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洪门势力
当然，到了18至19世纪，台湾回归清朝大一统之后，明郑政权“仁、义、礼、智、信”五常在东南亚的实力早已不再。可是，这时候，无可否认，整个东南亚的华人世界，几乎遍布标榜天地会正宗的洪门势力。洪门内分五房，原本是按明朝军制分五行旗，以方便一旦转为战斗队伍的分合调度，也因此重视五行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作为价值观。这时，便可发现，由洪门原来五房各自分支的各“公司”实力，到了19世纪几乎是成为各籍贯联盟的协调总体，控制各地的华人开拓区；而他们之间，不少使用的暗语和相认诗句，以至分支组织的取名，也总离不开仁义礼智信。这其中，从二房分支的“义兴公司”，曾经是上海小刀会起义正式挂起的旗号，以后它的名称也出现在《孙中山全集》收录的1914年7月29日《致函新加坡洪门义兴公司并转南洋各埠洪门》。
在缺乏法律保障，也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后盾的时代，南洋华人早期到各地开荒，都是通过会党的形式以确保组织严密，也以会党伦理巩固组织的伦理取向，更必须以会党为武装自治的开荒集体的主体，是历史客观情势使然。在缺乏法制以及社会秩序的偏远地区，总要有一套对内自治以及对外防卫的制度，并且必须拥有支撑这套制度的规矩和观念。既然大家身在深山野岭，无法确信任何法律或契约的保障，由乡情和方言而产生的亲切，以及共同的信仰，反而是最有效的承诺。因此，洪门三十六誓，在天地诸神和洪门诸位先烈灵前歃血为盟誓约：“自入洪门，尔父母即我父母，尔兄弟姐妹即我兄弟姐妹，尔妻我嫂，尔子我侄，如有背誓，五雷诛灭。”是在海外确立拟血缘的兄弟关系，答应彼此养生送死和安家的需要。大家强调互相依赖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完成通过保护集体去利于个人，就等于异地重构中华民间的结义文化以及其内涵的价值观念，由此带出异域生活的公共秩序，确保各自的生活资源。
回到洪门要求新丁歃血为盟的入会仪式，其“先锋问答”显然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教育，在会场上以纸牌虚拟重构历史上成立洪门的红花亭原址，重演传说中的大聚会；而红花亭名下写着“洪门堂上历代宗亲”的牌位，中央除了诸位先贤先烈的名号，还供奉着“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在这场为新丁进行的民族大义说教仪式中，先锋还要以“顺天行道”为冠首，唱出“顺心和气孝双亲，天意无私本是仁，行过两京十三省，道排兵将左右分”；这段诗文与过去会场上树立的“天庭国式”招军帅旗（旗的中央是以“仁、义、礼、智、信”围绕“帅”字，旁添上书“顺天行道，复转明朝”的飘带）都是在宣教着当时追溯“正朔”的家国情怀，将国族灾难与个人不幸都归纳到清政权的不仁不义。
在东南亚地方的华人社会发展出来的许多先灵崇拜，其中不少先人肯定是带领大众开拓有功后不幸牺牲的会党人物。例如在西马来西亚被视为矿区保护神的“仙四师爷”、马来西亚和印尼各处不同姓名的“大伯公”或华裔“拿督公”都在此例。而信众给这些先烈演变的地方新造神明送上匾牌，内容也是总不离开仁义礼智信的说法，显见仁义礼智信是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也是会党本来崇尚的价值观，又是后人之所以崇尚神明，以及希望神明代表和指导人间的标准。说白了，这正是东南亚华人不忘本的文化资本，是化“异乡”为“吾乡”之所本，确保“他乡”不在子孙“化外”的情形下转为习俗无殊原乡的新“故乡”。
同样的价值认同，亦显现在各地区人民对于原乡神明的看法，认为神明代表大家共同期盼的崇高意识，是价值观的象征与维护者。以吉隆坡的沙叻秀地区为例，19世纪40年代，许多客家人，尤其惠阳同乡，由于家乡生活艰难，陆续下南洋到吉隆坡投靠亲友，其中有最早南下者带着家乡的谭公仙师香火一路求保佑，到达目的地以后也把香火供奉起来早晚礼敬，以后到沙叻秀矿区采矿的同乡日渐增加，陆续南来者也共同奉祀这位家乡神明；久之，大家遂自发捐款建庙，以期用更大的礼敬配合庙宇有组织地保护集体平安和维系乡情。庙宇在1911年以后一再扩建出比宗教用地更大的“大同小学”，被学校包围的小庙，内堂至今高悬当地先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献给谭公爷的“万古纲常”匾额。围绕着神明香火、乡镇建设、子弟教育的关系，何尝不是以历代人的行动体现“万古纲常”？
