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低自己

    许多人埋怨自己幽默不起来，其实，要幽默起来并不难。有许多简明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调侃，有一个美国幽默理论家把它列为幽默的上品。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但是我要说，这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富于操作性的手段。

    以我自己为例，在我年轻的时候，不少学生自由地到我宿舍里来，有时晚了就住在我的房间里。随着年龄和资格的增长，现在虽然我的住房比之当年大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学生有当年的自由了。为此我甚为苦恼，所以每逢有机会和同学接触，我就先嘲笑一下自己。特别是给一些新来的同学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满脑子都是学问，其实，我的学问，并没有多少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其中央部分有了‘沙漠化’的危险。于是我就和毛泽东一样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政策，把四周的调动到中央来，也叫‘地方支持中央’。这种‘虚假繁荣’，也有好处，有利于我聊以自慰：我的头发和我的学问成反比例。”

    我这么一说，底下全都笑了，气氛立即就轻松了。

    诡辩式幽默

    在家庭生活中，免不了有一些小摩擦，尤其是和太太一旦有了分歧，就不能太死心眼。不要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的时候，恰恰相反，有理的寸步难行，无理的却振振有词。如果秉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来行事，辩论的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女方胜利了，男方没有什么面子；二是男方胜利了，但是，到时候却没有饭吃了。最为严重的还有演化为武装斗争的。既要保持家庭的和睦，又要坚持原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时就要来一点诡辩式的幽默。

    女儿入小学，虽然考试都在九十分以上，但总不能使她的母亲满意。我只好亲自辅导孩子做作业。不久，孩子放学回家带回来一个九十九分，待她妈妈下班归来，孩子把考卷奉上。

    太太脸上一丝微笑还没有来得及闪烁就消失了：“我就是弄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那最后一分！”此时如果要顶回去：“孩子有了进步就应该鼓励，不能打击。”这样的辩论是绝对愚蠢的，幽默的要义是缓解冲突，把自己的进攻变成对方的顿悟，甚至享受。这时就要来一点歪理诡辩术。于是我叹了一口气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无非是两个原因：第一，老师没有教好。但是这种可能不大，因为人家的孩子，在同一个班上，成绩很理想的；这就有了第二种可能，那就是孩子的头脑不好，天生的笨。天生的笨，是遗传的原因。这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你笨；第二个可能就是我笨。但是，这也并不能怪我，更不能怪她呀。想当年，你找对象，背后跟着一个连队，你满园里拣瓜，拣得眼花；拣了半天，拣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太太笑了。

    这就是幽默的力量。这里，不管是我笨，还是她笨，都不是孩子的错，而是太太的错。幽默的趣味来自于在逻辑上的诡辩术。因为大前提把遗传问题简单化了。孩子笨，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男方的问题，这样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同父同母的孩子，既有非常聪明的，也有非常笨的。在虚假的大前提下进行推理，表面上越是严密，就越是荒谬。但是这样荒谬的推理恰恰又转移了论题，用年轻时谈恋爱的情感共享分散了当前对孩子成绩对抗的情绪。

    需要真诚

    幽默是一种假定的荒谬，但是它也最需要真诚。如果以为只要说胡话就可以有幽默感，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在一个中学生的日记中，我却看到了一个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颇有生气的孩子真正活跃的心态。在交给老师看的作文中，我们看惯了学生对于老师的敬爱，也许这是事实，但是事情总是复杂的，不可能千篇一律。

    这个孩子，成绩忽上忽下，老师对他的态度可能是恨铁不成钢，过分严厉了一些。在日记中，他这样写他的老师：“讲到teacher，我认为没有一个好样的。除了朱霞还差不多，没想到语文老师是个爱说人长短的有心人。数学老师，我可不like，英语老师就sorry to you了，我没有学好你的科目。物理老师，你去死吧！……其他的老师，我认为我的记忆不需要他们占领太多的空间，还是多存些同学和朋友更好。”

    当我们读到“物理老师，你去死吧”这句话时，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这可不是我们欣赏他的恶语，而是欣赏他的天真，同时也是同情他为功课折磨的无奈。他的日记中充满了他的任性，有时只要讲些任性的话也就能幽默起来。

