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这才意识到，东京这个审判虽然没有针对着自己，自己呢，没有站到那个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站到另外一个被告席上，他的罪行会被清算；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现在的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连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现在揭发了他们，那么以后也会成为自己的罪证。”
开庭的第八天，溥仪在结束作证前提出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主动提出第二天可以讲一讲日本天皇，毕竟溥仪两次访日期间都与日本天皇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密谈。
当晚正当溥仪为第二天的作证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证已经结束，他可以返回苏联了。
981号犯人
1950年8月5日早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他觉得溥仪有些情绪。
“对这衣服他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内浑河北岸。1936年日本人修建时称之为“抚顺典狱”，1950年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包括日、伪、蒋在内的战犯982人。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后，也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绣着编号“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过多种称谓：1909年他三岁登基的时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苏联后，迫于时局，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上面”或者“溥大爷”。这些称呼溥仪都听着不顺耳，反而这个“981”倒让他觉得少了一分尴尬。
“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长得这么个样。”黄国城回忆道，“以前的照片，那是相当威武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个德性，也不怎么的。戴个近视眼镜，和正常人也没啥区别，说话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糟。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就这么个玩意儿。”
更大的尴尬接踵而来。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子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次，贺龙来管理所视察，”管教罗凤臣回忆说，“他提出要见见溥仪，那天正好我值班，拿传票到号把他提出来了，我说溥仪你出来一趟，结果他忙活了半天，出来一看衣服不对扣、斜的，鞋带都不会系，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就这样见首长了。”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在别人下水前，他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着他，现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他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他还会实施“报复”——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上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着，”管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
离婚
1955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着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她说她找溥仪，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出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刻筹措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他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已经不是她印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在她的印象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一个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好像比较笨拙了。”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有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也不像当年那样好像非常地有为，而是比较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此后，李玉琴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对溥仪的打击非常大，”管教刘家常回忆说，“原本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奔头，还有一个希望，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人变得非常消沉。”
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道，“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周前，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的“编号981”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即日释放。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杰写了十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过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
【战场回眸】
给女儿的信——军国主义的魅影
撰文/浦顿 王月
信件原件及译文/建川博物馆提供
一个侵华日本士兵，该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讲述自己在中国所从事的侵略战争？邦男在写给女儿一美的信中，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根据信中描述，女儿一美15岁，正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期。邦男在给女儿的信中，道出了侵略中国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国家的话，无论再怎么辛苦都必须要忍耐。爸爸也认为很辛苦，但只要一想到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哪怕是花再多的时间都无所畏惧；我也很想见到一美，但是为了天皇，也就必须忍耐。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们什么都必须忍耐。”
在这组温情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真实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军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为“天皇效命”进行侵略征战已经成为日本普通民众被格式化的信条。为了天皇和为了国家，甚至是为了所谓的“东洋和平”的谎言，这就是一个侵华日军士兵信中的战争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邦男给女儿的信中提出了核心价值观：忍耐。这说明他所感受到的战争，已经不是那么顺利了，而日本国内的情况，对一个孩子来说也难以忍受。所以，一切都要“忍耐”，因为是为了“天皇”，这些忍耐最终都会被证明是“值得的”。
邦男对女儿所说的话，不自觉地把国家和个人统一起来，把正在从事侵略战争的成年人和在日本本土成长的青少年统一起来。“躺在床上，脑海里不停地想起家里的事。这样想着家也已成为我现在的一个乐趣，但绝不是懦弱哦！我也该起来吃早饭，然后出操。今天我也要全力工作，一美也要天天拿出全力，努力学习。”这种叙述，暗含的鼓励是，孩子应和父辈一样，为了国家“天天拿出全力”。这种教导，最后会导致思维上的同构，新的一代和父辈会拥有同样的军国主义思想价值观，等到天皇召唤，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美是个女孩，她所接受的教育仍是为战争服务。“运动会的照片出来后，就赶快寄给我。爸爸会等得脖子都长的。一美的刀练得怎么样了？真想看看。因为一美身材细长，能很好地保持平衡吧？看来你们最近都在忙于防空演习、金毗罗祭祀活动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美正在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日本的学校在忙于防空演习。或许，对可能到来的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官方是有所准备的。
父亲给女儿的信，也许是世上最温暖的文字。但是在邦男写给一美的信中，战争的痕迹处处可见。邦男希望一美能成长为忍耐、勇敢、不怕牺牲的人，这是战争时代特有的价值观。甚至，对女儿生活中的小事，他都会用战争思维来解释，“与和子、英子她们都还好吧？可不能和大家吵架哦！现在可不是我们日本人和日本人吵架的时候。”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邦男紧绷的神经。
幸运的是，日本很快战败，一美这一代人避免了被军国主义荼毒的命运。但是，“二战”后，日本用很长时间来摆脱这种战争教育，然而至今也难称得上成功。
小一美：
谢谢你二十号寄来的信，听说你朝气蓬勃地上着学，爸爸非常高兴，也放心了。我还知道你都能去买鱼、跑腿，帮妈妈的忙了。在学校也能帮老师的忙，关心帮助同学，得到了老师的表扬。爸爸知道这些事，觉得特别地开心。学习成绩再好，如果没有帮助体贴别人的心，那就不是真正的日本人。不能一心只让自己一个人得到老师的表扬。要和同学们齐心协力一起学习哦。
前几天的牛奶糖，谢谢啦。国内大概没有什么点心吃吧。点心糖果也不多，就不用给我寄来了，你留着爬山的时候再吃吧。
前些日子要来的小猫长大点了，很闹腾，有些烦人，现在就在房间里走个不停。水汪汪的大眼睛，很可爱。尾巴很长，毛色黄，夹杂着些花纹。
爸爸现在很好，因此一美也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怕热哟。今天就写到这里，再见。
爸爸
7月25日
一美，你好：
谢谢女儿的来信。你一定每天都过得很好吧。老师的作业看样子比较多，如果是为了国家的话，无论再怎么辛苦都必须要忍耐。爸爸也认为很辛苦，但只要一想到是为了天皇、为了国家，哪怕是花再多的时间都无所畏惧；我也很想见到一美，但是为了天皇，也就必须忍耐。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们什么都必须忍耐。但是一美你是幸福的哦，因为在日本没有多少人像一美一样拥有一个为国奉献的父亲。哪怕是只看到这样的父亲的来信，一美你也必须是幸福的。
与和子、英子她们都还好吧？可不能和大家吵架哦！现在可不是我们日本人和日本人吵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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