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虽然没有柴郡主，却有柴公主，或者说郭公主——郭荣亲生的公主。准确地说，应该叫后周公主。
郭荣在后汉隐帝刘承祐治下痛失三个儿子时，到底有没有女儿，史上没有记载。后来，从郭威建立后周到郭荣继位后，他一定是有过女儿的。到底有几个女儿、叫什么名字，正史也没有说。
顺便说一句，不仅女儿，郭荣的儿子们在正史中都不录其出身（“皆不知其母为谁氏”）。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史官却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这可能吗？所以，不是不知，而是后来修史的人不录，或者相关档案被毁得太厉害，修史者懒得仔细查核。这种基本的皇家谱系都不记录清楚，可以想象宋人在修后周史时，有多么地偷工减料，刻意忽略或隐瞒后周血统承继脉络之事。
正史中唯一提到的郭荣的女儿，是在他病重时先他而去的那个（“以皇女薨辍朝三日”），姓名不详，年龄不详。但毫无疑问，这个佚失了姓名的、夭折的小皇女，是真正的“柴公主”（虽然其时她尚无封号）。
此外，民间传说中有柴公主在赵氏篡鼎后意图起兵反抗、失败后自杀的故事，因没有更多资料佐证，只好姑且听之。
正史中夭折的小皇女和传说中刚烈的柴公主，大概这就是柴郡主这个人物得以在民间传承中被塑造起来的丝缕线索。
顺便讨论一下杨六郎的原型杨延昭与郭氏公主或郡主遇合的可能性。
杨延昭入宋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其时宋兴已经20多年。倘若后周尚有其他未见记载的郭荣女儿（公主辈），倘若宗训及其兄弟有女（郡主辈）幸存，其时她们也或者香消玉殒，或者隐姓埋名散入人间，总之，尽皆湮没于红尘了。公主辈，年龄上应该在比杨延昭大几岁到十几岁这个范围内；郡主辈，年龄上可能比杨延昭小几岁到十几岁。所以，杨延昭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郭公主或郡主虽然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相逢并大张旗鼓结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然，秘密相逢并结合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但很低。
杨延昭的辨与证
正史中有“杨延昭传”，他是杨业诸子中唯一在《宋史》中有记载的，只有一千来字，实在不算多。
杨延昭怎么成为杨六郎的
杨延昭本名杨延朗，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叫这个名字。后来，真宗皇帝将道教的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追认为赵氏始祖，又配命到宋太祖赵匡胤身上，他为了避讳，改名为延昭。延朗或者延昭应该是双字名，而非他的字（他可能没有字）。
延昭也不是杨家行六的儿子，事实上，根据一些史家的考证，他可能行大，或者行二。说他行大，是因为陈家谷战役杨业死国后，“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这里延昭被排在第一个，道理上肯定是按照齿序来的。说他行二，是因为陈家谷杨业战死，“其子延玉亦没焉”，这里又单提了杨家的一个儿子延玉，不明确他的行第，也就搞不清楚他与延昭的长幼关系，所以延昭行二也是有可能的。
杨延昭怎么成了杨六郎呢？
正史中提到，他因作战骁勇被契丹人“惮之，目为杨六郎”。这个说法比较含混，为什么被人忌惮，就要呼为“六”什么呢？关于这个“六”字的来历，历来有三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认为，这与当时契丹人的星相观念有关。具体是怎样的星相观念？分析起来有三个说法：其一，契丹人认为北斗第六星主燕，专克契丹；其二，契丹人以北斗第六星为武曲星；其三，契丹人认为南斗第六星主兵机。总之就是说，契丹人的观念里面，“六”星是与军事相关的天体。因此，契丹人将死敌杨延昭比拟为该星，敬畏有加。
第二类解释，认为“杨六郎”由“杨天狼”讹传而来，因为天狼星主兵灾，令契丹人畏惧。
第三类解释，认为这个“六”是杨延昭在杨氏宗族同辈中的大排行。
哪类解释更有说服力？
联系契丹人的拜日风俗（这说明他们有天体迷信）和当时宋辽两国文化中浓厚的神道氛围，以及紫微斗数所代表的命理观在当时民间的影响力，我以为，由武曲星转到杨延昭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北斗第六星开阳星属金，被称为武曲星，因为它有“至坚至毅之操”，符合“忠良将”的美德；而武曲星在方位上属西，在四象上属白虎，所以，白虎星与武曲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民间流传杨六郎是白虎星下凡，旁证了在民众心中他与天上北斗第“六”星的关系。
