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为何对一些事懂得较多？我为何根本上如此聪明？我从未思考过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不曾白费精力。

    例如，我从经验中不知有真正的宗教难题。我在何种程度上算是“有罪的”，这类问题我完全不放在心上。同样，什么是良心责备，我对此也没有一个可靠标准。就这方面所听到的而言，在我看来，良心责备丝毫不值得尊敬……我不愿事后针砭一个行为，宁可在原则上把坏结果、后果排除在价值问题之外。在出现坏结果时，一个人极容易丧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眼光。在我看来，良心责备是一种“恶的眼光”。失败的事情更应保持自尊，因为它失败了——这更合乎我的道德。

    “上帝”“灵魂不死”“拯救”“彼岸”纯属概念，我不曾为之费神费时，甚至在童稚时代也不曾，——也许我在这方面从来就不够幼稚？

    我完全不知道作为结果的无神论，更不知道作为事件的无神论，在我身上，无神论出自本能，乃是不言而喻的。我过于好奇，过于怀疑，过于傲慢，不可能对一个粗鲁的答案感到满意。上帝就是一个粗鲁的答案，一份端给我们思想者们的粗食，从根本上说，甚至只是对我们的一个粗鲁的禁令：你们不应该思想！……有一个问题使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兴趣，“人类得救”与其说维系于种种神学奇迹，不如说维系于它：营养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如此表述这个问题：“你应该如何加强营养，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力、文艺复兴式潜能和非道德的美德？”

    我在这方面的经验糟得不能再糟了；我惊诧自己这么迟才悟到这个问题，这么迟才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理性”。只有我们德国教育的完全没有价值（它的“理想主义”）才多少向我说明，为何我恰恰在这方面迂腐到了神圣的地步。这种教育从一开始就教人闭眼不看现实，而去追求大成问题的所谓“理想”目标，例如“古典教育”，仿佛“古典的”与“德国的”并非一开始就已注定合并为一个概念似的！再进一步，令人开心的是，请想象一下一个“受过古典教育的”莱比锡人吧！

    事实上，我直到成年始终吃得很差，——用道德语言表述，即吃得“无个性”“无私”“利他”，仅仅造福于厨师和别的基督徒。例如，由于莱比锡的烹调，同时也由于我对叔本华的初步研究（1865年），我十分严肃地否定了我的“生命意志”。想要营养不良，败坏胃口——我认为上述烹调顺利地、令人惊奇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说，1866年在这方面有所改变。）可是，一般来说，德国烹调——对什么坏事不负有责任！餐前汤（十六世纪威尼斯菜谱即已称之为alla tedesca）；熬得没有了肉味的肉，做得又油腻又烂糊的蔬菜；面点硬得可以当镇纸！还要算上年老的、肯定不单是年老的德国人那种极其野蛮的餐后滥饮的需要，那么，我们也就明白德国精神的来历了——来自倒霉的内脏……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症，它什么也消化不了。

    然而，英国饮食，与德国的以至于法国的相比，乃是一种“回归自然”，即回归食人生番，同样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在我看来，它使精神步履沉重——英国女人的脚……最佳烹调是皮蒙（Piemont）地方的。

    酒对我有害；日饮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正足以把我的生活变成“苦海”，——在慕尼黑生活着与我相反类型的人。如果说我明白这个道理稍微迟了些，那么，我从小就已经亲身经历过它了。我小时候就相信，饮酒如同吸烟一样，一开始只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后来则成了一种恶习。瑙姆堡的葡萄酒也许要为这严厉的判断负责。要我相信酒可助兴，我必须是个基督徒才行。我是说，这是要我相信我恰恰认为荒唐的事情。奇怪的是，少量淡酒会使我情绪极为颓丧，可是，喝起烈酒来，我几乎像个水手。我小时候在这方面就相当勇敢。一夜之间写就并且誊清一篇洋洋洒洒的拉丁语论文，怀着文字的虚荣，仿效我的楷模萨鲁斯特（Sallust）的严谨和简洁，用最烈性的格罗格酒浇灌我的拉丁语，当我还是可敬的普福塔中学（Schulpforta）学生时，这些事我都干过，它们丝毫不违背我的生理，或许也不违背萨鲁斯特的生理，——尤其是始终不违背可敬的普福塔中学……可是，后来，人到中年，我愈来愈严格地禁忌任何“精神的”饮料了。我，一个出于经验而反对素食的人，完全和规劝过我的理查德·瓦格纳一样，不善于足够严肃地劝告一切较具精神性的人绝对戒酒。水即能做到这一点……我偏爱随处可以从溪流汲取清水的地方[尼查（Nizza），都灵（Turrin），西尔斯（Sils）]；一只小杯像狗一样跟随着我。In vion veritas（真理寓于酒）：看来，在这一点上，我对真理的看法又是同全世界不一样。在我这里，精神是飘荡在水上的……我的道德还可提供若干指导。一顿美餐比一顿可怜的饭食更易于消化。把整个胃调动起来，这是好的消化的首要条件。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胃的容量。出于同样的理由，请不要吃太费时的饭食，我称之为被中断的献祭节，见之于table d'hote（旅馆的客饭席）。

