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与耶路撒冷相关的外交工作由外交秘书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主管，但是这个神圣的使命却是由他的福音派的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完成的。

    五十五岁的帕麦斯顿并不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一本正经的人，也不是福音派信徒，而是不思悔改的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他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这被他愉快地记录在日记中）而被称为“丘比特勋爵”，因为精力充沛而被称为“帕姆勋爵”，还因为提倡炮舰外交被称为“浮石勋爵”。继女婿沙夫茨伯里伯爵开玩笑说，帕麦斯顿“不知道摩西·蒙蒂菲奥里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不是同一个人”。帕麦斯顿对犹太人的兴趣有着功利主义成分：法国通过保护天主教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俄国通过保护东正教提升自己的权力，然而，耶路撒冷几乎没有新教徒。帕麦斯顿想削弱法国和俄国的影响，认为英国的权力可以通过保护犹太人而提高。而另一个任务，使犹太人改宗，则是帕麦斯顿继女婿的福音传道热情的产物。

    沙夫茨伯里已经三十九岁了，头发卷曲，满脸胡须，是维多利亚时代新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热心十足的贵族，致力于改善工人、孩童和精神病人的生活。他还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的“音节从头至尾都是上帝的言语”。他确信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会促进全世界范围的道德复兴，并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在英国，清教徒的千禧年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被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压倒，但是这种学说却在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当中流传下来。现在，它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人暴动塑造了全新的英国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乐于接受虔敬、名望以及《圣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景象之下汹涌猛烈的物质主义的解毒剂。

    建立于1808年的伦敦犹太人布道会

    欣欣向荣，这部分要归功于沙夫茨伯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摄政时期的享乐者墨尔本勋爵发出这样的牢骚：“所有年轻人都对宗教越发地疯狂”。墨尔本勋爵曾于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时担任首相。福音派信徒坚信，永久救赎可以通过耶稣个人的体验与福音（希腊语中是“evangelion”，意思是“福音”）实现，因此都期望基督再临。就和两个世纪以前的清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相信犹太人的回归和改宗可以创建一个圣公会的耶路撒冷和天堂之国。他为帕麦斯顿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世上）存在着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上帝用他的智慧和怜悯将我们指引向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

    帕麦斯顿指示耶路撒冷副领事特纳·扬说：“一般来说，给犹太人提供保护是你职责的一部分。”同时，他让他的大使转告高门

    ，说他“强烈建议苏丹抓住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1839年9月，特纳·扬建立了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耶路撒冷分会。沙夫茨伯里为此欢欣鼓舞，在日记里写道：“上帝子民的古老城市将要在世界民族之林重新获取它的地位。我会永远记得是上帝把这个想法植入我的头脑的，为了其荣耀，我构想了这个计划，上帝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力量，而且为眼前的处境提供了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可以重建耶路撒冷，使它重享上帝的荣耀。”沙夫茨伯里的图章戒指上刻有“为耶路撒冷祈祷”的字样。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代另一个热情的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也把目光对准了耶路撒冷。摩西在新买的上衣的袖子上贴上“耶路撒冷”字样，他的马车上、图章戒指上，甚至床上也都刻有这几个字——耶路撒冷就像他的护身符。1839年6月，蒙蒂菲奥里和妻子朱迪丝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带着手枪，以保护在伦敦筹集到的现金。

    耶路撒冷当时瘟疫肆虐，所以蒙蒂菲奥里在城外的橄榄山住下，他在那里接待了三百多位来访者。瘟疫消退后，蒙蒂菲奥里骑着市长借给他的白马进了城，倾听人们的诉求，分发救济品给贫困潦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三种宗教的信众都对摩西和他的妻子表示热烈欢迎，但是，他们前往南部访问希伯伦的圣所时，却遭到一个穆斯林暴徒的袭击。多亏了奥斯曼军队的介入，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蒙蒂菲奥里并没有气馁，当他离开时，这个重生的犹太人、一心一意拥护帝制的人，展示了与沙夫茨伯里相似的，当然也有所不同的弥赛亚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哦，耶路撒冷，祝愿这个城市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赶快重建起来。阿门。”

