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

    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国家奠基人、制宪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官方传记中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位哲学家、政治家、建筑师、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典雅的蒙蒂塞洛庄园的设计者娶了马莎·威尔斯为妻。杰弗逊和威尔斯生有六个子女，但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据杰弗逊自己的记述，他的家族始于英国，父亲一脉来自威尔士，母亲一脉来自英格兰和爱尔兰。杰弗逊在自传里谈到家谱时补充说，读者应该将“他选择的信仰与成就”归功于家族谱系。

    然而，即便是杰弗逊在世时，关于他的家庭除了人所共知的说法以外，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除了马莎·威尔斯所生的儿女以外，杰弗逊还有其他的孩子。据说，在妻子去世后，杰弗逊就开始了和女奴萨莉·赫明斯长达38年的同居生活。萨莉·赫明斯的父亲是个白种人，母亲是个混血儿。杰弗逊在世时，媒体就报道过这个故事了。据说杰弗逊和赫明斯还生有一个儿子——托马斯·伍德森，但他在12岁时就被送到蒙蒂塞洛庄园了。还有人说，杰弗逊生的六个孩子都是由赫明斯在这个庄园里抚养成人的。

    关于杰弗逊与赫明斯的关系，最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自当时生活在蒙蒂塞洛庄园、后来以口述形式把故事传给后代的人。详尽的口述历史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尤其是在赫明斯的后代中更是如此，所有的一切都证实了杰弗逊是赫明斯孩子的父亲。甚至到了20世纪末期，与赫明斯素未谋面的远亲都讲述过类似的经历：父母曾经悄悄地对他们说，有一位最受崇敬的国父也是他们家族的奠基人之一。

    一直到那个时候，还有些学者认为赫明斯孩子的父亲不是杰弗逊，而很可能是杰弗逊的外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官方的报道是最有分量的。法律学者兼历史学家安妮特·戈登里德认为，官方的报道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历史学家喜欢用一条简单的原则来评判证据的真伪：白种人的话是可信的，奴隶的话是不可信的。

    1997年，安妮特·戈登里德撰写的《托马斯·杰弗逊与萨莉·赫明斯：一场美国公众的辩论》一书出版了，这本书系统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审视了杰弗逊和赫明斯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杰弗逊和赫明斯确实有人们说的那种关系。许多批评家的反应是，安妮特·戈登里德的书是向这位最受爱戴的历史人物发起的人身攻击。其他人读过这本书后虽然非常难过，但也不去深究。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历史学教授戈登·S.伍德写道：

    这种关于杰弗逊和他的黑人女奴之间亲密而充满爱情关系的观点，可以给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力量和越来越多的信誉，因为它代表了许多美国人深深的渴望；也许还象征着我们的种族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希望他们两人的关系是真的……但希望永远不要成为历史事实。

    两年以后，一个住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退休病理学教授尤金·福斯特意识到借助新的遗传家谱学可以分析赫明斯和杰弗逊后代的Y染色体，分析结果可能会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真相。于是，他搜集了四份样本：一份直接来自杰弗逊叔父的后代（这份Y染色体与杰弗逊的Y染色体应该是一样的，杰弗逊和威尔斯所生的直系后代都已不在人世）；第二份来自杰弗逊外甥（杰弗逊的姐姐所生）的男性后代；第三份来自萨莉·赫明斯的儿子埃斯顿·赫明斯的男性后人；第四份来自托马斯·伍德森（据说是杰弗逊和萨莉·赫明斯生的儿子）的男性后人。

    福斯特发现埃斯顿·赫明斯后人的Y染色体与杰弗逊叔父后代的Y染色体是一致的，因为这是特别稀有的Y染色体。这就证实了萨莉·赫明斯的儿子是杰弗逊家的人所生。关于杰弗逊的外甥与赫明斯生孩子的古老传闻也被否定了，因为来自杰弗逊外甥后人的Y染色体与埃斯顿·赫明斯的染色体不匹配。

    因为杰弗逊的Y染色体和当时去过蒙蒂塞洛庄园的杰弗逊男性亲属的Y染色体是一样的，所以无法直接证明托马斯·杰弗逊本人就是赫明斯孩子的父亲。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托马斯·杰弗逊：不光是DNA证据，还有长久以来的传闻、详细的口述历史、杰弗逊给予赫明斯孩子的特殊待遇（不光是埃斯顿，还有他弟弟麦迪逊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另外还有对杰弗逊和其他男性访问庄园次数的仔细分析，也都说明了杰弗逊就是赫明斯孩子的生身父亲。

