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的声音

    我很早就迷恋上历史叙事——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受到各种攻击的一种话语（克莱思，1995）。此处不是我列举自己年轻时代所研读的各种史书之地。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当我还处于孩童期时，父亲就指定我系统地精读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等）的著作，接着又指点我继续通读吉本、卡莱尔、麦考利，最后是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父亲本人所受的也是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教育。当我十多岁在法国当青年学生时，又发现了法国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特别是米什莱和梯也尔等。大学的老师们向我推荐了马克 · 布洛赫（Marc Bloch）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尤其是麦奈克（Friedrich Meinecke）和狄尔泰。我了解到，如果叙事要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就得与其背景相交织。这并不难领会。而我当初作为一青少年，难的是如何将历史与文学区别开来。当我从希罗多德读到修昔底德时，我并未意识到为什么后者要让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说话。“古代历史学家曾毫无顾虑地将编造出来的话置于故人笔下人物的口里。这些话并无文字来证明其真实性，而只是具有可能性罢了。现代历史学家已不允许自己有这种名副其实的奢侈的擅自行为。”（里克尔，1988:186）无疑，作为一个雅典文人中的精英，修昔底德说到底是一个通晓自己写作题材的历史学家。而罗伯特 · 格雷福斯（Robert Graves）却使我感到困惑。当他在写“克劳迪乌斯”或“我，贝利萨留乌斯公爵”（格雷福斯，1938, 1984）时，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人物曾经是这么说的呢？ 后来我才明白艾柯（Umberto Eco）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强调的区别，即不管你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如何逼真，一旦你插入了对话，你便从历史转向了小说（艾柯，1997:4）。这一点在思考中国历史时尤其会变得棘手，因为那时正史受到官方的青睐，导致“野史”十分流行。“在传统中国，受宠并占统治地位的叙述题材是历史。虚构性叙述，或者说中文所称的小说，是次等的、受到贬斥的一种题材……在中国晚期封建王朝的小说评论盛行以前，中国的叙述理论大都只是围绕于正史的写作。”（陆，1994:129）在我开始研究明清交替时期时，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因为那个时期的野史实在太多。显然，在有些篇章里，作者谨慎地遵循史家惯例，不让自己的话从笔下人物的嘴里道出，而在另一些篇章中，事实与假想（即目睹和耳闻）间的界限便在笔者的想象中消失了，如史楚吾（Struvc,1993）。结果是，现代历史学家必须自己决定哪些说法更为“可靠”——哪个文本更忠实于受到公认的历史事实，在那一段时期满族人的征战当中，双方的行为常常带来惨重后果。“那么，这便是事情的关键所在；那些坚信评判性成分参与了历史记载实际形成的人以为，历史学家仅仅通过未经证实的评判性论断来整理和安排其手中的事实。但是，要是我们审视现有的历史著作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论点并非属实。因为每一个历史事实都是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产生出来的，而这个环境又因此而引出其他的事实来。”（曼德尔鲍姆，1967:20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在写《明清过渡期——1644年的大顺政权》（The Shun lnterregnum）和《洪业》（The Great Enterprise）（魏斐德， 1979,1985）的某些部分时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障碍。第二个巨大困难是力图在描述中导出分析——把各种不同的叙述话音和它们特有的节奏，同那些必须是相对外在的、独立的分析性的话揉合在一起。于是我理解到这就是狄尔泰所指的“带感情保持距离”，实际上也就是用巴赫金的“多音词”对话式来写作。举个例子说，也正是因为必须交织这两种层次的声音，我发现《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要比我在这之前几年出版的小说难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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