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de Castro）。卡斯特罗是皇家铸币局局长、税吏，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卡斯特罗是葡萄牙籍犹太难民。他和后面将要提到的那个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开启。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尔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

    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和王后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地犹太人

    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终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流散地向东方转移。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太巴列贵族。在太巴列，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他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为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对基督徒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就所有事情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苏丹将希律圣殿主体围墙外一段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受到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色方石就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大卫墓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的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姓达贾尼的苏菲派谢赫家族守卫在那里，世世代代，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教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他们的兴起威胁到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的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有保护人；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穆鲁克靠山，一败涂地。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威登堡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主导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人们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相信他们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信教的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一系列新的教派，包括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新教教义可以帮助他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事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大臣们在苏莱曼的马车里将他的身体像蜡像一样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谢里姆安全继承王位。谢里姆是苏莱曼的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谢里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大把获利，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谢里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无力控制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并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接受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于是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六次易手。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他们的武装亲信则在旁边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卡迪、看管人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乌里玛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位犹太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的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的车队抵达这里。但这里更多的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还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通过研读《托拉》的神秘符号使自己更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尔。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Shekinah），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的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青睐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的敌意，也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的官员还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廷伯莱克的女王伊丽莎白。廷伯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随后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他“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卡迪面前。卡迪做了盘查，当他是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了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乌里玛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乌里玛要求禁止犹太人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卡迪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位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刚刚兴起的新教，也代表新世界。

    乔治·桑兹：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兹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不对此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十分令人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兹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都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桑兹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神父后面，神父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营帐。桑兹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听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还对新来者解释说不会烧到自己。”

    桑兹是诸多圣歌的创作人，也是狂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一样虔诚地敬拜耶路撒冷。他把《圣经》本身视作信仰的基石，在圣墓和十字军列王墓前情绪高昂地祈祷。他回到故土后，将自己的书《1610年开始的旅程》（A Relation of a Journey Begun AD 1610）献给年轻的威尔士王子查理，而查理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刚刚授意五十四名学者编写可供所有人阅读的英文版《圣经》。1611年，学者们公布了钦定的《圣经》英译本，它融合了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和其他人的早期译本。这一部《圣经》是翻译中的杰作，富有诗意，使神圣的经典更加生动。这部《圣经》遂成为英国国教——英国独有的新教派别——的精神和文学核心所在。有位作家称这部《圣经》是“不列颠的民族史诗”，它将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置于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生活的中心。

    桑兹成为现实中的耶路撒冷与“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之间的纽带。1621年，桑兹前往美洲担任弗吉尼亚公司的会计，在詹姆斯敦待了十年，其间带头劫掠并大肆屠杀美洲土著阿尔冈昆人——新教徒比17世纪的其他宗教信徒更残酷地杀害反抗的异教徒。桑兹并非唯一一个到过美洲的耶路撒冷朝圣者兼冒险家，亨利·廷伯莱克这时候正在弗吉尼亚。他们到美洲这块新的“应许之地”“朝圣”，至少部分地受新教徒所谓天国的耶路撒冷的观念启迪。

    桑兹和廷伯莱克所在的弗吉尼亚的居民是保守的英国国教徒，这一派得到詹姆斯一世及其子查理的赞赏。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认知，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数千名清教徒逃脱了查理一世的宗教控制，去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他们在横渡大西洋，追寻宗教自由时，在《圣经》中读到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便把自己视为受上帝庇佑的选民，要在美洲荒原上建设一座新锡安。“来吧，让我们在锡安宣扬上帝之道。”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从“五月花”号下来时这样祈祷着。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位总督，他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并引述耶利米和马太的话，颂扬他们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意指美洲是新的耶路撒冷。很快，美洲就会出现十八个约旦、十二个迦南、三十五个伯特利和六十六个耶路撒冷或萨勒姆。

    对灾难的恐惧和对赎罪的期盼相伴相随：内战使法国人和英格兰人心有余悸，而此时在东欧，成千上万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被赫梅尔尼茨基（Hetman Khmelnytsky）率领的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屠杀。1649年，查理一世被砍头，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公。克伦威尔是信奉千禧年的军人，他确信清教徒和在新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是新的选民。

    “你们真的就像被上帝召唤的犹大一样，与他共治，为他统治，”克伦威尔说，“你们处在应许与预言的边缘。”克伦威尔是希伯来主义者，他认为除非犹太人返回锡安，然后改宗为基督徒，否则基督不会再度降临。实际上，清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

