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风

    1．关雎[1]

    说起来，从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耧山脉时，我走得并不快，可时光却在我脚下汩汩湍急，飞溅而流失。这让我想起我的新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在以下的故事中，我可以简称这部专著为《风雅之颂》吗？）里的一句话——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儿，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以为，《风雅之颂》是一部伟大的专著，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贵如金玉，掷地有声。它的完成，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清燕大学那片松树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我搬进去时收拾得窗明几净，墙壁上白如天空，可等我离开时，窗棂上已经再次红漆剥落，露出了缕缕木痕。那雪白的墙壁，也布满了灰尘污垢，如同沾上了粪便的巨大抹布，挂在屋里的四周。

    当然，《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给我带来的还不只这些。它给我最大的回报，是今年夏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看见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我妻子赵茹萍，正和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博导李广智，躺在卧室里的床铺上。赵茹萍粉白红润，只是稍稍有些臃肿（也可以说，她的丰满恰到好处）。可是李广智却骨瘦如柴，一身黝黑。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黑一白，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他李广智哪有这能力。

    我站在卧室门口，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提了《风雅之颂》的书稿。洋洋五十万字，刚刚改定誊毕，分量半尺多厚，字迹天热烦躁，其思想犹如四块砖头。大功告成，胜利归来，我想提着这兜儿伟大，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借以炫耀显摆，邀功领赏，可是她却正在和校领导同床共枕，偷欢取乐（大白天的）。我家在校区东南的家属楼里，4号楼，3单元，306室。窗外的箭杨树，旗杆样刺破青天，有几枝青绿，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动情动意，搔来挠去。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俩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缩成一团，肩并肩地团在一块，都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不止，便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几分唐突和仓促。慌忙朝后退了一步，我看见他们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二人的手关节碰在一起，有一片红肉落地的声音，在碎竹片编成的凉席上，一旋一闪放大了。

    他们望着我，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回来的，应该先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

    我说着朝后退缩着，仿佛我是走错了门，仿佛是一个男人尿急走进了女厕所。退到客厅转过身，我又扭回头来交代，喂，先把衣服穿起来，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便从屋里出来了。

    轻轻关上门，我木在楼梯口。对面的墙壁上，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干涸翘裂了，在我怔着目光看它时，它经不起我的直视和冷厉，哗一下，有块白灰从墙上落下来。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我的脚步踢着我的耳朵了。这时候，我最怕有邻居走回来，怕他们问我说，杨教授，不回家你站这儿干啥呀？可是老天照顾我，没有安排邻居们这时走回来。

    剩下的事，就是我家屋里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还有拉凳子的响动声，和我妻子赵茹萍朝门口走来的脚步声。随后门开了，从门缝挤出来了我妻子那秋叶飘零的话——杨老师，你回吧。有话回来说。

    转过身，我看见她的半张脸夹在一掌宽的门缝上。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转身回家后，好像她还有一个开门迎接的动作样。进了屋，关上门，她站在客厅一边儿，穿了那年新买的淡色粉裙子，绸蓝腰带束着腰，还在胸前系了个欲要飞舞的蝴蝶结，样子像是要出门给她影视系的学生上课般，只是她的手里没有拿课本，胳膊弯里也没有夹她的授课大纲和准备给学生们播放的电影片。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交叉在小腹前，手心向上，胳膊微弯，仿佛生怕双手兜着的一兜儿空气会从手上漏下去。瞟了我一眼，把头勾下时，没来得及细加整理的头发，有一缕乘机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额上，使她的脸上如同一块白布上流过了一行儿墨。结婚十几年，我已经42周岁，她已经35周岁，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今天这样让人同情的模样儿，这样招人喜爱的可怜样，如同我的学生论文不能通过而不送礼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着。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去，看着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这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管着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再也不是科学院院士的西学专家，再也不是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做贼被人当场捉住的小老头。虽仍是身穿西装，可里边白衬衣的脖扣儿还未及扣起来，领带还如一根草绳样拿在他手里，脸色铁青如夏天正旺的萝卜皮。我猜想，往日我不在家里时，他会如主人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享受着我妻子给他泡的龙井和削了皮的大苹果。可是今天他不了。他虎落平阳了。他把半拉屁股挂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不时地瞧瞧屋门口。

    他的目光提醒了我。

    我过去把半开的屋门关起来（把屋门里边的暗锁扣上了），折回身，我像我家的主人样，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皮的沙发上。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又瞅了一下他们俩，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倚着沙发盯着我放在地上的书稿沉默着。

    我不知道逮住他俩通奸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屋子里的闷，像空气都凝成了铁或石头般。人也已经被铸在了石头或铁里。空调还开着，可李副校长脸上有了汗（有些可怜呢）。我妻子的脸上也挂了几珠汗。我脸上没有汗，只是手心有些热。双手捏着时，像捏了两包儿水。松开时，凉气哗哗从手心钻进了手掌里。在清燕大学读书、教书20年，从没有过的酸楚和惬意，这时从手心沿着胳膊流遍了我全身。我再一次望了望他们俩，和他们看我的目光相遇时，他们的目光谨小慎微、颤颤抖抖，如在惊恐中伸出来试探安危的龟头般，看一眼，就敏锐快捷地缩将回去了。

    ——杨副教授，我错了，想要怎样你就直说吧。

    我的天，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微细，潮潮腻腻，如从校园的荷湖那边飘过来的水蒸气。原来他在学校演讲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报告、念文件，声音可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他洪亮如钟，振聋发聩，会法语，通英语，在剑桥大学主攻过西方哲学和美学，读博期间就翻译了西方哲学最难译的几本书，后来还译了一大批西方的探索小说和最新的美学论著，撰写了《西方美学史》、《西方哲学发展史》、《剑桥、牛津教育比较论》、《欧美与中国美学比较论》等一大批的学说和专著。在清燕大学哲学系从教18年，他带出来的博士生将近八十个，后来理所当然地当了学校的副校长，学生们就大多只能在礼堂听他演讲了，很少能在教室的讲台上，看到他的神采、风采了（我曾经想有机会去近距离地听他一节课，可最终还是没听上）。再后来，他就几乎不再给学生授课了，成了这所赫赫名校忙上忙下的领导了。先是学校管行政、杂务的最后一名副校长，后来是管教学的第一副校长（高高在上，权重如山）。当我以为再也不会有机会和这位西学大家接触时，他却面对面地坐在了我面前。无论如何说，眼前这个矮小精瘦、眉毛少许发白，额头上有些谢顶的老头儿，让我和那个声名如雷的校长对不上号。我盯着他的脸，如同盯着一张悬在我对面半空的菜青叶（似乎那青菜青的脸上还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坚毅和刚强），就那么看着他，琢磨着他脸上到底有没有我行我素时，他又开口说话了。

    他说，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

    说，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5万元。

    说，你如果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者系里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他这样说着，像给我开了一串清单样，觉得条件可以了，价码够高了，他已经力所能及了，最后把目光软软硬硬地落在我脸上，等着我的回话和讨价与还价。可却在他看我时，在他等着我的回话那一刻，我看了茶几旁我的那堆书稿后，朝他淡淡笑了笑（笑得软弱无力、意味深长），说李副校长，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请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你和赵如萍的事情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还不新，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我说着悲从心来，想要哭出来。然就在我将要泪流满面时，心里蠕动一下子，我鬼使神差（计从心来）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看着他，也看着惊怔在一旁的妻子赵茹萍，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2．汉广[2]

    从京城的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一夜之后火车把我扔到了耙耧山脉下。

    初秋绿野的清新，泛滥成灾地朝我扑过来，好像旷野上一团一堆的绿气，长年累月找不到一个闻香的人。沉闷了，死寂了，以为秋天的生命要荒废虚度时，我背着行李从车站走将回来了，自天而降出现在了山脉上。比起京城郊野的庄稼，要晚熟许多的玉米棵，把田野和荒地连成一片儿，扯地牵天，从我脚下铺展到我目所能及的天边外，起起伏伏，荡荡动动，海面样不着边际（大而无当）。有一股热辣辣的青稞气，香得我鼻子疼（我有鼻炎）。还有一股黄土的甜味在我舌尖上跳来荡去，翩翩起舞。我放下手里的旅行包和一个大提兜，在路边站了站，很夸张地对着田野和已经平南至顶的日光扩扩胸，舒舒展展撒了一泡尿，然后从山脚下朝着山坡上走。

    我臆想，玲珍一定会在山坡上的那棵柿树下面等着我，翘首以待，望眼欲穿，不时地把手棚在额门上，朝着山下望一望。那树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青石头（是沙岩石），石头上不知哪年哪月刻出一个“禾”字来（我家寺村许多人家都有这样的刻字石），摆在那儿被人踩久了，坐久了，“禾”字已经模糊得如同枯枝败草了。我想没人时，玲珍会站到那块石头上，踩着那个“禾”字朝着远处望，见面前一路空旷后，再如当年割草的少女样，爬到树杈上，极目遥远的地方盯着某个行人大半天。也还许，她不会再去爬那柿树了。毕竟早已风吹叶落，岁月枯荣，不再是可以爬树的那个年龄了。

    然而无论如何，她在那树下翘首以盼是不需说的了。

    看了看放在我脚边的大提包（那里放着我的衣服、物品、钱和《风雅之颂》的书稿），朝山上瞅了瞅，我又开始提着大包小包，继续朝着山坡上爬。我已经从旷野的气息中，闻到了二十年前的盛夏里，老柿树那干裂枯皱的树皮味，还有靠西那一孤枝上，涩得舌头发白的柿子味。在那个柿子将黄的季节里，我离开耙耧到清燕大学读书那一年，玲珍就把我送到那棵柿树下。我们走累了，坐在那树下歇息着，背倚着柿树身，望着夏天像望着一湖热滚滚的水。那时候，山脉上空旷无人，只有我们俩，我便拉了她的手。她的手红润柔软，指甲缝里隐约有条月线泥（我的指甲里也有很厚的泥，耙耧人的指甲缝里都有泥）。我看着她指甲缝里的泥，摸着她肉嘟嘟的手掌上的一行儿茧，像一片暄虚的土地上，凸出来的几块野石头。就那么，摸着手，摸着她的茧，她的手心汪汪洋洋出汗了。我的手心也汪汪洋洋涝成了灾。有一对乌鸦在我们头顶叽叽呱呱地叫，漆黑的声音落下来，摔碎成一片豆粒似的透明在我们面前滚动着。汗粒也在我俩的脸上滚动着。那时候，我凭着莽撞和勇气，大胆地把她揽在了我怀里。她也小鸟依人地偎在了我怀里。可却只一会（爱情还如刚出土的苗芽儿，未及蓬勃就遇到冬日了，遇到寒风了），不知为何，她突然从我怀里把身子挣出去，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还把身子朝我的远处挪了挪，然后望着我，脸上肃静得如洗过水的一块板。

    我说你咋了（那时我把怎么说成咋）？

    我说不结婚就不能搂搂吗？搂一搂我能把你吃掉吗？

    我说不搂就不搂。一辈子不让我搂我也无所谓。

    我把目光从她那张涨红的脸上移开来，投到一片收割过的田地里。田地里的麦茬儿，一行行高高低低竖在日光下，晒久后，有丝丝微白的烟雾在那茬儿上升腾着。对面的山坡上，有两个担着麦捆的人，一步一步朝着远处的村落里走。

    叹口气，我把目光收回来，将头倚在了柿树的身子上，眼睛微闭着。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从地上站起来，然后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她有些发狠的话——