有研究者认为从“第六星”转到“六郎”有些牵强，我倒觉得未必。古人迷信的逻辑与今人有很大差异，从天上到人间的跨度，也许并没有今人想象的那么大。就像今天有人忌“四”，在古人看来一定非常不可思议──“四”是天地间的一个常数和吉数，四季、四方、四象、四体、四君子……，他们怎么可能将这么重要的一个数字归类到负面元素里去？又比如，今人以“二”形容人傻、笨、不靠谱，看来顺理成章，但千载之后，是不是也会令后人费解呢？
关于“六”为行第的解释，我稍有异议。杨业本人是杨弘信长子，他的兄弟杨重勋就算生子有一两个比他早，也不至于让他的长（或次）子杨延昭排到老六去。如果这个排行是杨家再往上一辈的大排行，因杨弘信家世不明，就不好说了。
杨延昭是生猛大将么
作为一名边将，杨延昭主要事迹是守塞抗辽，前后跨度30余载。即使从第一次明确记录了他事迹的雍熙北伐算起，也有28年。但雍熙北伐往前6年还有杨业的雁门关大捷，延昭作为“每征行，必以从”的杨家长（或次）子，没道理不参与该战事。和议后，宋辽边境也时有大小摩擦，他作为边将，天天与契丹打交道，接战不可避免。但史料对他的战绩，30余载中，只记录了“遂城之战”、“羊山之伏”、“古城之战”三件。
说来虽然遗憾，细究也可理解。考《宋史》《资治通鉴长编》等记武将事迹之例，凡篇幅大的，多为赵氏皇帝兄弟原班人马，所记事迹也以宋初安内战争为多，反而像延昭这样纯粹的边将（另如杨嗣、魏能等），御外事迹都很简略。首先，这大概与北境地处偏远，事迹难达有关。史官坐在京城里，仅凭简略的战事奏报，很难全面了解并还原出边将掉皮掉肉、流血流汗的戎马生涯与其中的是非功过。其次，录史最讲究选择典型事迹、典型人物来响应主旋律，皇帝身边的人终归有更多机会体现他们的辛劳和忠诚。而杨家原本是北汉降将，朝中无人难做官，又是被国策抑制的武人，不掌握话语权，自然得不到官方更多的包装和宣传。
平心而论，倒是真宗皇帝在史载中还留了几句夸赞杨延昭的话，算是抬升了他的广告等级。“延昭（原话应为朗，下同）父业为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嗣（指另一战将杨嗣，非杨业家人）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及于此”。
在当时众多的边将中，杨延昭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不能苟同那种仅因正史材料的缺少和所拜官职的高低而断称“真正的杨家将其实很平常”的说法。
首先，考《宋史》。在北宋抗辽的武将中，被《宋史》断称为契丹惮畏其人（而非其所做的某件事）这一评语的大概有四个人：其一是杨业（“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其二便是杨延昭（“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第三个是由周入宋、善以妖妄之术聚徒抗辽自固，雍熙北伐前既已亡故的孙行友（“契丹颇畏之”）；还有一个是后来仁宗时期“专以猛悍治边”的赵滋（“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惮之”）。杨业自不待言，考孙、赵二人事迹，亦皆非寻常猛将，能被强壮彪悍的契丹“惮之”，这个评语绝不是轻易可下的。
在这四个被契丹惮畏的人物中，除了拥有“无敌”称号的杨业，剩下三人仅延昭独得“目为……六郎”之语，表明这称谓也是他的专利──上文说过了，“六郎”约等于“很厉害的军事天神下凡”的意思。
其次，反观《辽史》。其中但凡提到宋将，几乎是毫无例外的被辽将大败之乃至擒获之；但凡提到对宋战事，则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斩杀或擒获了宋军多少人马、己方大获全胜。《宋史》中所向披靡的名将如曹彬、潘美、米信、杨业等，出现在《辽史》中的唯一作用就是被辽国的名将打败，尤其杨业之死，更成就了无数人的功名（另文论述）。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宋将张天益被俘献，也要记上一笔。但提到宋朝的进攻和对抗，《辽史》中则往往只简单说一句“宋将来袭”了事，没有姓名，没有原因，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没有写结果就说明辽败了，如果打赢宋军，没道理不直书其事。
