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曲罢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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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玕,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庭芳》--《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已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儿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

    《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却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90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融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回家,回家、离家,这几十年来风浸尘淫,对我竟无多改变……

    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看着他身后巨大的画案,还有那粉墙与紫藤。我做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在这里吹,在这里画,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皮肤上已有皱纹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发。然而细高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

    他长得很像他母亲。

    祖父给后辈们留下的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在我记事时就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我们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花园的一隅,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老七舜铨在金家兄弟中是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个,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我的哥哥们几乎没有谁逃过了劫难。舜铨也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同样承受着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干、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

    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挚爱亲情。聊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话以后,舜铨突然跟我说,舜铻回来了。

    我的心情一下变得有些紧张。舜铨看了我一眼说,老大是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

    我问是否携着夫人。

    舜铨嗯了一声。

    舜铻是金家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父亲镇国将军爵位的继承人。

    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也曾真诚地追随“革命”、反叛封建家庭,但他加入的是国民党,后又进了军统,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金舜铻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铻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儿。

    见我的思路抛锚,舜铨补充说他是听政府部门来电话通知才知道的,他以为老大会回家看看,看来老大没这个意思,从走出这个家门到现在,他已经有五十多年没回来过了。舜铨说,这次老大回来似乎也是个别人知道,他不想兴师动众。

    我说,他当然不想兴师动众了,他金舜铻罪孽深重,劣迹昭著,这回政府能让他回来,也是给了很大面子,料他无颜见故里亲朋,更愧对父母亡灵,偷偷摸摸,连家也不敢进是必然的。

    舜铨没接我的话,这样的话满是孝悌思想的他是说不出来的。

    舜铨说,叫你从西北赶回来,一来是见一见舜铻,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们的大哥,你是老小儿,你更应该主动些;二来那个匣子也该打开了,如今,金家舜字辈的人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这个匣子这时候不开,怕是再没机会了。

    舜铨说的匣子,是指1998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舜铨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26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装何物,尚是未知,既然翻出来了,便是到了该出来的时候,目前该匣暂由他保存,以后伺机打开。

    这次我一进门,舜铨又提到匣子,并起身将一镶嵌螺钿的楠木匣由柜中取出,用布擦拭了,放在灯下,小匣立时熠熠生辉。匣上精致的小铜锁虽已锈蚀变绿,却仍牢牢锁定在环扣上。舜铨说趁着三个人都在,打开它,也算他对我们有了交代。

    舜铨的妻子丽英和女儿青青端着饭由小厨房进来,见我在桌前坐着,吃了一惊。丽英放下碗说,您怎么悄默声儿地就回来了?下午让青青去车站接了,没接着,以为您坐明天的车呢。我说,没什么行李,用不着接,又不是不认识家。青青说。姑爸爸越发显得年轻啦,您瞧瞧我妈,都成了半大老太太啦。连花衣裳都不敢穿,到底比不上姑爸爸。青青这个现代青年也直呼我为“姑爸爸”,想必是受了她父亲的教诲。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的称呼男性化,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舜铨大约也常在女儿面前说你姑爸爸如何如何,她便也自然而然地叫“姑爸爸”了。丽英要去厨房再添两个菜,我说不必了,炸酱面挺好。丽英就请示丈夫,舜铨说,舜铭不是外人,不必再另炒菜了,坛子里有泡好的糖醋白菜,可以上一碟,那是她在外头吃不到的。我问糖醋白菜是谁做的,舜铨说当然是他,那骄傲自得的神情就像个小孩子。这糖醋白菜是我们家传了三四代的保留食品,即取白菜心切成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封存坛中,随吃随取,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酸甜适口,好看又好吃。

    四个人就围坐在灯下吃饭,饭菜虽简单,餐具却精美,这怕也是舜铨对昔日贵族风范的惟一保留了。丽英对我很客气,也很拘谨,说话也总是“您、您”的,让我很不自在。

    丽英原本是东城织袜厂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她与老七舜铨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因为老三、老四捣乱,结婚的喜宴竟不能在家里举行,被迫改在船板胡同丽英的娘家,就这,还砸了人家的暖壶。我母亲知道,舜铨对这门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做了个孝顺儿子。丽英虽与舜铨年龄相差甚远,却很知足,且性情温顺,不仅对我母亲菽水承欢,扇枕温席,尽心侍奉,对丈夫也知冷知热,黾勉从事。每每念及她的这些好处,都使我称谢不尽,感激涕零。

    母亲去世,青青降生,舜铨时已年近六旬。

    舜铨老来得女,爱惜备至,惯纵异常,挥墨作画时亦常抱至膝上,笔端顺着孩子嘴巴走。青青说芭蕉下的大公鸡得背着小鸡,于是站在岩石上引颈长鸣的公鸡就立刻敛羽收翎,背上驮着一只小鸡雏,就地刨食,变作一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模样;青青说过桥的老头要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很麻利地上了树……

    “三中全会”以后,舜铨的生活似乎平静而清闲,用他的话说是“围炉而坐,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悠悠自得其乐也”。然而我仍从那“自得其乐”的字里行间体味到了他心灵的孤寂与情感上的空缺。今日在饭桌上,从丽英对面条的响亮吸吞和热烈咀嚼中,我又一次看出了这对夫妇的差距与隔膜,这个差距不是一代可以跨越的。我走出了这个家门,使我丢掉了某些矜持和习惯,但老七舜铨不行。老七舜铨从未走出过这个家,从未走出过这种氛围,即使有社会交往,也是在他那极有限的书画小圈子里周旋而没有其他。舜铨对书画很有研究,尤擅长于工笔重彩,他常说,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杖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苗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俗不可耐。舜铨的画据美术界人士评论,认为袭郎士宁之风却又比郎气骨浑厚,纵逸潇洒,无论从构图还是着彩上,都显示出极高的天分与功力。徐悲鸿在北平初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时,曾请舜铨佐力,金七爷名声由此在古城更为大噪,求画者门庭若市,一纸到手,视若拱璧,收藏家们更是以得舜铨画为美事。然而后来,舜铨的画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他的悲剧在于走不出自己,走不出禁锢他的家庭圈子。张大千、徐悲鸿均游历外洋,走遍九州山水,得河山之真谛,就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溥心畲,亦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舜铨的与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画,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

    吃完饭,我和青青在她的房里聊天。青青让我猜她爸爸的小匣子里可能藏有什么宝贝,我说一定是金条、金刚钻之类的啦。青青说,要是那样我爸就发了,问题是这个匣子分量不重,摇起来也没声响,好像没您说的那些东西。我说,那就是遗嘱了,你爷爷的遗嘱。青青说,最好不是遗嘱,您想想。匣子在民国26年就砌到墙里去了,您可是这以后才出生的,遗嘱上真有东西,可是没您的份儿啊!

    这真是我以前所没想到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十几岁女孩儿的精明,小小的孩子,竟在这里巧妙地给我垫了一砖。我甚至怀疑,今晚这段关于小匣子的谈话,是她和她的母亲早已设计好的,以无意间的提出给我暗示,将我推入名不正言不顺之境地,小家子气的精心算计,让人觉得可笑,同时也觉得穷苦时候的关切与相依已变作了永不再来的回忆,让人遗憾。我看着青青,她长得像她的母亲,除了皮肤,丝毫没有这个家庭的任何特征。我想到,按辈分她该排到“衍”字,却怎么不伦不类地叫了“青青”?问她的名字是谁取的,她说是姥姥,由姥姥又扯出大舅、二舅、老姨等住在船板胡同的一大家子人。青青说她舅舅们为这个匣子天天往这儿跑,动员她爸爸打开,可她爸爸死活护着,不但不让开,连碰也不让他们碰,她爸说了,这家里还有大爷和姑爸爸,必须等聚齐了才能开,三个人一日不齐他等一日,一年不齐他等一年,十年不齐他等十年。青青说,您说我爸傻不傻?

    我听了很动情,掀起门帘看了看隔壁的舜铨,他已经躺下了,毕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还能等十年吗?

    我来到舜铨床头,躺下了的舜铨见我还没有睡就说,早点儿歇着吧,明天还要到王府饭店去看老大,你们是头一次见面。我说金舜铻大概不知道我是谁,他想了想说可能,又说我不该一口一个“金舜铻”,舜铻毕竟是大哥,我这样没规矩,让外人听了笑话。

    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大哥没有好感,听母亲说他魁梧伟岸,不苟言笑,对谁都是冷而又冷的。有一回报上刊了他的戎装照片,他的母亲瓜尔佳氏不满地点着报纸说舜铻这个名字叫坏了,“铻”者,剑也,命中注定他要阵马风樯、干戈一生的。要是依了她的主意不叫舜铻而叫做舜钫,岂不就成了鼎彝之家的主器吗?

    解放前夕,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伤透了我父母心的大事:我的三姐舜钰,与舜铻同为瓜尔佳母亲所生,系北平地下党员,那是一个刚烈的、有主见的女子。1947年蒋介石发出“戡乱”动员令,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及进步人士,舜钰也在其中。初时,家里人都以为舜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或许关个三两天就给放回来,父亲甚至还说,就得让国民党收拾收拾三丫头的脾气,一个女孩儿家,今天开会,明天讲演,成天不着家,野得没了章法,将来怎么得了!二娘张氏却不这样看,张氏说事情不会像父亲说得那样简单,只是“收拾收拾”就能了断的,恐怕这里边牵扯的背景很大,让父亲赶紧去国民党监狱要人。我们的父亲是个对自己的孩子很不上心的父亲,他既放纵自己的孩子们使其为所欲为,又不允许我们荒腔走板,这实在是很难控制的。说穿了,一切都需在父亲既定的圆圈里折腾,出了圈父亲则一概不认可,不通融。我们的老五为装叫花子,被收进乞丐收容所,父亲坚决不肯去收容所领人;二格格嫁了不该嫁的人,父亲毫不留情地将她逐出家门;三格格舜钰也是一样,父亲认为进监狱活该,是她咎由自取,让她自己去教育自己。

    舜钰进去没有半个月,从里边传出话来说被上了脚镣手铐,只有死刑犯才有这样的装扮,看来案子是重得很了。父亲仍是认为没什么。他认为,金家是世家,当局还能把他金四爷的女儿怎么样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说三格格在监狱里受了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我的母亲带着我去探视过,监狱不允许相见,母亲回来大哭了一场,说,那大铁门,那电网,那荷抢实弹的兵,注定了三格格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一个鲜亮活泼的格格,眼看就要断送在国民党的手里了,怎么得了?母亲的哭声传到老七舜铨屋里,舜铨扔下画笔来到正房,扑通一下跪在父亲跟前,声称,如若父亲不出面救三格格,他便不起来。父亲也倔,说,你这是干什么,将我的军吗?你要跪就跪着吧,别以为我会改主意。老七舜铨就跪着,直直地跪了一天。并不是老七的精神感动了父亲,而是老七的行动影响了父亲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三格格的事,父亲不得不硬着头皮,亲自到南京找到参与“戡乱”工作的大儿子舜铻,让他念及手足至亲之情,予以营救。舜铻对父亲说,将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一切当以国家为重,不能徇私情。舜钰所以有今日,全怪她自己,家中弟妹尚多,当以此为鉴,警之。

    舜铻跟父亲在南京打官腔的时候,舜钰在北平已被押赴德胜门外,秘密枪杀,尸骨解放后才被找到,重新安葬。

    那次“戡乱”,所杀甚众,仅十月份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城市,惨遭杀害者就有两千余人……

    舜铻可谓“大义灭亲”!