    你走呀！

    ——去不去？

    ——跟着我。

    她就提着我的行李，朝柿树以西的田埂儿下边走去了。

    田埂儿大约几尺高，她从一缓处走下去，把东西放在田埂儿下，望着田埂儿对我说，你下来。

    我也就从那缓处地走下去，站在她面前，不解地望着她。望着日光在她脸上晒出的汗，看着她涨红如血的那张脸，看见她鼻尖上的汗珠儿，小米粒样一个挨一个；还看见她因为想说啥儿没能说出来，使她那急速颤抖的两个嘴角儿，像没了头而又想飞起来，却只能扇着翅膀抖动的红蜻蜓。盯着我，她就那么抖了一会嘴角儿，终于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她说你上学要走了，想摸我看我就摸我看我吧。豁上了。摸哪儿都行，看哪儿都行，趁这梁上没有人。

    说着话，她就动手去解自己的上衣扣。她穿的是那年月在耙耧那儿有些时尚的的确良布衫儿（浅绿色，如被水浸泡过的草的色），那是我们订婚时，我娘去镇上给她扯的订婚布，是她自己进城做的小翻领（只有城里人才穿的样式儿）。解那扣儿时，她的双手有些抖，把第一个扣子解开来，又把第二个扣子解开来……我看见她胸前的皮肤完全和她脸上不一样，细白如粉，嫩红如绸，闪着日照的肉香，仿佛汉白玉的石面发着柔美的光。接下来，她胸前的大红兜兜露将出来了，轰隆一响露出来，如砰的一声在我面前燃起了一团火，使我眼前犹如太阳飞来砸在了我的眼珠上，眼角灼疼，眉毛糊焦，眼球上有水被烤干的“吱吱吱”的声音。还有烙铁烫着嫩皮的焦燎味，血浸血流的艳红味，骨裂骨碎的腥白味，它们一群一股钻进了我的肠胃里，心肺里，魂灵里。到末了，有一股力量就把我看她的目光推着揉着按倒在了柿树那一边。

    我把目光扭到了一边去。

    她就那么竖在山坡田地的那道堤埂下，露着红兜兜，露着兜兜以外的上半身，露着她光洁的皮肤和云柔乳白托起的两团儿红，任她丰满饱胀的年轻，在静寂中生龙活虎地逼视着我（似乎是睥睨着我这个村里解放几十年才考上大学的第一位大学生）。到末了，她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却用柔顺的口气问我说，杨科哥，你不是想看我、摸我吗？

    ——你把脸扭过来看我摸我呀。

    见我呆在那儿不动弹，她又抬高嗓门说，杨科哥，你考上大学了，你考到皇城最好的大学啦，在家时你一直都想摸我，都想让我解了扣子给你看一眼。你看呀。你摸呀。你把脸扭到一边干啥呢？

    3．终风[3]

    那间县城旅社的小屋里，灯光如同被年月蚀旧的纸。有一股霉味在屋里的墙角、桌上、床下堆砌着，待我推门走进去，霉味热情地围上来。玲珍坐在床上靠桌那一端，脸上挂着无端的疲惫和失意。夜已经深不见底，和没有头尾的胡同样，连城街上月寂人稀的脚步声，也大得房倒屋塌地响。我用20块钱在那旅社包了两间房，我一间，她一间。可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就看见她的红兜兜、白皮肤，看见她说话时的嘴角，上下翕动如花红的蜻蜓飞在我眼前。

    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坐头班汽车离开县城，离开耙耧山脉，到九都市里坐火车往皇城那里读书了。去奔我的事业、我的前程了。就要在这城里和她分手了。前寺村和后寺村那儿忙得很。整个耙楼山脉都忙得如同着了火。麦是割倒了一大半，可都还摊在田地里。没割的需要割，割倒的太阳晒一天，就必得立马挑到麦场上。到了麦场上，又要连三赶四打好晒干灌入仓。大忙的天。火烧般的忙。可我却要到学校报到去。还要早几天儿去，到那陌生的皇城做些安顿的事。

    就走了。

    爹不送我，娘也不送我。她爹、她娘也不去送我。两家人委派一个玲珍单独去送我。两家人说好让她把我送到九都火车站，可在县城时，她要去厕所，我给她指了路边公厕墙上写的一个“女”字让她走进去，她到那里愣一会，却一抬腿走进了男厕所。等忙不迭儿地退出来，脸上挂着羞红和恼恨，见我就决然地说不往九都送我了。

    死也不往九都去送了。

    因为没认出厕所墙上的“男”字和“女”字，夜饭也不吃，躲在旅社的屋子里，直到要睡时，才取出一块干粮啃了啃。似乎一切都是从这次走错厕所开始的。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了，再也没有羞红和对什么都欲说又罢的犹豫了。她变得说话直硬，腔调冷利，像恨不得立马把我送走后，她好飞快地回到耙耧山脉里。因为那里才是她的家。那里去厕所不消辨认“男”字和“女”字，走路不要分辨左边和右边。把最后一口油烙的干粮送到嘴里边，将手上、身上落的馍花儿捡起来，喝口水，咽了嘴里的馍和手上的馍花儿，她就把身子倚在桌边上，看着我，像盯着一匹欲要脱缰的马。看久了，看够了，似乎也把我看明看透了，便冷冷淡淡地问我说——

    你今夜儿想和我睡在一起吗？

    ——不睡在一起你走吧，我想睡觉了。

    我回到对面我的那间屋，关上门，脱了衣，把灯熄灭掉，让暗黑铺天盖地把我包起来，但却睡不着，眼前总是光光亮亮地闪着她的红兜兜，和兜兜周围那云白洁净、柔嫩如绸的白皮肤。有一股细腻如丝的香，从她那间屋里挣着她的身子飘进我的屋。我在抗着那味儿，也在一口一口吞着那味儿。直到嘴唇发干了，喉里着火了，我就从床上折身坐起来，望着一屋子茫茫的暗黑发着呆。

    说到底，那年我已经22周岁，她才18岁，正是《诗经》的《终风》那首情诗里的年龄和情景。也就呆到发痴时，我把鞋子提在手里边，光脚踩着走廊上的砖，到她门前轻轻敲了几下。

    灯亮了。

    门开了。

    我又把门关上后，放下鞋朝她走过去。在她面前站一会，不言不语就去解她的衣扣儿。她没有不让我解她的衣扣儿，没有不让我去她的脸上摸，去她的额门上亲。她像在等着我的这些一模样。像没有力气抵挡我的这些样，先是有些意外地看看我，后就意料之中似的把头勾将下去了。我俩已经订了一年婚，在高考落榜的第三年，心灰意懒中，彼此两家都送了订婚礼。无论如何说，我是耙耧山脉前寺村唯一到镇上读高中的人，也是学习最好的人（虽是经过四年复读才考上大学的，可语文分数却是地区第二名）。她是后寺村最为水灵俏丽的人（虽然不识字，没读一天书），依着媒人的安排，我俩订了婚。当初和她见面时，我以为她是我面前春摧气鼓、欲要苞裂的一棵小树儿，个儿不高，也不胖，可浑身初春的饱胀，却似乎要哗哩哗啦炸开来，如到了季节的麦，到了季节的豆，到了季节任何带壳的果物儿。到现在，一年过去后，这棵小树豁然长高了，豁然长大了。她浑身的水汽和秀气，浓浓烈烈，占山占岭地把她湮没了。

    把我湮没了。

    我解着她的衣扣儿，双手哆嗦得和她白天解着自己的衣扣一模样。到末了，我没有把她的扣儿解开来，而是把那枚扣儿扯掉，扣儿滚落在了床下边。可无论如何说，她胸前的光洁和红亮，是又一次砰的一下崩裂在了我眼前。那红兜兜也呼的一下挺在我的眼前了。我终于可以那么近、那么清晰地看到我那年龄无可截止的渴念了。一瞬间，我怔在那屋里，双手发抖，喉咙发干，看着眼前的物物景景如呆了一模样。好在那痴呆只是一瞬间的事（时间短得没有一指长）。那一指长的时间过去后，我就粗野地用我的双手去抚摸我红彤彤的欲念了。

    说几句落落大方的话，她那圆润饱满的乳房，真的像一对火热的水球从我的手上滑过样。我一碰到它，她便本能地朝后弹一下，猛地身子一歪站起来，推开我，脸上大块大块的涨红朝着地下飘飘旋旋地落。

    她说，杨科哥，你给我说句实话，你会娶我吗？

    她说，娶了也会离婚呀。

    她说，只要你对我说句你这辈子会娶我，不变心，我今夜就把身子给了你。把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你，丁点儿不剩地都给你。

    她话说得并不快，声音也不大，可一字一句，风声鹤唳，斩钉截铁，该重了重，该轻了轻。说完这些后，目光火燎燎地在我的脸上烧一会，看我一时不说话，便把那目光冷下来，淡下来，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身上、腿上、双脚上。

    她盯着我赤裸的双脚看一会，又扭头瞅瞅我进门后丢在门口的鞋，然后自己系着扣儿到门口，把那双鞋拿来放在我脚前，回身坐在了床沿上。

    4．萚兮[4]

    就这样，我到清燕大学报到了。

    四年的欢乐苦读中，因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诗经》诠释”的赵教授，发现我的家乡中原黄河流域耙耧山脉那儿，正是《诗经》中一大批农事诗的发源地，还因为我在中文系大三的昼读夜耕间，有一篇《<萚兮>新考》的论文发表在了学报上（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桩事），因此他就（有预谋地）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还又网开一面地让我考了他的博士生。这种顺水推舟、春暖花开的命运，让我一戴上博士帽，就留校成了这一名校的年轻讲师，成了最年轻的《诗经》研究界的半个专家。当然，也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成了赵教授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我这个得天独厚、勤奋好学的弟子，让《诗经》研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门诗经学）。而我的妻子赵茹萍（赵教授家的独生女），她高中没有毕业（早恋而辍学），原本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我们一结婚（那时候我们过得门当户对、两情相悦，日子像开在蜂蜜上的花），她因为对学历和虚荣的要求与渴望，就夹着一打儿电影画报和国内外影人逸事的书，去报考了京城一家艺术学院的校外本科函授班（居然录取了，只是学费拔地而起，和这京城一夜梦醒后出现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到后来，我因为对《诗经》研究的新意迭出，不断有分量超重的论文问世，而提前晋升为学校副教授。而她也因为对一大批国外影帝、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而又成了那家艺术学院的校外函授研究生（学费高得比摩天大楼还要高，把我所有的稿费都用尽了）。再后来，这个国家的事情悄然间猛地不同了，忽快忽慢、转瞬即逝的变化，让你以为刚到黄昏天却大亮了，以为太阳刚刚升起，却又星月满天了。

    那一年，茹萍刚拿函授本科毕业证，这个学校与时俱进地准备成立影视艺术系。又一年，茹萍刚拿到了她的函授硕士学位证，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因为她的文凭和父亲，使她得以调到系里当老师。再一年，她刚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家关于电影艺术探讨的四篇论文取长补短（我也狼狈为奸地帮了她的忙）、穿插组合成自己的专著寄往出版社，她就成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有重要理论专著的副教授。

    也就在这几年间，我的命运水来可以土掩，而兵来不能将挡了。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会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

    问题不知道出在了哪儿，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患有癌症那样——我不知道为何别人发表我的论文，反而要向我要钱了。原本在文科还是重中之重的古典文学课，曾几何时，我去讲授“《诗经》解读”的大教室，也算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可在不知不觉间，以《诗经》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课，成了这个社会的木乃伊，除了研究再也没观赏和实用价值了。不知道为何，连续几年里，我遮遮掩掩，又争争夺夺，让系里上报把我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学校的评审委员会，都先后堂而皇之地把我从晋升的名单上一刀抹掉了，像冬天一来我就应该草枯叶落样。

    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和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

