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声色

    越是脸上流露出笑容，越是减少幽默的效果；越是装出对笑料无所感应的样子，越是成功。

    幽默感是与显而易见的可笑联系在一起的，越是可笑，越有幽默的效果。但是发出笑声是听众的事，是对方的事，而不是说出幽默语言人的事。可以说，有一条这样的规律，讲述幽默语言的人越是沉不住气，越在脸上表现出惊奇、流露出笑容，越是减少幽默的效果。中国古代有一本专门研究笑的专著叫做《半庵笑政》其中有一篇“笑忌”，除了指出切忌“刺人隐事”、“笑中刀”、“令人难堪”以外，还特别指示：不可“先笑不已”。这个禁忌与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在《怎样讲故事》中所提出的原则是一样的。马克·吐温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士兵脚受了伤，他请另一个士兵把他背下战场，可是飞来的弹片把受伤士兵的头削去了，而那背着自己朋友的士兵仍旧飞奔不已，这一切被在场军官看见了，军官叫道：“你背着个没头的尸体跑什么呀！”那士兵停下来看了看自己背上的朋友，大惑不解地说：“可是他刚才叫我背他的时候，还是有头的呀！”

    这个故事自然是很好笑的，可马克·吐温说，在美国讲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却有不同的讲法，一个是一面讲，一面预料到听众会感到可笑，他自己总是忍俊不禁地先笑起来。马克·吐温认为即使这个人能引动听众也跟他一起笑，也没有什么讲故事的才华。而另一个讲故事的人则不这样，他不动声色，装得像个乡巴佬的样子，好像他丝毫没感到这故事有什么可笑之处。马克·吐温认为，这样的演员更能引起听众的笑声，而且与前者相比，后者才是个有讲故事天赋的人。

    原因何在呢？幽默的趣味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情感，也不是单纯的智慧，它是一种复合的东西，其中包含着荒诞与机智、同情与隔膜之间的对比或反差，一面讲、一面笑，就会减少这种反差；明明很可笑，而讲故事的人却显出很笨拙、很迟钝的样子，无疑就增加了其中的反差，自然也就增强了幽默的功能。

    这个规律有相当广泛、相当普遍的适用性，我国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舞台表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舞台上十分放松，他的表情、他的面部肌肉都很松弛，他一点儿也不想显得比听众更早预见到笑声即将爆发，相反，即使笑声爆发了，他仍然一副松松垮垮、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后辈要炉火纯青得多。王蒙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认为侯宝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放松、他的不动声色。可以说，幽默的秘诀之一就是与笑声、与对于谜底的揭示拉开距离，幽默的大敌不但是“先笑不已”，而且也是后笑不已。你越是做出对笑料无所感应的样子，你越是成功。

    把聪明放在脸上只能破坏幽默，而把傻相放在脸上却能强化幽默。写作于我国元明之际的《玉堂丛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曾经官至“太史”的人士，叫陈嗣初，闲居在家，一日来了一位客人，自称是宋代诗人林和靖（就是写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的后代，他带了自己的诗来作为晋见之礼。这位陈嗣初很有点学问，也挺有幽默感，他一下就看出来者假冒林和靖的后代。他不动声色，只是到内室去拿了一本书给来者看，这本书就是《林和靖传》。当这位客人读到传中所写：“终身没有娶妻，没有儿子”时，读不下去了。

    陈嗣初这时显示了他很高的智慧和幽默。但是很可惜，他大概是弄不清幽默和表面的、直接显露的聪明不相容，这时他为自己的高明而忍不住笑起来，这已经犯了“后笑不已”的忌了，可是他还不过瘾，又吟了一首这样的诗：

    “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这个字按古韵读如ni）想君必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最后一句暗用了林和靖写梅花的名句的典故），弄得这位可怜的冒牌货狼狈不堪地溜之大吉。

    陈嗣初虽成功地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情，却破坏了他最初新建立起来的很别致的幽默感。

    幽默的最大功能是减轻心理压力，防止或消除紧张的人事关系，提高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胸襟。特别是在自己精神上占了优势以后，幽默可以用来保护对手的自尊心和人格。

    所以幽默感强的人，也往往有对对手充分的同情心，即使处在矛盾尖锐的情境中，也不愿锋芒毕露，而宁愿高深莫测。不但喜怒不形于色，而且好恶也不溢于言表。这正是一些富于幽默感的政治家在处理某些敏感的外交问题时常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美国作为盟国，在经济关系上出现了相当尖锐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封闭性市场和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前日本首相中曾根访美期间，在洛杉矶与前美国总统里根相会，讨论两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并未找到适当的解决矛盾的途径。在一次工作午餐席上，里根突然给中曾根讲了个笑话：

