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抓紧每一分钟学习，他常常读书到深夜。保尔在两年当中，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
一到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了。体质差些的去了海滨。这个季节，谁都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替伙伴们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费，放他们去休息。大家在出发的时候，面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愉快。同志们走了，工作都压在了保尔肩上。于是他埋头苦干，犹如一匹驯顺的马，拉着大车爬坡。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有人离开，工作却不能停顿。这样一来，保尔就得守在岗位上，一天也不休息。
每年夏季便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的肉体带来许多痛苦。
今年，他盼望夏季快到的心情格外迫切。他不得不暗自承认，精力在一年比一年差，这使他非常苦恼。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明白地说出，工作紧张，困难重重，自己是个残疾人，无法胜任了；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一条。
专区卫生处处长是个老医生，曾做过地下工作。有一天，专区党委常委会正在开会，这个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
“保尔，你的气色很不好，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健康情况怎么样？八成儿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年轻的朋友，反正你应该检查一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太忙，自然没去医务委员会。可卫生处处长没有忘记他，好说歹说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进行了全身检查。完了，写出结论：
保尔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有一长串病名，是用拉丁文写的。保尔从中只了解到一点：他的主要病症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
卫生处处长把这份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交常委会批准。没有任何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不过，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组织部长休假回来后，他再离开。他担心团委的工作停滞下来。
只剩下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得到一生中的头一次休假了。一张疗养证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
这些日子，保尔加紧工作。他召开专区团委全体会议，并且不顾劳累，把一切安排妥帖，以便走得安心。
保尔要去休养了，要去看看至今没见过的大海。恰恰在临行的前夕，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件事、一件既可恼又可惜的事。
一天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书柜后面，窗户开着，保尔就坐在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在书柜后面，看不见他们，不过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法伊洛，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个子，很漂亮，有一种军人的气派，保尔多次听人说，此人爱酗酒，见了漂亮的女孩子就盯住不放。有一次，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得跟泪人儿似的，说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不料同住了一星期，就不理睬她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赖得干干净净，那女孩子又没有证据，但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这时候，保尔听见办公室里的其中一个人在问：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有什么新花招了吧？”
是格里博夫在问，他跟法伊洛是一路货色。
法伊洛得意洋洋地说出他如何欺骗引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而且讲得非常下流。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怒不可遏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党委的妇女部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儿来的，共事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每一个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的妇女，她都热情接待。在同事们中间，她是很受尊敬的。科罗塔耶娃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讲的无疑就是她。
保尔站起来，攥紧拳头，只觉得心在怦怦地猛跳。
格里博夫等人要听听细节。于是，法伊洛讲得更下流、更无耻了。
保尔听了，气得浑身发抖，他从书柜后面走出来，冲到法伊洛跟前。
“畜生！”保尔怒喝一声。
“我是畜生吗？你偷听别人说话，才是畜生！”
保尔又说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脯：
“你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喝醉的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
保尔抓起一张凳子，一下子就把法伊洛击倒在地上。当时保尔没带着枪，法伊洛才算捡了一条命。
于是，就在预定前往克里木的那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市剧院里。审判发展成了一场生活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法伊洛在法庭上十分嚣张，说保尔砸破他的脑袋，应该判处强制劳动。至于向他提的问题，他通通拒绝回答。
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情况。保尔讲得很平静，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
“发生这样一件事，是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我做工作，曾经拳头动得多，脑子用得少，但那是好几年以前。这次又出岔子——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清醒过来。法伊洛干的勾当，是一种丑恶现象，虽然他挨打是活该，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举动，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同时又是一个无耻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不会同这种现象妥协。”
党员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也受到严重警告。
