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家逃出来后，张爱玲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了一起。母亲毕竟是母亲，有了真正疼爱自己的亲人的依靠，张爱玲顿时产生一种归依感及家的温暖。但在她迈出父亲家门之前，母亲曾私下传话给张爱玲：“你仔细想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从前，张爱玲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是学费、医药费、娱乐费，还是零花钱都用不着操心，家里会为她准备齐全。在她16岁之前，张爱玲从来没有单独到商店里买过东西。现在，离开了父亲家，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家里的一切财产。此时，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孩子。
但张爱玲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当然，她也直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怎么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张爱玲之所以将自己生平赚到的第一笔钱——五元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唇膏。足可以证明，她在对钱的使用上真的没有成为像她母亲那样的人，她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要苦了自己。但不幸的是，当张爱玲投奔到她母亲家里时，母亲手上的首饰、古董已经所剩无几了。对于这对准备相依为命的母女来说，钱成了她们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张爱玲的加入使母亲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母亲不仅要供她读书，同时还怀疑女儿是否值得自己这般孤注一掷的培养。由于母女在张爱玲年幼时去了欧洲，一去就是八九，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这样的两个在不同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相处一室，其差异便可想而知。所以母亲时常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身边这个不知有多大学问的女儿。而张爱玲也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这种怪异的眼神——母亲认为女儿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激励、失望是真实的。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爱玲升学。在母亲看来，张爱玲虽聪慧、有才学，但在日常生活中和为人处世上却显得十分幼稚。当然，母亲对张爱玲还是报有很大希望的，于是决定在两年时间内培养张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母亲细心地教她煮饭、用肥皂洗衣服，教她走路姿势——袅娜娉婷，教她会看别人的眼色，叮嘱她点灯后要立刻拉上窗帘，照镜子时要研究面部的神态，教她如果没有幽默细胞就不要轻易讲笑话……但是，两年还没过去，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便彻底失望了。母亲被张爱玲的个人修养方面的愚蠢气得不得了。例如母亲在教她笑的技巧方面，就使母亲哭笑不得。张爱玲并不会像大家闺秀一样，笑不露齿或抿嘴微笑，她一笑起来，有两种状态：一是嘴有多大就要张多大，咧着嘴好似给人家看自己的牙齿一样哈哈大笑，另一种就是美滋滋的傻笑，样子倒向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发现女儿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都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她竟然不知道电铃在哪儿；有一段时间，张爱玲生了病要天天乘黄包车到医院去打针，接连去了三个月，她却还不认识那条路。当张爱玲出乎意料地与母亲的那种半怜悯半挑剔的眼光相接时，她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庸俗、笨拙、懒惰和可怜。渐渐地，张爱玲认为自己“真是个废物”。当初逃离父亲家的兴奋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张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母亲对她的爱。正如她所说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现实社会中，张爱玲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母亲面前，她更是一个失败者。张爱玲或多或少地承受了某些压抑和不安。她的敏感与不安在这种若有若无的对比下不断加深，并且对母亲的看法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张爱玲曾说过，在父亲家里早已孤独惯了，所以突然要学做人，并且还是在‘窘境’中做一个淑女，简直困难。
受母亲的影响，正值花季的张爱玲深深地喜欢上了上海滩上各种摩登的服饰、五彩绸缎、琳琅满目的洋货，张爱玲不禁也是很向往。可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她享受这种奢华的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又提出了一个公允的方法让女儿选：若现在嫁人，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用学费装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不仅没有这些美的装扮，还要为学费之类伤神。
小小年纪却要多次被迫做出选择，选择父母、选择生死，现在还要选择前途。张爱玲笑着告诉母亲，她有一大部分生命的乐趣能够代替没有漂亮衣服的苦恼。因此，她选择继续读书。而从这一刻起，张爱玲的心底深处便产生一个心愿，她要设计自己的广阔天空，待中学毕业后，也要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张爱玲潜下心来好好努力学习。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远东区招生考试。在这场考试中，张爱玲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远东地区的第一名。但由于战争，她无法远渡重洋去上学。而伦敦大学当时的入学考试成绩与香港大学一样，因此张爱玲便独自一人乘船去了香港，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
此时的香港，经过百年的岁月洗礼，已经成了东方的一颗明珠。而当这个远离父亲阴暗的老宅以及母亲“淑女”的清规戒律的女孩看到这个全新的世界后，她这颗年轻的心真正地舒畅了。此时的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她现在自由了，能够尽情地读书了。可以说张爱玲一生中最美丽、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在香港学习的那三年。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性，同时，香港先进文化的刺激、启发，以及不调和的色彩与情调的渲染，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她后来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香港“传奇”中均可见。
在港大，张爱玲发奋图强，她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整日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反应机敏的学生，港大的某些课程也未必都是她所喜欢、擅长的。可她能够揣摩每一位教授的心思，因此每一门功课都是第一，而且她在两年内获得了两项奖学金。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说，他教了十多年的书，从未给过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十分看重成绩和分数的。在这三年里，张爱玲完全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优秀生。当然她为此也付出了极其心痛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放弃写小说的嗜好。
事实上，自从张爱玲识字那天起，无论上小学、中学，都有很多自发创作的作品，但是为了学好英文，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张爱玲苦练英文，不仅停止了一向喜爱的中文创作，甚至在这三年时间里没有用中文写什么东西，即使给姑姑和母亲的家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她还大量阅读英文原著小说，例如萧伯纳、劳伦斯、毛姆等人的作品，使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她唯一没有完全抛弃的就是绘画了，但这仅仅是因为绘画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她可以借此放松精神。
张爱玲生性孤僻，很难与人相处。她不太喜欢与其它同学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偶尔会去一下。她认为出去看人、随便谈天，不仅会使自己感到不安，而且还会浪费时间。因此她始终都将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习惯于洞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世相，但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渴望。这种自负的性格与后来结识外表看似愚讷，内心轻佻飞扬的胡兰成十分合拍。张爱玲自认为看透一切，不屑与人交流；而胡兰成却是自以为洞悉一切，他会用一些穿透力很强的话语表达出来，就像说中了张爱玲的心事一般。