有趣的是，当时在南洋延续仁义礼智信教育的，不仅依靠各地华人社会的生活实践。早期的洋教士为了理解华人，也为让华人同意他们接近，一样是仁义礼智信的传播者。在那个年代，南洋还是有不少识字之人，他们有些甚至远到欧洲经商或定居。这些人，也会成为洋教士拜师的对象。当洋教士带着他们对汉学汉字的知识来到华人开拓区，有很多华人读书不多、希望子孙知书识字，于是东南亚各地便会出现洋先生教华人学生读儒经的常见情形。这之中最闻名的例子，是马六甲英华书院。
1804年，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先是在伦敦向杨三德学习中文。按授课前规定，马礼逊先后向孔夫子像和先生行礼，杨三德方才给他传授四书五经的内容，这只是早期英国中文教育史的粼光片影。1815年，马礼逊到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同年5月米磷到达马六甲，8月5日就在当地寓所开设第一间闽语授课男童学校；但不久后，他们就得在1816年再开粤语班，学生人数已增至八十人。要知道，依照殖民地政府翌年的报告，当时马六甲华人总数才只有一千零六人。而英华学院课程采取西式教学将圣经、现代知识和四书五经分科教导的分配法，竟成为马来西亚最早期新式华校的典型。以后的发展，据魏源《海国图志》所载，是“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字，刊中国经史子集、图书、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魏源因此认为它是清廷熟悉马六甲的媒体，造就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翻译员。而马来亚独立以前，当地保持称呼中国为“我国”立场的“南洋儿童丛书（高年级）”，其中有《南洋通俗史话》一辑，也向小学生高度介绍英华书院，说它是“英国人创办的第一间专门研究及学习中国的文化机关”。
事实上，在英华书院登陆马六甲之前，天主教会早在17世纪已经采取相似的模式在东南亚地区以中文兼拉丁文训练神职人员，并且把其中一些人送到巴黎大学当老师。1807年由法国神父Lolivier带着五名福建学生转移到槟城，会合Lentandal神父从澳门带来的六个四川学员，这便是1809年天主教会在槟城创办亚洲大修院（General College）的缘起。此后，教会在马来亚半岛、婆罗洲等地办教堂传教，也仿似大修院的经验转移，几乎都是从教导《三字经》《千字文》入手，而后逐渐同时专注教导西方美术、数学、科学，结合中华四书五经。到了多年之后，这些教会办的私塾许多都发展成为地方上闻名的华校。
当然，不论新教或天主教，教会学习和传播中华经典的初旨都是为了方便吸引华人听教，也是为了想要向华人传教；因此其大方向到后来都必须说明华人经典道理符合《圣经》，经典的出现都是按上帝旨意，为了《圣经》走向中国而准备的。英华书院所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世誉为现代中文报刊历史的开始，封面即以大书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吸引大众，当然并不反对人们视为“善”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只是将之视为宗教转接的基础。只是，马礼逊手下有个印刷工人梁发，在英华书院边工作边学习，由工人而作者，由作者成为中国第一个新教宣教师，以后潜回广州分发亲手写作的《劝世良言》，竟影响了落第士子洪秀全，又是马礼逊始料不及的。
除了会党和西人，也不能说南洋华人没有自己正式的读书体制去传授原本属于经典儒学的“五常”之理。根据英殖民地1885年调查，当时统属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一共有一百一十五所华校，其中槟榔屿共有五十二所，新加坡有五十一所，马六甲有十一所。到1888年，槟城的绅商又集资开办槟城南华义学。可是，《南华义学条议十五条》显然要强调培养学生人格，并不见得重视知识。所以，它的第十一条说，教师教学，不能只是教书，而是要教导学生“礼仪揖让拜跪动静应付，要循规蹈矩”，第十三条则说“来义学读书者，大半非为科名起见，如资质平常者，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如已读完，无大出色者，则教以信札，俾其谋生有路”。