卫生处处长谈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申诉处分。全场哗然，一致反对，最后检察员不得不撤回了这个建议。
几天后，保尔乘上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经过保尔的再三请求，专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他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鉴定，就上车了。
阿基姆看了鉴定，只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面写着：“具备党员应有的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容易发怒，不能自制，其原因是神经系统已严重受损。”
“保尔，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写了这一条。你别不痛快。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岔子的。到南方去，把精力恢复一下吧。等你回来，咱们再谈谈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
阿基姆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
花园里有一个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粼粼，葡萄棚上果实累累。许多同志都愿意来这里疗养。
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下保尔的姓名，并给他安排了一个窗户面对大海的房间。房间里一尘不染，床单洁白得耀眼。
保尔洗过澡，换了衣服，神清气爽。放眼望去，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光滑的大理石，庄严而宁静，空空茫茫，消融在远方淡蓝色的轻烟中。熔化般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一片火焰似的金光。
疗养院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今天保尔又躲到这里来了。在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依然头痛不止。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这种罕见的复杂病症。叩诊、听诊，反复地进行，使得保尔腻烦了，而且感到疲劳。
今天看样子不用检查了。保尔又躲到花园里看书。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朦胧的睡意中好像听见了脚步声，但他没有睁眼。“走过来的人一定以为我熟睡着，那他就会走开的。”可是估计失误，摇椅咯吱一响，那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气，表明是个女的坐在旁边。保尔睁开眼睛，他先看到耀眼的白色连衣裙、晒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后是头发剪得像男孩似的脑袋，两只大大的眼睛和一排细密的牙齿。这女同志不好意思地笑笑。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一声不吭，尽管有些不太礼貌。不过，他还在盼着坐下的女同志会走开。
“同志，请问您是疗养院的吧？”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动身子，暗想：“八成儿又马上要问我得的什么病，还是我走开吧。”这么一想，保尔口气硬邦邦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您。”
保尔抬起身来要走，忽然后面响起另一个女人脆亮的声音：
“朵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这是个浅黄色头发的女同志，长得丰满，皮肤晒得黝黑，身上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她在摇椅上坐下，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在哪儿见过您的。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刹住这段谈话。
“开大粪车。”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这倒使保尔停顿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算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朵拉是哈尔科夫市的党委常委，她后来一再回忆起初次相识的可笑情景。
保尔吃过午饭，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观看歌舞演出，碰巧同扎尔基不期而遇。
当年的红军战士扎尔基，目前在一个专区党委会的宣传部任职。他在保尔的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
“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爱人，而且很快就要有个女儿或儿子了。”扎尔基说。
“哈！那你爱人是谁呀？”保尔感到很突然。
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相片，给保尔看。
“你认得出吧？”
照片上是扎尔基和安娜。
疗养期没满，保尔便回去了。
他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多少日子，就被派往一个工业专区，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去给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做报告去了。
到了深秋，那天保尔带着两名工作人员，乘坐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前往离城很远的地方。路上，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翻倒了。
车上的人都伤得不轻，保尔的右膝盖压坏了。几天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检查过他肿胀的膝盖后，又看了X光片，决定立即给他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第二天早上，手术开始了。
“那就明天早上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决定。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镀镍的手术器械闪闪发亮，狭长的手术台底下，有一只大盆。保尔躺到手术台上，教授也快要洗完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在保尔的后面迅速地进行着。他回头望一眼，护士在安放手术刀、镊子，病房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
“保尔同志，您别看，这会刺激神经的。”她轻轻地嘱咐。
“医生，您在说谁的神经？”保尔不服气地一笑。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遮住了保尔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这就施行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时数数吧。”
面罩下面传出闷哑而平静声音：
“好的，我也许会说出难听的话来，所以提前道个歉。”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麻醉液，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
保尔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养院
阿尔焦姆差点儿把信封撕成两半。展开信纸的时候，他不知怎的，心头怦怦乱跳。眼睛一看到信的头几行字，他就飞快地往下念：