在港大的三年里，张爱玲虽然充分感受到了其它同学身上的那些莫名趣味，但是真正能与她趣味相投、朝夕相处的，能够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的，能一起仅仅为了一杯冰淇淋、一块小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而欢喜不已的，似乎只有她的同学炎樱了。如果没有炎樱，张爱玲的整个香港的生活必然顿失生机，而且她还会失去许多感受生命飞扬的机会。这个阿拉伯后裔女孩倒是很风趣、活泼快活的，全身都迸发着喜悦的细胞。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就有《炎樱语录》几则。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上学时的快意与默契。
炎樱本名Fatima，音译后叫做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名字。炎樱很淘气，但做事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也与常人不一致，但这偏偏是张爱玲欣赏她的地方，即欣赏她的聪慧与绝妙；至于炎樱，她也十分欣赏身边这位个子高挑的中国女孩，惊奇于张爱玲心里竟藏有如此多的、细微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而又在历史与文学方面出奇的优秀。
在港大，她们俩一起度过了美丽、明快的时光，虽然张爱玲性格孤僻，也不喜欢活动，但她却奈何不了炎樱那种孩子式的天真无邪和阳光般的热情快乐。因为炎樱是混血人种，所以在香港她认识很多朋友，张爱玲便跟着她常常出去走动，从而更多地了解到香港丰富且复杂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她对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经验在她离港后的创作过程中，有着了潜在的影响。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日本被占领了。埋头苦读的张爱玲的寒窗生活也被中断了。对于战争，张爱玲感受得极为深切。她很早就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在上海，张爱玲在苏州河旁的炮声中逃脱了父亲的牢笼；紧接着，战争阻挡了她前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现在，就在她即将毕业且可以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时候，战争再一次阻止了她。
但张爱玲仍然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它：“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很不舒服，而且还会抱怨，但最终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去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难说此时的张爱玲是否内心一直超然，她这种对万物都冷冷的态度使得后来的胡兰成倒是很欣赏，并称此为“贵族的矜持”。
非常态的生活无情地撕开了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底子，平凡的人们到底捱不过空虚的绝望，而纷纷想抓住一点踏实的、稳定的东西。面对弱小、苍白的生命，许多人想到了结婚。张爱玲周围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时期选择了结婚，他们这样做只为了抓着一点两情相悦的感觉，以此来抵抗炮火、轰炸下生命的绝望与空虚。
期间，一对男女来到了张爱玲所在的防空办公室。他们想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那个男的是一名医生，平日里也许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此时的他久久凝视着自己的新娘子，眼里有种近于悲哀的恋恋之情。新娘是一名看护，生得矮小美丽，红颧骨显得喜气洋洋的。由于弄不到结婚礼服，所以她只穿了一件镶着墨绿花边的淡绿色绸夹袍。他们来了几次，每次都要等上几个钟头，俩人默默地对坐着，对看着，满脸堆笑，看得久了身边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在这灿烂的笑脸下，张爱玲体会到了生命的坚强与人性的宽厚，生命原来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的。毋容置疑的是，在香港经历了战争的张爱玲，已经形成了完整、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时代及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张爱玲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解，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走上文坛的基础。或许正是因为那一对夫妻的“满脸堆笑”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年之后的《倾城之恋》中那对平凡而又精打细算的夫妻才会在同样的兵荒马乱中发现了生命细微的光亮。轰炸、死亡、恐惧、仓惶中对爱的追寻，使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甚至已经不再重视、斤斤计较于未卜的前程，反而沉醉于眼前的琐屑欢乐以及一点点惊喜。张爱玲曾说过，人生所谓的“生趣”其实都存在于一些不相干的事上。理想、计划、前程是多么的遥远、不可靠，只有眼前的幸福、喜悦才是人可以牢牢抓住的。
于是，张爱玲在百般空虚、无聊中，重操旧业画了很多画。她似乎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时代，当时，她就是在课桌下面偷偷地画画的。张爱玲觉得，战争这段时间正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期。以后即使照着样子再画一遍都画不出来。当然，张爱玲的画和她的文字一样，都是那么犀利、一针见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人们的希望还是渺茫，生死依旧未卜。以后的路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就如现在南京宦海沉浮的胡兰成一般，谁知今日高居庙堂之上，云过雁飞后，他日命运又该如何？
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她还不知道，经过风雨洗礼将要出现最绚丽的彩虹了。真可谓是：
烽烟战乱前途未卜怎奈巾帼之志
风起云涌倾城才情沪城终闪星光
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一直留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虽然当时的上海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今天，上海仍然没有挣脱日本的铁蹄。虽然她看到了这一切，可她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她已经基本形成了只问己事，不管他人事的冷漠性格。就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母亲又已出国，于是她便投奔到了姑姑家。
在这以后的3年，正值张爱玲一生创作最为璀璨的时期。但她究竟是什么原因选择了职业作家这条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的窘迫。张爱玲在刚刚逃出父亲家时，就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人。”从香港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事实上，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因为战事而不得不辍学回来。原本她还想既然自己的成绩这么好，等港大毕业后便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但现在唯一可补救的就是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还是有很长远的眼光的，她对弟弟说：“总得有一张毕业文凭吧。”
而此时正赶上弟弟也要报考圣约翰大学，钱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爱玲只是叹了一口气。
张爱玲唯一可依靠的姑姑也没有多少钱了，无法提供学费，但她提议，转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当由张爱玲的父亲支付。因为当初她的父母在协议离婚时，其父亲曾承诺要负担张爱玲以后的教育费用，但张爱玲在港大的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出，所有费用都是她母亲负担的，现在只剩半年的学杂费了，理当由他出。对此，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张爱玲1939年初逃出父亲家后，她已经4年多没有同父亲见面联系了。即使在港大期间，也从未与同学提及她家里半句，换句话说，她与父亲之间的情份早已断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跑去向父亲要钱，未必能得到学费，反而还伤了自己的尊严。
张爱玲的弟弟倒是赞成姑姑的意见。弟弟私下里曾向父亲提到过张爱玲回上海后的生活情况及学费问题。父亲听后，些许沉默，说道：“叫她过来。”显然，父亲对她4年前离家出走仍耿耿于怀，就像她对父亲和后母未能释怀一样。几年里，双方都没有寻找一个相互谅解的机会。