    如果说老大对三格格的做法尚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各尽其主的成分在其中,可以暂且不记嫌他那些直接的间接的血债的话,那么他对老七舜铨的所作所为,则直接说明了这位所谓公而忘私者,实则是个寡廉鲜耻的自私小人。

    柳四咪是金家上下都熟悉的一个女子,40年代随着黄四咪的介入而与金家相来往。同为话剧演员,黄、柳二咪的性情不同。命运也就不同。黄四咪跟我们家老二、老三、老四同时打得火热,花蝴蝶一样在金家飞来飞去,不肯落下;而柳四咪则倾慕舜铨的绘画与为人,虚心拜师,被收为女弟子。

    舜铨授课在后园花厅,除让弟子揣摩临写古画外,还观物写生,常在园中折下应时花卉。插入案上瓶中,教授弟子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一花一萼,谛视熟察,以得其所以然。柳四咪谨遵师命,除了对花的观察以外,对插花的大红双耳瓶也大加赞赏,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此瓶系宋五大名瓷之一的均瓷,均瓷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神奇,惟其烧制捕捉不定,难以把握,故成功甚少,有“黄金有价均无价”之说。此双耳瓶是咸丰年间的宫廷赏赐,古朴典雅,剔透晶莹,有人曾用“红似朝霞欲上时”赞誉此瓶,推为瓷中之宝。后来舜铨见四咪爱之竟慷慨相赠,在家中引出不小风波,这事前边已经说过。

    柳四咪除聪颖漂亮外,更有一副好嗓子,唱得一口好昆曲,学画之余常在花厅吟唱,唱方成培的《雷峰塔》,唱吴梅的《风洞山》,唱得最多的是张坚的《梦中缘》。舜铨不惟京胡拉得好,箫也吹得绝妙,风吟鸾鸣,珠喉婉转,管箫依依,流荡在假山花坞间。扑鼻风荷,沁心雪藕,清歌一曲,飘飘欲仙,于是画者不在画,歌者不在歌,一切都变成了巫山之会的滞雨凝云。

    对此家中并无干涉,公子偷香,文人窃玉,乃为风流之举,自由他去。但柳四咪不是天桥唱大鼓书兼做“半开门儿”的姐儿,也不是在小场子唱落子举着笸箩要钱的怯妞儿,她是个演文明戏、拍过电影的星星儿。她与舜铨的交往是男女间的正常恋爱,不是逢场作戏的轻薄之举。当婚娶的议题由舜铨向家中提出后,首先反对的就是他的母亲。

    二娘认为,天潢贵胄之后与戏子柳四咪相结合属悖礼之事,万万行不通。二娘说,倘若老七舜铨纳的是妾,则另当别论,现在明明地是要娶夫人,弄个没根没底儿的演文明戏的,算怎么档子事儿!舜铨跪在他母亲跟前哀求,一再解释柳四咪是艺术家而非艺妓,其母亦不通融,说能在人家园子里大亮歌喉的女性即便为良家子亦是缺少训导,大逾闺阁常轨,实不足取,这事儿再不要提了。

    舜铨无奈,找我母亲商量。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她为舜铨出的主意是与柳四咪一同离家出走,非此不能征服顽固的二太太。舜铨与柳四咪也极赞同这个主意,商量结果,柳四咪携舜铨之信先行投奔南京的舜铻,请他暂为安置,舜铨在京赶还一批画债,而后驱车南下,在南京与柳四咪团聚,届时伉俪携手,遍游江南,双宿双飞,“作一场闲快活”。

    然而,后来的事情却完全出乎舜铨,也出乎我母亲的意料。

    一个月后,舜铨兴冲冲赶到南京时,柳四咪已重牵彩线,别赴巫山,由舜铨的恋人变作了舜铻的夫人。内中奥妙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外在的变化却是谁都看得明白的。我母亲后来分析说,舜铨尽管儒雅绝俗、风度翩翩,终究比不上仪表堂堂、风流倜傥的舜铻;舜铨憨厚懦弱、孤冷沉静,舜铻豪放不羁、英气逼人,相比之下,当然是舜铻更能获得女孩子的欢心。总之,舜铨那次由南京惨败而归,情景十分凄惨。败在别人手下,尚有余勇可争,偏偏是败在亲兄长手下,实在让人有些为难了。古有“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一说,却未言所爱不可以假人,在亲情与爱情相侵时,老七舜铨弃后而取前,不与老大争论,孑然一身返回家中,将满腔愤慨与哀愁倾注于紫箫之中,那箫自此便日日是《梦中缘》了。

    这次老大的“携夫人来”,无疑对舜铨有所触动,这点,那浮涩的箫声已让人体会到了。我不能想像,一对劳燕分飞的恋人,白首相见,是怎样一种情景;也不能想像,长离久别的兄弟,蓦然聚首,会有怎样的情形……

    窗外,树影婆娑。

    我久久无眠。

    约好是上午十点钟去王府饭店,七点半钟,青青的大舅、二舅和老姨就来了。

    她的大舅开了一辆黑色“皇冠”,说是今日上午他们局长不用车。

    丽英从吃过早点就跟老姨在屋里试衣服,试了半天也没见出来。

    舜铨在西间专心地描他那幅“樱花鹪鹩”,两位舅爷则品着花茶在客厅喷烟。他们说,明年这片地界便要拆迁了,花厅房屋虽老,可内里这些雕花的硬木隔扇却是难得的精美工艺品,需提前拆了卖掉,免得毁坏了;又说这桐油浸过的方砖地在京城亦不多见,砖也得先处理了……

    他们的谈话口气令我不快,显然这二位全然没有把坐在一边的我放在眼里。我看着他们,产生了一种被侵犯的愠怒和屈辱。倘若他们知道,他们身后那斜放的蛛网尘封的大字是出自道光皇帝之手,倘若他们知道院里那口堆放杂物的六尺“茶叶末大缸”是当年圆明园勤政亲贤殿前的旧物,不知在惊喜之中又要作何打算,大约会有更为宏大的经济策划出台吧。老哥哥在里间埋头作画,苍白的头颅与粉艳的樱花小鸟相映,细眯的双眼分明已为笔下那三只亲呢的雀儿攫住,那安详、超尘脱俗的神态,让我羡慕,也让我悲哀。

    丽英终于穿着一身褐色套装走出房门,脖子上多了一条亮闪闪的金链。她走过去让舜铨看,舜铨认真地看了半天,最后说好。我很是不解,凭他的审美情趣和对色彩的严格选择,他应该看出其中不当,黑黄的皮肤配以褐色的服装以及那条俗不可耐的链子,使人愈发显得黯淡苍老,站在那里连光线也暗了一截儿。可舜铨却说好,或许他对人生的感悟又比我高了一筹,即便两位舅爷提出“卖大缸”之类言辞,他也会淡然一笑,说,随他去!

    是啊,他经的事比我多多了。

    九点三十分,一群人打狼似的出了门,见到门口的“皇冠”,舜铨无论如何不肯上去,说不可以借来之物为自己壮行色。依他的本意是要乘公共汽车去赴约,说这样才与他的身份相符。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他终于让步,答应拦截一辆黄色“面的”。

    “面的”停下,司机瞅着站在路边的一干人等说坐不下,大舅说后头还有“皇冠”。舜铨听了吃惊地问:都去吗?丽英说,都是亲戚,自然应该都见见,大爷又不是经常回来的人。舜铨指着丽英的几个弟妹说,他们去干什么呢?丽英说,怕你有什么顾及不到的啊……丽英的妹妹说,要是姐夫不愿意,我们不去也行,我……我就不去啦……

    那二位舅爷则抱着胳膊毫无退缩之势。

    我明白亲家兄弟姐妹的心劲儿,深切感觉到了随着时代变化越变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个复杂不是人员的复杂,是人物心理的复杂,是付出与得到的权衡,是有利可图的钻营,是厚颜无耻的追逐。在舜铨的坚持下,众“随员”暂作鸟兽散,最后到达王府饭店的只有我和舜铨夫妇。

    舜铻并没有在大厅里等候,我打电话与房间联系,一女性冷冷地说,上来吧。我特别注意到她连“请”也没用,这种“报门而入”的做法颇带下马威味道。我想,这要真是那个柳四咪,也未免太绝情,舜铨毕竟是她的“恩师”啊!

    在电梯上,我没有把自己的感觉告诉舜铨,不愿让他再为情感伤神,况且还有一个丽英站在那里。

    开门的是个很富态、很有风度的妇人,从她那没有表情的面孔上,我见到了显而易见的傲慢与骄矜,便料定她唱不出细腻缠绵的“叹宵光何限”,舜铨更不会与她去“共倚”什么“雕阑”。--她不是柳四咪。

    我看舜铨,舜铨的表情比她更冷,更傲。

    我该呼之为大哥的人坐在沙发里,他欠了欠身子,或许是站不起来,或许是不想站,只给人一个点到为止的礼貌。我想,这大概不是金家的礼数。

    舜铨叫了大哥,我也叫了大哥。

    任何人也听得出其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就像在街上问路,将对方呼之为“大哥”一样,泛泛的一种称呼罢了。舜铨将我和丽英作了介绍,舜铻说没想到家中这个叫舜铭的小妹妹已经这样大了,问我是哪年开始读书的,我说解放那年。他问什么解放?是不是四五年的光复?我说不是,是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逃到台湾的那一年。他说,你们大陆都把那一年叫“解放”?我说,叫解放。舜铻说,我们不叫“解放”,我们叫“沦陷”。他又问我是不是“中共”,我说是。他说中共造出来的人都是一个模式,他见得多了,不用谈话。拿眼一看就知道。我说,当然,你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舜铻说,你的脾气很倔,不愧是金家的人;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更倔的,叫舜钰,你听说过吗?我说,那是三姐。舜铻说,你的气质很像她……又说,她那个中共可称得上是你的先辈,你得好好向她学习。我说,那是自然。舜铻停了一下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信守不渝固然可嘉,却是连命也不要了,细想也是有些划不来。我说,不是她不要命,是你们不给她命。舜铻说,舜钰赍志而殁,虽为遗憾,但她在大陆却是流芳百世的大忠臣,你们的八宝山有她的位置,北京的忠臣簿里不是也有她的一笔吗?我说,依您所言,三姐的英烈名分乃是国民党所赠,这实在是该替三姐和被害的百万无辜谢谢您了。

    并非如报上经常所载,海峡两岸亲属相见,抱头痛哭,倾诉离别之苦,使观者也为之泪下。我们家的亲属相见除了冷淡以外,更多的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

    舜铻回身介绍那女人,说叫林乡远,他的夫人,台湾彰化人,国大代表、政治家。果然不是柳四咪,我松了一口气。舜铻又提及舜铨的好友溥心畲,说溥心畲到台湾后住在台北临涂街,小门小户,与旧时恭王府有天地之别,闲时常常思念北平故旧,想念舜铨和他泡的糖醋白菜。舜铨说现在北京恭王府花园已经修葺一新,他的老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回来看看。舜铻说溥心畲在1964年便已故去了,舜铨听了很难过。舜铨讲述了兄弟姐妹们的先后情况,说到先后故去的老三、老四和六格格,竟因哽咽而一再停顿。我注意到,他在讲到舜钰时只是轻轻一带而过,为的是怕舜铻再度难堪,其用心之良苦,实让我惊叹。他的一生只用一个“儒”字便可以概括,对父母、对兄弟、对恋人、对朋友,一概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的是中庸之道,做的是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唱了一辈子的《梦中缘》,今日却连柳四咪几个字也不敢提……

    我真是觉得老七窝囊极了,也可怜极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连舜铻也不如。

    舜铨最后提到了楠木匣子。舜铻接过话茬儿说他对匣子和匣子里的内容不感兴趣,那里面无论是财宝还是训示,他都不接受。从离开家起,他便与这个家庭断绝了任何经济的、人情的往来,自然也包括这个封入夹墙的木匣子。舜铨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由七哥全权处理吧。

    林姓大嫂取出一个信封,内装两万美元,交与舜铨,说这许多年我们为舜铻吃了不少苦,也不是什么补偿,权当是当哥哥的一点心意……

    这一回,舜铨十分不快,他将信封置于桌上,起身说,我虽不富,然凭一技之长足以养家糊口,大哥这钱还是收回去吧。金家“舜”字辈,你我兄弟十四人,除早殇者外,成人者十又有三,十三人所走道路不同,结局亦各相异,如今,在世者也就你、我、她三人了,十三个兄弟姐妹,虽山水相阻,幽明相隔,但亲情永存,血脉永连,这情谊决不是两万块钱所连结的!

    一席话,将舜铻说得尴尬至极又无言以对,他猛地站起来,带着军人的风度,脊背也训练有素地挺着,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难以克制的不快。我不怀疑,时光若倒退几十年,他会大喊一声: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这样的事他不是没干过。

    此时此刻,我对舜铨简直是敬佩极了,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大儒!

