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21世纪

    神圣的奇迹：锡安合而为一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做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意义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让他们在当今世界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纳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犹太大流散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博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 是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 以色列建国和耶路撒冷重归犹太人—— 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耶稣基督再临，开启千年王国。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 新锡安—— 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 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以换取和平—— 但永远不能放弃耶路撒冷。

    和平的缔造者：生与死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 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其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由拉比们分区负责，他们管理着马格里布门以北的祈祷区，而考古学家则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 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加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马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 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 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 成了重建后的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

    就像委任统治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 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以色列的所有党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我记得，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约旦河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

    在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而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埃勒·沙龙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在占选民总数50%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最终战胜自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 东方犹太人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建立的工党体制下，他们觉得自己备受践踏。贝京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访问了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波兰犹太小镇的那个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点不会改变”，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加速了沙龙所谓的从“围绕阿拉伯社区的外围开发”到“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1981年，萨达特为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付出代价：他在一次阅兵典礼上被杰哈德士兵刺杀，该事件预示着新的伊斯兰基要主义势力的崛起，然而在萨达特继任者的统治下，埃及的和平得以延续。

    1982年4月，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密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的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

    ，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 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在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而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值得以色列人信赖的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的马德里和谈胎死腹中，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将有一场和谈，而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会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 1948年那个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

    —— 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时任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以色列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允许开通从靠近圣殿山、紧挨西墙的入口处延伸到穆斯林区“苦路”出口处的隧道。西墙隧道的建造，是一代一代考古学家令人激动且宏伟壮丽的考古工程的结果，它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神圣休憩广场的古老地基。

    开通隧道不光是为了游客，内塔尼亚胡也借此宣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虽然挖掘工作没有威胁到圣地，但巴勒斯坦人中谣言四起，认为挖掘行为企图破坏或索取伊斯兰圣地。巴勒斯坦的诸多城市爆发骚乱，骚乱蔓延到东耶路撒冷和圣地。这些暴力活动威胁到巴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在新成立的（依据《奥斯陆协议》成立）、得到美国资助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向以色列士兵开火之后。当暴力活动持续到第三天的尾声时，已经有大约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和二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在耶路撒冷激战正酣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组织暴力活动并参与其中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内塔尼亚胡亲自给阿拉法特打电话，威胁说，如果暴力活动不在三十分钟内停止，他将命令军队夷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据内塔尼亚胡说，“电话线的另一端沉默良久。三十分钟内，战斗停止了，但已经有太多的人不幸丧生。”现在，西墙隧道是耶路撒冷旅游的一个必要的、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如果别无其他，这些流血事件至少证明在耶路撒冷做考古研究的内在意义：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人们可以为之牺牲生命。

    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 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杰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 ”）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阿拉法特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 马尔万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被他们轻易地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在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挖掘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任总理、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曾是勇武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因男扮女装突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贝鲁特的要塞而闻名，而后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个人魅力的将军，也是技艺纯熟的钢琴家。他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 尤其是圣殿的基石—— 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阿拉法特从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四十年，佩带手枪、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着装习惯使他闻名于世。198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历史上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的至爱—— 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 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攻击。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因提法达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阿里埃勒·沙龙曾经是冷酷的突击队首领，也是身形修长、英俊潇洒、头缠绷带的战时英雄。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后几日，他曾带领以色列军队挺进埃及腹地。后来的沙龙身材臃肿，仍旧背负着黎巴嫩大屠杀的污点。他还是那个“推土机”，致力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建设定居点、强化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存在，以确保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结合体，既有来自旧世界的魅力和不知疲倦的斗争精神，又有军国主义的野蛮和教条式的偏执。他以搞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囚禁、羞辱阿拉法特的方式来镇压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民起义）。2004年，阿拉法特在得了一种神秘的、凶险的疾病之后离开人世，以色列人不准将他葬在圣殿山。阿拉法特的继任者是长期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副主席的阿巴斯，但在哈马斯赢得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后，阿巴斯组成了以哈马斯为主的新政府。

    与此同时，沙龙单方面地将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点撤出加沙。结局并不使人振奋：在互有分歧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内部爆发小规模冲突后，哈马斯占领加沙，法塔赫继续以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为据点，统治巴勒斯坦，以色列则加快建设定居点。沙龙用一系列针对性暗杀和在耶路撒冷内外建造隔离墙的方式应对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隔离墙是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是“奥斯陆梦想”失败的标志，但它确实给以色列平民带来了安全。