    著名的遗传学家埃里克·兰德和历史学家约瑟夫·埃利斯写道，“举证责任明显地移向”否认杰弗逊和赫明斯有关系的那一边。托马斯·杰弗逊纪念堂基金会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结果证明：“现在有最可靠的证据证明了托马斯·杰弗逊和萨莉·赫明斯的关系，很有可能导致了一个孩子或许是所有赫明斯的孩子的出生。”有些历史学家以前认为赫明斯的故事是个谜，但此时他们承认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对于那些没有深入了解这些戏剧性事件的人来说，这个史诗般的涉及美国种族、权力和阶级的故事，以及其中出现的曲折变化都是值得颂扬的。人们普遍有种感觉，由于有了DNA，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再也不能隐藏在名望与谎言的墙壁背后了。

    福斯特还检测了伍德森家族的Y染色体。伍德森家族有着很有影响力的口述历史，尤其是那段与杰弗逊和赫明斯有牵连的历史。他们确信，对于他们Y染色体的检测会证实他们就是杰弗逊和赫明斯的后代。早在1978年，在第一次伍德森家族的聚会中，他们就发现这个家族里从未谋面的成员中一直在流传着同样的故事。自19世纪初，在伍德森的后代中一直流传着杰弗逊就是伍德森的父亲这个说法。就连给他们进行DNA检测的尤金·福斯特都说，他预计DNA的检测结果会证实伍德森一家人的说法。托马斯·伍德森家族协会在他们的网站上也声明：托马斯·科尔宾·伍德森是“托马斯·杰弗逊和他的黑人女奴萨莉·赫明斯结合的后代”。

    然而，福斯特的检测结果却不是这样。虽然Y染色体测试显示了托马斯·杰弗逊与埃斯顿·赫明斯的父系有关联，但却显示出伍德森家族不是杰弗逊的后代。

    米歇尔·库利-奎尔的父亲罗伯特·库利三世，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联邦行政司法官。米歇尔还记得在她12岁时，她父亲就告诉她，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是托马斯·杰弗逊的后代子孙。很多年以后，库利-奎尔告诉记者：“当得知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托马斯·杰弗逊的血液时，我们都异常兴奋，激动万分。”

    库利-奎尔的父亲说，她五代以前的祖父托马斯·伍德森是杰弗逊和萨莉·赫明斯生的第一个孩子。1998年，在接受采访时，库利-奎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也是托马斯·伍德森家族协会的成员，并且正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她说她要把她的家族故事传给下一代，“具有家族感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低估了这种情感的重要性。这种情感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做人，如何积极地做人”。

    当福斯特的Y染色体检测结果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以后，整个伍德森家族极为震惊，并且痛苦万分。据一位同这个家族有联系的生物人类学家斯隆·威廉斯所说，家族成员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然后感到非常痛苦和纠结，因为家族里长期流传的故事与DNA检测结果有着天壤之别。威廉斯说，他们不理解口述历史怎么可能会出错。“他们的故事是那么的一致，而且来自不同的出处。这个家族不明白，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为什么托马斯·伍德森一定要说托马斯·杰弗逊是他的父亲，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还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一篇介绍他当时经历的文章里，威廉斯写道：“他们非常怀疑检测结果和实施检测的人员。”

    这个家族的成员不但对检测结果很是吃惊，还对检测结果的公布方式非常气愤。福斯特曾向他们保证过，在公布结果之前一定先通知家族里的人，但是，在他们得知结果之前，这个消息就泄露给媒体了。托马斯·伍德森家族协会的会长罗伯特·戈尔登，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给他致电，询问他对于DNA检测结果作何感想时，才听说了这个消息。

    为了回应这个消息的发布和接踵而来的媒体攻击，托马斯·伍德森家族协会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项检测。由于伍德森家族的一个成员——历史学家卡罗琳·穆尔，是斯隆·威廉斯的同事，因此她请威廉斯帮忙。穆尔的第一个请求是让威廉斯帮助这个家族了解一下遗传学。威廉斯预计要讲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一顿午饭的时间，外加一两次电话。但是当他们见面之后，穆尔拿出厚厚的一本书——《伍德森家族溯源》，书中包括了所有与这个家族历史相关的文件副本。威廉斯这时才觉得在短时间内是完不成这个讲解任务了。