    有演讲经验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体会。

    团拜演说

    不管是多么会说话的人，在朋友或者同事的聚会上，都不太喜欢即兴讲话。因为在这种场合讲话，一般说，需要有点出格才有彩头，才能营造某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一般人讲起话来总是吃力不讨好。

    年年春节，单位里为了免除跑来跑去互相拜年的麻烦，就组织集体的团拜。除了吃吃糖果以外，总要有人讲讲话。推来推去，被迫讲的大都是一些煞风景的老生常谈，如新年新岁、吉祥幸福、心想事成之类。话说了也等于白说，会场气氛有点冷淡。

    有一年年团拜会主持人求我说几句调动情绪的话。我被逼得没法，只好站起来胡诌。那年正好是克林顿的绯闻弹劾案在美国参议院被否决不久，我就借这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作为由头，我说：“祝男士们都有好心情，一年到头，好得比克林顿现在在白宫还好。”

    男士们欢笑起来。

    我接着说：“祝女士们越来越漂亮，比莫涅卡·莱温斯基更有吸引力。”

    女士们又欢笑起来。

    讲到这里，气氛已经活跃了，大致也就可以了。但是，这还比较一般，我追求的是更加出奇制胜的效果，给欢笑加上一点胡椒面。就接着说：“对于女士们，尤其是已婚的，我还有一点希望：就是发现丈夫有克林顿那样的行为时，能够像希拉里那样有大将风度。”

    同仁们不管是男是女，都鼓起掌来。

    抑制进攻性

    老同事要求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我事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我讲话。因为我善于调侃，常常在聚会上被推出来讲话。这本来也算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但是，弄成个常规就成为精神负担。本来，参加聚会是一种愉悦，不动脑筋，全身心地放松。可是一旦赋予了讲话的使命，就要构思，努力把话讲得好玩而且得体，这样就往往食不甘味了。

    朋友倒爽快，就依了我。但是，一到了宴会上，司仪就来找我了，无论如何都要我讲上几句热闹话，我自然坚决拒绝。朋友来了，我还是拒绝。最后，朋友的妻子、新娘、新郎都来了，请我支持一下。我别无选择。

    正好，朋友作为家长，也在讲话，他感慨万端，讲了二十几分钟还不算，还讲了一些废话，比如，孩子是难产后生下来的，当时自己束手无策，引起了在座宾朋的哄笑，弄得宴会上乱哄哄的。

    我终于找到了话题，于是就在讲话时大大表扬了新郎，并且说：“期待着再二三十年后，再来这里参加新郎孩子的婚礼，那时，我再来主婚，新郎的爸爸也要讲话。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许他讲那么多、那么长。”底下哄堂大笑。

    歪解因果

    我写过一篇叫做《恶性单眼视症》的文章，我杜撰了一个说法：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上帝为了让人用一只眼睛看好事，一只眼睛看坏事。如果两只眼睛全都看好事，会变得傻乎乎；如果两只眼睛全部看坏事，可能和坏人坏事同流合污。这种因果不是科学的，正是因为它超出了科学，才超越了人们的思维预期，因而就比较有趣。

    但是，这还不够有趣，因为它还比较正经。要幽默起来，就得再歪一点。

    比如说，有一种说法：“婚前找对象，睁大眼睛；婚后看对象，闭上一只眼睛。婚前睁大眼睛，是因为只有睁大眼睛才能找到最好的；而婚后闭上一只眼睛，是因为夫妇间要求同存异。免得互相要求太高，避免发生‘阶级斗争’。”

    这个说法就比我的那个说法更为有趣，因为这个说法不那么一本正经。脱离了一本正经，就可以往歪理上推，就可能造成某种荒谬之感了。有了荒谬感，再加上一点人生体悟，就差不多有点幽默了。

    功能压缩

    如果有人问，人的耳朵是用来干什么的？回答很容易，是用来听声音的。这样的思路与幽默无缘。如果回答说，是用来听真理的。这个回答也很好，但是也与幽默无缘。前一种回答太科学，后一种回答太行情。不离谱，就不好笑。回答要离谱一些，才好笑。