    有一个人被洪水困在屋顶上，一位好心的人划船经过，提出帮助他逃生，他拒绝了，说他相信上帝会救他；不久，又来了一艘摩托艇，但也被拒绝了；后来又有一架直升机前来救援，同样没有成功。这个人最后被洪水淹死了。在天上，此人抱怨上帝没有救他。上帝回答说：“我曾派了两艘船、一架直升机去救你，却都被你拒绝了。”

    里根只是说笑话，并没有解释笑话的含义。中曾根的一些随员解释说，这是里根抱歉之意，因为日本曾数次开放日本市场，但美国至今未能掌握住机会，将美国产品推销到日本。中曾根听后感到颇为欣慰。但是别的官员却另有解释，他们认为里根的意思是，美国已经给过日本几次机会，让日本设法为美国产品真正打开大门，但是日本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掌握机会，因此，美国将来只好采取保护政策或报复措施。这样解释让中曾根听了很不舒服。幸亏里根并没把他的全部意向直接讲出来，要是真露出声色来，还不知道让中曾根多不痛快呢。对于富于幽默感的里根来说，与其锋芒毕露，不如高深莫测，让你怀着神秘不安的心情去猜测，而他就可以让自己的幽默带上某种神秘的色彩。当然，只有在里根与中曾根这样身份的人中间，这种神秘感才有它的特殊效应，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极大的重要性，都值得人们，特别是关注两国关系的人去费尽心机地分析钻研。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物，而是普通人物，在通常情况下就不可能被详加分析。当然这是指通常情况下，而不是特殊情况下，应该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的对象心目中，有特殊的重要性（例如在谈恋爱和竞争的双方之间）时，如果一方把他的幽默语言罩上神秘的面纱使对方感到高深莫测，不但对己有利，而且容易被对方欣赏。

    这个规律不但在人际交往中，而且在舞台表演上也是适用的。法国一个作家萨马·吉特里在评论卓别林时这样说：“卓别林使我们笑得热泪盈眶，他能令人不得不笑，他能使安格鲁人、撒克逊人、拉丁语系人、斯拉夫语系人、中国人、黑人以及老老少少的人都发笑。然而他的幽默是并不完善的，因为有一个人从来不笑，这个人就是卓别林本人。”吉特里在这里用俏皮话说出了他对卓别林的最高赞赏。

    钝化锋芒

    当有人问你：要成为大作家，是否要吃很多的鱼，你会怎样回答？

    幽默的大忌乃是故意对抗，幽默产生于避免冲突、卸除心理重负之时。但是这不是说一旦面临着敌意和冲突，幽默就注定自行消亡。这要看幽默的主体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如果幽默的力量强大，它就可以帮助你从凶险的冲突、怨恨的心理、粗鲁的表情、一触即发的愤怒中解救出来。

    即使你不可能改变你的攻击性，幽默感仍可以帮助你钝化攻击锋芒，或者说，由于恰如其分地钝化攻击的锋芒，你的心灵获得了幽默感的陶冶，你游刃有余地以更有效的方式来表述你的意向，并避免弄僵人际关系。

    美国的赫伯特鲁在《幽默的人生》中说：

    “有个人走到邻居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斧头说：‘我来修理你的电唱机了’，只要他不把邻居的电唱机砸坏，他便恰当地表示了对邻居的电唱机太嘈杂的音响的不悦，而用不着对他大发雷霆。”

    这里的攻击性因斧头只能破坏而不能修理电唱机而钝化了，其妙处就在这种器非所用的荒谬性上。如果拿了斧子说，我要砸你的电唱机了，只能显得粗鲁；或者拿了仪表说，我来替你修修，只能显出他好心，却不能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锋芒被钝化，在表面上往往是夸张化。

    马克·吐温收到一位初学写作者的来信，信里说：“听说鱼骨里含有大量的磷，而磷是补脑的，那么要成为一位大作家，是不是必须要吃很多的鱼呢？”马克·吐温的回答只有一句：“看来，你得吃一对鲸鱼才行。”

    本来问这样的问题就说明这位读者不是当作家的料，可马克·吐温把回答的锋芒钝化了，鲸鱼极大，绝不是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何况是两条！这样就把回答中攻击性的成分虚幻化了，让对方感到这并不是一种很认真的回答，但是其绝对不可能吃下与绝对不可能成为作家恰成正比。

    在现实生活中，交通拥挤，人事关系复杂，公共秩序混乱，夫妻感情不和谐，物价飞涨，随时随地都有许多因素在刺激你想出言不逊或与人发生一次冲突以求发泄。但在发泄以后却长久地感到心情的沉重和对自己失态的不满。如果你能在发作以前作幽默的宣泄，在宣泄时钝化你攻击的锋芒，很可能会留下愉快的记忆。当你在排队购物的时候，在那漫长的等待中你可能忍受着恶劣情绪的折磨，这时如果是在买鱼，你可以说，等轮到我，那里的鱼都成了鱼干了，不过那样也好，吃烤鱼干可省事了。

