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研究得到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术研究委员会、东亚研究院及沃尔特和爱丽丝 · 哈斯（Walter and Elise Hass）系主任基金会的赞助，并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全国人文学基金以及美国新闻署的支持。

    我真诚地感谢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伯克利班克罗夫特（Bancroft）图书馆、大不列颠图书馆、台湾调查局档案室、剑桥大学图书馆、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伯克利东亚图书馆、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伯克利政府文件图书馆、哈佛—燕京学院、胡佛研究所和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档案所、南京第二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华盛顿特区海军造船厂、康奈尔大学沃森藏书及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许多档案员、图书馆员和学者在我查询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

    在这方面，蔡少卿、戈定瑜、陈质子、已故的陈立夫、丘荣华（音）、周汉卿（音）、冯寿财、Suzanne Gold、韩伟之、胡绳、黄美贞、Richard C.Kagan、已故的李宗一、林碧照、马长林、倪梦熊、Andrea Sevetson、史梅定、舒国振（音）、孙江、王德华、王庆成、王熙（音）、已故的Martinwubur、吴体乾、许有方（音）、张宗礼、郑祖安、朱弘和朱庆作都对我帮助甚大。

    我的研究还得到了伯克利大学现在和过去的中国历史研究生的协助。他们是Douglas Fix, David Fraser, Blaine Gaustad, Kenneth Koerner, Kevin Landdeck, Seung-joon Lee, Jen-ling Liu, Kong Dan Oh，商全， Douglas Stiffler, Jeffrey Wasserstrom, John Wiliams, Timothy Weston，徐国民和余茂春。还有两位年轻的学者丁岚和Linda L.Su也给予我很大帮助。Joshua Rosenzweig在本书最后的校对阶段中作用巨大，对他在查找文献资料方面严谨的治学精神，我感激不尽。

    我尤其感谢我的两个专业研究助理：Susan Stone帮助汇编了本书最早的章节；Elinor Levine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为该书的表格、图片、附录查询各种资料并对书稿的最终汇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我的同事叶文心首先向我介绍了关于戴笠的原始资料，并发现了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收藏的奥古斯特 · 涡孟（August Wollmer）的中国犯罪学学生的信件。Sherman Cochran, Sue Farquhar, Bryna Goodman, Thomas Grunfeld, David Kahn, Brian Martin, Marcia Ristaino, Bernard Wasserstein和吴晓明，为本书提供了进一步的学术建议。由皇家基金会赞助的伯克利东亚研讨会成员也对本书的修改，尤其是在关于战时的密码一部分，作出了贡献。我对父亲Frederic Wakeman Sr．和其他教授们，如Christian de Pee, Christian Henriot, Kenneth Pomerantz, Irwin Scheiner及Hans van de Ven精读我的书稿尤其感激。特别是，我要感谢梁禾博士在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慷慨鼓励。她对本书的中文处理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翻译：这使她重新查阅了原始资料，并且促使她不止一次意味深长地追究我对前述历史事件的解释。

    魏斐德

    2001年8月于旧金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