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情感充沛”，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位大公曾经计划对耶路撒冷发起文化攻势，俄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是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还建立了一家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地皮上，罗曼诺夫家族修建了一个莫斯科风格的小镇。

    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位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士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的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耶路撒冷不知为何成了英国的一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考古猜想的书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科学，而且成为一种掌控未来的方式。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不仅成为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成了服务上帝的科学——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

    法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首相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很快成为当时国家实力的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查尔斯·威尔逊上尉，这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开始了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地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便成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基金会所组织的耶路撒冷考察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意。沃伦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在耶路撒冷挖掘出第一批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彰显新科学魅力的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还乘坐由几块木门板搭建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进篮子里，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女士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乃至昏厥，往往须周围的人帮她们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场“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同情犹太人，认为这个“地区必须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成为独立王国”。

    法国人在考古学方面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起因是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回应：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耶路撒冷是经查理曼大帝、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存续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资金的支持下，埃及在一场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马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离圣墓大教堂很近。腓特烈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蒂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腓特烈返回雅法时，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王国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奥斯曼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驮夫，此外，约瑟夫还带着一张巨大的银床——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土地。”“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听闻的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他被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在购买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浩大的土木工事——在苦路上建立一座奥地利救济院。

    奥斯曼大维齐尔福阿德帕夏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调整任何道路设施……因为他们会把耶路撒冷变成基督徒的疯人院。”但奥斯曼人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马克·吐温和“贫民 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次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犯人的背上，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种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遮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死刑执行的过程中来回滚动。城门依然在每个日落时分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首次开通电报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反对设立电线杆，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位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变化。当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不时受到圣殿山上的人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自己的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的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的一部分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他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四面八方困扰着你”。克莱门斯是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马克·吐温”是他的笔名。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作闹剧，嘲讽了美国朝圣者的虔诚，称他们是“无知的异国人”。马克·吐温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米真是一种放松”。当他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是当初上帝造出亚当的泥土时，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马克·吐温对教堂里“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座拥有历史上最庄严、高贵名字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儿也不想生活在这里。”

    不过，这位“狂野的幽默作家”悄悄地在耶路撒冷给母亲买了一本《圣经》，而且时而回忆道：“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抵达耶路撒冷的旅游者，无论是否笃信宗教，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对在耶路撒冷真实存在的人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们的想象当中。成千上万的访问者既然乘着汽船来了，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刻板的种族观点，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来自美洲和欧洲的旅行者本应来建设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他们却很少留意，但这被忽视的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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