    专门研究中国笑的艺术的薛宝琨在《中国人的软幽默》一书的第12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引用一下：

    “幽默是民族修养的表现，往往润饰并调解着人际关系，比如在公共场合、在汽车上，一个人踩了另一个人的脚却毫无反应，被踩的这个人就会以幽默的语言表示意见，说声：‘对不起，是我的脚放的不是地方。’对方拘于面子，自然会向他道歉。一个小伙子坐在‘孕妇专座’上面，孕妇则站在旁边被挤。聪明的年轻人就会在他面前大声地念：‘乃妇专座’，他更正说：‘错了，是孕妇’。年轻人立即告诉他说，孕妇在这儿。”

    上述这两个例子都是转弯抹角地把批评性的意向间接化、淡化，从反面提醒对方，唤醒对方，让对方减少被攻击的被动感觉，从而主动地顺从你的诱导。不过，这也得看对方是否有起码的幽默感，如果没有，仍然无动于衷，就很可能引起公愤，爆发一场冲突，其结果是攻击的锋芒锐化，而不是钝化。其原因是：第一，幽默的效应因人而异，不能不看对象；第二，幽默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顽冥不灵的人来说，它的效力不如群情激奋的压力；第三，幽默只适用于与人为善的启示，而不适用任何野蛮的暴力。如果对方存心侮辱你的人格，你光用钝化锋芒的幽默感去对待是不够的。幽默只能在你处于实质上的优势的情况下（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才能奏效，如果你遭受欺凌而且反击失败，这时如果还来钝化攻击锋芒，就可能变成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胜利了，这是一种自我麻醉，而不是自我修养的陶冶。

    幽默的适用范围是小小的不愉快，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旦后果严重化了，幽默也就荡然无存了。或者反过来说，幽默的分寸感很重要，就是在它适应的范围内仍然要淡化其后果，因为幽默与心情的轻松分不开，幽默与刻薄不能相容。但是若用适当的夸张使攻击性虚幻化，则并不显得刻薄，反而显得亲切。

    相传苏东坡的脸很长而且多须，其妹苏小妹额头相当突出，眼窝深陷，苏东坡以诗非常夸张地强调了他妹妹的深眼窝说：“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妹妹反过来讥讽哥哥的络腮胡子：“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哥哥又回过来嘲笑妹妹的“奔儿头”：“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戏谑性地嘲笑哥哥的长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虽然是极度夸张双方长相的某一特点，甚至达到怪诞化的程度，但却没有丑化，至多是让人感到可笑，这就无伤大雅。如果互相嘲弄的目标是生理缺陷，就可能使人感到刻薄，因为生理缺陷在人的心目中是个储存隐痛的禁区，而触动隐痛哪怕是很轻微的暗示，也可能锐化敌意，而不是钝化攻击锋芒。

    总的说来，幽默是一种很精致的心理体验，其微妙的情致，要有相当准确的分寸感才能掌握，粗心大意地对待，很可能弄巧成拙。

    由愤转谐

    幽默不易，由愤转谐则更有难度，由愤转化的谐会留下一些典故，很容易变成当事人之后彼此共同分享的幽默，在夫妻之间尤其如此。

    愤激与幽默是完全不相容的。幽默是一种宽容大度的表现，幽默家的本领不是放任自己怒气冲天，而是抑制怒气。愤激则直接针对所要攻击的对象，一旦攻击，轻则怒目而视，重则恶意谩骂。愤激离幽默甚远，当情感紧紧被对方的伤害意向所控制时，就很难从中解脱出来，更不可能去考虑对方的自尊或对对方的愚昧作悲天悯人的退让，更不可能对自己作冷静的审视，作自我调侃。

    有一对夫妇吵得很凶，吵到后来丈夫觉得后悔，就把妻子拉到窗前，看外面两匹马正在把一车干草往山上拉。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把人生的重担拉向山顶？”

    太太的余怒未消：“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是驴子。”

    如果此时丈夫感到失败，或者又被激怒，就意味着幽默感的消失。具有幽默感的丈夫，不但应该看到这时妻子余怒未消，同时也应看到妻子由于进入想象境界，离现实的争执已稍远，而且由于这句话说得很聪明，有点幽默的意味并多少有点得意。这正是她的心情有可能转化的机遇，聪明的丈夫这时要抓紧这个机遇，让她从原来的愤怒心情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场合如果能继续她的幽默而发挥下去，比一下子一本正经地提出和好的建议要自然而有效得多。但要幽默下去，也还有个问题：是用自我调侃的办法还是钝化锋芒的方法，甚至是导致荒谬、歪打正着的方法呢？这就是对丈夫的考验了。丈夫可以这样说：

