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一：

    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胜利后，调集十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展开了第一次“围剿”。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五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歼敌万余，活捉敌前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而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从此形成。

    1931年3月，敌人调集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5月间，中央红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8月至9月间又粉碎了敌人三十万部队的第三次“围剿”。

    史载二：

    六届三中全会后，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那时设在上海的中央本身正处在剧烈变动中，周恩来不能即时赴任，由项英先赴中央苏区暂代。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六届四中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在3月4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4月初到达瑞金。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宁都起义，成立红五军团。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10月26日，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

    史载三：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境也取得了很大胜利，发展到八万人左右；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也取得了发展，全国红军约为三十万人！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组成，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兼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方面军政治委员；10月中革军委组建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1934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第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九月，中革军委组建第八军团。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又调集部队一百万、飞机二百架，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人，兵分四路：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根据地消耗红军力量，以达最后消灭红军之目的。

    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先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则出现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一方面军留下三万余人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突围西征。

    红军经过艰苦转战，在安远、信丰间；桂东、汝城间；郴县、宜章间，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星夜兼程，突临湘江。

    此时，敌已利用湘江险要，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两相夹击，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尾追。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流徒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处境十分险恶，在湘江两岸全力抗击敌人，以保障中央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战斗空前激烈。

    一、李德面对湘江想些什么？

    倔强僵硬而又孤傲的日尔曼人的典型性格。使他获得过成功，也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当他与三名随从人员踏过摇摆不定的浮桥，登上湘江西岸的碎石沙滩时，两架意大利式的轰炸机背着滴血的夕阳直直地向他们扑过来，他望了一跟，一脸严峻，沉稳地向着一棵千年老樟快步走去。

    天空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百米外的界首村头，拔地腾起了几团烟火，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他，李德，久历战场。对惨烈的搏斗处之泰然。1919年的4月至5月间，为了保卫革命的巴伐利亚共和国。他英勇地战斗过，在他的故乡——慕尼黑的街垒战中。表现出临危不惧的英雄式的本色。那时，有一只被敌方炮弹炸碎的战友的手，打在他的脸上，他抹了一把粘稠的血，说了一句俏皮话：“同志别发火，我会指挥得更好一些！”那年，他才十九岁。

    在长达两个月的街垒战中，他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也不是只顾死拚硬打的鲁莽之人。在与政府军的力量过分悬殊的战斗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被斯大林和米夫所重视。除对第三国际的方针路线无限忠贞和革命的坚定性外，实战经验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优异成绩，便是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的基本原因。

    自古不以对错成败论英雄，不像后来的人，为了政治原因，总把犯错误的人搞倒批臭，谁不犯错误呢？

    如果李德的品格真像后人所说，除了粗暴、专横、恶劣、不接受正确意见之外一无所长，他这个二级顾问(真正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曼弗里德·斯特恩，他是奥托·布劳恩也就是李德的上级)在中央苏区据有“太上皇”的权威是困难的。即使博古要把他推上去也是要掉下来的。因为军革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还有彭德怀、林彪这些军团长以及刘伯承叶剑英等卓越的军事家们，也绝不是俯首帖耳不分是非不顾革命利益仅仅是惟命是从的羔羊。

    天边很红，把山岳和森林映衬成黛色的剪影。

    背着阳光，又来了两批敌机，在界首与渡口间俯冲、拉升、再俯冲、再拉升，轮番轰炸扫射，李德可以清晰地听到炸弹刚刚开始脱钩后的沙沙声，随着重力的迅速增大，变成了尖利的使人惶悚的怒啸，把死亡的恐怖尖锥似地刺进人们的心灵。他觉得整个大地发出火山爆发似的轰隆声。

    江上的浮桥颤抖着，摇摇欲折，桥上拥挤着不顾一切冲向西岸的灰色人群：布满沙滩的伤员在血染尘埃中痛苦地扭曲抽搐。

    李德，仿佛在莫斯科的影剧院里，看一部战争巨片，他对眼前的惨烈的景象产生了一种陌生的遥远感。仿佛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连那浮桥碎裂，人群纷纷落进血红的江水里时的呼唤，都没有使他动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意前线上当列兵时总有过这种感觉。子弹对他迎面飞来时，他竟忘了弯腰。这种短暂的麻木状态，称作战争休克。

    这时，那含山的落日，蹲踞在越城岭高达2142米的苗儿山头，闪射出灿烂的光辉，悠然地瞪视着人间惨剧，就像威严狞恶的战神借用它的斑斓色彩，在中国大地这块古老的画布上，匆匆地抹了一笔。

    李德心头渐渐生起被嘲弄的怒火，狡黠的历史欺骗了他。

    纷乱的灰色人群，拥向正在燃烧的界首，那嘈杂的呼叫在远远近近的枪炮声的伴奏下，象一个声音嘶哑的解说员，对着壮阔的战争画面，不厌其烦地作着说明。

    大约有十几个人，向着李德藉以隐蔽的那棵千年老樟跑来。

    突然，他们一个个碰上无形绊脚石似地纷纷栽倒。呼啸的飞机子弹旋风似地在沙滩打出一片土花！李德感到硝烟从浓密的墨绿色的树叶间飘洒下来。他看到一个机关干部举着驳壳枪无望地向飞机射击，他猝然栽倒下去，而后血迹满身地爬起，直向樟树奔来，可是又被旋回来的飞机打中了，伤者的手捂着前胸，身体佝偻着剧烈地前倾，痉挛不止，仍然直奔他而来，似有话向他报告，他终于认出这是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他正下意识地跑过去迎接他。就在两步远的距离内，那个作战参谋的头颅咕咚一声触到地上，整个躯体紧缩成一团，那已经破成网状的灰布军衣立即浸满了血迹。

    军事顾问正要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把他抱到老樟树下，没想到作战参谋忽然从血泊中跃立起来，滴血的脸上双眼突凸，对他怒声直喊：“他妈的！这仗是怎么打的！”

    李德听不懂他吼叫的是什么，却感到迎面扑来一种凄厉可怖的怨忿之情，那喷火似的目光深深地灼痛了他，在他悚然而怔的时候，那鲜血淋漓的参谋奋然向上一挺，猛然向后仰倒下去。瞬间气绝身亡，他的两脚岔开，麻质的草鞋上沾满鲜血浸泡的黑色稀泥。

    四批敌机轮番轰炸，大地在五百磅的炸弹撞击下发疟疾似地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弹坑里冲出一股股热浪，把四周的人象草捆似地冲走！耳膜“嗡嗡”发响，每个细胞都紧紧绷起。

    透过慢慢散落的烟尘，看到大树伏倒，驮马狂奔，被炸者肢体枪支鞋帽行装一起飞进。

    有两个机关干部被半埋在土中，他们从中抬起脸来，这是两张可怕的脸，鲜血和着尘砂从鼻子、耳朵里流出。

    渡口边的河滩上，布满马匹和人体的残骸和两米多深的弹坑。坑中还冒着黑烟，那是死神的呼吸。在弹坑近旁的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带血的布条碎片。一个弹坑四周，竟躺着三十多具尸体。

