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反对，以编织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两大罪名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推翻了萨达姆的独裁政府。此后美军出动大批人马，挨家挨户，翻山越岭，几乎搜遍了伊拉克的每一寸土地，却没有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支持本·拉登的证据。面对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些错误的情报。这就推翻了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仅有的合法性，使它成为一场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
正是因为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也就遭到了伊拉克爱国民众的顽强抵抗。战争之初美国凭借其精心准备与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以及萨达姆的不得人心、指挥失当与官兵的反叛，仅用三周的时间、很小的代价便夺取了伊拉克首府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很快反抗的烽烟四起，伊拉克到处燃起了抵抗美军占领的怒火。如今这场战争已持续了近两年。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反抗分子往往采取自杀式恐怖袭击，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周边人众（其中一些是无辜群众）炸得血肉横飞。美军则对反抗分子的据点或怀疑是恐怖袭击者狂轰滥炸，肆意扫射，使更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美国政府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要把受苦受难的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给他们以自由、民主和幸福生活。然而结果是数万无辜的伊拉克人失去了生命，数十万伊拉克人失去了亲人，数百万伊拉克人生活在困苦中。伊拉克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伊拉克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战火的恐怖之中。战争也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它已夺去了1 300多名美军官兵的宝贵生命，它使美国纳税人的上千亿美元化为灰烬，它使美国在国际上威信扫地、盟友散失、四面楚歌。
这样一场战争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热爱和平、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反对。布什政府在发动战争时，虽然也遭到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但大多数美国人民出于对恐怖袭击的担心给予了支持。但随着所谓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谎言被戳穿，随着战争的遥遥无期和美军损失的加重，国内反战情绪开始上升。一些阵亡士兵的家属发出了“别拿我们的孩子去当炮灰”的怒吼。他们组织起来，控告政府，开展反战运动，反战游行示威不断发生。许多在伊拉克作战的士兵也感到迷惘、困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别亲人万里迢迢来这里作战。个别士兵甚至因为“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美国军事医疗健康咨询小组的调查，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人中，每10万人就有17.3人自杀，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美军自杀率为3.6人/10万，越南战争时为15.6人/10万。许多有良知的军政官员和知识精英开始反思这场战争。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是一场灾难”，“根本看不到一丝曙光”“看不到出路”；认为布什已输掉了这场战争，“布什没有找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基地组织的事更糟，他在那条战线上已经输了。他也无望实现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美国在伊拉克会比在越南输得更惨。美国《名利场》杂志编辑格雷顿·卡特在最近出版的新书《我们所失去的：布什统治下的美国》中尖锐地指出：“布什做出的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是轻率鲁莽和毫无必要的。伊拉克既不是敌人，又不是真正的威胁”。它使“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良好声誉。我们失去了‘9·11’之后全世界给予我们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变成了恐惧和仇恨。我们失去了生命和盟友，失去了特权和自由，失去了本可以用来真正打击恐怖主义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可以公平地说，在乔治·W·布什时代，我们失去了方向。”2004年10月12日，美国150多所高校的650多名外交政策专家联名写信给总统布什，坦率地指陈“美国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的现行政策是自越战时期以来最受误导的政策，该政策损害了与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作斗争的事业”，劝告布什政府不要在伊拉克“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滑，由“9·11”后的90%左右下滑到2004年的50%左右。
