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调侃

    当你在讲台上的时候，你如何缩短和听众的心理距离。

    当你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名人或者教师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与听众之间虽然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是你和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要远远超过空间距离。心理距离越大，你与他们之间的交流越困难。虽然他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看到你的表情，但是他们与你之间的感觉、情感不能相通。而演讲作为人际交流方式的特点是其现场性，它不仅靠思想观点的传输，而且靠感觉、情感的交流，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触动人的理性，却很难使人有感觉和感情的共鸣。如果你能使听者不但理解真理，而且和你一起感觉和享受真理，那么，不仅你的惊人妙语会引起他们的哄堂大笑和热烈的鼓掌，就是很平淡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他们的神经，使他们发出心领神会、不约而同的笑声，甚至突然顿悟的欢呼。而不善于创造出这种白热化气氛的人，在讲台上，即使讲出了一些很惊人的妙语、很深刻的哲理，往往也只能引起听众些许的注意和片刻的安静，之后就会又恢复到心不在焉、甚至交头接耳的一个演讲者如果不能缩短他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打不破竖在他们之间的那堵透明的墙，那就很难维持住讲台下的秩序，只能眼睁睁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直到自己也丧失了驾驭他们的信心，垂头丧气地败下阵来为止。

    打破这堵透明的心理隔膜之墙，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台上来的办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创造出一种精神优势，继续扩大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把听众镇住，使他们神经拉得很紧，不敢喘息。例如，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上，上台发言的都是权威，等到一位无名小卒上台，听众早就疲倦了。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开头就说：“我不是名人，但是我比名人更高明。”一下子便把听众惊住了，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创造紧张乃至耸人听闻的气氛，其缺点是效果很难持久，而且到最后，听众中聪明的人难免会产生上当之感，对你喝倒彩。

    另外一种方法恰恰与这种方法相反，就是缩短与听众的心理距离，降低自己的精神优势，让听众放松，这样有利于听众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感觉和情绪上与你心灵相通。

    1956年，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清华大学搡场演讲，台下就座的除清华的学生以外还有北大的学生，陪同的有戴着墨镜和白手套的外交部长陈毅。苏加诺是世界名人，步入清华时，学生队伍的秩序一度有些激动性的骚乱，在台上的陈毅显然不悦，气氛有点紧张，有经验的苏加诺总统当然看在眼里。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说了两句题外的话：“我请诸君向前移动几步，我愿更靠近你们。”话一说完，学生队伍活跃了，很快往前移动了几步。接着苏加诺又说：“我请诸君笑一笑，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光辉的未来。”青年们轻松地笑了起来，气氛变得十分和谐，在之后的演讲中苏氏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苏氏所用的这种方法是以缩短空间距离来缩短心理距离，其目的是打破情感交流的障碍。其实这种方法属于很初级的层次，但由于苏氏的名望太高，因而其效果十分强烈。一般人如果没有这样高的名望，运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很难有这样好的效果。一般人要取得理想的效果，还得用更高层次的方法。其中最具强烈效果的就是自我调侃。美国的赫伯·特鲁写了一本叫《幽默的人生》的书（一译《幽默的秘诀》），把自我嘲弄列人最高层次的幽默。

    任何一个人只要出现在讲台上，由于自身的职业、年龄等等原因，多少有些精神优势，足以使听众对他肃然起敬（哪怕是短到只有几分钟），因而有碍于他与听众在感觉和情感上相通。缺乏幽默感的演讲者往往满足于这种精神优势，而不知其是非持久的。因为外部的精神优势越大，听众的心理期待就越强，而在后来产生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聪明的演讲者常常在开头降低这种优势，以缩短自己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但这并不包括那种在开场白中所讲的套语：“我没有什么准备，现讲几句不成熟的意见。”由于是套话，一来不会使听众注意力集中，二来又让人觉得演讲人极不诚恳，从而使听众的注意力钝化。如果是在国际性会议上，面对的是欧洲人，特别是美国人，那还可能起反作用。在一个美国人看来，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可见没有什么真货色。欧美人很欣赏自我调侃式的幽默。你可以当着众人调侃自己，通过调侃自己表现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和广阔的胸襟，对自己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感。

    自我调侃无非两种：一是嘲弄自己的短处，如自己的长相。20世纪60年代我国兵乓球运动员徐寅生有一篇关于怎样打乒乓球的讲话，影响很大。在讲话的开头，徐寅生就以调侃的语调讲到自己脸上的痣，他说：“大家常说我打球时是‘智多星’，其实我不过是脸上多长几个痣而已，我是‘痣’多星。”一下子把大家对他思维特点的称赞和他脸上并非优点的痣扯到了一起，在毫无联系之处找到一种暂时偶然的联系，以冲淡对他讲话的过高的心理期待，并表现出他对自己被公认的优点不以为然的态度，以此达到了沟通他与听众之间感觉和情感的目的。

    美国总统林肯在一次演讲中以这样一个小故事来拉近他与听众之间的距离。他说有一次在森林中散步，遇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对他说：“你是我遇见的最丑的一个人。”林肯说：“我身不由己。”林肯在这个故事里不仅把自己的相貌和缺点夸张了，而且把自己的狼狈处境夸张了。他在虚幻境界的可怜，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优越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也就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除了嘲笑自己不雅的长相外，还有嘲笑自己身体的。欧美女人很怕自己长得胖，有一个发胖的女演员说她穿上白色游泳衣去海滨游泳，使得飞过上空的美国空军大为紧张，以为古巴白色潜水艇上浮。构成这种自我调侃的幽默趣味的关键在于要说得“玄乎一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虚幻感才够味，如果说得太实了，就可能造成对自己的伤害，破坏了现场效果。调侃自己的外部特征还是比较浅层次的幽默，更深刻的是嘲弄自己做过的蠢事。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有一次在法国学院听演讲，讲话完毕，大家都鼓掌，富兰克林也跟着鼓起掌来，由于他不懂法语，鼓掌时问邻座，演讲人讲了些什么，这时才知道全篇都是赞美他的话，富兰克林消除尴尬的方法就是把自己闹的笑话讲给别人听，这样便把尴尬变成了趣味。

