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扫除割据的残余势力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六国后，将各地的原六国贵族和天下富豪十二万户迁到咸阳，使他们离开原先居住的地区，以消除其政治影响和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其丧失复辟反抗的条件和能力，而且将其置于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以便监督。
战国时期，为了割据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修建了坚固的城郭、沿河堤防以及长城作为防御工事。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城郭、决通川防、消除险阻，尽可能清除各地反动势力赖以进行复辟活动的手段，同时也为了方便水利和交通的建设。六国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在残余的贵族势力手中，还留有大量武器。在迁徙富豪的同时，秦始皇向民间收缴武器，集中于咸阳进行销毁，铸成十二个重千石的铜人，以此来消除旧贵族的叛乱和防止人民的反抗。
（二）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打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复辟势力和消除隐患，巩固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一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焚书。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由于社会逐渐进入青铜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平民百姓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面对纷乱的社会状况，希望通过思索和钻研前人治世理念寻找到一条可以使社会安定，百姓不再流离失所的救世之路。于是产生了诸多的学派学说，并撰写出无数著作，史称“诸子百家”。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由于当时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已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公元前213年在咸阳宫庆寿宴上，秦朝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毁儒家经典等书籍的建议。他说愚儒“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因为在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应当进行分封，建立诸侯国，如果“事不师古”是不能长久的。秦始皇听后，让群臣各抒己见。李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些博士儒生面对新政权、新制度，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主张分封，恢复礼治，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非当世”，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的言论，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六国史书和私藏于民间的《诗》、《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秦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即中国历代焚毁图书的事件，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汉献帝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而刘大魁作《焚书辨》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圣先贤之微言，最终只化为一片焦土而已。
秦始皇焚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摧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
第二，坑儒。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当时秦朝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术士坑杀，即为所谓的“坑儒”。
这件事是由两个术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以得到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应验，骗局即将被戳穿。秦始皇为了急于得到仙药，开始了“微行”，而且其行止也不让外人知道。当他巡幸咸阳旁的宫殿区和巡幸梁山宫室时，发现有人知道他的行踪，于是他认为是侍臣等传出去的，因而将身边的人都杀掉。而卢生则借此与方士侯生相互为谋，指责秦始皇“刚愎自用”，反对他的集权统治，“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反对他的法治，“专任狱吏”，而“博士岁七十人”和掌“候星气者”的方士三百人均不被重用。
同时二人也知道仙药无从得到，最后必将被绳之以法。因为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四百多名术士，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四百六十名术士全部坑杀。这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肃清而已。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以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除了坑杀在咸阳的四百六十余人外。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统一各种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货币以及计量单位都不一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消除由于长期封建割据所造成的差异，促进统一后的发展，于是他以秦制为标准，整齐划一地统一了全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
第一，统一文字。殷商以来，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各国文字存在着区域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和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笔画简省的蝌蚪文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整齐、笔画简略的新文字，史称“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十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了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由于各个诸侯割据，导致了各国的度、量、衡的大小、长短、轻重都不一样。秦始皇则于公元前221年，下令以商鞅制定的秦制为标准，“一法度量石丈尺”，公布于天下施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还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六尺（合今230厘米）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第三，统一货币。战国时期各国的货币形制、大小轻重和计量单位都不相同。有布币、刀币和圆钱。为了有利于统一后的商品交换、经济交流和国家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原来六国的刀、布、贝等货币体系，以“秦半两”圆钱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三）等：黄金以镒（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中国古代货币在形式上第一次得到了统一。并建立了属于国家的专署机构，为了进一步掌握铸币权，建立国家铸造货币的体系和专署国家机构。从而使经济真正把握在国家手中。中国古代货币在形式上第一次得到了统一，从而使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第四，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要划清界限，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第五，“黔首自实田”“上农除末”。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广大自耕农把占有土地的数字向政府呈报，国家以法律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稳定封建秩序，并为国家征收赋税提供依据。使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
为了发展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李斯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他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建议为秦始皇所采纳，实行“上农除末（商人）”的政策，打击商人，南戍五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贾人”。为了发展农业，秦始皇先后把近百万人的“黔首”或“罪徒”，迁到边疆或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垦荒，进行农业生产。如公元前219年，迁徙黔首三万户于琅玡台，免除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公元前214年，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处；又迁徙罪犯充实蒙恬出兵平定的西北边疆，并在匈奴故地榆中、河东及阴山等地置四十四县。公元前212年，又迁徙三万家到丽邑，五万家到云阳，免除十年徭役。公元前211年，迁到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北伐匈奴、南戍五岭
北伐匈奴修筑长城。战国时期，居住在中国北部的匈奴，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占有今内蒙古、宁夏一带的广大草原地区。当时，中原各诸侯国忙于征战，无暇北顾，匈奴经常袭掠与其接壤的秦、赵、燕三国北部边地，并占领了秦国北部河套地区。虽然秦始皇兼并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匈奴在北部的势力仍然是对秦政权的严重威胁。尤其是秦都咸阳，更是首当其冲，故当时民间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为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对秦的威胁，公元前215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公元前214年春，蒙恬率主力军从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北出长城攻其东；杨翁子率偏师由肖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长城攻其西。匈奴败逃。秦遂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沿河置四十四县，移民垦守。因匈奴不断来攻，次年秋，秦始皇复命蒙恬军又北渡黄河，取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攻占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匈奴不敌，向北迁徙。为巩固河南地区，秦置九原郡（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为防止匈奴南下，蒙恬奉命征发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的修建，对于巩固和保护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平“百越”、南戍五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以及西南一带的越人，当时被称为“百越”。他们大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前后，对“百越”地区进行了征服。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继续南进，征服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瓯越，设置了会稽郡。吞并六国后，派五十万大军，分兵五路向南岭进军，很快征服了闽越，设置闽中郡。进攻南越的秦军占领了番禺（今广州）。但进攻西瓯的秦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又加以岭南交通不便，影响秦军的粮饷供应。为了支援军需，秦始皇下令监禄率卒开湘水、漓水间的灵渠（今广西兴安县内），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方便了军运，最后终于全部平定了“百越”，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并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征发中原几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至此，云南、贵州（西南夷地区）以及两广、浙江、福建（百越地区）与中原连为一体，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集权，为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五）修治驰道、开运河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他巡行全国各地，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举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交通网，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东到燕（今河北、北京一带）、齐（今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今长江中下游一带）。驰道实行“车同轨”，均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种植松树一棵。此后，又于公元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在西南地区的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作用有很多，一说是使交通方便，以利管理六国旧地，一说主要目的为方便北方战争前线的补给，还有一说是方便始皇出巡时能畅通无阻。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大多在秦故地、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的基础上拓建而成。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命史禄开凿河渠（灵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运河最终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5年修成。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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