    焦糊、血腥和辛辣的气味直刺鼻腔。渡江的人群个个脸色发灰乃到发黑，衣服全都失去了原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肮脏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尘的破烂的便衣或军装，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

    有许多人疲倦到极点，一登上江岸便倒卧在沙滩上喘息。

    黝黑的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森林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的安魂曲，悲壮、苍凉、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李德用抑郁的眼睛看着这一切。他那碧蓝的眸子里，昔日洋溢飞扬的热情神采已经熄灭了，忧心忡忡。

    在这种时候，1799年苏沃洛夫元帅在阿尔卑斯山中最困难最危险然而最终取得了胜利的进军的情景，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对这段传奇性的战史作过深刻的研究，反复地推敲了当时的每个细节。

    当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踏上征程时，他就预想漫漫征途上会出现类似的威武雄壮的进军。

    绝艰奇险中，方能表现出雄才大略和英雄本色。

    那时，苏沃洛夫率领全军，业已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圣戈达隘口，进入瑞士，来到敌军背后，但因作战计划泄露，功败垂成，反被拿破仑的大将玛塞纳包围于崇山峡谷之中，处境极其危险。由于俄国军队表现了罕见的英雄主义，在前卫战斗、后卫战斗、巧妙迂回敌军阵地、战术合围和全歼被围之敌等方面，作出了化险为夷、出奇制胜的举世公认的范例。

    恩格斯曾称赞说：这是“到当时为止所进行的一切阿尔卑斯山行军中最为出色的一次。”

    当苏沃洛夫处在危境之时，有的将领绝望了，萨逊诺夫向同僚们散布悲观情绪说：“我们整个军队都是衣不蔽体，饥寒交迫，赤脚走路，子弹已经消耗殆尽，看来，苏沃洛夫元帅的计划简直是个大失败，大错误！”

    可是，当时的巴格拉齐昂将军却不这样看，他说：“不，不，元帅的计划一点也没有错，无懈可击，堪称杰作。我们和大自然搏斗，通过了圣戈达隘口，我们已经争取了三天的时间，已经绕到玛塞纳背后来啦！”

    “可是，我们陷进了绝境，被敌包围在这里。”萨逊诺夫反驳。

    “这和元帅的计划全不相干，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任务。只是出现了意外原因。”

    这一段与目前境况近似的回想，使李德的焦灼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宽慰，一切的挫折，莫不出于意外的原因。

    李德，注视着湘江，不能不佩服这支军队，他们穿着不遮日晒，不挡严寒，甚至连皮肉都遮不住的破衣烂衫；时饥时饱地吞吃着临时到口的食物；带着伤痕和病痛，迈着血迹斑斑滞重蹒跚然而坚定的步伐，怀着不可动摇的意志和信念，面不更色地向着死神，向着茫茫无际的万水千山，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和耐力，辗转开进。

    “这是溶岩的奔流！”李德曾不止一次地发出赞叹。指挥这样一支军队，可以攀越比阿尔卑斯更高的山峰，创造出比苏沃洛夫所创造的更大的奇迹！

    李德焦渴已极，很想喝一杯温热的咖啡，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伸手向特大的军衣袋里摸烟，这是中国南洋烟草公司出产的普通的白金龙牌香烟，只剩了一支，他叼在嘴上，把烟盒拧了一下甩到身后。

    李德在撤离苏区时，给他配有一匹白色的坐骥和一匹灰色的驮骡。两个马袋里装满他专用的衣物和食品。这种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既是生活的必需，也是对他的尊崇，礼遇的高低往往是与威望相称的。

    渡过潇水，他的积存的两听咖啡和五听美丽牌香烟都已经用完了。他是个大肚汉，一餐可以吃掉半斤牛肉再加一只鸡。食品也用完了，他只能与中央军委首长一样，搞到什么吃什么。

    他很少骑马，也不让驮骡跟着他，那是飞机袭击的目标。所以他的供需经常脱节。

    公正的说，他并不过分留恋中国同志给他的优厚待遇，他之所以吃面包、喝咖啡，那是他的生活习惯。他是可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但他很重视仪表，在刚刚踏上征途而敌机尚未光顾时，他的高大的身躯，骑在高头大马上，望着前后行进的浩荡大军，他的确产生过稀世雄才的自豪。

    有两颗炸弹在界首镇内爆炸。几座石壁房屋在硝烟烈火中坍塌，飞进的瓦石带着与弹片同样的杀伤力，散落在五十米以外。那里传来女人的尖声叫喊——一种疯狂的令人心惊胆颤的惨叫声。

    房屋在燃烧，因惊愕而近乎发疯的半裸着身体的孩子四处乱窜。先期到达的红军筹粮筹款的人员，在救护受伤的群众，毫无指望地从废墟之中拖出已经奄奄一息的受难者。

    李德历经沙场，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地，面对死亡，见惯不惊，没想到在这个参谋的猝然死亡前竞觉得心惊胆怯。他已经从战争的遐想中完全回到了现实。隐隐觉得作战参谋的惨死和凝定的目光，向他显示了一种陌生而又可怕的东西。

    李德仿佛看到了那声音象炮弹的爆炸，声浪的碎片，带着对于历次失利的怨恨，打进他的脑海，嗡嗡直响。

    他把目光急忙从血迹模糊的躯体上收回，那血泊还在作战参谋身下扩展。几条弯曲的血流犹如活的触角一般，悄悄地向他脚边袭来，他急忙后退，独自回到了老樟树下，他的随员正忙着救护伤员。

    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已无前沿后方之分。那些骡马担架廉集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成了敌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这时，李德才张目望着缓缓北流的江水。从上游下来的尸体夹在断桥的木板之间，像散而又聚的木排。江水，血浆似的又粘又稠。弹痕累累的岸滩上，散乱着因负伤、死亡、疲倦而倒卧的人群，远处有人指挥着拖走被打死的骡马，在分割它的血肉之后，便急急地走向不可知的陌生世界。

    理查德·尼克松曾经说过：“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他，李德的地位，虽然还没有达到领袖的高度(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但他所经历的风险、自我克制和痛苦的内心斗争，却不比一个患难沉浮中的领袖更轻松！

    天色渐渐黑暗下来，深蓝色的暮蔼饱含着血腥味的硝烟笼罩着山野，绵亘的起伏的紫色山丘跟远方横断天际的越城岭(俗称老山界)重叠起来，只有西方的天际还飘浮着一条殷红的霞云，似雾非雾的暮蔼从江面上升起，远方的枪炮声在苍烟残阳中喧腾。夜，降临在湘江两岸，给惨烈的战争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飞机已经不再肆虐，嘈杂的渡口，灯火闪烁，前后左右的隆隆的炮声，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轻柔清凉的晚风里充满着火药气息，淡紫色的远方天际，不时闪现着桔黄色的光亮，象盛夏季节远方的闪电。