    嘲笑自己缺点比嘲笑他人缺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对自己的珍爱和对自己的贬抑结合起来，以主动贬抑体现自己心灵的纯净，而对别人的嘲笑却没有这么强的珍爱和贬抑的反差，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情感结构。

    更为独特的是以嘲弄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优点。美国的幽默作家班奇说，他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发现自己没有写作的天分。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没有什么幽默感，因为这里只有单纯的遗憾的感觉，但是他又说：“这已为时太晚，我已无法放弃写作，因为我太有名了。”这就复杂了。不能放弃写作不是因为无才，而是因为太有名，而太有名恰恰是有才的结果，这里又透露了他为有名（有才）的得意，表面的遗憾和深层的得意之间形成一种复合的反差，这就幽默了。特别关键的是这种得意不能直接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句曲折的反语暗示出来，这就更增加了幽默的微妙程度。

    幽默是一种精致微妙的情致，任何直率粗鲁与它无缘。虽然自我调侃与常人追求自我尊重的心理惯性恰恰相反，因而显得怪异，但是自我调侃并不是自尊心的贬值，而是相反。这是因为：第一，这种调侃并不是全真的，而是半真半假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

    一个演员说：“我初次登台，观众就送我许多鲜花，我让妻子开了个花店。”另一个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我初次登台观众送了我一座房子。”“真的？”“真的，我还没有演完，每一个观众都投一块石头到台上，足够造一座房子。”

    第二，自我调侃中也有些真的成分，但是，和通常情况下看得很严重不一样，你把它看得很轻松，很不当一回事，不管是你的优点还是你的缺点，这就显得你有特别的胸襟，在显示特别宽广的胸怀方面，你获得了更大的自尊。

    北宋时期苏东坡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持反对意见，当时他很不得意，一日从朝中归来，摸着肚子问左右道：“你们说说，这里面有什么？”一个丫头说：“都是文章。”这是奉承话，自然没有幽默感。另一个说：“都是心机。”苏东坡自然也觉得不得要领。最后一个对苏东坡更了解的侍女说：“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

    最后一个侍女由于说得比较虚幻，点到苏东坡自我贬抑之感的要害上，才使苏东坡心胸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的不智，公开承认自己的不智（特别是在奴仆面前），比起压抑着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而苏东坡正是因为享受着这种解放而捧腹大笑起来。

    直白隐衷

    直白隐衷并非将隐衷作直接的、现实的表达，而是通过片面的逻辑，作假定的、非实用的、不科学的表达。

    在通常情况下，幽默与直截了当地表述隐衷无缘，直抒胸臆是抒情的方法，而不是幽默的方法。通常幽默都以间接暗示，诱使对方顿悟为上。如有隐衷，拐弯抹角比一吐为快聪明。也许你觉得对什么不可改变的事情不满意，或者早年的经济困窘给你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如果你直接把它表述出来，这并不能显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如果你能用曲折暗示的方法，说明你对那痛苦的经历似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那就不同了。例如：

    “我没有感到挨饿的可怕，不过老是为母亲把吃饭的时间无限后延而感到惶惑。”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对你的朋友有什么非当场批评不可的情况，也自然是暗示为上，最好是以荒诞不经的方式启示他领悟。

    清朝石天成编的《笑得好》中有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故事——《锯酒杯》：

    一人赴宴，主人斟酒，每次只斟半杯。此人忽问主人：“尊府若有锯子，请借我用。”主人问何用，此人指着酒杯说：“此杯上半截既然盛不得酒，要它何用？锯去岂不更好！”

    此建议耸人听闻，很明显不可实现，但其用意却彼此心照不宣。这比完全直白告知，其心理阻抗要小，人际摩擦亦小。此法用来表达愿望，可避免可能引起的尴尬。清朝年间的《新刊笑林广记》中有一个故事——《一味足矣》，在表达某种不便明言的愿望时同样有参考价值：

    一塾师开馆，东家因其初到，具一鹅款待。酒过三巡，塾师对东家说：“今后打扰的日子还长，饮食务须从俭，否则我心中不安。”遂即指着盘中之鹅说：“每天只要一只鹅就够，其余的就免了。”

    塾师好像在客气，劝东家不要过分款待，实际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有时要表达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并无难言之处，但仍然以曲折暗示更有趣。

    同书还有一个故事说是一家人家请客，所有的人都有了筷子，就是疏忽了一个人，忘了给他筷子。如果这个人说一声，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这样没有什么趣味，不能创造一种热闹的气氛。这位客人先以一种耸动视听的方法引起各方注意，然后以一种荒谬性的效果显示于众人之前：在人家举筷进食时，他突然站起来向主人要清水一碗。主人问他要何用，答曰：“洗净了手指头好拈菜吃。”

    由于这是不可能的，主人自然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幽默举止和话语轻而易举地引发了宴会上欢乐的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曲白隐衷容易产生幽默效果。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曲白隐衷才能产生幽默，直白隐衷就不可能产生幽默。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曲白隐衷，因而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心理期待程式，一旦有人直白隐衷，反而会造成期待的失落。这就是大人与小孩子对话，大人经常要笑出声来的缘故。因为小孩子并不了解什么话不用讲，什么话不能讲出口。著名心理学家容格说，通常人在社会交往中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真正心思严密地保护起来。所以人们口中说的与心里想的往往不大一样。心口之间的错位给人以回味的余地，造成一种言外之意、意外之言的趣味。小孩子往往心口如一，也有一种趣味，原因是他在不该直白的时候直白，他不知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直白带来的尴尬，特别是给有关的人乃至自己带来不利或损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孩子的直言就显得奇异了。除了小孩子以外，头脑简单的人也往往会犯心口如一、不知利害的“缺心眼儿”的毛病，这是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