    不吃餐间点心，不喝咖啡，咖啡使人阴郁。茶只在早晨才有益于健康。少喝些，但劲道要足；如果茶的劲道不足，就很有害，会使人整天精神不振。在这方面，每人都有自己的尺度，常在最细小最微妙的界限之间。在气候很不合适时，不宜喝早茶，而应提前一小时先喝一杯去脂浓可可作为开端。

    尽量少坐。不要相信任何不是在户外和在自由运动中诞生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中，肌肉也不舒坦。一切偏见均源自内脏。——我已经说过一遍，久坐不动乃是违背神圣精神的真正罪过。

    2

    地点和气候问题同营养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谁也不能四海为家；肩负伟大使命并且必须倾注全力的人在这方面尤其挑剔。气候会阻碍或促进新陈代谢，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在地点和气候方面选择失误，不仅会使他疏远自己的使命，而且可能彻底耽误他的使命，使他看不见这使命了。他身上的兽性活力始终不够强大，达不到那种向最精神性事物勇猛冲刺的自由，一个人处在这种自由境界才会认识到：此大任舍我其谁……一种业已演为恶习的浸染腑脏的怠惰即使十分轻微，也完全足以把一个天才变成某种平庸的、“德国的”东西；单单德国气候就足以使强盛的甚至英雄式的腑脏一蹶不振。新陈代谢的速度同精神之足的灵巧或迟钝之间有着精确的关系；“精神”本身诚然也只是这新陈代谢的一个种类罢了。我们不妨列举一下过去和现在产生圣人的地点，在那里，诙谐、狡诈、恶毒成其为幸福，天才几乎必定感到得其所哉，那全是一些空气极其干燥的地方。巴黎，普罗旺斯（Provence），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天才有赖于干燥的空气、纯净的天空，而这则意味着有赖于快速的新陈代谢，有赖于不断重新供给巨大的甚至十分巨大的力量的可能性。我想起一个例子，一个有着卓越而自由的心灵的人，仅仅由于气候损害了其本能的纯度，结果成为一个狭隘畏缩的专家和沉默的人。倘若不是因为疾病迫使我变得理性并深思现实中的理性，那么我本人也终将落得这个下场。现在，通过长期的练习，我读懂了气候和气象根源对我如同对一架极其精密可靠的仪器的影响，并且在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根据我的心理状态体验推算出了空气湿度的变化，我不禁惊觉到一个事实：直到最近这充满生命危险的十年，我的生命始终是在对我恰恰是禁忌的错误地点度过的。瑙姆堡，普福塔中学，图林根（Thüringen），以及莱比锡，巴塞尔——对我的生理而言尽是一些不幸的地点。比如说，我对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那么，对此用所谓“道德”原因来解释，归咎于我无可争辩地缺少足够的社交生活，将是愚蠢的，因为现在我一如既往地缺少这种生活，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快活而勇敢。相反，在生理问题上的无知——该死的“唯心主义”——才是我的生命中的真正不幸，是徒劳和愚昧之所在，从中产生不出任何好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之补充和抵消。我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后果解释了背离我的生命之使命的一切失误，一切重大的本能之迷误和“谦虚”，例如，我成了语文学家——为何我至少不是成为医生或者别的随便哪种睁开眼睛的东西呢？在我的巴塞尔时期，我的整个精神食谱，包括日程安排，乃是对超常精力的完全无意义的滥用，精力的消耗没有任何相应的补充，甚至不曾考虑过供需问题。缺乏任何较为精微的自私，任何对自主本能的保护，反而把自己与任何别人等同，“无私”，忘记了彼此的距离，——为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几乎到了末日临头时，因为我几乎末日临头，我才开始思考我的生命的这种根本的非理性——“唯心主义”。疾病才使我开始变得理性。