    “驴子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

    “什么特点？”

    “一旦发起火就永远不会认输。”

    也许妻子能够容忍这种荒诞化了的隐含的攻击性，破涕一笑，风暴就过去了。也许对于有些妻子来说，这样玄虚化的攻击性还是太强，聪明的丈夫最好用一点自我调侃的办法，例如可以这样说：

    “你看得出，两匹拉车的哪一头是驴子呢？”

    “不知道。”

    “我看是那一头正在喘气的、可怜巴巴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是一头怕老婆的驴子。”

    这时使用这种几乎没有攻击性的自我调侃安全系数最大，风险最小。但是对主动退让者的要求很高：第一，他得有过人的宽广胸怀；第二，他得有处变不惊的镇静；第三，他得有急中生智的本领，在紧张的对峙中他要善于处理幽默中的攻击性和调侃性之间的关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幽默要达到预期目的，最重要的是与争执的对方分享幽默。一旦你因为对方不能领悟你的幽默而责备对方太笨时，无异于宣告你自己的幽默已经失败，因为你不能使他和你分享幽默。

    自然，要使愤怒的对方分享你轻松的情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并不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幽默的攻击性与调侃性是可以经过试探、补救、更正的。话说得不得体可以想办法打个圆场，甚至挽回。例如，上面所说的那个丈夫在夫人气消了以后如果感到刚才的让步做得太大了，他可以在另一种场合突然把刚才的事情作为一种“典故”来运用。如果她夫人请他去做一件事时，他可以不去，说：“那驴子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他没有必要怕老婆。”说完，当然他最好还是替妻子干事。妻子也可以运用这个典故，作相反的推演。

    一个“典故”可以反复运用，互相在走样的运用中增加分享幽默的机会，提高同一幽默题材的使用率。

    任何此类的“典故”，由于突然转移到一个毫不相干的情境中而显得十分逗笑，甚至愤怒的吵架本身也都可以因变成典故而被反复更新地使用。

    答非所问

    问的是曲子如何，回答说诗歌很好，这与逻辑不通，却很幽默。

    一般说来，幽默感是一种轻松的情绪，它有利于宽松人际关系。但过分紧张的对峙，会使幽默无用武之地。幽默可以缓和对峙，但不管怎样缓和，对峙毕竟还是对峙。幽默有它的局限，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对峙，而不能在性质上改变对峙。

    在原则性的对抗中，既寸步不让，又能带上幽默的色彩，这种幽默属于硬性幽默。但是对原则的坚持，并不一定要锋芒毕露，收敛锋芒而又英气逼人才能更显示出硬性幽默的威力。

    一个画家去拜访德国著名画家阿道夫·门采尔，向他诉苦：“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画一幅画用了一天工夫，可是卖出去却要一年？”

    门采尔认真地说：“请倒过来试试吧，亲爱的！如果你花一年工夫去画它，那么只用一天工夫就准能卖掉。”

    门采尔本来是批评这位画家作画粗制滥造的，可是用了一种建议的、假定的语气来表述，特别是用了“倒过来试试”这样的俏皮话，就把批评的锋芒收敛在温和的语气之中了。

    为了把硬性的锋芒藏起来，幽默家常常使语言带上玄虚感，让你一下子摸不着头脑时被他击中。

    一位打扮时髦的富商的妻子，来拜访一位名作家。她想知道什么是开始写作的最好方法。

    “从左到右。”作家回答。

    表面上顺顺当当地作了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这意味着，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回答，这里硬性的锋芒被“从左到右”的毫无实用价值的玄虚话语掩盖了。

    绝对硬性的幽默是没有的，幽默之所以成为幽默就是因为它是软的、含蓄的、轻快的。在硬性幽默中，不管怎样，也有软性的成分，哪怕是攻击性很强的，也得软化。硬性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软硬兼施的功夫。硬性幽默的艺术可以说是某种用软性语言表达某种硬性原则的艺术。原则是坚定的，但是软化的巧妙各有不同。把锋芒别出心裁地伪装起来是硬性幽默家的基本功夫。

    有个向导，陪伴一位法官打猎。回来时，有人问他：“法官今日收获如何？”

    “法官枪法高明，”他回答，“只是上帝对于飞鸟特别仁慈。”实际上他说的是飞鸟很幸运地逃过了法官的子弹，可是他把原因归诸上帝。软化的玄虚感由于他口头上肯定了法官的枪法高明而增加。这里软化的方法就是玄虚化的方法、间接化的方法、曲折化的方法、不怕自相矛盾的方法。