    解释基因检测的基本知识和检测结果是否准确，需要很多步骤。在2000年，威廉斯参加了伍德森家族的会议，并同调查委员会的代表讨论了这件事。这个代表问她，是不是基因或染色体的突变才造成了这样的检测结果（答：这不是原因），而且对于Y染色体之间的差异解释得是否恰当（答：解释恰当）。据威廉斯所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对于检测结果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但是，什么解释都不能使他们满意。威廉斯对他们说，托马斯·伍德森的两个大儿子的后代都具有一个相同的Y染色体，这说明这两个儿子也有这个染色体，那么他们两人的父亲托马斯·伍德森本人也应该有这个染色体。问题是这个染色体与杰弗逊的染色体不一样，这就说明伍德森不是杰弗逊所生。如果你认为伍德森肯定是杰弗逊所生，那么，对于伍德森的两个儿子共有一个Y染色体的唯一解释，就是他们实际上不是伍德森的儿子。莫非他们是伍德森的妻子从之前的婚姻带过来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伍德森的后代既不能把杰弗逊，也不能把伍德森说成是自己的祖先了。

    伍德森家族要求福斯特检测一下托马斯·伍德森小儿子后代的Y染色体，检测结果证实他的后代都有这个染色体，这就使现在所有伍德森的后代都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无论这个Y染色体是托马斯·伍德森的，还是别人的，它都绝对不是杰弗逊的Y染色体。

    从第一代开始，伍德森家族出了很多天资聪颖、意志坚强、令人钦佩的领军人物。例如，其中有一位名叫路易斯·伍德森，是牧师，还是废奴主义者，曾被称为“黑人民族主义之父”。威廉斯写道：“伍德森家族为他们卓有成就的家族成员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现在失去了整个家族共享的、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这就动摇了他们对家族所代表的素质和价值观的信任。”

    到他们第二次举行家族会议的时候，有些家族成员开始勉强接受那个DNA检测结果了，但其他人还是拒绝接受这个结论。威廉斯写道，很多家族成员采取了家族学会会长的立场，坚持以前的信念。这位会长说，他不会忘记，所有来自美国各地的伍德森家族的后代在1978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所讲述的同样的口述历史，因此他郑重声明：“我是很尊重DNA一类的研究的，但我对结果还是纳闷……这些研究根本改变不了我的信念。”

    据威廉斯说，米歇尔·库利-奎尔坚决不接受这个检测结论。后来威廉斯又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检测，结果与福斯特的检测结论还是一样。库利-奎尔的弟弟布赖恩·伍德森，怀疑DNA的检测结果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脚，被篡改了。任何人在生育后代时，他们的遗传基因都有可能发生变异，以至于兄弟姐妹有的很相像，有的却长得很不一样。虽然麦迪逊·赫明斯和埃斯顿·赫明斯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年龄只相差三岁，但他们长得却不一样。埃斯顿移居到了威斯康星州，并改姓杰弗逊，从那时起就被认作是白人了。麦迪逊一家仍然留在俄亥俄州的乡村，据说他们也有些家庭成员“融入了白人社会”，但很多人仍然以黑人的身份留在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布赖恩·伍德森说，唯一证明与杰弗逊有关联的是埃斯顿的后代，他们早已进入白人社会。布赖恩认为这是种族主义所致。然而，这个说法仍然使威廉斯感到很困惑，假如说埃斯顿·赫明斯一脉的男性后人被确认是杰弗逊的后代，那么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麦迪逊一脉的男性后人也应该是杰弗逊的后代，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是黑人身份。

    伍德森家族后来还找到了几个托马斯·伍德森长期生活过的庄园园主的后代。虽然伍德森的Y染色体不是杰弗逊的Y染色体，但是，很明显这个染色体是同欧洲人的血统特征有关系的。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年轻的托马斯改姓了庄园主约翰·伍德森的姓。这个家族请威廉斯检测约翰·伍德森后人的Y染色体，她发现庄园主约翰·伍德森后代之间的Y染色体是一致的。但是，它与托马斯·伍德森家族的Y染色体不一致。后来，伍德森家族商量着能不能找到托马斯·伍德森和萨莉·赫明斯的墓地，目的是对他们遗骨的DNA进行检测，可惜没有找到墓地的准确地点。还有一位家族成员请一家遗传家谱公司给他的DNA进行了一次检测，并且请威廉斯帮他解释检测结果，结果与已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伍德森的故事是令人心痛的，因为一个面对逆境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家族，突然觉得被人从一个他们为之骄傲的群体中赶了出来，而且原本属于他们的历史突然变得与他们毫无关系了。当这个家族的成员处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时刻时，他们与杰弗逊的关联曾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力量与激励。