    沙夫茨伯里和蒙蒂菲奥里都相信大英帝国有神的福佑，相信犹太人会回到锡安。福音派热忱的正当性和犹太人梦想耶路撒冷复生的热情彼此吻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一种执念。刚好在1840年的时候，画家大卫·罗伯茨从巴勒斯坦归来，适时地向公众展示了大受欢迎的、富有浪漫气息的、艳丽奢华的东方耶路撒冷形象，这些形象正与英国文明、犹太人恢复在巴勒斯坦的统治的愿望吻合。犹太人迫切地需要英国的保护，因为奥斯曼苏丹和阿尔巴尼亚人同时颁布的关于宽容的承诺起了冲突，从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指控称这些犹太人的目的是用修士及其仆役的血在逾越节做祭祀。这个想象中的情节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以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蒙蒂菲奥里爵士刚刚回到伦敦，听到此事后，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马上发起营救大马士革犹太人的行动，试图将他们从这种中世纪的迫害中解救出来。在法国律师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emieux）的协助下，蒙蒂菲奥里火速赶到亚历山大港，去游说穆罕默德·阿里，让他释放这些犯人。但是，几周后，希腊的罗德岛上又发生一起“血祭诽谤”案。蒙蒂菲奥里又乘船从亚历山大港赶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受到奥斯曼苏丹的接待，他劝说苏丹颁布一个敕令，明确否认“血祭诽谤”的真实性。那是蒙蒂菲奥里最光辉的时刻，他的成功既取决于他的国籍，也取决于他那惯常的沉稳的交际手腕。在那个时候的中东地区，英国人正赶上好时候。

    奥斯曼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竞相争取英国人的支持，使他们的权力保持平衡。耶路撒冷仍旧处在控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的红色易卜拉欣的统治之下。法国支持阿尔巴尼亚人，英国也试图在维持奥斯曼统治的同时满足自己的胃口。他们说，易卜拉欣如果从叙利亚撤出，就把巴勒斯坦和埃及给他。这其实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无法放弃那个最高的奖赏——伊斯坦布尔，因此拒绝了。易卜拉欣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于是帕麦斯顿转而建立盎格鲁—奥地利—奥斯曼联盟，并派出他的炮舰，舰队在海军准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的率领下炮轰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在英国人的武力面前屈服了。

    红色易卜拉欣曾将耶路撒冷向欧洲人开放，并永久地改变了它，但是现在，他为了换回在埃及的世袭统治权，放弃了叙利亚和这座圣城。

    法国人因受到帕麦斯顿胜利的羞辱，便设想把耶路撒冷改造成“基督徒自由之城”，这是第一个建立国际化锡安的提案。不过，1840年10月20日，苏丹的军队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内，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成了荒地，密密麻麻地覆盖着长满刺的梨状仙人掌。这片荒地上只有大约一万三千名居民，其中大约五千名是犹太人，犹太人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俄国犹太移民的进入，以及加利利的萨费德地区发生地震后，来自那里的难民大量涌入。

    帕麦斯顿离开了外交部，接替他的是阿伯丁伯爵。阿伯丁命令副领事特纳·扬停止执行沙夫茨伯里福音派关于犹太人的方案，不过扬对此熟视无睹。帕麦斯顿重新掌权后命令这个耶路撒冷领事：“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接收所有向你提出请求的俄国犹太人。”

    与此同时，沙夫茨伯里也劝说新任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辖区及教堂。1841年，普鲁士（其国王曾建议建设国际化的基督教耶路撒冷）和英国联合任命了第一任新教主教迈克尔·所罗门·亚历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是改宗了的犹太人。于是，英国传教士们更加积极地向犹太人传道。1841年，在雅法门附近的一个英国基督教教堂开堂典礼上，三个犹太人在英国领事扬的面前接受了洗礼。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苦是非常值得同情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写道，犹太人生活得“像在颅骨里面居住的苍蝇”。不断膨胀的犹太社区极其贫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设施，不过社区居民可以得到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医生的免费治疗，这吸引了一些犹太人改宗。