伊拉克战争确如越南战争一般已经并正在继续给美国造成巨大伤害。30多年前，美国为了扶植腐败无能的南越傀儡政权，阻止越南统一，派出数十万大军越洋远征，历时十余载，牺牲了5万多名官兵的宝贵生命，耗资上千亿美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狼狈撤离。越南战争使无数美国家庭失去了亲人，给美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他们发出了“别拿我们的孩子去当炮灰”的怒吼，掀起了反战运动的怒潮。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撕得四分五裂，也导致了美国力量的衰落，迫使美国进行战略收缩，承认世界出现五大力量中心的现实，对外推行缓和战略。如今越南战争的悲剧正在重演，美国社会正被伊拉克战争撕得四分五裂。这就势必削弱美国的力量，使其一超独霸的梦幻终难实现。2003年5月，美军刚刚占领伊拉克之际，美国一些著名学者就提出了“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力量走向衰落”的论断。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过分依赖军事力量的政策和因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自负而产生的傲慢态度，再加上缺乏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正在导致美国的力量走向衰落”。乔治敦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钱指出，“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并不能维持美国的单极格局，相反美国更有可能被贴上‘侵略国家’的标签，美国衰退和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伊拉克战争不仅使美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在国内也引起严重不和。可以说，只要伊拉克战争不结束，社会的分裂就难以愈合。从情势发展来看，伊拉克武装分子的抵抗还会继续不断，伊拉克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美军的伤亡将继续增加，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会继续加强。美利坚帝国的力量将在内外的反对声中不断削弱，一超独霸终将美梦难圆。
“软实力”的缺失 美国的一些政治领袖、知识精英竭力鼓吹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一超独霸，除了自居拥有举世无敌的经济军事实力，还自傲拥有强大无比的“软实力”，是世界上最自由民主幸福的国度，是人类的希望与世界的灯塔。2002年美国学者雅各布·尼德尔曼出版的新著《美国精神》，也从头到尾反复宣传“美国即人类的希望”。从表面看来，美国的“软实力”着实不小，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一节所述及的。然而我们只要深入到美国社会内部就可发现，美国的“软实力”并非她自认为的那样强大，美国这个“楷模”也并非她自认为的那样完美。她不仅患有许多国家都患有的痼疾，并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患有一些国家并未患有的痼疾。这些痼疾经久不愈，积重难返，折磨着她的肌体，也损毁着她的形象，使世人对这个“希望”与“灯塔”大大地打上了问号。
（1）富者敌国，贫者无家
贫富两极分化是许多国家都有的现象，但美国则是贫富悬殊最为严重的国家。请看一组数字：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04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世界首富仍为大名鼎鼎的美国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其总资产为466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是美国股票证券大亨沃伦·巴菲特，总资产429亿美元。排名第三、第四的为德国的卡尔·阿尔布雷克特和沙特王子瓦立德·本·塔拉尔，资产分别为230亿美元和215亿美元。排名第五的是微软公司的另一创建者保罗·艾伦，资产210亿。并列第六的为世界零售业巨头、美国人萨姆·沃尔顿的5个遗属，各有资产200亿美元。这就是说在世界最富有的10个人中，8个为美国人。
美国这些富豪们究竟有多富，让我们再作一个比较。
2000年，拥有7 500多万人口、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的千岛之国菲律宾，其国内总产值为237.9亿美元，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资产的一半多一点；拥有1 400多万人口、面积达272万多平方公里、居世界第8位的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总产值为180多亿美元，不及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一半；拥有4 900多万人口、面积达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欧大国乌克兰的国内总产值为314亿美元，不及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总资产。这三个国家就其人口或领土而言都已在世界上属中等规模的国家，但其国内总产值均不敌美国这两位富豪的总资产。如果我们再拿出两个小国来相比，其结果更令人瞠目结舌：1999年，拥有480万人口、12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拉美国家尼加拉瓜国内总产值为19亿美元，仅为比尔·盖茨总资产的1/24，沃伦·巴菲特总资产的1/23；人口10万、面积747平方公里的大洋洲岛国汤加的国内总产值为1.3亿美元，仅为比尔·盖茨总资产的1/358，沃伦·巴菲特总产值的1/330.美国富豪之富，真可谓富可敌国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也有世界上最穷的穷人。这批人约有三四百万，被称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ers）。它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背着破行囊到处流浪乞讨，晚上露宿街头或公园的长椅上，冬天蜷缩在楼房的暖气出口处。笔者在美国就曾多次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穿得脏兮兮，或手提垃圾袋在垃圾桶里乱翻，或伸手向你要一枚硬币。
以上所举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就总体而言美国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对此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华·沃尔夫也坦陈：“在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不仅如此，这种不平等还在以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速度持续扩大。”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6年6月20日发表的报告，从1968年到1994年，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年均收入从7.3万美元增加到10.5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加了44%；而最贫困的20%家庭的年均收入只从7 202美元增加到7 762美元，仅增加了7%，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拉大最为突出的是大企业总经理阶层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经理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1倍，到90年代中期已高达225倍。