    直白隐衷到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程度，就会有一种幽默的效果，在全世界各种民间故事和童话中都有笨人得福的故事，这些笨人的特点常常就是以天真的直白隐衷引起读者发笑的。《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例如，十九回中，猪八戒不无勉强地同意和唐僧、孙悟空一起去取经，临行向他的老丈人告别时说：

    “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取经不成时，待将来还俗，照旧与你做个女婿过活。”行者喝道：“夯货，胡说！”八戒道：“哥啊，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

    把通常情况下必须千方百计隐藏起来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对于说话者是天真，而作者把这种煞风景的话放在堂皇的告别的背景之上，与之才智显然不相称，此处显然是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技巧。

    直白的隐衷必须是带着荒谬色彩的，如果不荒谬，或荒谬性不足，就得设法强化荒谬性。清朝《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秀才怕考，一闻学台（考官）下马，张皇失色，前往迎接，见了轿夫便责备起他来：

    “轿夫奴才，轿夫奴才，你为什么把学台抬了出来，把我吓得魂飞天外。”

    “哪一世我作轿夫你作秀才，我也给你把学台抬，看你魂儿在不在？”

    这自然有些好笑，但并不太有味道，原因是它太直了。直白隐衷，自然要直，但绝对地直来直去也无味。因为人的隐衷通常是不可能一下子讲出来的，一定得有个条件，有个特殊的背景把它引出，才能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个故事的条件背景都还不够特殊。

    明朝的《广笑府》上有一个同样题材的故事是这样写的：一个秀才将要去考试，日夜忧心忡忡，他的妻说：“看你作文那么难，好像我生孩子一般。”秀才说：“还是你生孩子容易。”妻说：“怎见得？”秀才说：“你是有东西在肚子里的，我是没东西在肚子里。”

    这个故事显然比上述故事要谐趣得多。原因是：第一，秀才和妻子在讲私房话，直白隐衷有充分的条件，秀才的情绪流露得很自然；第二，写文章难更胜于生孩子，由于雅俗不谐本身就有点怪异；第三，引出一个是肚中有，一个是肚中无，好像很符合推理逻辑，但有孩子和无文章的反差，更突出了不伦不类之感。

    这类隐衷都有善良人的质朴特点，其幽默大体都相当温和，属于软性幽默之列。它并不需要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的环境逼迫，往往只要逻辑上的一点相通就成。

    明代冯梦龙的《笑府》和清代石成金的《笑得好》中均有一个《大人属牛》的故事：

    一个官员做寿，老百姓听说他属鼠，就凑钱铸了一个黄金的老鼠送他。官员大喜说道：“你们是否知道我夫人的生肖，千万别忘了我夫人是属牛的，礼要厚重实惠些，但牛肚子里切不可铸成空的。”

    这种直白隐衷有很强的假定色彩，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这么坦率，但幽默故事不同于小说，它常通过假定和虚拟表达一种情趣，不拘泥于现实，而且超越现实。幽默的生命不在于细节的真实和现实，而在于逻辑上一点的相通。在这里金鼠与金牛的类比成立了，谐趣就产生了，至于这位官员在这种场合有没有可能讲这样的话，则并不是讲者与听者要细细考究的。在《笑得好》中还有一个讽刺贪官的故事：

    有张贾二姓，合网得一尾大鱼，分鱼不均，争打到官。官判云：“二人姓张姓贾，因为争鱼厮打，两人各去安生，留下鱼儿与我老爷做鲊。”两人大悔，商议同卖一只棺材，争打到官，看他如何判决。官判云：“二人姓张姓贾，为卖棺材厮打，棺盖你们收去，留下棺材筐底送我老爷喂马。”

    事实上，判决书是不可能公然这样写的，但幽默的逻辑并非科学的逻辑，它并不考究是否全面，只要片面相沾即可。它的逻辑也非实用的，但它只要在情趣上引起共鸣就成。

    直白隐衷幽默的特点并不在于对隐衷直接、现实的表达，而是通过一种片面的逻辑作假定的、非实用的、不科学的表达。

    故作蠢言

    用轻柏的语谁公开讲蠢话反而显得聪明而有趣。

    有时你与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交谈，双方免不了要有短暂的拘谨，甚至尴尬。如果对方在年龄上低于你，社会阅历上少于你，这时你就有责任帮助他消除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紧张。常用的办法是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缩短他与你之间的心理距离，让他神经放松，与你共同创造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比如说，才交谈，他就紧张得手足无措，只能简单地回答问题，而不能主动提出话题。在通常情况下，你应该是有礼貌地故作不知，但这样虽可以保护他的自尊心，可是紧张空气却不能因此而很快缓解。如果你更积极一些，对他更有把握一些，可以针对他的紧张，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对方是个小伙子，可以估计他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他对你也有足够的尊重或信赖，你就可以说：“干吗这样我一问、你一答的，这里又不是口试考场。”或者你话题一转，说：“刚才我忘了在商店买一块手帕，很遗憾。”他问：“为什么？”你就说：“要不然，现在就可以借给你擦擦汗了。”也许，他会因此而笑，神经就松弛多了。但是要仔细考虑环境和对象，如果你对对方还没有足够的把握，他对你的尊敬或信任还没有达到可以冒险试一下开玩笑的程度，或者在当时环境下，存在着可能引起他更尴尬的因素（人或事），或者对方是一个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人，他可能在你的幽默语言面前无法作出相应的反应，你就有可能伤害了他，或使他更害羞、更不自在，而你自己也可能因有失礼貌而产生愚蠢之感。正因为这样，这种办法要用得非常谨慎，特别是如果对方在年龄上、社会地位上高于你的时候，滥用这种方法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相比起来，自我调侃的方法则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不管对方在社会地位上、年龄上是高于你还是低于你，自我嘲弄总比调侃别人更容易、更少风险。