几天后，张爱玲便回到了4年前的家。不过，此时的父亲家已从原来那栋豪华的大别墅般到了一座小洋房。后母提前得到了消息，躲了起来。隔了4年，张爱玲与父亲在客厅里第一次见面了，两人都甚觉陌生。张爱玲的神色更是冷淡，几乎没有什么笑意。她看到父亲渐露的衰敝象，正体现了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所普遍经历的境况。对此，张爱玲耳闻目睹之甚多，在她的小说《怨女》中就有这方面的描绘。父女俩对于4年前的事情只字未提，似乎都没有作好谅解对方的准备。张爱玲只是简略地将她要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及学费情况和父亲说了说。那一天，父亲是难得的宽容，不仅没有计较张爱玲的冷漠、无礼，而且还让她先去报名考试，并说：“学费我会叫你弟弟给你送去的。”
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孤傲不群的张爱玲在家里连十分钟都没坐上便离开了。只要把话说清楚了，还有什么意义在那里多待呢。张爱玲没有意识到，这次是她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她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但是父亲常常通过杂志、报纸、电影了解她的情况。不久，张爱玲就红遍了上海滩。她在文中多次提到父亲，在她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抽鸦片、粗暴、迂腐、无用、没落的形象。真不知道她的父亲在看过那些文章后有何感受。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张爱玲便于同年秋天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和弟弟成了校友。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转学考试中，竟然因为国文不及格而需要进补习班。这件滑稽的事情使张爱玲感到惊诧，也使那些教过张爱玲国文的老师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从小到大，张爱玲的国文修养都很好，或许是在港大三年里坚持不用中文的原因。但补习班开学不久，张爱玲便从国文初级班直接跳到了高级班。
自从母亲在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几年不知音讯了。张爱玲向父亲要了学费，就不愿再去向他讨生活费。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女子，不太愿意求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她需要自立、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其实张爱玲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初离开家，就是她主动放弃了家里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到港大继续念书而不做一个穿着华丽、锦衣玉食的少奶奶时，她就决意放弃依靠男人而生活的想法。但像张爱玲这样的家庭，多数女孩子的前程、命运都会是嫁个有钱人，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可那时的张爱玲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就像她的姑姑、母亲那样。
于是，仅上了两个月学的张爱玲辍学了。随后，她的弟弟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辍学了，俩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没有钱，又吃住在姑姑家，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她很早就想自己赚钱、经济独立。而此刻，张爱玲还不太明确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在港大三年里，张爱玲对教授的授课方法颇有看法和见解，例如她不主张教授多讲，而主张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因此在她弟弟建议她找份教书的工作或者做编辑时，张爱玲立即否决了这两个建议。因为此时张爱玲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虽然具备一流中文作家的才能，而且还有深厚的英文写作功底——这也正是她后来成为一个双语写作作家的基础——但张爱玲认为，教书不仅要底子好，而且要善于表达，能够将心中的看法与观点尽可能全面、清楚地表达给学生，也就是能说，“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张爱玲说。
当然，张爱玲说得没错，她自小就敏感内向，话少，朋友少，并且不愿意见陌生人。在港大三年里，除了炎樱，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不喜交往渐渐使她养成了孤傲不群的性格。若让她这么一个习惯于和自己面对面的人，去跟一大帮不大不小的孩子打交道，那着实难为她了。于是，弟弟又提议让她到报馆找个编辑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也不会经常出门交际。可她说：“我还是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了些稿子，也赚了点稿费。”
1942年，乱世才女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张爱玲选择作家这条路并非偶然，其实她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从小就被别人看作是天才，因此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便没有其它生存目标了。”此后的岁月也不断地证明，张爱玲最终是选择了一条天才的道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道路。
文学写作不仅成为张爱玲自谋生活的方式，而且还成为了她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一切，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张爱玲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提到几乎与张爱玲断绝往来的父亲。虽然父亲是一个满清遗少，生活放荡不羁，败家本领一样不缺，最终破败潦倒而死，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佩纶不仅官员而且还是一名学者，甚至还是一个热情饱满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李菊耦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张爱玲小的时候曾经见过此书，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十分精致。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张爱玲的父亲自然也喜欢文学。他以传统士大夫的方式，把文学看作是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
父亲之所以希望张爱玲强于弟弟，其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但父亲特别喜欢她从小就散发出的灵气。事实上，父亲是最早发现并培养张爱玲这种创作天赋的人。《摩登红楼梦》这篇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的游戏之作，书中的回目还是她父亲代她拟成的，此书看上去很像样。《摩登红楼梦》中的回目为：
“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
“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
“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
“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很明显，父亲对张爱玲的幼作十分认真，着意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张爱玲在读黄氏小学后，某个寒假，她仿照上海当时报纸副刊的样子，自己配图写作，编撰出一张以她家生活中的趣事为主要内容的副刊。父亲见了高兴不已。亲朋来了，父亲总是满脸得意地将这张副刊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小女做的报纸副刊。”
毫无疑问，父亲的文学素养与他对张爱玲创作才能的认识及鼓励，都使张爱玲形成了极强的创作兴趣以及创作才能。但是，对于这一点，张爱玲在文章中却很少提及。
张爱玲7岁左右就写了生平第一篇小说。那时她住在天津的老宅，没有了母爱，只是在家里的仆人和亲属讲给她的故事中寻找一丝快乐。处于寂寞生活中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写的是一篇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姑嫂相斗、相杀的故事。书中男主人公姓云，娶了个叫月娥的媳妇，而小姑叫凤娥。一次哥哥出门经商，凤娥乘机设下计策欲陷害嫂嫂。但张爱玲写到这里便停下去构思另一篇小说了。
由于此时的张爱玲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故事，所以她这次构思的就是历史小说。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印着小爱玲稚嫩的文字。开头是这样的：“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正巧这时一个叫“辫大侄侄”的亲戚走过来看，说道：“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当时张爱玲感到非常得意。只可惜就写了个开头。