美国《商业周刊》1993年上半年与标准普尔合作，在按资产市场排列的前365家美国大公司中，各选收入最高的两名经理人员，对其收入情况做了调查。结果发现，这730位经理1992年的平均收入达3 842 247美元，其中467人的收入超过了1 000万美元。这些经理的收入是它们公司员工平均收入的157倍。1999年该杂志再次调查发现，1998年大企业总裁的平均收入达1 060万美元，为蓝领工人平均年收入的419倍！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美国10%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重，1989年为61.1%，到1994年已提高到66.8%，5年中增加了5.7%；而10%最贫穷家庭1989年平均负债超出财产4 744美元，到1994年平均负债已超出财产7 075美元。
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动摇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社会和前途的信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5年冬季就美国人对现状的看法在全美20个大城市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调查表明，53%的人对前途感到担忧，2/3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60%的人担心自己子女的日子会比现在还糟，57%的人认为社会正在走向分裂，“美国梦”已成为一种空想。其时正是美国“新经济”高奏凯歌，美国进入战后经济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时期，尚且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对现状与前途表示不满与担忧，足见美国贫富悬殊痼疾之严重。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但和其他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即使和其近邻加拿大相比也不能及。这自然不能满足民之所求，社会所需。这就不能不使许多国民悲观失望心生愤恨，从而使这个自封的“楷模”黯然失色。
（2）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大陆和拉丁美洲30多个国家都是移民国家，多种族、多肤色是其共同特点，白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遍较高，但美国却是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国家。
美国的种族歧视首先表现在对黑人的歧视上。
1992年4月29日，美国第二大城市、西部大都会洛杉矶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黑人骚乱。这场骚乱持续了3天，造成54人死亡，1万家商店被毁，死亡人数超过美军在海湾战争中阵亡的人数，物质损失达十几亿美元。最后美国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才平息了骚乱。
在作为世界首富的美国，在似乎遍地黄金，令多少人垂涎，许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入境的美国，缘何还会有如此大规模的骚乱？
原来，1991年3月3日晚，25岁的黑人司机罗德尼·金恩在洛杉矶郊外超速开车，被警察拦截，4名白人警察逮住他后，不问青红皂白痛打一顿。事有凑巧，白人警察野蛮殴打黑人金恩的全过程被洛市一位叫做何乐戴的居民从自家阳台上悄悄录下，第二天便送到当地电视台播放，在播放的81秒长的录像片中，警察共打了金恩56棍。金恩被打翻在地后，警察还继续用脚踢，用拳头和警棍毒打。一位警察还肆无忌惮地喊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揍人过瘾了。”录像播出之后，举国大哗，4名警察遭到起诉。但由10名白人、一位亚裔、一名西裔组成的地方法院陪审团竟宣判4名警察无罪释放，燃起了黑人的满腔怒火，从而导致了这场骚乱。
其实，4名白人警察毒打黑人金恩一案只是这场骚乱的导火线，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美国黑人自17世纪初开始被从非洲贩运到北美充当奴隶以来，经过长达300多年的斗争，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和白人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然而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与歧视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仍然随处可见。在政治上，和白人相比，美国黑人仍然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地位。美国黑人占全国人口的12%，但到1980年，担任公职的人数还不到全国民选官员的1%，大大低于黑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1982年，在国会535名议员中，黑人议员只有21人，占3.9%；在7400多名州议员中，黑人议员只有347人，不足5%。在50个州中，黑人州长寥若晨星。在经济上，黑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白人的57%左右，失业率为白人的2至3倍，年轻黑人的失业率保持在30—35%，有1/3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半黑人儿童在贫困中长大。由于广大黑人生活贫困，教育水平偏低，多数只能从事又累又脏的体力劳动，很难找到薪酬优厚环境舒适的工作。在南方各州，60%的黑人是农业工人、手工业者或雇工。在北方各州，绝大多数黑人集中在大城市从事建筑工、清洁工、勤杂工等体力工作。在美国高校和科研部门中，黑人教授只有1.1%，获得博士学位者只有1.8%，硕士生2.7%，科学家和工程师2.5%，科研部门经理1.8%，总经理2.9%。在许多城市中，黑人与白人的住宅区形成鲜明对照：黑人区住宅拥挤，房屋破旧，白人区栋栋别墅绿茵环绕，环境幽美。
黑人与白人除了存在这些巨大的反差外，继续遭受着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或种族偏见较深的人的歧视乃至迫害。1993年4月，21名身着便衣的总统保镖一道前往一家餐馆用餐，坐定不久，侍者就给15名白人端来早点，但坐另一桌的6名黑人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尽管他们几次礼貌地提出要求。同是白宫特工人员，却受到如此不公平待遇，使几位黑人备感“羞辱”，不得已向法院提出起诉，指控餐馆“出于种族原因而拒绝为原告服务或拒绝向原告提供食物”。在不少地区，白人居住区拒绝黑人入住，即使后者是收入不菲的成功人士。近年来，美国屡屡发生黑人教堂被焚、无辜黑人遭受白人种族主义者殴打屠杀事件。2001年4月，辛辛那提市一位黑人被白人警察无故枪杀。同年，两名白人种族主义者在一黑人教堂放置炸药，致使4名黑人被炸死。
