不太喜欢和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

    文化中的某一特质的传承方式或许还与该特质的种类相关。在世界各地，“信任”观念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譬如在意大利，影响“信任”观念的因素和非洲的就不尽相同。奎多·塔贝里尼为了探讨意大利南北方经济区的人们对“信任”观念、对他人是否要尊敬的看法，向人们提出了“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不可信？或与人接触怎么小心都不为过？”“你对个人努力与经济成功之间的联系有信心吗？”等问题，并对回答进行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他调查的地区如今具备同等水准的文化层次和机构制度，但是过去文化落后、机构制度也相对腐败的地区，其信任度、对人尊敬程度较低，人们在经济上也较为贫困。

    当纳恩开始研究他的课题时，他的研究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一组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历史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很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当下直接因素的影响，譬如重要机构的破坏、显要人物的去世、农作物受灾、疾病的传染等等。事件发生得越近（如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就越容易评估它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正在穿越时光隧道，对于年代久远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进行检测。他们开始讨论横向传播（即一个人从同辈那儿和社会中学到的东西），并将其与纵向传播（即从过去遗传下来的东西）进行对比。受此启发，人们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冲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不同国家中的一些机构，像银行、政府，以及司法系统等，如何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继而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什么影响。这是经济学家首次以实证为依据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卓有成效，因为该研究不仅仅基于笼统的概念，还提供了将特定的结果和特定的事件相关联的研究方法。

    虽然人们认真思考了历史问题，但大量的工作还是都集中在了社会机构所造成的影响方面。探讨“仇恨和恐惧”如何影响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往往被视为不科学的研究，部分原因是对观念进行研究缺乏有效的数据和给文化下定义难度很大。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因为与人的观念和态度相关的信息多了起来，大量的历史数据更容易处理了，另外，研究人员还改革创新了解释这些数据的方法。然而，研究人员没有检验“信任、仇恨和恐惧”等因素给经济带来的后果，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因素除了在个人生活和时代范围内有影响之外，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然而，费尔南德斯和弗格利指出，市场与观念有着基本的关联。一个国家对于把人当作个人财产进行买卖的容忍度，将影响这个国家是否有奴隶贸易存在，以及这种奴隶贸易的经营范围。女性外出工作有益的观念将对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产生影响。费尔南德斯说，自从他们的研究发表了以后，研究经济不考虑文化因素的状况改变了，“‘文化’一词不再是个不光彩的词汇了”。

    从这些前辈人的经验和现代人的心态之间非比寻常的关联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并不是说要像摆弄算命人手中的扑克牌那样通过检测先辈的生活，来预测我们的命运。相互关联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我们的祖先有可能同我们的心理素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会深受前人遇到的事件的影响，无论你察觉与否，历史有时对我们都相当重要。

    我突然发现，意识到我们的家族是沿着巨大的历史弧线走过来的，这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哪些素质是我们自主选择的，哪些是我们从曾祖辈甚至是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些祖先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或许对生活有着不同的追求。如果有人发现他有一位或数位祖先是移民，或是经历过奴隶买卖、瘟疫或饥荒，他可能会发现这能解释他现在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或许是他的父亲常用的某个怪词，或许是他对于旅行的反感，或许是他生了几个孩子，亦或许是他们家人有不谈家事的习惯等等。

    当然，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告诫我们：历史很重要。作为一个社会，即便是我们不想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经济研究发现，久远的历史事件可以影响一个现代家庭的性格，而家庭所做出的选择又会反过来对大历史做出诠释。我们还记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呼吁：“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享受我们与宇宙最初始的联系呢？”也许我们记得，但是，如果我们能确定哪些是传承给我们的素质，哪些是我们自主选择的观念，那将对我们很有益处。

    很显然，我们的生活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工作机会都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了，个人收入还可能改变一切。某些人，比如说教师、导师、配偶，对我们的影响更为重要。

    所有这些因素也会相互影响，这是复杂的、可无限循环的过程。我们受到某些事件的影响，而我们又会对引起其他事件的人施加影响。我们直接受人影响，又同样影响他人。传承下来的文件、观念和情感会告诉我们这一点；DNA是一种记录，它也在不断传承着。那么，DNA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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