    但是,舜铻并没有说出什么激烈的话语,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茶。

    在老北京的规矩中,主人说“看茶”,内涵就是“送客”的意思,明白的客人便知道“该告辞了”。偏偏这时丽英出来打圆场,让舜铻不要生气,说舜铨在“文革”中因大哥也是受了不少苦,整日游斗,还被剃了头,他心里有委屈,希望大哥能理解,现在侄女还小,将来难免还有仰仗大哥、大嫂的时候……舜铨打住丽英的话头,回身对我说,咱们走吧。我说,走吧。就站起身,紧紧地跟在舜铨后面,毫不犹豫地朝外走去。久别弟兄的相见,竟是这样简单、短暂。

    我们走出门的时候,舜铻低低地叫了一声“老七--”那声音已分明有了缓和。

    舜铨止住脚步,却并不回头。

    舜铻说,我现在是代别人求你。舜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缓缓地转过身来,见舜铻手里捧着那个大红双耳瓶,正定定地立在那里。

    舜铨一愣,紧接着跌跌撞撞向那瓶子奔去,那失态的急切,为我所少见。舜铨从舜铻手里接过瓶子,颤抖着,抚摸着,长久地凝视着,两行清冷的老泪潸然而下。

    我明白,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均瓷双耳瓶了,本来在柳四咪手中,如今又完璧归赵,只是不见“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柳四咪。瓶口用黄蜡封着,沉甸甸的有些分量。舜铻说,四咪托我把这个瓶子和她带给你,她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花厅的书案前,看你画画,听你吹箫,如今是如愿以偿了。当舜铨得知瓶子里装的是因不堪思乡之苦而去世的柳四昧的骨灰时,他紧紧地将瓶子抱在怀里。

    我被家族中这个陈旧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从心底为这对情人唱道:

    ……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歼。惨凄凄树咽秋蝉,冷飕飕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今日接幽欢。

    返回西北不久,我接到了青青的信,说那个楠木匣子被她舅舅们撬开了,并没发现任何珍宝,也未见任何遗嘱性的文字,只有十三个油纸包,里面包了十三撮头发,上面分别写着舜锦、舜铻、舜镈、舜镅、舜钰、舜铨什么的,那些头发都是细细的胎发,用红丝线扎捆着……正如她所分析,匣子里的头发惟独缺少舜铭姑爸爸的,因为姑爸爸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她的舅舅们对匣子里的头发十分不解,说这个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有精神病。青青说,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每日除了吹箫就是画画,底气不足,箫已吹得连不成曲,依旧吹;眼神不济,画也多成一片涂鸦,依旧画,任谁劝也不行。城建部门几次催促搬家,朝阳门外新建的小区已为他安置了四室两厅,他却死活不搬,说除非咽气,才能离开这座小院。政府部门鉴于舜铻大爷的关系,也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就这么拖着。

    果然,没过多久,我便被一纸电报叫回北京--舜铨病重。

    夜深沉。

    炉中的火已经乏力,将残的煤显出了通体透明的红,映得沙锅也变得温馨可爱,使溢满空间的苦涩花香平添了几许暖暖的人情。

    纸窗外,雨声淅沥,晚秋的寒意趁着夜色悄然袭来,直抵人的胸臆。我往炉里夹了一块煤,斜倚在窗前西炕上的舜铨轻轻地咳了几声,那咳带着明显的克制与压抑,听了让人揪心。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我走过去为他盖被,他问我那篇《景福阁的月》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已写好,交给《中华散文》编辑部了。他说颐和园的景福阁早先叫昙华阁,光绪年间重建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为赏月听雨之地,名之所来,取自(诗经)“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一句,景福者,大福也。舜铨说,书还是要多读的,要博学详视,遍采广询,不可单纯钻文学,做单一的作家难免失之于浮,要做学者,这样才能除去迷惘与迂腐,增添笃实与深思,成为通博的大儒,那文学之业自然是水到渠成了。我笑了,说,七哥设定的目标,不说今生。怕是来生我也达不到了。他说,不难,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得之以勤,没有不可达之境……未说完,又咳嗽,脸憋得发青。我轻轻为他捶背,透过薄绒衣,触及他的肋骨,骨的尖利引起我一阵心酸--

    如此人物,不知当今世间尚存几人?

    舜铨的病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再拖也拖不过一个月……消耗性的疾病把他弄得很苦,也把大家搞得很累,不分日夜地照看护理,东西南北地奔走找药。谁也都不忍放弃这最终的努力,谁都明白已经无力回天。我由大西北匆匆赶到北京,说是照料病人,实则是来送终,为手足中惟一尚存的七兄送终,尽管为同父异母之兄妹,也是骨肉相关,血脉相连,内心凄苦自是难言。舜铨一去,家庭中舜字辈将仅存我一人,再无人督我攻读经史,一切当好自为之……

    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堆满了杂物,这些物件自老五的儿子金瑞搬出小屋后再无人动过,尘网蛛封,破旧不堪,难寻出一丝亮色。三合土的地面,砖砌的土炕,在现代化城市的北京已属凤毛麟角,而在东城,这座古旧废园的一隅,却奇迹般地存在着。

    这座我家高祖所盖的小屋,原来是为府中辟邪而用,却不想住了几代十几口人。辛亥革命后,小屋曾经一度空落,改做堆房,不用之物一并塞入。后来姨祖母自戕屋中,老二舜镈吊颈于屋外,便更无人涉足。日久天长,窗残纸破,门户歪斜,鼠亦来,虫亦来,谲诡幻怪,飞鸟惊蛇,实在让人有讳莫如深之感。以后又有舅姨太太和母亲等人轮番居住其中,方使小屋才有今日之景象。近日为城建所计,又拆迁在即,动员搬家,让搬入朝阳门外金台路小区四室两厅“三气”齐备的现代化公寓,说是那边有铝合金窗,全封闭阳台。青青的舅舅们说,新屋较这四面透风的危旧花厅和小土屋一下进步百年,搬家对金家人来说实在是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好事。

    在七嫂丽英与侄女青青的热切企盼中,舜铨却说出要老死旧宅,死活不搬的话来。舜铨的脾气无人拗得过,搬迁计划暂时搁浅,因为谁都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丽英的两个兄弟早已看中花厅的楠木雕花隔扇,并已与某涉外工艺商店谈妥,以不低的价格售出。正是为拆隔扇,将病中的舜铨移居西北角小屋,以便静养。房将不存,要隔扇何用?虽然是祖宗留下的东西,但祖宗所留数不胜数,至今所存又有几何?何苦为隔扇伤神?

    扶舜铨重新躺好,我将火上的药锅端下,把药汤滗了,倒在碗里晾着。棕色的药汁在昏暗的灯下显得分外浓酽,我心头不禁冒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诗句。白乐天以酒待客,我以药侍兄,情景毫无关联,气氛也迥然相异;彼时天将欲雪,此时苦雨绵绵;彼时朋友相聚,此时骨肉将离。伤感之情随着淅沥的雨声愈积愈难耐……只是让人想哭。

    拆卸隔扇的声响由花厅传来,呼呼斧凿,如敲击在心。我看舜铨,那张脸虽憔悴,却是出奇地静。从那平静中,我悄悄地感觉到了沉重,感觉到了秋的肃杀与生的苦累。

    为了便于住人,舜铨身后的窗纸被重新糊过,细腻的纸张散发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凭气味我断定,这是家中那批保存多年的宫中御用宣纸。这批纸因无字,“文革”中才幸免于难。虽经年历月,除颜色微微有些泛黄外,质量依然柔韧无比。听舜铨说过。因为是御用宣纸,制造便更为讲究,从选料到洗料、切料、打浆、抄纸、烤贴,前后经数百道工序,制成需一年时间。这批宣纸采用的是天然日光漂白,不用强酸强碱,所以纤维损伤少,强度极高,作为“旧纸”存放,涸墨性能更佳,用来泼墨作画,层次丰富,皴、擦、烘、染都能显出理想效果。

    父亲和舜铨都是书画界名人,对这些纸甚为珍视,之所以没有动用,据说与宣统三年宫中纸案有关。传闻当时皇太后隆裕的总管太监张兰德,伙同颜料库太监,私自将八万五千张上好御用宣纸偷偷调包,拿出宫去换钱。为此隆裕大为恼火,传散差,给张兰德一顿好打,并下令严查此案,一时宫内宫外人心惶惶。这些纸是否与此事有瓜葛,难以讲清,为避嫌疑,遂予封存,并且一封就是若干春秋。

    不想昔日存留之纸,今日却被舜铨之妻丽英派上了用场--糊窗户。本是传自大内,该大展风采的精品却抹上稀面糊,粘贴在窗棂之上,做遮风挡雨之用。纸命如斯,令人感叹。

    为照顾方便,我在小屋内另支一折叠钢丝小床,与炕沿成直角放置,二者之间隔一旧式太师椅。直背的椅子很硬,坐上去并不舒服,且一条腿已经折断,随时有塌散之势。我坐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椅子立即吱吱作响,发出脆裂的呻吟。舜铨说到那边拿个垫子吧,我说不用。我说记得这把椅子是有过棉垫子的,还罩着蓝布罩儿。舜铨说我没记错,不过那罩儿不是蓝布的,夏秋为棉龙缎,冬春为黑狼皮,内中所实亦非棉。而是南海鹤绒。我问南海鹤绒是什么,他说大概就是鹅绒吧,又说祖母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逝去的。祖母无疾坐逝的事我知道,已被人们颂为传奇多次讲述,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祖母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和情绪,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位出身显贵、性格刚愎的蒙古族祖母,做事向来果断清晰,自尊自信中透着暴戾与威棱,所以连她的死也这般干脆利落,与众不同。

    1915年12月21日,袁世凯称帝的第九日,祖母坐在这把椅子上抽水烟,看照片。照片是她的两个儿子由日本寄来的。祖母有四子,我的父亲排行第四,届时正与他的三哥在日本求学。三伯父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我父亲在庆应义塾大学学经济,都是名牌大学名牌专业,这也是祖母高瞻远瞩的有意安排。自1902年至今天,近百年间,日本这两所大学每年都有一场轰动东京的足球赛,谓之“早庆”之战,比赛时双方兴师动众,校舍皆空,举校助威。金家的三爷、四爷为各自球队出力,虽是亲兄弟亦水火不相容,一有结果,立即将战况报知北京的母亲,博老太太一乐。

    每有照片到来,祖母都仔细观看,在那站成一排的人群里寻找儿子。照片中,儿子头顶的辫子已不见踪影,儒雅万分的长袍马褂也换作了陌生的球衣,脚上穿着白鞋,长筒花袜子扯得老高,最使她不解的是人人都穿着短裤。精胳膊露腿儿的还扯着一面小得不能再小的三角旗子。那旗子看质地比大清的龙旗差远了,那么多人却还为它去争,足见是件很新派儿的事情。

    老祖母对一切新派儿的事情都感兴趣,但她对袁世凯的“立宪政体”、“新官制”、“巡警部”等一律持反对态度。清朝被推翻,袁世凯复又称帝。老祖母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

    12月21日这天。灶上做饭的厨子向祖母讨询明日冬至的饭食内容,祖母说,这还用问吗?历年都是一样的,白肉、青韭羊肉煮饽饽、鸭汤白菜火锅。祖母说,明天是冬至,以往宫中是要大祭的,有皇上时,赶下晚儿坤宁宫的煮白肉就分下来了,现在大清帝国虽变中华帝国了,白肉咱们还是要吃的。祖母说的白肉,是宫中每年祭典所用之物。祭祀时皇帝站在坤宁宫中央,太监们抬进活猪,将白酒灌进猪耳,猪便摇头晃脑,这样表示祖宗神灵已经“领牲”,然后将活猪放下锅去,煮熟,这便是宫中的白肉了。煮熟的白肉被切成块,分送亲族权贵,以纪念祖先艰苦征战的生活。故宫坤宁宫煮肉的大锅至今尚在,每为参观者不解,觉得皇宫正殿安大锅有点儿不伦不类,若说它是祭祀所用,便一切了然了。

    煮白肉我儿时亦常吃,佐以多种作料,煮焖半宿,切为薄片蘸酱油吃,那肉晶莹透明,肥瘦相间,醇香无比。这种吃法大概是满族人特有的。

    在厨子与祖母商定好第二天的吃食,退到门边正待转身时,我的大爷进来了。大爷手里捧着一个白纸卷,兴冲冲的。大爷趋身走到祖母跟前,祖母正微笑着把我父亲和三伯父的照片往桌上搁,大爷说,儿子今天也有件让母亲高兴的事儿。说着将纸卷递过去。祖母展开纸卷,原来是袁世凯颁发的“文虎勋章”表彰状。祖母见状,便有些变色,大爷没有注意到这点,仍滔滔不绝地讲述袁世凯授勋时的盛况。祖母对着表彰状视之良久,用手点了点上面的印,要说什么均未道出,就闭上了眼睛。

    祖母归天的消息传到后头时,厨子还没走到厨房,他不相信刚才还吩咐做煮白肉的硬硬朗朗的当家老太太会一霎时就殁了。他赶忙朝前跑,到前庭见老太太气息已绝,众人正呼天抢地地乱作一团,惟独大爷还举着那张纸站在一边发愣。父亲的嫡妻瓜尔佳氏劝大爷赶紧把纸收起来,主持大伙儿办事,大爷仍木木地站在那里。

    事后家里人说,祖母之死是气憋的,长子为袁世凯谋事已为不肖,又弄出个什么“文虎勋章”来,气也把老太太气死了。所以大爷一生没有一男半女,成为绝户也是报应。

    祖母的葬仪在外观上看很俭朴,这也是她的精明之处。而祖母棺内随葬物之丰,是外人所不知的:除祖母平时所爱之物外,宫中赏赐铸有“福”、“寿”字的金镶银小锞子放了四十九个,还有玉雕的佛像、玛瑙的念珠、青金石的佛塔,而那件价值万金、压金银丝的诰命夫人朝服自然也得穿去。难怪安定门的杠夫们抬起那口外表无任何特殊装饰的棺材时说,老太太怎这么沉?