张爱玲自9岁起便给《新闻报》投稿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小不点，与同龄人相比，略显成熟。她梦想中充溢的稚气显示了这位天才作家在其少年时代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少年，但同时也暗示了这个平平常常的少年，有着一个早慧的大脑，而且她总为了自己的欲望较早地掀起冲动的热潮，因此，她的梦想也就在稚气的少女时代开始了。但这次投稿却石沉大海了。
在她十一岁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言情笔调的新台阁体。受这种文体的影响，张爱玲又写了一篇小说《理想中的理想村》。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她在文中的语言充满了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布尔乔亚式的语句：“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十分注重对文句的修饰，词语绮丽精致，乍看之下并不像一个出入文坛的人。虽然张爱玲后来有些讨厌这种“新文艺烂调”，但对于当时的她而言，这篇文章却展示出了她丰富的想象力与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张爱玲的第一篇情节较完整的小说是这样的：女主角素贞同她的情人一起游公园。忽然一只玉手轻轻拍了下她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美丽的表姐芳婷。于是她把表姐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结果却酿成了三角恋的悲剧。最终，素贞投西湖自杀了。小说写在了一本笔记簿上，睡在蚊帐里的同学们相互传阅翻看，不久，上面的字迹就模糊了。小说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当时张爱玲的班上恰巧有一个同学姓殷，她说：“他怎么也姓殷？”于是提笔来改作“王梅生”，后来张爱玲又改了回来，又改了回去，改来改去的把纸擦穿了。她母亲看到这篇小说后，说：“那个素贞若要自杀，也决不会坐上一段火车跑到西湖去自杀呀。”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西湖是美的，即使死，也要死在一个很美的地方，这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尾。小小年纪的张爱玲，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唯美倾向，这也许是对她后来人生波折的一种暗示。
张爱玲第一次写出这么有头有尾的故事，便急于尝试创作大篇幅的作品。她首次尝试的就是那本父亲代拟回目的《摩登红楼梦》。受父亲的熏陶，张爱玲从小就熟读《红楼梦》，她甚至可以将《红楼梦》里诸多的人物统统搬到现代社会上来，热热闹闹地编造出另外一个喜嚷喧吵的故事：贾政坐在火车上，贾琏则是铁道局局长；贾珍来信说，尤二姐已经请下律师欲控告贾琏诱奸遗弃，打算狠狠地诈他一笔款子；主席夫人贾元春做了新生活时装表演的主持；被贾府打发出去的芳官、琪官进入歌舞团继续深造，却引起了贾珍父子与宝玉的追求；巧姐儿被绑架了；宝玉则哭着喊着要同黛玉一同出洋，家里通不过，两人便负气出走，最终贾母王夫人屈服了。但谁知，他们临走时，宝黛二人又拌了嘴，闹决裂，一时无法挽回，宝玉只得独自出国。一切虽喜气洋洋的，却没有什么深意或独特的意境，然而书中对喧哗热闹场景的渲染，足以证明古典韵味对张爱玲性情的浸染。
“一场红楼梦，十出西洋镜”。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调遣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有消化了的中西文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超凡的文学才能。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精通《红楼梦》中所有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够将它们平移到当代时空下。文中的想象、夸张、比喻，可以说，即使是当时最有力度的新文学作家也都难以企及。那一年，张爱玲才14岁。毋庸置疑，张爱玲后来的小说《金锁记》、《茉莉香片》等，其语言上的纯熟以及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早在这个时候有所训练了。
1932年，在张爱玲成为圣玛丽亚女校的一名学生后，她便以一个奇才逸女的特征脱颖而出。
在那里，张爱玲吸入了新的空气，这种气息不同于她在家中感受到的春日迟迟的气息。在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之一，而且可以算得上是贵族化学校。但圣玛丽亚女校与其它重英文轻国文的教会学校的教育风气不同，它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国文教育，校内图书馆里不仅有大量的中国书报杂志，而且还为学生提供很多发表本国语言文字机会与活动。中学期间，张爱玲这般特异的创作才能很快被发现了，而且得到了有益的鼓励。
根据圣玛丽亚女校国文教师汪宏声先生回忆，当年他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是因为一篇《看云》。
1936年秋，汪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自从汪先生授课，圣玛丽亚女校高中生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同学们的创作热情也有所增加，积极写作，各式题材都有，小说、剧本、诗歌等。但张爱玲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沉默与板滞，创作的文章依然绚烂瑰丽，神情依旧冷漠抑郁，看上去没有什么生气。汪老师在第一次堂课上让同学写作文，只给出两个题目任大家选一个，当然也可自己命题。但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了做一些说立志、说知耻之类的准八股文章，看着汪先生的“学艺叙”与“幕前人语”这两个题目，不仅感到异常，而且对于那个自由命题，更是毫无经验的事。一堂课下来，交上来的作文几乎都是在最后几十分钟内将三几百字联起来了事的，其中根本不知道“思想”是何物，更不知道如何发挥“思想”。但在这些文章中，汪先生被一本作文吸引了，题曰《看云》。这是班上仅有的一篇自己命题的作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瑰丽玲珑，尽管有几个别字，但整体上不乏飘逸灵秀之感。汪老师注意到题目下的署名——“张爱玲”。
虽然张爱玲在学校里表现得很沉默、懒惰、不善与人交流、不喜欢交朋友，甚至有时还有些萎靡不振，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她创作才华的发展，她所创作的文章总是那么绚烂瑰丽。因为汪先生的赏识，张爱玲在校刊上多次发表过作品，如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等，深受同学的好评。
有一次，汪先生利用一个课外国光会的组织，组织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刊名为《国光》。当时他很想让张爱玲做编者，但她慵懒惯了，不愿意编辑只愿投稿。于是她先后在《国光》上发表了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但她对这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并不满意。
这几篇处女作已经预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学天才。汪宏声先生对张爱玲寄予了厚望，常常对她说，应该好自为之，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但一向冷漠的张爱玲好像将她全部的热情和注意力注入了她的文章中了，从而使她在现实社会中更加冷漠、板滞，有时还让人哭笑不得。
《牛》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以后，书中表达了一种对下层农民的同情，体现了贫穷之下生命的悲哀。主人公禄兴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因为家道艰难，只好卖掉耕牛，又把自己娘子陪嫁的银簪子卖掉了。这样一来，春耕的时候便无牛耕田。他想将自家的两只鸡送给邻舍，以便向人家租借一头牛。刚开始娘子不同意，但最终也没有别的办法。牛借来了，但没想到那头牛的脾气很大，根本不服禄兴的管束。于是他略加鞭策，牛反倒向他冲了过来，牛狠狠地将角刺进了他的胸膛。就这样，禄兴不幸送了命。其娘子临此惨祸，悲痛欲绝，自己爱恋的东西似乎都长了翅膀，在凉爽的晚风中渐渐飞去，先是牛，然后是自己的银簪子，接着就是鸡，最后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张爱玲在书中这样描写她的悲伤：“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口，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犬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活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很明显，虽然张爱玲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文艺风气的影响，但在《牛》中她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意境的创造等问题。后来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中也多次这样尝试。