    任何人与一个权威人士交谈而感到紧张时，总是以理性来竭力掩饰，但是理性充其量只能使你外表平静，弄得不好，还可能变得冷漠。这时，你如能用幽默的情调来公开揭露自己的愚蠢，反而显得你心地很纯洁，很富于人情味。例如，你可以主动转换话题说：“刚才我要是带块手帕来就好了。”对方问：“为什么？”你就可以说：“你没看见我现在满头大汗吗？”

    自我调侃的方法很多，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故作蠢言，有意地讲些显而易见的荒谬的话。比如说，你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用啤酒来招待你，一打开瓶盖，泡沫直往外冲，甚至冲到你的身上。通常情况下，主人会十分抱歉，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帮忙。但是帮忙只能解决实用性的问题，并不能充分有效地缓解主人的不安。这时如果你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实用性的角度转移一下，可能使气氛改观。比如说，你装着对啤酒瓶中的泡沫一无所知、毫无经验的样子，也就是多少装得有点土里土气的样子，问主人道：“真奇怪，这些泡沫当时是怎么塞到瓶子里去的呀？”主客双方可能忍俊不禁，主人的不安也就随之消失了。

    在这种情况下，妨碍人产生幽默感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人总是不由自主把减少实用性的损失（如衣服弄脏）的重要性放在缓解精神沮丧之上，这是因为人首先得不畏艰险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之后才能生存；但是如果光满足于物质生活资料，人也就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情感只有超越了物质的迫切需求才能获得自由。富于幽默感的首要条件就是从物质需求的迫切性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拿得起而放不下，是一般人的通病。第二，作为社会的人，总是要追求自身的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乃至高度的赞赏，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给人留下愚蠢的印象，这是实用的、理性的原则。但是幽默感是一种情感，是超越于实用性的原则的，人正是因为从实用理性和心理习惯中解脱了出来才获得了更高的精神的富足。对于实用的理性原则来说，人总是越聪明越好；对于幽默原则来说，人有时故意说了一些蠢话、做了一些蠢事才显出心灵的丰富。

    在一次聚会上，卓别林要来了一把苍蝇拍，追打一只在他头上飞的苍蝇，好几下都没有打着。不一会儿一只苍蝇停在他面前，卓别林举起了苍蝇拍，正要给它致命的一击，忽然停住了手。他仔细看了一会儿，把苍蝇拍放下了。人们问他为什么不打，他耸了耸肩膀说：“这不是刚才缠着我的那一只。”

    这个举动是很不智的、挺蠢的，从消灭苍蝇的卫生角度来讲，是实用价值的丧失，然而幽默却是诉诸人的情感的交流的，卓别林此举使与会者与他的情感沟通更加容易。他的故作蠢行使得与会者感到与他更平等了，他们与他交谈更加自在、更加自由了，幽默的价值就在这里。

    故作蠢言或故作蠢行之所以幽默，是因为交谈双方都明知其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不知其愚蠢，那就是真正的愚蠢，毫无幽默意味了。我国古代史书记载，有一个昏庸的皇帝，听到大臣启奏说某地大旱，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好多，便道：“为什么不吃肉末稀饭呢？”吃不起饭的人，自然更吃不起肉末稀饭，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就是皇帝不懂。因而对于皇帝来说，话中只有愚蠢，毫无幽默感可言。明知荒谬而故意说，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作背景，与所说的意义构成错位，传达出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才耐人寻味。

    正因为这样，故作蠢言的幽默需要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作为背景，其次要有别具一格的自由心态。

    唯其如此，不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笑话中都有那么多所谓“笨人”的笑话。例如，一个“笨人”这样说：“我很同情你为头发脱落而烦恼。据我所知，治秃的最好方法还是拥有一顶帽子。”或者用一种庄重的、下定义的语调说：“帽子是唯一能防治秃头的药物。”在叙述这样的幽默语言时，虽然叙述者是明知而故蠢，但是其语调神态却要十分认真严肃，这样才可能把荒谬与严肃的错位充分凸显出来，如果把故意说蠢话的意图流露出来，就可能导致反作用。

    故作蠢言，是一种自我调侃，但也不一定用第一人称，有时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去讲述一个故事，把所要讽喻的锋芒转移到交谈双方以外的人身上去，这种做法的风险最小，但没有自我调保那样强烈的效果。不过如能故意设计一个说笨话的故事，把对自己的调侃转化为故事中人物故作蠢言，同样也可能制作出成功的幽默效果来。我国古代有个笑话说，新娘坐花轿，忽然轿底塌了，轿夫们商议良久，计无所出，新娘在轿中提议道：“你们在外面抬。我在里面走，不就成了吗？”对于读者而言，这明显是蠢言，故事很可能是讽刺新娘子的，但也不排斥新娘子是故作蠢言，让轿夫们心情轻松一下，她并不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则这个新娘子在面临如此困难之时，能如此超脱于窘境，实在是个极大的幽默家。

