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我说。
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自己“明白”的，也许只是出于个人的阅历和悟性给出的结果，跟那个提问的人所说的“明白”未必是全然的同一回事。就像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立场客观的“历史”，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立场客观的“明白”。
况且，世界上的因缘有时候就是那么奇怪，如果是前缘注定的相逢，不论有多少用“明白”组成人为的阻止，都可能是徒劳。因缘就是因缘，就像聚多了的云会散，不论是化作云还是雨，该来的早晚都会来。
我去了戴磬的公司工作。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发新的媒体平台。戴磬对公司的发展很有野心，常常在例会上宣誓似的发表一些对前景的规划和设想，那些内容大多数对我来说都太高太远，它们超出我的专业给我的理解力，也超出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欲望给我的领悟力。
但这都不会成为我当时工作的障碍，因为戴磬和我彼此心照不宣的是：我在公司主要的任务是担任朱莉的“专职心腹”，为她这个董事长随时提供她需要的有效资讯。
最初的半年中，公司的业务进度和人事的磨合都在朱莉隐形的掌控中。工作内容步入轨道之后朱莉开始慢慢降低了向我询问的频率，而我在越来越放松的情况下也不自觉地把对戴磬的关注转向了工作。
那年秋天，戴磬要去美国开会，跟以前一样，这种长途会议都会带我一起参加。
我在去机场的高速路上忽然接到朱莉的电话，她说遇上了点儿麻烦，需要立刻跟我商量，又说让我不用管戴磬。
我问她出什么事儿了，她说见面再说。我路上猜测她所说的麻烦大概又跟Chloe有关。我认识朱莉那么多年，没见过她对谁特别计较，也没见过她跟谁特别对抗，直到Chloe出现，朱莉才终于和大部分普通女孩儿一样有了一个长期有效的眼中钉。
果然。
“她怀孕了！”这是朱莉见到我之后咆哮出的四个字，她的表情之愤慨完全像是外交部发言人在谴责某个别国在秘密进行地下核试验。
“我就这么一个爸爸，她还想怎样？还想怎样？！”
朱莉接着就噼里啪啦持续批判了Chloe二十分钟。
等她把最愤怒的话都说完，我问：“那，戴磬怎么说？”
“孩子的事一直是我们俩的禁区，所以，这件事儿我反而没法跟他说。”朱莉的回答解释了我的疑惑。来的路上我还在纳闷，为什么戴磬仍旧按原计划登上了赴美的航班。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想象我会跟戴磬有孩子。”朱莉又道。
“等等，你说你没办法想象跟戴磬有孩子，这话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你的重点，是你‘没办法想象有孩子’，还是只是‘没办法想象跟戴磬有孩子’？”
“我不知道。”朱莉迷茫地摇摇头。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哦！”我说。
“我知道，所以，我才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所以，说真的——我这么说你别生气——我也不那么认为，Chloe要小孩儿，完全是出于阴谋。也许，她就是很爱你爸爸。”
朱莉两眼发直地看着斜前方。
我再次鼓足勇气说：“有时候，为爱的男人生一个跟他一样的小孩，是女人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
“……”
“小莉，我在想，是不是，你得要慢慢试着，接受，Chloe爱朱叔叔？”
“可他是我爸爸啊……”朱莉说到“爸爸”这个词，悲伤再次涌上来，“我能理解任何一个人追求爱情，我也能从理论上理解我爸爸，可能，他是会有爱情的需要。可我就是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他爱别的人，女人，跟我妈妈和我无关的女人。”
“但，已经发生了不是吗？”我试着用她惯常对我的冷静应对着她的问题。
“你说，我会失去我爸爸吗？”朱莉问，露出不多见的无助。
我没回答，反问道：“小莉，你说，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你这么问，一定是有什么答案要跟我说对吗？”她在我开始抒情时，迅速恢复了镇定的本色。
“嗯，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就是接受他的全部，包括接受他离开——假如，离开是他的需要。包括接受他决定换一个活法。”在对朱莉说这句的时候，实际上，我想到的是许友伦。那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悟道，似乎，自他走后，自我接受他的离去后，我开始试着“爱”他。