    解放后,北京要扩建,东直门外的祖坟属迁移范围,我曾与一些亲戚们去太阳宫迁坟,亲眼见到了祖母这些丰厚陪葬。祖宗坟内起出的物件,凡参与迁坟的子孙们就地瓜分。我曾幼稚地动员大家捐献国家,但没人理睬我。我微弱的声音回荡在青暗的石碑与古老的墓穴之间,在凝重与苍旧中显得漂浮不定、苍白无力。

    祖宗的财宝,在被刨出的瞬间便宣告了丢失;祖宗的骨殖,却是一块不少地晾在千硬的风中。

    那时看坟的老刘还在,他拉了拉我的衣裳说,小格格您别说啦,没人听,赶快抓紧着给自己划拉点儿东西吧,待会儿就什么全没了。老刘跟我说话的时候怀里抱着个瓷罐,罐子绿色的彩釉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些怪诞,有些虚幻。我说这是什么,老刘说罐子。我说我看怎么不像,老刘说它就是个罐子。

    当时西北风正紧,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工夫太阳很快被沙尘遮盖。天空愁云惨淡,狂风激扬戾怒,我看见弟兄叔侄的眼睛已经发红、发直,彼此间谁也不认识谁了,露出毫不掩饰的憎恶,甚至谩骂与厮扭。细细推敲,杀气腾腾的人众都是有血缘关系、未出五服的至亲,血型大部分为“○”,宽额细眼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这些宽额细眼的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宗的石碑前扭作一团,互不相让……

    我在祖父厚重的墓石上坐下,身边摆放着他结实粗壮的骨殖。那颗头骨,具有同样宽阔的前额,眼不再细长,变作一双深邃冷峻的空洞,在悲怆的风尘里无言地注视着他亢奋的子孙。我没见过祖父,但此时此刻,却与他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感应,这种靠血缘而不靠语言的交流,是一种心的沟通,他把他的感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了我。

    我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与我的身份、年龄极不相符地叹了一口气。

    祖父身后的一个小土坟也被掘开了,没有石券,薄薄的棺板也朽烂不堪,细小微黄的骨殖零乱地扬撤在墓坑中,不见陪葬,只有一支残破的骨簪,压在被尸肉血水浸泡过的烂糟糟的纺织品残片下,羞怯怯地似要向人诉说什么。我问老刘这是谁的坟,老刘说是姨太太的。姨太太即是姨祖母了,是祖父的小妾,来自苏州的一个江南女子。

    姨祖母在我们家里生活了近五十年。儿子们呼之为姨妈,孙辈们呼之为姨太太,这个姨非血缘之姨,而是对妾的俗称,姨太太悲凉一生,至死也没将这个“姨”字去掉。我诧异姨祖母棺木的劣质与陪葬的寒碜。老刘说,当年这副棺木刚出东直门二里,没到坟地就散了架,临时找来草绳捆扎,才得以继续前行。棺木未到墓园中途落地,为送葬之大忌,你父亲为此在坟地唱戏三天,一来冲秽,二来慰藉亡灵。坟地唱戏,招摇太过,外人以为葬下了什么大人物,未出一月,棺柩便被盗墓者掘出,骨错尸移,一通儿翻检,最终连个铜钱也没找到。盗墓者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墓葬,气恼之余,暴尸荒野,扬长而去。后有野狗争食,犬吠声惊动老刘,才急急赶来,将已然肠肚掏空、骨肉不全的姨祖母草草埋葬了。祖母的棺木埋葬已近五十年,仍弹之有声,坚硬无比;姨祖母所葬不过数年,棺木已然无形,碎若木片,这鲜明的差异使姨祖母在家族中的位置一目了然。

    我对姨祖母的命运愤愤不平。

    祖宗的骨殖分别装入被称为“火匣子”的木匣中,用大车拉往蓟县黄花山重新安葬。那里将起一座大坟,祖宗们生矜迹于当世,死同宅乎一丘,也可谓共得其所了。

    黄花山墓地的排场虽不及太阳宫,但气势是太阳宫无法相比的。新墓从选址到立碑,诸事全由舜铨操办,所以太阳宫哄抢财宝之时,舜铨正在黄花山掘坟坑,立石碑,修墓圈。去黄花山之前他嘱咐我,要操心着父母亲的遗骨,顺序不要搞乱了,居中是父亲,左侧为嫡母瓜尔佳,右侧为桐城张氏母亲……

    祖宗们的骨殖被抬上车,向黄花山起运的时候,已是风定月明,清辉满野,激战后的祖茔棺碎碑残,一片狼藉。月色中,北方燕山余脉,势如降龙,形似侧垒,以此之象本当主三公九卿之贵,不知怎的却跑了风水,使祖先迁移中安宁难保,遭此生吞活剥下场,连看坟老刘也摇头叹息。

    大车缓缓离开坟地,老刘追赶了几步,将怀里的罐子递给我说,虽不值钱总是祖先遗物,留个念想吧。我迷惘地看着这个绿罐,不知带回它可派什么用场。老刘说,这是从你祖父的棺头取出的,里面装着祭奠时灵前供奉的各样菜肴,出殡前,子孙们用竹筷一人一箸将菜夹进去,然后用油纸封好,随棺一起埋入土中。让老人慢慢享用。我接过罐子搁在车上,回身见老刘已冲着渐渐远去的大车跪了下去,将头碰在刚刚被翻腾过的土地上。老刘是我们家第三代看坟人,他的祖父与我们的祖父有着不错的交情,我们家在购入坟地时多购五亩,作为产业赠送刘家,以为看坟酬劳。百余年来,刘家为金家祖茔兢兢业业,添土、排水、修墙,竭尽勤勉,无一丝懈怠。我知道,随着祖宗们的离去,与刘家多年保持的关系亦将随之消失,秋天,老刘不会再带着儿子来给我们送老倭瓜和大白菜;春天,舜铨也不会再带着我溜溜达达地来乡间为父母扫墓,喝老刘儿媳妇煮的黏黏糊糊的麦仁儿粥。

    窗外,黑夜长雨森森;屋内,舜铨安然酣睡。

    熬好的药终是没喝,已经凉透,看他熟睡的模样,我不忍心叫醒他,对癌症病人来说,睡觉比吃药更珍贵。我回来后立即建议,将舜铨送进医院治疗。丽英说他哪里肯,逢有汽车从门口过他都是一脸惊恐,以为要拉他去医院,那像小孩子怕离家一样的情景让人看了心酸,不好再强求。我说人命关天之事,怎可都依得垂危病人!丽英似有难言之隐,许久才说,姑爸爸不知,舜铨这病一针药就是上千,那点儿死钱,眼见着已经光了。我言七兄何以落魄至此,他的那些画呢?当初舜七爷的名声可是无人不晓啊!丽英说那些画“文革”被抄被烧,所剩无几,加之日常所用,多由此出,他又没进过国家单位,连退休金、医疗费也没有,每月只靠她织袜厂的退休金度日……我痛责自己的粗心,一直以为舜铨以卖画为生会过得很不错,而今书画界不是出了很多大款吗?以舜铨之功底,绝不会养不活自己。但我忽略了舜铨严格的画风,忽略了他擅长的是一丝不苟的工笔花鸟,在当今,时间以金钱计算,在一切都变得很匆忙的时候,谁会有心细赏他笔下的那鹪鹩的细羽、那海棠的嫩蕊……看着鬓间已出现数缕银丝的丽英,我觉得有些对不起她。我向来觉得她与她的娘家人过于凡俗,过于实际,与飘逸儒雅的舜铨不是一个档次,岂不知儒雅到了老病交加时,可以依赖的便不是飘逸而是实际了。

    我踱到门前,倾听外面凄切的雨,檐水滴在石阶上,杂乱无章,恰如我纷乱的思绪。漫漫长夜,守候沉疴在身的亲人,是人生必经的历程,是一种苦涩的幸福,也是一种无奈。炉上的壶盖发出噗噗的声音,壶嘴也泛出呜呜的声响,恍惚间,又加入了某种和声,隐约听去,其声嘤嘤,其情切切,似子归夜啼荒山,如孤鸿哀唳沙滩,时急时徐,时隐时现,呜咽不绝,渐微渐杳……我打开房门叫丽英来听,却见花厅灯光已熄,想是人已睡去,沉寂的院落中,塞满了如同呼唤人名的秋雨,砭人的风令人从心底发颤。转身进屋,猛听得炕上有两个生命的呼吸,我骇得屏住气息凝视着沉睡不醒的舜铨,火光映照下,那脸已分明变了形象,变得遥远又陌生。这一切告诉我,园中的小堆房不只笼罩着一个人的梦--那位不堪孤寂、忧郁、疾病折磨而自己割断血管的姨祖母,就是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舜铨的位置,带着对人世的无限忧愤与绝望,恨恨离去的。

    这个家中,我惟一见过的祖辈就是姨祖母了。听说这位姨祖母年轻时有着惊人的美丽容貌。父亲从日本回来时带了一架德国照相机,给家中每个人都照了相。惟独“忘”了姨祖母,致使这个家包括祖母的叭儿狗在内,每人都有照片留下,姨祖母却一张也没有。只是全家为祖母出殡,在灵前照的一张全体相中,我才在后排的角落里寻到了这位江南妇人。彼时姨祖母虽已人过中年,又是缟衣索裳,却依然风姿绰约,引人注目。亲族中女眷甚多,俊美者亦不在少数,但北地胭脂终归不胜南朝金粉,与姨祖母相比,都缺少韶秀清丽之气。

    姨祖母被祖父由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买回来时二十有六,而祖父已是须发皤然、步履蹒跚的老翁了。美丽的姨祖母被祖父用一乘青布小轿由妓院抬来,以汉人的装束在家中出现时,竟令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惊呆了。下人们说,祖母的叭儿狗见到姨祖母非但不咬,反而从祖母腿上跳下来直立在姨祖母对面向她拜拜,可见狗也喜欢漂亮的人。

    姨祖母给祖母磕头,祖母冷着脸问她叫什么,姨祖母说随奶奶怎么叫都行。祖母说,猫儿狗儿还有名呢,恁大活人怎会无名?有问不答也忒不懂事理了!姨祖母一言不发,只低头垂泪,初进门便领教了大太太的淫威,以后日子可想而知。有人说姨祖母就是不懂大宅门儿的规矩,哪儿有上头问话不直接回的道理,明摆着等着挨训。也有人说,窑子里的花名儿怎好报给老太太听,污老太太耳朵更为不敬。

    祖父原以为纳一小妾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祖父忽略了祖母孤傲要强的性情,祖母为此事与祖父大闹一场。祖母说,纳妾非为子嗣便是荒淫,汝已有四子,足可顶立门户,何苦又多此一举!祖父也是个倔强之人,一怒之下住进京西潭拓寺,日日与老和尚谈论经文,再不回家。祖母说祖父既喜光头,她不如也效仿和尚,剪断青丝以博他所爱。说到做到,祖母追到潭拓寺。当着祖父的面将头发剪去,口口声声要效乾隆皇后那拉氏,以剪发之举谏皇帝幸民间妓女。

    据《清鉴纲目》记载:“三十年闰二月,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为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疯病。令先程回京。”用乾隆本人的话说:“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欢恰幸之时,皇后性忽改常,迹类疯迷,蹈获过愆,自行剪发,因俗所忌……”相隔一百六十余年,性质完全相同的两起剪发事件,却以完全相反的结局告终。那拉皇后以“性忽改常,迹类疯迷”,于第二年死去,死后竟无穴安葬,棺椁放置皇贵妃地宫中,每年清明、中元、岁暮、冬至和忌辰亦无享祭。敢为皇后说话的御史李玉鸣也同时被罢官免职,放逐伊犁,终不得回。锦县生员因上书不平,被斩。刑部侍郎阿永阿被远谪大北,戍黑龙江。刑部尚书金汝诚被摘去顶戴,回家“尽孝”……乾隆三十二年宫廷因剪发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以皇后的大败而告终。