    有时，为了更玄虚一点，更曲折一些，不惜采用答非所问的办法。

    德国一位名叫贝仑哈特的年轻钢琴家为诗人席勒的诗——《钟之歌》谱曲后，特地举行了一个演奏会，把大名鼎鼎的勃拉姆斯也请来了。勃拉姆斯凝神地听着，有时还满意地点点头。演奏结束后，贝仑哈特问勃拉姆斯：“阁下是否很欣赏此曲？”勃拉姆斯笑着说：“《钟之歌》到底是首不朽的诗。”

    问的是曲子如何，答的是诗很好。答非所问，似乎连起码的逻辑也不懂，很玄，但也很曲折地暗示，他所欣赏的是席勒的诗而不是贝仑哈特的曲。回答越是玄，幽默的硬性越是减弱，而到了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的程度，软性就占了上风。原因是针对的锋芒完全收敛了，为了回避正面的攻击性而不作直接的回答。

    精神上完全占了优势，而又不想把优势表现出来，或看出对方的愚昧，不是蔑视，而是给予同情和怜悯，即所谓悲天悯人之心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更为超脱的精神境界。美国的赫伯特鲁把自我嘲弄当做幽默的最高境界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并不高明，应该说悲天悯人的软性幽默才是幽默的最高层次。

    契诃夫成了名，家里总是不断有慕名而来的崇拜者。有一天来了三位上流社会的妇女，她们一进来就力图表现出很关心政治问题的样子提出问题：“安东·巴甫洛维奇，你以为战争将会怎样呢？”契诃夫咳嗽了两下，想了一会儿，随后温和而认真地说：“大概是和平……”

    “当然啊！会是哪一方胜利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以为是强的一方胜利……”

    “那么照您看来，哪一方是强的呢？”

    “就是营养好教育高的一方……”

    到这里为止，契诃夫用的都是故作蠢言的方法来回避正面回答三位太太的问题，但是三位太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们仍然沉浸在对契诃夫高深的智慧的无限崇拜心情之中。

    一位太太大声赞美道：“啊，多聪明！”

    另一位太太问道：“您比较喜欢哪一方啊？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

    契诃夫和蔼地看了她一眼，带着亲切温和的微笑答道：“我喜欢蜜饯，您呢，您喜欢吗？”

    “很喜欢！”太太们兴致勃勃地嚷道。

    “它多么香啊！”另一位太太认真地说。

    于是这三位太太活泼地谈起来，并且显出她们对于这个蜜饯的问题有非常广博的学问和精细的知识。她们显然很高兴：现在用不着再费脑筋装出对于她们从未想过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事情的真正关心了。

    契诃夫的这种幽默的关键在于不去回答究竟是喜欢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胜利的问题，而是以答非所问不动声色的方式提出她们是否喜欢蜜饯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他对三位太太的同情胜过了不满。

    这样的幽默是最轻的幽默。幽默到让对方感觉不到锋芒何在，因而是最无伤害性的，但对方感觉不到锋芒，不等于没有锋芒。对于一个稍有教养的旁观者来说，三位太太的浅薄和虚荣是一目了然的。从这一点来说幽默虽然以软为特点的，但也不是绝对软的。

    软硬兼施，绵里藏针，才是幽默家高明的表现。

    歪曲经典

    在导致荒谬的办法中，有一种办法是利用众所周知的经典作背景，然后作出歪曲的荒谬的解释，这种方法的戏谑性极强。

    在导致荒谬的办法中，喜剧性效果比较强的莫过于歪曲经典法。因为经典最具庄严的意味，语言又多为人所共知，一旦小有歪曲，与原意的反差就分外强烈。在我国，古典经籍多为文言，与日常口语相去甚远，在通常情况下，不要说加以歪曲，就是把它翻成现代汉语的口语或方言，也可能造成极大的语义反差，产生不和谐之感而显得滑稽，如一首唐朝的诗中写到一个男子为一个姑娘所动而尾随之，写得很有诗意，可是把它翻成现代汉语的“盯梢”，就不但一点没有诗意反而显得很不正经了。又如一个语文工作者把唐朝这种轻薄青年翻译为现代汉语的“阿飞”，就变得极其滑稽了。这是由于古典诗歌庄重的或浪漫的词义作为国人潜在的、共同的意识是相当稳定的，千百年来已经沉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要在语义上、风格上稍有误差，人们就会十分敏感，以至在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为什么，就可能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司马迁的《史记》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一诺千金”，说的是秦汉之际，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季布，只要他答应一件事，有多少金钱也无法使其改变。香港有个笑话就歪曲地解释了这个典故：

    有一位女士问先生：“‘千金一诺’怎么解释？”先生说：“‘千金’者，小姐也，‘一诺’者，答应也。意思是，小姐啊，你答应一次吧。”