    不知道我曾经顺行于世的命运的船头弯在了哪儿。可毕竟，我是来自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耙耧山脉人，坚韧、执著、忍让、奋斗的美德，在我身上如种子早已埋在了土里那样，只要捕捉到点滴的阳光和雨水，就必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也就风吹雨淋地到了5年前，到了那年夏天第三次我的名字从晋升正高的名单上霜打叶落时，晚上我和她睡在一张床铺上，枕着一个枕头时，她从我怀里挣出身子来，在暗黑中说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话。

    杨科，她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你，父亲退休了，他不再希望你当什么学者和专家了（难道我不是学者、专家吗？），也不希望你有一天当有权有势的系主任或者校领导，他和我只希望你能卧薪尝胆，扎扎实实写出一部专著来，凭借这专著，顺顺利利评上正高，当上教授，说起来我赵茹萍的丈夫也是清燕大学名正言顺的正高职博导就行了。说完这段话，她从我身边趿着鞋子离开床，走出去坐到一片黑暗的客厅里，把我留在卧室中，像把一只孤独的绵羊送进了密不透风的圈里样。然后我们一里一外，沉默一片。我躺在床铺上，她坐在沙发上。到那沉默黑黑暗暗，堆积如山，压得我筋断骨折，透不过气儿时，我也从卧室走出来，站到她面前，看见她在模糊中抬头盯着我（眼睛又大又圆），又说了两句温和而冰冷的话。

    她说，姓杨的，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是教授了，我的丈夫还是副教授；我是博导了，我的丈夫还只能给本科上大课，只能可怜兮兮地带几个被人挑剩下的硕士生。难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人对你另眼相看一回吗？

    第二节 颂

    1．有瞽[5]

    就这样，在我将近中年时，我云悲海思，卧薪尝胆，在校西那所被国家定为二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在那曾经居住过几位国学大师和现代著名作家的那排房子里，在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最窄小的一间办公室，我重新研究《先秦文学源头论》，重新攻读《毛诗序》、《论风雅》、《三百篇注》、《<诗经>全译》、《<诗经>大释》和《<诗经>研究存疑一百问》。我把与《诗经》有关的论著全都找来堆在我的办公室，把相关资料的片片段段、剪剪贴贴，挂满了办公室的墙壁和书柜。我另辟蹊径，殚精竭虑，待我用5年时间完成我的这部专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时，茹萍不仅从讲师被升为副教授，还又破格被晋升为高职正教授。她事业上脚步飞快，情感上马不停蹄，在我终于提着我的巨著书稿回到家里时，她和李广智早就完成了从师生到领导与被领导、再到情人的关系与转换。迟到的爱就像初春下种、仲春发芽、大春开花样，在他们中间正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着。

    这是临近暑假的一个上午，夏天的日光在京城的上空，呈着炽白与金黄。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落雨了，长安街上晒化的沥青，黑水滚滚，物欲横流，把一个世界都给污染了。说颐和园里的湖，因为没了水，鱼虾王八，在湖底活蹦乱跳，哭爹叫娘，游人可以随意地用网兜、用手抓。说学生们有许多都因为天象酷热，连学校组织的考试也懒得去参加。还说有许多高校，为争取在教室中装上空调，曾经密谋商议要进行一次空前的罢课和示威。教研室的四合院，由于周边是林地和楼房，院里有几棵古柏树，本来地势低，不远处又有两湖水，加上京城的一条人工饮用河，穿过校园时，途经四合院的一个角，慷慨地把湿润和凉气朝教研室这儿一丛一簇地流，这就使得中文系教研室的院落，冬天时地狱一般冷，夏天时天堂一般凉（只是蚊子多了些）。为了贪图凉爽，为了《风雅之颂》这部堪称伟大的理论专著，这个学期，多半时间我都在办公室的窗下，架了一张钢丝床，住在教研室，奋笔疾书，日夜写作，把那些随时要看的资料摊在地上，堆在床上，把那些我从文献中摘抄的资料卡片，一一地钉在一块黑板上，贴在书架的门框上。我的办公室内，地上是悠久的历史，墙上是灿烂的文化，连墙角的垃圾斗里，也放着珍贵如千年陶片般的国学的珍珠与黄金。到了这个上午将尽时，我终于把专著的最后一个字写在稿纸上，将句号画上后，如同码好了万里长城的最后一块砖，长长地舒口气。在凳子上悠然地坐一会，我忽然很想对着教研室的四合院落大叫几声，如同我小时候放牛爬上山顶后，对着天空的狂呼。想在清燕大学的校园中心，放开歌喉，唱几句哪首歌中我还没有忘记的歌词儿，比如，耙耧山脉的山歌中那——一个姑娘啊白又白，她总在半夜朝我家里来。一块金砖啊黄又黄，它总从天上掉在我头上。一片灵芝啊青又青，它总是要在我家院里生……

    我想唤，我想唱，可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从屋里走出来，朝各个教研室关着、开着的屋门看了看，到公用厕所伸个懒腰撒了一泡尿。

    回到办公室，我想给茹萍打个电话报个喜，说我的专著完成了。说一个伟大的工程结束了。说太阳也可以从西边出来照耀世界了。可抓起电话时，我又把电话放下来。我想我该把我的书稿提回去给她看一看，把这几块砖似的书稿咚一声放在她面前，然后在她惊讶喜悦时，什么也不说，上前抱着她，亲热一番再向她述说我写作的艰辛和愁思，向她预测我的专著出版后，将会因为对《诗经》有了全新的诠释，而给学术界带来的颠覆和震撼。也还许，我把书稿放下来，她会用双手抚摸书稿一会儿，又用手去我的脸上抚摸一会儿。那时候，我会不顾一切地把她抱到床上去，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和她做上一次爱。

    我已经许久许久没有和她同床，没有爱抚了。记得上一次是完成《风雅之颂》的第三章，再上一次是完成《风雅之颂》的第五章。性事的减少与短暂，和我专著文字的密集与漫长，形成黑白比照，正比反差，让我感到有一种高尚与庸俗、天下大事与儿女情长的矛盾和统一。现在我的书稿完成了，一部要让教育界和学术界天翻地覆、惊叹不已的地震已经捆好了炸药，装上了引信，只等一个时机来点燃导火索，让它轰然炸响就行了。怀着轻狂的窃喜，回到教研室——我的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最后看一眼地上的书籍和挂满墙壁的卡片和纸条，我没有收拾它们，就把桌子中央的书稿收进了某个出版社的纸袋里。

    我提着纸袋回家了。

    上我家的楼梯时，我果然哼起了那首歌——

    一个姑娘啊白又白

    她总在半夜朝我家里来

    一块金砖啊黄又黄

    它总从天上掉在我头上

    一片灵芝啊青又青

    它总是要在我家院落里生

    一地玛瑙啊绿又绿

    它为何总是长在我家田地里

    我哼着歌，取着钥匙，刚一开门，就看见了客厅里的沙发上，堆着男人和女人衣裳的胡乱，还听到我和茹萍的卧室里，床和皮肤摩擦的喘息与欢乐，以及香甜的汗味和他们在床上忘乎所以的警觉。那声音细微尖利，温柔粗重，犹如洪水泛滥里的清泉，飞沙走石中的和熙。有一股气味的腥白，从那卧室飘出来，欢迎着我的到来，像迎宾小姐去接我手中的行囊样。我把行囊递将过去时，她却把手缩回了。我手里的书稿袋子，咚的一下落在了地板上。

    这咚的一声，使一切的响动都戛然而止，如世界突然灭亡后出现的一片茫茫的死寂。我望着赤条条在床上的茹萍和李广智，他们也赤条条地望着我，彼此间的目光因为无遮无拦，都感到羞涩和惭愧，惘然和唐突。都慌忙把目光收回去，仿佛大家的目光都撞上了火，不收回去会噼噼啪啪燃烧和狂妄。我有些难为情地把头朝东扭了扭，瞟着屋子另外一边的墙壁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家之前应该先打回一个电话的。

    我说喂，你们俩，先把衣服穿起来。

    ——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说李副校长，我的专著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有了这部专著，不用你把我的副高晋升到正高，是学校不得不把我的副高晋升到正高。不用你年底报批我为模范学者，是我的专著一出版，学校不能不评我为全国的模范学者了。说着我朝他看了看，以弱制强地把目光搁在他脸上，然后站起来，向前走一步，说李副校长，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情请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还不新，请你们两个下不为例好不好？说着我朝前挪几步，晴天霹雳地朝他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然后抬头看着他，看着惊在一边的我的妻子赵茹萍，我泪流满面地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向你们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2．良耜[6]

    李广智和赵茹萍，他们言而有信，行必有果，答应我下不为例，果真就下不为例了。果真就不见他们有来有往了。而且还给我了许多尊严和面子，没有让学校任何人看出来他们曾经有过奸情和奸事。我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风不知，树不知，所有看我的人，都还那样子。或者擦肩而过，或者驻足问好，连系里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完全如同从前样，见我既没多看一眼，也没少说一句礼尚往来的话。

    和什么也没发生样。

    果真和什么也没发生样。

    在用一周的时间证明李广智和茹萍确实没有再来再往后，我的那种多余的担心，多少有些平复了，转危为安了。剩下的，是在夜深人静时，在我独自相处时，我脑子里总是会幻出茹萍在李广智身下活蹦乱跳、扭动鲜活的身影儿（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鱼）。甚至在某一瞬间里，我后悔我的莽撞惊扰了他们俩，我想我应该蹑手蹑脚地回到家，静默悄然地站到床前边，神鬼不知地多看一会儿茹萍在床上如鱼样鲜活滚动的身影儿。可是事情过去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于是间，如同放走了一只鹰的孩子想着鹰在天空的许多事情般，我有了无数刨根问底、探个究竟的想法和念头。

    月光真亮啊，我说，把窗帘拉开，怕月光会和日光一样又热又烫呢。

    她就沉默着，木然地望着天花板。

    茹萍，我把她拉在我怀里，说你给我说实话，你和李广智到底有过多少次？

    她目光呆滞，身上僵便，躺在床上像是一个木头人。（为什么不能如一周前样活蹦乱跳的鲜活呢？）

    ——到底多少次？是都在我们家，还是偶尔在我们家，有时在宾馆，有时也在他们家？

    发酵的沉默，把屋子膨胀得似乎要炸开（真的炸开就好了）。

    ——我别的不问你，你就给我说一下多少次。我是教授（副教授），是知识分子，是你丈夫，出了这样的事，我既往不咎，问一下你有多少次不算过分吧？

    ——没有多少次到底是多少次？

    ——是三次还是五次呀？

    ——是三十次还是五十次？

    把我的胳膊从她的脖子下边抽出来，我翻了一下身，仰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盯着面前的一片模糊，如看我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样，目不转睛，一字不落，清清楚楚地看着面前的月光和月光照不到的黑暗。等眼睛累了后，我又躺下来，重把胳膊抻到她的脖子下，用手抚摸着她右脸上的头发和耳唇，摸一会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说，第一次是在哪儿？