    李德突然感到一阵疲惫浸透他的全身，似乎一副重担沉沉地压在他的背上，他蹲坐下来，坐在老樟树隆起的冷硬的根瘤上，急切地等待着去跟司令部联系的参谋回来，却又惧怕等来的是意外信息。

    他离开他的独立屋子只有五十天的时间，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憧憧的黑影在湘江两岸的深红色的火堆旁晃动，远处的炮火在天际闪射着危险的红光。他感到一种原始的神秘。

    大地在炮声中微微颤栗，他感到了炮火闪光的灼热。所有的声音汇成一曲粗犷的战歌，象一支血的潜流和着战神的脉搏，从大地深处流过。

    在死一般的静谧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庄严。他记起在湘江东岸时，曾遇见一个披着棕蓑的战士，把整个队形都破坏了。他问他为什么不丢掉这件笨重原始的东西以轻装。那战士回答说：那是他的父亲的遗物。丢命也不丢棕蓑。他始终弄不懂那个战士为什么有此想法。至此，他才隐隐感到：他并不了解农民。更不了解中国的农民。指挥一支自己所不了解的部队，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目前的景象，与李德最初的希望反差太大了。

    当他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踏上中央苏区那些火热的山野时，他就把他的全部热情全部希望和全部幻想寄托在这块土地上了！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是他追求的目标。这是第三共产国际的要求。

    那时，他站在独立屋前，在绿油油的田间与山岗之上，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满天满地的红旗。那红色旗帜犹如石击水波似地向四方延伸开去。在巴伐利亚街垒战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在十五年后的异国土地上即将得到实现。

    红旗的波浪化成了粘稠的殷红的江水，那不是夕阳投落的霞光，而是千万红军战士的生命！

    英雄的梦，幻灭了。

    在这时，他才清醒地感到未来的前程吉凶难料：光明与黑暗，胜利和失败相隔着一层纸。他的内心在亢奋与痛苦中挣扎。

    随从人员从界首回来，告诉李德司令部正在设置，请他暂时进村去休息。给他带来的情况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

    李德并没有最后失望，只是没有想到在湘江两岸会出现如此大的挫折！

    “大概损失两万人！”李德嘟哝着，但他错了。大大低估了湘江一战的严重性。

    他希望部队拚死渡过湘江进入湘西，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与二、六军团会合，以求新的发展。而且此时此刻，任何后退犹豫便是死亡！

    他同随从人员向界首走去，又向血迹斑斑的湘江望了一眼，这最后的惨烈的一瞥，竞使他全神贯注地凝望了一生。

    二、万分危急的态势，十万火急的命令

    界首，是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水西靠大山。弯曲的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穷山恶水的桂北来说，这是一个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宝地。正象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数万大军来说，这里所能补给的毕竟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两棵粗壮的枫橡树，它高大、挺拔、苍劲、威风凛凛，傲岸的高踞于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干，撑起一把黄中透红的伞盖，荫护着在这个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世代臣民。

    军用地图铺展在客厅中的两张八仙桌上。参谋部人员请首长就坐。李德坐在朱德对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语流利地交谈。

    他们每人面前都放着水杯，但没有茶叶，白开水散发着蒙蒙蒸气。

    总部作战局负责人扼要而又精确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早就想到了。

    这次西征，与李德最初的设想很不一样，它并不象苏沃洛夫率领的那支在阿尔卑斯山苦战的大军，那支大军，佼若游龙，可以指挥来去。而中央红军的西征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既不能大踏步前进也不能大踏步后退，更不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动本身就是大搬家，一个“国家”的开动。

    参加西征的作战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个军团总数达八万六千余人，军委纵队(机关)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纵队(机关)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这里面还有老人、病号和怀孕的妇女，挑夫、驮骡、担架，还有那数不尽的辎重。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由于五次反围剿及远征的特殊性，最高权力领导核心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当时称之为“最高三人团”的机构，握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西征的全部权力。

    周恩来还留在湘江东岸，组织指挥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迅速渡江！然而这两个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下属各部门，即使在万万火急的命令连电催促下，仍然跚跚来迟！

    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有些事当时看是迷茫的，回头看又是清楚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对了一半！

    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那么关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许多结论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剖析。在战争的棋盘上，后人都可以进行复盘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历10月19日)。

    中央红军在湘南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中革军委立即发布命令：野战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具体部署的行进方案是：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两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26日，中央红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前进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此时湘敌刘建绪部队尚未到达全州，红一、三军团主力顺利地到达文市地区。

    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问，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此时，先头部队与后卫部队前后相距一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分路猛扑，志在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于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在湘江两岸展开！

    敌人占据脚山铺西北一带高山。事先已经坚工扼守。红军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然而红军必须象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红军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敌人有工事进退的依托。而我却是仓促进入阵地。

    一切不均衡，预示着这场较量将是残酷的！

    位于右翼的一军团，把界首交给三军团后，便急速向全州方面突进，由于刚上任的追剿总司令何健指挥的湘军先期抢占了全州，红军只好在全州以南三十里的脚山铺附近的丘陵地带进行扼守。位于左翼的第三军团正在灌阳、新圩一线与桂军优势兵力作战。

    这样，红军前锋部队一、三军团分左右翼控制了南起界首北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为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择这一段渡江，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一带江面宽阔平缓，水流不急。可以架设简易浮桥，并且四处浅滩均可以徒涉。

    11月27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经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仅有一百六十华里，如果此时决心摔掉坛坛罐罐，采用急行军的办法，一天一夜即可到达。可是，经过种种努力，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从11月28日和29日，拖到了11月30日。全军上下，这样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似乎都懂得又都忘了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何曾忘过？哪次电文不是十万火急？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未能做到。

    这样，不仅苦了前锋部队，使他们在数倍之敌的猛攻下，拚杀了四天四夜。更苦了后卫部队，使他们被阻于湘江东岸，陷入血海泥潭！

    蒋介石对西征红军追剿、堵截、围歼的作战部署，在作战局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标示得异常清楚。但这仍然是渡湘江前的基本态势。

    作战局负责人脸色暗淡，两眼凹陷，声音沙哑，他已经三个昼夜没有睡眠了。

    “我认为军委原先的预想基本上是符合目前的敌情态势的，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作战局的判断是这样的：蒋介石为了对付我们的战略转移，显然，他考虑过几种方案。在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有两点：一是害怕红军进军湘中，在湖南重建根据地；二是害怕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鄂、湘、川、黔扩大苏区。这一点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上完全看得出来。”

    作战局负责人，用红蓝铅笔点着地图上的标记：“第一，他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这是辛亮基师，这是李觉师，这是陶广师，这是陈光中师，全部开进广西全州一带在湘江两岸布防，与灌阳的桂军夏威的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我们当前与之激战的就是刘建绪和夏威的两个军。”

    他暂停了几十秒钟，以便首长们作些初步思考。

    “第二，蒋介石以吴奇伟的第四军和第五军的主力：也就是韩汉英、殴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