    为什么离谱会好笑呢？关键在于这个“谱”就是人的思想的常规，离谱就是越出常规。常规就是人们在交往中的一种预期。你还没有回答，我就提前等着你的回答的路数了。一旦你的回答不是按着常规的路数，预期就失落了，就产生了意外了，意外就会产生滑稽感。越是意外，越可能变成荒谬，越是荒谬，在荒谬中再带上一点深层的人生体悟，就越是好笑。

    就耳朵的功能来说，如果要让它荒谬一些就是要让它越出常规。常规的耳朵是用来听一切声音的，越出常规，就不让它听一切声音，比如说，耳朵是用来听老婆的话的，就有一点好笑了。如果再荒谬一些，说女人的耳朵是专门用来听男人的甜言蜜语的。还可以强化一些，例如，女人的耳朵有两种功用：一是用来接受丈夫的甜言蜜语；二是用来收集丈夫的桃色新闻。这样既增加了荒谬的程度，同时又渗透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特殊情感奥秘，这样就强化了幽默的程度。

    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在门口看到邻居的女儿和一个小伙子在接吻，而且还发出了“吱”的一声，看见我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了一句：“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就都笑了。”我又说了一句：“我还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连那‘吱’的一声也没有听到。他们笑得更甜了。”

    这种幽默方法，我把它归入“反语”一类。所谓反语，就是显而易见地与事实、人所共知的常识相反。反差产生荒谬感，在荒谬中更容易达到显而易见的意味领悟。笑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这个体会，我是从前几年主持的一次海峡两岸诗歌朗诵会上得到的。当时，会议的策划者要求我请福建省的文学泰斗郭风先生朗诵一首他自己的作品。我就拿着话筒，请他随便读一首。他坚决推辞，说自己的普通话不行。我反复动员，他就是不同意。在场的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大家都有点失望。

    回到台上我非常严肃而且热情地宣布：刚才，我们邀请郭风先生朗诵他的作品。他虽然年过七旬，但是仍然欣然允诺。我一说完，大家都笑了，郭风先生当然也笑了，于是掌声四起。

    这种幽默感是由于我所说的和现场大家实际看到的完全相反。大家心领神会地体会到我在使用“反语”。

    即兴调侃

    活到这一把年纪，少不得要在一些场面上讲话，这是一个苦差事。在推辞了一番之后，仍然不得不勉强讲上几句，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一时涌到嘴边的大都是空话、套话、废话。不管怎么挖空心思想出彩，也没有几句是精彩话。除了表现自己缺乏即兴的才气以外，就是让对自己有热切期待的朋友的耐心面临考验。

    有了多次失败的经验以后，就有了自知之明：不要让朋友的礼貌变成虚伪，每逢可能要讲话，总要在事前事后思考一下如何避免讲废话。

    1998年，福建省文艺界举行迎春文艺晚会，会上抽奖，我得了二等奖。女主持人曾是我的学生，要求我讲几句话。在这种情况下光讲一些一本正经的祝贺的话是绝对乏味的，要让大家开心一点、活跃一点，就不能太实事求是。

    我就说道：“这几年我吉星高照，一连三年春节联欢会都拿到二等奖。事不过三，这说明，明年我要拿到一等奖。主持人问，那你最希望得到什么奖品呢？我说，我所希望的就是我最缺乏的。我头发的状况已经是‘绝顶聪明’了，明年的奖品，最好是像你一样亮丽的头发。”

    事后我分析了一下，我所使用的是自嘲和自夸相结合的幽默方法。

    颠倒黑白和不一致原则

    西方幽默理论中的“不一致”（incongruity）原则，说起来很简单，本来是语言和事实的不一致、不和谐；后来发展了，包括事实本身的不一致，不和谐。这种理论自然并不一定完善，但是很实用。通常，我们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太老实了，不敢讲与事实不一致的话。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或者去旅游得了感冒，如果老老实实说：很倒霉，我感冒了。这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如果说：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体验到在异乡感冒的滋味，这就幽默了很多。幽默之道，与日常实用逻辑的不同基本就在于此。

