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115师歼敌时，428团藏在“狭长的山沟内”没有参加战斗，最后绕路退回了！难怪杨奎松在日本资料中查不到出击记录。
行定远写得非常详细，唯独没有提到在山沟内和山上日军的战斗行动、过程、伤亡情况。其中有一个段落：428团撤回之后，郭宗汾令王荣爵到师部接受命令。王率他的弁目、马弁和我这一班，于夜间徒步走向师部。步行了一段路，弁目贾国栋向王说：“现在实行连坐法，咱们没有完成出击任务，又受了点损失，师长若无法交代，会将责任推在你身上。若到了师部，他变脸问罪，咱就成了替死鬼啦！”王听了这话，决定不去师部，返回团部，命令迅速架设电话线。电话架通之后，王谎称前线情况危急，他无法脱身，请示下一步部队行动。出乎王的意料，郭不但没有责备他，而且对他进行了鼓励和嘉奖。
高斌据此认为，王荣爵迅速架设电话线后，向师部谎称前线情况危急，晋军的战报及回忆录正是据此宣扬71师出击受阻。他说：“这哪里是出击受阻？是出而不击！责任人就是该团团长王荣爵。”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总结中对晋军的出击这样评价：“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突击中，却以区区八个团的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被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
晋军为何“既不增援又不出击”？高士洁认为，“傅作义乘敌增援未到全线出击的意见谁有权否定？只有阎锡山！”五改出击命令的始作俑者，就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己。
高斌也坦承他对出击流产的看法变化过程。开始，他推测晋军拒绝增援、拖延出击，是郭宗汾耍滑头。后来看到高建白回忆，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声称“我执行的是长官的命令”，并出示油印的命令纸，用红铅笔写着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非有本长官电话，不得出击”，他开始相信原因在阎锡山身上。
日本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日军对韩复榘、刘汝明及阎锡山的评估：“山东及察哈尔29军一部保持中立。山西及绥远军也以一部开至省境采取消极态度，不致出现积极行动。”
高斌说，后来阎锡山的行径也可以说明问题。1941年起阎锡山越走越远，和日本签订停战的“汾阳协定”，阎亲自率众参加与日军的“安平会议”，表明阎一贯亲日态度。该会议因偶然事件中断。日军为施压攻击晋军，阎竟然写信给日本人：“你们不要把同情你们的人当成敌人”，日军即停止了向晋军的进攻。难怪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向阎锡山告状说郭宗汾既不出击又不增援，阎却不指责、不处罚郭，反而升郭为二战区参谋长。
高斌强调：高桂滋84师在平型关经三天四夜血战，伤亡重大是不争的事实；团城口被日军突破，作为抗战军人不能推卸责任，当然愧疚于心——若上至军长下至伙夫全部战死，方可卸去责任吧。但是阵地毕竟还是失陷，仍然没有能全歼关前日军。而本来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追究何以未能全歼，阎锡山、孙楚和郭宗汾就是责任者。无论“既不出击，又不增援”的动机是什么——对抗战消极？牺牲友军，保存实力？判断失误，举措失着？——都不应将责任推到84师头上。“军中无戏言”，说了出击，说了增援，却言而不行。这就难怪李仙洲向蒋介石告二战区的状，并要求中央速派大员来晋主持。随后卫立煌奉派来晋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取代阎锡山指挥了忻口战役。
高斌到抗战后期时已经十来岁，去过父亲的军营数次，经历过战火纷飞，倾听过父辈的战斗故事，目睹过许多伯伯叔叔的流血牺牲。高士洁告诉笔者，她见过军人性格的父亲流过一次眼泪，那是在1955年8月陕西省政协“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十周年纪念会”上，一个也是前国民党军人的省政协副主席发言说“国民党不抗日”，高桂滋与其当面争执起来，难道那些抗日将士的英名事迹被一笔抹杀了吗？高桂滋悲愤之极，潸然落泪。
高斌说：“许许多多军官士兵跟日本军队拼杀倒下，永远不可能弄清姓甚名谁了。但是，我们要记着他们，记着他们。”
致命赌博——核讹诈的历史与现实
文/邢天宁
查尔斯·戴维斯的地下室，是他全家核战争时的避难之所。这一切都源于核讹诈，它给世界带来了65年的恐怖威胁。