    朱德以惯常的平静掩藏着内心的不安，盯视着地图，低沉地说：“这一路非常讨厌，他的目的在于阻止我军北上。这对我们与二、六军团的会合，极为不利。”

    博古把朱德的话翻译给李德。

    精于图上作业的李德，当然非常清楚。他沉着脸，石化了似的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博古忽然发现李德脸上出现了一些平时不太显眼的疱块，他目光凝视着地图上的蒋介石的各路军马，他的心灵之翼飞翔得很远，而后又飞回来，落在严酷的现实上：如果被迫放弃原定计划，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李德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立即从僵化状态中活转过来，又恢复了信心：“一定要与二、六军团会合，不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李德近似挣扎的声调与平时的倔强自信的音调极不一致，在这种不协调之中，隐含着某种可怕的冲动和决绝的“不惜一拚”的心态。

    博古向司令部人员翻译了军事顾问的决心。军事顾问的决心是否正确，他心中无数。但李德的决心，就等于他的决心，他们两人的决心，几乎就等于最后决定。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博古凝望着朱德的敦厚严正的脸，希望从他的反应中，得出某种验证。

    但是，朱德避免干预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并且听出，李德的决心就是由自己的提醒激发起来的，他不愿多说，只让作战局的同志继续报告敌情。

    “第三，蒋介石以三十六军周浑元所辖的谢溥福师、萧致平师、万耀煌师尾追我军，他们进据宁远、道县堵住我后路，并防止我军进入桂北。”

    “第四，敌人以二十七军李云杰所率的王东原师和二十三师沿桂阳、嘉禾、宁远沿我军行进路线，拊我侧背。”

    “第五，敌人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从另一侧面拊我后卫。”

    会场沉默了足有五分钟，吸烟，喝水，踱步，盯着地图思考，博古请总司令发言。

    朱德沉静地评论道：“敌人分五路完成在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计划。蒋介石用心是很险恶的。他从人地相宜着想：以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是因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湘军进人桂境，彼此不会猜忌，以促成湘桂两军通力合作封锁湘江之目的。

    “现在，蒋介石的部份战役计划已经达到。但聚歼我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却被我们粉碎了。”博古低声将朱德的分析翻译给李德。

    目前的局面还是相当危险的。”朱德继续说，“一军团正在脚山一带与湘军激战；三军团在兴安、新圩一带阻击桂军。我们面对的是湘、桂军中的精锐，以疲惫之师对抗以逸待劳之敌，战斗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

    朱德要作战局的同志报告红军情况：“现在八军团损失最为严重，处在失控的状态，许多团队都失去了联系！”

    朱德说：“应该说已是溃散状态，这个新组建的军团没有来得及整训，部队缺乏战斗经验，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溃散是难免的！”

    “溃散”二字，太刺耳了。它象尖针似地刺进博古的耳鼓，他不愿意直译给李德。

    因为，关于组建新的军团还是把新兵补充给一、三、九、五军团以老带新，在“最高三人团”里曾有过争议。而他却支持李德的意见组建新的军团，仅是为了增大西征的声势，而不是增加实际的战斗力量。

    “五军团殿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打得十分艰苦。”

    “跟三十四师的联系恢复了吗？”朱德问。

    作战局负责人作了否定的回答。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

    博古不断地往上推动他的眼镜，显示出他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他那红润的嘴唇变得扭曲而灰白，那铅灰色的微微仰起的脸上浮动着凄苍与悲凉。

    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李德听到博古翻译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时，他的潜隐极深的漠然心境。因为他担心的并不是八军团和五军团的一部份部队的命运，而是下一步，中央红军能不能跟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对这个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目标，寄于全部的热情、希望与幻想：

    “放下沉重的背负再战斗，只要再打几个漂亮仗，一切损失(其中主要是他的威信和权力)就都可以挽回了。”

    这个沉重的包袱，只有与二、六军团会合后才能放下。

    “是不是议一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总司令用请示的口吻问博古，他发现博古和李德都有些走神。

    “是不是等恩来同志到了之后再议？”

    “也好，那得催他快些过江。”朱德征得博古同意，便对作战参谋说：“你对总政委说，我要到前线去，请他快来司令部。”他本想说“统管全局”，觉得守着博古、李德说此话不妥，就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军事会议暂告休息，警卫人员送来一脸盆火煨红薯请大家先垫肚子，说玉米糊糊很快就好。

    “这是谁烤的？”朱德拿一块翻转着，“一半生一半糊的。”

    “当然没有总司令烤的好了。”警卫人员甘拜下风。

    “检讨不如改正，煨几块好的留着，总政委喜欢吃。”

    朱德捡了块软的递给李德。

    此时，机要秘书送来一军团林、聂给军委的一份电报，是从脚山铺打来的：

    朱主席：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朱德一边吃着红薯一边看。看完后交给博古，博古择其要点翻译给李德听，然后问他如何回复：李德专心致志地吃着红薯，心不在焉地听着，眼里闪烁着病黄色的光。好象极力摆脱一场压在他心头的噩梦。后来才如梦方醒似地说：“先请总司令说吧！”

    他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苦笑，同时，脸上掠过一种烦乱不安的神情。

    朱德以一种直率坦诚的永不惶乱的目光，凝视了李德一会儿，而后转向博古。他是个厚道稳重而又深沉的人，博古虽然年轻而且有着明显的失误，他也绝不因此而不尊敬他：“博古同志，除了命令部队达成掩护红星纵队、红章纵队迅速过江之外，别无办法！”

    “是的！用火急的命令，催促中央纵队过江！”博古此时，可谓百感交集。自从他到中央苏区之后，短短的时间内，真是历尽了艰辛。他曾亲临过广昌前线，枪炮轰鸣、血肉横飞，和无穷无尽地争议，都无休无止地交织在一起，他目睹了各种场面，处理了数不清的事情。他象一个围棋新手在下一场布局混乱的围棋，上边的指令，下面的抗争，左右的掣肘，使他举棋难定，只能抬头看看李德：棋子该往哪里落？棋子按照李德的眼色投下去了。有多少对的多少错的几乎难以理清，湘江之战，使他真正看到了红军命运的危殆。

    不知道过了湘江之后还会遇上什么风浪和暗礁，他觉得全部精力已经丧失，心情分外沉郁。他是聪明的，经验却是贫乏的。他的智慧宝库中找不到解脱目前困境的任何启示，他只能又重复地再说一遍：“用十万火急的命令，催中央纵队火速渡江！”

    他们已经疲倦到极点。草草吃了送来的玉米粥，就在三官堂的一间小屋里安歇了，只留下值班参谋人员，有急事时唤醒他们。

    李德和博古刚刚躺下。互道了“晚安”。机要处又送来了三军团的急电，报告他们受到桂军的巨大压力，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委托总司令全权处理。

    朱德，在这时是这支红色西征军的大脑和意志的体现。他性格诚实，心胸宽广，谦和仁慈，忠厚长者之风掩盖着他品格的另一面——倔强豪放，临危不乱，遇敌不惊，一切处之泰然。这种可贵的品格除了一部分来源于他的天赋素质外，是在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靠不断地汲取人民身上所固有的优秀品德而逐渐形成的。