    赫明斯的两个儿子麦迪逊与埃斯顿，都是白种人与黑种人的混血。这两个家族后来的结局是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DNA检测给家族史提供的证明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正如威廉斯所说，麦迪逊和埃斯顿的父系脉络改变了他们家族成员的生活，也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模型，演示出了独立战争之后一些家族是如何演进的。在此之前，两个家族相互失去了联系，但是，当杰弗逊DNA的检测结果公之于众时，一个埃斯顿家族的白人女性后代朱莉娅·杰弗逊·韦斯特里内恩，同一个麦迪逊家族的黑人女性后代谢伊·班克斯杨相识了。从那以后，这两位托马斯·杰弗逊的白人和黑人女性后代在公开场合多次见面，畅谈她们互相接纳、互相学习的经历如何改变了她们对生活的体会。

    当我们开始懂得如何从现代人体内的分子中揭示历史时，所得到的新知识很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身归属感的认知。当福斯特在分析杰弗逊的Y染色体时，遗传家谱学还是一门新生的科学，而且像索伦森分子家谱学基金会和Family Tree DNA公司等机构也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他们需要一个像福斯特那样的私人研究人员，虽然只有病理学背景，但却能设计实验，安排分析程序，解释检测结果。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这门科学已经发展到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基因组去了解无形的家族历史的程度了。

    这些检测使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追寻人类的历史，还能使我们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确定个人的历史，这在遗传学上是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这种新信息的获得有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些被检测者都会发现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阻止这种结果的办法或是终止这项研究，或是以立法的方式限制人们使用这种服务。

    假如说对杰弗逊私生活的调查改变了历史，那么如果在此之前就终止了这项研究，一些相关人士的历史又将改写：一方面伍德森家族会继续保持他们祖辈遗传下来的名声；另一方面，所有麦迪逊和埃斯顿后代的身份就会继续处于不为人所知的境地。

    尽管DNA在解读历史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但仍有很多批评家以不容辩驳的语气大谈DNA的负面作用。人们确实对这个问题存在忧虑，大部分人的担心是出于对科技界的责任感。这种担心也使人感到一种渐渐逼近的威胁。

    在2007年，一个科学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对祖先检测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文章说：“遗传意义上的祖先检测具有严重后果，接受检测的人其个人身份有可能会改变，而且，如果检测结果出乎他们的预料，或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论，那他们可能会遭受感情上的折磨。”美国人类遗传协会一开始对这个问题还比较乐观，但在2010年，协会对这个问题公开表示关切，他们说：“无论是在公众社会还是在科技界，这个关于祖先的观念都容易被误解。”还有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说：“追寻遗传特征可以对不确定的问题给出答案，但是也可能引起更多新问题。”有些批评家认为凡是想了解自己基因组的人，他们的动机都有潜在的可疑之处。

    生物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对于人们早期对遗传数据的错误解释表示担忧：“由于受到遗传数据的影响，人们所发现的人或事物有可能并不存在，还有人把某种文化方面的假设强加在遗传数据上，误以为是遗传下来的模式。而且这些错误做法都是打着现代科学的旗号进行的。”1842年，一篇文章对白种人、非洲人和黑猩猩的头骨形状进行了带有种族主义的描述，文章说：“即便是身份和血统方面最权威的观点，科学界也不可能提供完美无瑕的追踪记录。”这倒是不言而喻的观点。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从事美国印第安人研究的副教授金·托尔贝尔说，研究基因组的技术，尤其是研究基因图谱的技术，是在17世纪种族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基因图谱和遗传家谱公司则希望这门科学能有所不同——不是去验证种族主义者的分类标准，而是去证明种族不属于自然的范畴，而属于文化的范畴。但是在托尔贝尔看来，他们的这个希望“起码说明了他们的幼稚”。托尔贝尔还写道，声称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遗传学证据是“反种族主义”的观点，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将非洲人描绘成了原始的种群。

    为了钱而研究生物学一直是萦绕在遗传研究和整个家谱学领域的一个怪影，科学家的初衷就是防止把生物学当作赚钱的手段。另外，也有些人滥用科学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例如弗朗西斯·高尔顿、麦迪逊·格兰特、海因里希·希姆莱和阿道夫·希特勒。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人类遗传网络把我们都变成了种族主义者，或者在为我们潜在的种族主义进行辩护。我曾经同一位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探讨过祖先遗传学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追捕了一些残存的纳粹分子。我跟他说我们的遗传密码中的微小符号可能能为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种族血统提供佐证，但他却说“纳粹分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个理论”。纳粹分子肯定会利用这个观点的，但是，当时的社会形势最终让他们彻底失败了，连同他们千方百计想制定的、极不可靠的种族衡量标准，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对人类的脑容量进行比较的做法，如同为美的观念制定客观衡量标准一样，被证实是毫无意义的。遗传历史学家对DNA所做的研究是不能够预示一个人将来的相貌轮廓、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DNA的密码符号只是历史记录，只是告诉我们某些人口群体曾经存在过，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在一个地区，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基因特征。