“二战”是以日本上空两朵令人作呕的蘑菇云结束的，正是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劫，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宁。男男女女在纽约时代广场聚集，为一个崭新的时代欢呼，但若干年后故地重游时，人们却忽然发现，世界和以往一样危险：核威胁作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半空，世界生活在核威胁的阴影之下，超级大国拥有的原子弹超过了安全需要，而这一点又被别的国家利用，成为挤进“原子弹俱乐部”的堂皇借口。这就是“文明时代”的战争，双方一齐按下红色电钮，半小时后世界毁灭，而在为君子所不齿的蛮荒岁月，摧毁一个部落也通常需要几十年之久。
正是由于核战争的恐怖，政治博弈成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为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生存，种种政治伎俩由此催生，其中尤以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最为特别。对于“核讹诈”，国外有约定俗成的定义：“……是核战略的一种形式，一方将使用核武器作为威胁，迫使对手采取一定的行动或让步，它是一种变相的国际敲诈。”而《核讹诈和核平衡》中写道：“它如同在悬崖上行走，在钢丝上跳舞，更确切地说，像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但是其过程远比俄罗斯轮盘赌惊悚，因为任何经历了恐怖年月的人都知道，其代价不仅仅是某笔财产或某个政治家的命运，而是将数千万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什么是“核讹诈”？
对老派学者来说，“核讹诈”这个词并不专业，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主观色彩，并且总让被讹诈的一方取得了道德制高点。1956年，苏联就苏伊士危机做出表态，英法立刻认为自己遭遇了“讹诈”，全然无视自身侵犯别国主权的事实；70年代，莫斯科掌握了陆基洲际导弹技术，因为陷入了“全面的核讹诈”，美国参众两院对“导弹差距”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忘记了自身之前的咄咄逼人。与此同时，苏联也深受迫害妄想症的困扰，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雅科夫列夫坚信，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才是“核讹诈”政策的真正奠基者，这一头衔不应当属于苏联人。类似的病态情绪不断蔓延，仿佛每个超级大国都集施虐狂和受害者于一身。
无论是“核讹诈”，还是“核遏制”或“核威慑”，其根源始终是敌对和仇视。在彼此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背后，其实是勾心斗角的利益纠缠。而缺乏信任则使威胁被无限放大，演变为核战争的信号，局势的紧张程度也随之交替上升，纵观过去60年，情况莫不如此。
很多人将朝鲜战争视为“核讹诈”的开端，但早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不祥的征兆便已浮现。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旨在操纵欧洲，苏联针锋相对地反击，1948年6月24日，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被关闭，大半个城市成为孤岛，在接下来的300多天中，柏林就像不安分的火山，边境线上有百万大军彼此对峙、剑拔弩张。斯大林的信心源自人力和钢铁，而杜鲁门则试图倚仗引以为豪的科技。1948年7月下旬，60架B-29轰炸机被部署到英国。该型轰炸机曾被用于广岛和长崎，是核恐怖最鲜活的象征，它出现在欧洲展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史上第一次“核讹诈”的大幕就此揭开。
将军们受到了鼓舞。“烤肉机计划”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出台，空军准备向苏联投掷34枚原子弹，并在未来两年内投掷200枚，届时东欧将成为《圣经》中的蛾摩拉，没有生命能在废墟上繁衍。杜鲁门给好战的部下写信：“福雷斯特尔、布雷德利、范登堡……赛明顿向我介绍了关于军事基地、炸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事，我有一种糟糕的预感，战争已经临近。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事实上，60架“空中堡垒”无一进行过投掷核弹的专门改装，而在整个美军中，也只有驻新墨西哥的第509大队拥有真正的核打击能力。不过不容否认的是，美国政府的确因这次调动而获益，因为苏联方面开始在谈判桌上言辞谨慎。5月12日凌晨，无数从西柏林出发的汽车和火车向东驶去，“柏林危机”至此画上句点。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在西方面前蒙羞。他们意识到，应对核讹诈的最好手段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49年8月29日，塞米巴拉金斯克上空蘑菇云升起，这个时间选择得非常微妙，恰在柏林危机平息之后三个多月。斯大林慷慨地奖赏了学者，并公开表示：“如果晚了一年半，可能挨炸的就是我们。”