    沙夫茨伯里沉思着说道：“我会因锡安有一个都城而高兴，因耶路撒冷有一个教堂而高兴，因希伯来民族有一个国王而高兴。”一夜之间，耶路撒冷便从一个被居住在俗丽宫廷中的龌龊帕夏统治的阴暗废墟，转变成一座有众多佩有金色饰带和珠宝的显贵人物出入的城市。自13世纪以来，耶路撒冷就没有一个拉丁主教，而东正教的主教则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但现在，法国人和俄国人着手帮助他们重返耶路撒冷。但是，代表着帝国雄心的正是那七个趾高气扬的、官位较次的欧洲领事，他们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目空一切的自大。在高大威猛的保镖——穿着鲜亮的深红色制服，配着军刀和厚实的金色指挥棒，重重敲击路边的鹅卵石，在街道上清场的领事馆警卫员——的护送下，这些领事庄严地穿过市区，迫切地想凭借任何托词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备感烦恼的奥斯曼总督。奥斯曼帝国的士兵甚至要在这些领事的孩子面前起立。奥地利和撒丁王国领事也很傲慢，因为他们的君主声称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不过没有哪个人比英国和法国的领事更傲慢或更小气。

    1845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接替了扬的位子。芬恩在将近二十年时光里几乎和奥斯曼帝国总督的权力一样大，但这个道貌岸然的干涉者触怒了英国贵族和奥斯曼帕夏，甚至惹毛了各国的每一个外交使节。芬恩无视来自伦敦的命令，他为俄国犹太人提供保护，但从未忘记让犹太人改宗的使命。当奥斯曼人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后，芬恩便在塔尔比赫（Talbieh）购买并开发了一块农场，随后又在亚伯拉罕葡萄园购买了一块土地，这些都是在切尔特纳姆的库克女士的资金援助以及一群致力于英国福音事业的女士的帮助下完成的。芬恩此举的目的是通过让犹太人体验诚实劳动的乐趣，使更多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

    芬恩将自己视为帝国总督、圣洁的传教士、地产大亨三者的混合体，肆无忌惮地花着大量来源可疑的钱，还大肆购置土地和房产。他和妻子（狂热的福音派信徒）还会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和被广泛使用的拉迪诺语。虽然夫妻二人积极地保护在耶路撒冷受到残酷压迫的犹太人，但芬恩带有强迫性的传教使命仍激起了犹太人的暴力抵抗。在芬恩成功地让一个名为门德尔·迪格尼斯的男孩改宗后，“犹太人翻过阳台，制造了巨大的骚乱”。芬恩称犹太拉比是“狂热分子”。在英国，极富权势的蒙蒂菲奥里在听说犹太人深陷困扰后，派了一位犹太医生带着药品来到耶路撒冷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打擂台，这个医生继而在耶路撒冷犹太区的边缘地带建了一座医院。

    1847年，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袭击一个犹太少年，这个犹太少年扔石头反击时擦伤了阿拉伯男孩的脚。希腊东正教社团，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最反犹的团体，在穆斯林穆夫提和卡迪的支持下迅速做出反应，指控犹太人是在设法获取基督徒的鲜血用来制作逾越节饼干。“血祭诽谤”以前在耶路撒冷出现过，不过蒙蒂菲奥里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说服苏丹颁布关于“血祭诽谤”的禁令，这被证明是起决定作用的。

    与此同时，驻耶路撒冷的外国领事队伍里来了一位新人，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外交官。正在拜访耶路撒冷的英国作家、《名利场》的作者威廉·萨克雷说：“我怀疑有哪个政府会接受或任命这样古怪的人担任大使。”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以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的身份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皆有的傲慢发挥到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耶路撒冷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费城的庄园主及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妻子和六个孩子后，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子孙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解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曾享受一段大觉醒的宗教愉悦。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二分之一。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和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大英帝国一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新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逐句地援引着《圣经·旧约》。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博士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利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他“在精神上与耶路撒冷同在”时，他的会众禁不住哭泣。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的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避开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