    而我家宣统元年的剪发风波却是以祖母的胜利而结束:不给姨祖母如夫人的名分,将其贬居西偏院,院门上锁,钥匙由祖母收存,子侄辈及闲杂人等有事无事均不得靠近,一日三餐与下人同等饮食,由墙上转桶传进。后来人们从祖父的朋友处得知,祖父之所以敢置祖母的醋雨酸风而不顾,接姨祖母进门,很大原因是倾倒于她那口绵软苏白和柔肠百转的昆曲。然而姨祖母自进家门即被锁入偏院,与祖父偶尔相见也一改过去作派,敛气吞声,谨言慎语,时刻不忘谦卑地位,更不敢开口吟唱。祖父大为恼火,却又奈何不得,很快对姨祖母失去了兴趣,由她去自生自灭。

    许多年后,我的五姐随丈夫回娘家居住,就住偏院,姨祖母又被移往后园小屋,照旧与家人不通往来,所不同是,饮食由舜铨的母亲张氏去送。作为桐城世家出身,比这位婆婆还要大的儿媳,与清吟小班出身的姨祖母自然没有共同语言,那鄙视也是毫不掩饰的。再后来,姨祖母也可走出房门去厨房与佣人们共同用餐,但吃归吃,她从不与任何人搭讪,默默地来,默默地走,无事从不走出后院小屋,所以外面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家中还有姨祖母这样一个人。

    正因了姨祖母的年轻,才使得我与她在这个家族中有了短暂的相聚。母亲说我尚在学爬时便由姨祖母看护,那时她下肢已瘫,终日靠在窗前的土炕上,观树影的移动,数雀儿的飞落。每当我被母亲抱到她身边时,她那双僵冷的眼神才有了些许生气,对她来说我毕竟是个活物,一个于她无害的活物,她自进入这个家门,终究还能做些有益的事情--看护孙女。我在幼时的懵懂中能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以喜悦和安慰,这不能不感激我贫苦家庭出身的母亲,她以“南营房的穷丫头”才有的善良与爱心,将我送至姨祖母身边。母亲离去前,还用长枕头将炕沿堵了,为的是怕能滚善爬的我万一掉到地上,姨太太无法把我“捞”上来。

    在这条炕上,我跟姨祖母滚了多少个日月,已经记不清了,听母亲说姨祖母不知害了什么病,口腔的肉一块一块往下掉,全身糜烂,脓血满炕,除了我的母亲,连后园也无人进了。难熬之时,姨祖母拼着力气喊:疼啊--来人看看我!--那声嘶力竭的凄惨呼唤在后园飘荡数月之久,没有人进去,更没有医生的到来。不堪病魔煎熬的姨祖母,最终用剪刀挑破了双腕的血管,任那血慢慢地流,慢慢地渗进身下的土炕。

    一直到流尽,渗透。

    我长大后,曾探询过姨祖母的姓名、籍贯,这也是我的祖母初见她时曾经问及又遭到拒绝的。遭到拒绝,在祖母心中多少是个遗憾,尽管这遗憾对祖母微不足道,但对姨祖母来说则无疑捍卫了另一个家族的名誉与自尊。她从未对任何人谈及过她的家世与出身,不过年轻轻即被卖入娼家,足见其家境的贫寒与悲惨,内中的隐痛想必难与人言。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姨祖母与她聊天时无意中提及,说在家做女孩儿时小名叫做“随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不像人名,特别不像女孩儿的名字,问母亲是否记错。母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口误总是有的,更不可忘记姨祖母有着一口令祖父倾倒的苏白,咬字不清的情况不能不考虑。

    我将这些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

    中午吃饭之前,舜铨的妻弟们向我谈到了舜铨死后骨灰的存放问题。

    两位舅爷郑重其事,我却心不在焉。

    我再一次对丽英说起昨晚园中有人夜哭,丽英说那是“蓝梦卡拉OK”的音响,那家歌舞厅隔音设备极差,夜静之时,鬼哭狼嚎,什么语声都可以听到,附近居民已告到工商管理部门多时,仍不见采取措施,好在大家都要搬迁,犯不着跟他们较真儿,由他嚎去。

    舅爷们又跟我说骨灰的事。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丽英与青青,感到舜铨的离去对她们是早了,这也是这对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无可挽回的一步。

    拆去隔扇的房屋连成一片,显得衰败空旷,一座即将被拆的旧屋,正如一个趋向死亡的老人,使人觉得它已名存实亡。昔日那无处不在的灵气,那给人以依赖的塌实,早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

    我说,还是把七哥送医院去吧。丽英无言。大舅爷说,已是不治之症,现在也没有安乐死,将来青青母女还要过日子……我明白了大舅爷话中再清楚不过的意思,这使我盘郁心头许久的辛酸热热地升起来,泪水充盈了鼻腔。我屏住气息,将那苦涩之水咽了下去。想舜铨一生,辛勤作画,与世无争,也曾有过艺术的辉煌,也曾有过人生的佳境,而如今谁识京华倦客?回首悲凉,都成梦幻……

    舅爷见我无言,又指指桌上当年我由祖坟抱回的绿釉罐,说姑老爷骨灰,将来可否置此?

    我一惊,没想到连骨灰盒的开销也算计到了,思考如此周到、精细,非头脑冷静之人而不可为,看来家中并非人人都悲伤到昏天黑地的份儿上。骨灰盒的价格想来不过百元之事,我与舜铨穷是穷,终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父棺前掘出,内装残羹剩饭,霉烂不堪,后虽返家,又被充作沤花肥泡马掌之物,污秽难闻,舜铨清爽洁净一生,终了怎会委屈此物之中!青青说,古色古香的,菊花一样的造型,挺可爱的呢,我用洗碗液浸泡了好几天,不脏,父亲前几天跟我说过好几回,让我把这个罐子擦洗出来,说最近可能有用,我想他恐怕也有这个意思。我说,你父亲若真有这想法,自然会明确提出,若未言明,骨灰盒所用之资连同火化费用、住院费用,全由我承担。大舅爷立即跟上说,有了姑爸爸这句话我们心里就多少有了底儿,都说姑爸爸一次的稿费抵得上丽英数月的工资,姑爸爸与姑老爷手足情深,这种挚爱亲情我们当好好学习呢。当然,一切也不能全依赖姑爸爸,众亲戚也会齐心协力的……

    我明白自己是钻入另一个家族的圈套了,我将在舜铨这件事上被大大地敲上一笔,这实在是始料不及的。我们这个家庭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工于心计、察见渊鱼的人物,到我这辈,却怎变得如此木讷呆傻、不谙世事!小家小户出身的丽英姐弟,自有着小家小户兄弟姐妹间的提携与关照,有着小家小户的精明与狡黠,这一点无论我或舜铨,都不是对手。就是从这个家门走出的,在政治上能翻云覆雨、左右大清帝国命运的人物与舅爷们相对,怕也多会败下阵来。我开始怀疑舜铨所留大批藏画的真实下落……

    为了证实舜铨是否有将自己装入绿罐的意向,我决定将罐子抱到小屋去。摆在他的窗台上,让他日日可见,不会没有说法。我抱起罐子踏着积水,穿过荒凉冷落的小院,怀中的绿罐在细雨中似乎发出凄切沉闷的喘息。

    舜铨正在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噢,你把它拿来了。说着接过去,细细地抹拭。

    我想说骨灰的事,却终张不开口。

    舜铨说,这个罐啊,从你拿回来那天。我就知道它不是寻常东西,故意冷落着它,为的是让它悄默声儿地、完好地保存下来,八百多年的岁月,如今该派用场了。我问他可派什么用场,他笑而不答。我说那就卖了它,八百年的东西能值不少钱。他说,以钱而计便玷污了国宝,怎能俗到如此地步?此绿菊铁足凤罐产于宋建炎二年官窑,因泥胎配制特殊,罐底露胎部分呈赤铁色,质硬似钢,击之发金属音,其色与绿菊色相近,来自天然,与哥窑的豆绿和清代雍正御厂仿烧的豆青又不同,绿中暗含水汽,流光溢彩,变化无穷,极为罕见,是宋瓷绿水釉中仅存精品。一窑百件,成者有二,一大一小,大曰龙罐,小曰凤罐,官窑所制,大部分专为皇室。物以稀为贵,仅此两件作为传世,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皇南逃,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罐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流入北国。后因长期辗转,下落不明,瓷史虽有记载,终未见龙凤罐实物,作为研究南宋官窑的重要实物资料短缺,实为遗憾。不想启祖父之坟,使凤罐重见天日,这实为中国陶瓷界一大幸事。可惜,以后运动接连不断,瓷罐虽在,总无机会献出。今我来日无多,想必大限之日便是凤罐曝光之时。他说已给有关文物部门写了信,希望不日派人来家取罐。舜铨说1930年,中国有个叫朱鸿达的人,曾依据宋《咸淳临安志》所指官窑地址搜集瓷片编印成书,于l937年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所集众多瓷片中,独缺铁胎绿菊釉,今所献绿菊铁足凤罐,当补此空白。

    我问凤罐何以会到祖父之手。舜铨说他也讲不清楚,祖父一死,再无人识货,仓促间抄来做棺前祭物,也算是跟陶瓷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祖父殁于辛亥革命前夕,那时整个大清王朝一片混乱。袁世凯放出风来,要将诸皇亲驱进皇宫,关押在北五所的空房里,断绝一切联系,不共和便不放人。这样一来,各王公近支纷纷逃避,醇王缩在府中再不上朝,肃王避往日本人占的旅顺,恭王去了德国人占的青岛,庄王住进了天津租界,大部分与清廷有瓜葛的人也躲进了东交民巷……有人劝祖母赶紧携家人择地躲避,祖母说,国公爷际在弥留,要死便死在自己家中,谁见有抬着病人逃难的?若死外面,即使葬于祖坟也寻不回自己家门了,何苦?再说,今日之势,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可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只要京畿不起兵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清江山能善始善终,共和就共和吧。l912年2月13日,皇帝的退位诏书在北京各家大报纸全文发表,老百姓欢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改朝换代了,是共和的天下了!”在皇帝“必为列圣在天之灵暨皇族、宗支、王公、亲贵等所共谅也”的哀告中,祖父逝去。北京东城家中,留守者仅祖母和稀里糊涂的长子。江山已无,家亦难保,在一片忙乱中,祖父的丧事办得十分草率,凤罐莫名其妙葬入太阳宫墓地自然在所难免。

    我为舜铨对身外之物的洒脱而敬重而释然。以他一生之经历,所得与所失,岂可用八百年的罐子所能了断?我想起骨灰存放的事,便有意把话往身后之事引。我问舜铨还记不记得看坟的老刘。他说怎会不记得,要活着今年该有一百零七岁,怕是早已作古了。“四清”时他的儿子刘建民来过,为那五亩地划成分的问题他给刘建民写过一个证明,说五亩地系我家坟地,刘家租种,按时交租,属租佃性质。“文革”时刘建民又来,是来算剥削账的,带了一车农民造反队战友,一通儿摔砸掠抢之后。打断了舜铨两根肋骨。舜铨认为,他以一纸证明、两根肋骨,给刘建民撑足了面子,总算没负刘家百余年看坟辛苦。可是刘家儿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舜铨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抵美丽富饶的淋河平原,雄浑壮丽,坦荡开阔,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天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源,积得一分阴德才得一分享用。他在“文革”中能大难不死,我在西北黄河滩能转危为安,皆倚祖宗荫庇,与祖坟所选穴位也大有关连。他说自“文革”后再未去祖坟祭奠过,但祖坟的情景却时刻萦绕在心,群山雄峻,旷野凄迷,老树无言,草衰阳西……

    “金凫几经秋叶黄,暮鸟夕阳摧晚风……”

    我明白。舜铨印象中的祖坟景致,实则是宋朝无名氏名画《秋山游眺图》的一部分。这个对艺术追求了一辈子的画家,至今仍没有走出中国国画的意境,没有挣脱传统艺术观念的束缚,对祖坟的虔诚与对中国文化之美的感动,作为情感体验和艺术造诣而互为混淆,达到了迷狂的程度。果然,舜铨最终提出死后回到父母身边的愿望,并希望此事由我和他的女儿青青共同操办完成。他说。青青还年轻,正在上学,然而作为这个家中的传人,黄花山她不可不去……舜铨在说这些话时不像说他自己,而像在谈论别人,语调缓缓,平静坦然。他像窗外一枚即将辞枝的黄叶,离别之际向同伴们轻轻道别,在沉默的睇视中得到深切的理解,然后轻轻地飘落下去,心满意足地化作尘埃……