    有一次在武夷山开学术会。头一天都是内地的学者发言；第二天轮到香港的学者发言了。会议由我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香港学者。我明明知道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还是利用了不一致的原则来幽了他一默。我说：“昨天我们的会开得很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家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今天我们要改变一下局面，请普通话讲得最好的一位香港学者发言。”我这么一说，大家，包括香港那位学者就笑了。

    他连忙声明自己的普通话不行，并且不失时机地赞赏我的幽默。

    把人骂笑

    幽默一般情况下是与谩骂不相容的。但是并不等于幽默绝对不可以尖锐进攻。要骂人也得有符合幽默的规则。比如，编一个故事之类，尽可能把你所要骂的人都编到故事里去。

    小时候缠着外祖母要听故事。外祖母就讲了一个猴子的故事。她说，一个木匠，在山里遇到一个猴子，猴子就缠住木匠给它做一个东西。木匠说做一个太师椅子吧，它不要，因为屁股太尖。木匠说，那就做一个八仙桌吧，它还说不要，因为不会读书、请客。木匠说，做一个雕花的神龛如何。猴子说，没有神肯坐在猴子家里，你最好是给我打一个大厅，让我住在里面。木匠听了，就笑了，说：什么人都要厅，连个猴子也要“厅”（听）。

    我一听就笑了。外祖母明明是在骂我是猴子，可是骂得我心情十分舒畅。

    这里的关键在于，她不是直截了当地骂。她是把我诱进了她的逻辑圈套。用“听”这个音节的同音异义和一语双关的办法，让我的思想，先是迷糊了一下（这在康德那里叫做预期的失落），然后拐了一个弯，才领会了她的机智，于是使失落的困惑变成了顿悟之乐。这样，她的进攻就变成了我的享受了。

    总结发言和即兴幽默

    我对于目前大学生辩论赛有许多不满，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陈词的时间太多，真正的辩论才有四五分钟，而美国俄勒冈式辩论模式，一旦陈词结束，马上就要应对对方的质询，把美国法庭上的交互质询搬到大学生的辩论赛上来，对于辩论队员的素质要求太高，在基层难以普及。我本以为，作为一种训练口才的方式，像许多时髦玩意儿一样，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会沉寂。但是，几年过去以后，没想到连比较小的大学都经常地举行辩论赛。就是功课最重的医学院的学生，也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把那几十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丢在一边，投人各种各样的辩论赛。投入得火热自然是好事，但是，越是火热，各校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容易紧张。每逢宣布胜负，气氛都有冰冻之感，事后都免不了一些不甜不酸、不咸不淡的议论。偏偏在这时，我还要上台去作总结。

    在这种决定命运的时刻，讲话是很难的，讲得太长是自讨苦吃；讲得太没有水平，辩手和啦啦队员会唧唧喳喳来表示对你的蔑视；讲得太一本正经，他们会以懒洋洋的眼神和施舍性掌声来表示对你的怜悯。以最简洁的语言打中要害，把他们镇住，又太严肃，不够轻松。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把他们从紧张的期待中解脱出来。从会场的气氛中，我感觉到：男大学生的好胜心由于女同学们如花的笑容而空前高涨起来了。一上台，我就以这勉强被我命名为“异性在场的自尊膨胀”的题目作为开场白。

    我说：“每逢演讲、辩论，都是女选手多于男选手，都说妇女半边天，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常常有男性的半边天摇摇欲坠之感（笑）。这种感觉和看奧林匹克运动会的实况转播时相同，那种阴盛阳衰之感实在不太美妙（鼓掌）。差不多每一回最佳辩手都是女性，这使我这样一个须眉男子感到莫名其妙（笑）。但是我作为男性也有可以自我安慰之处，那就是：女人会讲话（笑、掌声），但是，男人会做事（掌声四起）。何以为证？转头看看评委席，几乎所有的评委都是男性（大笑、热烈的掌声）。”