    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哈丽雅特·利弗莫尔（Harriet Livermore）的女士，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利弗莫尔到达耶路撒冷后，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博阿兹·伊斯雷尔，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他挥动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方面极不称职、痴迷于折中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行为异常等一系列证据。克雷森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挑战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个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托拉》，在与美国妻子离婚后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比。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着迷又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使人悲伤，一半引人发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曾问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领事还说：“最近有一些持奇怪观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将在今年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里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国上帝

    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率兵在圣墓大教堂里拉响警报。颇不寻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在同一天。修士们不仅准备好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把它们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会率先进行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祭布铺在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为时已晚。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在哪里。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打斗，他们挥舞着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十字架、烛台、灯都成了打斗的工具。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试图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震动，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认知，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力量。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从欧洲各地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旅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名朝圣者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一位法国修士注意到，在一个特定年份，在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名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的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为这两个处于社会两极的人群共享。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们都将自己视为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继承人，将莫斯科视为第三个罗马。大公们采纳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记和一个新头衔：沙皇。在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大汗及随后的奥斯曼苏丹开战时，沙皇将俄罗斯帝国的行动升级为神圣的东正教“圣战”。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农民隐士也在协助传播东正教，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源自对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教堂样式的模仿。俄国甚至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

    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做准备的关键部分。

    尼古拉一世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嫡亲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继承人，而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彼得大帝都曾把自己荣升为东正教及圣地的保护者。俄国农民也将自己同东正教和圣地联系在一起：当尼古拉一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毫无征兆地死去后，他们便认为尼古拉一世有必要以普通隐士的身份去一趟耶路撒冷。这是一则关于这个非末代皇帝尼古拉一世的传说。

    尼古拉一世是严厉的保守主义者、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在所有涉及艺术的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庸俗（他任命自己为普希金的私人审查员），他认为自己在“上帝委托给俄国”的事业中对他所谓“俄国人的上帝”负有责任。这个严守纪律的人以自己曾在军队的帆布床上睡过觉为傲，就像苛刻的教官那样统治着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年轻人，身材魁梧、长着蓝眼睛的尼古拉一世曾令英国社会惊异不已，一位女士这样描述道：“他魔鬼般地英俊，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一世的头发掉完了，大肚子从他那仍旧紧束的高腰和紧致的军人般的屁股之间凸显出来。在与他身体状况不佳的妻子过完三十年幸福的婚姻生活后，他最终有了一位情妇，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女。尼古拉一世虽然独揽帝国大权，但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无能，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能还是政治方面的无能。

    数年来，尼古拉一世小心地运用着他的个人魅力劝说英国同意瓜分奥斯曼帝国。他称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希望解放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省份并监管耶路撒冷。不过，尼古拉一世现在已经不能再打动英国了。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使他对外界事务不再敏感，还变得没有耐心。精明的维多利亚女王曾这样写道：“我不觉得他很聪明……他的思想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

    在耶路撒冷，街道上闪烁着俄国王公和将军制服上的金色穗带和肩章，同时，到处都是穿着羊皮和工作服的农民朝圣者，他们都是受到尼古拉一世的鼓励前来的。尼古拉一世还派遣了一个教会使团来与其他欧洲人竞赛。英国领事向伦敦发出这样的警示：“俄国人能在复活节的一夜之间在耶路撒冷城内武装起一万名朝圣者”，并占领该城市。与此同时，法国继续推进保护天主教徒的工作。1844年，芬恩领事在报告中写道：“耶路撒冷现在是法国和俄国的兴趣所在。”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并非所有的俄国朝圣者都是士兵或农民，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救赎。1848年2月23日，一名俄国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具有典型的不断上升的宗教热情，而且具有带点瑕疵的天赋才华。这个人就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以剧本《钦差大臣》、小说《死魂灵》出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追寻精神上的慰藉和获得神灵的启示。他已经将《死魂灵》设定为三部曲，并且正努力撰写第二部和第三部。上帝一定是为了惩罚他的罪孽才阻碍他写作。作为俄国人，果戈理认为只有一个地方能提供救赎，他写道：“在我去过耶路撒冷之前，我说不出任何话语去安慰任何人。”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就发现那里充满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果戈理，他说：“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感。”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的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自己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当果戈理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面部朝下。