    3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一个人万不可失误的第三件事是他的休养方式的选择。在这里，他被许可的范围，即对他有利的范围，也是依据他心灵独特的程度而愈益狭窄的。就我而言，一切阅读均是我的休养，因而均是使我摆脱我自己、让我优游于别的学科和灵魂中的事情，——是我不再严肃从事的事情。阅读恰好使我摆脱我的严肃而获得休养。当我潜心工作时，在我这里看不到书本，我不允许任何人在我旁边说话甚或思考，而这就叫作阅读……你们可曾真正注意到，当孕育迫使精神、归根到底迫使整个机体趋于高度紧张时，偶然事件以及每种外来刺激会产生极强烈的作用，成为极深重的“打击”。一个人应该尽量避免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某种方式的自我封闭乃是精神孕育最重要的天然智慧。难道我会允许一个别人的思想偷偷逾墙入室？——而这就叫作阅读……在工作和收获时间之后跟随而来的是休养时间，这时候你们来吧，你们这些令人愉快的书籍，充满灵性的书籍，聪慧的书籍！——难道这会是德国书籍吗？……且说半年前，我突然发现手上有一本书。究竟是什么书？——维克多·波尔夏特（Victor Brochard）的一本杰作《希腊怀疑论者》（Ies Sceptiques Grecs），其中也出色地利用了我的“论第欧根尼·拉尔修”（Laertiana）[57]。怀疑论者，模棱两可乃至模糊不清的哲学家民族中唯一值得尊敬的类型！……通常我几乎总是求慰于同一类书，原则上数量很少，它们被证实恰恰是为我而写的书。博览群书也许不合我的天性，书斋令我生病。博爱也不合我的天性。我的本能与其说是“宽容”“大度”和别的“邻人之爱”，毋宁说是对新书持审慎乃至敌视的态度……归根到底，使我恋恋不舍的只有少数几个早先的法国人，我只相信法国文化，而把欧洲其他一切称作“文化”的东西看作误会，更不必说德国文化了……我在德国遇见的高级文化的少数例子全都有着法国的根源，尤其是柯西玛·瓦格纳夫人，她绝对是我所听到过的趣味问题上的第一声部……我不是阅读、而是喜爱帕斯卡尔（Pascal），把他看作基督教最有教益的牺牲品，先在肉体上、后在心理上被慢慢杀戮，这惨无人道的恐怖程式的全部逻辑。我在精神上——谁知道呢，或许也在肉体上——拥有一些蒙田的恶作剧品性。我的艺术口味使我对莎士比亚这样的疯狂天才不无愤慨，却需要捍卫莫里哀、高乃依、拉辛这些名字。但是，最后，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也把最近的法国人看作一贯富有魅力的圈子。我完全看不出，历史上哪个世纪曾经像今日巴黎这样拥有如此好奇又如此敏锐的心理学家。我试着列举出（因为其人数颇为不少）保尔·布尔热（Paul Bourget）、比埃尔·洛蒂（Pierre Loti）、吉普（Gyp）、美拉克（Meilhac）、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朱尔·勒梅特尔（Jules Lemaitre）等先生，或者，为了突出这强大种族中的一员，一位真正的拉丁文专家，我特别喜欢的人，我举出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我偏爱这一代人，我们私下说说，甚至包括他们的伟大导师们，这些导师全都被德国哲学败坏了。例如泰纳（Taine）先生就被黑格尔败坏了，他对伟人和伟大时代的误解就源自黑格尔。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哪里的文化。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精神……司汤达（Stendhal），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机遇之一——因为他身上划时代的一切，我都是侥幸相遇，从来不是听人介绍——他连同他那双先知先觉的心理学家的眼睛，他那双令人想到最伟大事件临近的善于把握事实的利爪，都是完全不可估价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真诚的无神论者，法国的一个罕见的、绝无仅有的类型，——光荣的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erimee）……莫非我自己嫉妒司汤达？他从我这里夺走了本应由我说出的最佳无神论俏皮话：“上帝唯一可原谅的地方是他并不存在。”……我本人在某处说过：“迄今为止对生存的最大异议是什么？上帝……”

    4

    给我以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的是亨利希·海涅。我在许多世纪的一切领域中徒劳地寻找着一种同样甜蜜而又热情的音乐。他具有那种神圣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就不能想象完满——我估量人和种族的价值，就看他们如何不由自主地结合着牧神去理解上帝。——而且他是怎样运用德语的啊！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德国语言的第一流艺术家——距离纯粹德国人的德语水平无限遥远。——我和拜伦的曼弗雷德必定有很深的血缘关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一切深渊——十三岁时，我于这部作品已经成熟了。谁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敢于提起浮士德，我实在无话可说，只有瞥他一眼。德国人对于伟大的任何概念都是低能的，舒曼就是证据。我本人出于对这个甜腻腻的撒克逊人的痛恨，曾经给曼弗雷德写过一段反序曲，汉斯·冯·彪罗[58]说，他从未见过与此相似的乐谱：这是对欧忒耳珀[59]的渴念。——当我寻求我对于莎士比亚的最高公式时，我找到的始终是：他塑造了恺撒这个典型。一个人是不能猜透这种典型的——他或者就是它，他或者不是它。这位大诗人只能发掘他的亲身经历——以至于他后来不能再忍受他的作品了……当我望了一眼我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在屋子里蹀躞了半个钟头，再也控制不住难以忍受的悲恸的抽搐。——我不知道还有比读莎士比亚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一个人何以必须如此受苦，以致不能不做一个小丑！——人们理解哈姆雷特了吗？不是怀疑，而是确信，会逼人发狂……可是要有这体会，一个人必须深刻，成为深渊。哲学家……我们都害怕真理……