1950年是充满动荡和焦虑的一年，金日成的军队越过“三八线”，迫使政客们求助于原子魔鬼。杜鲁门就半岛局势询问了他的下属，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的表态言简意赅：“可以考虑投放核弹。”
尽管美国政府之前在核武器上投入了惊人的人力和财力，但对于杜鲁门来说，他只是想进行讹诈，而不是像“二战”那样果断地使用它。当然，要构成一次讹诈，必须将威胁公之于众。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1月30日的吹风会上，杜鲁门讲得慷慨激昂：“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军事形势。”一名记者打断了他：“这是否意味着使用核武器？”
“当然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
“您是否已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积极的考虑的确存在，但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记者会在一片喧哗中结束，如果把柏林危机视作漫不经心的恐吓，那么这次表态则是一次赤裸裸的威胁，“积极的考虑”“一切武器”……每个词都散发着恶意，而军方已经在为投放30～40颗原子弹展开研究，数百万生命面临毁灭。五角大楼认为这项提议值得考虑，但杜鲁门并没有迈出危险的一步，因为他担心苏联的报复，同时国际舆论也表现出强烈不满，甚至陆军将领都颇有怨言，因为核武器会危害士兵的健康，同时降低地面部队的“利益和地位”。1952年1月，杜鲁门几乎否决了使用原子弹的提议，但讹诈仍在继续，中情局奉命散布谣言：“由于总统大选的需要，如果停战无法尽快实现，使用核武器将不可避免。”
此时很少有人知道，杜鲁门已决定不再连任，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随后接过了白宫的钥匙，他以强硬而广为人知：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提出用战术核武器打击开城的中朝军队，3月又讨论了攻击中国东北的议题，只言片语不断被透露出去，形成一种箭在弦上的讹诈态势。不过将军们对这些行动表示质疑，更何况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早在1950年，彭德怀就对印度大使帕尼卡表示：“维护国家独立不可能没有牺牲……中国是个农业国，原子弹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会倒退几年，但我们可以等。”（译自卡瓦拉姆·帕尼卡的《两个中国，一名外交官的回忆》）
对新中国来说，朝鲜问题关系到它的核心利益，并不存在让步的余地。但不容否认，有些豪言壮语是出于现实的需要。邓华将军提到过一件事：上甘岭战役之后，他极力建议更大的进攻，但毛主席却提出和谈，因为美国人的底线是“三八线”，一旦朝鲜半岛陷落，他们就有可能使用原子弹。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大约一年后，中国的原子能项目启动，彭德怀被任命为总负责人，这不是历史的巧合。从核武器立项到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中国花费了整整10年时间，期间核讹诈又上演了至少7次，其中3次围绕着国土周边：1954年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直接投放核武器；1955年，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公开声明，“相信对亚洲防务最有效的贡献是部署拥有强大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1958年的讹诈更为露骨，空军部长公然宣称，美军已经做好了为保卫金门而使用核武器的准备。毫不奇怪，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原子弹研发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它结出的果实最终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换言之，美国的核讹诈并没有使它获得长远的收益，只是使中国加快了迈向核俱乐部的步伐——从这个角度，它的苦心孤诣可谓收效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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