阿尔焦姆！咱俩很少通信。一年才一两次。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你说年龄不饶人，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习得不错。让你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拒绝，这就不对了。你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吧？那就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大妙。我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掉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都回答不出，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的工作——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股动弹不得，身上还添了几处伤。医生最近还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过的暗伤，这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当中，掉队是最可怕的事。正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不拒绝，积极配合治疗，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好转，相反，乌云越积越厚。做过第一次手术，我刚能走路，就恢复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拿到了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所以明天就要动身去叶夫帕托里。哥哥，你别以为死神会夺走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强着吧，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注意保重身体，别一下子干得太猛。要不然，以后党得花大钱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不是为了一个个到医院去做客。
想你的弟。
阿尔焦姆皱起浓眉，念着弟弟的信。而在这同时，住院的保尔正和巴扎诺娃医生道别。这位女医生一面把手伸给保尔，一面问：
“明天您就动身去疗养院吗？那今天待在哪儿？”
保尔回答：
“朵拉同志马上会来。我会待在她家里，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常来看望保尔。
“保尔同志，咱们说定过，您临走前要跟我爸爸见见面，没忘记吧？您的病情，我已经详细地告诉他了。我想让他为您检查一次。今天晚上就可以的。”
保尔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带领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着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作了详细检查。
巴扎诺娃从医院取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专家看完后，用拉丁语讲了好长一段话，并一一回答女儿的问题。巴扎诺娃听了以后，脸色变得煞白。这是保尔不可能不发觉的。保尔望着教授谢了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那敏锐的目光中看出个究竟。然而，教授是不露声色的。
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客气地和他告别，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让女儿转告检查结果。
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巴扎诺娃开口。但女医生不知该怎样启齿，她感到非常为难。父亲对她说，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对再做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但我们没有力量阻止。”
巴扎诺娃作为医生和朋友，觉得不宜如实地说出一切。她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向保尔透露一点实情。
“保尔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会使疾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她这样说着，却忘了对方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确切些说，从您没有说出口的话里，我已经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千万要对我实话实说用不着隐瞒什么，我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的。不过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
巴扎诺娃说笑着，把话题引开。
当晚，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实情。
临别，巴扎诺娃轻声说：
“保尔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建议，您就来信，我会竭尽全力帮助您的。”
叶夫帕托里亚的天气真是酷热难耐，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一批旅客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麦纳克疗养院。
值班医生把刚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持有哪个单位的入院证？”他在11号房间门口站住，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安排您住这儿，跟埃勃涅同志住在一起。他是德国人，他要求给他找个俄国病友。”医生解释一下，上前敲门。
房间里传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了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去，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男子，他正看着保尔，露出和善的笑容。
“古腾莫根·盖诺塞。对不起，我是想说：你好。”他德语出口，又改用了俄语，并且把手伸向保尔。他的手没有血色，指头长长的。
几分钟以后，保尔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生动活泼地交谈着，使用的是那种“国际”语言——词语只起次要作用，弄不懂就靠手势、表情和猜测。
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枪。这回是旧伤复发，卧床休息。尽管很痛苦，他却保持着昂扬的情绪。这一点，马上博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很开朗，这使保尔喜出望外。这种人不会从早到晚，唉声叹气，诉说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的。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想。
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轮椅车。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到这儿来聚会。
除了保尔、埃勒涅，另外三个是：大胖子瓦伊曼，爱沙尼亚人；深棕色眼睛的玛尔塔，拉脱维亚人；两鬓斑白的列杰尼奥夫，西伯利亚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让他们当翻译。列杰尼奥夫和保尔都爱下国际象棋，这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
