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迈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捡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不一定。他分析，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炮火下的国宝
文/海啸
民国时，北平图书馆曾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堪称中华文化之命脉。为躲避日军炮火，其中一批珍藏辗转上海。而在那个战事四起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最后竟无处可安放这批国宝，保护中华文化的命脉。
1938年春，27岁的钱存训来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他此行是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之邀，负责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尽管此前已有耳闻，但眼前情形仍让他触目惊心：“难民麋集，房屋奇缺，生活高昂，日本宪兵和特务在租界区内到处横行。”此等恶劣条件下，如何保护珍贵书籍？千斤重担之下，钱存训的心如这租界“孤岛”一般，沉寂，惶然。
“国宝”
钱存训并非杞人忧天，因为上海分馆的馆藏实在珍贵，“国宝”一词尚不足说明其价值。当时馆藏包括精选善本约5000余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含汉熹平石经残石、周鼎、楚器、铜镜、古钱，梁启超家属寄存碑帖等），共计246箱。它们都是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由国立北平图书馆运来，其中善本书籍都是北平图书馆甲乙两库的精华。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的学部图书馆。清朝的学部图书馆是在宋、元、明三代秘阁遗存基础上汇集起来的。至清代，明文渊阁遗书及历朝档案均由清内阁典籍厅管理。清府内阁以行政管理为主，并非学术机构，当时内阁又另设昭仁殿和翰林院同时收藏官属图书。
岁月更迭，世事纵横，原内阁所有的前朝遗书及历朝档案堆积在库房深处，天长日久逐渐被人们遗忘。1909年，时宣统元年，内阁大库房屋损坏，需要维修，历经宋元明清的典籍档案才重现天下。经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呼吁，清廷令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专门收藏这些前朝遗书、内阁档案。民国建立以后，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1926年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建立之初，藏书量并不算大，但却包含不少宋元孤本秘籍。再往后，经北索厂肆，南下江南，多方搜购，加上甘肃解京之敦煌经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承德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之书，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清国子监南学部分旧藏等，馆藏日渐丰富。一时之间，藏品之精，数量之丰，冠于全国，可谓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堪称中华文化之命脉。
据曾任该馆文书组组长的王祖彝回顾，当时馆藏图书可分为五部分：一为普通中文书，约有15000部、15万册，其中包括唐宋以来历代方志2000余种，满、藏、蒙文书籍3000余册，以及康熙、乾隆两朝赋役全书等。二为善本珍籍，其中包括宋本130部、2000册，金本2部、3册，元本260部、4000册，明本460部、4000余册，另有影印本、校本、清初精刻本、殿本、日本本、朝鲜本等100余部、1000余册，旧写本、稿本400余部、1万余册，皆为无上珍品。三为文津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00册，另有殿本提要20函、120册。四为唐人写经，共8651卷，其中有数卷出自晋及六朝人。五为舆图金石，其中包括地图100余幅，金石拓本1000余种。
流亡
1933年1月12日，北平城里积雪初融，分外寒冷。坐落于文津街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会议室里，副馆长袁同礼正主持召开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会上，众人气色凝重，言语谨慎。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在动荡局势下保全北平图书馆里的这些典籍，保住中华文化之命脉。
的确，事态发展之快远远出乎人们预料。五年前，刚刚被聘为新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1926年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创设在北海庆霄楼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还踌躇满志，准备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四年前，袁同礼还“欣喜若狂”，因为蔡元培馆长经过四处奔走，终于获得美国退还庚子赔款130多万银元，作为建设新馆址的经费；三年前的6月25日，国内外2000余代表参加了新馆的落成仪式。
1931年“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也或早或晚地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袁同礼也不例外。“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的梦想被动荡的局势震得粉碎。在战火中保护历史图书精华，维护文明命脉转而成为头等大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保卫战，商务印书馆及所属涵芬楼所藏宋、元、明珍本，悉数毁于日军炮火。这给袁同礼和他的同事们敲响了第一声警钟。