    甚至建议皇家海军将“以色列的子孙送上船，运到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地方，以永远承继其遗产”。

    许多犹太人都真诚地研读“喀巴拉”

    ，梦想有一天弥赛亚会将他们在乌克兰的悲剧转化为救赎。有个名叫玛拿西·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eal）的荷兰拉比向护国公请愿，他指出《圣经》里说在犹太人返回锡安、弥赛亚再度降临前，犹太人必须散居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犹太人仍被禁止进入英格兰。克伦威尔因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白厅会议，会议认为“让这些吝啬、下贱的人远离光明，使他们生活在假冒的教师、教皇党人和偶像崇拜者中间”是错误的。克伦威尔下令，允许犹太人返回。在他死后，君主制复辟，克伦威尔信奉的清教弥赛亚主义也随之失势，但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在美洲殖民地留了下来，而且将在两百年后于福音派觉醒中，在英国的非国教教徒中再度兴盛。英格兰的王位复辟刚过，狂热的兴奋便震动了犹太世界：弥赛亚在耶路撒冷，但他是谁呢？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他叫摩迪凯（Mordecai），精神错乱，是士麦那一个禽肉经销商的儿子。摩迪凯也在学习喀巴拉。1648年，摩迪凯以上帝之名宣布自己就是弥赛亚。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摩迪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并宣布末日将在1666年降临。他被驱逐出士麦那，但在地中海地区经商时，他逐渐赢得大批富人的拥戴。1660年，他首先来到开罗，随后启程奔赴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行斋戒，唱歌，给儿童分发糖果，并做出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举动。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段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贫如洗，他们遂请求沙巴泰从他在开罗的支持者那里筹款，沙巴泰同意了。他不辱使命，但当他准备在耶路撒冷宣布自己是弥赛亚时，并非每个人都信以为真。拉比们经过多番争论后对他下了禁令。沙巴泰一怒之下移居加沙，选择加沙作为圣城，以取代耶路撒冷，随后又在阿勒颇发起弥赛亚运动。

    沙巴泰运动起初发展缓慢，现在他的名声却如同烈焰迅速燎原。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姆斯特丹的流散地，犹太人都在欢庆弥赛亚的到来。漂亮的乌克兰籍犹太女孩撒拉，在哥萨克的屠刀下成了孤儿，幸好被基督徒救起，并带至利沃诺。在利沃诺，她以出卖肉体为生，但这并未动摇她的信念，她坚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嫁给弥赛亚。沙巴泰听说她后，娶了她，二人一起在地中海周围旅行。此时欧洲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对沙巴泰持怀疑态度，另一派则是他疯狂的追随者。追随者收拾好行李，踏上返回耶路撒冷、迎接弥赛亚的旅程。他们鞭笞自己的身体，开行斋戒，还脱去衣服在泥土里、雪地上翻滚。1666年底，这对弥赛亚夫妇结伴来到伊斯坦布尔，那儿的犹太人欢呼着迎接他们。但沙巴泰企图得到苏丹王位，结果被抓了起来，还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

    在沙巴泰死于门的内哥罗流放期间之前，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他的变节

    便已标志着梦想的破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乐于看到这个引起混乱的骗子露出真面目。克伦威尔和沙巴泰的时代也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苏菲派所有主要成员的赞助者，土耳其人称苏菲派为苦行修士。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是怎样认识这座城市的。现在有个奥斯曼宫廷侍从，他是个苦行学者，也善于讲故事，懂得如何追求美食和享受生活，此人名叫爱维亚（Evliya）。他站在伊斯兰的立场，用让人忍俊不禁的生花妙笔，充满爱怜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独特之处。这使他成为所有伊斯兰旅行作家中最杰出的作家。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即使在当时，爱维亚也绝对是一位特立独行者：这位富有的旅行者、作家、歌手、学者和武士，是苏丹手下金匠的儿子，出生在伊斯坦布尔，自幼在宫廷长大，受教于皇室的乌里玛。在爱维亚的梦中，穆罕默德曾对他说去周游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世界的旅行家、人类的好伙伴”，他的足迹不但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地区，而且触及基督教世界。最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了令人吃惊的十卷本著作。塞缪尔·佩皮斯在伦敦写日记时，爱维亚正在编著自己的《旅行记》（Book of Travels）——无论身处伊斯坦布尔、开罗，还是耶路撒冷。“可以说，这是伊斯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最浩繁、最完整的旅行记录。”还没有哪个作家用诗一般的言语描写过耶路撒冷，也没有作家曾如此诙谐地刻画生活。