《霸王别姬》表现的则是另一种苍凉的美丽，从这本书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后期小说中清冷的气息了。这本小说是根据汪先生在课堂上介绍的历史小品知识与《项羽本纪》相结合而创作出来的。书中，项羽是一名“江东叛军领袖”，虞姬则是项羽背后的一个苍白而忠心的女人。在她看来，即使项王真的一统天下，她成为了贵妃，其前途也未必就是乐观的；因为现在，他是她的太阳，而她却是反射他的光的月亮，拥有他，她才感到有意义；某天他当了皇帝，必有三宫六院，他们的天宇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她们会与她分享这个太阳。所以虞姬私下里是盼望这个仗能一直打下去。在他们困于垓下的某天晚上，夜冷星寒，虞姬突然听到敌方远远传来的“哭长城”楚国小调。她便急匆匆地赶回营中准备报告项王，但看到熟睡的项王又不忍唤醒。“他是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根灰白色，并且阳光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这时项王醒了，听到了四面的楚歌，知道刘邦此时已经尽得楚地。“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的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翕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项王喝了些酒，然后命她同自己一起去突围，就是死也要死在马背上。但虞姬摇了摇头，不愿意跟他去。“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罢。”虞姬微笑着，从衣袖中迅速抽出一把小刀，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项王冲过去托着虞姬的腰，此时虞姬仍紧紧地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王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凝望着自己的女人。虞姬微微张开颤抖的唇，他只听见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一抹凄美的微笑凝结在生命的末梢，好似给生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此时的张爱玲仅仅17岁，对于生命流逝与消失，张爱玲显然有一种低徊的挽伤。她看到了生命中的美，进而用这种美代替了生命，深深的隐痛则成为了她后来小说中的悲凉底质。
这篇小说一经刊出，圣玛丽亚女校的全体师生都为其精湛、成熟的写作技巧感到惊讶。汪先生在课堂上更是对张爱玲赞赏有加，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霸王别姬》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判断几乎不会太出乎事实，因为以郭沫若的才力及他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他确实难以达到张爱玲的这种高度。当然，对于她这些少作，张爱玲后来也自嘲道：“这里面有我最无法忍耐的新文艺滥调的‘新台阁体’。”
在圣玛丽亚女校，张爱玲有时也会显露一下她才能中诙谐幽默的一面。例如，有一次她给《国光》投了两首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南袍，
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
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
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
白眼望青天。
事实上，张爱玲写这两首诗的目的是想戏弄两位男教师。第一首取笑的是学校里一位姓姜的老师，但姜老师为人随便，一笑置之；第二首取笑的那位老师却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为此，张爱玲差点就被校长开除，那老师也觉得闹大了，最终以“算啦，算啦。”了事。
凭借超凡的文章，张爱玲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的一位知名人物了。这使她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对于张爱玲来说，既无美貌，又有阴暗的家庭背景。因此，文学渐渐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她希望在文学里发现生活上最可爱的事物，找到这个荒乱的世界上尽可能完美的事物。虽然圣玛丽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化的女校，而且培养学生成为有修养的淑女，将来必然都是合格的太太，但这并没有阻碍张爱玲浓厚的文学情结的形成。这一点在她中学时期就非常明确了，但数年后，在她独自踏上文学之路时，这种意义必将日益彰显出来。
张爱玲在创作完《霸王别姬》后的第二年，便完成了《天才梦》，即1939年底。在这两年里，张爱玲常用的那支笔已经磨得珠圆玉润了。这本书完全脱去了她一贯厌恶的“新文艺腔”，而具备了她自己的风格。书中明亮的色调，巧妙奇警的比喻，自如洒脱的行文，都可以说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使其卓尔不群。
可以说，《天才梦》是一篇完全成形“张爱玲体”的文章。当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它表明了张爱玲已经意识到自己日后必然要以“发展自己的天才”为己任，以她的梦想为生活的目标。这是她唯一一次用中文创作的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也是她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唯一一篇保留下来的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应《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而创作的。在这次比赛中，她的文章荣获第13名。这个名次令张爱玲在很多年以后仍耿耿于怀。当时《西风》上注销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当时共有685人应征，共计13个得奖者。按启事的说明，应该只有10个人得奖，但因为群众投稿踊跃，组委会便多添了三个荣誉奖，张爱玲所得到的就是荣誉奖第三名。但在同年的8月，《西风》上刊登了获奖文章，只刊登了两篇，其中一篇便是《天才梦》，另一篇则是获第二名的人的文章。张爱玲对这个结果深感不平，不仅因为前几名获奖者的文章远比不上《天才梦》，而且在刊出《天才梦》之前，张爱玲不得不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忍痛割爱，对自己的文章大加删改，文章字数又5000一下子压缩到2000。几十年后，张爱玲还在《张看》集中提及过此事，认为这种删减大大“影响了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虽然张爱玲已经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了，但这篇文章的随意、灵畅以及用譬的恰切，都非常接近后来的“流言体”散文，而且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因此她的耿耿于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将张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她的知己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从这篇文章起，张爱玲便定下了自己创作的感情基调，一个无法彻底的现实社会，一个永远不会完满的情愫。哪怕是最美的事物，也会存在许多意外中的意外，从而使它增加了一些抹不掉的杂色。张爱玲曾说过：“生活是一件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跳蚤。”很明显，这句话里贯注了张爱玲对人生的苍凉的注解。
这篇文章仿佛就是一种气候的预兆，就在张爱玲万分失望地追忆自己从神童到天才少女的梦幻经历时，这篇文章正好成为了自己脱颖而出的标记。天才梦以这篇文章为终点，接下来的便是实现这个天才梦。
张爱玲这种对文字和文学的敏感和专注上承自她的祖父和父亲，所以在潜移默化中，文学其实也已成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了。而正是这一相同的信仰，胡兰成才会认识她，也才会出现那么一段令人嗟叹的爱情。
在港大的三年，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储备时期”，她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张爱玲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在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作品，其中有着“质”的飞跃。在港大的刻苦学习使张爱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在生活经历上有一定的积累。这也为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事实上，张爱玲最初是用自己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开始创作生涯的。1943年1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长达8页，其中还附带了她自绘的12幅发型、服装等插图。这篇文章的题目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张爱铃在文中细致、清楚地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以及服饰上的改革，那些插图也十分简洁、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这篇长文引起《二十世纪》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的极大兴趣，他先是被张爱玲流利新颖、还有一丝维多利亚末期英文风格所感染。