    ——是哪家宾馆里？

    ——教育部的迎宾楼？是你俩去教育部开学术研讨会住的那栋面朝西的楼里吗？

    ——是不是在那次大会上，你拿了国家论文评比的最高奖？

    ——既然这奖李副校长也出面和评委疏通过，那么说你是出于感谢才把身子给了他？

    ——最后再问你一句话，他真的能让你有和我不一样的高潮吗？

    ——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反而会让你有那不一样的高潮呢？

    她也翻了一个身，把后背留给我，像把冰白的墙壁竖在了我俩的中间样。

    那一夜，她仍然穿着杭州绸的裙睡衣，睡衣上的蓝底白花，如同杭州的西湖，碧波荡漾，水波连天。有一股因水而生的寒气，在我俩中间弥漫和涌动，使我们彼此总说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我知道我不该扯根拉枝，抓住不放，穷追不舍地问。可他们在床上欢乐的细节，又总是通过我燥热的想象走进我的脑子里，就像《关雎》中那想象他和姣好女子在一起（在床上）的欢乐景象的小伙样。我不停地想着李广智和茹萍在一起时，他们在床上的姿势与动作，方式与方法。想象李广智有哪儿和我不一样。想象他哪儿可能比我强。他是校长，是西学的权威，可他们做爱前，他会先向她谈谈西方哲学和东方艺术吗？谈完了是茹萍动手去解他的扣还是他借助学术的力量，去解茹萍的扣？他们上床前，彼此间要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话？抑或是什么也不说，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各自就心领神会地脱衣服。再或相视一笑，我解你的扣，你解我的扣，四条胳膊在半空扭得和麻花样。我想象他在她的身上时，身子是舒展得瘦长细柔如蛇样，还是半卷半弓如上岸的虾米样。还想象他做完事情后，因为累了，是会瘫在她身上歇息一会儿，还是会如一捆柴草样，从她身上翻下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铺上（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惬意地望着半空，说着舒服死了、舒服死了的粗野话（完全不再是知识分子了）。我的脑子里又热又胀，拥挤不堪，塞满了七横六竖、五花八门的他和她在我家床上的事情和想象。还有他们在床上粗重火热的呼吸和呓语。还有会不会因为他的年纪大、身子瘦，又是大学最具权威的第一副校长（权重如山哦），多少教授为了一个课题、一个项目、一笔研究经费得挖空心思和老鼠打洞样钻，可到了他那儿，也就是他张嘴合嘴一句话。他用笔一画，某某讲师就成了副教授（如茹萍）。他把他的李广智三个字往某一页纸的右下角写一下，某某副教授就可能成了教授，成了学术带头人，成了某个科研项目的领军人物了。从此，那领军人物他们家的柴米油盐就可以在科研项目中报销了。我想他大权在握，身体瘦弱，茹萍会不会因为心疼他，臣服他，就让他躺在床上不动弹，由她坐在他身上，把那份体力活儿揽到自己怀里去。会不会做完事情后，看他口渴了、身累了，她下床去给他倒上一杯水，拿上一条湿毛巾（茹萍可从来没有这样侍奉过我），甚至还让他躺着不动，自己端一盆温水来，把他的阳物洗一洗，再用温热的毛巾把他的阳物包着或盖着，如让一只飞累的鸟儿在窝中卧上一会儿。我想问茹萍，是不是果真知识越渊博、权力越大，就性欲越强那问题，想问权力和知识会不会增强性欲的话（我们的婚姻门当户对时，她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学问越大，就性欲越强，学问会增强性欲的话。可我的经验告诉她，事情正相反，是学问越大，性欲越弱，学问做到极致就不再有性的渴求了），还想问她说，你把你的身子不止十次、百次地赠送给了李广智，他答应没答应让你做某个艺术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答应没答应什么时候把你从现在的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的位置上，换到影视艺术系系主任的位置上（那可是个肥缺，有人说艺术系招生，每招一个，系主任或别的老师腰包最少会多出十万块钱）。我望着茹萍床铺上空的朦胧与模糊。茹萍也望着那上空的朦胧与模糊。我脑子里车轮滚滚、轰轰鸣鸣。她脸上木然平静，若无其事，双唇绷成一条直线，让她的不言不语，把屋子里塞得满满当当，要朝屋子外边漫溢和炸裂。

    我说茹萍，我什么也不再问你了，你只最后给我说一件事情。我最后只问你这一件事情。你说李广智那么瘦，年纪比我大得多，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不一样的高潮呢？

    ——他用什么方法让你有不一样的高潮呢？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回答完了，我保证什么都不再问你了。他为啥能让你有那种高潮呢？他用什么办法满足你的那种高潮要求呢？

    ——你怎么不说话？

    ——你不愿回答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些事情都应该给我说一说？

    她什么也不说，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扭头看着我，见我还在床上固执己见地研究和探讨，转身扭亮了床头灯，让金黄炽白的光亮，耳光样掴在屋里的黑暗和模糊上；让屋里的床、桌、柜、鞋、袜、空气、衣服、湿热，还有夏天后半夜的凉爽及放冷的人的汗味和她身上特有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气度和香味，都剥光摘净地摊在灯光下，晾晒片刻后，拿她洁白齐整的牙齿在她的薄唇上刮几下，最后让她脸上的骨架更高地凸起来，猛地从床上跳到床下去，突然抓起床头的一个玻璃瓶（那是她学术成就的一个奖杯），摔在地上，哗啦一响，屋子里的寂静终于碎成了一片儿一块，红红绿绿，闪着五彩的光色，落到了床下和柜下，溅到了墙根和她穿着拖鞋的脚面上，然后用双牙咬着她的下嘴唇，决意不再呼吸样，把自己的脸憋成青紫色，让屋里顿时凝滞的空气，也都变成了青紫和蓝绿，在灯光中如寒冬挂在一片冷阳下的一块冰凌般，色泽鲜艳，寒气逼人，任何人望着那色泽和寒气，都会不寒而栗，哆嗦发颤，心跳突然地停住和静死。

    那时候，我被茹萍冰冷的热爆弄得大出意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从床上一惊坐起来，蹲在床中央，双胳膊交在一块搁在双膝上，看着她就像我偷了人家的女人被她当场捉住了。说茹萍，我没说你啥儿呀，问了你几句话，你愿答就答，不愿答不答，何苦这样动怒发火呢？

    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这半夜三更摔花瓶，让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听见了多不好。

    我说你看你，快关灯上床睡觉吧，天都不早了。

    她依然站在那儿不说话，像讲课时和台下的学生怄气样，把胳膊扭在一起抱在胸前，盯着我一动不动。脸上的菜青进一步往屋里的深处铺开和蔓延，直到她的脸色把屋里的空气染成绿，把立柜染成绿，把床铺上的床单、枕头和毛巾被全都染成紫绿和菜青，连那灯光因摔碎花瓶而弹在半空的细微的灰尘也都星星点点菜绿时，我望着她青石板似的脸，慢慢从床上走下来，如一棵树将要慢慢倒下样（又是一棵树），弓在她面前，抬头哀求着——

    茹萍，算我说错了，问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

    ——原谅我吧，你别这样好不好？

    哀伤伤地问着说，你能原谅我吗？茹萍，算我对不起你了，求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你能原谅我了就朝我点个头，说句话；不能原谅我了，你就这样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说你真的不肯原谅我？我已经说过我错了，对不起你了，你还需要我朝你下跪吗？

    ——真的还要让我朝你跪下吗？

    我看她始终不说话，就果真咚的一声朝她跪下去（如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哀求似的说，你就不能点个头，朝我说句话？茹萍，念在咱们夫妻一场，都是导师，都是知识分子的分上，求你跟我说句话儿好不好？

    灯光明亮，她就和我说话了。

    灯光明亮，她就看着我，看着地上百花盛开的玻璃片，说杨科，物价又长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鸡蛋是三块二一斤，现在是四块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块钱一桶，现在是四十七块钱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换八块六人民币，现在这比价哗一下落到一美元兑换八块一。

    我说你说话了？原谅我了吗？说这下儿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你放心，茹萍，过去的事我再也不提啦。

    她说起来吧，你爱吃饺子，我明天不上课，好好给你包一顿猪肉大葱水饺吃。

    3．噫嘻[7]

    事情没有完，余波像激流一样正在我和茹萍（还有李广智）的生活里翻着和卷着。第二天上午，我去邮局把我的《风雅之颂》书稿寄往一家独具权威的出版社，回到家，看见茹萍不知在屋里找什么，她上天入地，翻箱倒柜，把我书架上的书翻得兵荒马乱，陈尸遍野；把她的卧室（是我俩的卧室）的床上弄得鸡飞狗跳，七乱八糟；还把她梳妆台的抽屉拉出来横摆在床铺上，把她梳妆台前的圆椅子弄翻倒在屋中央，然后自己满身尘土，一脸汗灰（再也不像了那个风度翩翩的影视艺术系最年轻的女教授）。她竖在卧室的床前边，因为找不到那件东西而急得团团旋转，像一股没有定向的风被困在了我家卧室里。见我从门外走回来，她猛地怔一下，脸上柔软地红一红，又生硬地青一青，突然盯着我，如同她找的东西就在我身上。

    就挂在我脸上。

    我问你找啥？

    我说你到底找啥嘛。

    说看把你急的，人丢了魂儿也不会这样子。

    她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去，转瞬间，人变得从容而风雅，将落在额上的头发朝后捋一捋，拉了拉跟着她的荒乱了的上衣和裤腿，把梳妆椅子扶起来，不急不忙地坐在那把圆面包皮的棕红椅子上，将目光再次冷冷热热地抬起来，瞟着我像看一页原来没有读明白的书。

    杨科，她说，你把那东西给我吧。

    说算我姓赵的求你了，求你把东西给我好不好？

    问我说，你真的没拿吗？

    ——真的没见没拿吗？

    ——你敢发誓说你没见没拿吗？

    我开始替茹萍和李广智去找着那东西。把他俩同床共枕过的枕头拿到一边去，将枕头下的床单、褥子全都掀起来。想他们上床时，那件东西一定是顺手塞到了枕头下，或是习惯性地压在床上的褥子下。可是枕下、褥下都没有。枕下、褥下除了一层尘土和几丝头发外（还有早已干皱的一团卫生纸），剩下的就是席梦思床垫的花纹和塌陷。想有时候，人们情绪激动，操之过急，也许会把那东西急急忙忙挂到床头上，可那东西在男人女人情难抑制时，会害羞似的躲着落到床下去。于是间，我从床上爬下来，又爬到床下用手电筒照着四处找。在床下，我找到了先前我和茹萍丢的拖鞋、钢笔和她的口红与眉笔。待我从床下拿着拖鞋、钢笔、眉笔、口红爬了出来后，我看见茹萍一脸失望，满脸焦急，像一团火烧在她的脸上一样。把那些东西全都摆到她的梳妆台面上，然后我心急火燎地回过头，说没有呀，你们那天把它放到哪儿了？

    说别着急，好好想一想。想想到底放到了哪儿。

    说床头？枕下？还是你们随手搭在了桌上或椅上？

    茹萍看着我，脸上是半信半疑的暗红或淡黄。

    我知道她怀疑我的寻找是贼唤捉贼，如同黄鼠狼去给鸡拜年。屋子里窗光明亮，灯光也明亮。灰尘在她和我中间飞着如柳絮起舞般。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将信将疑。我火急火燎。为了证明我的清白、坦荡和宽宏，在她怀疑的目光中，我扭头看见了客厅的大沙发。我想起来那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第一眼看到了他们脱下的衣服是团在沙发上，便快步地走出去，趴在地板上，朝着沙发的下面瞅。到什么也没看见时，我又用尽力气把沙发从墙下推到屋中央，让沙发下面的黑暗和凌乱全都裸在明亮里。可那沙发下，除了有书纸、灰尘、电线，还有她偶尔爱吃的巧克力，再就什么也没了。我望着沙发下的灰尘和狼藉，又回头望着跟着我出来站在客厅的茹萍的脸，说没有呀，你再回忆一下，到底搁到哪儿了。

    望着她半红半黄的脸——是真的丢在咱们家了吗？

    望着她半黄半白的脸——你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嘛，让他好好回忆放在了哪。

    望着她半白半青、最后成了紫色的脸——你也好好想一想，那一天你们脱衣服时，是他一进屋门就脱的，还是到了这沙发上你们亲热了一会才脱的。再或是你们把衣服全都脱在了这沙发上，还是在这儿脱了外衣，亲热一番后，才到屋里床上去脱了内衣的。

