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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床”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前后一共做了4年的住院总医师，被人“老总”“老总”地叫了四年，但此老总非彼老总，没有毕恭毕敬的下属，没有觥筹交错的宴席，也没有一笔定乾坤的权力。除了本职工作，多出来的只有安排病房这一让我绞尽脑汁的事项，我每天都在安排病人住院和出院。床位一时一刻都不能空着，加床都是满负荷使用。每天早晨参加大查房，确定出院人数后，我才知道今天能够收几个病人入院，然后在一整天的医疗工作中，利用两台手术之间的空当，或者吃完午饭的碎片时间，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病人入院。要保证空床与病人，严丝合缝，一个不差。

    每个住院条后边，都有一个病人，一个故事，一个家庭，甚至好几个家庭，甚至，有能力的病人后边还可能有个大企业什么的，最严重的时候可能还牵扯着国家命运民族兴亡你我的安危。

    一个病人如果能有幸接到我的电话，她一定符合以下至少一个条件。

    一是经过排队和漫长的等待，而且愿意一直等待。机会总是留给有耐心的人。据说天使到上帝家里玩，发现墙角堆着很多礼物，天使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上帝说，这些都是人类一直向我祈求的东西，他们为了目标努力奋斗，却总是在最后一刻放弃。《圣经》上说，神常借拖延时间试验人类的诚意。

    二是病情紧急，刻不容缓。例如严重的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虽然是良性疾病，但却以一种类似恶性肿瘤的行为方式浸润性地生长，所到之处就像水泥灌浆一样，将整个骨盆冰冻，将双侧输尿管在进入膀胱之前的一段完全禁锢。正常吃喝后，尿液自肾脏不断产生，经过输尿管进入膀胱，收集到一定容量，再定期排出。两侧输尿管一旦卡死，尿液无法下流，就只能上流和返流，结果就把上端的肾脏憋得积水，起过滤排毒作用的肾皮质将被越撑越薄，若不及时进行输尿管部位的松解和释放，病人将彻底丧失肾脏功能。这种病人一旦确诊，必须尽快入院手术，否则，她可能不会死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却死于尿毒症。

    三是有人情关系。中国是人情社会，人情世故是生活在现世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回避的问题。

    四是病情为医生所需。病人生病想住特需病房，殊不知自己也会成为医生的特需病人。大医生手里差不多都有几个限期结题、必须上交报告才能形成良性滚动的科研项目，能够进入科研组的病人，不论是研究组还是对照组，住院都会相对快一些。要是少见病例，或者某个专家教授正在攻克的难关，或者刚从国外学回来的新术式，正打算攒够了病例年底申报医疗成果奖的，说不定今天看门诊，明天就能住院。所有的临床科研成果，除了医生团队的努力创新，最大的贡献者，永远是我们的病人。所有医疗成果的获奖者，除了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同事的支持合作，都应该在最后感谢我们的病人。

    五是病情特殊。少见病或者罕见病的病人也能被提早收治，但这并不见得一定是好事。面对各种疑难杂症，出于职业好奇心和征服疾病的痴迷心态，医生有时会表现出难以控制的跃跃欲试。但有激情并不代表真正有能力，有时病魔所向披靡，医生根本回天无力，越早发起攻势，死神越容易提前暴怒，越早住院，病人可能离死亡越近。

    虽然处于协和最底层，但是在“叫床”的时候，我还是经常能够找回社会对我们协和医生的尊重和爱戴。

    但在这世界上，我们协和大夫也不是一直都牛气十足，病人不需要我们时，我们屁都不是。

    例如，我给一个等了两个月的子宫肌瘤病人打电话，对方可能很冷漠地说：“大夫，我早做完手术了，等你们协和得猴年马月啊！”我说：“那祝您早日康复，再见。”这算是一个温和的性情中人，不痛不痒地给了我一小下，她出气了，我也没怎么觉出疼来，接着狂翻住院条叫下一个病人。

    再例如，我给一个子宫脱垂的老太太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闺女。她问：“你谁啊？”

    我说：“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通知您家人来做手术。”

    她说：“你还有脸打电话，我妈都等一个多月了也没信儿，早在别的医院做完了，你们协和怎么回事儿？还协和呢，我妈要是再等下去出了什么事儿，你们负得起责任吗？你自己有妈吗？你于心何忍啊？”

    我一时语塞，本想说声对不起再见挂掉电话算了，但是我又觉得，我们虽然没给她妈做手术，但也一直在给别人的妈做手术呀，要是这一个多月，我们协和妇产科全体医生护士集体休假跑哪儿游山玩水去了，导致她妈没能及时做上手术，那就真是我们有错，我们活该挨骂。