    他亲临火线的勇敢精神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勇敢富于思想内容，他的勇敢体现出意志坚强、目标明确，具有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顽强精神，不管统率十万胜利大军还是带领一个班的溃败战士，都能体现出他的将帅风范：绝不因为兵多将广而趾高气扬，也绝不因全军溃散而气馁心丧。他不怨天尤人，不争功，不诿过，永不懈怠地奋斗下去！

    他德高望重，但有时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中，由于他注重和主要分管军事，而处在不被重视的地位。譬如：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军革委主席，可是，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圈内就没有他。

    他也从不计较这些，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全副身心投入工作！历数红军所走过的路程，在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脱不开这只农民式的老军人的有力的手！

    “一定要他们镇定！”他盯着地图仿佛看着三军团的浴血奋战的战场。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尽诉的感情，如果不是压力过大，彭德怀是不会叫苦的。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大声说：“再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发报，十万火急，迅速渡江。每一秒钟，都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总司令，你也去休息吧，”作战局的同志语音里透着无限关切和爱戴，“夜间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

    “我等总政委回来，你们先去打个盹吧，总政委回来之后，你们抽两个人跟我到一军团去，全军突围的重担都在他的肩上了。

    如果他们不能顶住，在中央纵队还没有完全渡江的情况下，问题就严重了。”

    三、博古与李德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博古与斯诺用英语介绍他的生平时，斯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博古是我遇见过的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鼓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常称他‘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理得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上。他头脑反应很快，像周恩来一样敏锐，也许比周还要敏锐。”

    此时，他并不完全像斯诺描绘的那样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经历(1931年负责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四岁)，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自己似乎也觉得肩膀的稚嫩，他作为王明的化身，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危危乎几欲坍塌的苍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础稳固的顶天立地的高山？

    严格说来，博古获得如此职高权重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感到偶然。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巅的高度。他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决策能力。在这方面他都不够，他没有办法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时、彭德怀这些人相比！

    凡是意外的获得崇高权力的人，总是感到身心焕然一新，他会极力敦促自己的言行、迈出的每一步都符合这一崇高的身份，牢记住历史赋予他的重大的责任！

    在“最高三人团”中，他的能力最差、资历最浅，在部队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处在作最后决策的地位，这是历史偶然的安排。他并不是那种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满腔炽情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依重李德和周恩来。但是，在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中，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认为他是调和主义，而王明、项英等人则认为他已经迈到右倾机会主义边缘了！但他有办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却不用来决策。这样，博古偏向于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这位从二十四岁起就担负着领导重任的精明的年轻人，是不是一根擎天巨柱？

    他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那种短期军事训练，简直形同儿戏。他只能通过周围隆隆的炮声和湘江上的浮尸感到形势的严重。

    即使顺利过了湘江，即使打胜了这一仗，往后呢？“瓦罐总在井边破”！拖过十一能拖得过十五吗？他也希望快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没有李德那样坚强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怅然若失，他取下沾满灰尘的眼镜，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晕眩酸涩的鼓突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沉落江底的那种永劫不复的阴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权力骤然落进手中时，他振奋了很久，这种变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时难以适应，在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时，振奋之情也就淡化了，他产生了一种置身于绝巅危崖的惶悚感，在这种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他在保持他的地位的同时，却把权力之柄，委托给李德和周恩来，而他只处在选择决策的地位。由于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和国际顾问的身份，他的天平的指针自然会向李德一边倾斜。

    不断袭来的茫然心绪，远在红军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当他在广昌前线时，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常常感到精神紧张。那时，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他仍需要这根坚强的支柱，来克服时时出现的茫然若失的心情。

    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博古几乎没有个人的见解，只会点头摇头。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来，他把朱总司令当成一个经验丰富的可以信赖的按照别人意图专事指挥作战的将军。

    在博古心头，笼罩着双重阴影：一是红军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满情绪的毛泽东。他想起了项英对他的警告。

    不满情绪早就有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除了许多隐患，而现在却证明隐患并没有消除。

    李德已经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渐丧失。虽然他还是“最高三人团”的主宰，却已经不是众望所归为大家所依重的人物。许多事情已是不经他的过问便命令实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失去权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学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观，他曾一度强烈地表示要造出一个革命的热火朝天的大好时势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必将载入世界革命史册，不辱来华使命。

    在莫斯科，他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坐在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的列车上时，他就列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依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通过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中，他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

    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向他介绍了自己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的情景，他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还不知道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李德决心超越历次共产国际顾问，作出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就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由他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所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是太大了，人口是太多了！在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的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这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形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能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时，他才对中央苏、区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他失败了，就变成了闹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你很难从政治家的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你也不会从政治家在谈笑风生时看出他内心在哭泣；你很难从政治家的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的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的前程和对他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他们虽然都很因倦，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夜风从高山上扑下来，吹入门窗的裂隙，如泣如诉地悄悄低语，有时像辗转反侧的病人在呻吟，凭添了无限凄凉。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还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

    “这是不公平的！”李德丢掉烟蒂猛然从床沿上站起，在屋子里急步绕圈，像只困兽急于突破囚笼，但他终于压抑了冲动，停在博古床前，“打了败仗，优点也成了缺点。”

    博古也坐了起来，他的眼镜闪着亮光，颇带几分追悔地说：“看来，项英同志提出的警告，并不是多虑。让他跟随大军转移，这是一个失策。”

    “问题是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是莫斯科来的同志，都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跟反对国际路线的毛泽东搅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机会跟洛甫谈谈。毛泽东不断用他的反围剿胜利唤起这些人的回忆和对比，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怀念过去，不能小看他的影响。”

    李德眼前又出现了湘江边可怕的一幕，声调变得奇特而带凄恻地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几乎成了他的祈祷词。在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上，新出现的敌情，给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罩上一层阴影。

    李德说得不像往常那样有力。博古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月来李德经历着一个深刻隐蔽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天，尤其是眼前的时刻，他满脸淡黄色的茸毛和胡须，抹掉了他往日的勃勃英气，他的微蓝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莹的光彩，潜溢出一种郁闷难抒的痛楚。

    博古还发现，李德说的“我们一定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的差别的。难道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并没有丧失信心，但被湘江边的那一幕惨景深深地刺伤了，那个惨死在他面前的参谋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闪现，那生涩的令人产生亵渎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臆，使他产生了一种宿命感。他朦胧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他承认并不了解中国。他也知道，权力之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他在苏联的年代，正处在权力搏斗之中，那是十分残忍的斗争。

    李德在泡子灯上又点了一支烟，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绪越来越灰暗。他记起1921年在汉堡时，台尔曼曾让他读过一首歌德的诗。他只记得大意：

    在命运的天平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跟这次西征成败紧紧联在一起的，万一失败了，第三国际怎么对待他？失败的责任是否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时此刻，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争夺权力的子弹谋杀了。