    5

    谈到我的生命的休养，我在这里不能不赞一词，以表达我对那在我的一生中最深沉最亲切地使我复原的事情的谢忱。这无疑就是和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交往。我可以轻易放弃我的人间关系的零头；但没有什么代价可以使我从我的生命中缴出特里伯辛（Tribschen）的日子，那信任而明朗的日子，有着微妙的意外——有着深邃的瞬间……我不知道别人和瓦格纳一起有何感觉；不曾有过一朵云影掠过我们的天空。——因此我再次返回法国——对于瓦格纳派以及其余诸如此类的人物（et hoc genusomne），我不屑置辩，只是轻蔑地一撇嘴角，这些人满以为瓦格纳与己同类，借此信念而向他致敬……依我至深的天性，我和一切德国的东西如此格格不入，以致只要接近一个德国人，就足以阻碍我的消化，和瓦格纳的初次接触乃是我生命中第一回扬眉吐气：我感到，我尊敬他如同尊敬异国，如同尊敬一切“德国德行”的对立面和对之有血有肉的抗议。——我们，在五十年代的瘴气中度过了童年的我们，对于“德国的”这个概念必不可免地是悲观者；我们除了做革命者别无可能——我们不能容忍伪君子高高在上的情景。无论这伪君子如今怎样乔装变色，他是纡金佩紫，抑或披盔挂甲，于我全然一样……好吧！瓦格纳是一位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作为艺人，一个人在欧洲除了巴黎便无家可归。瓦格纳艺术的前提，那五种艺术官能的精致，对于细微差别（nuances）的把握，心理的病态，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任何别处都不会有对于形式问题的狂热，对于舞台调度（mise en scene）的认真——巴黎人的认真是卓越的（par excellence）。在德国，人们对于活跃在一位巴黎艺术家灵魂中的那种巨大野心甚至形不成概念。德国人是驯顺的——而瓦格纳却根本不是驯顺的……然而，关于瓦格纳何所归属，谁是他最近的亲属，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见《善恶的彼岸》第二卷）：这就是法国后期浪漫派，那个腾云驾雾的艺术家类型。例如德拉克罗瓦、柏辽兹，具有一种疾病的、不治之症的性格基础，是表情的公开热衷者，彻头彻尾的明星……一般来说，谁是瓦格纳的第一个自觉的追随者？夏尔·波德莱尔，他最先理解了德拉克罗瓦，是一个典型的颓废派，整个艺人家族都在他身上重新认识了自己——他或许还是其中最后一人……我决不原谅瓦格纳的是什么？就是他屈尊俯就德国人——他成了德国国民……德国伸展到哪里，就败坏了哪里的文化。

    6

    细想起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就不可能忍受住我的青年时代。因为我已经被判决为一个德国人。当一个人想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时，必须有麻醉品。好吧，我必须有瓦格纳。瓦格纳是一切德国事物的卓越的（par excellence）抗毒剂——我不否认他也是毒剂……自从听到《特里斯坦》钢琴片断的那一刹那起——多谢冯·彪罗先生1——我就成为一个瓦格纳派了。我看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在我之下——还太平庸，太“德国气”……可是今天我还在寻找一部作品，与《特里斯坦》有着同样危险的魅惑力，同样可怕而甜蜜的无穷意味——我在一切艺术中徒劳地寻找着。只要响起《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全部奇特都失去了魔力。这部作品绝对是瓦格纳的顶峰（non plus ultra），他的《名歌手》和《指环》已从顶峰跌落了，变得更健康——这在瓦格纳这样的天性反是一种退步……生逢其时，并且恰好生在德国人中间，以求成熟于这部作品，我以为是头等的幸运：我身上的心理学家的好奇心走得如此之远。对于从未病得足以沉溺于这种“地狱之狂欢”的人来说，世界是贫乏的，应当准许甚至命令在这里运用一种秘仪形式。——我认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瓦格纳的奇伟怪诞，除了他无人能展翅飞抵的狂喜的五十重天；况且我足够强壮，可以使最可疑最危险的事物于我有益，并且变得更为强壮，所以我称瓦格纳为我的生命的大恩人。使我们结成亲缘的是，比起本世纪人们所能忍受的痛苦来，我们受苦更深，而且互从对方受苦，这将使我们的名字永远重新联结在一起；在德国人中间，瓦格纳必定是一个纯粹的误解，我也必定如此，且将永远如此。——我的日耳曼同胞，你们首先得受两百年的心理学和艺术的训练！……然而这一课是没法补上的了。

    （《看哪这人·我为何如此聪明》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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