此类事件不胜枚举。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鸿沟，黑人尽管法律上获得了和白人平起平坐的公民权、平等权，但却没有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且时常受到种族主义者和种族偏见者的迫害歧视，这不能不使他们愤愤不平。洛杉矶骚乱便是这种愤懑的一次集中爆发。1997年初，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百万黑人大游行，反对种族歧视。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认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如此之深，好像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星上。约翰·艾尔文·布朗在一篇题为《作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美国黑人》的文章中认为，黑人是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他深刻揭露并指出：“美国黑人至今仍处于被奴役状态，尚未获得自由，因此他们确实是第三世界的老百姓”。
亚裔、拉美裔等其他少数民族同样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与迫害，1999年，一名叫布佛德—佛偌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手持冲锋枪在洛杉矶一个犹太人社区开枪扫射，打伤5人，在逃跑的路上又枪杀了一名美籍菲律宾裔押送员。当联邦检察官问他为什么要开枪杀人时，他说：“因为他看上去，不是亚洲人就是拉美人，不像白人。”就因为对方不是白人而举枪射杀，这是多么残忍的种族迫害！而且此类案件不断增加。据“全美亚太裔法律联盟”1998年公布的一项报告，1993年全美共收到155宗以亚裔为攻击目标的暴力犯罪案件，翌年猛增到452宗，1995年为458宗，1996年又增加到534宗，1997年仍有481宗。这些都是极端种族主义者的猖狂之举。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也经常刊载一些漫画、小品、笑话和文章攻击诋毁少数民族，为种族主义者煽风点火；美国当局在安全、移民等政策上也常常表现出种族歧视倾向。1999年轰动一时的李文和“间谍案”便是这一结果。李文和是出生在中国台湾的美籍原子能科学家，受雇于美国国家能源部所属的洛斯拉莫斯实验室，他被怀疑盗窃核机密给中国，充当中国的间谍，遭到逮捕。后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并未找到实证，加之华裔和亚裔团体的强烈抗议，美国当局不得不予以释放，但还是砸了他的饭碗。近几年在美国多次出现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亚裔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因间谍嫌疑被开除的事件。这都反映了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怀疑、歧视、将之视为另类异端的心态。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的穆斯林厄运降临，“居住在美国各地的阿拉伯人，或是长得像中东人的少数族裔，或是戴包头头巾的人如印度锡克教徒们，不仅频频遭到咒骂，有的甚至收到死亡威胁。”2002年9月12日，罗斯大学医学院的3名正在佛罗里达州南迈阿密拉金地区医院实习的中东裔美籍大学生，只因在一起吃饭，就被在邻桌的一位美国妇女诬指他们在策划恐怖袭击，警察当局出动大批警车围追堵截，警方与电视台的直升机在上空追踪报道，抓获后进行了长达17小时的拘押讯问。最后尽管搞清这是3名无辜的大学生，拉金地区医院还是取消了他们的实习计划，原因是他们曾被怀疑企图发动恐怖袭击。许多人还给该医院发了大量电子邮件，要求、威胁医院解除他们的实习计划。与此同时，拒绝给穆斯林国家申请来美留学的学生签证，即使他们是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同意录取的学生。2002年9月美国大学新学年开始，26个穆斯林国家的上万名赴美留学生被美国拒绝或推迟签证，使这些风华正茂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也成为种族歧视的牺牲品。
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根源。早期从欧洲旧大陆移居北美新大陆的主要是英国人，盎格鲁人是种族主义的始祖，当他们移居北美后也便把他们祖先的那份“遗产”带了过来，在这块新土地上开创了以肤色深浅划分人的地位的先例。早期美国的经济是以对奴隶的掠夺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的政治基础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和剥削。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美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即白人自认为是具有高智力、高教养、高素质的优秀的上等人种，视其他种族为低智力、低素质、低教养的人种。他们尤其是把黑人看作是愚蠢、堕落、懒惰、缺德、暴力、犯罪的代名词。对华人也没有正眼相观。加利福尼亚第一任共和党州长雷堪德·斯坦福就公开诬蔑华人是下等人。
经过少数民族和白人中进步人士的长期斗争，美国各民族在法律上实现了平等，但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并未根除，仍然时有表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位时坦言：“历史提醒我们，要打破种族界限是艰难的”。种族主义同样在破坏着美国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损毁着美国的国际形象，削弱着美国的软实力。
（3）暴力犯罪，西方之冠
由于贫困、种族歧视以及暴力文化等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美国是当今世界工业化国家中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根据联合国《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美国在工业化国家中，军费开支、谋杀案、强暴案、车祸总数都高居首位。报告说，美国每年花费2 900亿美元保卫其边界，但国内的犯罪事件却在1992年造成估计约4 250亿美元的损失，以及许多人命伤亡。另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刑事判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美国目前有将近160万在押犯，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