    把年轻人的神经放松以后，我正儿八经地把辩论双方的得失讲了一下。

    轮到要宣布胜败了，会场气氛又紧张起来。我把那张藏着评委投票结果的信封举了起来说：“我知道，在你们看来，我的讲话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信封。要我来拆开这信封，本来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是非常残酷的，我不适合做这样残酷的事，一来我生性懦弱（会心而笑）；二来我是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大笑，长时间地鼓掌）。所以我和评委商议，还是让美丽的主持人小姐来宣布。因为，美丽的小姐经常做残酷的事（热烈鼓掌，笑）。”等笑声和掌声停下来以后，我说：“谢谢你们的掌声，我们达到了完全的沟通，很显然，刚才鼓掌的男同学，对于美丽的小姐经常做残酷的事情深有体会（鼓掌、欢呼）。”

    当我走下台来的时候，一位厦门大学的辩手对我说：你好不残酷地调侃我们，我们却感到好不快活。

    在校友聚会上胡侃

    当老师不知不觉已经四十年了，论财产、论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骄人之处，只是有一点颇令人欣慰，那就是碰到多年以前的毕业生，他们都会对我表示敬意。尤其是一些聚会上，总要受到特别的尊重。例如，一定要我像婚礼中的新郎一样坐到会场最为显眼的地方；总要让我们这些老头子讲话。这可是个苦差事。尤其是每逢在毕业周年的聚会上，有些老先生一本正经惯了，轮到他们讲话，还是像在讲课，讲一些非常正确但只能制造沉闷空气的话。有时还讲得很长，他讲得没有兴致，底下各自的谈话兴致却绝对高涨。主持会议的人好心，少不得请大家安静，这样的提醒，把本来心照不宣的会场秩序的混乱给点明了，而且其最多只有几十秒的效果，不久会场就又像蜂房一样发出嗡嗡的声音来。

    积多年之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讲得有彩头，不能太一本正经。要讲得好玩一点，不怕胡言乱语。有一次，我被安排在一个班的班主任后面讲话。我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话。最后，我决定胡说八道一番。我说：“你们现在不少人已经发财……”底下有人轻轻说：“还没有发财。”我就说：“你们现在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财，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发一点大财。”底下有人说：“发大财谈何容易。”我接着说：“发大财没有信心，那就发点小财吧，有没有信心？”（底下只有稀稀拉拉的应答声：“有！”）我又大声问：“有没有？”底下的劲头来了，声音很大地说：“有！”我说：“这就对了，到你们发了财的时候记住我今天的功劳，至少是提醒了你们发财的自觉和自信。今天我要请你们在发财的那一天为我做一件事，那就是为你们这个班级建造纪念碑，把你们全体的名字都刻上去，同意不同意？”底下答：“同意！”我说：“不过还得把班主任的名字刻上去，好不好？”底下说：“好！”我又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要求。”底下说：“什么要求？”我说：“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底下说：“行啊！”我说：“光把名字刻上去还不够，我的功劳大，没有我今天的提议，你们就不会想到建立纪念碑，没有我今天的提议，说不定连发财的念头都动不起来，因而我的名字要刻在当中，还要用金子来刻，好不好？”底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地欢呼起来：“好哇！”

    欢呼声还没有落，掌声就响起来了。从此我就得出一个经验，逢到这种场合，要来点幽默感。

    说空话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会场里一个人来调侃一下。有一次，77级毕业生20周年纪念会。会上只能有一个教师讲话，公推了我作代表，代表大家不能太不正经，我就先讲了一点正经的和有一点诗意的。比如，“你们在读书的时候，那时你们什么都没有，现在你们有的当了官，有的成了大款。我们却和原来一样十分清寒。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唯一可以吹的，就是你们某某局长、某某总经理曾经是我的学生。从这里，我们感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同学（他可是全班最大的财主）他的头已经秃得发亮了，我就拿他来开玩笑。我说：“但是到了你们面前，我就不好意思吹我是谁的老师了，现在唯一可以吹的就是我的头发比某某同学多。”底下哄堂大笑。