    把历史英雄的典故，通过词义的曲解变成了眼前求爱的语言媒介，二者之间距离有多遥远，则滑稽的程度就有多大。立志谈吐诙谐者，对这一规律应当深深领悟。通常人即使要作暗示性的表达，也都易倾向于近取譬；然而近取譬，容易抒情，却不容易产生不和谐和相当的滑稽感和诙谐感。要使自己的讲话有谐趣，则应从不甚切合的远处着眼，以远取譬为上。古代典籍之于凡人，一般距离都十分遥远，既遥远而又歪曲，自然容易生谐趣。古与不古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最关键的仍然是曲解。

    如果这种曲解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锁性的，其谐趣则相应层层放大。有一个县官，处理一切事情的唯一依据是一本《论语》，他常说：“人家都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何况我有整整一本。”有一天早上，他升堂判处三个贼。

    第一个贼偷了一只小鸡，县官一翻《论语》，便判道：“黄昏时分，将此人处死。”

    旁边一位幕僚暗暗对他说道：“太重了！”县官瞪大眼睛嚷道：“《论语》上不是说过‘朝闻盗，夕死可矣’吗？”

    其实，《论语》的原文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个贼偷了一口钟，县官看过《论语》以后，匆忙宣布释放。幕僚莫名其妙，县官说：“《论语》云：‘夫子之盗钟，恕而已矣。’圣人规定盗钟要宽恕。”

    其实《论语》的原文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县官不但读了白字，而且弄错了句读。

    第三个是杀人放火的惯犯。县官看了案卷，知道此人的父亲也是个大贼，三年以前已经被斩首。他竟马上离座，对贼人低头便拜，连声说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你是个大孝子，公差无礼，还请见谅。”

    三个案件由于对《论语》的曲解导致宣判结果越来越离谱，因而显得越来越荒唐，其诙谐效果也就随之层层递加。

    这种诙谐故事结构看似复杂，好像难得有这样互相连锁的巧合事件，但是，对编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先有三个故事巧合于《论语》中的语句，而是倒过来，先在《论语》中选三个可能被歪曲的句子，以同音异义为媒介，使经典原义与故事中的歪曲语义尽可能拉开距离，导致显而易见的荒谬，最后按荒谬的程度顺序编排，把最严重的放在最后作为高潮。

    这种歪曲经典的方法很便于放在表演性的幽默上，但却难于直接用之于人际交往或谈吐之间，不过若能改变角度，结合其他方法也不是不行，至少可以在以下两方面加以引用，以增加谈吐的谐趣。

    一是用于针对自己，即用之于自我调侃，如故作蠢言或故作大言，以大智若愚的姿态出现，使对方与你之间缩短心理距离，增加分享谐趣的渠道。当然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心领神会，对方至少要熟悉你所歪曲的经典，同时对方的智力能够达到明白你是故意歪曲的水平。如果对方水平达不到这种程度，而把你的故意歪曲当做无意的错误，并反过来纠正你，那就必然导致幽默感的丧失。在西方有两句经典格言：“上帝支配众人的生命。”“杀他同类的人有罪。”这是家喻户晓的。有一个西方剧作家让他笔下的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上帝有权利杀他的同类。”由于西方人对原来的两句话有深刻的共识，因而很容易领悟到诙谐之趣。但同样的这一句话，在中国人中间就不会有什么诙谐的效果。

    二是用来讽喻他人。有时对于不便直接指出对方的错误，可以借讲故事的形式，把对手的错误转移到古人头上去。当然，这时需要类比得当，而且分寸也需斟酌。如果类比不当，对方可能无所感觉，如果类比过分直露，可能失去分寸，不但显示不出你的智慧的丰富，而且会招致对方的反感。

    立志于谈吐幽默诙谐者切忌“引喻失义”，诸葛亮在出师前上表蜀主刘禅，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这是因为作为蜀国的君主，他的地位要求他讲话要明确，不可含糊，而且要有威严，引喻失当可能有损威严。

    当然，在今天，任何人都不需要皇帝的威严，但是在领导与下级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时既需要有一定的亲切性，也要有一点严肃性。以歪曲经典之法喻人，既可产生亲切感也可能会导致轻浮感，其间分寸，应视具体环境与关系性质灵活掌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能深深体会，准确掌握。

    荤素调匀

    幽默有荤素之别，太荤了，有伤大雅，不但损害了别人，而且降低了自己。

    玩笑有荤素之别，这本是西方的观念，似乎是这几年才引进中国的，其含义不是动物性食物或植物性食物的区别，而是性暗示的有无和强弱。

    在幽默语言中，不管是舞台表演，还是人际交往，性暗示过分强烈的叫做荤幽默或黄色幽默，反之则叫做素幽默。黄色幽默发生在公开场合，可能有伤大雅，引起反感，即使本来可能接受它的人，也往往顾忌朋友师长的态度而不知如何反应是好。