    此时的沙龙是前进党的领袖，拥有罕见的权威和激进的思考能力。2006年，他中风倒下的时候，正考虑同巴勒斯坦人和解或单方面地、部分地撤离已占领土。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是继他的战友拉宾之后最后一个能够缔结和平、保障他们安全的开国领袖。2007年到2008年，沙龙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耶路撒冷前市长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出巴以冲突历史上最慷慨的和平解决方案，即分割耶路撒冷，共享圣城，让国际社会参与对神圣场所的管理。阿巴斯几乎同意了这项提议，但和阿拉法特一样，他发现妥协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不能接受共享圣城。同样，奥尔默特也不是沙龙那样的战时英雄，他越来越不具备推出和平方案的能力。奥尔默特先是被针对真主党的穷兵黩武的黎巴嫩战争拖累，后又被其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的腐败指控摧毁，失势下台，最终入狱服刑。

    一个真正的机会就此错失。

    “比比王”：伊朗“崛起”，俄罗斯“回归”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以色列人不再相信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而加沙的哈马斯将自杀式人体炸弹送进咖啡馆，将导弹跨越边境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在以色列，最后一个开国元勋去世了。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作为利库德领袖重返政治舞台，向以色列人展示一种全新的领导力。

    2009年，内塔尼亚胡戏剧性地反败为胜，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是特种部队指挥官、战争英雄，1976年，约纳坦在乌干达恩德培营救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劫持的平民人质时遇害。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曾是突击队队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后来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将主导以色列政坛长达十几年，与本—古里安并列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以色列总理。这个极富天赋又无情的经营者极力宣扬现代以色列高科技自由市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犹太国民族主义、领土最大化和不宽容的愿景相结合，有悖于以色列国父们所持的宽容、开明的理念。内塔尼亚胡在一个由宗教党、右翼政党和定居者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执政，他娴熟地操控以色列民主的权威支柱—— 法律体系和新闻媒体。为了激起选民的恐惧，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建立两个国家、分割耶路撒冷的传统理念，这也反映了其选民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的、充满恐慌的观点。这些选民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以色列人，他们称内塔尼亚胡为“比比王”（King Bibi）。在他们的世界里，耶路撒冷再也不能被分割或共享。

    现在，巴勒斯坦政治家和以色列政治家一样，不愿达成真正的和解。2017年10月，约旦河西岸的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控制加沙的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和右翼以色列人一样，越来越多地做着极端化之梦，只是方向相反：无论如何，只要等得足够久，以色列就会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陷入崩溃。正如其先辈在20世纪20年代至1948年间期望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也有这种感觉，终有一天，他们将获得所有土地，而以色列将像十字军王国那样消失无迹。但以色列一直在蓬勃发展。无论人们怎么看待21世纪的以色列，必须承认的是，巴勒斯坦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极度渴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伙伴，与此同时，伊朗及其盟友势力的崛起为该地区的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内塔尼亚胡将自己看作丘吉尔式的人物，他提醒大家警惕伊朗的威胁，他相信巴勒斯坦问题需要管控，不需要冒险。

    和以往一样，耶路撒冷的命运取决于全球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以及地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现实。20世纪末、21世纪初，特别是从尼克松总统开始，美以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在乔治·W. 布什（小布什）当政期间，美以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小布什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致力于实现福音派的愿景，而在这个愿景中，耶路撒冷处于中心位置。在“基地”组织的杰哈德恐怖主义者发动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而“反恐战争”是以色列乐于接受的概念。小布什的反应是入侵“基地”组织的老巢阿富汗，他发动的第二场战争对耶路撒冷影响深远。他血腥、笨拙地入侵伊拉克，基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之间脆弱的联系，以“萨达姆秘密研制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头之一，同时带着“将西方民主制度扩展到该地区”的不切实际的使命感。入侵伊拉克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的声望也受到损害。这场战争耗干了美国的意志，打击了它的野心，摧毁了它在中东的战略部署。