    我去医院联系舜铨入院事宜,因考虑是自费,院方给予很大通融,就这亦需先预交押金八千元。医院的人说,这种病到现在程度,本不应收住院,在护理方面力量牵扯太大,现在护士又奇缺,考虑病人是个德高望重的画家,家属又确有困难,收也就收了,但钱是需要大量准备的,八千元只是底金,另外还需三日结账一次,按治疗、护理情况交款。

    我一一点头答应,咬着牙说,钱我们不在乎。

    出了医院门我就给西北的丈夫打电话,让他速筹三万元,两日内电汇北京。他说三万元岂是两天能凑齐的,就是借他也要跑几家。我说两日期限已够宽松,七兄的病可是以时计算啊。他仍表示有困难,说是单位卖房,才交过房款,熟识的几位朋友囊中都颇拮据。我在电话里发了脾气,说他是冷血动物,不谙手足之情。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干吗这样,我又没招你?我开始哭,将压在心头的抑郁一并释放。丈夫迟迟疑疑地问,你哥哥是不是已经死啦……负责公用电话的小姐不耐烦地说,有话快说,要哭坐到那边椅子上哭去,后边的人还等着使电话哪!我料定小姐与我丈夫一样,都属独生子女范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自然体会不到相濡以沫的手足分离是多么地惨痛,它比与父母相离更让人难以接受。失去父母是大悲大痛,兄弟相离则是渗入心骨的钝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凄凄楚楚,更是兔死狐悲的怯怯惶惶。

    回家的时候,顺便去东风市场北门丰盛公买乳酪,这是舜铨平日爱吃的。儿时,父亲常带着他和我来这儿喝酪,吃奶油炸糕。那时的丰盛公是个院落,绿门脸儿,不是现在这般模样。父亲去世后就是舜铨带着我来,一人一碗酪,一人四块炸糕,完了还要添一碗八宝莲子粥,直吃得弯不下腰,才拉着我的手顺金鱼胡同慢慢遛回去。遛到东四牌楼,我就又开始“饿”了,必得让舜铨领到回民老马的摊儿上喝一碗素丸子汤,才肯回家。逢到我嘴上沾有汤迹,他便会弯下腰来用手帕细心地替我擦净,然后拉起手再走,那情景不像兄妹倒像父女。如今,昔日冷清的金鱼胡同已变作宾馆商店林立的大街,东安市场也大改往日模样,变成一座辉煌灿烂的商城,丰盛公已无处可寻……我忽然觉得极累,便靠在东安市场的门柱上,呆愣愣地看着进出市场的男男女女:有空手的,有携物的,好像大家都很有钱,都活得惬意而自在。惟有我,像被美好生活甩出来的倒霉蛋儿。

    回到家里已经亮灯。舜铨的屋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我以为是文物部门来的人,朝他点了点头。孰料那人张口叫了我一声“大表姐”,一下把我推入五里雾中,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称我为表姐者南方口音,面孔白皙,身材微胖,穿戴极普通,眼镜后面是一双俊美有神的眼睛,称呼我的时候那双眼便亲切坦诚地望着我,没有骄矜与张狂,也没有卑琐与不安。我告诉来人,我不是什么大表姐,若真该做谁的表姐也排不到“大”的份儿上。对方很诚恳地说因为从未有过往来,许多事他搞不清楚,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把一些该弄清楚的事弄清楚,冒昧上门,实在是失礼之至,原来他是想写封信来,但三言两语又说不明白,所以就自作主张地来了。

    我这时才看见舜铨的炕头放了束淡粉的菖蒲花,系着缎带裹着塑料纸。能选鲜花作为初次见面礼物者,当不是俗人。舜铨正在看一本《美文》杂志,那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散文《太太与姨太太》。

    来人指着杂志,说他是读了我这篇文章才费尽周折找来的。我问为什么要找我,是不是文中对谁有所冲撞?来人说他姓李,叫李成志,小名福根,祖籍苏州,后移居吴江,又转张家港,现在在南方办着一个公司,从我的文章上来看,他应该是我们的亲戚。我说我们这个家族几辈人都在北方生长,若论婚嫁也都是长江以北,与江南素无关系,怎会有亲戚在南面?我也从来不曾做过谁的表姐。福根说,我料想表姐不明白其中原委,所以才把这本杂志带来,您的文章上是这么说的--说着,叫做福根的人把杂志推到我面前,用手指点着其中一段让我看:

    母亲说姨祖母在家做女孩儿的时候小名叫“随风”,我总觉得这名字太怪,姨祖母是南方人,南方人“风”、“凤”不分,传讹在所难免。及至不久前读到清人小品“珠玉随风,书香满纸”两句才猛有所悟,能以“随风”二字为女命名,必是书香门第而非草舍人家,既是如此人家为何又使女儿落入娼家?这个谜至今难解,怕也永远解不开了。

    福根说,今天我来,便是为表姐解谜而来,“李随风”乃我姑祖母。曾祖生有四女一子,长女珠玉、次女随风、三女书香、四女满纸,祖父名惠章。曾祖乃苏州一落魄文人,屡试不第,一直坐馆乡间,光绪二十八年冻饿而死,曾祖母亦追随而去,四位姑祖母皆由亲戚做主,早早嫁人。二姑祖母嫁与苏州利昌祥绸缎店掌柜朱可卿做偏房,朱可卿鸦片烟瘾颇大,姑祖母过门未及二年,朱家破败迹象便渐露渐显,加之大夫人的不能相容,在朱可卿去外地采办货物之时姑祖母被卖与人贩,带往北方,因此您文中提及的姨祖母随风即是我的姑祖母随风,这断然不会错的。

    我认为这个推断未免虚妄荒唐,近百年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况且姨祖母有意割断一切联系,未留下任何身份证据,怎好轻易妄断谁谁就是其后人?退一步说,真就是其后人又便如何?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究竟能给后人添多少光彩呢?我真被眼前这位南方人搞糊涂了。凭着一册杂志、几段文字,便千里万里来冒认祖先,神经怕是不太正常。

    舜铨一直在看杂志,读得很仔细,他对姨祖母的了解不会比我多。作为女眷,我虽年小也因母亲与姨祖母有过接触,而舜铨与她连见面的次数也是极其有限的。来人见我们尚存疑虑,不太热情,就取出身份证请验,又取出南方某名牌大学毕业证书让看,随即掏出的还有工作证、工会会员证、机动车驾驶证等,都摊在桌子上以示诚意。他说他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这样突然出现在家里自称亲戚,搁谁也不能一下接受,但他实在压抑不住认亲的强烈欲望,他太迫切需要知道姑祖母的一切了。前几年有“寻根”一说,他现在既已知道“根”了,就该来找,如若他的祖父在世,得此消息,也会像他今日一样,不顾一切地来寻找姐姐,以图一聚。

    丽英已做好了饭,让青青来唤,来人也没有走的意思,只好相邀共同进餐。

    福根与我一同来到花厅,两位舅爷已坐在饭桌前了。饭是简单的热汤面和外面小铺买来的烧饼,用来待客实在拿不出手,好在来人不在乎饭食的简陋,很随和地端起饭碗跟舅爷们搭讪着。舅爷们管他叫老李,他说都是一家人,只叫他小名福根就挺好。福根说,今天来得仓促,也未给青青带什么礼物,当表舅的太不像话。说着从兜里摸出个信封交给青青,让她去“买糖”。丽英以极快的速度瞥了一眼信封,从薄厚大小就判断出里面是一张百元的票子。青青也摸出信封的质量,嘴上说着“谢谢!”将那信封随手折了。装进衣服口袋。福根说,不是表姐一篇文章,南北两个家族实难相聚。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丽英说,那就明天吧,明天我做打卤面,用大海米打卤,招待福根。福根说,团聚讲的是气氛,与其让表嫂忙碌不如出去吃,不知附近有什么好饭馆?丽英思忖着来者的财力,真点出好馆子来对方无力支付岂不尴尬?倒是二舅爷来得快,他说东边豁口全聚德烤鸭店就挺好,他那边是全聚德。咱这边也是“全聚得”。大家都说不错,就订在明天中午去全聚德吃烤鸭。丽英嗔怪福根怎的不早来走动走动。福根说这要问表姐了,她早写出那篇文章我不早就来了,还能等到今天?不过,今天来了,也不算晚,能见到姑祖母生活过的地方。见到伴随姑祖母走完人生道路的亲人,也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舅爷们说那是,又问这次进京在何处下榻,可要家中安排住宿?福根说公司在北京有办事处,他来之前已预订了房间,离此不远,很方便。

    福根与舅爷们变得很熟络,一顿饭吃完。除我之外,一家人已“福根、福根”的叫得很顺口了。

    我觉着无话可谈,便要回到舜铨那边去。福根说时间不早,也该走了,再三约好明日午饭时间,才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大门。

    回到小屋,我把菖蒲花插到绿菊铁足罐里,搁到窗台上,说这个姓李的真怪,来认咱们这门八竿子打不着的穷亲,还要明天请吃饭,该不是吃错了药?舜铨说这件事儿他还想不太清楚,现在社会变化太大,不是十几年前了,够得着够不着的亲戚都躲得远远儿的。从道理上看是没有胡认亲的,特别是没有胡认祖先为妓为妾的。舜铨又嘱我对待李先生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一切顺其自然,这个家至今已一无所有,再无任何值钱之物可招人算计,李先生真有所图,怕是什么也捞不到了。我说,我总觉得这事儿巧得不合逻辑,我偶读清末文人笔记,记下其中“珠玉”、“书香”两句,南边就真冒出“随风”、“满纸”四位姑娘,倘我再将后两句续完,那就怕要闹出一个班了。舜铨说,看来人作派举止也是个文化人,是知书达理之辈。非市井无赖。即使人家认亲认错,在言语上也不能慢待讥讽,大贤何所不容?不贤何其拒人?况且这个家对不起姨祖母,禁锁多年,烂棺薄葬,其后人若真认真起来,我等也无语相对。我说,您真信他是姨祖母的什么后人?舜铨一笑,说,亲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人与非后人,亲戚与非亲戚都无关紧要,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不妨糊涂一些,不必那般小家子气。

    后来又说到舜铨的病。我说眼见秋声已尽,寒气逼来,小屋简陋破败,难抵严冬,不如住进医院,待来年春暖花开再出院迁入新居。舜铨说躺在西炕,观遍梧桐落叶,听尽园中秋雨,是人间难寻的佳境,这种福分不是谁都能享谁都会享的。虽家道不富,淡饭粗茶,疾病缠身,然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心境顺恰,尽其在我,随遇而安,乐亦在其中,房屋虽破,乃先祖遗之,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看着迂得可以的舜铨,我好气又好笑,心想,只要西北的钱一到,立即把他请进医院。不去也得去,“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些福分你“老夫”尽管享了,然“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还需“尔曹任之”,由不得你也。

    大街门响,那是舅爷们的离去。

    丽英端来热水,给舜铨擦脸洗手,又端来热粥,坐在炕沿一勺勺喂进,照料之精心,我自愧不如,毕竟是二十年的夫妻了。青青趿着一双湿鞋由花厅奔过来,一进门就扑上炕去,将一双湿脚塞进她父亲的被窝,被她母亲狠狠骂了几句。

    我踱出门来,站在檐下怅望灰暗沉寂的天空,满园落叶瑟瑟风,人生秋凉无数,此度秋凉怎却这般难熬难耐?