    爱维亚凭借自己的智慧安身立命。他擅长讲令人捧腹的笑话，能作押韵的对偶诗句，会唱俏皮的歌曲，也能与人摔跤，并由此赢得穆罕默德四世的宠幸。他成为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的随从，并外出游访，那些王公贵族还收他为幕僚，因为他宗教知识渊博，还能使大家喜气洋洋。他的著作有些是大量事件的编年汇总，有些是新奇故事的选集。爱维亚·瑟勒比（“Celebi”意为“绅士”）与哈布斯堡家族交过手，也在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碰过面。他对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了如指掌，令皇帝印象深刻。战场上，他客观地记录下自己那福斯塔夫式的脱逃——“逃跑也是件壮举”——但很可能也是军事史上最“新奇、滑稽”、最丑陋的一幕。

    爱维亚终生未婚，也拒绝在皇宫任职，他认为这将妨碍自己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经常有人送婢女给他，而他谈起性和评论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诙谐：性是“甜蜜的灾难”“不错的摔跤比赛”。他还饶有兴致地记录自己的阳痿终于被埃及蛇肉汤治愈的经历。他大胆地笑称性是“更伟大的‘圣战’ ”。最令现代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虔诚的穆斯林，爱维亚经常开伊斯兰教的玩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这位学者能在八小时内吟诵整部《古兰经》，也能担当穆斯林的宣礼员，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并未蓄胡子，而且行为玩世不恭，思想开明，与宗教狂热主义为敌——不论是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是基督教的狂热主义。身为“流浪的苦行者”，耶路撒冷“这一古老的朝拜地”令他着迷：耶路撒冷“如今是穷人（或苦行者）的克尔白”，是都城，是苏菲派的麦加。爱维亚记录了七十座苦行者修道院，包括大马士革门附近那所最大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的发源地各不相同，从印度到克里米亚都有。他还描写了每个教派的会众如何通宵达旦地唱着让人喜极欲狂的歌曲，跳起齐克尔舞蹈。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接近。一个人进入寺内，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人们祈祷时，眼睛则闪烁着虔诚的光亮”。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大卫王时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爱维亚看传说中三千年前所罗门所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乌里玛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 吗？”

    爱维亚自然也在复活节拜访过圣墓大教堂，他对圣墓大教堂的反应和英国的新教徒很相似。他解开了希腊圣火的奥秘，宣称只要一个修士神不知鬼不觉将一锌罐石脑油滴到链子上，一年才能见到一次的奇迹就将显现。表演本身只是“引起群情沸腾”，圣墓大教堂也“缺乏内涵，更像个旅游景点”，但当他在那儿与一位新教徒聊起这些时，后者只是将其归罪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说他们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民族”。

    在开罗完成自己的著作之前，爱维亚几次回到耶路撒冷，但从未见到有什么建筑能与岩石圆顶清真寺相提并论：“它就是仿自天堂的亭台楼阁。”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看到苏菲派的舞蹈、圣法表演和圣洁的崇拜活动，爱维亚如痴如醉，而保守的穆斯林则惊恐不已。“有些女子解开面纱，展示自己的美丽以及身上的首饰和香味。天哪，她们竟然紧紧地坐在男人中间！”卡沙什（Qashashi）评价道。他严厉斥责“这种嬉笑的喧闹和舞蹈”，人们敲打着铃鼓，商人在售卖糖果：“这些天是魔鬼撒旦举行婚宴的日子。”

    奥斯曼人现在处于全面的衰落中，苏丹们疲于应付欧洲列强的种种要求。列强们纷纷表态支持自己的基督教派。当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法国为方济各修会赢得“最高守护者”的地位后，俄国，这个在欧洲以及耶路撒冷咄咄逼人的新兴强国，开始游说、贿赂奥斯曼人，直到再次为东正教得到“最高守护者”的位子。但不久方济各会又将“最高守护者”的地位抢回来，如此三次后，一场血战在圣墓大教堂爆发了。

    1699年，奥斯曼帝国战败，签订了《卡尔洛夫奇条约》，条约允许列强保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友——这是一次异常糟糕的妥协。

    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官吏压迫巴勒斯坦太甚，激起农民的反抗。1702年，耶路撒冷新上任的总督平息了反抗，并下令用死难者的头颅装点城墙。总督夷平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穆夫提

    掌管的村庄，在星期五的祈祷中，耶路撒冷的卡迪在阿克萨清真寺严厉斥责了总督，并向起义者打开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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