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1918年不同的是，这一次，西方的列强们选择了宽大处理战败的德国。美国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按自己意愿进行战后重建，这一次，他们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和投资让美英法占领区的德国人受益匪浅。
通过宽大仁慈的方法，重新改造战败的德国人，使他们奉行和平主义，这是一项从没有过的试验。这一政策也收到了奇效，对战胜和战败双方的效果都非常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曾经发动两次大战，将全欧洲拖入战火中的国家，被成功地改造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成了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力量。
吃一堑，长一智
这一次，所有的应对方法都与上次不同。这一次，美国并没有羞辱性地对待战败的德国，也没有居高临下地要求德国屈服于自己。美国小心翼翼地引领着德国重回世界大家庭。战胜国在战后审判时也相对仁慈，仅仅将惩罚对象限定在几个主要的战犯身上。大多数人在经历一场正式的审讯，确信放弃追随纳粹后，都得到了释放。
20年后，从1963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开始，对“二战”中德国人犯下的具体罪行才有了真正的调查。类似针对库尔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的调查，才让人们发现，这位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末任指挥官，这位手染无数鲜血的纳粹暴徒居然安然无恙地生活了近20年。
德国人也从此事中得到了教训。放弃武力，解除武装，在战后的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当德国的和平统一运动开始时，和平主义已经成了德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新当选的政府要员在火把下宣誓，都会让普通德国民众感到不自在（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当晚纳粹在柏林举行声势浩大的火把游行）。
当德国人决定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做得非常彻底。角色转变中，德国可谓改邪归正，向世界输出放下武器、实现和平的观点。1989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认为必须维持东西德国分裂，从而把战争恶魔牢牢地控制住。而西德人们游行时的口号“德国，永不再犯”和东德人的口号“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在一起，向全世界传达了德国走和平主义的信心。
直到今天，德国内部的不安和不信任仍然存在。在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辩论中，人们缺乏信心，觉得一体化可能随时崩塌的想法显而易见。任何有关欧洲团结的呼吁都会遭受质疑，让人们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关于维持和平的承诺。融入欧洲被人们看作德国这个庞大巨人的自缚行为，从而消除邻邦对这个欧陆大国和经济强国的恐惧。
英国经济史学者尼亚尔·弗格森曾指出，德国在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和“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经济压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考虑德国对欧洲预算的净贡献，1958年至1992年，德国付给其他欧洲国家共计1630亿德国马克。弗格森的研究还指出，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达到了3798亿德国马克，全都没有收到任何对等的货物或服务补偿。
欧元危机期间，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德国人通过救济他国来维持欧洲平稳的意愿降低了。但是，德国人显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深刻，反对欧元、反对欧盟的政党仍难以进入德国联邦议会获得联邦议席。
直到1967年逝世，摩根索坚信不疑地认为德国人不可能放弃武力，“你们太年轻了，没有经过历史检验，怎么知道摩根索方案就是错的；你们年轻得甚至连评价摩根索方案是否错误的能力都没有”。当摩根索的传记作者试图让他承认自己的方案是错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我们打个赌，虽然我活不到收取赌注的那天了，你在去世前肯定还会和德国佬打一仗。”在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场三十年战争的开始，而是另一场百年战争的开端。
追寻平型关下的谜团
文/高伐林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在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外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父辈的荣誉，抗日名将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一直追寻着真相。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打死打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在全长约30里的山头布防。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回忆，我爸爸率领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晋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10多万人，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著名的精锐之旅板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临战变卦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最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协商制订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阎锡山原来的设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自己的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对之言听计从。正是孙楚，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首先说服了杨，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方略之弊，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改为拒敌于关外。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
如果只有晋绥军，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知道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事实证明，84师防守的团城口，承受了日军最大的进攻压力。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上，“激战甚烈”“重伤”“阵亡”“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
一个争论了70年的问题
9月22日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在平型关前繁（繁峙）代（代县）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王新耀营派出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整天炮兵轰击。战前虽然中央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官兵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吕晓韬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着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作义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主张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有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经在行军中的部队。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5000余人，向平型关东西跑池、团城口及讲堂村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惨重，各处告急，无兵可派。高桂滋急电阎锡山和孙楚请求增援，却没有盼来援军。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总指挥傅作义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师501团2营营长邵春起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2006年10月，95岁高龄的老人对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洁回忆：“我负伤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突破口时，壮烈牺牲。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军人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
五改出击时间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傅作义不是晋军的领导人。
第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然而，郭宗汾71师却“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动手。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战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了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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