因着这样的一副我不熟的“爱”的途径，我原谅了他不面对的告别，甚至，在想到他的时候，心底渐渐多是温暖和祝福。这种感觉，让我的内心获得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放松。尽管，这份爱，像是夜空下的烛光，柔弱而渺小，看似微不足道，但我依旧能确切地知道它的出现来自某种不平凡，当我感到它的亮度和温暖时，就对自己默默盟誓，一定要珍惜它在生命中的出现，不管，是不是有人懂得；不管，是不是有人可分享。
“你说，那孩子，是我爸爸的吗？”朱莉的问题把我带回不浪漫的现实。
“肯定是吧！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笑道。
“我就是没办法想象啊！我爸爸，他，他，他怎么能当爸爸了呢！”
“哈哈，他也是你爸爸，好吗？他怎么不能当爸爸啊！”
“我是说，他怎么能‘又’当爸爸了呢？你说说，我爸爸，他可是个资深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怎么啦？马克思还有燕妮呢！毕加索还‘法共’呢！人家孩子多了去了！”
“外国人不一样！”
“嘿，比生育能力中国人民绝对以数字说话啊！”
朱莉终于露出笑容，看起来情绪已离开谷底缓缓上升：“我不管，她真敢生，我就敢揪她儿子几根儿头发测一下DNA！”
“为什么你认为是儿子？”
“我已经让一万步了，到最后我必须是我爸爸唯一的女儿！”朱莉嚷道，已全然是小女孩儿模样。
“万一Chloe真又生一女儿呢？”
“抱出来掐死！”
“得了吧你，你武则天啊！”
“我要有武则天一半儿，她早缺胳膊少腿儿进酒缸了！”
“我看你也就过个嘴瘾！”
“要不然呢？”
“唉，原来你也是个银样镴枪头。”
“哈！你好意思说我吗？”
……
朱莉心情暂时平复，经过商量，我改签了机票，去美国跟戴磬会合开会。朱莉为了谢我陪她，贴心地让秘书帮我升等级到商务舱。
我很开心要独自长途飞行，在那之前，每次出差都是跟戴磬同往。我跟戴磬没什么共同语言，所以每次都要努力挤出话题聊朱莉和公司发展，身心都不放松。
等登机之后，我就盼着旁边座位没人，希望这是一次不用应酬敷衍任何人的旅行。
也许是我发出去的信号太鲜明，我旁边的座位果然没人，但就很奇怪地被空姐放了一个大提琴盒，她还在关舱门后贴心地帮那个大提琴扣上了安全带。
等起飞后第一次送餐时，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从经济舱走过来，跟空姐要了餐单，翻看了一阵，指着大提琴盒一脸严肃地对空姐说：“给我太太来一份A餐，饮料要第一款红酒。”
空姐很职业地微笑点头，什么都没多说，并且不一会儿真的在大提琴盒旁边拉出小桌板，摆了一份餐和一杯红酒。
那男子看到送餐后满意地走了。
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又出现过两三次，为大提琴盒要了橙汁、拖鞋、眼罩什么的，并且言必称大提琴为“我太太”。
等不知道飞到哪里的上空，夜幕笼罩，我在看了三个电影之后仍没有任何睡意。这时，空姐按服务安排给每个人都发放了一袋果仁和一小盒哈根达斯冰激凌。我吃完自己的冰激凌，看看旁边属于大提琴盒的那个冰激凌盒已泛出了白霜，一时兴起，拿起那盒冰激凌走去经济舱。
“哪，你太太给你的。”
这是我找到郝子骐时对他说的开场白，说那句话的同时，我把那盒哈根达斯递给他，那只是我为了打发无聊开的玩笑，并不知道，“一语成谶”，一个月之后，递给他冰激凌的我，竟然真的成了他太太。
郝子骐是个大提琴手。
那次他去美国参加一个面试，在如何跟大提琴一同飞往美国的问题上，郝子骐和机场工作人员产生了分歧。大家对此都没有过硬的参考，最终，既不能托运又不能作为随身小件儿行李的大提琴必须补购一张飞机票。
可是由于当时距离起飞只有不到两个小时时间，经济舱已经全满，郝子骐不得已只能临时帮他的大提琴买了一张商务舱的机票，而，按照规定，他不能跟大提琴互换座位。
郝子骐只是一个乐团的演奏员，一张飞往美国的商务舱机票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数字，可他在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等后来我们快速恋爱、结婚，我快速熟悉了他的习性，才明白所有的事的发生都取决于“习性”。
郝子骐就是那种内心神经质，会把事情安排得很慌张的艺术家。
而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看到他为大提琴点餐的那种“幽默感”，其实只是我的误解。
他在为大提琴要东西的时候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愤愤不平，而非任何趣味性。
