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这个名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Abrahamic Religions）

    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的利益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充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帝国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

    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位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堂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之城又是地上之城，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中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的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具体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每一个耶路撒冷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些被玷污、被合成的现实必须被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使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准确地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中的武器。因此，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在当下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追寻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达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人在尘世间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中，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自然演进的作用。随着时光的流变，耶路撒冷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与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启示录提及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敌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把关于末日景象的理念视作过时的、令人费解的，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现在很流行。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永恒的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做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马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只是在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耶路撒冷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块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萨义德

    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上与地上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础。《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那样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耶路撒冷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它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接受和继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到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普遍的对耶路撒冷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包含大卫家族、马加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马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对突发事件的描述和狭隘叙事，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联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耶路撒冷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

    、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同时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的沙石有多少层，耶路撒冷就有多少种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的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对耶路撒冷重要性新近的、肤浅的表述。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激活了宗教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在遥远的地方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人——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到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的窗口，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在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在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经历失望、遭受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堂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的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它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对其他人而言，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占有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能激发出受压迫者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而非所有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既有的事物，而是重新利用并为之添砖加瓦。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些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断层，它们更像复写纸或刺绣作品，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圣殿山上很少出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巴勒斯坦著名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去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与民族偏见，为帝国的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一方或另一方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我没有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诸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最好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去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所以按时间顺序记述是搞清演变过程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以时间为序还能展示人们为什么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陈词滥调：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书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这四个时代之外的历史，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把耶路撒冷视作世界历史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它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派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历史。从马穆鲁克到委任统治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极为重要：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主题，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裁决宗教神话。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认为世俗理性和常识已发展至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宗教的正统，而这些智慧和正统对我们的后辈来说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某些世纪的历史鲜为人知并颇具争议。一旦涉及耶路撒冷，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充满怨恨，有时甚至引发暴力、骚乱，甚至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诞生了许多诠释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建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把它们放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一些仍在工作的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故事被广为接受。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强烈的宗教和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匮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缩小了大卫城的范围，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著作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讲述耶路撒冷故事的历史资料。大卫城的范围和《圣经》的可信度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本书第54章《21世纪》。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萨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里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萨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研究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最后一部分对这个城市的叙述从“六日战争”说起，然后进入21世纪。在这一部分，权力游戏的主角不断发生变化，但耶路撒冷奇特的价值在于，未来的战争与和平不只是由地方领导者、军队和民兵决定，还受远在他方——如华盛顿、莫斯科和德黑兰——的执政者、三种宗教的信徒支配。21世纪发生的事件削弱了美国在近东的实力，促进俄国和中国力量的崛起，这些事件起码证实了：耶路撒冷仍是一座普世的、神圣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它的面积或地理位置；它依旧是任何和平计划的核心与主要障碍。最后，我以对耶路撒冷清晨的描述结束此书。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被使用的材料。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奇德（Usamahbin Munqidh）、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Celebi，又译“艾弗里雅”）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到提尔

    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做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在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关系（正如后文将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本书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堂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让每个人乐于接受——毕竟，我所写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你将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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