    我提醒着茹萍，像一个老师提醒着一个丢了珍贵物品的学生样，为了不让她着急，还拿手去她的肩上抚摸着（如同父亲抚摸丢了东西的一个孩子般）。然后再轻柔关切地问，你们那天到底都把衣服脱在哪儿了？

    ——最后把衣服脱在哪儿怎么会忘呢？

    ——你记性那么好，看一场电影，能把所有电影中的细节都记住，怎么会忘了你们自己的事？

    我问着看着她，既无责怪，也无冷嘲，他们丢了东西像我丢了东西样，像替一个丢了钥匙进不去家的孩子着急样。我是那样的关切和热忱，是那样殷勤和主动，为替他们找到那东西，弄得我和她一样灰土灰脸，着急上火，连蛛网挂在头发上都未及扫一下。可她却最后冷冷地看看我（眼里有着冰寒寒的光），用鼻子哼一下，回身到卫生间匆匆洗把脸，整整衣服什么也不说，就从我身边走掉了。

    她朝着门外冷冰冰地走掉了。猛地关上门，把我留在屋子里，像把一个死不认账的贼关在了冷漠睥睨的铁笼里。

    4．泮水[8]

    下午，我在学校的槐林小路上碰到了李广智。我们两个不期而遇，尴尴尬尬。在那槐林里，他说了几句淡而无味的话，我给了他高深莫测的沉默和不语。

    我到系里去开会，去研讨解决古典文学课像干尸样无人问津，学生们上课时唯恐躲之不及那问题（尤其是我的“《诗经》解读”课，竟有十几个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要求取消这门课），可我从家里走出来，因为天热，因为一个上午没找到茹萍要找的那东西，我心里烦躁不安，情绪紊紊乱乱，就抄近路去穿越那片校中央的槐树林。在那片几十年都乱中有序的槐林中，在那条由旧砖碎瓦砌起的小路上，因为吊虫过多，蛛网七横八竖，偶尔间，还会有条花蛇从树下的草丛中爬出来，横在路中央。所以连谈情说爱的学生们，都已经不从这片林中穿行散步了，可我却忽然想从这条路上走到系里去，忽然谁都不想见。忽然就在路上偏巧碰见了李广智。

    我俩都僵在了路中央。

    我俩都在脸上挂了淡黄秋枯的一丝笑。

    笑了后，我儒雅大度地闪着让他从我身边过去了。

    十天没有见，他平添了几分瘦，默默走着，像在树林中移动的一截秋萎冬枯的干树枝。望着他走过去，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团团疑问和不解——比起我，他年迈瘦弱，可他和茹萍在床上时，他用什么办法让茹萍极乐快活呢？用什么办法让茹萍有那样的高潮呢？他是校长，大知识分子，脱光衣服时，也会说那些低级、下流的荤话调情吗？他不会和茹萍做着爱，还讲哲学和文化艺术的思想吧？还有茹萍失急慌忙，急不可耐，替他找的那东西，可你自己放到了哪儿，难道一点也回忆不起吗？难道你有那么糊涂吗？我想问他这些问题时，他已经从我身边过去了。已经错过开口问话的良机了。

    就那么看着从我身边过去的李广智，我的心如踏空的脚样在那儿悬一会，最终遗憾地收回来。想要转身走去时，却看见他也脚步慢下来，缓缓地转过身，脸上没有笑，也没有平静和木然，而是厚着深黄的尴尬和枯色。

    他木木地站在那，犹豫着用舌头舔舔下嘴唇，看看前后与左右，证明确实槐林里没有第三者，才用很小的声音问我道——

    杨教授，我是不是有东西忘到你家了？

    我瞟他的脸，想说话我又什么也没说。

    他苦笑一下子，说我知道我错了。那东西你要扔了就扔了，要没扔希望你能还给我。

    我依然瞟着他的脸，想问话却什么也没问，想说话却什么也没说。

    你真的没见那东西？真的没见就算了。他最后看看我，不信任地这样说了一句，收起脸上的尴尬和苦笑，再次转身走掉了。

    这次他比刚才走得慢，也走得犹豫和无奈。而我一直站在槐林的小路上，一直望着他走出树林子，心里有几分得意，几分好笑。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却像以守为攻，把什么都说了。都已经厉色放言、一览无余了。像把他们彻底打败了，让他臣服了，如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终于绊倒在了自己脚下样。

    第三节 雅

    1．出车[9]

    李广智和赵茹萍被我捉奸（是不期而遇）的25天后，暑假前一个月的六月初，周五的一个下午，是古典文学课，由我给大三的学生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性。

    我知道同学们不爱进我授课的教室，如同不爱去博物馆看最有价值的木乃伊；不爱听我的“《诗经》解读”课，如同不爱听来自远古的声音和歌唱。事情就这样，高处不胜寒，天凉好个秋。我不怪他们，只怪我对《诗经》的研究超出了一般老师和同学能够理解的范围和限度。然而说到底，我是学者，我是教授（副），我的职责和良知催促我，无论有没有学生去听我的课，我都必须去讲我的课。我明白（全校的教授都明白），学生们去不去听是一回事，教授们去不去讲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去讲了。

    这是我写完《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后的第一课，是我第一次把我专著中的内容搬到我的讲台上。我知道来听我讲课的学生一定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我心里却渴望着他们人才济济，兵马满营，如同茹萍讲课样，让那阔大的教室里，满座高朋，黑黑鸦鸦一片儿。

    我知道，那凤毛麟角的学生去听我的课，在课堂上走神、耳语、睡觉是家常便饭，一日三餐；可我却渴望着他们目不斜视、精神专注，听我讲课就如同听一个来自西方大国总统的演讲般。

    知道这是不可能，可我每次去讲课前，都满脑子是这样的幻化和想念。知道这是异想天开、黄粱美梦，可我还在每次讲课前，都精心准备，修整讲稿，把开讲前的几句话都预先想好并死记硬背在脑子里。

    六月初这天下午两点的课，我一如往日提前十分钟到了系里的大教室。明知道来听课的学生会寥寥无几，可我偏要把他们想成水泄不通、人头攒动；明知道讲“《诗经》解读”，教室里会清冷寂静，可我偏要把讲“《诗经》解读”课，想象成一场旷世空前的演出和歌舞（这景况已经屡试不爽，宛若冬天一到，秋叶必落样，可我却朝思暮想着严冬里阳光和熙的那一日）。然而这一次，我的想象应验了，实现了，像冬天一到，就万物更新、春暖花开般。

    我1点50分到了系里大教室，看到能坐200人的教室里，居然真的座无虚席，一片鸦黑，和从国外来的大师讲课一模样，连走廊和门口都还站有理科来旁听的学生们。到教室门口时，我先是愣一下，夹在胳膊弯中的授课提包差点惊得滑下去。就在这一愣一滑间，我看到有许多学生们，手里都拿有盖着学校公章的一纸文件的复印件。从一个女生手里要了那文件看一看，见那一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文件的内容说，《诗经》是我国的第一本诗歌总汇，是中国人文化灵魂的归宿，是文学上游的不竭之源。因此，文科学生必须把“《诗经》解读”当做古典文学的金中之金，重中之重，必须做到有课必讲，有讲必听，有听必学。而理科的学生们，必须把它当成必要的选修，做到有课必修，有修必学。并且在那文件的末尾，规定了三条学生们参加听课与不参加听课的奖惩措施。我看着那文件，有些感动，又有些酸楚，因为就在那文件的右下角，在那公章的边角上，签发文件的领导落款是我的情敌李广智。

    这又让我想起了李广智和茹萍的事（我多想彻底忘记这件事情啊！），让我想起了李广智丢在我家的那东西（我多想找到那件东西啊！），就像想起了忘在胃里的一只苍蝇和几只蛆（不过好在我把他们打败了，他主动签发这样的教学文件，正是他主动地向我缴械投降啊！）。

    我把手里的一纸文件重又还给教室门口的女同学，望了一眼教室里人山人海的学生们，想李广智到底在我面前认输了（似乎我应该多少感谢一下他和茹萍有了那档儿事）。想这京城第一名校高傲的教学，终于在我面前低下了头（幸亏我没有告诉李广智，说我并没有在我家中找到他丢的那东西）。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既然有数百学生接到文件后，风起云涌地来听我的课，我就应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扛起这面教学的大旗，像一个士兵要拼死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山头上。

    在从教室门口的五味杂陈里，跨脚走上讲台那一刻，我似乎已经成竹在胸，运筹帷幄了。似乎已经长缨在手，胜券在握，有把握能把这一节课讲得天翻地覆，精妙绝伦，如一个将军已经全部掌控了战局和策略。在跨过教室的门槛后，我神情默默，表情端正，以庄严的脚步走到讲台上，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弯腰鞠了一个躬，摆出一副和往日授课时一样自然、一样无所谓的样子来（其实，这一课没人知道我准备得如何精心和细致，详尽和具体。我把《风雅之颂》论著上关于《诗经》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诗句全都摘编在了我的讲稿中。害怕在讲台上忘掉必须背的诗，我还把最重要的诗句写在了我的手心上，像学生考试时准备作弊样）。没人知道，《诗经》精神存在的本根研究我已烂熟于心，学贯满盈，对于如何讲，讲什么，都如探囊取物，顺手牵羊。我拿了那讲稿，却把讲稿有意地丢在一边去，如同丢掉一个累赘般，站在讲桌前，沉默几秒钟，显出一种肃穆和庄严，然后大声说——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和物质描绘。

    为了能够让我的授课深入浅出，我依着许多老师（比如赵茹萍）的讲课经验，开讲前，首先讲了一个小笑话（有些俗！），笑话后我朝着台下望了望，看台下一片灿然和轻松，原来站在走廊上抱着听课一试的同学，这时也都被我讲的笑话所打动（原来，庸俗也是一种力量和文化）。他们有的找着位置坐下来，有的把手里的课本和那一纸文件放地上，坐在了那些纸张和书本上。还有的，索性蹲在地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进入了专注和神往。望着那些专注到黑亮粒粒的目光，我知道我已经可以切入正题，已经可以把我对《诗经》最精髓研究的一部分传授给他们了。于是间，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站直身子，挺起胸脯，变得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横刀立马，心起刀落，砍下了我表情中庸俗的笑容和轻浮，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诗经》精神的本根描绘和物质基础。说通过对《诗经》精神的本根解析，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最终明白，《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汇，更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是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发展中，丢失的《圣经》中的部分和片段。我把《诗经》的物质本根与精神本根分为三大部分，从最底层的物质如土地、采摘、耕种和建筑，到精神上的爱情、性和无拘无束的男欢与女爱，最后再到宗教的图腾、崇拜与各种宗教仪式的细微和辉煌。我滔滔不绝，话如串珠，讲到了需要以诗为证时，我一口气背了《诗经》中一大串的采摘、耕作和狩猎的诗，分析了诗歌中描绘采摘的欢乐、耕种的自然、狩猎的壮观。具体讲到田猎时，我以《秦风·驷驖》[10]为例，讲到架木构屋时，我以《卫风·考槃》[11]为例。我讲《风》中第一百三十首《秦风·权舆》[12]的高屋大殿，讲《大雅》中的第七首《皇矣》[13]的飞椽彩颜的皇家宫室。然后由物质上升到精神后，讲爱情的男欢女乐，讲性的天人合一，最后把《诗经》中具有《圣经》意义的宗教诗再一一列出来。从先民们对大自然的神秘敬畏，讲到古人对天象的膜拜。从对大山、石头的敬仰，讲到对动物的信仰、植物和玄鸟图腾。