并且，他把他自己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工作的不周到迁怒于“境遇”。后来我多次听他跟不同的人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咒骂航空公司。我开始同意，世上没有“受害者”。所有以“受害者”自居的人，都是对自己不够负责而又不愿意承担不负责后果的幼稚者。
我自己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情感面的幼稚者，我对郝子骐不够了解，对自己不够负责，就在时差不明的情况下投入了一段突如其来的感情中。
虽然我们后来以跟进入婚姻关系一样快的速度结束了婚姻，但我一直执拗地对自己美化着我跟郝子骐的闪婚和闪离，用我最擅长的，也是唯一能说服自己相信的文艺小说情结。
直到，一年之后，一天，巧不巧的，我在电视上看到郝子骐，才第一次从他的角度略微客观地看待这个事件。当时他正在接受一个叫作《心理访谈》的节目。
他在提到我们的闪婚时如是说：“我从小就受我妈的控制，什么事儿她都控制。从我学琴到我每天穿什么衣服、跟谁玩儿，没一件事儿不是她决定！而且，为了巩固控制，她老是变着法儿地恶心我，只要不是她做的决定，在她嘴里就会被说成一摊烂泥。我自己选的球鞋，我自己选的第二乐器，甚至是我们一起去吃自助餐我自己选的点心——只要不是她拿的主意，全不对！”
“我计划去美国也是想离她远点儿，省得一天到晚听她数落、被她否定，我明明是个儿子，让她说得老跟个孙子似的。”
“‘你离不开我！’这是我妈的口头禅，她说这句的时候老狠呆呆的，到后来我都纳闷儿了，我离不开她，倒是好啊，还是不好啊？”
“我妈让我去欧洲，我非要去美国。等我抗争胜利决定去美国，她又非要挑学校。我没去我妈挑的那个学校，所以，面试没过，我犹豫半天，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打了一电话，果不其然，她一接电话立刻就说：‘我就知道你过不了！’‘你不听我的你活该！’好像她就是在等待我的坏结果，好像我没通过她挺兴奋的！当时我正好在飞机上认识了我前妻，我为了在我妈面前装兴奋，就跟我妈说，我认识一人，一见钟情，通不通过面试压根儿无所谓，因为我恋爱了！我妈就跟诅咒一样，立刻说，飞机上认识的绝不是什么好人！你跟这种随便跟人搭茬儿的女人不可能幸福！我真急了，二十多年的压力嗡地一下全涌一块儿了，我心里说，你不是不让我跟这人谈恋爱吗？我偏谈！我不但谈，我还要跟她结婚！我气死你！我就不信了！你不是要控制吗？我看我婚都结了你还能怎么控制！”
“可婚姻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是你跟你选的妻子过，不是你母亲跟她过。”主持人阿果说。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把我妈气着，以宣泄我心头多年的恶气！而且，那时候年轻，总觉得不就结个婚吗，多大点儿事儿啊！”
“所以，你当初结婚，主要是为了对抗你的母亲？”阿果又问。
郝子骐在电视里未置可否地半低着头，这时坐在他对面的几个心理专家开始分析。
我坐在电视旁，听几个陌生人在评论着我那桩短暂的婚事，那感觉奇怪极了。那之前，我并不知道郝子骐那么快向我求婚只是作为对抗他那奇怪母爱的一个招式。
人就是这样，有多少时候，我们身为“当事人”却明明完全置身事外；又有多少时候，我们把“想象”误会成了解，把逃避解释成命运，我们自己在“知觉”面的不求甚解，怨不得遭遇是“水月镜花”。
回到那个初见的画面。
自从我们在飞机上认识之后，我就成了郝子骐在美期间的专职“顾问”。他不会填入境单，不会入住酒店，不会问路，甚至不知道吃什么，都会问我。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很快就发展出形影不离的密切关系，再后来，又特别快地成了恋人。
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过什么浪漫的表白，我就觉得以前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孱弱，当郝子骐以这种方式出现，然后毫不掩饰对我的百般依赖时，激活了我内心的某种“母性”。
所以当他以将近三十岁的高龄却能自然地带着哭腔说没通过面试时，我没想明白地说要资助他留在美国自费学习。
郝子骐在节目里对此也有对照的说辞：“也不能说我完全不爱她，我们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门口，她跟我说她要资助我上学的时候，我那一刻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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