    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国人的幽默很少与性暗示有关，特别是在正统戏曲舞台上，主角多为政治地位很高的帝王将相，或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姐和公子，性暗示似乎与之无缘，即使男女有所调笑，也无一例外都是素的。但是在戏曲和白话小说中，写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性暗示就不那么稀罕了，如“三言”、“二拍”的某些篇章和以正面描写性生活而著名的《金瓶梅》，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中国有些戏曲和小说所描述的性，大都太直接了，感官刺激性太强，因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幽默感。尤其是民间戏曲中有些丑角的插科打诨，偶尔也有涉及性的，那就荤得不能再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戏曲小说兴盛时期，并没有一个像西欧那样的个性解放的运动，因而禁欲主义是相当严酷的，正统文人的诗文以禁欲主义为特性，甚至连许多严肃的白话小说，都有禁欲主义的明显倾向。台湾学者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很中肯地指出过，《水浒传》中的英雄在超人的食欲方面不亚于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然而，在女色方面则毫无例外是绝对禁绝的，也许正因为这方面禁绝得太厉害、太严酷了，在另一类小说中就有一种放任性冲动的现象。

    相比起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就不同，薄伽丘所讽刺的对象正是虚伪的禁欲主义，但他不像《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的某些篇章那样去正面描写性生活，而是从侧面用幽默的笔法淡化其刺激性，以揭露禁欲主义的虚伪。每逢涉及性行为时，他总是用暗喻、象征、导致荒谬的办法，一闪而过，而把那掩饰人性中这种本能的荒谬效果加以充分地夸张。因而他在这方面的幽默虽然有些还是太荤，但大多数还算是比较素的。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人心灵中就没有以幽默的态度看待性关系的了，有肯定是有的，只是由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记录下来的实在是太少了，虽然如此，要举出一些例子也并不困难。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东晋元帝（就是那个在长江南岸重建东晋王朝的皇帝）得了个儿子，为此普遍赏赐群臣。有一个叫殷羡的臣子谦让地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我没有什么功劳，怎么犒赏到我？”

    元帝笑道：“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们有功劳呢？”

    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最荤的幽默，然而并不失体统，由于它相当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里既有亲切戏谑的性质，又有自我调侃的意味，如果不是在喜得皇子这样的喜庆之日，以皇帝之尊是绝不会这样宽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帝这个玩笑与其说他太荤，还不如说他荤素得体好些。因为这里的性暗示微乎其微。

    在冯梦龙的《笑府》中，相当荤的幽默大概不在少数，以至周作人根据日本刻本编纂《笑府》的选本时，特别声明，太荤的不能不删去。即使这样，在后来出版的《笑府选》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半荤半素的幽默故事，今选其较素者以供参考：

    有客来访，偶谈及丝瓜萎阳，不如韭菜能壮阳。主人呼酒不至，问儿，儿曰：“娘往园中去了。”问：“何为？”答曰：“要拔去丝瓜种韭菜。”

    还有一个故事说：

    一妇临产创甚，与夫誓曰：“以后不许近身，宁可一世无儿，再不干那营生矣。”夫曰：“谨依尊命。”及生一女，夫妻相议命名，妻曰：“唤做‘招弟’罢。”

    第一个故事有一点儿荤，性暗示较强，但并不粗野；第二个故事则基本上不属于性暗示了。

    尽管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但毕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还是比较罕见的。

    对于性暗示的回避成了中国严肃文学艺术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占据主流，以至于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有一个《打麻将》的喜剧小品，表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是赌鬼，丈夫怕老婆，被老婆唆使到处借钱，最后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有意酗酒，在醉意朦胧中写下一纸文书，把老婆租给同台主持节目的李默然，而且这纸文书还是由老婆在台上面向观众念出来的。

    应该说，这样的带荤的幽默，从1949年以来，在舞台、银幕、屏幕上还是第一次。起初，观众是吃了一惊，但很快爆发了掌声，显然，这种程度的性暗示，他们能够接受。原因是，这纸文书是醉鬼写出来的，这就大大减少了它的荤性。

    总的来说荤素调匀，主要是一个掌握分寸感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幽默家而且也取决于交谈对方的心理以及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现场，乃至不同的形式，这一切都会影响到荤素的配比。

    在这方面，风险和成功率是成正比的。

    亲切戏谑

    戏谑的坆击性的程度与人际关系的亲切程度有一个反比定律。

    在人际交往中，真正攻击性的幽默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纯调笑性的往往居多。但即使是纯调笑性的，往往也带着假定的虚幻的攻击性，日常生活中的开玩笑、取绰号，都属此列。攻击性如果对于陌生人，则不管多么虚幻，也都是不礼貌，可能引起不良后果；但是如果是在非常亲近的亲属或朋友之间，恰恰又是交流情感的一种常用方法。攻击性稍强烈的幽默，可以称之为戏谑性幽默，这种幽默的亲切感也更强些。越是亲近，越可攻击；越是疏远，越要彬彬有礼。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反比定律。