    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卢吉·卢卡·卡瓦利-斯福扎建立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目的是通过从全世界几万人的DNA中取样的方式，来重建人类生物家谱和语言家谱。无论是对于人类基因科学，还是对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代人的创新研究，卡瓦利-斯福扎所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计划通过研究血液中存在的特征来重现历史。他在2001年首次出版的畅销书《基因、民族和语言》概括地说明了他宏伟计划的轮廓，并对从人类历史中挖掘出来的基因和语言方面的痕迹进行了归纳。卡瓦利-斯福扎说，他的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不但丰富了历史资料，而且还有医学效用。这项计划还阐释了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是不存在的，这对于反种族主义还可能起到作用。

    然而，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工程不得不停工下马了，这很令人吃惊。下马的原因是这个项目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而且工程组织者没有注意到项目实施的环境，譬如血样和信息的来源等问题。一方面，西方国家里的中产阶级可以贡献血样，并且能够从这个项目的实施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获得收益。而那些与项目相关的土著群体却仍在为获得基本的人权和医疗条件而斗争，他们还同极端贫困、极差的健康状况，以及过多的犯罪现象作斗争。他们中许多人有过受剥削的经历，还有人接受过用人体进行的医学试验。

    因此，一些组织有序的小团体反对这个项目的实施，并给这个项目制造了很多障碍。他们说，尚不清楚医药公司能否得到这些DNA血样。有些公司不光是要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去谋取巨额利润，而且还获得了被检测者的基因专有权。他们还说，一些土著群体害怕有人用世界科学历史来书写土著人的宇宙观。他们反对这个项目的理由还同基因所有权问题相关，譬如，如果其他的群体成员不愿意把自己的DNA交给这个项目，那么他们是否有权只把自己的DNA交与这个项目。从根本上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投入的几百万美元，没有用在贡献血样的人身上，这是无法避免的矛盾。在一些土著群体中，这个项目被称作“吸血工程”（同时，很多有关遗传研究方面的政治斗争也在进行中）。

    一小群研究人类文化的学者指责卡瓦利-斯福扎等人的种族主义倾向和狂妄傲慢的态度。还有些人甚至对这个项目是否有益处提出了质疑，暗指这个项目中有关人类历史的问题是含糊不清的。他们还质疑说，研究单个人口群体的基因除了有助于了解这一群体的历史外，对于认识其他人口群体的历史会有帮助吗？几年以后，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卡瓦利-斯福扎说：“无知能够孕育恐惧和仇恨，我发现，当无知与痛恨科学的、有个人政治目的的人混在一起时，这种无知最危险。”

    显然，人们对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人口群体进行遗传研究时会引起更多公开的关注。我还记得在英国遗传研究项目中，人们的基因组是如此相似，以至于现在的医学基因组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完全等同的。然而，我们仍然能够辨识出这些基因组之间的差异，蕴涵着一个个历史故事：接受检测者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他们在后代的遗传结构中留下了标记。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来看，这种基因差异的形成机制，与造成一些群体之间头骨形状产生差异的进化机制没什么不同。

    对于此类遗传研究的批评，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批评者经常引用人类基因组时代最流行的观念：DNA揭示出种族是一种虚幻的概念，除了肤色不同，所有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当人类基因组时代带来另一种后果——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分析我们的基因组，并且能够量化种族的历史了——时，上述观点怎么还能站得住脚呢？种族到底是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还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呢？

    世上根本就没有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人类在各个种族之间比在同一种族之中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来自哈佛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兼遗传学家理查德·卢旺廷进行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这个实验到现在还影响着人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卢旺廷检测了基因组中的17个位点，对每个位点来说，不同的人之间只可能存在一个碱基的差异。卢旺廷通过实验证明，对每个位点而言，群体之中的差异要比群体之间的差异更大（我们经常把这样的群体看作是一个种族）。这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存在于各个领域，但绝不是种族。卢旺廷写道：

    人类种族和人口群体极为相似，人类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由个人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人类种族的分类没有社会价值，而且对于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具有破坏性。