    小布什的失误和奥巴马的超脱发生在一个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伊朗人将耶路撒冷作为团结的旗帜。伊朗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徒，他们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的回归，消失的、“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将解放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古兰经》所描述的“那个时刻”的场景。通过伊斯兰革命夺取政权后，创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立刻宣布每年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是“国际耶路撒冷日”；而他的继任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次表示以色列会灭亡，他抨击大屠杀是一种“发明”，并称伊朗无条件捍卫耶路撒冷。考虑到许多阿拉伯人对伊朗政权怀有敌意，耶路撒冷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将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神圣旗帜和斗争理由。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良武器来对抗以色列—— 他们口中的“小撒旦”。同时，德黑兰继续保持同叙利亚的传统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始自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于1969年发动政变、取得对复兴党的绝对控制权。这些因素，加上后萨达姆时代动荡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新势力（完全是美国在伊拉克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的结果），促成一条直通地中海的伊朗势力“走廊”。

    2011年，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突变。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被俘身亡。而在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内战，造成50多万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加入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脱胎于“基地”组织和已经垮台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它利用怪诞而惊人的残酷手段，直播公开斩首和焚烧的画面。为了建立拥有自己领土的实体国家，“伊斯兰国”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在美国和它的库尔德盟军摧毁“伊斯兰国”势力前，其头目宣布在那里建立了哈里发政权。

    美国认为伊朗正“积极开发核武器”并威胁要消灭以色列，解放耶路撒冷。以色列特工通过破坏、暗杀行动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领导人还在争论是否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但可能是伊朗的核设施太过隐秘、太过先进，以致无法对其进行军事摧毁。2013年，“温和派”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仍是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2015年，尽管以色列强烈反对，奥巴马和其他大国仍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条件是伊朗须在未来十年放缓浓缩铀计划。至少在以色列看来，该协议并未对伊朗构建“什叶派新月带”的计划—— 通过叙利亚将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实际上是逊尼派）联系起来—— 形成制约。真主党几乎完全接管了脆弱的黎巴嫩，它拥有庞大的导弹储备，变得越来越强大。事实上，奥巴马所解封的巨额伊朗资产，帮助了伊朗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伊朗核问题协议》的签署代表着以伊拉克战争灾难为起点的新变化：美国正从中东撤离。在叙利亚，伊朗人成就了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把自己的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民兵派到叙利亚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斗争，充当先锋的是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旅”（以耶路撒冷命名）；但对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俄罗斯的干预。

    沙俄和苏联都曾在中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今美国的撤退为俄罗斯回归传统角色提供了难以拒绝的机会。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想重蹈美国在伊拉克的覆辙，下令部署强大的空中力量（不包含陆上力量）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进攻。这有助于强化俄罗斯与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遗产，追溯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等罗曼诺夫沙皇对中东的政策—— 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倒台，到苏联时代，这种关系得以延续。毕竟在1947—1948年，斯大林是第一个以官方名义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他还允许这个新国家获得捷克生产的武器；然而，“冷战”时期，苏联果断地转而反对亲美的以色列，大力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不同时期，俄罗斯的支持对象还包括埃及。现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了。

    2017年，一个由什叶派政教合一国家伊朗、阿拉维派叙利亚阿萨德家族、什叶派反以色列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世俗大国俄罗斯形成的组合，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胜利。这个组合把以色列最大的敌人—— 伊朗—— 带到了戈兰高地。以色列频繁袭击伊朗向真主党运送物资的车队，还摧毁了叙利亚的核潜力。

    新规则改变了游戏本身。以色列不是唯一因被美国抛弃而备感焦虑的地区大国。海湾的君主国也感到惊慌。伊朗与沙特关系紧张。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其总统阿卜杜勒·塞西（曾任陆军元帅）将伊朗、哈马斯（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视为威胁。动荡的局势意味着以色列国内外没有人迫使它拿和平计划来冒险，或者要求它正视耶路撒冷问题。