那么，杨延昭作为子承父业的辽军老对手，契丹人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呢？毫无疑问是知道的；作为抗辽30年的敌将，契丹人有没有跟他交过手呢？毫无疑问是有的。可是，非常诡异，《辽史》里面一句也没有提到杨延昭，他就像空气一样透明，辽人只当他完全不存在。比如著名的冰冻遂城事件，《辽史》只在圣宗统和十七年记了一句“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了事，绝口不提敌将姓名和战斗过程。也许，杨延昭真的是辽人心中的痛，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故意忽略和抹杀他的痕迹？他所打的那些仗，是不是就隐没在类似“宋将来袭”、“攻……不克”的三言两语中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杨延昭也没有出现在辽将的手下败将名录中。我想这也不外乎两个原因：要么是他实在太过微不足道（比张天益还要无名），辽人打败了他也懒得写；要么就是他对辽的败绩少，没有什么像样的失败值得辽人大书特书（正如在陈家谷擒了他的父亲那样）。
第三，杨家将故事的广为流传，其实是民众选择的结果。北宋边患贯穿朝代始终，各处边将更是如走马灯般轮换，不计其数，为何民众独独选择了杨家将来投射他们保家卫国的理想？没有杨家将自身的人格力量、军事素质和民众亲眼可见、可感的赫赫战功做基础，这种选择是站不住脚的，也经不起时间的洗涤和检验。宋末谢维新《合璧事类后集》记延昭“真宗时……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夷虏皆画其像而事之”；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在其后有“云可以御鬼疾”语，以上两书之语虽然杂凑多误（将杨业父子事迹搞混了），但从画像御鬼疾的功用，可知杨六郎在宋人和辽人心目中形象的生猛。而这种生猛，绝不是空穴来风。
湮灭的大明第八次远航
文/毛剑杰
2010年6月，南京发现的明太监洪保墓中的寿藏铭证明，在已知的“七下西洋”之前，大明就有了一次远航：永乐元年（1403），洪保为副使的一次“度西洋”，就把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从永乐三年（1405）提前了两年。
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往往始于不经意，这次也是如此。2010年6月，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扩建，施工队在后山取土时，挖掘机一抓抓出几块青砖，一座古墓露出地面。人们从破口的古墓后壁洞口向里眺望，隐约可见墓室分为前后室，中间分隔墓室的门道高约近2米，宽达1米左右，为厚重的青石材质，这座墓等级不低。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古墓保存相当完好，墓室总长约8.5米，宽约4.1米，券顶砌筑样式是一层竖排砖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三券三幅，这是明代功臣和王侯才有的墓葬规格。
距南京市区30多公里的牛首山南麓祖堂山，山谷幽深、松涛竹海，被称为南京五大“风水宝地”之一，历来是达官贵人身后归葬之所。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王志高介绍，这附近也埋葬了不少明朝的宦官，如南京明都知监太监杨庆、罗智、杨寿藏、金英、怀忠、郑强、余俊、吴经、王瑾等，这些人大多是当年郑和的副手。而祖堂山大墓与这些墓形制相同，会否也是与郑和有一定关联的明代宦官墓？
1964年的《江宁文物简志》披露，郑和墓在牛首山一处名为“回回山”的坡上，墓旁还有一个郑家村，村中的郑氏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守看墓地。王志高说，虽然那未必就是郑和墓，但郑和葬于牛首山毫无疑问，这或是郑和船队成员归葬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堂山现场发掘结束后，考古人员带走了可证明墓主身份的墓志、碑铭。
在南京市博物馆正式公布墓主身份前，曾有当地媒体猜想该墓为真正的郑和墓。郑和研究会专家、郑和后裔郑自海先生则推断，该明墓很可能是太监洪保或者王景弘的墓葬，他们也是郑和的副手。
洪保其人
郑自海的推断很准确。半个月后，文保部门公布，祖堂山大墓主人是洪保，只不过墓中没有棺木遗骨痕迹，或已被酸性土壤腐蚀殆尽。
洪保，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回族。他是郑和的同乡，长郑和一岁，13岁进宫成太监。碑铭透露，“洪保”为皇帝所赐之名，其原名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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