    吹牛的理论

    我在美国大学里，曾经花了不少工夫收集有关演说的书籍。一个美国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不用去找那么多的书，其实，美国的演说术，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放开胆去吹。”不久以后，有一家大学请我演说，正巧对面有一个青年歌手大奖赛，我走进大学会场的时候，发现里面座位上的人并没有满，而会场外站着的人却不少。我想这些在会场外的家伙，一旦我开头几句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可能脚底抹油了。我想起了那位美国朋友的话，就放开胆量吹：“今天我要特别感谢站在门外的同学，因为他们在男女青年歌手和我这个老头子之间，选择了我这个老头子。在说的和唱的之间选择了说的。因为他们非常坚定地相信：老头子比少男少女更美。”底下有人会心地笑了起来。我继续说：“而且他们深深体会到，说的一定比唱的好听！”我话音未落，掌声大作。一些站在门外的大学生就拥进了会场。后来我遇到那位美国朋友，对他的理论表示佩服，不料，他却拍拍我的肩膀说：“其实，美国根本没有我讲的那种吹牛的理论，只是我个人觉得，你在一本正经地发言时，往往十分枯燥，但是在平时吹牛、放炮、骂人、造谣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生动。”

    和陌生人见面

    大凡重要人物，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少不了要讲话。这时他与听众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陌生感的，如果按常规方式说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很难营造一种愉快交流的气氛。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性的报社去参加他们的正式发行仪式。座谈以后，发现一位女士迟疑地、怯生生地向我走来。我意识到她很可能是我学生的太太。显然是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很想和我说话，但是没有引见的人和话题。

    我就主动向她走去，先向她伸出手，她笑了，自我介绍说她就是我学生的妻子。

    我就自然地问她哪里毕业的。

    知道她不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以后，就问她怎么认识我的那个学生的。也许这样的问题是太复杂了。她脸红了，迟疑起来。我就替她回答说：“是不是上当受骗，一言难尽？”

    于是她笑了，以后我们的谈话就轻松多了。

    在这种场合，为了减轻对方的精神负担，用近乎有点冒犯的话语，却能打消她的陌生感、距离感，创造出一种和谐的、会心的氛围。

    但是这样的表面上带有进攻性的话，要有极强的分寸感。我这句话之所以还不算冒犯，主要原因是针对她丈夫的，其次维护了女性的自尊和面子。

    日本狂泉

    认真说起来，什么是幽默，什么不是幽默，还真是个难题。犹太人有一句谚语说：人类一皱眉头，上帝就发笑。

    皱眉头就意味着开始动脑筋，人一动脑筋就免不了有错，而人却自以为是，所以上帝就忍不住要笑。这种现象从哲学上来说，可以看出人生的荒谬。

    其实不用上帝那么高明，只要对人的所作所为采取超然的旁观态度，就不难发现人是多么可笑。

    人类所作所为，往往是如此。今天认为神圣的事，明天也许就显得荒谬了。自己以为庄严神圣的事业，以更为睿智的目光看来，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只是因为大家都处在荒谬之中才不觉得荒谬，反而把清醒的人当做荒谬者。这是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

    有一则日本幽默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眼狂泉，国人饮之无不狂，而国王不饮，保持清醒。国人遂一致认为国王为狂者，于是大举为国王治病。火烧、针扎、药灌，国王苦不堪言，遂饮狂泉，与众同狂，遂天下太平。

    这样的寓言故事有点历史倒退论的味道，不是疯狂的后来变得不狂，而是大家一起狂起来，太悲观了，但很幽默、很深刻。

    让客人放松

    一个助教要去日本留学，主要为了挽救她那陷于危机的爱情。男朋友去日本好几年了，两个人的关系忽晴忽阴的。而要到日本大学就读硕士学位，必须有教授的推荐。她拿来了日本教授名字，让我推荐，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日本教授，为难倒在其次，影响她的成功率事关重大。好在想到有一个权威中年教授正是那位日本教授在中国当研究生时候的导师。这位中年人算起来还是我的晚辈，就死马当做活马医，写了一封信去请他玉成此事。