    我以为我的长篇大论，有意有趣，有识有知，有方法，具深度，完全是一个教授（副）在向他的学生们喂奶喂汤，递香送甜。可我最后把最具宗教意味的《玄鸟》讲到一半时，无意中我听见课堂上有了发黑的私语声，像一阵风吹过平静的湖面样。平静破裂了，安静消失了，原来那宁静的教室开始波光涟滟，水声涛涛了。我把目光从那漆黑的声音上扫过去，便看见有学生贼一样从后面溜出门（倒是礼貌，没有明目张胆地走），脚步声吞吞吐吐，如憋在喉咙吐不出去的痰。我想要喝住那些走出去的学生时，耳朵里一阵刺痛，又听见有人在教室的哪儿睡着后发出了几声呼噜，泥红泥黄，一下搅浑了教室的清水洁流，使所有的学生都追着那呼噜扭头看，爆出来的笑，如同春二月的惊蛰雷。笑声之后，呼噜消失，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了《圣经》般的《诗经》的伟大和严肃，都又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寻找着我停断的话头儿。

    那一刻，我忽然遭到了羞辱般，恨不得走下讲台抓住那个睡觉的学生给他两耳光，恨不得追到教室外，给那退场的学生身上踹几脚。可我知道我不可能那样做。我那样做了从此所有的学生在教授讲课优劣调查表上，就会永远在最差一栏里写上我的名。我不能得罪学生像卖主不能得罪买主样。我只好脸上挂着下贱的笑，说要走就走吧，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高深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相信上帝的真言。但你不接受，并不说明知识不是愈发高深愈重要，并不说明听众减少，上帝的话就不再是真言。

    然而，我滔滔不绝的努力，终于还是为他们离开教室铺平了路桥，使我不得不眼看着又有几人、十几人，从我的眼皮下边退出去。他们退出教室时，有礼有节，都尽量不弄出响动来，以免惊着别人，也扰了我的情绪。甚至还有个学生，从我面前过去时，朝我抱歉地鞠了个躬。

    也就这样，学生与我同步，在我把课讲到一半时，学生走了一半，在我快要把课讲完时，学生也差不多就要走完了。我已经在这几年中，不断地经历这样的遭遇和场面，已经对课堂上人多人少，处之不惊，泰然自若。望着原来高朋满座的教室，这时候空空荡荡，仿佛戏园里没能留住观众的一个散乱的场子。那些新黄的课桌上，留下了同学们扔下的字纸、果皮，还有偷吃的瓜子壳。满地由李广智特意为我签发的《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像我家乡耙耧山脉的露天厕所里扔的擦过屁股的纸。

    最后剩下坐在最前排的十几个同学，他们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脸上布满了让我感动的犹豫和不安。我说你们怎么不离开教室呀？他们说学校今晚突然要放一部美国片，我们没钱去买电影票，只好坐在这儿呀。

    我说我的课讲的真有那么差？

    他们说杨教授，你看所有的学生都走了，这里只还有我们十几个留下给你撑面子，你不掏钱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吗？

    我便掏了钱，给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让他拿着去给同学们买上电影票。然后那十几个学生就集体站起来，集体向我鞠了躬，说着和笑着，一窝蜂地从教室走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能容200个学生的空旷里，像把一粒种子丢在了沙漠样，转眼间，我便成了两千年前无人问津的诗歌的干尸骷髅了。

    2．都人士[14]

    打击轰轰鸣鸣，不厌其烦，接踵而至。

    比起课堂上从高朋满座到寥无几人的退场，这一次的打击，才算是击中命门，置人于死地。出版社的社长、主编、副主编和责任编辑都坐在我的办公室。他们看着我，满脸都是对不住我的惭愧和不安，像退我的书稿是他们做错了一桩天大的事。

    我一从那寥无几人的教室走出来，系里新留校当辅导员的学生（是因为他有个舅在教育部工作他才留校的）就在门口候着我，说杨教授，出版社来人了，在办公室等你半天啦。我便折身到了办公室，看见他们把我那几块砖似的书稿，放在我的桌腿旁，脸上不安的表情如一块块的灰布样（他们再不安也没有我心里的不安激烈和浓重）。看见地上我用快件发去的那三个装满手稿的长方形纸盒，还依旧齐整地码在那儿，邮局的标签和我填写的邮寄单还原封不动地处女样贴在纸盒上，我的心一沉，连腿都有些软起来，差一点要跪在地上走不了路。

    见了我，他们内疚地站了起来（和李广智见我一模样），说杨教授，我们出版社几个领导和编辑专门来向你道个歉，来和你商量一件事。说《风雅之颂》这部书稿，是二三十年来我们出版社遇到的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书。说只要它一问世，必定会在高校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必然会带动全国新一轮的学习《诗经》热，甚至会如你企望的那样，有望使《诗经》成为咱们中国人灵魂归安的一部书，是中国版、用汉语写成于两千年前的东方人的《旧约》和《新约》。说这部书稿，我们社里都已看过，经研究决定，一是坚决要出书，二是来和你商量一下，出版社现在每一本书都赔钱，编辑和员工都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发工资了，所以希望你在出版《风雅之颂》时，能资助我们一笔钱。

    （我说都走吧，吃饭去，晚上我请客。）

    社长说钱要得有些多，因为书稿太好，我们想出精装插图本，你最好能给我们8万块，最少也需要5万块。当然，你要能给15万了，我们再召集京城所有的古典文学专家们，为《风雅之颂》开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要能出到30万，就可以召集全国的专家来开会。要出50万，还能把港、澳、台的专家也请来，把研讨会变成《风雅之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要出100万，我们还能请来管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把会议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

    （天都黑了，我说你们不能不吃一顿便饭吧？）

    他们说，《风雅之颂》太有价值了，可这年月的现实是，最有价值的书最是没人看。说其实情况你比我们还清楚，现在所有高校的专著大都是自费出书，教授出完了书，我们按半价卖给他，他再按原价一分不少地卖给他的学生们。结果是教授有了学术成就，还在他的学生那儿赚了钱，弄不好还得一个国家的什么奖。有奖金、奖状和奖杯，一箭三雕，和一枪打了三只兔子一样。说现在，各个高校都有这样的研究经费、那样的课题工程费。这些经费、工程费，多得如是一堆土，你不用到出版上你用到哪里呢？杨教授，你说我们说得对不对？像《风雅之颂》这样的学术专著，只要一申请，学术出版经费哗哗哗地就来了，像天一阴就会哗哗下雨样。

    （天阴了，也许果真要下雨。）

    （也许果真会下雨，你们还真的要走吗？不出书不能不吃一顿晚饭吧。）

    （确实的，果真要下雨。我应该把我家阳台上的窗户全都关起来。）

    我便起身去关窗，看见窗外乌云滚滚，雷鸣电闪，风像牛皮鞭子般，在半空抽着和甩着。窗外化学系的教研大楼有的窗户没有关，那几扇窗如书页样掀过来，合过去。我盯着那些窗户看一会，就把我家窗户关上了。

    屋子里立刻变得凉爽而宁静。

    有一股雨前的潮味在四处弥漫着，和我与茹萍之间弥漫的隔膜样，黏黏糊糊，不青不红，看不见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就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倒满没有喝的水，脸上不知是因为灯光，还是本就那样半白半黄着，像在思考又像压根什么也没想。我把她那杯放冷的水端走倒掉后，又殷勤着给她撮了茶叶，倒水泡好端到她面前，然后小心地拉过椅子，坐到她对面，说茹萍，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他李广智给我批10万或20万块钱。我用5年时间写了这部专著你说我不能不出吧？可现在除了垃圾，还有哪一本学术专著出书学校不赞助？哪一本书不是越有价值越是没人看？我不能因为你和他有了那关系，反而不能去他那儿要本该给我的出版经费吧？说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了我杨科，这时候就该主动把出版经费送给我。

    我问她，你说是不是？

    ——你说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问着她，我如得罪了她，本该正眼盯着她，用我的目光逼着她，可我却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样，只好扭头望着我睡的屋门口，看见墙壁上正爬着一只黑色的什么虫。过去用纸把那虫捏下来，扔进垃圾斗，才又坐回来拿眼瞟着她，便看见她原来有些柔和昏黄的脸色变青了，嘴角像被什么牵扯一样动几下，盯着我像看一个她压根儿不认识的人，像盯一个偷过她的贼，声音由轻到重审问似的说，杨科，好坏我是你妻子，你就给我说句实话吧——你敢保证你没有藏李副校长丢的东西吗？

    我说茹萍啊，我只让他给我批10万块钱行不行？你知道，《风雅之颂》一出版，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轰动吗？说不定一本学术专著变成畅销读物都是有可能的。说不定，《风雅之颂》本身也是一本《旧约》呢，会像《圣经》一样卖得好。

    ——我就撕破脸皮给你明说了，杨科，我俩全都想起来了，那东西那一天就放在床头上，我连床下、墙角、墙缝都找了，你没藏它它会去哪儿呢？

    ——10万不行8万呢？理论教研室的牛教授，出了一本他和别人的书信集，李副校长还批给他10万块钱呢，结果人家用5万出了书，还落了5万块钱在口袋。你说我要出版《风雅之颂》，向他要10万块钱多了吗？我用5年时间写《风雅之颂》，现在我把它出成简装本，8万块钱行不行？

    我说不能因为你和他姓李的有了那档儿事，我就不能找他要钱了。你要是明白人，我们夫妻就该联手向他要。不管我藏没藏那东西，你们就权当我藏了。权当我藏了，趁我出版《风雅之颂》的这机会，打报告要他批上20万、50万，有可能就批上100万。他要给我们100万，过去的事我真的既往不咎。拿20万我出精装豪华本的《风雅之颂》，那80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80万，我也既往不咎，用10万出书，那70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50万，我用8万块钱出书，那42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茹萍，你说我说的怎么样？你不能不说一句话，夫妻间有事不是都要商商量量吗？

    窗外的风，呼啸得山崩地裂，不断有随风而起的沙子打在窗子上和墙壁上。学校里凡是装了警报器的公车和私车，这时候被风弄醒了，红音白响，声音刺耳，一片惨叫。我说了很多话，茹萍总是坐着不动弹。我说了很多话，茹萍都不接我的话，只是问我到底藏没藏李广智的那东西。

    我当然不能说我没藏。

    我当然不能说我藏了。

    我只能说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赵茹萍，赵教授，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你别问我藏没藏，你就把它当成我藏了。

    我说藏了又怎样？不藏又怎样？藏与不藏都是咱们家的事，你我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我们家的学术、艺术、成就、尊严，谋求最大的利益和荣誉。

    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柔柔和和说了一大堆的话，最后她总是不理我，总是不看我，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家里压根没有我这么一个人。直到最后我不再说话了，像她一样沉默了，她才最终扭过头，盯着我，端起茶几上我给她泡的那杯茶，欲喝不喝地僵在半空中，冷冷地对我说——

    杨科，是男人你就承认是你藏了那东西。

    ——是知识分子了，你就把那东西拿出来。

    ——是我丈夫了，你就把那东西给我让我烧掉或者还给李广智。

    我忽然又一次想要朝她跪下来。我说茹萍我真的没见那东西，真的没藏那东西，你这样不信任我，难道还要让我向你再次下跪吗？

    为了证明我没拿没藏那东西，我果真就准备朝她跪下来。可在我欲要下跪时，我想起我已经在她茹萍面前跪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向李广智跪下的，第二次是向她茹萍跪下的），我忽然觉得，万事不过三，再下跪就没了力气，没了说服力。于是，我在她面前半弯着腿，一副要跪欲跪的样。然就在这欲跪不跪的犹豫间，茹萍用她的鼻子朝我半冷半青地哼一下，忽然把那杯茶从半空倒在茶几上，用牙缝把自己的声音挤成丝丝条条说，我没想到你姓杨的学问不错，也算半个古典文学的专家，也算半个名教授，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可你会这么卑鄙无耻，会这么无赖小人，会利用我和他的关系去敲诈一笔钱，会把那样一件东西藏起来，当把柄握在自己手里边，还死说活说没看见，没有拿。姓杨的，算我姓赵的瞎了眼，一辈子嫁给你这样一个人。你是不是已经听说老校长马上要离休，三朝五日李广智就有可能当校长，才要把那东西藏起来？才要死不承认自己见了那东西，然后把李广智的命运永远握在自己手里边？！

