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正是经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达中国，他的传教报告寄回耶稣会总部，告诉欧洲人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国家现在叫作“大明”。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acaregio）的国度……”
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被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那个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众多，贸易兴盛，人民的道德纯洁无瑕，冲击着中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偏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非常遗憾身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缺乏兴趣，以至于他的游记里无一处提到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如果早在13世纪，通过某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们的努力，把中国思想传给了欧洲，那欧洲思想将会是怎样的面貌，”他想象，“如果中国哲学像阿拉伯思想一样，在那个时期前后触及到了欧洲，那它说不定能使（基督教）教义改变方向……”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16世纪以前，远东的丝织品贸易主要仰赖于陆路，经由波斯中间商销往欧洲，这个贸易网络时断时续。
海上贸易之路的开发，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从经济的角度总结为：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
来自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让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依靠白银贸易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丝绸、陶瓷和茶叶，即用货币贸易来结算贸易逆差。
弗兰克的观点是，从1500年—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结果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是因为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一位日本学者三浦友清的评价可能会让地下的马可·波罗沾沾自喜：“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上连接中世纪和近代的宏伟桥梁。”
喜欢吹牛、热情的威尼斯人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也许会情不自禁吟咏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
在神圣的恐惧中闭上双眼，
因为他尝过蜜的露水，
饮过乐园里的乳泉。
利玛窦：塑造理想中国
文/邸笑飞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罗马首次出版，从此，耶稣会士的中国信息开始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如果说《马可·波罗行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利玛窦和他的弟兄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文治的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一个被称作“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1577年5月18日，一个意大利年轻人随印度传教团一道，从罗马动身去里斯本，再转道果阿，然后来中国。这趟旅程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在茫茫大海上连续数月望着漫无边际的蔚蓝海水，看不到陆地、树木甚至飞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保持信仰，他每天安排宗教祈祷仪式，此外就是想象自己将要到达国度的模样，以及他将遇到的一切。
这个年轻人就是玛提欧·利奇，中文名利玛窦，是耶稣会派来支持中国传教团的年轻传教士，他后来成为真正打开中国大门者，而此时，在漫漫海途上，他没有想到即将接触的这个帝国，将会给自己所来的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在澳门准备多时后，终于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定居于肇庆郊区一座欧式房子里。
利玛窦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后来他又去了南京、南昌、苏州等地……广泛的游览和与中国人的友好交往使得他得以饱览中国风貌，并且了解不少中国文化。
尽管在进入中国前，他已在前辈罗明坚、沙勿略等处了解了一些中国知识，但这个大帝国仍然让他震惊了——这里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海里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宽得可以叫做小海，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孔子，直到现在他的家族还享有世袭的尊荣，中国人谦虚有礼，而智识卓越非常。
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他写了很多信回国，这些信件打开欧洲通往中国的一扇门。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晚年，利玛窦开始写《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笔记后来得以出版，被称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的第一部书”。
利玛窦在《札记》中对中国各方面描述得十分精细，他确实有资格撰写这样一部书，因为他可以说是马可·波罗之后，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的外国游客——他仅在肇庆就生活了六年，又多和中国士人交谈，比较交流“西学”和“中学”的知识。1598年，利玛窦获准进入中国陪都南京，坐船游览长江。后来在进入北京之前，马堂曾请他看马戏，而他也颇为入乡随俗，乐在其中。
在利玛窦之后，南怀仁、汤若望、卫匡国、白晋、张诚等人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形象走入中国宫廷。南怀仁、张诚在康熙帝时期分别任钦天监监正，白晋被多次派到全国各地绘制《皇舆全览图》，郎世宁为乾隆皇帝画像……
这些工作使得他们对于中国的地理、宗教、物产、风俗、政府体制更有发言权——自马可·波罗以后，他们可算是与中国的权力阶层离得最近的西方人。利玛窦的“兄弟们”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对中国的地理、物产、习俗、政府机构、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记述详细备至。