    那个为了爱情而焦灼万分的助教拿着我的信找到他的时候，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没想到，他说：“只要凭这封手书，我什么都干。”立刻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

    惊讶不已的女孩子问他和我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说：“第一次见面还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叫女孩子不要惊讶，说：“这就是资深教授和中年教授之间的关系。”又说，“这封信如果不行，他还可以叫一位更年轻的教授写一封，此人和那日本教授关系更好。”

    女孩子问他：“有把握吗？”他说：“绝对有，这就是中年教授和年轻教授的关系。”

    女孩子真正放松了，而且大笑。

    当胆怯的来访者的神经被陌生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可以用幽默感挽救他们行将绷断的神经。

    学外语与学狗叫

    一些大学生和研究生苦于外语的压力太大，时常来向我诉苦：外语压力太大，六级过不了，拿不到学位证书。自己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古典文献已经多得一辈子也看不完了，就是学好了外语，也不可能经常用得上。

    国家教委把研究生的外语卡得那么严，逼得他们在入学的头一年，甚至两年时间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外语上，实在不合算。

    我自然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国家教委将研究生的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种事讲道理是没法弄通的，只好讲一个故事：

    老鼠妈妈带着老鼠孩子在玩耍，不幸遇到了猫。老鼠孩子们不免惊慌失措。

    老鼠妈妈想：猫虽然在老鼠们面前耀武扬威，但是却很怕狗。她急中生智，便无师自通地学着狗大叫了几声。那只猫便立刻吓得落荒而逃。老鼠孩子对妈妈这一手大为赞赏。老鼠妈妈感慨万分地说：“过去老是觉得学自己的母语才有用，学外语没用，今天才知道学外语的用处可大了。”我一讲，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们让我说说用了什么幽默技巧。我说用的就是“偷换概念”的原则。狗叫和学外语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不伦不类地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滑稽感。

    论上课打瞌睡

    当教师的，最怕的是学生上课打瞌睡，尤其是发出声音来的那一种。对此绝大多数教师是要发作一番的，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有一次，我在讲台上发现有个学生在打瞌睡。于是我就说：

    “在我看来，打瞌睡从根本上来说，不应该受到批评，而应该得到同情。因为，这是人的生理的反应，而且有其意志不可控制的特点。过分苛责打瞌睡的学生很可能要造成冤假错案。其实敢于在课堂上打瞌睡的学生大都是心地纯良的。敢于在课堂上打瞌睡说明他对你的人格有最大的信任，他相信你不会偷偷扣他的分数。敢于打瞌睡的比之不敢打瞌睡的学生来说，是更真诚的。如果你的瞌睡虫来了，明明眼皮下垂，老师讲的一切都像蚊子哼哼，还是强撑着大眼，装作听得很入神的样子，这不是欺骗、虚伪吗？从实际效果来说，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倒不如坦然小睡片刻。等瞌睡虫过去了，再头脑清醒地听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失去的那十分钟赚回来。这样的人最实事求是，对于这样的人任意批评是伤天害理的。我建议：哪个敢在课堂上打瞌睡，就给他发两个金质奖状，一个是品行优良奖，一个是实事求是奖。”

    幽默的对象

    幽默是一种通过显而易见的荒谬来沟通人的心灵的。但是人的心灵并不容易沟通。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要幽默地沟通，需要的是无声的默契。其前提是起码的友好，或者心理的、文化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但不能沟通，反而可能造成误解，甚至使心理距离拉得更远。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宴会，有个朋友拉着我到邻桌去祝酒，他说，你讲话比较幽默，你说话，我喝酒。

    邻桌那儿女宾比较多，都是不认识的，我要去祝酒的对象，是一个男宾。为了活跃气氛，我就把酒杯对着他，说：“哪里女同胞比较多，哪里就有阁下。”说完大家哈哈一笑。

    没有想到的是，我才回到家里，那位男宾已经坐在我家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就说：“你为什么要当着那么多的人丑化我，难道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狼狈不堪，除了道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后来有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告诉我：“此人一向妒忌你，正愁着没处发泄，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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