    这样问着我，茹萍的眼瞪得又大又红，像两个红色的火球，盯着烤我一会儿。见我半弓半屈地待在那儿没有话，不动弹，她就完全丢了女教授的模样儿，如一个街妇般，如我家乡骂架时要首先把自己齐整的头发弄散披在头上的泼妇样，把手里的茶杯往地上猛一摔，让玻璃杯碎得七零八落（像我撞上她和李广智通奸以后的一天晚上她摔碎花瓶样），然后穿着红拖鞋，从那些白色的玻璃片和绿色的茶叶水中蹚过去，到厨房把菜刀拿出来，递到我面前，说杨科杨教授，这把刀你握在手里边，你要敢把藏着的东西当把柄，敢为出版你的著作去找李广智索要一分钱，你就先把我杀掉；你要敢把那东西，有一天突然拿出来作为证据，去葬送李广智的名誉和前程，我赵茹萍就用这把刀，不是死在你面前，就是让你杨科死在我面前。

    咬着牙，说了这几句，她最后看看那把不锈钢的刀，半转身，咣一声把菜刀拍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让茶水溅起来飞到我身上，她脸上。她没擦脸就朝卧室走过去，不急不缓，一步一步，到卧室砰的一声锁上门，把从阳台那边过来的风声沙声隔开来，把一片黑沉浓烈的死寂留给我，自己就无声无息在卧室里。

    我便在那黑沉沉的死寂中，茫然不知所措，呆立着完全如《诗经》中早已经死过的一首诗。

    3．十月之交[15]

    原来不是风，而是六月初的沙尘暴。

    原来京皇城的沙尘暴都是在秋天，可随着温室气候的到来，季节都有了抽搐症，夏天不光有雨、有风，也有了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原来气象不是一首没有意义的诗，而是一篇意义丰富的宣言和檄文。

    我没想到，我会被卷进那一夜学生抗击沙尘暴的浪潮里，就像没有料到茹萍不让我向李广智申请出版《风雅之颂》的经费样。你们的事——通奸偷情被我撞上了，我既没有揭发他李广智，也没有抱怨你赵茹萍，现在想要笔出版经费反倒不行了。不就是他李广智那天在我家和你茹萍偷情被我撞上后，穿衣服时手忙脚乱，忘了把脱下的裤头塞到了哪（也许是因为我站在门外边，他急于穿上衣服遮羞就忘了穿裤头）。可现在你的裤头丢掉了，怎么能怀疑是我藏了你的裤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被我捉奸那一天，我家里只有三个人，李广智的裤头他没有穿在身子上，没有塞在口袋带回去，不是丢在我家它能丢在哪？不是丢在茹萍的床上它会丢在哪？床上没有，茹萍没见，那不是我拿了他的裤头会是谁拿呢？让我我也怀疑是你杨科藏了那裤头）？说到底，他现在有可能当校长，自己的裤头在别人的手里怎么能不忧心呢？怎么能不担惊害怕呢？

    可是我真的没见那裤头呀。向天发誓我没见着那裤头。向我已埋在耙耧山脉地下的父母发誓我没见到那裤头。我敢跪在屋中央、跪在学校里、跪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誓说，我要把他李广智的裤头藏起来了，我让天打五雷轰。让雷击把我父母的坟墓劈开来。然而李广智说他和茹萍上床前，把裤头脱下来，确实是放在了赵茹萍的床头上（是我俩的床头上），我让他们抓紧把衣服穿上时，他慌慌张张忘了穿裤头，忘了把那裤头从床头带走了。可是那床头千真万确没有裤头哟。茹萍找了，我也找了（茹萍肯定背着我在枕下、床上和屋里的角角落落，我们家的角角落落，比如我装衣服的床头柜、靠墙的书架缝，还有我经常放一些隐秘东西——如避孕药和避孕套的抽屉里，都已经找了十遍二十遍，一千遍和一万遍，都已经翻找得尘灰和墙角都感到身上疼痛、筋骨发酸了）。我们找得天翻地覆、昏天黑地，可是谁也没有找出李广智的裤头来。

    ——那裤头是什么颜色呀？

    ——什么样子呀？是大裤衩子还是紧身的三角裤头儿？

    ——是纤维的还是纯棉的？

    她就是不理我，只用疑怀的目光盯着我，像我在明知故问样。现在，她不仅不理我，还认定那裤头是我藏了起来了（可我不藏谁又会藏呢？）。认定我是藏起来等李广智要当校长时，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拿出来（笑话，我杨科能是那样的小人吗？），置他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

    误会了，茹萍，真的误会了。

    我杨科是真的连见都没见着那裤头。

    然而茹萍不信我，半点都不相信我。她把门一锁进了卧室里，连给我留个向她再次下跪发誓的机会都没有。

    屋子里闷得很。

    楼外呼呼的风声进不来，客厅里如同一个盖了口儿的大罐子。茶几上茹萍拍在那儿的不锈钢菜刀，还在灯光下面闪着燥热寒凉的光。有一股青菜汁的气味从刀刃上飘起来，溜着我的脖子朝客厅的别处飘过去。我木在沙发上，望着那菜刀，像看着我被出版社退回来的《风雅之颂》的书稿样。闷了一会儿。闷了老半天。想了许多事，如同什么也没想。感到身上燥热了，有黏黏的汗液浸出来，就起身把那菜刀放回厨房里，收拾了茶几上的茶水和地上的碎玻璃，到卧室门口有礼节地敲了几下门，我说茹萍，你先睡，我到外边走一走。

    说你放心，你不同意我去找他李广智，打死我都不会去找他要钱的。

    说他要再来电话了，你给他说一声。说我真的没见那裤头，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好不好？说让他放宽心，我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就是见了藏了，我也不会小人样，在人家要当校长时突然拿出来。

    她总是不理我，如同她身边就没有我这个杨科般。

    我在卧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许多话，最后又没趣地退回到了客厅的正中央，愣一会儿，才开门下了楼，朝外边走出去。还不到9点钟，睡觉有些早。是屋里9点的烦闷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的。是9点整有斤有两的烦闷和孤寂让我到楼下走一走，散散心，思考一些事，把我头脑里杂草丛生、瓦砾堆积的混乱清一清。

    我脑子里麻乱一片，千头万绪。

    我必须到外边走一走，把脑子里的头绪理一理。我就那么茫然地走（如同失意的人在雨中散步样），走在呼呼的风声里，漫无目的地从我家楼下顶着大风朝着校园里去，压根儿没想到会碰到那么一桩事。一档子惊天动地的事。没想到我会有那么大的壮举和号召力，会在那一夜有过我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或一章。

    风很大，被风卷起的沙，朝着我脸上、身上撞。我感到了牙齿间吱喳吱喳响，使我不得不连续地呸、呸、呸地吐。朝系里去的那条路上没有一个人，灯光在风中晃着仿佛一片泥水在荡动。我并不去系里办什么事，可却独自朝着那儿走。明明知道离开教研室时，我把门窗全都关好了，可我却因为想出来走一走，就宁可相信自己没有关门窗。所有的教室、宿舍和家属区，除了乌黑黑的风，没有别的人影和响动。学校如一片坟场样，风吹树啸，滚着满地的呼哨和沙尘。抬头朝天空望一下，那天空触手可及，仿佛一抬胳膊就能把头顶的乌云抓下来。我果真把手朝空中伸出去，猛地抓了一把沙，拍拍手，把我短袖衫的脖儿扣全都扣起来，朝我面前的风沙挥了一拳头。

    朝我头顶的风沙挥了一拳头。

    又朝我脚下的风沙连踹几脚，把地面上的风沙踢得东倒西歪，一会儿朝东刮，一会儿朝西刮。仿佛我的所到之处，那风沙都要躲着我。可躲我一会儿，它们又来了，呜呜地吹着和卷着，夹裹了更多的灰土和沙粒，打在我脸上，像耳光一下一下掴在我脸上。我被激怒了，如同一头温顺的牛被挑衅激怒了样。我站在空旷无人的学校里，站在学校荷湖边的主道上，那灰土沙尘朝我脸上吹一下，我就朝那裹土夹尘的风头的脸上还去一耳光，吹两下，我还去两耳光。它们似乎也被我的反抗激怒了，忽然变得气喘吁吁，风急力大，更加焦急猛烈地吹着我，像要把我吹倒或抛在半空里。可我那时候，头脑清醒，打兴正浓，用双脚的趾头紧紧地抓住地面，站稳脚跟，拳脚相交，挥臂抡腿，不停地朝它们掴着和踢着。我似乎是被沙尘中的一股旋风包围了，感觉到那股旋风如同几个疯了的女人围着我，有人去撕我的衣服，有人去抓我的脸，还有人专门抓起大把的沙子朝我眼里揉，朝我嘴里塞。又掀起我的衣服，如同倒着垃圾样，把沙土倾倒在我的前身后背和我的裤腿里。我被她们扯扯拽拽，推得团团转转，可终于我没有倒下去，终于没停下还击的手和脚。终于在那场搏斗中，我挣出那疯女人似的风，抓起路边一根手腕粗、几尺长的树枝，武士样挥刀舞枪地朝着风头上猛击猛打，砍砍杀杀。自我进清燕大学读书、留校、结婚、成家，20年来，我从未觉得过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和勇气，有过那样忘我的斗志和毅力。我闪在路边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围着我转的果然是沙尘暴中的一股小旋风，有荒野的枯井那么粗，蟒蛇样在半空扭着身子旋转着，夹裹了沙土、树枝、柴草，还有纸张、书本和草绳。它扭着身子朝我移动着，因为无法把我制伏而发出呜呜咽咽的叫，像老虎吼着一样朝我扑过来。可我却脱了上衣，赤膊上阵，从路边闪到路中央，又从路的中央闪到路的另一边。我腾挪跳跃，躲躲闪闪，不停地把手中的棍子长矛样朝旋风的腰上刺过去，朝旋风的腿上砸过去。我杀杀打打，唤唤叫叫，嘴里对风的啊呀和辱骂，随着棍棒的每一次出击或落下，都会声嘶力竭地从我嘴里爆出去。我和旋风沙尘从荷湖的东边，沿着道路打到西边去。我身上挥汗如雨，脸上血水一片，嘴里的沙子包住牙齿，包住牙龈，还像铁渣木屑样裹在我的喉咙里。就这样，我们真打真斗有半个多小时，到我两腿发软，双腕发酸时，那旋风似乎也被我的勇猛和毅力斗得精疲力竭了，无能为力了。它的风速慢下来，吼声小下来，如一辆爬坡的汽车，在用最后的力气朝着坡顶慢慢驶过去。就在这时候，我抓住战机，爬上路边英年早逝的一位国学大师的塑像的肩头上（这路边两岸，都是大师们的塑像和纪念碑），用我最后的力气，挥着那棍子朝旋风的腰上、肩上猛抡猛打着。有几次我借助灯光，还从那石头上跳将起来，把棍子铁棒一样砸在旋风的头顶上（如砸一个装了水的大水包，如砸一个满是空气的大气囊）。到末了，那旋风终于被我打得尖尖叫叫、体无完肤，在荷湖西的一个丁字路口拐个弯，朝着荷湖的水面刮去了，像逃跑的人跳进了一面湖里样。