在他得知这篇上万字的长篇文章及精美图画竟然出自一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后，便在“编者例言”中指出，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好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并誉张爱玲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有了梅涅特的赞誉，年纪轻轻的张爱玲欣喜不已。紧接着，她便一鼓作气，一年之中，竟然在该刊物上先后发表的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还包括6篇影评。这种创作频率是当时其他作家都无法相比的。而张爱玲写作的那些影评，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史发展与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些连袂而出的英文文章，使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立即凸现出来。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注重学习英文，在圣玛丽亚女校校刊发表的《牧羊者素描》、《心愿》就是用英文写的。在港大期间，她的英文更是达到了一种地道纯熟的程度，对此，张爱玲的姑姑确实大加夸赏，说张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化学”。刻苦的磨砺加上过人的悟性，造就了她一手漂亮的英文，也因此使她一鸣惊人。
1943年6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Still Alive》，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经刊出，便收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到这篇文章，它可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篇文章不仅流畅美丽，而且集中表达了张爱玲对世间百态的理解。张爱玲正式步入文坛后的创作思想，大多源于此处。这篇文章开头便写道：“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最开始就使自己站在了中国生活观察者的位置上，嘲讽中带着热爱。这种态度也频频出现在她后来的小说中。
从一个23岁女人的角度出发，张爱玲看到了男权社会温馨面纱下的虚伪与残酷，更清楚地看到了生命被忽略、被遗忘、被掩饰的悲凉。这是对人生真相的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发现。因此，张爱玲总是以一种洞彻入里的“眼光”看待人生与命运。看《空城计》时她就想：“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岗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遇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中，略有点凄寂的况味。”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中国文化历来是不太关注的，一般人也习惯于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紧紧地同社会秩序中的某一环节某一位置相联系，这样一来，在别人眼中，自己便是“成功”的，但这其中却压抑、忽略了生命中许多真正美好的事物，而且没有意识到“锣鼓喧天、张灯结彩”之外，其实还有一种明丽丰满的内心生活的存在。不仅自己如此，别人也同样，因此张爱玲说，“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可谁又能站到闹剧背面，清楚地看出我们生活中的滑稽与悲哀呢？张爱玲恰是这样一个女子，她能够直接、坦然地面对生命与生活，她不同于和她熙攘而过的行人。张爱玲后来寻找自我的一种基本尺度，便是被遗忘、被忽略的生命自身的美。
同年12月，张爱玲再次发表了名为《Demons and Fairies》的文章，中文译名为《中国人的宗教》，这是她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张爱玲创作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向外国人解释中国人”，虽然这篇文章的论题颇大，但她仍能谈微言中，整篇文章都保持着轻灵飘逸的风格。梅涅特曾赞扬道：“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但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张爱玲走上职业道路的第一步台阶，在她为《二十世纪》投稿的同时，她也给《泰晤士报》写过一些英文影评和剧评。在这期间，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洞察，对生活本身的洒脱，华美清丽的文风，都充分地表达出来了。例如她所创作的《中国人的宗教》，书中她谈到关于中国人的怀疑主义，“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张爱玲提到了大多中国人的普遍人生态度，“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不管有没有意义，反正是活着。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书中，张爱玲还以中国人缺少私生活的现象，引申出其中的弊端，“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便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必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
张爱玲就像一位坐在台下慢慢啜茶看戏的人，不动声色地看着台上喧哗吵闹的表演，偶尔还有笑笑。因此她的笔下，传统中国人的种种心理、习惯与行为方式，都一一凸现出来了。张爱玲向来都把人生及世界分成两部分：她认为，现实的人生大部分都是不可解的，而且充满了破坏与磨难，最终会沉落到重重的黑暗里；但是真实、可了解的人生，统统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而且还是一些偶然的、刹那间的情境上。对于前者，张爱玲的态度是嘲讽和不相干，但对于后者，她则报以深深的感动以及对沉默的生命的痛心。而梅涅特当时并不能理理这些思想，这也不是他那些闲适趣味文章的内涵。当时的散文或时评，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些内容。当然张爱玲也必然不满足，因为她自信自己“生来就是写小说的”，是一个真正为艺术诞生的人。
英文写作初获成功，使张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方光芒于上海文坛。
张爱玲之所以最先选择为英文报刊写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英文报刊的稿酬高于中文报刊。当时的她需要挣钱，挣钱不仅是现实生活所迫，也表明是她一种新生活的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照顾自己，自由自在，独来独往。张爱玲好像将她的姑姑看作是自己的榜样，她十分欣赏姑姑的独立、随和以及幽默，其实她们在一起相依为命生活了十余年。张爱玲希望自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一来就能按照一种自由、美的方式生活。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哪怕是父母的遗产，倒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自在，良心上颇为痛快。”在《二十世纪》上，张爱玲挣钱的目的得到了实现。这也不能单纯地讲杂志社付给她的稿酬，另一方面也是它赋予了张爱玲空前的信心，以及使其发展文学才华、以文谋生的能力。
在此种情况下，这位“颇具前途的青年天才”决意继续前行，她似乎看到了令自己振奋、光明的前途。张爱玲并没有忘记，4年前她从圣玛丽亚毕业时，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对她说，她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自1943年春，张爱玲的一系列散文、小说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开出了姹紫嫣红的花朵，她热情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寄予了一个年仅22岁少女的才思。
就在张爱玲为英文报刊撰写影评之类的文章时，曾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即《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欲以这“两炉香”叩开令她仰慕已久的上海文坛的大门。
也许是《二十世纪》给了她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并凭借对文坛内外情形的了解，张爱玲直接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社的主编周瘦鹃。为了使这次拜访获得成功，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著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当时，她的妈妈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便读到了周瘦鹃的“哀情小说”，因为受作品的感染，流了不少眼泪，并且还给周瘦鹃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种悲惨的小说结局了。听到这些周瘦鹃也兴趣大增，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张爱玲还带了一封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信。因为周瘦鹃酷爱园艺，这是她事先知道的。对于不喜欢见人、不爱交际的张爱玲来说，这次拜访她特意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剪裁合体的旗袍。