    民族主义者：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时间来到2016年11月，房地产开发商和真人秀节目主持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不光震惊了所有人，也震惊了他自己。特朗普得到福音派选民的支持，而他向这些选民承诺，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并承认耶路撒冷（圣城）是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抨击奥巴马对伊朗的妥协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生意”。特朗普瞧不起伊朗，而把以色列和沙特视为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他上任不久便出访耶路撒冷和利雅得，并视内塔尼亚胡和沙特年轻的王储、以“MBS”（其姓名首字母缩写）著称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知音。特朗普让没有从政经验的女婿、房地产商继承人贾里德·库什纳来处理与上述国家和个人的敏感关系，推进特朗普式的和平进程，该和平进程按照王朝的风格运作，似乎很适合MBS和海湾君主国。自从沙特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打败哈希姆家族，占领圣城麦加、麦地那以来，沙特阿拉伯王国一直是以色列的死敌。它派军队参加反以战争，距现在最近的一次战争发生在1973年。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私底下，以色列正悄然拉近与沙特阿拉伯人、阿联酋人、阿曼人和埃及人的距离。以色列正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东强国，它同时努力保持与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亲近关系。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已经冻结了六十多年—— 从1967年开始算起—— 而今街头生活未变，发展却来得很快。

    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了。”他还称将在耶路撒冷建造新的美国使馆，作为“对和平的华丽献礼”。他说，有必要打破无效的旧模式，长期以来，“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真正的首都”，“承认这一事实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他还小心地补充说：“我们不是就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行使主权的范围、边界争议这些最终问题表明立场。”换句话说，圣城耶路撒冷依旧是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首都。21世纪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但在三十二万巴勒斯坦人中，许多是萨拉丁时代古老耶路撒冷家族的后裔，生活在没有资金支持的自治区，常常承受来自犹太定居者的压力。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不尊重耶路撒冷既是犹太教圣城也是伊斯兰教圣城的真正历史，就不会有长久的和平。

    耶路撒冷的历史再次证明，事关其命运的决定是由远在他方的人们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做出的，也再次证明《圣经》这本倍受福音派尊崇的耶路撒冷神圣传记，要比世俗的实用主义更具决定意义。针对特朗普的声明，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小型的抗议活动。而以色列谨慎的新盟友MBS“认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批评巴勒斯坦人的拖延和抱怨，私底下鼓励他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虽然他的父亲、老国王萨勒曼重申了“王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及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特朗普将“耶路撒冷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以色列首都”称作事实。耶路撒冷是一个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城市——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毕竟，从19世纪90年代起，犹太人就在这个城市占据多数。而特朗普在送给以色列，特别是内塔尼亚胡“一份大礼”的同时，并不要求对方做出任何让步，这在任何谈判中，特别是这样极具敏感性的谈判中，似乎都不是上策。在中东事务上，不求回报地赠送一方礼物是不明智的行为。而美国作为调停者的传统角色愈加俗套、乏味，俄罗斯则前所未有地强大。

    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这使他与耶路撒冷和利雅得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同年12月，特朗普宣布要将美国军队撤出叙利亚。他和他的顾问一边承诺缓慢撤军，一边将叙利亚战场留给伊朗和俄罗斯。此后不久（2019年春），为了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帮助同时面临大选和法律诉讼的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认可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他又只是承认这些山峦对维护以色列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从拉宾到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差点拿戈兰高地换取同叙利亚的和平协议。事实证明，对以色列而言，不这么做是正确的。

    然而，这将给耶路撒冷和中东的角逐者们带来某些意外的、无法预料的后果。内塔尼亚胡立即暗示吞并戈兰高地可以为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提供正当理由，这一“民族主义成就”可能最终损害以色列的民主，因为生活在以色列控制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如果给予他们选举权，“一国方案”可能使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内部占据多数；如果不给他们选举权，以色列这个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将不再作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存在。

    特朗普及其女婿库什纳制定了一个和平计划，这个计划将在2019年部分公开。该计划是建立在沙特人督促巴勒斯坦人接受有限自治，保证以色列定居点完整，并且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投资和援助的基础之上的，所有这些举措都需要沙特和阿联酋石油美元的大力支持。特朗普承诺这将是一个“世纪协议”。然而，在没有政治和平作支撑的情况下，经济和平不可能长久。但各方对追求政治和平丝毫不感兴趣。

    现在与未来

    历史总是这样，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敏感的地方，短期的成功可能引发始料不及的后果，甚至伴随与预期相反的影响。私人关系与思想、教义对取得外交进展来说十分必要，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这些因素往往只是浅层次的、难以发挥持久作用的。

    所有这些外交进展，连同倡导者本人，都是脆弱的。每个首脑都为所欲为地管理自己的政府，与以前的国王、皇帝并无二致，只是经过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式民粹主义（21世纪特有的）的调和。除了正在踌躇的美国和强势的俄罗斯，中国也在积极塑造在中东新角色。