    李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用脚碾碎，躺在床上。他的情绪不断反复。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在遭到危难的时候。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他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他父亲去世时，留给他母亲是五个未满成年的孩子，当时，奥托·布劳恩才六岁，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奋和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被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1917年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他被征召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这是他为自己贫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为列兵他在连续的拼杀中，获得了实战经验，也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战争结束，返回慕尼黑，重进师范学院，1919年，他获得了毕业证书。他的优良成绩，是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但他那进步的反宗教观点，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许。

    那时，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以自勉：

    献身的人是伟大的，即使他的处境艰难，但他能平静处之。那么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奥托·布劳恩在学院时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卷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进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的组织工作。

    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很快就成了着名的党的工作者，他积极地参加组建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共和国，从1919年4月13日诞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镇压)李德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活了还不到四百八十个小时，比巴黎公社的寿命短了五十二天！

    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垒战斗中，他编了一首“不获胜利，战斗永不休止”的歌。在枪炮声中，当作口号来喊。他不仅是战斗者，也是组织者，他以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表现得特别出色！

    共和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被捕三个月后，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国北部的汉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充实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读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劳塞维茨、汉尼拔、安东尼的各种论着，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马略》、《苏拉》、《凯撒》各种版本的传记。他既有理论修养，也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视东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蒙古的军事家的传略和记述，他不屑一读。即使到中国来作军事顾问，他仍然对中国的历代将领近于无知，对孙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农民，不懂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农民战争，许多农民起义取得政权，靠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政治的偏狭、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感作祟。

    1921年底他被捕人狱，五个月后，他越狱脱逃了。1924年春，他调到中央委员会作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任务，这个期间他研究了政治和军事问题和理论着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这对夫妻的幸福和爱情是短暂的，1926年秋，他俩双双被捕，投入以残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着的莫阿比特监狱。

    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他在狱中开始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战友(包括爱人奥尔加)的帮助下，神话般地越狱潜逃，他的胆魄、机智和勇敢，在柏林和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

    魏玛共和国(1919年德国艾伯特政府在魏玛城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和批准了《德意志共和国宪法》，通称《魏玛宪法》。8月11日宪法生效。德意志共和国宣告成立，史称魏玛共和国。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结束。)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在国内有几十个同名的奥托·布劳恩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广泛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那里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的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着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他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作为一个外国的考古学家要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的战术着作时，都惊奇的承认，他准确的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对他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

    四、目前与过去

    博古恍恍惚惚地坐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严寒封锁了苍茫的西伯利亚大地，茂密的黑压压的森林，急速地向后奔去。无边无际的荒野，象一幅熟悉的凄惨悲凉的图画。

    他非常奇怪，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冷硬的铺位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车上？啊！难道他们知道有什么灾难发生，在前边车站下了车？为什么不告知我？”他疑惑间，果然无边的林海在极度恐慌中喧腾骚动起来，他听到树木的折裂声，暴风雪铺天盖地，象愤怒的海潮咆哮而来。博古蜷起身体紧贴在板壁上，好象预防着一只猛兽向他扑击。

    荒野在呼啸中变黑了，象是无底的深渊。一棵枝椪狰狞的老橡树，这就是他在黑海之滨疗养胜地索契公园里见到的那一棵，“它怎么到西伯利亚来了？”他忽然发现那不是橡树，而是一头北极熊，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车窗玻璃“哗啦”一声碎了，一阵冷彻肌骨的寒风直透他的胸怀。

    他被冻醒了，全身颤栗不止。在马灯的昏黄色的微光里，他看见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曲腿辗转反侧。

    他感到奇冷，屋里马灯很暗，屋外的夜风卷起飞沙，“啪啪”地击打着窗棂。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们一行六十多人坐在奇冷无比的列车上，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漫漫旅行，那对他的革命意志和耐性是一种考验。车上没有暖气，火车头靠的是木柴做燃料来运行。他们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整整走了十二个日夜，没有餐车，只能在火车停靠时下去买些冰冷的食品，车上连一怀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悲惨的旅程，但革命的热情并未因西伯利亚的奇冷而稍减。”

    人的感觉有时非常奇怪。他从撤离中央苏区到目前只有四十来天，对中央苏区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觉得那是十分遥远的过去，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岁月，已经过去八年了，却历历如在眼前，他很想把这种奇异的感受告诉李德，但又不愿打断梦似的回忆：回想过去的一切，总是美好的。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和王明因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后来，批判立三路线，他们两人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王明赴苏前，两人回忆起这段斗争，兴奋异常，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的一首诗：

    痛苦留给你的一切，

    请你细加回味；

    苦难过去之后，

    苦味就变为甘美。

    博古每想到这首诗，总是怀着欣慰的心情进入哲理的沉思：“人，是要在苦难中磨炼的。”他望着李德的蓬松的乱发，心想：“这个人经过了多少人生患难啊！他现在的家在哪里？他没有任何亲人了。一个真正的以革命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李德涌起一种崇敬与怜悯之情。

    “那时的苏联，”博古继续想道，“虽然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旧制度已被推翻，新秩序时常遇到困难。但是，只有苏联，是真诚的支持中国革命的唯一盟友。”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从遥远的北方向他播散着光芒！王明此时在干什么？也许在共产国际宽大的会议室里高谈阔论，也许在俄罗斯温暖的壁炉旁拜读列宁、斯大林的着作。想到此处，博古对目前的一些议论深感委屈。他在毫无折扣地执行王明的指示。因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国际的指示，第三国际的指示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博古的逻辑推理是十分严格的：斯大林不会有错，因此，王明也不会有错，而他执行国际路线也不会有错。革命的挫折，带有客观的必然性，谁也没有办法。

    鲍罗廷于1925年10月7日在广州向国民党中执委宣布中山大学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后。选派学生去俄国学习的消息传遍全国，有志于革命的广大青年，踊跃应试，仅广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报名。

    那时候，连蒋介石在苏联考察时的手札中，也用恭谨的正楷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中山大学的成立与关闭，反映了人世间的一切态势的变幻无常。

    博古还清楚地记得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那座四层楼房，房前广大的校园里，白雪重压着枞树、山毛榉，中山大学的对面，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个圆形金顶给他以辉煌神圣的印象。

    博古听说，主持中山大学开学典礼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说，在第一批学员中留下了良好的鲜明的印象，那时，托洛茨基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威望”，这是一个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严酷的权力夺争中，它意味着：不清除别人就被别人清除。

    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长：他热情奔放，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就象一个普通人，他不修边幅，穿着几个月不换的深灰色的上衣，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的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在他来之前已经讲过的第一部分。他认为拉狄克是坦诚的，他首次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认为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一声，丢下他未讲完的课程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思索了很久，他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用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他的最信赖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那时，博古和同学们正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休养胜地特拉索夫卡度暑假。米夫和王明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宾馆里向同学们报告中国之行。他们的报告给博古心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逗留了三个多月，取得了政治资本，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用他所占有的第一手材料侃侃而谈，博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毛泽东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他的表决权，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书记。米夫和王明的带有倾向性的传达，在留苏的学生中留下了毛泽东无足轻重的效应。