尽管在母亲和姑姑眼中，张爱玲这个天资聪颖的女孩缺少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这次独自为自己的未来命运敲开大门，却表现出了她的勇敢、自信与练达。
这位笔名为紫罗兰庵主人的周瘦鹃，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是当时与新文学作家分庭抗礼的言情作家之一，在小市民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在《礼拜六》杂志中提出“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的口号，这种趣味性、娱乐性十足的创作风格深受市民阶层喜欢，即使是那些正统的新文学作家也自叹不如。
张爱玲之所以会选中《紫罗兰》，是因为她本人不喜欢“新文艺烂调”，认为它是“台阁体”，她所热衷的还是“海派”那种言情之风。所以，她来到了体现上海小市民气味的《紫罗兰》杂志社。
此次见面，张爱玲同周瘦鹃谈得十分愉快。张爱玲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拿给周瘦鹃看。周瘦鹃认为单看这个篇名就非常妙，对这两部小说表示欣赏。他让张爱玲将小说留给他，最终是否能发表当然还得等他通读全文后再作定夺。
张爱玲走后，周瘦鹃捧读这两部小说，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这个年轻女孩竟然有如此老到凝练的文笔，将人情洞察得如此深刻。他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叫好。“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周瘦鹃心里十分清楚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天才”之作。虽然周瘦鹃是鸳蝴派作家，但也深通英文，翻译过西洋作品，具备过人的文学鉴赏力。他不但看出张爱玲小说中含有《红楼梦》、《金瓶梅》的韵味，甚至将其与自己顶喜爱的英国作家毛姆相比。能遇上这样一位天才作家，他复刊《紫罗兰》之事大有希望。后来，张爱玲听说到这个评断后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登上正式的上海文坛啊！
不久，《紫罗兰》复刊之后便在第2期上便刊登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而且两篇文章都占显著位置。这是张爱玲正式在上海文坛露面。
《沉香屑第一炉香》所描述的是香港战前的故事。在她点燃“第一炉香”的时候，她时常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她清楚地记得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色事。战争带给她的恐惧是无容置疑的，这使她在回到上海后，每次听到巨大声响都以为是港战时期的飞机此刻飞到了上海一样。最令张爱玲无法忘记的就是独在异乡时感受到的人情冷暖。香港之行使她真正感受到了孤独、人与人的冷漠。因此，在这种心境下，这部作品的感情也是冷的。而且是掩藏在表面的热闹之下的悲凉。在故事的开始，普通的上海女孩葛薇龙，来到了香港的姑妈家里。她不过是南英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希望在姑母家这里得到一些援助——学费，却没想到自己竟然堕入梁太太充满“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里，陷入那荒唐、肮脏的现实，及至最后将自身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整天不是为了替梁太太弄人，就是为了替乔琪弄钱。而她自己的未来，只剩下无边的荒凉与恐怖，不存在丝毫的希望。
车子转过湾仔，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便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接着一个，强光在车玻璃前一溜而过。此时，汽车驶进了一条黑沉沉的舞街。乔琪并没有看他，即使看也看不到，但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自如地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将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在凛冽的寒夜里，火光一闪一闪，他的嘴上好似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但是瞬间，花立谢了。只剩寒冷与黑暗……
但这两篇叙述“霉绿斑斑”的香港故事，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然而文艺圈里的人所注重的却是张爱玲那种奇丽清冷的文学才华，其中便包括《万象》主编柯灵。此时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应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月刊。在他接管《万象》之前，《万象》和《紫罗兰》类似，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为期纷纷撰稿，如师陀、郑文定、傅雷等。偶然间，柯灵翻阅起《紫罗兰》，在这本他不大瞧得起的刊物中，惊奇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柯灵的眼前顿时一亮：张爱玲是谁？如何能联系上，找她写稿呢？
正当柯灵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发愁之际，张爱玲竟然不期而至。当时，张爱玲穿了一件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清新，这种装束也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她的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让柯灵看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张爱玲还在书中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就是“喜出望外”。这次拜访的谈话内容简短且愉快。于是他诚恳地希望她能够经常为《万象》写稿。
前面提到的《心经》就是在1943年8月《万象》杂志上刊登的。从此一直到1944年元月，《万象》几乎每一期都要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则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颇具有影响力的文艺杂志，《万象》将张爱玲迅速推进了更大范围的文艺圈，张爱玲本人也因此快速达到了创作高峰。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发表出来了。《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金锁记》等，张爱玲就像一枚定时炸弹，瞬间在上海文坛的天空中炸响了！
她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无论题材、观念、人物塑造，还是章法结构，遣词造句都别具特点。这是得熟悉抗战文艺的爱国志士和熟悉闲适文学的普通读者都刮目先看、争相传阅。
柯灵在回忆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很快登上了灿烂的文坛高峰，同时又红遍了整个上海。”
对于此时年仅23岁的张爱玲来说，她几乎是一夜成名。瞬间跻身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文人的行列，成为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横空出世，不单单是她家人始料未及的，即使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简直就是奇迹。当然，张爱玲想过出名，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并且通过写作成就梦想。
但是，真正捧红张爱玲的不仅仅只有柯灵和《万象》，同时还有其他几家杂志社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杂志》。就在《心经》刊出的同一时期，《杂志》上便刊出了她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至于这个稿子是张爱玲自己送稿上门的，还是《杂志》主动约的，已不得而知，但随后刊出的《到底是上海人》便是约稿。在随后的两年里，《杂志》不惜花大价钱，为张爱玲出版作品集，以及为张爱玲召开作品座谈会。最终让张爱玲青云直上，成了上海滩的红人。
但是，在沦陷区上海，《杂志》具有一份比较复杂的背景。解放前，社会上的出版物一般分为三类，即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以大众市民口味为主的均属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则是一些具有相近思想、学术水平的人联合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顾名思义就是有政治背景的杂志。而《杂志》就属于第三类，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而且还直接地以多种形式为日伪文化活动撑场面。它与一般的消遣杂志的区别就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日伪”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它所发表的大多是各类实地报导、人物述评、专辑、记录等。在沦陷区上海，它周围汇集了一批颇有才华的作者，再加上它自身的特殊背景，使它在当时成为其他刊物，如《紫罗兰》、《万象》等都无法比拟的实力型刊物。