在列杰尼奥夫来到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这个称号的，这使瓦伊曼一直对他耿耿于怀。然而没多久，院里来了个魁梧的老头儿，５０开外，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玩一盘。保尔并没有戒备，平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身为“冠军”，必须迎战每一个新来的棋手，而且观棋者也总是很多的。走到第九步，保尔已经发觉，对方的小车在沉稳地推进，咄咄逼人，保尔心里明白：遇上了强敌。他对这场比赛太掉以轻心了。
激战了三个小时，保尔虽然集中心神，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得不认输。比起观棋的人来，他更早地看出自己败局已定。
保尔瞧瞧对手。列杰尼奥夫和蔼地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了保尔必败。瓦伊曼暗暗盼望保尔吃败仗，紧张观战，不过还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总是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步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当中，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瓦伊曼眉飞色舞：
“哦，列杰尼奥夫同志，谢谢啦！您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是活该！我们这帮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可他自己终究还是败在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他转而挖苦保尔，“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但他在失去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结交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的挚友和尊敬的人。
保尔棋赛失利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象棋战斗仅仅略知皮毛而且，遇到精通棋艺的行家，自然非败不可。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巧合的年份：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人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搞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八年的战斗历程，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是一身伤残。
保尔的另外一个病友玛尔塔，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保尔认为，她也就是个共青团员。不过，有一次保尔和她交谈，大感意外。真没想到，她已经３１岁了，1917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1918年，她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由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全天卧床。这使埃勃涅心里很难过。埃勃涅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乐观开朗，从不愁眉苦脸；他充满朝气；却又这样过早地丧失健康。
保尔直到要离开疗养院之前，医生也没允许他下床走动。
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信中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在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不可能让他恢复工作。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了一笔款来。
保尔经受住了这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的时候，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候，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是总是立刻又站起来。
保尔又收到妈妈的一封信。老人家说，她有个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娃，嫁到丘查姆家里，住在一个港口，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所以，妈妈要儿子一定到那儿去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
第二天早晨，敞篷马车载着保尔，驶离码头，来到一座带着小院子的小小屋舍跟前。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丘查姆一家。
丘查姆家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娃，已过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滞而抑郁；两个女儿——廖丽亚和达雅；廖丽亚年幼的儿子；还有就是胖得像猪的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里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丽亚早先是打字员，前不久和丈夫，离了婚，眼下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带孩子，帮妈妈做做家务。
除了这两个女儿，丘查姆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目前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戒备的目光不时地打量客人。
保尔对阿莉比娃叙述了自己家的事情，也问问她家的情况。
廖丽亚22岁。这个淳厚的女人，一头褐色的短发，大脸盘，有什么心事，仿佛都写在脸上。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的私事也和盘托出。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在家里采取高压手段，专横暴虐。因此，两个女儿对他厌恶透顶，老婆更是对他恨得要命，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里争吵不断，气氛恶劣。
这家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他是个地道的浪荡公子，自以为了不起，又爱吹牛，吃要考究，穿要阔气，还爱喝酒。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中学毕业后就向母亲开口讨钱，说要到首都去。
母亲变着法儿跟老头子要钱，再加上达雅挣的工钱，一次次地全寄给儿子。可他呢，入学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又寄居在叔叔家里，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现在他还连连拍来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直到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达雅，客人来了。她腼腆地跟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她的脸害羞的一直红到耳根。