    这种情况，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中得到了证实。他说：“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博古比洛甫更甚，他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新型的农民起义的领袖。

    博古看了看手表，已是十时五十分。

    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透着彻骨的寒冷。

    李德比他耐寒，在几经反侧之后，终于进入了梦乡。

    博古想起来了，做枕头的包袱里还有一件毛衣。这是他的爱人刘群先在莫斯科大学时给他打的。

    这件灰色毛衣曾唤起过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他轻轻地撑坐起来，门板“吱吱嘎嘎”地响了一阵，终于把毛衣加在身上。他突然看见李德两眼闪闪发光地望着他：

    “噢，对不起，我把你弄醒了！”

    “我本来就没有睡。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怕冷，是老的象征，记得我在1918年冬天，在意大利战线，在维托里奥威尼托的战壕里，只穿着单薄的已经不保暖的军衣。那时，年轻血热。”

    李德断断续续地说着，博古并没有很用心地去听，但他记起，在莫斯科时，没有现在怕冷。

    “莫斯科现在已经大雪纷飞了！”博古说得很有感情，声音微微颤抖，象一组阴郁的音符在寒冷的空气里荡开，慢慢地消逝了，复又归于沉寂。

    显然，这话勾起了李德的沉思，他索性披衣而起，把马灯捻亮对着火苗，点燃了香烟。尔后沉思地说：“那是多大的雪啊，足有两英尺深。那时，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我到莫斯科无产阶级师参加军事演习，那是非常严格的战斗技术训练。零下三十五度，我带着部队高喊着‘乌啦’，冲进敌阵，忘记了寒冷。”

    “是啊，零下三十五度。”博古应和着，他也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大雪天。那时，刚刚跟王明结婚的漂亮而富有诗人气质的孟庆树女士，忽然邀请他跟刘群先一同去游览新圣母公墓。这是一种大胆而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

    青春热血，精力旺盛得无处宣泄，忍不住要去赴汤蹈火，龙潭虎穴都敢去，难道还怕漫天风雪吗？新结婚去游墓地，这种“独创”精神并不是人人都有。

    莫斯科的雪景是美丽的。孟庆树用一句富有诗情的话概括了大雪后的莫斯科，她说：“上帝用一领洁白无瑕的大斗篷，把我们跟莫斯科包裹起来，预备送到共产主义天国里去！”

    莫斯科西南郊的新圣母公墓是世界着名的墓地之一，它占地六万四千平方米，被红色的垣墙护围着。墓地上古木参天，各具特色的碑碣雕像林立。它与巴黎的拉雪兹公墓齐名。各国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学艺术家，都怀着各自的愿望和需求到墓地来巡礼。

    这块墓地在十六世纪就初具规模，那时是封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专有墓园，风景绝佳，环境幽静，一位俄国贵族在生前游览墓园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死后安葬在这里那是幸事。墓地的宁静使死神也变得受人欢迎。”十九世纪，加入墓地的是百万富贾和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这里成了红场之外的最重要的官方墓地，安葬着高级官员、将军、英雄人物、政治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名流。

    四位俄语流畅的外国人，在这样的天气来墓园观光，使守墓人惊讶。

    墓园银装素裹，一片沉寂。他们的高筒皮靴踏着松软而洁净的沙沙作响的厚雪，在墓道上漫步，他们各人心里都产生着一种奇趣：

    博古：“我仿佛觉得墓中人在望着我们。感谢我们打破了严冬的孤寂，给他们带来了慰藉。”

    刘群先：“我觉得墓地的寒冷非常特别，这种冰冻凝固的清冷，使我的心都冻透了。”

    孟庆树：“这雪，使墓地变得纯洁、恬静、安祥、美丽，这些长眠者生前未必幸福，而在墓地却享受着永恒的安宁。”

    王明：“历史真情往往被后来制造的假象掩盖在坟墓中，死人注定是不得安宁的。”

    孟庆树：“你说得太残酷了。”

    王明：“这是对人生理解的深刻。”

    博古：“这是对人生的悲观。”

    王明：“人生总是带有悲剧性的。不要说那些被革命清除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拉狄克这样的革命者，也难说不是悲剧性的。”

    大家沉默了足有两分钟。“悲剧性”，王明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千百年的问题。谈话已经无法深入了。这几乎等于说：人生旅途高深奠测，好可怕啊。

    孟庆树似乎从无忧无虑的欢乐静谧中，慢慢滑近了万丈深渊。她的确不理解目前苏共中央和中山大学领导层所发生的斗争的根源。她原来是崇拜拉狄克的，没想到拉狄克竟然是苏维埃的敌人。

    入世越深心越寒！

    这位天真烂漫的女学生，也许在这时，才向险要的陌生的世界，投去最初的惊诧的一瞥。

    “我们都到过苏联很多地方：列宁格勒、第弗利斯(斯大林的故乡)、赫夫苏尔、巴统、苏呼米、索契、雅尔塔、塞瓦斯托波尔。我觉得苏联是真正伟大的，美丽的。”王明为了打破“悲剧性”引来的沉闷气氛，他把话题转换了方向，“不管革命的航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险滩，我们都将在共产国际的罗盘引导下勇敢航行。我们是为革命而生也为革命而死的一群，当舰船到达胜利彼岸时，我们就可以毫无遗憾地安息了。就象庆树所说，去享受永恒的宁静与幸福！”

    刘群先：“几十年后，我们也许像这里的死者一样，新的青年一代怀着崇敬的心情，踏着深雪来瞻仰我们的墓碑。”

    孟庆树：“你比我还浪漫。”

    王明：“并不浪漫。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死之后，我愿埋在这里，不为后人所景仰，而是为了能看到克里姆林宫红星的闪耀，能听到斯帕斯基塔楼上的钟声。”

    孟庆树：“那红星是世界革命灵魂的闪光，那钟声是世界革命脉搏的跳荡！啊！伟大的苏维埃，世界无产者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心脏！”

    孟庆树发狂似地张臂高喊，继而用跳跃和翻滚结束了她的朗诵！

    博古的回忆并没有给他带来王明抄的那首诗中的“苦味变为甘美”，反而使心境更为黯淡。他觉得王明应负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

    李德想的只是湘江惨败，他没法向第三国际交待，博古想得比李德更深了一层，他懂得“胜者为王，王者无咎”的道理，只要当权，一切错误都可以诿之客观，如果失去权力，那就罪责难逃了，“好事全归花大姐，坏事全怪秃丫头”！中国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以及苏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不就是镜子吗？他觉得有必要向李德诉说这种突然袭至的隐衷，但李德却已经发出了微微的鼾声。

    五、战地午夜图

    博古和李德都被闹醒了。屋子里挤满了刚刚渡过湘江的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注意屋子里已经睡了人，动作粗鲁，高声喊叫，开着不雅的玩笑。如果谁不能在这种环境里睡眠，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军人。军人是可以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往往认为在战火中的人，开口闭口离不开战争，这是一种误解。