具有中共背景的柯灵非常清楚《杂志》的这种日伪背景，因此，当时他委婉地告诉张爱玲，由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还是希望张爱玲尽量少与《杂志》往来，甚至暗示她不要随便发表自己的作品。但张爱玲向来都是远离政治的，所以她并没有将《杂志》的特殊背景放在心上，再加上她此时成名心切，因此拒绝了柯灵的婉劝，仍然坚持与《杂志》合作。在这期间，张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当然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
她曾说过：“出名要趁早！”对于年轻的张爱玲来说，成名就意味着一切——一切完美与欢乐。当然这种欢乐也包括金钱上的独立与自由。就在这短短的两年里，张爱玲就像仙女散花般将自己创作的优秀文章撒向各种有影响力的杂志社，撒向广大的读者。人们为此惊讶、称赞、欣赏……
可叹乱世中这些文采斐然的杰出人物，过于专注文学之优美和细腻，而不关心社会，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其幸在于他们个人因此活得安然，其不幸在于，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胡兰成走上一条不归路，而张爱玲最后走上孤独之路。
当张爱玲在报摊上看到一本印有“传奇”两个字的书时，摊主热情地向她介绍：“这本书只剩两本了，你买走一本后，剩下的一本我是舍不得卖的。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爱玲’吗？”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张爱玲讲诉他所听到的关于张爱玲的秩事，却不知道眼前这位小姐正是他所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发行后，仅仅四天就一销而空。少年时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羡慕得事实。
《传奇》使张爱玲成为绽放于上海的一枝奇葩，而《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蓝绿色的。这也是她母亲十分喜欢的颜色。这并非张爱玲有意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她与母亲唯一、切实共同拥有的就是对文学的爱好。在她的记忆中，小的时候便与美丽高雅的母亲是疏远的，只有在母亲教她背唐诗的时候才是亲近的。为了吃到两块绿豆糕，年幼的爱玲每天都要在母亲的监督下认两个字。由此，童年时的张爱玲便是冷的。她不仅对自己冷，对别人冷，而且对这个世界都是冷的。这也就奠定了她的小说的基调，张爱玲表面上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但懂得她的人却能够感受到她的热情。出生于这个怪异的家庭，使她从小就培养出一种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这个世界掉眼泪。而是将她的眼泪都落到了她的作品中。就像《传奇》，里面充满了她、她的家庭、家族在岁月的年轮中落下的泪。
自从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小说《茉莉香片》发表后，张爱玲暂时从离开家庭阴影的会议中跳了出来，将目光投向了都市中成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天地》月刊第2期发表《封锁》、在《杂志》月刊上发表的《倾城之恋》以及《红玫瑰和白玫瑰》。在张爱玲此时创作的作品中，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男女主人公的私情往往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同时，作品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讽刺反衬出张爱玲软弱的同情。
敷衍不是张爱玲做文章的特征，她不满足于将笔停留在眼前的热闹上，而是将笔伸入了人的灵魂。她将人类暗含在内心深处的欲望赤裸裸地挖了出来。钱钟书的犀利、鲁迅的冷峻，她都多少借鉴了些。张爱玲以女人的角度，进行着善意的讽刺，她的作品中多了一丝细腻的生活感，她认为那些悲哀、喜悦、残酷、善良都具有日常性。这一点可以从她的那部《心经》得以发现。
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金锁记》，通过二十年后张爱玲又将它改写成长篇小说《怨女》，可以看出张爱玲自己是很喜欢这部作品的。虽然针对张爱玲的作品，傅雷曾有过严厉的批评，但是傅雷对这部作品倒是大加称赞，认为它是40年代文坛上“最丰美的收获”。
1944年，《杂志》为了使张爱玲快速在文艺界站稳脚，可谓是煞费苦心，除了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43年8月，安排她参加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会。在发表《金锁记》、《倾城之恋》之后，《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女作家座谈会”，当时还邀请了上海滩众多走红女作家，如苏青、潘柳黛、吴婴之、关露、汪丽玲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杂志》有意安排初出茅庐的张爱玲做主要发言；使张爱玲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她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后，《杂志》社便在康乐酒家召开了“《传奇》集评茶会”，到场的有上海社交圈、文艺圈的众多知名人士，吴江枫、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实斋、钱公侠、谭正璧、谭惟翰、苏青、袁昌等纷纷就张爱玲的作品谈了自己意见。此后，《杂志》还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即邀请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李香兰与张爱玲见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提到，张爱玲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因此，她在出席这些活动的时候常常会邀请炎樱一同前往，因为她毕竟不善言辞。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杂志》社的努力下，奇迹出现了。就在1944年短短几个月里，上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张爱玲，一时间，她真的成为上海最耀眼的一颗文艺明星。炎樱在一篇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中提到，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在街上便成为了受人注目的人。有一次一群小一点的女学生跟着她们身后，喊：“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都好奇地频频回头看她们。曾有一个外国绅士跟在她们身后，可怜兮兮地想让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炎樱叹在文章中感叹：“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由此可见，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滩“倾城倾国”的人物了。当然这也正实现了她少年以来的梦想。
尽管成名后有一些不便，但是张爱玲喜欢这种崭新的“卖文生涯”，她曾说过，苦虽现在苦了一点，但是她十分喜欢她的这份职业。真可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过去的文人大多依靠统治阶级吃饭，但现在的情形变了，她庆幸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那些拥护他、买她杂志的读者。张爱玲在她的《童言无忌》中说道：“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但没想到，梦想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这种奇迹般的崛起也存在其他的客观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孤岛”沉没后，茅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上海文坛顿时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柯灵对此解释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在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知情之言了。
若用张爱玲作品中的一句话对此评价的话，那就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一句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对此，张爱玲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她的散文集《流言》里所附带的一张作者照片上有一句题词：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1944年，既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又是新文学史上的“传奇”时代。可以说，这一年是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她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短暂而明亮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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