他们送回了一份包括十五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一张海南岛图的详细中国地图，送回了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详细介绍，将中国的地理建制细化到府州县，翻译了四书、五经，编写了《中国哲学家孔子》，详细描述了制造瓷器的过程，甚至还以亲历者的身份描写了满族入关那段历史。
这一切，使得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更加丰富、细致，但潜意识里或者故意地，耶稣会士过于美化了中国形象——这种“误读”随后将在欧洲引起近两百年的反响。
耶稣会士的“误读”
利玛窦初来中国时，他介绍中国只是一种常规动作。然而他去世之后，其他差会报告耶稣会士不正确的举动，比如对中国的祭祖、祭孔保持宽容态度，教堂有两个祭坛，一个是为上帝而设，另一个竟然祭祀中国皇帝，他们最终的指控是：耶稣会士在背离天主教的原则，并且在中国建立一个掺杂着中国文化的假天主教形象。
教廷对在华传教士的怀疑却把耶稣会士推入一种辩护性传播中国形象的位置，为了自我辩护，耶稣会士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想把中国的形象描述得尽量符合耶稣会的利益。他们着重介绍的是中国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统治，这位君主不仅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而且任命文人学者阶层统治国家；这片土地的人民曾经信仰天主教——理由是中国人崇拜的是“天”，中国皇帝被称作“天子”；而中国历史上大洪水的记载，则被与《圣经》中的大洪水联系起来，中国人被看成诺亚的后裔。
可以说，入华耶稣会士们创造了一个文治昌盛、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中国差的就是有人带给他们一本圣经。
耶稣会士的介绍中，夹杂了自己的阐释、想象与过度美化。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联系且不说，他们详细介绍的中国的政治体系也没有那么美好——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中国政治以礼仪代替行政导致种种流弊。中国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社会结构，让中央集权政府对广袤的帝国很难有一个很实效的管理方法。
而中国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几代皇帝不问朝政而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的平衡关系已经破坏。
其实耶稣会士们并非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一无所知——他们曾经受到过太监的为难，也亲身体验过钦天监官员的滥竽充数。但或许是为了保证在中国传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们选择保留一部分负面意见。
但作为当时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交往人群最广，甚至还进入了中国宫廷的人，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很容易被读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误读”引起的“误读”
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哲学通信》，这部引起启蒙运动的著作却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避免再次因为批判政府而入狱，他去往法国东北边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莱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难。
这时，伏尔泰发现在一位耶稣会士白晋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传》中描写了一位极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不仅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无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贤”。
东方的明君刚好是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几十年中都记挂心头，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或许伏公以为中国尽是明君，他到了中国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会因言论不当被一再驱逐。
在流亡期间，伏尔泰开始写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在其中他感慨道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并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为憾。
中国思想西传之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识的觉醒，理性的觉醒成为此时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此时，耶稣会士塑造的充满理性精神、拥有开明君主、宗教宽容的中国对了启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进入北京的利玛窦之所以在《札记》中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事实上是因为，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玛窦被召见时，只是对着一张巨大的宝座三叩六拜。而同时，耶稣会士没有介绍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明君”看法抵触的历史。
中国“明君”的形象还影响了某些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国王。
中国之“火”炖熟欧洲之“肉”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在某场演出中，年已七十的伏尔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与他的侄女演“对手戏”。
《赵氏孤儿》故事本是讲晋灵公时，权臣屠岸贾追杀异己赵朔，几位好友牺牲自己将其遗孤保全，遗孤长大后成功复仇的故事。而伏尔泰则将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而最后结局并非奸人被惩，而是成吉思汗被义举感动，还增加了部分“感情戏”——成吉思汗以孤儿和丈夫的命运为要挟，向伊梅达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员所谓的中国式服装：“白色的套裙，绿色的绣花胸衣，金色流苏的网衫，沙质长衫镶着蓝色塔夫绸花边……”其实是欧式风格一样，被称为“中国伦理五幕剧”的《赵氏孤儿》和原版《中国孤儿》的内容、主题相距甚远。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经过耶稣会士的“误读”，再经欧洲人的再度反刍，已经是欧洲化的“中国哲学”了。它仿佛一盘欧洲化的“中国杂烩”，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着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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