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有用的信息，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由于叛徒陆海防指认的“怪西人”是苏联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随后，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怪西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他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他出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父亲是一位犹太教拉比。1920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参加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情报。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曾成功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没有吐露一句供词，这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保存下去。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人员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从此，这段传奇便被锁进机关重重的档案馆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闻。

    格别乌

    据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图书《透过竹幕：克格勃在中国》披露，早在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格别乌已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中，收集情报。这些成果大多是通过格别乌安插在外国使馆中的地下工作者获得的，他们的公开身份多是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其中除了亲苏的中国人外，还包括白俄。这些人从使馆的垃圾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纸等。

    1934年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简称ГУГВ），归属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领导。

    潜伏者阎又文

    文/黄艾禾 黄欢

    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新中国成立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30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1993年，已年过50的阎家二女儿阎绥兰才第一次知道父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你父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阎绥兰当即掉下了眼泪。父亲已经去世31年了，这么多年来，阎家的孩子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眼前这位告诉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父亲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接头人王玉。

    几天后，阎家的6个子女被王玉带到了另一位知晓父亲身份的见证人家里。他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直接领导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位在秘密战线干了大半辈子、早已炼成钢铁性格的老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见证者的讲述中，阎家的6个孩子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瞬间，困扰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惊喜、激动、欣慰、委屈……种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一齐涌上心头。之后再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寻找

    父亲阎又文的身份之谜，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阎家子女的心头之痛。

    先是大女儿阎恩兰到了入团的年龄。她所在的中学告诉她，“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而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

    在履历表上，孩子们在出身栏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将领的子女们都是这么填的。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1955年随傅作义到水利部任农田水利局副局长（后来归并到农业部），并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每当阎家的孩子们入团、入党、提干时，组织部门多次派人去调查，却发现阎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楚。他的“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统战部、政协的相应档案里都查不到，统战部门说他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但是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而正是这个遗留下来搞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让阎家六个孩子受尽连累。

    考上公安学校的二女儿本来已进入公安机关，后来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1963年考上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三儿子，毕业后原本可就职于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地区的小工厂，做了一个维修钳工。最小的六女儿16岁当兵，因为表现优秀，一年多以后就当了代理分队长，等到了18岁入党提干时，却也因父亲“历史不清楚”，无法过政审关。当了8年兵之后，她复员回家，重新从工人干起。

    横在孩子们面前的问题是：父亲解放前的历史不清楚，就连父亲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扑朔迷离，解放后父亲的职务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却只用一句“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带过。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的生命轨迹终止在担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的职务上，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那时，阎家最大的孩子24岁，最小的才8岁。子女们对父亲的记忆停止了，而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才刚刚开始。这一找，就是30年。

    潜伏

    1993年，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家孩子们对父亲那段“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的谜团恐怕仍然会持续下去。解谜是一次偶然。那是在1993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会上，王玉见到了当年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刘光人。担任过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正好曾是阎家二女儿阎绥兰的上级。当他们谈到共同认识的阎又文及他的子女时，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都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这才有了王玉找到阎绥兰诉说真相的那一幕。

    幸亏当时王玉还活着。他是阎又文命运转折的见证人，是能把阎又文的身份说清的寥寥几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又文的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阎又文照常在傅作义长官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机要室秘书薛起禄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对阎又文说要找在绥远工作的弟弟，称弟弟吩咐，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信件。阎又文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人，回答“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继续低头看报，不再理他。

    这个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来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找到阎又文。他颇费周折打听到阎是傅的机要秘书，就想方设法乔装成商人拉拢薛起禄，以便接近阎又文。这次接头虽未成功，但总算成功见到阎又文。阎又文现在是傅作义的红人，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后升任少将），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几天后，王玉又出现在阎又文的家中。

    阎的母亲把这个“找弟弟”并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的人领进屋。待阎母转身出屋，王玉立刻连问了阎又文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有些疑惑，然后慎重地点头称是。王玉站起来单刀直入地说：“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听完，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说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来，阎是“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早在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时，就“瞄”上了这位才华出众、深得傅作义赏识的私人秘书阎又文，并秘密将其发展为地下党员。

    然而，一年以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从此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组织恢复关系不久，阎又文就被推到了内战烟云的风口浪尖上。

    致毛的公开信

    1946年，傅作义部与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傅作义是第十二战区司令，绥远省主席，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陕坝下令所属各部，向绥东挺进：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军队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

    傅作义让阎又文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把阎又文为难坏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这个电报，是骂共产党，骂自己的组织，骂自己的领袖。不写呢，又是自己分内的事，无法拒绝。阎又文找到了王玉，请示怎么办。

    王玉和阎又文接上头以后，就与阎建立了秘密的单线联系。另外，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拢薛起禄，拿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他们联系的地点就在阎又文开的一间布店，这间布店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来指示：“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的义愤，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阎又文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辞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发表之后，在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

    与傅作义“共同进退”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阎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点都不知情。阎又文回到家后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的是与邻居们来往，照顾孩子们上学，料理家务。

    在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阎又文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全家乱作一团。不久，阎又文匆忙回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医护安排后，对大女儿说：“傅伯伯那边需要我，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帮大人们照顾妈妈。”才11岁的女儿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们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就在十几天前，解放军突然调整战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切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也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围城期间，傅作义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尤其是得知自己也在中共中央于12月宣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重要战犯名单当中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阎又文的女儿看到这些史料，理解了父亲：在那种时刻，傅作义随时有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加之又处在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中，阎又文怎能离得开呢？

    阎又文与傅作义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间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来了，觉得一时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我现在常常在想，为父亲设身处地的想，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是怎样做出的选择？”对着记者，阎又文的五女儿阎京兰喃喃自语道。“他要选择，谁是敌人，谁是同志，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反应，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身份，高度危险，也意味着高度的牺牲精神，牺牲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他的家人，他那时是随时做好回不来的准备的”。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要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城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就迎上了国民党特务的车。他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

    就在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绕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当时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难道阎又文也是地下党？

    那么傅作义是否也感觉到什么？或者说他有没有怀疑过阎又文是共产党？我们无法得知。但阎又文的“地下党”身份，新中国成立后那么多年却一直都没有被解密。

    可是，阎的身份不解密却给他本人造成了诸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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