众人经过数小时的讨论后，决定将馆藏珍籍，包括善本中的罕见本、唐人写经、罕见方志、四库罕传本、内阁大库舆图等装箱封存，寄存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1934年4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副馆长袁同礼：“北平图书馆承文内阁清学部藏书之遗，为全国图书馆之最大者，所藏宋元精本及《永乐大典》甚多，而明代实录及明人（当为‘文’之误）集，仍系本来面目，远非《四库全书》删改者可比，尤为重要。特电仰将挑有（当为‘选’之误）精本南迁，以防不虞为要。”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这些堪称中华文化命脉的典籍，也同国人一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5月3日，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长胡适函复教育部，认为“南中天气潮湿，古本书籍在南方不容易贮藏保存，故我们决定在北方选择妥善地方保存。”
从1月13日到5月2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挑选藏书，总计封装珍籍233箱，其中包括善本甲库132箱，善本乙库38箱，舆图13箱，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然后分四批运往天津大陆银行（含舆图13箱，善甲30箱，善乙38箱）、北京德华银行（含善甲86箱，唐人写经47箱，金石拓片3箱）及北京华语学校（善甲16箱）三处寄存。
鉴于华北局势更趋紧张，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副委员长傅斯年、副馆长袁守和，建议“国立北平图书馆贵重书籍，希以极秘密方法，择要移存南方，以策安全。”次日，该馆委员会复函教育部：该馆“已由同人商决，择其重要者于口前运出一百三十箱，此后仍当陆续南移，以期安全。”
北平图书馆克服运费严重短缺等困难，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将197箱甲库（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书籍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经由北平中国旅行社分批南运。
运往上海的书籍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全部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一万余册，寄存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另一部分就是前文提到的典籍，存于公共租界仓库内。
另有一部分送存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所址，其中除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外，还有旧藏内阁大库舆图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即南京分馆。
1937年7月初，钱存训受袁同礼之邀主持南京分馆。几天之后，卢沟桥事件爆发，不久战事便延及京沪。北平总馆南迁长沙，再迁昆明。8月中旬，钱存训奉令疏散南京分馆。随后，他收到袁同礼的电报，让他立即设法转道上海，主持上海分馆，维护在沪藏书。
其时这批典籍的处境已然十分危险。日本人在上海一手遮天，即使在号称“孤岛”的租界区，日伪也横行无忌，肆意攫取各种文物珍籍。当时日本与法国政府还保持有邦交关系，法国侨民在上海的产业尚未被日军没收。为安全起见，钱存训与袁同礼商议，于1938年初奉命将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中的善本全部迁移到位于法租界吕班路的震旦大学博物馆。后又化整为零，由震旦大学迁入附近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以避免注意。
1940年3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去世，袁同礼继任馆长。实际上，自1926年始，蔡先生虽是馆长，但因兼职及社会活动太多，只是挂名，馆内外一切事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负责。
仅仅三个月后，法国投降，“二战”格局产生重大变化。法国战败成为日本最终确定南进政策，完成其战略转移的转折点。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法国战败后，其在远东权利半数丧入日本人之手。“沪上租界允日宪兵随时搜查，已攫取我政府寄存物不少”，存沪善本书籍的安全失去保障。1941年初，随着日本南下进程加快，上海租界形势更加紧张。
袁同礼考虑将这批国宝继续转移。但是能转到哪里？大半个中国要么沦入敌手，要么战火纷飞，随时可能将典籍毁于一旦。“和平地区”则贫穷落后，无力维护这些善本图书。偌大的中国，似已无处安放自己的文化命脉。
何处安放中华文化命脉？
无奈之中，袁同礼将目光投向了远隔重洋、避开战火的美国，投向了设备先进、善于维护图书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1940年起，袁同礼开始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及驻沪总领事罗君（F. P.Lockhart）协商，将这批善本书籍运往国会图书馆寄存，待战争结束再运回中国，但进展不大。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闻知后，极力促成此事，他多次与美国国务院及国会图书馆接洽，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然而意向虽已达成，进展却非常缓慢，经费也未能拨付到位，袁同礼对政府的拖沓行为颇有怨言。1940年12月11日，袁同礼径直找到行政院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出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前往美国，以募集善本运美所需款项，后未能成行。直到1941年4月，行政院才将此批善本赴美运费3000美元拨付到位。
中国方面的问题刚刚解决，美国方面又犹豫不决，推三阻四。“惟言及起运问题，非美政府派人押运，方能免除危险。然美政府以沪上情形不明，不肯即允。若由国会图书馆派人前往，又恐事若不成，反惹日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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