也正在这样的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不乏官员重视南洋华人子弟。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提出“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又建议在此地“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目标是“使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凡有气血未必无观感之思”。1905年，癸卯改制，南洋创办新式学堂中华学校，红顶商人、南洋管学大臣张弼士将光绪皇帝御书“声教南暨”的牌匾转交当地华人时，曾说：“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量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历史、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1906年，清朝学部《官报》第九期载出中华学校简章，校内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堂，这是呼应了张之洞《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提出的要求。
以后，清朝亡了，但清朝为建立中华学校这类现代华文学堂尽过力，做出了示范，推动南洋新学毕竟还是大家公认符合民心的末后一招。到今天，马来西亚各地的课本里头还教导着“仁、义、礼、智、信”。
至今在东南亚许多老字号、新店铺的名称还是采用诸如“忠”“德”“信”“义”“仁”“群”“和”“诚”“礼”等字眼，表达着“仁、义、礼、智、信”的主流价值观地位，当它以此等命名面向社会，承担社会风评的主动风险承受力更大。因此，“孝恩”“仁爱”“忠信”等含有浓烈价值色彩的商号，以及这些企业在当地的社会参与，颇能折射出华人企业在面对特定的族群境遇的时空中，依然充满道德上的自我要求。
唐朝人为何以胖为美
文/金寅斌
关于这个话题，在探讨之前，有两点需要阐明：一是这个“以胖为美”的程度；二是“以胖为美”的适用时间。
首先，唐朝人的“以胖为美”，不是今日所说的胖，而是一种富态的丰腴，体脂率大概在25％至30％之间。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名画中，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女性体态丰腴，但无臃肿的感觉。
其次，“胖”并不是唐一代始终的审美取向。这里有一个误区，正如大多数人怀念的唐代其实也就是初唐的“贞观之治”到盛唐的“开元盛世”而已，很少有人去怀念藩镇割据的晚唐一样，以胖为美的审美取向也仅是盛唐时期才有的，其余的三个阶段（初、中、晚）基本还是以清瘦为美的。
那盛唐的人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形态是美的呢？以至于流行这样一种审美？
来自胡人的审美传统
隋唐的统治集团来自汉化了的鲜卑人，也就是关陇集团，承袭北魏——西魏——北周一线。鲜卑人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是“五胡乱华”中的一大主力。
从东汉末年到隋再次统一中国，中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汉人和胡人杂居状态，胡人归化汉人，与汉人胡化是很普遍的，前者主要发生在胡人的统治阶层，后者主要是贫苦百姓，但历史主流还是汉化。但是这一趋势在西魏发生得很微妙，北魏的灭亡就是胡人对汉化的反扑，所以西魏的宇文泰在建国之初，实行了胡化——对鲜卑人部落、血缘和风俗的再强化。于是，来自于鲜卑人的唐代统治集团，在审美上自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游牧在北方大草原的胡人，在风俗和审美上与中原的汉人有很多不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女性以健壮为美，因为与游牧民族的生活相适应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
此外，虽然唐朝李氏自托是道教李耳（老子）后裔，但是佛教在唐代也是得到了极大地推崇和发展，尤其是在武则天时期，这个从龙门石窟中唐代的造窟数量和规模就可见一斑。佛教中的菩萨造像，都是丰肥而有富态、形体柔美，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互为表里，也对唐代妇女的审美意识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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