在美国的各类犯罪中，以暴力犯罪造成的损失最大，伤亡人数最多。根据美国官方的定义，暴力犯罪包括杀人、强奸、抢劫、严重攻击他人等四大类。1988年，在美国全国人口中，有8.4/10万的人死于暴力犯罪，而当年英国死于暴力犯罪的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2/10万。1995年，美国共有22 895人死于暴力犯罪，其比例上升到9.38/10万人，为英国和日本的17倍。今天的美国，每18秒就有一次暴力犯罪事件，每3分钟就会发生一桩侵犯他人财产罪，每隔24分钟就有一桩杀人案发生，每5分钟就会发生一起抢劫案，每分钟发生两起人身攻击案，每不到一分钟就会发生一起抢劫案。
在美国这块“自由乐土”上，犯罪率却如此之高，犯罪却如此之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枪支泛滥成灾。
据美国联邦火器局统计，1950年时美国只有5 400万支枪，但到90年代，枪支数量几乎和人口一样多。1992年，美国人口约为25 500万，有枪21 100万支。
在美国，几乎家家有枪，持枪者可谓形形色色，这就导致了枪杀案的大量存在。有持枪抢劫者，有持枪杀人以泄私愤者，有持枪自卫者，有误伤他人者，有持枪自裁者。1995年，美国共有20 043人被谋杀，其中13 673人死于枪击，约占68%。1996年，新西兰发生两起枪杀案，日本发生15起，加拿大106起，德国211起，美国则多达9390起。美国当年约有50万起犯罪事件和意外事故涉及枪支，造成3万多人死亡。让我们来看几起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枪杀案：
1997年12月，肯塔基州帕杜卡市14岁男孩迈克·卡尼尔提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来到学校餐厅，见人就开枪，打死打伤8个同班同学。被抓获后毫无惧色，说他还以为自己是一部电影里的男主角呢；
1998年4月初，阿肯色州琼斯堡城关西中学两名11岁和13岁的男孩，驾车从一个男孩家里偷出了把手枪，又从一个男孩祖父的农场偷出4把手枪和3支步枪及大量弹药，然后返回学校，拉响学校的防火警报，向蜂拥的人群开枪，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射出15发子弹，打死打伤15名师生，其中打死1名女教师和4名女学生。他们行凶的原因仅仅因为是那个13岁男孩的“女朋友”和他“闹翻了”；
1999年7月底，一名叫马克·巴顿的男子在家中枪杀自己的妻子儿女后又持枪闯入亚特兰大市金融区肆意开枪射击，共打死打伤80多人，后在警察围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枪自尽。
上述几例只是死伤较多影响巨大的几宗枪杀案。小型枪杀案则几乎每天都发生。据估计美国平均每天发生三四十起枪杀案。这就使人们在美国生存颇有不安全感。英国广播公司驻华盛顿记者韦伯就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生活有一点不好：那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公共场所，都有遭到枪击的危险。”
美国枪支泛滥，受害最大者莫过于少年儿童。其一，它诱发年幼无知的少年儿童犯罪；其二，它使许多无辜少年儿童成为牺牲品。读者想必已从上述例证中看到了这点。1997年3月12日，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在一份题为《美国儿童状况》的报告中说，美国“一年中有5 721名20岁以下的青少年死于火器，每一个半小时死一个儿童”。这就是说，美国每天有16名青少年遭枪杀。
枪支泛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能不引起广大民众的注意和担心，特别是孩子父母双亲的担心。有一项调查说，每10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担心孩子遭到枪击。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要求政府对枪械进行管制。有11名亲身经历过枪击事件的少年在美国国会作证，声泪俱下地向国会议员们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和心境。15岁的珍妮·魏尔斯哽噎着说：“情况糟得我不管白天或晚上都不敢出门。我有个朋友中枪而死。当时他正在我旁边，有人走过来对他连开17枪……我已体会到不是只有坏人才会遭到悲惨的命运，你也可能碰到这种事情。”一位来自纽约市的13岁少年蒂芬妮·柯鲁斯说，枪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已司空见惯，她学校的校长就不幸中弹。“我希望能够不必提心吊胆地出门……我要求各位众议员，如果你们关心美国的未来，你们就得关心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美国的未来。”
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于1993年11月30日通过了管制手枪的《布雷迪法案》，要求购买枪支者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接受政府的背景调查并等候5天，在申请获准后才能提货。克林顿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时讲了一段往事，说他的一个朋友曾给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男人买过一把枪，这个男人在拿到枪后的12个小时中，接连杀死6个人。克林顿强调说：“别对我说这个法案无关重要，那是错误的。”
该法案的通过并未使枪杀案减少多少，青少年枪杀案还在继续增加。上述一些案例便是手枪管制之后发生的。由于该法案本身软弱无力，有机可乘，以及执行者的疏忽大意，就使该法案的效力大大打了折扣。再加上暗藏的非法售枪者，使想要枪的人总能搞到枪来。因此，要想大大降低犯罪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必须对枪械进行严格管制，而这似乎又和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人民备带武器之权利不得侵犯”相悖。美国有上百万人靠生产和贩卖枪支为生，仅以贩卖枪支为生的人就有28万之多。美国还有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全国步枪协会”（NRA），这些人都是枪支管制的坚决反对者。特别是那些军火商们，为了一己私利，以维护宪法权利为借口，竭力游说阻止国会通过严格管制枪械的法案。1999年，克林顿政府试图通过第二个相对比较严格的枪械管制法案，但全国步枪协会和军火商四下出击，不断给所在州的国会议员打电话、写信，竭力反对该提案，最终使该提案在众议院表决时以280：147的票数被否决。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不敢也不愿违背军火商和步枪协会的利益，对枪支进行严格管制。这样，在美国这个号称最讲人权并不停地以此为武器攻击别人的国家，人民的生命权却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时时受着突然飞来的枪弹的威胁。
（4）毒品市场，世界之最