    在全聚德与福根的相聚是愉快的,丽英和舅爷们对福根态度的热情也是显而易见的。

    福根对我仍将他呼为“老李”并不在意,倒是对青青将他唤做“表舅”很为动情,说他兄弟六人,无一姐妹,自无人呼之为舅,今有京城的外甥女声声呼唤,极让人心热,真是再珍贵没有了。于是青青便“表舅、表舅”的叫得更勤。饭桌上,福根问得最多的是她姑祖母的事,长相如何,性情如何,是否缠足等等。有些事我实难张口,诸如家族中对她的冷淡与虐待;而有些事我尽可夸张,例如她的美貌与温顺。福根问他的姑祖母在看护我时,那模样是否依旧动人。我说那时尚小,无有记忆,就连依稀的梦影也寻不到了。福根听了就大呼遗憾。

    吃完饭上点心的时候,青青用纸包了几块点心,说是带给她的父亲。福根对丽英说,表哥病得这样为何不早送医院?丽英眼中有隐隐泪光,我赶紧说已联系了,这几天就准备送他住进去。福根说还是赶早住,今年秋天北方雨水多,冷得早,肺病的人最怕天寒,真有不测,后悔也来不及了,倘若住院钱不够,他可以由公司支取,公司是他们兄弟几人开的,为表兄治病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责无旁贷。丽英就转过脸来看我,舅爷们也停止了咀嚼,静等下文。我说七兄的病已是不能再拖延了,这是要急速解决的大事,我如今只此一位兄长,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住院需一笔押金,不知老李可否先为垫付?我丈夫的钱寄来立即偿还,最迟也不过一周吧。福根说我太见外,没把他当成亲戚看,这笔钱对于他们公司实在算不得什么,何苦又如此认真?我说情归情,为使病人心静,钱还是算借,否则我们于心不安。福根说既然非要还,那就还,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不必着急。

    下一步的工作是动员舜铨住院。

    淫淫秋雨已经停歇,园中的潮气都渗进低矮的小屋,使屋内生着火炉还觉阴冷。福根经常来陪舜铨说话,端汤倒水极尽亲戚本分,使病中的舜铨很感动。福根讲话也很艺术,并不直接谈住院搬家的事,而是跟舜铨聊过去,聊这个家族百余年来的盛与衰。福根语虽多出野史,毕竟是读过一些书的。他对美国人卡尔所著《清官见闻记》最感兴趣,说书中描写慈禧太后容貌颇详,不知是否确实?说着从兜里掏出本子,翻到抄录的一页读道:

    伊乃一美丽和善之妇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实际已六十九岁),面貌之佳,适与其柔荑之手、苗条之体、黑漆之发相得益彰。盖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樱口又适其鼻,下颌极广阔,耳官平整,齿洁白如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太后精神之焕发,神采之照人,可知其平日居气养体之道,决非常人所及。

    舜铨听毕说,难为你会费心把这些记下来,学化学竟对史料酷爱如此,非亲眼见真不能信也;又说,那位慈禧与我家素无瓜葛,彼时她深居宫中,欲见颇难,不仅我父亲没见过,就是祖父也只是有数地见过三五回。祖母虽有被召进宫去的时候,也是随着诸福晋们陪着说说话儿,哪里敢往太后脸上随便乱看?太后是否如文中述说那般美丽,不敢揣度。福根说,慈禧的娘家人总有在者,不知对此有何论说?舜铨说,慈禧娘家人今在何处已不知晓,从来与我们没有过往来;至于慈禧娘家,倒听祖上传闻太后本人曾有过抱怨,说“自余髫龄,生命极苦,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弟所欲,余必欲之,至于予者。靡不遭呵叱”。可见关系也一般。福根说,六十九岁的老妪,让人平心揣之,竟如四十许美妇,必有养颜之秘方。据说慈禧每十日饮珍珠粉少许,每日清晨饮用太监送来的一盅名贵中药加花露制剂以养颜,您祖母常入宫室,想必或谈过此事,或有方子传出?舜铨说,未曾听说过。

    福根也不再问,又将话题扯到他姑祖母身上,说姑祖母因其容貌美丽而屡遭磨难,想必也是驻颜有术的。舜铨又说不知。福根问他姑祖母所葬何处,舜铨说蓟县黄花山。福根说如此他应该去凭吊,以慰姑祖母离乡背井、思乡思亲之苦。舜铨对福根的想法很支持,疲倦的脸上也有了激动的红晕,他对我说,舜铭,你当与李先生同去,黄花山祖坟有三十年无人祭扫了。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埋葬者,人之死利也。生且有利有节,死何独不管不顾、无利无节?你祭奠之时当禀告父母,说我不日即归葬于彼,可于父母膝前尽孝矣。我说去黄花山怕不太容易,那里山荒路远,又不通车,恐要做长途步行的准备。福根说这不是大问题,他可以找辆车来,自己开车去。我说早年去时只有十多岁,如今许多年过去,地点怕已记忆不清。舜铨说墓冢颇大,碑石亦高,基圈四周尚有石墙,碑顶有蟠龙雕刻,碑前有青石案卷供桌,四十年的风雨侵蚀,损坏难免,但搬是搬不走的。我说既然七兄如此热心,老李又有车相助,我就跑一趟,其实心里是没底的。舜铨说,碑石阴面正对瑞昌山,山顶上有巨石,如展翅欲飞之鹰,碑石阳面面临淋河石桥,两点连线取其中便是祖坟,祖宗有灵当助你一臂之力,此事本当儿子所为,无奈儿子不争气,病入膏肓,实在是不孝得很了……说着说着,脸色便很惨然。我赶紧答应去认真寻找并详尽记录祖坟情况,使他放心。福根说去祖坟与舜铨住院都是事不宜迟,若表哥能尽快入院,他明日即驱车前往。

    舜铨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来的时候,引出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助手席上坐着一位抱摄像机穿红坎肩儿的小伙子,便都以为电视台来采访画家舜铨,围着车唧唧喳喳地看热闹。

    我问福根说怎么弄出这么个人物来。福根说是雇来的,今日一整天他得为我们服务,让他照什么他就得照什么。我再看那红坎肩儿,虽然抱着机子却是一脸恭敬,绝不像那些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三句话就瞪眼,牛皮哄哄的摄影师。于是知道花钱雇的与自己找上门的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福根说,我看表兄对祖坟的事甚为上心,为满足他的念想,才特地找来摄像,将祖坟的情况录下来放给表哥看,让他如身临其境一般。南方人的精细与周到令人佩服,我深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丽英要照顾舜铨,青青要上学,舅爷们对坟的事没兴趣,也各自去上班,能去黄花山的只有我与李福根。

    我名是去祭扫祖坟,实则是为来日舜铨的骨灰安葬打前站。

    福根名是去拜谒姑祖母,实则干什么我说不清楚。花这么大代价去寻觅一个扑朔迷离的姑祖母,这事总让人觉着蹊跷,觉着不可思议。

    车出北京,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墙的小楼鳞次栉比,柏油路一马平川地宽直,与数十年前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行于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简直是两重天地。然而越行,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很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儿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之如外语一般,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而将姨祖母接进家门,他老人家对语言的欣赏水平也未免太糟糕了。

    看福根与红坎肩儿的亲热与熟稔,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

    中午时候来到黄花山。那山果然雄伟,奔涌自北而来,临了在淋河平原上掀起一个高浪又戛然而止,抛洒出一抹缓坡,渐渐向南泻去,让人一看便心旷神怡,意兴大发。我跟红坎肩儿换了位置,坐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山麓,寻找舜铨所说的刻着蟠龙帽的石碑和墓圈。汽车沿着山脚土路缓缓前行,见前面有一片红墙黄瓦建筑,下车打问。说是清东陵,福根就要把车朝东陵开,说也说不定祖坟就在那儿。我说别去了,依我们家的级别连风水墙都进不了,还是折回去再找吧。又掉头朝回开,三个人的眼睛都朝坡上看,惟恐落下一处所在。红坎肩儿说,那碑说不定“文革”时已被推倒砸碎,所以不能只想着竖立的碑,也得顾及到地上的石头。于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车开得更慢。两趟下来,仍无所见,我已失去信心,坐在路边焦躁地往肚里灌矿泉水,红坎肩儿对车上那盘《永别光辉岁月》十分喜爱,一遍遍地反复播放:

    麻木对苍生只懂不说话。

    难道赤子之心灵要被人作弄

    半通不通的歌词,如吼如泣的沙哑摇滚,让人心烦。我几次压制了去关掉机子的冲动,尽量离那车远些,尽量不去看那闭眼摇晃的红坎肩儿,尽量不听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猛然,福根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对我说,你看,看山顶上那只石头鹰!

    在福根的指点下我认准了那只鹰,认准了鹰嘴的方向,顺着方向下延,见到了近在五十米处的桥,但不是舜铨所指的石桥,是已装有水泥栏杆可并行卡车的公路桥。桥上卡车拖拉机轰鸣不绝,驴车马车穿梭不息,桥下河水混浊凝滞,秽不可闻,桥头商贩凑集,市井般热闹,哪里有什么凄迷旷野、无言老树?将鹰嘴与桥连成一条直线,寻到它的中点时,我不禁目瞪口呆了,在本该是祖坟的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水泥厂!

    没有带蟠龙的石碑,也不见石砌的墓圈,惟有喷灰扬尘的烟囱和上上下下繁忙的搅拌声,我分明觉得那不是搅拌石头,是在粉碎祖先的骨殖。几代祖先,灵无迹,物无痕,魂化逝,魄消亡,这就是祖坟!这就是我祖宗的长眠安息之地!

    福根将已不会思维的我塞进汽车,直奔水泥厂而去。

    这是个私人企业,传达室的老头不敢阻拦锃光瓦亮的“巡洋舰”,车便照直开进厂区,嘎的一声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前。红坎肩儿扛着机子刚一露头,一个男人立即从屋里奔出来,老远就伸过手准备握。有人拉开车门,我木然地被请进办公室,坐在铺着线毯的人造革沙发上。那个自称厂长的人被红坎肩儿的机子唬住了,不知这一行男女所为何来,急着喊着让沏茶。一个抹口红、描眉毛的怯妞儿先端来一大盘炒葵花子,然后才送来茶。

    福根喝着茶,半天不说话。

    厂长站在一边,越站越发虚。

    半天,福根才慢慢地说,我们是来跟厂长谈件要紧的事情的。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一看,大惊失色说,原来是成志集团的李总裁到了,失敬失敬!你们的广告我天天在电视的黄金时段看到,没有大气魄、大资产的集团,占不了中央台一频道!

    我这才想起,李福根还有李成志这样一个名字,这许多日竟忽略了成志集团与李成志的关系,那在黄金时间频频播出的广告,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地一笑,说,表姐喝茶歇着,让我跟他们慢慢说。他转身对恭立在一边的厂长说,这次来黄花山纯属私事,是来祭奠祖坟的。厂长说,不知贵祖葬在何处?福根用脚点着地面说,就在这儿!厂长说,总裁真会开玩笑,这屋里怎会有您家祖坟,会不会是记错了啊?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厂长搔着脑袋愣了半天说,我年轻,过去的事儿知道得不多,这个厂是我父亲建的,我把他找来您跟他说……

    厂长一溜烟儿跑出去找他爸爸,院里站了不少观众,有说海外华人来认祖归宗的,有说厂子破坏了文物古迹的,上边下来兴师问罪,也有说成志集团来合资办厂的……

    来了一个挺精神的老头儿,是原厂长谢汝成。谢老汉一进门便坦率地承认原先这里是有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倒仰山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二十公里为皇家陵区,光带琉璃瓦的坟就有二百多座,周围所葬更不计其数,不知李总裁找的是哪座坟?福根说,就找建在你们厂里的坟。紧接着又改口说,你们厂建在它上面的坟。谢老汉说,这些坟是不上文物统计的坟,怕无据可查了。

    福根说,怎么叫无据可查?