    对于写幽默作品的作家来说，区分这一点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反正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是对于把幽默运用于现场人际交往的人来说，这一点就含糊不得，究竟你所设计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笨人还是一个故作蠢言的幽默家，是非小心谨慎不可的。如果是自我调侃，故作蠢言，主体是十分聪明的，对方领悟了你的意图，会打心眼里亲近你；如果故事中人物的蠢话就是你自己的水平，对方也许表面上不流露出来，心里却疏远了你，拉开了与你之间的心理距离。

    故作大言

    故作大富的心理障碍是中国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谦虚一番。

    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不欣赏锋芒毕露、口出狂言的人，而喜欢那些口齿木讷、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这种无声的道德准则一直延续到当代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接受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教导。这对于我们继续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自然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但是如果过分拘泥地、绝对地理解这一点，对于我国民族幽默心理的养成却可能有害。幽默的意识至少在形式上，或者语言的表层结构上，是与日常的道德意识不完全一致的。自我调侃的方法之一是把自己有限的缺点夸大到荒谬的程度，甚至明明很聪明，却装做连普通常识都没有，说出一些显而易见的蠢话来，才会显出自己在智慧、教养和道德上胜人一筹。故作大言和故作蠢言都属于自我调侃的幽默法门之列。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作大言的心理障碍比故作蠢言更大。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则相反，他们的传统心理定势是肯定自我欣赏的人。且听一位美国的祖母对她孙子的评价：

    “我孙子比林肯总统还聪明。他现在才8岁，就已经会念盖慈堡演说词了（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所作的一次著名演说），而林肯到50岁时才会念。”在这里，把才学会念短文的孩子，与在重大战役之后以惊人的简短演说而震惊美国的著名总统之间的反差显示出来，并通过这种反差突出祖母故作大言的乐趣。这种形式上的大言是任何一个宠爱自己孙子的中国老祖母所难以想象的。这位祖母自然并不真的以为他8岁的孙子比总统更高明，但是她为孙子开始学会念总统的演说词而得意，她的这种得意如果毫不夸张地表现出来，充其量只是抒情而已，但她把念演讲与作演讲故意混淆，使不等同的东西等同起来，然后把孙子的年龄优势孤立地、绝对地加以强调，把荒谬的内容掩藏在勉强的形式逻辑之中，就创造了幽默。叔本华认为笑是观念与实体之间的不协调，在这里，结论与原因之间的不相称，所突出的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老祖母主观的感情，我们因迅速顿悟了二者之间的错位而感到自己对老祖母的理解和自己智能的优越而发出轻松的微笑。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幽默感，几乎每一个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都会以“大言不惭”的“胡吹”引起人们的笑声。明明不会唱歌而冒充内行，明明不懂外语而装着很精通，结果弄巧成拙、狼狈不堪或者是歪打正着、偶然巧合而蒙混过关。但这是属于表演艺术，是演了给人逗乐的、让人欣赏的。这可以说明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情趣去欣赏故作大言的幽默，但却很少有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用以自我调侃。中国人的温良恭俭让传统使得中国人的幽默感在这方面比他们的道德意识显得逊色，因而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受到社会赞扬时人情味就不如其他方面那么丰富。20世纪50年代，布劳先生被任命为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时，有人问他对这个新职位的感想，他就不像中国的许多同行那样对自己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他说：“毕竟，这不像匹兹堡海盗队赢了一场棒球。”他说得很幽默也很有分寸，并没有显得很傲慢，但是他也没有掩盖自己内心的得意。在美国赢得一场棒球在国民心目中比在中国重要得多，可是他觉得比起他的新职位来说，赢场棒球已经算不了什么。他把他的大话隐藏在曲折的暗示之中，因而显得比较精致。

    中国人把故作大言的幽默用之于社会生活中的确还不成风气。传说在“文革”中，红卫兵批斗侯宝林，要他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按当时的不成文规定，交代的罪行越大，就算态度越好，越可能得到“从宽”的处置。于是侯宝林就故作大言地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朝战争，乃至导致邢台地震的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结果是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据“文革”以后考证，这仅仅是传说，并非事实。这似乎可以说明，即使是侯宝林那样善于故作大言的幽默大师也还没有能以故作大言为武器，在特殊的社会交际中保护自己。同时，这似乎又可说明，那些创造这种幽默故事和传播这些幽默故事的人，对于把故作大言的幽默从舞台上解放出来，用之于人际交往中是多么神往。

    故作大言的幽默，其实是幽默中最易成功者。试想在多少次婚礼、集会上，为了推选主持人我们花去了多少时间，即使最后有人勉强接受了，又不得不忍受其语言无味的照本宣科式的主持。其实，这时主持人只要敢于故作大言，会场就会活跃起来。他满可以放开想象：“今天承蒙莎士比亚（或月下老人）之派遣，我不胜荣幸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主持婚礼……”如果新郎姓王新娘姓周，可以改口：“不，王密欧和周丽叶。”可以想象这样的故作大言该会给新娘、新郎及来宾带来多少忘情的欢乐，就是那些最拘谨的客人也会丢掉礼仪的制约而神采飞扬起来。中国人之所以很少进入这样的境界，那是因为他们太执著、太认真，不习惯于“忘我”。在创造欢乐的幽默气氛时，你必须暂时把自己想象得伟大起来，或者“渺小”起来，让你的想象自由地飞翔，只有这样你才能很自然地“大言不惭”幽默起来。