美国是当今世界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据统计，美国每年的大麻销售量约为1.5万吨，可卡因的销售量约为71吨，海洛因的销售量约为4.1吨，毒品贸易额达1 100亿美元，约占世界毒品贸易额的1/3，全世界生产的60%的毒品是以美国为市场的。
在美国，吸毒的人非常普遍。从穷困潦倒的无家可归者到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从政府要员到好莱坞明星，从硅谷的工程师到华尔街的金融家，吸毒者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据美国卫生福利部90年代初统计，全美约有7000多万人曾使用过毒品，占全美人口的1/3，其中经常吸毒的人数达3 300万人左右，占全美总人口的14%。吸毒成癖者即“瘾君子”约有300万。另据研究人员对136所学校的4 800名18岁以上的大学生调查，48.7%的大学生曾经吸过可卡因。
被称为“白色瘟疫”的五孔不入的毒品也侵入中小学校园，腐蚀、毒化着天真无邪的少年。有报道说，90年代，美国大都市内的初中生中有1/6的人抽大麻，高中生中有1/2的人有吸毒经历。在佛罗里达州，曾发生过一个9岁的小学生带毒品上学，准备给班里同学的事件。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介绍他旅美经历的著作中讲了这样一个事件：他一个在美国读高二的表妹和两个同学，为庆贺顺利通过期终考试，结伴到海滨别墅度假三天，在海滩晒日光浴时，与两个男大学生邂逅相遇，出于好奇，她们尝试了他俩免费赠送的可卡因，然后又花了100多美元从别人手中买了一小袋。在离开海滨前，她们又一次服用了较大剂量的药品，然后准备搭顺路车回家。她们嘻嘻哈哈地在大街上走着，结果被巡逻的警察当作私自离家的流浪学童带到了警察局。可在警察和她们的家长联系时她们三个的毒瘾渐渐发作了。她们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胡言乱语，痛哭流涕，警察才知道她们吸了毒。
在美国毒品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贫困潦倒的人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借吸毒以麻醉自己；一些受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侵蚀的人，借吸毒以寻求刺激；一些富有者骄奢淫逸，借吸毒以追求新的享乐手段。此外，美国靠近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南美洲“金新月”地区，美国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口以及庞大的海外贸易使其很难对入美货物全面严格地检查；贩毒可获巨额利润，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千方百计制毒贩毒，加剧了毒品的泛滥。
100多年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肆倾销鸦片，进行贩毒，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毒品泛滥也给美国造成严重恶果。首先，它给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每年，全国有3 000多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纽约是美国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平均每40个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被誉为“海洛因之都”。在这里，每年吸毒而死者逾千人。吸毒不仅影响本人健康，而且给下一代也造成影响。许多婴儿在母胎里就中了毒，成了“可卡因婴儿”、“海洛因婴儿”。同时，共用针头注射毒品，成为艾滋病蔓延的一个重要渠道。美国艾滋病患者中有1/4是因吸毒所致。有的妇女为支付吸毒费而卖淫，又导致性病蔓延。
其次，毒品泛滥也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一位经常吸毒者一年花费达5 000美元，瘾君子则达10 000美元，全国累计下来美国人每年购买毒品的开支高达500亿美元以上。同时，联邦政府的禁毒专项拨款逐年增多，1981年为15亿美元，1992年达117亿美元，1995年又增加到140亿美元。治疗吸毒者的费用也在不断上升，在一年疗程中，每人每天的食宿费高达50美元。此外，毒品泛滥还导致企业生产率下降，缺勤率、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增多。据统计，每年因毒瘾发作导致的工伤事故、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也有几十亿美元之多。美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 000多亿美元。
毒品泛滥也导致社会犯罪更加严重。制作贩卖毒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犯罪行为。贩毒集团作为一种黑社会组织，为了顺利达到贩卖毒品、牟取暴利的目的，也进行行贿、收买政府官员、凶杀等各种犯罪活动。吸毒者是受害者，但许多人吸毒后又走上抢劫、偷窃、卖淫、凶杀等犯罪道路。据美国司法统计局1991年对全美3300所监狱的调查，在偷窃和抢劫案中，有32%的犯人是因吸毒缺钱而犯罪的；在暴力犯罪中，有25%的案件与毒品有关；监狱在押犯中有75%的人有吸毒经历。
贩毒吸毒、毒品泛滥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毒瘤”，它不能不引起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和政府的重视。美国许多民众认为，吸毒是今日美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禁毒成为所有总统候选人共同的政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毒品的法令法规，增强了缉毒力量，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对贩毒集团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学校也加强了对学生防毒意识的教育。纽约一些学校内，贴出大字招牌明示：校园内禁止毒品。不少学区设立专门的反毒办公室。有些学区在校内使用警犬来搜查毒品。
然而在美国要想割除这颗毒瘤并非易事。它必须表本皆治，既要堵塞毒品流入美国的漏洞，又要根除使人们吸毒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原因，同时还要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国内国外紧密合作。但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难以做到的。如在美国尽管禁毒的呼声很高，但也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主张吸毒合法化。根据《芝加哥问询报》1995年8月的一项民意测验，支持毒品合法化者已达12.1%。美国也已有十几个州规定个人吸大麻为合法。再如毒品问题并非孤立的一国问题，它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制毒贩毒。这就要求美国抛弃单边主义，改变其孤傲蛮横的国际形象，否则有关国家很难仅仅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紧密合作。