    可以设想，你来到一个亲戚朋友家，如果你与他们非常友好，经常往来，不但家长与你熟悉，而且他的家属与你也非常熟悉，这时你就有条件与他们一家动用调笑性甚至戏谑性幽默。比如说这家的女主人很胖，常为衣服越来越紧所苦。你一到，她便忙碌起来，倒茶、拿水果，这时你可以非常认真地制止她：“别动！千万别动！”她自然感到奇怪，然后你慢吞吞地解释：“你再动，衣服上的纽扣都要飞了。”于是主妇自然会报以一笑表示理解你的诙谐。

    但是如果你与这个家庭之间还没有亲切到一定程度，这样使用戏谑性幽默不但不会有助于创造亲切气氛，反而可能产生心理隔膜，甚至种下冲突的种子。

    幽默有许多奇妙的优点，但是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缺点，那就是它只能缓解心理上的紧张，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智力上的难题。这种局限在戏谑性幽默中尤其显著。如果戏谑性用在陌生人中间，不辅以切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很可能会导致误会。比如，碰到这样的场景：旅客：“到火车站要多少钱？”

    出租汽车司机：“先生，70元。”

    旅客：“我的行李该付多少钱？”

    司机：“免费。”

    旅客：“好吧，请你把我的行车载到火车站，我自己走路去好了。”

    这种戏谑的意义，只有在你立即明白无误地把70元付给他之时，才显示出来。否则可能引起通常偏重实用价值而缺乏幽默感的司机的困惑或恼火。

    自然，在十分亲近的人中间，有时并不需要这样辅助性的东西，原因是戏谑性幽默通常都是虚幻的，不可实现的，不言而喻纯粹是调笑性的，这样的戏谑建立在互相深刻地洞察的基础之上，强烈体验这样的相互洞察，会变成一种心灵的享受。

    马克思与诗人海涅有深厚的友谊。当马克思受到当局的迫害不得不离开巴黎时，临行前，他给海涅写了一封信，这样说：

    “亲爱的朋友，离开您最使我痛苦，我真想把您打到我的行李中去。”这里的戏谑性不是由于切实可行，而是由于其不可行性而显示出来。有时这种戏谑性幽默会达到非常高雅的抒情诗的境界。

    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选定春天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这天，在哈佛大学礼堂讲最后一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叫着，这时正好他的演讲也快要结束了。桑塔亚那出神地打量那只小鸟，许久，才转向观众，这样宣告他的演讲结束：

    “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与春天有个约会。”

    这样的抒情性幽默，出自一个行将退休的教授之口，格外使人感到他的乐观精神和纯洁心灵。

    戏谑性幽默一般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噱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之于互相揶揄，有时多多少少带一点轻微的攻击性。对于幽默中的攻击性，一定要有非常准确的分寸感，过了和不足都会导致失败。为此，幽默家必须有精致过人的感觉能力和理解能力。

    一位非常有钱的贵妇人，邀请意大利著名提琴家帕格尼尼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帕格尼尼同意了。告别时，她特别补充说：“亲爱的艺术家，我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来时带上您的琴。”

    “这是为什么啊？”帕格尼尼惊讶地说，“太太，您知道，我的提琴是不会喝茶的！”

    帕格尼尼明明看出，贵妇人用请茶的借口，请他演奏；但他非常含蓄地表现了他的洞察，含蓄到可能迟钝的贵妇人不一定能马上弄清楚这位小提琴大师究竟是想拒绝还是在开玩笑。这在分寸感上处理得十分成功，再往前走一步就变成了拒绝，再往后退一步，就可能因太含混、太微妙，对方会无法感觉。这种分寸感的妙处就在于似感与非感之间。一般的戏谑性幽默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过分。

    传说德国诗人海涅收到一个大邮包，里面塞着一大堆软纸，中间是一个小盒子，盒子里有一封信。这是一个朋友给海涅写的，只有一句话：“我很健康，也很快活。”

    不久这个朋友也收到一个邮包，是一个又重又大的木箱，请了搬运工人才搬了回去。打开箱子一看，除了一块大石头、一张便条外，并无别的什么东西。便条是海涅写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你的来信知道您很健康，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下来。”

    这本是很风趣的以谬还谬的幽默，但是，也许海涅在分寸上稍稍过分了一点。对方的戏谑在于软纸衬得太多，并无严重后果，而海涅还了人家一块石头，大到请了搬运工人才运到家里。

    这样的后果就显得严重了一些，有点不像是戏谑，而是恶作剧了。正因为这样，这个故事看起来不像是真人真事，而是好事者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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