    故弄玄虚

    故弄玄虚的奥秘是利用对方预期转化的心理，出奇制胜，但其解释要在真理与歪理之间。

    幽默具有多方面的特性，它的规律相当复杂。一般地说，它多追求含蓄，同样的一句话说得含蓄，幽默感就强些，反之则可能煞风景。比如说，一个有地位的人不愿直接道破他的父亲是屠户，他可以改换一种间接的说法，说他的父亲是“牛的外科医生”。几乎所有的幽默感都多少以间接的暗示使读者在曲折的顿悟中得到精神的享受。比如说，一个妇女匆匆走进一家商店诉说五分钟前她的儿子在这家商店买了一磅果酱，可是分量不够。售货员十分有把握自己没有克扣果酱的分量，他猜到是孩子在路上把果酱吃掉了一部分。这时如果他直接回答说，那是因为你儿子在路上偷吃了，就毫无幽默感可言了。如果他准确估计顾客的理解力，而把自己的观点掩藏在似乎牛头不对马嘴的语言之中，效果就可能好得多。比如，他可以这样说：“太太，请你回家称称您的儿子吧。”乍一听似乎令人摸不着头脑，细一想，原来他的意思是孩子的体重肯定因大吃果酱而增加了。顾客会因顿悟了售货员的智慧和情趣而领略到一种愉快。幽默的秘诀之一就是通过你曲折的暗示把对方争取过来，共同创造幽默的效果。

    许多研究幽默的学者都指出幽默在开端都有一个悬念，然后有一个对转，最后有一个发现。这种理论并不是很完善，但是它也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揭示出了幽默不是直接的告知，而是间接的发现，特别是经过曲折的推理，让对方自己去发现、去领悟说话者的智慧和奇妙的情趣。

    由于幽默通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它总是有个对转，总是让你领悟到与你原来期待不同的东西，所以康德才说，笑是在期待失落以后产生的。久而久之，一旦进人幽默的情境，人们总是期待十分出乎意外的谜底。这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心理习惯，或者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心理定势。这是幽默的正格。但是幽默不拘一格，有正格意味着必有破格；有预期的失落，必有预期失落的失落。故弄玄虚就属于这种破格。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习惯于每天早上吃一个土豆，有一天，他把土豆放在餐厅壁炉外的架子上凉一下，不久却不翼而飞了。于是他大叫：“我的上帝，谁把我的土豆吃了？！”他的佣人匆匆走来说：“不是我。”“那就太好了！”“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在土豆上放了砒霜，想用它毒老鼠。”“啊，上帝！”

    “我中毒了！”拉封丹笑了：“放心吧，我不过是想让你说真话罢了。”

    这里拉封丹用的正是故弄玄虚的方法，从心理预期来说是双重的失落。第一次是仆人说自己没有吃，而拉封丹说太好了，仆人有轻松的预期，结果却转化为非常严重的后果，接着又来了一个对转，预期的危险完全消失。这是双料的故弄玄虚，本来什么事也没有，平淡无奇，借一个没有毒的土豆，弄了两次玄虚，让仆人的心理失落了又失落。

    故弄玄虚的全部奥秘就是利用对方预期转化的心理。这种方法变化万千，有时不是给人一种双重转化，而是相反，故意给他一个没有转化的谜底，让他期待对转的心理落空，恢复到常态。

    一位画家给一位求画者看一幅只有一张白纸的“画”，并且说：“先生，在这张画里，你可以看到一头牛，它正在吃草。”求画者：“草在哪儿？”画家：“哦，给牛吃光了。”求画者：“那牛呢？”画家：“那还用问吗？既然草已经被吃光了，它还待在那里，岂不是等着饿死吗？”

    这个幽默故事的含义也许比通常的幽默故事更丰富些，牛可能是画家的自喻，说明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已无生活素材，无画可作了。一张本来平淡无奇的白纸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作者利用读者强烈的心理预期，以为总得有些比白纸更惊人的东西出现，不可能就是一张白纸，结果是作者把读者的心理期待猛然放松。值得注意的是，幽默的功力不仅在于构成悬念，而且在于解释悬念。解释悬念，要讲一定的逻辑性，才能服人，如果像拉封丹那样直接说：“别发傻了，我骗你上当呢！”只能说明他有智慧，还不能说他有特别的情趣。但如果真的要讲道理，而且要符合逻辑，那也不可能，因为故弄玄虚本身就很玄、很虚，实实在在的道理是讲不出来的。所以在解释悬念时，往往要讲一点歪道理。歪道理从逻辑上来说，本来就是没道理。明明没道理，却要讲出道理来，就要歪得巧妙，不给人武断之感。这时的关键就在于抓住任何一点在概念上沾上边的细节来作为推理的支点，大加发挥。例如，画上没有草，如果他硬说有就武断了，他说给牛吃了，因为沾上了一点牛在现实环境中要吃草的边，而显得有一点“理”；但认真讲起来，也是无理，因为画上的牛绝不会吃草，如果你拘泥于画上的牛不会吃草这一点“正理”，你就幽默不起来。所以幽默之妙就妙在“正理”与“歪理”之间。

    运用故弄玄虚达到幽默效果，主要环节不外两个：第一，构成一个玄虚的、不存在的悬念，这个悬念可能看起来是非常可怕，后果严重，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大害处的，表面上的荒谬性与实际上的无害性之间的错位越大，喜剧性（严格说来是轻喜剧性）越强，如果看起来很荒谬、很可怕，后果又非常严重，那就不是幽默的喜剧而是痛苦的悲剧了。假如拉封丹的土豆如果真的有毒，仆人吃了满地打滚，拉封丹就有失厚道，很难获得读者同情了。第二，就是为玄虚的悬念寻找巧妙的歪曲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讲，寻求歪解比构成悬念更能显示出作者的智慧和情趣。