    既然人们认为种族分类在实质上既没有遗传意义，又没有分类学意义，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人们一般用这些发现来证明：人种之间或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尽管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可能和我们长得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和我们的共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是不存在的。人们还用这些发现来证明，你不能从一个人的DNA中确定他的社会背景。“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宣称，“一个群体（种族）内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检测一下更多的DNA位点，情况就不同了。2007年，一个由犹他州大学的研究员D.J.威瑟斯庞带领的团队对同样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证实：如果你比较不同种族的人群之间的几百个DNA位点，你仍然会发现种族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种族内的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你选择全球各个地区的不同人口群体，并且比较他们的数千个DNA位点，那么情况就变了：通过检测更多的DNA来提高辨识度，结果，同一群体中个体的共同点要多于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共同点。

    威瑟斯庞等人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检测方法。他们发现，如果比较地理上分隔了很久的人口群体，你只需要100个DNA位点就能确定哪个人来自哪个群体，这好像说明了人的种族是可以通过DNA来进行确认的。其实，研究人员的确从这些数据中有所发现，但绝不是有关种族的发现。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很多原因的，有些原因与基因无关。他们没有在基因组里发现“种族”的首要原因是“种族”在生物学中是一个不准确的、无多大用途的概念。这个词暗含的意思是种族的分界是绝对的、永恒的，但“种族”在语言中是最为飘忽不定的一个词。譬如，萨莉·赫明斯的外祖父是白种人，外祖母是黑种人，赫明斯的父亲是白种人（赫明斯与杰弗逊的妻子马莎·威尔斯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然而从1790年开始，赫明斯在连续几次人口普查中都没有被统计入册，当时，是时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弗逊推进了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她本该在第一次普查时登记在册的（不登记姓名和种族），后来的几次普查中也有可能被归入“穆拉托人（即第一代黑白混血儿）”“黑人”或“白人”。在不同的年代，用以区别种族的标准也有所不同，取决于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不仅是种族的定义有很大的随意性，定义种族的人也是经常变化的。有时候，一个种族类别是强加给人的，有时候是人们自己选择的。种族把文化特征和身体特征融合在一起，并认定身体特征决定了文化特征，或者二者不可分割。

    无论是通过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例证（譬如，怪异的人种改良“科学”和纳粹通过Y染色体来量化种族的失败尝试等），科学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划分种族的界线总是以文化为部分标准的，它们永远无法对实际的人群进行精确的划分。不存在预先设定的一套遗传的或者其他身体上的界线，可以将古往今来的不同人群分门别类。现代种族主义者可能希望有些DNA比其他DNA更为尊贵，但是人类基因组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装点古老的种族主义，比如聪慧、美貌或纯洁。

    尽管种族的观念一无是处，但仍然很难去除。仅仅断言种族不存在的做法，看来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或生活方式，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与自己迥异的人群，这是对“种族不存在”观点最为鲜活的反驳。如果坚持认为种族只是一个文化概念的话，那么人们将无法解释这样的日常经历：遇到一个人，长得很像中国人或者北欧人，结果发现他（她）的确出生在中国或者欧洲。如果种族不是我们在其他人群身上看到的那些，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这种混乱源于我们在使用“种族”一词的时候，经常包含了“祖先”的概念。当人们抵制“种族”的概念，或者证明其无法在生物学上成立时，实际上也抵制了“祖先”的概念，这样一来，就会出现问题。早期的批评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于划分种族的遗传学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相信遗传学是医治疾病的解决方案。一位政治科学家在回答《纽约时报》2005年关于“种族”医疗功用的专栏时指出，卫生与医疗服务部、国家健康研究院的员工和保障者，都不应该发表或引用任何暗指遗传学与人口分类（包括种族或民族）有关联的文章，除非文章的发现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对于公共医疗有明显的益处”。

    虽然这些观念有些极端，但是却代表了广泛存在的担忧，这些担忧不是经常能得到如此大胆的表述的。通过政令禁止发布有统计学意义的信息是不科学的做法，而且还有违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措对公共医疗的危害大于保护。对疾病的遗传关联研究很容易同祖先标记相混淆。如果忽视了祖先标记中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性标记，那么甄别致病基因的医学研究将被错误的判断引入歧途。

    祖先是真实存在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你可以从人们的面部看到他们祖先的印记，你还可以在人们的DNA中分辨出他们的祖先。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基因组碱基排列模式，这事实上就是各个人群的“祖先标记”。