    在华盛顿，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蜜里调油的关系可能最终使美国对以色列这个中东第一盟友的跨党派支持出现空心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策不太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推翻，但这样大胆的亲以政策同福音派共和党的联系越紧密，就越损害美国政界对以色列的传统共识，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可能不会像两党的前任那样偏袒以色列。

    至于俄罗斯，由于在叙利亚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而不太容易抽身。同土耳其人的传统对抗可能会引发冲突，这种对抗可以追溯到罗曼诺夫皇朝发动的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俄罗斯需要关注伊朗构建的“什叶派新月带”。以色列会和往常一样极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很多事情取决于克里姆林宫能将伊朗人、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人在叙利亚的利益平衡维持多长时间—— 外交和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可能会导致乱局。

    几十年来，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思想一直影响着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发展，而其继任者不太可能拥有同样的权威。在阿拉伯半岛，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清除了其王朝内部所有不得人心的王子，其中一些人被他监禁或处以罚款。为了遏制伊朗人的渗透，他还在也门打了一场混乱的战争。调查显示，正是本·萨勒曼下令谋杀、肢解一名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谨慎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从未将如此多的赌注压在一个统治者身上。值得一提的是，沙特王子们有着废黜“麻烦国王”的历史传统。

    在巴勒斯坦政治中，一个强大领袖的出现可能改变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持续多年，加沙遭到封锁与经济制裁，人道主义状况堪忧。

    在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可能更强烈地反对巴勒斯坦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但一些民调显示，仍有微弱多数的人支持“两国方案”。

    可以肯定的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将会继续，而以色列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也将持续。约旦这个君主立宪政制国家影响力虽然有限，但也不弱于其他独裁国家，约旦的影响力如果下降，对耶路撒冷来说将尤其危险。美国总统总是渴望同伊朗达成重大协议，解决地区问题，约束其“在核武器方面的野心”—— 就像他们总是试图在巴以之间谋求和平一样。美国对伊朗施压强化了其咄咄逼人的强硬派形象，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把美、俄牵涉进去，而以色列需要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大范围袭击，以防备伊朗向前挺进并将更多的伊朗武器送到真主党手里，后者的武器库已经十分充足—— 充足的武器总是诱惑着人们去使用它们，而这些武器到最后可能会被用上。以色列和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势力之间的残酷战争不可避免。在未来几年的冲突中，耶路撒冷不可能有实现和平的安定环境。

    火药桶般的城市

    现在的耶路撒冷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焦虑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进入对方的社区；世俗犹太人避免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接触，后者因为世俗犹太人不守安息日，或者穿着不得体而向他们投掷石块。犹太人炫耀他们的权力、实现他们的宗教梦想，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拨弄穆斯林脆弱的神经；基督教各派则争吵不休。耶路撒冷人神情紧张，他们的声音里充满愤怒。你能感觉到，每个人，包括信奉这三种宗教的所有人，虽然相信自己正在完成神圣的计划，却不清楚明天会有什么发生。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也更希望寻求宽容、慷慨与乐于分享的万能灵药，以消除偏见、排外情绪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当地犹太化。

    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与这座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 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 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耶路撒冷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为犹太区重建的胡瓦犹太会堂祝圣，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摧毁，但是以色列人此举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然而，无论观点的潮流如何起伏，以色列都有权像其他国家一样追寻自身的安定与繁荣—— 耶路撒冷不是任何国家的首都。处于实际控制地位的以色列人和受围困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不平等威胁到以色列的形象，尤其是以历史的观点观之—— 以色列曾是维护耶路撒冷所有信仰的卫士。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这种描述可能大部分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犹太人不像基督徒有欧洲列强的保护，他们经常遭受苛待—— 不过不会比在基督教欧洲所遭受的最严重苛待更甚，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宣扬的信仰自由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 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相遇’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相遇”，《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 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轻微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 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 的数量正在增加。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 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 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耶路撒冷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个地区一切行动、一切冲突都指向耶路撒冷。”

    和平心理学：现在，曾经，永不？

    如果没有和平协议，“两国方案”仍然是未来实现和平的最佳选择—— 这对以色列国家和民主政体是必须的，对巴勒斯坦人也是公平和给予尊重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必将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约十二个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补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割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