    任何对于悬念的解释都以出奇制胜为佳，一忌落入窠白，二忌一本正经。

    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高祖身边有一个叫做石动筩的优伶，专门以幽默的言行来逗皇帝开心，有一次齐高祖大宴近臣，出了一个谜语叫众臣猜。谜面很古怪，叫做“卒律葛答”，按古代汉语的读法有点像现代汉语：“疙里疙嗒”。大家都猜不出，只有石动筩猜对了，是煎饼。齐高祖又提议大家出一个谜语让他猜猜。大家不敢，只有石动筩出了一个谜语，也是“卒律葛答”。齐高祖给懵住了，问他谜底，他说：“是煎饼。”这是利用了现场的一种心理预期，既是新出谜语，必有新谜底，谁也不会想到竟是原来谜语的重复。这就是故弄玄虚的功能了。但是石动筩的幽默如果仅限于此，也就只是耍一点小赖皮而已，算不得上乘的幽默。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对这个谜底作了创造性的歪解。当齐高祖问他为什么照搬他的东西时，石动筩说：“趁你的热锅子我再煎一个。”这就有点不俗了。石动筩的妙处在于把谜底作为煎饼的概念不动声色地变成了具体的物质的煎饼，由煎饼的过程再联想出现场的热锅子来，因而虽然是照搬人家的谜，他的故弄玄虚歪解就有点不同凡响了。

    故弄玄虚的“玄虚”是构成幽默的要素，不仅纯粹的玩笑中才用得上，有时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甚至在政治生活中发生某种失误，例如政治家的失态，用现实的办法是无法弥补的，只能急中生智，有意使这种失态玄虚化，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由于会场上某种特殊的反应，他突然举起一只皮鞋啪啪地敲着讲台说话。那只皮鞋人们原以为是赫氏自己的，可新闻照片证明，皮鞋在他脚上穿得好好的。历史过去了30年，人们从赫氏的私人档案中揭开了这个谜。原来皮鞋是坐在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外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的，这位成员当时正在打瞌睡，赫氏便就地取材使用了一下。敲击声惊醒这位先生，当他尴尬地寻找鞋子时，赫氏刚好走下讲台，顺便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没有什么，你不过是梦中失落了一只皮鞋而已，我将来定会赠你优等的乌兹别克皮鞋。”

    未经允许拿了别国外交代表的皮鞋，这对于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很不成体统的。赫鲁晓夫的机智和幽默才能这时帮了他的忙，一下子把皮鞋由现实世界推向虚幻的梦境。这种推向玄虚的办法便淡化了现实的失利，而强化了情趣的交流。这样急中生智的幽默使赫氏减少了被动。不过由于赫氏当时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说的话是要算数的，从那以后这位阿拉伯外交官每年都能收到一双优质的乌兹别克皮鞋，甚至赫鲁晓夫下台、逝世以后，仍然每年按期收到。不过，这就不属于幽默的范畴了。现实的物质利益与幽默的情感体验并不相同，幽默的情感常常是在超越了物的需求后才能得到充分自由的体验。

    苦中作乐

    身处困境，化尴尬为微笑；面临灾祸甚至死亡，也没忘了幽死神一默。古今中外，不乏其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这句话并不是很经得起推敲的，原因是弹琴并不一定能产生喜悦之感，这要看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如果是一曲悲歌，又在黄连树之下，很可能弹得涕泪滂沱。即使是一曲欢歌，也不一定能使弹奏者欢笑起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乐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笑出声来，连听众都一个个神情严肃，沉浸在一种精神享受之中。这时听众和演者都陶醉于一种美感之中。美感不一定与日常生活中的欢乐联系在一起，有时看悲剧掉眼泪也是一种美感。

    如果你陷于痛苦，弹琴奏乐只可能使你陶醉于音乐之美而忘却痛苦，但却不可能直接产生快乐。为了摆脱困境而借助于音乐，并不是那么可靠的；相比起来，借助于幽默，要可靠得多了。

    当你处于窘境，心情郁闷痛苦，你与幽默的要素相去甚远；尤其当你的苦闷是来自外部的攻击时，你的全部心智都集中在反击上，这时幽默可能暂时用不上。然而，如果你面临的攻击是不值得反击，或无从反击时，幽默就有用武之地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个著名的悍妇，动辄对丈夫大骂。一次她对苏格拉底大发雷霆之后又当头泼了他一盆冷水。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丈夫通常都会发作起来进行反击的，但是苏格拉底面临这种困窘处境之时竟然这样说：

    “雷鸣之后免不了一场大雨。”

    一场凶恶的冲突化作了一场玩笑。

    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这么个夫人，他答：

    “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了。”

    人处于困境中已经很难，在困境中幽默更难。原因在于：第一，这时要从迫在眉睫的外部侵犯和内心的自卫冲动中解脱出来；第二，从另一角度，亦即不是从绝对消极的角度，而是从积极的至少是非消极的角度，对眼前的灾祸作出性质截然不同的评论；第三，如果评论完全与事实不挂钩，不成其为幽默，要幽默得起来，还要使这种评论与事实在形式上又有某种天衣无缝的巧合。

    苏格拉底的高明，首先在于不把他夫人的凶悍当做为人妻者不应有的；其次，他把这种凶悍淡化为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而自然现象是人的主观意志不可控制的；最后，把破口大骂喻之以雷鸣，把一盆冷水当做雷鸣之后通常必有的暴雨。两个比喻的连续关系，变成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看起来有某种巧合的逻辑性。而更加富于逻辑的连贯性的是把凶悍的太太比喻为烈马，而把自己比喻为能够驾驭烈马的骑手，两个比喻之间因为有自然的逻辑性，因而才顺理成章地不但把自己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又不乏幽默的情趣。

    既要在性质上相去甚远，又要在形式和逻辑上相合甚密，是幽默的要义。

    幽默家的真功夫就在解决这两难中显示出来，幽默的趣味就在这两难相生相克的过程中产生。

    我国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穷困到门破了，关不拢，椅子歪了，不能搬移，只好用草绳捆一下，还在门前写了一条横幅：“结绳而治”。