    谢老汉说,康熙二年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九百六十根,火道外二十丈另立九百六十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入。乾隆年间桩外十里又立新桩,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如敢故违,严拿以重治罪”。这样一来,陵区越发大得没边儿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只对东陵风水墙内有建筑的陵墓加以保护管理,至于黄花山附近的坟陵,虽处于界桩之内,但荆棘丛生,残破无主,从未见人吊唁过,其实就是墙内那些王爷、公主、忠臣等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圈内按文物加以保护,圈外则按无主墓加以处理,土地是国家的,个人即使掏了钱也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建厂之初,厂区内共拆大坟七座,哪位是您祖上,至今也说不准了。建厂时是登了“迁坟启事”的,让坟主在一月内迁移,逾期不迁,作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李总裁当时恐怕没有留心报纸,才有今日之憾。

    福根看了看我,我低下头去。

    福根问老汉记不记得有碑上带蟠龙的大坟。谢老汉说七座坟都有大碑,碑上都刻有蟠龙,“文革”时皆被砸碎,后来齐整些的被老百姓拉回去砌了猪圈,垫了墙基,完整的一块也没有了。福根说,七座坟都无主来认吗?谢老汉说,都无人认领。福根问那些骨殖深埋何处。老汉指指烟囱,又指指厂房,又指指院墙。从那迟迟疑疑无准定向的手指,我推断出,父母及祖先的遗骨是被扬了……

    我的心已变得极沉重,不是为故去的先人,是为活着的兄长。

    大约我的脸色难看,谢老汉和他的儿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是晕车。找不到祖坟,这种事作为集团总裁的福根也没遇到过,他问那父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儿子也说没办法,又说甭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的那些新盖的小楼……

    福根问能不能在山上再立块碑。谢老汉说,立碑除非在山顶,半坡的石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会被挖,可把碑立在山顶又不合章法,老理儿说祖茔葬平地要选高处,葬山地要选低处,山地之气脉在山脚,否则生气就会脱散,于子孙不利。明显地,谢老汉说这番话是不愿得罪李总裁,并非真心要立什么碑。我说走吧,厂长就让描眉女子像搀扶奶奶一样把我搀出门去。福根发动汽车,拎机子的小伙儿早已钻进车中,他的摄像机自始至终也没打开过。我说要顺着坡一个人走走,福根说成,就开着车在下边的路上远远地跟着。

    曾经来过的山坡,曾经隐蕴过祖先气息的土地,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严厉。大块的堆满山坡的乱石,是炸山的遗迹;丑陋干枯的树根,是砍伐后的纪念。头顶变斜的秋阳,脚下蹬起的浮尘,烧水泥的浓烟,带着令人窒息的噎呛,裹挟着细沙,铺天盖地,将山川笼罩。这便是舜铨思念的灵秀之所,是他梦中的归处。然而这荒山秃岭、崎岖山路,就是梦魂也会不堪其跋涉之艰难,不堪其无休无歇的困扰啊!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坟前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在坟前默哀,红坎肩儿举着机子前前后后地拍摄。我赶忙走过去,细读碑上的文字:

    保圣夫人瓜尔嘉氏之墓

    碑后有小字

    兹尔瓜尔嘉氏,夙著贤声,久事宫掖属。朕冲幼保抱需人,维我圣祖母筒之,傅姆之中,知尔谨厚,悼视朕躬。尔奉命恰勤,夙著罔懈,凡善调护,审卫养、时衣服、节饮食、候寝兴、防疾苦,于礼皆尔职也……

    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立

    我对正在郑重三鞠躬的福根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坟,这是康熙奶妈子的坟。福根说,我想你们的祖坟与此相差不会太多,摄了像回去让人看。谁也不会来细细查过。我说,我们自己的祖坟自然自己知道,为什么还要拍回去让人看,做这偷梁换柱的把戏?福根说,至少要让表哥看吧,他在家可是眼巴巴在等着呢。我说,这事儿你骗不了他,也瞒不了我,摄像者乃你下属,你们是一起的,你们来黄花山自有你们的目的,为此目的竟牵强附会,冒认亲戚,居心之叵测已昭然若揭。福根说,表姐怎这样多心?我们是亲戚毋庸置疑,您在文章里写得明明白白,我在见面时也说得清清楚楚,怎能是牵强附会?我说,你身为集团总裁,遮遮掩掩,扮作布衣,钻入我家,巧言令色,以博信任,能说是光明磊落吗?福根说,我一进门就告诉了你们,我叫李成志,怎能说不光明磊落?表姐这样无端怀疑实在让人伤心。我说,事到如今,你们还是给我实话实说,不要玩儿什么花样。李福根说,是这样的,我们成志集团公司开发了新产品“宫廷驻颜口服液”,为宣传起见,言所用配方来自清宫,就是慈禧太后每日饮用的中药制剂与花露,您祖上内眷常出入宫廷,将方子带出使之流传后代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确有四位姑祖母,并非妄说,其一也确被卖入京城,见您写的姨祖母文章,当下料定确是其人,遂寻至北京,以续亲戚之好,驻颜的配方传入彼手,便是货真价实的“宫廷”了,从检验那一关看也是师出有名,依之有据,不是妄说。我说,转了半天还是妄说,我们家从未有过什么药汁,那些太后妃子谁爱驻颜谁驻颜,谁爱喝口服液谁喝口服液,与我们无关。红坎肩儿说,它却与成志集团有关,这件事儿弄成了可以在泰国、菲律宾开分公司,那里原料丰富,劳力低廉。一年下来利润有数百万,表姐、表哥若认下此事,算作百分之十五干股,足不出户,白白拿钱,何乐而不为?

    我问他,你是谁?

    红坎肩儿说,集团副总裁。

    我想说些“有奶便是娘”之类的话,但念及舜铨“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不可慢待讥讽”的嘱咐,便忍下了。

    回到家里。小院静悄悄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急奔小屋,见屋门大敞,被褥零乱,不见舜铨,只那束菖蒲还在罐中寂寞地开放着。我又折向花厅,屋里只有大舅爷在用抹布擦拭隔扇。他见了我说,姑老爷今天下午突然大出血,已经送到医院去了,丽英和青青守在那里……

    没等他说完我就朝外跑,在大门口他追上我说,谁都得有这一天,迟早的事儿,真有什么,姑爸爸可得想开点儿,您这么一乱,丽英母女俩就更没了主意!

    大舅爷还说了许多,我已听不进。

    急匆匆赶到病房,舜铨情况已稍有缓和,蜡黄的脸上遍布着胶布和进进出出的管子,斜立在床头的蓝色氧气瓶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坚硬与冰冷,连串的气泡,滴滴的血浆,这一切告诉我,床上的舜铨暂时还没有从生命的行列中退出。

    丽英的脸是苍白的,一双眼已哭得发肿,在抢救舜铨时她肯定有过呼天抢地的大恸。青青坐在床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父亲,父亲病情的急剧发展毕竟来得太突然,小孩子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残酷与不可捉摸,那双与她母亲极为相像的眼里充满了恐怖和不知所措。

    丽英三言两语讲了怎么回事,又讲多亏福根事先开出的三万元支票,在这样的时候,李家亲戚能帮上一把,这恩情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舜铨睁了一下眼睛,眼神散乱而茫然,竟没有认出站在病床边的我。青青俯下身去使劲儿叫爸,我说,不要打扰他了,让他静静地歇着吧。青青说,万一他要去了呢?我说,去了就去了,给他一个轻松,一个无牵无挂的松心。青青说,可是我爸不能去,李家表舅还托我爸写字呢!我说,人都这样了还写什么字!青青说,反正我爸不能走。丽英不愿意我们再说下去,厉声制止青青。青青说,姑爸爸也不是外人,我二舅说了,爸爸写不了字让姑爸爸写也行,只要写出“宫廷驻颜口服液”几个字,下面标上咱们家原来那长长的姓氏,后头是舜铨题还是舜铭题都一样。我说,既然舜铨与舜铭都一样,那么青青题也可以。青青说,我的名字太现代,不古老,都赖我姥姥,本来按辈儿排我排到“衍”字,可我姥姥不认那账,非管我叫青青,现在吃亏在眼前了吧……

    我感到了事情的复杂,把青青拽到走廊里,让她如实交代。在青青的讲述中,我终于搞清了下午的事:吃热汤面那天,福根给青青“买糖”的信封在福根离去的当晚被打开,并非是想像中的百元钞票,而是一张印字的白纸,八千元的数字赫然填在醒目之处。几个人都是头一次见识支票,其激动程度可想而知。那晚,我与舜铨在小屋里谈论老李冒认亲戚时,丽英和舅爷们正在花厅里商量支票的处理办法。二舅爷说,人家说了,是给青青买糖的,这钱的所有权当属于青青,可以让她妈妈代为保存,留待以后上大学用,姑老爷、姑爸爸那边就甭打招呼了,权当是孩子的私房钱。第二天去全聚德吃饭,离家之前福根向丽英说出让舜铨为他们的产品题字的想法,丽英们才明白,八千元并非单纯“买糖”之资,尚有他用。但钱到手如肉吃进嘴里,岂肯轻易吐出?再者,写字者是她的丈夫,这个主多少还做得,便一口应承下来。今日下午趁我去黄花山,便备好笔墨至舜铨病榻前,让他题写“宫廷驻颜口服液”。舜铨不写,还给丽英以训斥,丽英便哭,说钱已收了花了。舜铨听了这番话盛怒难抑,一手掀翻了炕桌,浓浓的墨汁濡染了一炕。舜铨说他清白磊落一生,谨守规范一世,今病且殆矣之时,怎可做这不明不白、欺上瞒下之事?这字他就是死也一字不写。言毕,抚胸剧咳,气往上涌,鲜血由鼻口喷涌而出……

    没等青青讲完,我已泪如雨下,转身进门,奔至舜铨床边,攥紧了他那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手,我的老哥哥啊!--

    经过抢救,舜铨的生命得到了暂时的延缓,可以斜支起病床坐几分钟了。福根也常来看他,每次来都带来鲜花,不惟送舜铨,还送医生和护士,所以自舜铨住进医院以后,病房里和医护办公室里永远是鲜花盛开。

    总裁已非昔日书生装扮,而是西装革履,考究入时,头发一丝不乱,派头儿撑得很足。在他的主持下,舜铨被安排进高干病房,享受着特级护理。谁都知道,这里住着成志集团总裁的亲戚,他乘坐的那辆“奔驰”也为医院所熟悉,只要那辆车一进大门,就有人来通报舜铨,“大奔”来啦,您的大款亲戚又到啦!舜铨对福根很客气,二人相对,照旧谈笑风生,这使我对舜铨肃然起敬,惟其有看透人生的眼力,才会对人采取这么宽容通达的态度,这是我所不及的。

    舜铨跟我一样,从未呼过总裁为福根,所不同的是我将他称为老李,舜铨将他称为李先生。

    小院的拆迁工作已经开始,先是花厅,最后便是小屋。那个浸润过鲜血与墨渍的土炕,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玩具一样塌毁消失时,我似乎听到了一阵呻吟和似有似无的歌唱,又是“蓝梦歌舞厅”吧,我对自己这样说。

    一日午后,福根探视完毕才走,舜铨对我说所欠李先生住院费用一定如数还清,否则他住在这里不塌实。我说西北的钱已到,昨日已全部偿还。舜铨听了,沉默良久说,舜铭,难为你了。我说,七哥您怎说这样的话!舜铨说,想我缠绵床榻之时竟一贫如洗,有妻不能养,有女不能教,反靠弱妹接济,诚为兄长之憾也。数十年来,以卖画糊口,日常岂有盈余?抑或有也不过鼠尾之脓、车辙之水……我说七兄不必忧虑钱的事,舜铭在一日,便有兄嫂侄女一日,兄长数十年养育之恩时刻不敢忘怀,报之犹恐不及。舜铨说他病这几日,竟想起父亲给他讲的李鸿章一件事来。他说,李鸿章垂危弥留之际,恶卧京城贤良寺,其时有俄国使臣,在窗外恫吓催促,于邑难勘。死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可叹中堂大人至死不得安生。不想,今我命危,亦有人索字,虽不似俄使威逼恫吓的催促,也是先斩后奏的挤对。舜铨说,我平日常笑李中堂晚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弥缝偷安之举,却不料数日前李先生言有车去黄花山,我听了竟怦然心动,趋近迎合。痛自惩责,亦为好利之心。老了老了,真可谓下流矣!

    我看舜铨有些激动,就变换话题,说文物部门已经来电话联系过,他们对铁足凤罐十分重视,周三负责人亲自来取,说是还要来医院看望您。舜铨说,罐子一定要妥善存好,万勿有何闪失,罐子取走之前,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更不要谈论它的价值。既已答应捐献国家,不可再有变更,不轻言诺,诺必践之,即是如此;又说,舜铭以后写文章勿再将家事宣告于人,以免招事。

    我说记下了。

    舜铨说他很累了,让我扶他躺下。他已是十分虚弱,躺在那里连眼也睁不开了。望着深陷在枕头中的几乎只剩下一张皮的头颅,那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窝,是那么熟悉,我想起了在太阳宫祖坟见到的祖父的颅骨,他们是何等相似……或许是心灵的感应,舜铨睁开疲倦的眼,懒懒地问了两个字:祖坟?我说祖坟很好,碑也在,桌也在,石头鹰和小石桥都还在,那儿的景致气氛绝美无比,四野静谧,山色空漾……

    我奇怪,此刻怎么涌上心头、冒出嘴边的都是谎言,而这些谎言一经心血的洗礼,都变作了绝对的真实。舜铨的目光变得出奇地明亮。他很高兴,轻轻吟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又说,人生难免一死,所幸有祖宗坟茔,有那山紫水明,骋目舒怀的灵地……长眠父母身边……听秋虫……鸣唱……观草际……萤……飞……

    舜铨的声音渐渐低缓,微笑在那张孩童般稚气的脸上,弹出了优美的绝调。

    我闭上了眼,不忍见那渐渐淡了下去的微笑……

    抬头望去,窗外是一片深秋的蓝天,有云从天上掠过。晴丽的天空让人有种捉摸不透的深远,有种难以诉说的情愫。

    一阵酸涩,一阵惆怅。

    是啊,该结束的终归要结束,而在它最后消逝之时,却难免有那么一丝牵心动脉的疼痛,有那么一阵难以撒手的依恋……

    毕竟是旧家难舍,毕竟是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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