达雅18岁了，她算不上漂亮，但是栗色的大眼睛、蒙古型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鲜丽的嘴唇，使得她挺招人喜欢。干活穿的条纹上衣紧箍着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两个小房间。达雅请保尔到她的房间里坐。在这个小房间里，有一张小铁床、一口柜子，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小摆设，还竖着一面小镜子。墙上有三十多张照片和画片，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是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菊花。薄纱窗帘，用浅蓝色的带子拢在一旁。
“达雅从来不让男的进她屋，可您瞧，她为您破了个例。”廖丽亚拿妹妹开玩笑。
第二天晚上，大家都在老人的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听大家谈话。老头子全神贯注地搅着茶杯里的白糖，虎着个脸，从眼镜上边打量着坐在对面的客人。
“眼下，婚姻方面的新规矩，我实在看不惯。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他平平气，指着廖丽亚说：
“这就是一个，也不问问，就跟那混蛋结了婚，也不商量，又离了。这下苦了我，既得养活她，还拖着个野种，简直不像话！”
阿莉比娃插嘴了，她强压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老头子呀，听我说。你干吗当着外人讲这些呢？可以聊聊别的了。”
老头子猛地转过身来：
“我知道该说什么！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当夜，保尔久久地思索着丘查姆一家的事情。他偶然来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卷进了这场家庭悲剧。他琢磨着，怎样帮助她们母女挣脱束缚。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的床搭在厨房里，隔壁是达雅的小房间。达雅也思前想后，心烦意乱，睡不着。昨天晚上，她、廖丽亚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过去，庆祝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有些人站在台上，她只能远远地看见。如今，其中的一个近在眼前，这在她的生活中还是头一回。这个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达雅的生活一直很单调。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了班必须立即跑回家来；一小时后，又得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里去，打扫屋子，擦洗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星期天，她才空闲几个钟头，可以待在房间里，有时候跟女伴们去看一场电影。她的生活真像一根灰不溜秋的带子。
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小伙子，给他带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劲的风。达雅告诉他，近两年来，自己几乎没看过一份报，对共青团的认识模模糊糊。
达雅知道，父亲非常不欢迎保尔的到来；母亲呢，由于老头子无理取闹，已经发过一次心脏病。
客人说不定明天就离开。只要他一离开，家里的一切又将是老样子了。“我好傻，何必想他呢？他来了，走了，再过一天，什么都忘了。”达雅不知怎么的，心里特别不好受。她一头扎进枕头，哭得很伤心。
第二天是星期天，保尔从外面回来，见达雅独自在家，其他人都走亲戚去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一付挺累的样子坐到了椅子上。
“您怎么不出去玩玩，散散心？”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保尔想起夜里设计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
为了不受别人干扰，他说得很快，而且开门见山：
“达雅，听我说。我很快就要走了。这次到你家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咱们一定能够改变这种处境的。如果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同离开这儿。你和廖丽亚都有一双勤劳的手，工作肯定找得到！可现在，我不能这么干，我连自己将会怎么样都不知道呢。那么，如今怎么办？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身体状况，天知道那些医生写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我写信给妈妈，商量一下。我们来个快刀斩乱麻，把这事儿解决好，反正我决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达雅，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彻底改变，你有这样的力量和愿望吗？”
达雅抬起头，轻轻地回答：
“愿望我有，可有没有力量——我自己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这么不坚决。保尔能够理解。
“没关系，达雅！有了愿望，咱们就准能把事情办妥。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达雅没想到他会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妈妈……虽然她更喜欢的是乔治……”
这天，他们谈了许多话。家里人快要回家了，保尔打趣地说：
“奇怪，老头子怎么没给你找个人，嫁出去拉倒？”
达雅惊慌地摇手：
“我不出嫁，廖丽亚的婚事，我看得太清楚了，我绝对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你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要是有个小伙子，突然向你求婚，盯住不放，而且确实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你又怎么办呢？”
“我不结婚！”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达雅肩上；说：
“听着，不结婚也能过得不错，只是你对待小伙子的心肠好硬呵。幸亏你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要不然，我可下不来台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能帮得上什么呢？”达雅低声说。
几天以后，保尔乘火车去哈尔科夫。到车站送行的有达雅、廖丽亚、她们的妈妈阿莉比娃。临别，阿莉比娃从他的嘴里得到保证，决不会忘记廖丽亚姐妹俩，一定要帮助她们挣脱牢笼。她们送他，完全跟送亲人一样。达雅眼里泪水盈盈，列车开动了好一会儿，保尔还从窗口望见廖丽亚挥动的白手绢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在哈尔科夫，保尔见到阿基姆就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
“保尔，不行哪！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写的是：‘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他们当然会写出一大堆来！我求你了，给我工作机会吧！老是住在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尔，你要理解，这样才对你比较好。”