    “结绳而治”本来指上古无文字之时，人们用绳子打结以帮助记忆，与比喻归氏家贫之意大相径庭。而二者均以绳为重要辅助工具又十分相似，因而这样的幽默是比较细致的。

    在失败的关头，在痛苦之中，能调动自己的智慧和情感的能量作超常发挥的人，才能于仓促之间发出精致的幽默谈吐来，这需要有一种“急智”的头脑。

    美国有一个传奇式的教练叫佩迈尔，他带领的迪泡尔大学篮球队在蝉联39次冠军后，遭到一次空前的惨败。记者们随即蜂拥而至，问他此时有何感想。他微笑着说：“好极了，我们现在可以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去争夺冠军，背上再也没有包袱了。”

    这个教练显然是个有“急智”的头脑的人，在紧要关头，通常人们讲话的水平都会下降，而有急智头脑的人恰恰能比平时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这个教练的“急智”，显然不完全来自先天的气质，很明显得力于后天的修养。稍有哲学修养的人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中对立转化原理的灵活运用，他的哲学修养帮助他看到事物的反面，他在冠军的称号中看到了包袱，而在失去冠军的时刻看到了某种从零开始的有利心理因素。正因为这样，他的回答不但有幽默感而且有哲理性。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幽默就不但有解放精神的作用，而且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身处困境还能幽默起来的还是大有人在。而困境的极致，大约就是面临杀身之祸。人头就要落地了，还幽默得起来吗？

    回答是肯定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偏偏就都有这样的人，死到临头了，还要幽最后一默。这在幽默格中属于“黑色幽默”。

    讲到西方的黑色幽默，有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故事，那就是一个人被送上了绞刑台，他注视着那飘荡在眼前的绞索，忽然问行刑吏：“这玩意儿会不会断掉啊？”

    好像他是在担心绳子会断掉，绞刑不能顺利执行似的。这显然超越了现实的严峻情境。

    超越现实的情境恰恰是产生幽默效果的重要条件。因为现实生活往往会迫使人去应对生存的需求，只有超越了生存需求，才能以幽默感愉悦自己，陶冶自己的心灵，使心灵享受生命的欢欣。即使处在逆境中，幽默家也能化尴尬为微笑。

    但是一般地说，现实越是严峻，就越是难以超越，同时也就越难以幽默，当然也就更难发出轻松的笑声。反过来说，一般的幽默所面对的消极情境其后果都不是太严重的，如果太严重了，就有可能变成悲剧，而幽默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轻喜剧之列的。

    但是幽默毕竟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正如笑是不拘一格、无限丰富的一样。人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欢乐地笑，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恐怖地笑，可以笑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也可以笑得比哭更难看，笑得叫人毛骨悚然。

    幽默的笑也一样，既有使人亲近的，也有使人难堪的；既有幽默得愉快的，也有幽默得恐怖的。

    黑色幽默就是一种恐怖的幽默，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其特点是不管后果多严峻，仍然要幽默。

    这种特殊的幽默，并不是当代西方文学的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不过他们比我们早命名，叫做“绞刑架下的幽默”，我们也有类似的事例。

    清朝以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而出名的金圣叹因为触犯了官家，被康熙朝的官吏判决杀头。在这以前他向行刑的刽子手表示，希望他执刀干脆利落一些，并暗中递给他一个沉重的纸包。刽子手自然答应了他，把刀磨得分外锋利。事后，刽子手回家打开金圣叹递给他的小包一看，是一块砖头和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好快刀也！”

    严峻的后果，严酷的灾难，并不是绝对与幽默感不相容。如果是严酷的现实已经不能避免了，当然可以悲剧的态度看待，但是用幽默的态度观之，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把恐怖与微笑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幽默，它不同于一般幽默之处在于：它不轻松，很沉重，表面上是可笑的，实质上是可怖的，可笑与可怖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此时你不知如何是好。

    在这种情况下的幽默，实在需要很大的气魄。我国现代和当代作家中幽默家本来就很少，在严酷的情境中能做黑色幽默者则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普通人由于种种缘由遭到不幸，作家们往往不约而同以悲剧表现。这自然符合人之常情，但也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如《阿Q正传》。阿Q明明含冤赴死，可鲁迅却不强调情景及人物心态之悲惨，反而全力突出其荒诞之处。如在押赴刑场时，让阿Q在人群中寻找并不爱他并给他带来了小小灾难的吴妈；还别出心裁地让阿Q不为死到临头而痛苦，而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而圆圈恰恰是他签字画押的方式，也是判处死刑的手续。特别是鲁迅不让他感到冤屈和悲痛，而让他讲了一句惊人的话：“再过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像他是什么英雄去慷慨赴义似的。

    所有这一切心态的麻木和情境的严酷形成的错位构成了怪异，产生了幽默的笑。

    这种风格是这样困难，以至于从那时以来没有一个作家再敢用喜剧的幽默去写悲剧的冤死。

    面对死亡的机遇毕竟是很少的，因而这种幽默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也是很少运用得上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并不是很常见的。即使到了面临死亡而有兴幽默的关头，人们也很少能把握情境的严酷性与幽默的调笑性之间的分寸。为了保险起见，常常是尽可能虚化它的沉重感而强化它的轻松感。

    德国诗人海涅在临终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上帝会不会记住我——那是他自己的事。”

    能言善辩的美国演说家亨利·瓦尔德比彻在意识到死亡来临时，说：

    “现在神秘奥妙的世界降临了。”

    这里之所以有可能把严峻性淡化，原因在于这是自然的死亡而非由于社会的不平或法律的不公，说出幽默语言的又不是别人，而是面临死亡者自己。如果是由于受迫害而死，又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就可能变成没心没肝的咒语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