    我心存侥幸，心想是不是问候一下老太太，问问做完手术以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可以缓和一下矛盾，安抚一下女儿的焦躁情绪。没想到，她听了以后更加激动地骂我：“真有意思，你们这些冷漠的大夫还知道关心我妈手术后恢复得好不好。好不好也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你们太不像话，太没医德了。”

    最后一句话狠狠地击中了我，我当医生，最怕听这句。没医德，也是公众最愿意向医生投掷的撒手锏，随手这么一扔，绝对有杀伤力，杀伤的不是敌人，是医生的心。

    做完住院总医师的工作以后，我荣升为主治大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用病房电话打外线，每次一拨“0”，都是习惯性的心悸和后怕，我都有心理障碍了。

    年轻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我总想解释，总想辩解，总觉得自己小嘴挺厉害的，什么都要弄个明白，有时候还语不惊人死不休。

    后来，我渐渐学会了不争辩。因为理解你的人，你不用解释，她也愿意善意地去理解你，而不理解你的人，你越描越黑，反而留下个不诚恳、不老实的印象。活着活着就老了，内心就皮实了，成长是一个让人淡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作冷漠的过程，谁都不能回避。

    我想告诉她，这种良性病、慢性病在协和等一个月床位已经不算长了。再说，你妈的子宫脱出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不是生你们给累的，你们做儿女的也有照看不当的地方，等到子宫都完全掉出来了，不用手推就送不回去的时候才带老人看病，还有脸骂我。

    实际上，那天能够轮到她妈住院做手术，是因为有一个比她妈等的时间更长的老太太不能来。那张住院条上写着：×××，69岁，子宫脱垂（重度），2型DM（糖尿病），内分泌门诊调整血糖满意后入院手术。结果我打电话一问，老人家空腹血糖还200多呢。问她餐后血糖怎么样，老太太说，每天就吃饭这点高兴事儿，空肚子的时候要扎手指头，吃饱了两个小时后还得再扎，我才不干呢。我说，那怎么行，血糖调不好，没法做手术的，您子宫总脱在阴道外边那也不是个事儿啊。老太太淡淡地说，谢谢你姑娘，已经好久没人这么关心过我了，这子宫也不是脱一天两天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想象着电话那边一定是个沧桑老妪，要么缺少老伴儿的搀扶，要么缺少儿女的关心，要么是个落魄的知识分子，要么大字不识没啥文化。这么高的血糖根本没法做手术，控制不好的糖尿病人伤口愈合是大问题，弄不好来个酮症酸中毒，老太太就昏迷了，手术后彻底栽在病房。风烛残年的老年人，有时候就像悬崖边的一块大石头，没风没雨的时候，昂首屹立，千年不倒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轱辘下去，一去不复返。

    可我准备这些下文又有什么用呢？作为病人和家属，作为一个患病个体，谁又愿意让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空耗着呢？谁又愿意没承诺、没指望地一直等待下去呢？在门诊，你给人家看病，告诉人家有病，还说这病必须开刀，结果你又说没床位给人家住，让人家等，又不能承诺到底需要等多久，我们的病人也真可怜，我都不知道她们该怎么办。

    虽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还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手术做一个住院条就少一张。虽然过一个礼拜，教授一出门诊，就又弄回来一沓新住院条，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闷头前行。

    只要第二天是手术日，提前一天的晚上，我都尽量早早上床睡觉，外科医生都有这个习惯。而且第二天早晨必须吃早餐，否则扛不住。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外科医生缺乏睡眠的问题，说手术前一天晚上睡眠少于6小时的外科医生，病人发生手术并发症的概率要高很多，因为疲劳会使外科医生的手术能力下降。文章指出，这个结果应该引起医院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否能缩短值班时间保证大夫们不疲劳，而接受手术的病人是否有权质问：“大夫，昨晚你睡好了吗？”

    这是一篇新发表的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凡是上手术台的医生，确实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有手术的日子，我都早早上床，即使做爱，也不泛滥。否则第二天起床，眼睛又酸又涨，进手术室换衣服的时候，看更衣室柜子的钥匙孔都重影，能干好革命工作吗？

    那时候，我和大志已经结婚好几年，早过了“看什么都没劲，到哪都想着上床那点事儿”的蜜月期。我上好闹表，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裳裤子，整理好书包和自行车钥匙，爬上床，拍松枕头，拿过抱枕，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准备睡觉。

    大志也摸上床，从身后抱着我说：“老婆，我想你。”我说：“嗯，我也想你。”他说：“我想干你。”我说：“困，让我先干睡觉他大爷的。”他一把把我冲墙的身体扳过来要硬来。我平静地说：“霸王硬上弓不好玩儿，人人拥有先睡觉再○○××的权利。”然后，可能我就打起小猫一般的呼噜来了。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到他一边下床一边嘟囔：“万恶的协和旧社会，把我如花似玉的老婆给累得性欲全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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