    2011年，艾伦·埃尔海克受雇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拼图游戏；实际上，这个拼图游戏就是人类历史本身。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失败以后，《国家地理》杂志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基因地理工程，目的是研发出一个解读人类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的方法，有50万人积极参加了这项工程，提交了自己的DNA样本。从一开始，这项工程的研究人员就以不同的方式同土著社区进行了接洽，清楚地告诉他们仍然保有对自己DNA的所有权。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曾经建议永久保持样本的细胞系活性，但是该工程承诺不会这样做，因为很多群体一想到自己去世后身体细胞还活着就会感到不安。该工程还研发出了漱口采样法，对于那些不愿意献出血样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做法。尽管还有一些土著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这项工程和接受检测的人群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加尊重、和谐的关系。

    2012年，基因地理工程决定将所有的染色体纳入进来，并对常染色体DNA进行分析。工程要求埃尔海克设计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要能使我们从一个样本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仅限于历史信息，而与个人的健康或者特征无关。（更多健康与基因组的联系，详见第十四章。）在此之前，埃尔海克必须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来调查尽可能多的人口群体，因为他首先要纵览全局，才能了解局部。最棘手的问题是，用以区分两个群体的一系列变异碱基很可能与区分其他任意两个群体的一系列变异碱基是不同的。

    多年以来，埃尔海克痴迷于数据收集。他尽可能地从公共数据库中收集信息，也接受别人给他提供的数据。他回忆说：“有许多掌握大量数据的科学家，热心同我分享他们的数据。”最后，他从近500个人口群体中收集了数万人的基因数据，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基因数据库。

    埃尔海克将人口群体两两对比，找到区分这两个群体所需的最少数量的变异碱基，从而搞清楚如何将所有人口群体区分开。他举例说：“如果要通过检测区分一个黎巴嫩人和一个叙利亚人，那么我需要多少个遗传标记才能准确地确定两个人所属的民族呢？一百、二百、一千，还是两千？”

    埃尔海克解释道：“不是每个群体都区分得开，因为有些群体从遗传学的角度无法区分。我的数据库中有很多印度群体，包括不同的语言群体和种性群体，但是无论你使用多少个遗传标记都无法将他们区分开来。”埃尔海克发现他需要500个到2000个DNA中的变异碱基，才能区分开大多数群体。

    埃尔海克研究的人口群体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族或种族，但实际上他检测的是“祖先”，不是种族。这不是语义上的文字游戏，也不是用一个中性词“祖先”来代替有煽动性意味的词“种族”。他的分析基于这样的认识：每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们都携带有一种特定的DNA模式，因为他们是某个特定人口群体的后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无助于项目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准确，还因为它隐含着明显的错误暗示——人们可以被分门别类地放入截然不同的基因“木桶”之中。“祖先”的概念就没有这种暗示。埃尔海克目前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Prosapia Genetics公司就是根据埃尔海克的分析建立的。

    自从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广泛传播不同群体之间的个体比同一群体之间更为相似的错误观点之后，人们就力图纠正基因种族的这一错误概念。纠正的方法是把人类基因组描绘成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所有的群体就像穿在一条线上的珠子。但是这个比喻作用也不大，因为你不能把埃尔海克的几百个群体都穿在一条线上。虽然人类基因组可以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是随着时间分出支系，并且发生变化的。你可以把它比作一棵确定的、不能裁剪的树。每一个健康生长的枝干末端就是现存于世的一个人口群体。树干的根部是一个单一的群体，现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源自这个群体。枝干自身也可能相互缠绕形成一簇，不同的枝干经常会融合为一条枝干。

    如果你把这棵基因组树的所有部分隐去，只留下树枝的最末端，那么你实际上画出了一幅现代人口群体图。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群体，也可以看到群体之间的连续性。你甚至可以从这幅人口群体图中分辨出世界地理，因为人们住得越近往往就越相像。像埃尔海克这样的科学家在分析现世群体的DNA时，实际上就画出了一整株祖先树。通过检测基因组中的祖先标记，科学家们得到了以下结果：一方面我们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群体源自不同的祖先枝干；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源自同一株祖先树，并且紧紧地围聚在树干周围。

    设想这样一棵祖先树有什么危害吗？尽管有人抵制那些关于历史的遗传信息，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些信息，还鲜有研究。虽然我们可能会担心人们对此的感受，但是他们究竟会作何反应，我们还不甚明了。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布赖恩（罗思研究项目中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参加了一个DNA检测。他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白种人、移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和法国阿卡迪亚人的混血儿，是法国人，但是检测结果显示来自他父系和母系的大量DNA都同美国原住民的DNA相同。他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但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检测结果还影响到他对其他人种的看法，譬如，他感觉自己有别于白种人。