但是保尔激动万分，坚决要求恢复工作，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了，只得答应。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可是才第一天，他便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一坐就是八小时，饭也不吃，因为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食堂里去。经常是忽而这只手，忽而那只脚感到麻木。有时候，全身动弹不得，还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间，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等发作过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了整整一个小时。由于经常迟到，他挨了批评，保尔心里明白，自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要离队了。
阿基姆再次帮忙，为他调动工作，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不可避免的事情依旧发生——他病倒在床。于是，保尔记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嘱，便给她写了封信。她当天就赶来了。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许多情况，其中有一点最重要：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这就是说，我的情况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治了。”他想说句笑话，但双方都笑不出来。
保尔刚恢复一点体力，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回，阿基姆不肯让步了，他态度坚决，要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绝对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从权威人士那儿听来的。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退休，领抚恤金。然而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不让我工作，我总共才24岁，不能靠着残疾证过完一辈子。你们应该给我一份工作——适合我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里干，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这份工作要能使我心里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
保尔说着说着，嗓音越来越激动，越来越响亮了。
阿基姆明白，这个不久前还像一团烈火似的年轻人，此刻满腹汹涌着怎样的感情。他懂得，保尔把青春献给了党，要他脱离斗争，隐退到后方，那是太可怕了。因此，阿基姆决定尽量为他争取。
“好吧，保尔，不要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一定竭尽全力为你争取工作的机会。”
保尔费劲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我被生活逼进死角，被压成一张薄饼了吗？只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使劲儿拉过阿基姆的手，贴到自己的胸口，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急速的心跳。“只要心还在跳动，就别想使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把我拉出战斗的行列。你记住这一点吧，老大哥。”
阿基姆默默无言。他知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在呐喊。
两天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的一个编辑部里，有个重要的职务可以让他去担任，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具备在文字战线上工作的能力。
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位女同志，曾是个老地下工作者，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向保尔提出几个问题。
“同志，请问您的学历？”
“小学三年级。”
“上过党校或政治学校吗？”
“没有。”
“哦，没关系，这样的同志通过实践，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并不少见的。您的情况，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可以给您一个工作，用不着到这儿来，就在家里做。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一些方便。不过，做这工作，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在文学和语言方面。”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不妙。半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的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女同志用红笔划出了三十多处语病和拼写错误。
“保尔同志！您很有才气，只要下一番苦功，您将来完全可以成为文学工作者。但是目前，您的文字还不太通顺。从这篇文章看得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不奇怪，因为您一直没时间学习。
“很抱歉，我们不能任用您，然而我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稍稍加工，内容不必变动，就是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人，是善于帮助别人修改文章的。”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的眉毛抽动着。
“行了，我同意您的看法。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我曾经是个好火夫、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就不是个合格的兵了。”
保尔说完，走出房间。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上班是想也不用想了，在病床上度过的日子越来越多。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他拿到抚恤金，同时还领取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也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这天，港口来了几封信，是丘查姆家的母女三个要他前去帮助他们。
一天早晨，列车载着保尔疾驶而去。他望着车窗外，电线杆在往后飞去。他紧锁双眉，黑黑的眼睛里蕴含着顽强的毅力。
保尔的第二次出现使丘查姆一家的矛盾激化到极点。老头子听说保尔来了，大发脾气，母女三个起来反抗，保尔责无旁贷地当了她们的头儿。老头子没料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地反击。从保尔到来的这天起，这家人就分开过了，通向老头住房的过道钉死了，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保尔把房钱预付给老头子。老头子对于分家，似乎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两个女儿跟他闹翻后不会再向他要生活费了。
为了交涉的方便，阿莉比娃依旧跟老头子一起住。老头子恨死了保尔，不愿意跟他见面，所以从不到年轻人住的这边来。然而在院子里，他呼呼地喘气，跟火车头似的，表明他才是这儿的主人。
老头子为了给房客捣乱，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户底下，乒乒乓乓地猛敲钉子。他很有把握：这样能妨碍保尔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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