（5）公司丑闻，动摇根基
2001年12月，“9·11”的惊魂未定，在美国又传出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最大的能源企业之一、在美国企业500强中名列第七的安然公司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破产案。
安然公司（Eron Corp）是1985年由休斯顿天然气公司和北方天然气公司合并成立的，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和电力交易商之一，业绩最好时股市价值超过1 000亿美元，其股票1997年时每股还只有17美元，2000年时飙升到90美元。这样一个巨无霸企业，业绩似乎又如此之好，突然却濒临崩溃，申请破产保护，自然令人惊奇。
原来，安然公司近几年来迅速发展，不仅继续经营能源，还进行金融、宽带网的开发，其利润每个季度都在大幅度增长。在举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这种突出表现自然引起了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注意。经过调查发现，该公司表面辉煌的背后却是无耻的欺诈：即它通过虚报盈余、夸大收益、制作假账、掩盖巨额债务等手法提高股价！该公司在申请破产前已承认以往公布的利润比实际盈余夸大了约6亿美元，当时实际负债已达160多亿美元。丑闻传出，举国震惊，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个名闻世界的曾被认为是“新经济”时代传统产业发展之典范的大企业竟是一个欺诈股民的巨骗！安然公司的股价如雪崩般急剧下跌，瞬间由2001年的每股85美元跌至2002年的不足1美元。
安然公司丑闻的曝光只是拉开了美国大公司丑闻曝光的序幕，此后丑闻一个接一个，至少有数十家大公司曝出了丑闻，有的因此而破产。如环球通讯公司（Global Crossing），1997年创办，两年后其市值就高达800亿美元，公司创办人温尼克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用最短时间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名列当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第68位。一时间该企业成为世界电信业界一颗耀眼的新星，投资者竞相追捧。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时其股票每股达64.25美元，到2002年初时跌落至25美分。不得已该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时有资产224亿美元和债务124亿美元，成为全球电信史上最大破产案、美国第四大破产案。后经查证，该公司从未赢利，所有营业收入都是编造的假账。2002年6月美国排名第二的电信企业世界通讯公司（World Com）丑闻曝光。经查实发现，该公司编造假账，多次将巨额亏损报成赢利，虚报赢利额将近100亿美元，实际负债高达500亿美元。7月，该公司申请破产。丑闻显示，协助这些公司做假账的是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美国安达信会计公司，因此该公司立即信誉扫地，有关责任人受到起诉。
这段时间曝出丑闻的一系列公司涉及能源、电信、制药、传媒、金融、证券、会计事务、零售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使美国的股市遭到重创，给美国正在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上世纪90年代美国在以信息网络技术为龙头的“新经济”带动下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外资大量涌入，到2000年3月，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及直接投资已高达4.8万亿美元；股市一路飙升，道琼斯工业指数由1990年8月的2 500多点攀升到2000年8月的12 000点；市场一片繁荣，人们疯狂地消费，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约有1/2的家庭入市炒股。1995年时家庭储蓄率尚有6.8%，1998年时降至0.2%。这就是说人们把手中的闲钱不是用于消费就是用于炒股。还有许多人借债消费。然而这座繁荣的高山也是用五光十色的泡沫堆起来的，下面潜伏着危机的熔岩。由于人们疯狂地炒股，许多公司的股价远远高出了它实际的价值。特别是诸如上述一些企业采取欺诈手段，制造假账，虚报利润，恶意抬高股价，更使股市充满了泡沫。加之许多企业的交易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虚拟世界”进行的，从“概念”到“概念”，并没有创造价值，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游戏。这就注定了熔岩终将喷发，泡沫注定要破灭。如1995年股市收益46%来自利润，54%来自资产溢价，1998年则全部来自溢价。高科技股票，特别是网络概念股，平均市盈率达70倍，“雅虎”等世界知名网络公司的股票市盈率一度竟高达400倍。股价赢利的这种非理性非正常飙升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
2001年3月，美国经济开始急剧下滑。当年第二季度国内总产值只增长了0.3%，几乎陷于停顿；第三季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1.3%。11月26日，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不得不宣布，美国已进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第十个经济衰退期。恰在此时，安然公司的欺诈丑闻曝光，紧接着，其他大公司的丑闻接二连三地被揭露出来。这真如给流血的伤口又撒了把盐，使道琼斯指数飞流直下，到2002年7月跌破8 000点大关，创7 702点新低。和2000年3月股值最高峰时相比，股市资产损失达8.2万亿美元，由当时的16.96万亿美元缩水到8.76万亿美元，几乎蒸发掉了一半。同时，它使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锐减，使非住宅投资下降，使出口量减少，外贸逆差扩大。这就使大肆宣传的美国“新经济”遭到严重打击，使美国从2001年3月开始的经济衰退复苏乏力。