    布赖恩参加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迪·罗思组织的一项DNA调查。罗思在欧洲的一座陵园里找到了她曾祖父的爷爷的墓碑，她对于DNA信息如何影响身份认知极感兴趣。她感到“这非常值得研究，人们普遍对此缺乏关注和兴趣”。

    罗思联系了很多接受DNA检测的人，她发现人们获得新的祖先信息后的反应经常是很微妙和复杂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着变化。大多数人并不会颠覆自己本来的身份认知，因为检测数据中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但是，当人们（像布赖恩那样）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信息时，所有的一切都变了。不过，罗思回忆说：“我联系过的人中很少有人完全改变了对自己的身份认知。”通常来说，认为自己因为获知新的祖先信息而改变的人，会拓展他们的自我认知，将新的信息囊括进去。

    有一位墨西哥裔美国人发现自己还有凯尔特人祖先，但他对于这个信息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人们对凯尔特人的固有看法是身材高大，而他却是身材矮小。人们很可能以为他这是在做白日梦。有些人欣然接受了检测结果揭示的祖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他们发现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对此并没有保持开放的心态。有一位女士，自认为是黑种人，却发现她的基因组中有39%属于欧洲人基因。虽然她对此很好奇，但是她的妹妹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还有一位女士本来认为自己是白种人，却发现父系一脉有非洲祖先，于是，她开始看一些相关的电影和戏剧，来探寻黑人的经历。然而，她说她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哥哥，因为他有些偏执狭隘。

    有些受访者虽然接受了新的信息，但是当这些新信息可能会改变生活的重要方面时，他们就会变得犹豫起来。例如，有一位女士发现自己有犹太血统，她受邀来到当地的犹太教堂，但是这个宗教的严格教义以及她遭遇到的一些人的偏见，使她感到缺乏归属感。

    虽然有些人对于新发现的多个种族身份持积极的态度，但是他们不愿意公布这些信息，唯恐人们把他们看作是“别有用心的人”。很多接受罗思项目检测的人发现自己有美国原住民的血统，由于少数民族可以获得政府补助，因此事情变得没那么简单了。他们害怕别人会说他们是为了得到这笔钱，才把早已过世的祖先搬出来的。还有些人担心别人会误解自己打算放弃“真实”身份，接受其他身份。

    有时候，不参加DNA检测的行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譬如，罗思发现参加DNA检测的亚洲人不多，于是推测亚洲人不怎么参加祖先检测。当她询问那些参加检测的亚洲人这是什么原因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罗思注意到：“亚洲人认为自己是单一血统的观念，其实并不比其他群体更准确，亚洲人通常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这与他们的民族神话和来自何方的故事有关联。”

    总的来说，罗思发现有些人过分解读了DNA，而有些人则没有；有些人反应过度，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总之，罗思的调查对象们有着各种常见的反应，只有一种例外：有些人发现关于祖先的新信息后，他们的反应是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譬如，有一个人发现了母亲一脉与非洲的富拉尼部落有关联，于是他开始学习富拉尼语。

    罗思说：“这类检测看起来使人们更深地意识到了历史上人种融合的程度，我认为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为自己100%属于单一种族，他们并不是因为想挑战这样的认知而接触到遗传学的。而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遗传学，尤其是参与这类检测后，才意识到自己并非100%属于单一种族……无论是在久远的时代，还是在几百年前，或是在近一两代人中，一定发生过种族融合的事。”

    无论人种的融合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族中，还是我们所属的更大族群中，如果你想要了解这种融合，那么一定要了解DNA，而且还要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珍妮弗·瓦格纳是位律师兼人类学家，经常为法律界解释科学，或者为科技界解释法律。她提倡“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人类的差异，把相关文化的、社会学的、历史的、遗传学的、进化生物学等因素整合起来”。她同几个同事一起正在研发一门创新课程，运用遗传家谱学来讲授进化（“用一种更令人兴奋的方法来讲授这些概念，比研究豌豆或者果蝇要有趣得多”）。

    瓦格纳说，在当今的美国，“在法医数据库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占比过高，而在生物医学研究数据库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占比过低。遗传与基因技术既可能缓解也可能加剧种族差异。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并倾尽全力确保每个人都能分享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瓦格纳在课程中将会讲授巨大的人类家谱树，它本可能长成无数种不同的形状，为什么偏偏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生物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事件。人类的选择、偶发事件，以及不可预测的意外事件等等，都对这棵树的生长产生了影响。想要确定影响基因组的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具备拼合重要相关事件的能力。那么，对于今天的人类基因组而言，谁曾经是影响它的决定性因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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