    类似果戈理这样对耶路撒冷的特别的疯狂被称为“耶路撒冷热”，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它被界定为“耶路撒冷综合征”，是“一种因接近圣地耶路撒冷而产生的与宗教刺激相关的精神代谢失调”。2000年，《英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疯狂的绝望诊断为“耶路撒冷综合征亚型二，患者是来到耶路撒冷并抱有耶路撒冷具有治愈能力的神秘观点的人，如作家果戈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古拉一世也因其耶路撒冷综合征而备受折磨。他的家族里出现过精神错乱的人，法国驻彼得堡大使这样写道：“随着岁月流逝，保罗一世（尼古拉一世的父皇）身体上的一些特性便展现出来了。”发了疯的保罗一世就像他祖父彼得三世那样被刺杀了。如果说尼古拉一世还远没有精神失常，他显现出的便是类似父亲的顽固而易冲动的过度自信。1848年，尼古拉一世原打算去耶路撒冷朝圣，却因欧洲爆发的革命而被迫取消计划。他成功地平定了反对其邻居哈布斯堡皇帝的匈牙利叛乱，享受“欧洲宪兵”的美誉。但是，法国大使写道，尼古拉一世逐渐“被莫斯科民族的谄媚、成功及宗教偏见宠 坏了”。

    1847年10月31日，伯利恒圣诞教堂岩洞大理石地板上的银星被人砍掉并偷走。这颗银星是18世纪时由法国人捐赠的，很显然，它是被希腊人偷走的。于是，修士们在伯利恒展开了一场争斗。在伊斯坦布尔，法国人声称他们有权利替换伯利恒的银星，并修缮耶路撒冷的教堂屋顶；但俄国人称这是他们的权利。双方都援引18世纪的条约作为证据。争闹持续升温，最后演变成两个皇帝之间的斗争。

    1851年12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此人之味得令人费解，但在政治上却异常机敏，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通过政变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准备将自己加冕为拿破仑三世。波拿巴这个女性化的冒险者留着明显打了蜡的小胡子，但并不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那过大的头颅和过小的躯干上分散开来。就某些方面而言，他是第一位现代政治家，而且自知他那脆弱的新帝国需要天主教的声誉和在国外的胜利。另一方面，尼古拉一世则将这次危机看作为“俄国人的上帝”拯救圣地，进而巩固其统治的好机会。对于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皇帝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在天堂和尘世获得荣耀的金钥匙。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派传教士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夹在法国人和俄国人中间左右为难的苏丹，试图通过1852年2月8日颁发的敕令解决争端，以确保东正教对教堂的最高权威，同时让天主教徒做些让步。但是法国人的态度并不比俄国人温和，他们将自己的权利主张追溯到拿破仑一世入侵、与伟大的苏莱曼结盟、耶路撒冷的法国十字军国王，甚至查理曼。拿破仑三世在威胁奥斯曼人时，派了一艘名为“查理曼”的战舰并非巧合。11月，苏丹终于屈服，把最高权威赋予天主教徒。尼古拉一世被激怒了，他要求苏丹恢复东正教在耶路撒冷的权利，并要求缔结俄—奥联盟，这样就可以将奥斯曼帝国变成俄国的保护国。