其次，它使许多普通家庭的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不少投资者赖以养老的一生积蓄血本无归，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普通美国人有钱很少存在银行，而是用于购买股票、债券或加入基金。他们的养老基金也被投资股市。据美联储调查，到2001年，美国拥有股票的家庭比例达51.9%。这些家庭大都是普通家庭而非富翁。公司丑闻的曝光和股市的崩盘使他们的家庭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使他们多少年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瞬间化为乌有。一位为安然公司工作了23年的女职工琳达·罗伯茨，2001年时她的退休基金账户上还有120万美元，但到2002年7月时这个数字却变成了“零”。另一位为安然公司工作了24年的职工蔡莉·梅琛，原来退休基金上有50万美元，现在拿到的却是一张只有1美元的支票。此类事件不胜枚举。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2002年7月的联合调查，40%的美国人说股市的暴跌伤害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80%的人认为股市风险太高，说他们不打算再投资股市。此外，不少人因公司丑闻企业破产或股票暴跌企业裁员而失去了工作。2002年，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6%，比前几年增加了1.7%左右，失业人数近200万。这些又都影响了消费支出和经济复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造成了投资者及民众的信任危机，动摇了美国制度的根基。美国奉行的是自由企业制度，维护这一制度最重要的纽带是信用、信任和信心。一个企业一旦玩弄欺诈手段、丧失信用，也便失去了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如果许多企业都这样做，人们就会对这个制度表示怀疑乃至对它丧失信任和信心。安然公司及其后接二连三被曝光的一大批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和高层主管们，为了自己获得巨额利润，不惜勾结黑心的会计公司，合伙制作假账，虚报企业利润，夸大收益，欺骗投资者抢购股票，哄抬股价。当股价被抬高到远远超过了其应有之价值的时候，对自己家底心知肚明的那些CEO和高层主管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抛出自己手里的股票，套现股票期权，获取暴利。随后企业股价便开始跌落，乃至落到谷底，导致企业破产。投资者的血汗就这样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从而蒙受巨大损失或血本无归。如环球通讯公司的CEO温尼克和其他高层主管在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前夕，抛售公司股票，获利高达13多亿美元。“甲骨文”公司的CEO拉里·埃利逊在企业亏损消息发布的前几周，也即在该企业股价最高的时候，以股票期权买了公司2 300万股，然后立即转手在股市抛售，获利高达7.06亿美元。小布什政府的陆军部长怀特任职之前是安然公司的一个高层主管，他在安然公司破产前抛售该公司股票，获利1200万美元。安然公司另一位高层主管迈克尔·考珀尔于2002年8月21日到得克萨斯法院自首时，主动退还赃款1200万美元。
这些企业的CEO和高层主管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种强盗行径，是在自由企业制度外衣下的卑鄙的抢夺，它破坏了企业的信誉和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搞垮了企业。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犯罪，而是涉及一个个集团，一个个利益阶层，涉及董事会、会计公司乃至官商勾结。如此一来，人们便对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怀疑。在《福布斯》杂志2004年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美国投资大王、证券大亨沃伦·巴菲特在安然等公司欺诈案发生后毫不掩饰他对整个美国企业界的怀疑，他说：“多年来我对大多数美国企业所发布的赢利数字缺少信心，安然和世界通讯只是两个编造数字的极端个案，用欺诈式的会计方式虚报利润已在企业中形成普遍的恶风浊浪，有许多造假企业足以让安然与世界通讯相形见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参议院作证时尖锐指出，安然等公司暴露出的一连串欺诈丑闻，不是少数害群之马所为的个别事件，而是相关的制度出了问题，他强调说，信任是美国经济的基石，要使经济正常运转，白宫和国会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会计丑闻”问题，确保美国企业诚实无欺。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6月29日对全国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少数坏人能够把我们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破坏”。那段时间，他到处发表讲话，呼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他在一次36分钟的记者会上，9次提到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有的投资者甚至说，那些公司CEO的丑闻使他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感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述“很有道理”。
安然等公司的丑闻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震荡波。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诸如安然、环球通讯、世界通讯等这些巨型企业的国际联系更加广泛，其资金来源、产品销售也与国际市场密不可分，因此他们的会计欺诈行为也使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遭到重创，使各国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美国一向自夸她的公司制度完美无缺举世无双，贬低和打压别国的企业管理体制，要他们以美国为楷模，安然等公司的丑闻使美国企业管理制度的颜面扫地，使其影响力黯然失色。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到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美国经济所走的道路，看看它是不是还适宜继续充当其他国家的典范……美国那种纵容寡廉鲜耻的企业经理阶层对‘小人物’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以中饱私囊的制度，绝对不能成为德国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位颇有见地不愿盲从的政治家，他的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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