    将圣殿山国际化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上？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 不过，这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随着以色列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耶路撒冷问题将和过去很多年一样保持“冻结”状态—— 这表明以色列国内外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巴以冲突从来不是中东的主要冲突，如今更是如此—— 巴以冲突只是该地区众多危机和冲突中的一个小的、现已十分稳定的组成部分，该地区的大部分危机和冲突是发生在伊斯兰教内部古老、血腥而又复杂的内战。通过与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持实用态度的阿拉伯国家或公开或秘密地交往，21世纪的以色列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新人”，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东游戏玩家”—— 一个不会产生任何幻想的玩家。

    以色列国内也是这样。以色列是由赫茨尔、本—古里安和魏茨曼这样才华横溢的欧裔领导人创立的，这些人是来自维也纳、波兰和俄罗斯的通达干练之人，他们怀着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犹太民主国家的美好愿望，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启发下驱散“中东的愚昧和黑暗”。一方面是为了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念念不忘的古老家园，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欧洲犹太人从不断加剧的迫害中拯救出来（随着纳粹德国在其设立的死亡集中营中杀死六百万犹太人，拯救犹太人的努力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无论犹太人的经历有何特殊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是一场表达犹太民族愿望、致力于犹太民族解放的运动，它和1945年以后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通过斗争赢得民族独立的众多民族解放运动一样—— 但它受益于欧美人与基督教之间古老又独特的联系，受益于所谓的西方文明之犹太起源的概念，所有这些都与熟悉《圣经》、了解圣城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督徒对《圣经》和圣城耶路撒冷的痴迷促使西方支持以色列建国，而这种痴迷后来又使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反对以色列。在如此热烈的期望和举步维艰的抱负的推动下，以色列的西方支持者（包括它的犹太支持者），甚至它的敌人，一直在按欧洲最高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

    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人也想在同一块土地上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生活了很多个世纪。双方都对耶路撒冷和这里的土地有着古老的和现代的合法诉求；双方都不想与对方共享这块土地；分治问题使他们掷下战争的铁骰子，导致目前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以色列的胜利。但这一方面起源于西方人从以色列建国时就对以色列社会存在着某种误解，另一方面起源于以色列国父们对这个新国家的错误解读。

    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只有一半是欧裔，超过50%的犹太移民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伊朗，是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东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是从未离开过中东，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了近两千年的犹太人的后裔—— 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移民至以色列，通常是被阿拉伯国家野蛮驱逐和残酷迫害而移民的。当他们的社团被摧毁时，一种可以与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文化相提并论的、真正古老的文化就此终结。他们不是从维也纳或维尔纳（今维尔纽斯）移民到中东的；他们一直是中东人。历史学家马蒂·弗里德曼认为：“真正的以色列是伊斯兰世界犹太教的部分延续。”

    东方犹太人感觉被以色列执政的工党忽视、蔑视了约三十年—— 从到达以色列那刻起。然而，在1977年，他们以让工党出局的方式复仇了，先是推选贝京，接着推选沙龙和内塔尼亚胡做他们的领袖，因为这些人认同他们的想法，知道以色列是一个既强大又弱小的国家，处在一个恶劣的、为权力和生存持续进行残酷较量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俄罗斯等；在这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胜利的人才能守住自己的利益；在这里，理想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一样，这里世俗和宗教的分裂不像西方那样大；相反，这里的人都遵守宗教律法—— 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最终，以色列会更加笃信宗教。20世纪90年代来到以色列的近百万俄罗斯移民是不信教的，但他们也非西方自由派人士。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遭受反犹政策的迫害，变得强硬无情。和东方犹太人一样，俄罗斯移民也持悲观的看法，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哈马斯的导弹和伊朗的核计划未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体现了这种新的精神，也体现了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盛行的民族主义式民粹主义思想，两者的结合让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流散地犹太人自由派感到困惑，他们开始害怕会出现一个不再反映其自由本性的以色列。

    现在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无所顾忌、吵闹、混乱的民主国家

    ，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不了解下面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某些特性：这个国家被两种人格一分为二，一种是以自由“泡泡”、无忧无虑的特拉维夫（“泡泡”为该城昵称）为代表的，自由的、掌握高科技的、仍然相信“两国方案”和宽容理念的西方化人格；另一种是占微弱多数，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保持谨慎、警惕、精明而实际的，认为在该环境中建立两个国家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愚人的奢侈品的，越来越中东化的人格。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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