    博古裹紧军毯只觉得暖了不少，静听着平时很少接触的这些参谋干事们的调笑、戏谑和议论。

    有的在铺稻草，有的铺着雨布已经倒头睡下了；有的在吸烟，各行其事。互相妨碍时，就会有几句短暂的不太伤感情却很粗鲁的争吵。

    “老陈，今天碰上中央纵队的一个背着蓑衣的马夫，恐怕全军上下只有他这样一件特殊的装备，太显眼了，敌机专门对他轰炸，就是炸不到他，你猜他怎么说？是他妈给他的护身符！”

    “你说得太夸大了。”

    “你不信？我敢断言中国一百年也消灭不了迷信。”

    “不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啦，还是管管眼下的肚子吧。哪位行行好，给点吃的！”发言者作出乞丐讨米时的祈求声。

    “等咱们跟二、六军团会合后，我请你吃我们湖南的名菜，沙锅煨狗肉。冬令最佳补品，治小儿尿床有奇效！”

    “滚你妈的蛋，等到那时候，说不定阎王爷早就请你去赴宴啦！”

    “战争，本身就是跟阎王爷赌博，互有输赢。”

    “咱们还是不谈阎王爷。虽然他是个好老头。还是谈吃吧，你们的煨狗肉未必真有。我们江西的安东鸡却是天下闻名的，我一说，就忍不住流口水，唐明皇最喜欢吃，不信？这是有史可查的！”

    “是不是杨贵妃点的菜？要不要再来二两白沙液？”

    “还是我们安福的火腿好，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钦定的，还写过一首火腿诗，其中有一句叫什么什么什么香。”

    “我们的永新狗肉最有名，专治遗精，比你的治细伢子尿床有价值。”

    “喂！喂！嘴巴卫生一点好不好，休养连的女同胞就住在隔壁！”

    “那又怎么样？你就知道她们不爱听？不想吃荤的可以去当和尚。”

    “我抛个文明的谜语让你们猜好不好？”

    “文明的？你老张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你听嘛：‘曲径通幽处，两谷夹小溪，洞内花隐隐，洞外草凄凄，老僧来往灌，归去醉如泥。’”

    “好诗好诗！”

    “好个屎，你小马没有结婚，根本猜不出。”

    “那是什么？”

    “回家问你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去。”

    有人嘻笑着，把极美好而又极下流的谜底，悄声地告诉了小马。

    小马恍然大悟，就像看到厕所墙上常见的那种肮脏画，“哎呀！丑恶丑恶，该打该打！”他扑过去在老张背上擂鼓般地猛捶。

    嬉闹的人照闹，睡觉的人照睡。

    博古颇有兴味地听着，这是无忧无虑快活的一群，是面对死神可以打哈哈的勇士。平时，在首长们面前不苟言笑，毕恭毕敬，除了“是，是，是！”没有心灵的展露。他一时感到“权力”的重负。当戴上“荣耀”的枷锁，心灵就不再属于自由了，有时神经极度紧张，近于颠狂，是多么苦恼烦闷以至焦虑啊！“我也是青年人！可我没法让自己年轻。我从来没有轻松过。”

    “你猜，老侯是在做什么梦？”

    “还不是过‘七七’？”

    “什么过‘七七’？”又是好奇的小马在发问。

    “这还不知道？牛郎会织女嘛！”

    睡梦中，老尤在“吱吱”咬牙，好像有咬不碎的刻骨仇恨；小秦在吸唇鼓腮咂嘴倒沫，好像津津有味地咀嚼篝火上没有烤熟的马肉；老陈含糊不清地喃喃着，正在与久别的妻子倾诉离情别绪；老侯的嘴大张口，露出一颗损坏的门牙，发出一阵阵痉挛的呼吸。

    马灯的亮光被捻小了，精力最充沛的人也困倦了。只有老王斜靠着背包吸旱烟，仿佛以此来抵抗伸到他脸前的两双泥脚的臭味。

    “老王，你在想什么心思吧？”小马仍不想睡，他透过昏黄的灯光，浏览着一幅或隐或现的《战地午夜酣睡图》，四周的枪炮声和周围的喧哗声，似乎和他们无关。小马具有诗人的气质，他仿佛看到所有人的梦海卷起的波澜：欢愉的，悲怆的，亢奋的，沮丧的，激动的，舒缓的，惊惧的，安适的，愧疚的，委屈的，高尚的，卑下的，遥远的，眼前的，恼恨的，眷恋的，恍惚的，清晰的，憎恶的，怜悯的，满足的，失意的，绝望的，希冀的，人间的一切酸甜苦辣，都在梦海的浪潮中沉浮翻腾，那是一个比现实更为丰富多采光怪陆离的世界。小马忽然想到：与其说人生如梦，还不如说梦如人生哩！

    “我在想，”老王沉思了一会儿说，“等我有了孩子之后，我一定带他到湘江来，对他说：‘你爷爷当年在这里打过白狗子。“爷爷，什么是白狗子，咬人吗？’小马你说，我怎么回答好？”

    小马也想不出如何回答。门口有一道电光闪烁，火蛇似地在屋里划了一下：“你们还不快睡？两个小时之后起床！”

    电光随着“啪哒啪哒”的脚步声走远了。

    屋里立即扬起一片鼾声的交响：如雷、如哨、如笛，长短、高低、抑扬、顿挫，有人说着含糊的呓语，有人像受酷刑似地在梦魇的折磨下扭动、呻吟、喘息、挣扎。

    李德没有睡。他听不懂人们谈话的内容，却听出他们的情绪。开头，他很不高兴，有人竞不客气地把他的腿推了一下，坐在他的竹床沿上“巴哒巴哒”地吃东西。他觉得国际顾问的尊严受到了亵渎。但他只好装睡，如果起来抗议，那就等于自找难堪。忍耐了一会儿就习惯了。短促的争执，唧唧哝哝的私语，满屋劣质香烟的气味，形成了一种战时常有的那种混乱嘈杂的氛围，而后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觉：

    他记起来了，那是慕尼黑起义失败之后，他和几个战友逃到乡村躲进一家农民的柴草棚子里。那时，他们为了打破战友们心冷意沉的气氛和制止互相埋怨指责的争吵，曾领头唱起一首古老的战歌：

    上帝把钢铁铸造成刀剑

    交到我们手里。

    它给我们刚强和勇气。

    战斗吧，人生不能为奴隶！

    神圣的祖国啊！神圣的旗帜。

    我们重新对你宣誓：

    我们要把压迫者处以极刑

    让乌鸦啄食他们的尸体。

    我们就这样进行赫尔曼之战赫尔曼，即阿尔米尼乌斯(公元前16～后21)为日尔曼族的一部落舍罗斯克族的首领。曾于公元后9年在条托堡森林歼灭罗马将军瓦鲁斯的3个军团，约两万人，被尊为解放日尔曼民族的英雄。

    高举着正义的大旗！

    此时，他也希望有一个拯救全军的上帝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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