    尼古拉一世恐吓性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入侵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领土（今罗马尼亚），并向伊斯坦布尔开进。尼古拉一世确信自己已经依靠个人魅力与英国达成协议，并否认想吞并伊斯坦布尔的企图——更不用说吞并耶路撒冷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对伦敦和巴黎判断失误。面对俄国人的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英国和法国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威胁俄国，但尼古拉一世固执地称英法两国在虚张声势。他解释道，他“发动战争只是出于基督教的目的，是在圣十字架的旗帜下进行的”。1853年3月28日，法国和英国向俄国宣战。即便绝大部分战事都发生在克里米亚，耶路撒冷却被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且从那以后一直就处于这个位置。

    当耶路撒冷的驻军整装出发、准备抗击俄国人时，詹姆斯·芬恩看到他们将武器放在雅法门外的阅兵场上，在那里，“移动的铁制品在叙利亚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因为这些士兵在行进时都佩带着固定好的刺刀”。芬恩不能忘记的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核心就是圣地”，而尼古拉一世的“目标依旧是真正拥有耶路撒冷的圣所”。

    一批与虔诚的俄国人不同的、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参观者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仅在1856年就达到一万人左右。他们涌入城市，来参观这个挑起欧洲战争的神圣的地方。那会儿，参观耶路撒冷仍旧是一项冒险行为，这里没有四轮马车，只有随处可见的垃圾。实际上，这里也没有宾馆或银行，参观者都住在修道院里——最舒适的要数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有雅致的、通风良好的庭院。1843年，一个名为梅纳赫姆·门德尔的俄国犹太人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家酒店——卡米尼兹酒店。此后不久，英国人也建起一家宾馆。1848年，塞法尔迪的巴莱罗家族在离大卫街不远的一栋楼上开设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家欧洲银行。耶路撒冷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偏远小镇，通常被一位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

    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的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纷纷排斥帕夏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参观者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帕夏力图确保耶路撒冷的平静，但是希腊东正教的修士却围攻了新任命的天主教大主教，并纠集了一群骆驼冲进大主教的寓所。对前来参观圣地，目睹了众多士兵死于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于充满腐烂气味的医院的伟大作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令他们感到高兴。他们并没有被这些场景震惊。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只卖出了三千册。梅尔维尔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抱着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奇特印象的受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因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而这些催生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arel）。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梅尔维尔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位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第一部小说遭受冷遇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福楼拜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耶路撒冷的教堂是“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气味”。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冲突”。

    修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舞台上的一个场景。新的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在詹姆斯·芬恩福音派女性信徒中，有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奥斯曼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就会出面干涉。他把自己当成圣城的福尔摩斯，着手调查每个案件。但是，尽管芬恩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仍旧需要保护的犹太人来说，芬恩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催化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的哭声和哀痛的声音”便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的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穆斯林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遭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犹太人经过这里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奥斯曼士兵捅伤了，还有一场犹太葬礼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芬恩在每件事情上向奥斯曼总督施压，迫使他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到伸张。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越发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反应。暴乱和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场以野性西方为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蹿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战士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吃惊。她竭尽全力地在阿拉伯谢赫之间做调解，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谢赫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奥斯曼人的战争。其中一个谢赫被捕，他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俨然一位阿拉伯罗宾汉。最后，年迈的耶路撒冷总督哈菲兹（Hafiz）帕夏不得不组织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在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与塞法尔迪犹太人，都聚集到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奥斯曼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城门每天晚上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做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他“对我肛门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狂欢，来庆祝他逃离了耶路撒冷：“我与三个女人做爱，四次达到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未治愈的下疳而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

    不过，尽管这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他们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梅尔维尔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看着这座“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神灵的过度溺爱造成的 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一世也在巨大的压力下身患重病，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丢尽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呼吁和平，并放弃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这一地位延续至今。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人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被向上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击打”，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牧首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声、擂胸的声音和火苗的闪光中出现了。

    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滑稽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不久之后便买下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奥斯曼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勒—马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他还将圣安妮教堂（建于十字军时代，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上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挥舞着棍棒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他们的驻地里，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的墨西哥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奥斯曼政治家非常不安，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瓦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专门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在英法联军赢得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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