    然而我，也终于有气无力地瘫在了路边上。

    我倚着那大师的塑像坐在草地歇了几分钟。

    抬头朝远处的灯光望了望，看见那一片灯光下，仿佛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仿佛有许多人影在晃动，还仿佛晃动中有学生们的唤叫声。

    我起身朝着那人影和唤声走过去。

    那儿是文、史、哲三系的宿舍楼，七八栋楼连成一片，坐落在学校的最南边。它们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青砖青瓦，木头门窗，砖砖木木都已月深年久，高龄老迈，在百米之外，能听到那门窗在风沙中筋断骨折的哭爹叫娘声，还有学生们在保护门窗的锤落钉响声。我看见有学生站在楼下唤着和叫着，有学生站在半空的窗户上，听着楼下的指挥，捆铁丝、砸钉子，把木头窗户朝着窗框上砸。可是风太大，还是有一块块的玻璃从半空落下来，噼里啪啦碎在地面上。那些整块整块被刮下的窗户扇，有几片挂在树枝上像风车一样转，有几片在地面的风中，车轮样转着和翻着。最西边的女生宿舍楼，她们的门窗破了掉了后，不像男生那样千方百计地钉门窗，堵风洞，而是都用衣服毛巾包住头，从楼上冲出来，站在楼下尖叫着，像风沙破了门窗，刮走了屋里的书籍、衣服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刮脏了她们的头。那时候，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女生的尖叫声响成一片。男生的唤叫声飞天砸地。表面看这是一场六月初夜晚的沙尘暴，实质上是仲夏天气里突来的一幕活报剧。学生们先是保门护窗，顶风抗沙，到后来，不知是有谁组织还是出于自发，所有的学生又都纷纷从窗台上跳下来，从楼上、屋里蹿出来，胳膊扣着胳膊，肩膀贴着肩膀地站在楼前，挡风顶沙，不让那横飞漫舞、肆意奔袭的沙土朝着宿舍楼里刮。

    就这样，一场风沙演变成了一场抗击自然的风潮。像一场洪水成就了无数的英雄样，当我最后走近那一片楼下时，那挡风的队伍已经成形，已经有默契在他们中间润滑着每个学生的骨关节。他们站在女生楼下，就像为了保护女生样，用他们的身子保卫着女生的宿舍楼。风吹着，沙飞着，他们就那样挺胸站立，傲然昂首。当我一出现在他们面前，就被那样震撼人心的场景所击中，像看一部情节急促的电影，厮杀的画面一出来，轰隆一下，就有枪矛刺在了我的胸口上。我站在那一拉几十米的队伍前，刚要把脸上的汗血沙土抹下去，就听见队伍里有个学生唤，杨教授——那不是杨教授吗？

    便有了一片唤——杨教授，你是来看我们学生吗？

    ——杨教授，是关心我们就站到我们队伍里。

    ——来，站到我们这里来。

    我想起了刚才我同旋风的厮杀与搏斗，忘记了浑身的疲劳和困乏，快步地朝着他们走过去，同他们手拉手，站到了他们中间去。我的肩膀和一个女生的肩膀挤靠到一块时，有一股莫名的激动在我身上蹿上跳下，仿佛热血在我的脉管里回旋往返，使那股刚才同风沙打斗的力量，又一次从我的脚下生出来，热乎乎地朝着我的头上涌。扭头看了那些站成长队的同学们，又扭头看了身后的宿舍楼，我大唤着说门窗都破了，我们站到天亮也挡不住风沙刮进屋里呀。就有学生在队伍里唤着回答说，我们要站到学校领导来看这宿舍楼，答应明天就修宿舍楼。我又唤着说，学校领导在办公大楼躲在办公室里呢。就又有学生在风沙里扯着嗓子唤——

    走——我们到学校办公楼——到学校办公楼。

    队伍就开始朝楼东的马路那边涌动起来了。

    一堆儿一团，大家手拉手，套着胳膊弯，走得缓慢豪迈，仿佛是集体去奔赴刑场样。我在队伍中间被学生簇拥着，如同他们一瞬间找到的领袖般，全都围着我，又随在我左右和身后。那时候风沙正大，风向是由北向南，队伍走着，会被大风从路的中间吹到路边上。不断有女生因为到了路边，一脚踏空，被风吹倒，刚尖叫一下，就有五六个男生冲上去，把人扶起来，拉到人群中，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就像护着他们的姊妹和母亲。到了离开楼群，刚走出几十米，队伍停下来等女生全被护到队伍的中间后，再走几十米，大家就自动形成五人一排、七人一行了。我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一左一右有两个女生挽着我的胳膊；女生的两边，又有几个男生护着她们的身子，如沙漠中的一列火车样（我如同那火车的一节火车头）。大家逆风而行，行速缓慢，但却缓慢有力，铿锵有力地朝着学校的办公楼，似是为门窗示威和请愿，也似是借着风沙做一场发泄的游戏般。可到了被风吹倒的一棵梧桐树旁时，我忽然听到我左边的那个单瘦的女生，趴在我的耳朵上大声说，杨教授，给你道个歉，今天下午听你的“《诗经》解读”课时，我一直在课堂上偷偷看英语。

    心里一热，我扭头对那个女生说，我能理解，英语四级不过关你能毕业吗？可古典文学课，只要你们在卷子上写满字，我都最少给你们70分。

    右边的女生趴在我耳朵上唤，对不起，杨教授，上学期“《诗经》解读”考试时，我全都是抄的。

    心里又一热，我对右边的女生说，没关系，以后考试你还接着抄。

    后边有个男生挤上来，趴在我的耳朵上说，杨教授，我是古典文学的硕士生，等你的《风雅之颂》专著出版后，我的硕士论文就写对你的专著研究行不行？

    我心里再一热，扭头对身后的学生们唤，到办公楼前，大家一定要讲文明、守纪律。今夜是李广智副校长在学校值夜班，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到咱们文、史、哲三系的宿舍楼里看一看，强烈要求学校明天就给我们修缮宿舍楼，争取今年内再给我们盖几栋新的宿舍楼。我迎着大风，断断续续唤完了话，又回头带着学生们朝办公大楼那里走，可到学校主道的十字路口时，忽然看到化学系的一个老师和我一样带着几十、上百的学生迎面走过来。他们从实验楼下拐出来，因为是顺风，居然还举着大横幅，横幅上写着两行字——

    抗击沙尘暴，还我大自然。

    他们没有往学校的办公楼里走，而是朝学校的大门外边走过去。还有生物系的老师和学生、土木工程系的老师和学生、环境保护系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中央的十字路口上，手挽手地走出来。有的费力地举着——我要环境、我要生命——的标语牌，有的因为风大沙烈，什么也不举，只是在风沙中一起嘶哑地唤——还我环境、还我自然、还我生命的口号，朝着学校大门那边去。就像烧柴油的汽车和一辆辆的马车与牛车，顶风而行，声音轰鸣，吆喝声不断，叫着唤着，都不约而同地朝西大门那儿走过去。而只有我们文、史、哲三系的学生是要朝学校东的办公大楼去。去为宿舍楼的门窗和玻璃，而不是如化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和环境保护系那样，为了自然和环境，为了生存和生命。于是乎，我们走在前边的慢下脚，站下来，站了那么刚巧风吹叶落一会儿，相互看一眼，就跟着别的系里的老师和同学，朝学校西大门那里昂首阔步了。

    4．绵蛮[16]

    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张照片啊。

    在古香古色的西大门前，我带领着文、史、哲三系的学生站在风口上，身后是其他各系的老师和学生，大家用身躯组成人体长城，不让沙尘暴从大门走进学校内。可因为大门前路窄人多，一时间堵塞了交通，虽是夜晚车少，可道路的两端还是堵起了三里五里的汽车长龙。所有的汽车车灯都开着，一束束光柱穿过半空的风沙，射到学校大门前。就在这一瞬间，不知是影视系热爱摄影的学生抓拍了这张照片，还是嗅觉灵敏的记者，赶到现场抓拍了这一张。我是教授，可我像农民样在大风中袒胸露臂，大汗淋漓，胳膊挽着学生们的胳膊，背景是洞开的学校大门和大门上方由一个如皇帝样的伟人题写的“清燕大学”四个镏金大字，面前是被风吹起的一片柴草树叶，左边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右边也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在这样的背景中，我挺胸而立，脖子梗直，表情肃然，目光炯炯，如一尊英雄的塑像立在人群中，雕在学校的大门前，使那一瞬间，成了我杨科的一个永恒，成了第二天京皇城大报、小报和互联网上共用的一张照片。

    我看到那照片时，已经是第二天临近中午。前一夜和同学们一道在风沙中战斗站立至下半夜的两点半，直到风止土落，沙尘停飞，同学们才都解散回校，洗澡休息，我也才回到家里，悄悄地钻进厕所冲了冷水澡，一觉睡到上午11点。起床后看见茹萍在茶几角的一叠报纸上放了一张纸，那纸上有她写的一句话——你成英雄了，校领导接见你时，可以让他们出钱出版你的巨著了。

    我看着那句茹萍略带嫉妒、指桑骂槐、说东道西的话，愣了一会儿，拿起报纸，便轰轰隆隆看见报纸上发表的我带领学生抗击风沙的巨幅彩色照片与整版的消息和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清燕大学师生用人体长城抗击沙尘暴》。报道的内容分四个部分，分析了京城沙尘暴与内蒙古沙漠的地理根源，与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根源和政策偏颇。并用半亩地的篇幅，赞扬了清燕师生用肉体抗击沙尘暴的象征意义，称我们大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精神英雄。我看着那文章中一句接一句的赞美和歌颂，内心的惬意挣挣跳跳飞出来，晶晶莹莹满屋子冲撞和飘动。忽然间，我人也因此变得轻松和快乐（轻佻和浅薄），又一次极想走到校园人多的地方唱一首歌，极想站在哪儿吼上几嗓子。

    我匆匆洗把脸，穿上衣服，拿好报纸就从家里走出来，到楼下意外地发现气象如雨过天晴般。昨晚还风沙满天，昏天黑地，可第二天却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学校里的各个地方都有扫垃圾的清洁工，都停着装满沙土的垃圾车。空气中有股刺鼻腥甜的沙土味，还有风断树枝的木汁味。抬起头，把目光搁到路边的树冠上，看到每棵碧绿土灰的枝叶间，都有白花花的断茬和还挂在半空的断树枝。我就从那白茬断枝下朝着系里去，为了能和更多的人说说话，告诉人家报纸上的事，我朝系里去时有意绕了两个弯，最后到系里径直去了系主任的办公室，看见主任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上放了《皇城晚报》、《京城青年报》、《环境保护报》、《国土资源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城市建设报》，七七八八，繁繁杂杂，不知道那些报纸都是从哪里坐火车、乘汽车地到了系主任的办公室，齐整整地摆在他的办公桌子上。而且每一张报纸上，都是我带领学生抗风拒沙的那张大照片，都是报道清燕大学昨夜组成人体长城抗风拒沙的事，有的题目是《名校抗风沙，忧虑在哪里？》，有的是《人体难抵风，精神可做山》，还有一家报纸，那照片上方的通栏标题干脆是《伟大！伟大！伟大！壮举！壮举！壮举！》。这一夜间，突然出现的一片儿一堆的照片和报道，如同寒冬腊月，一夜间春来乍到，百花盛开，让人不敢相信，不能接受，又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接受，使我感到头晕和清醒，骄傲和惭愧，羞涩和自豪。于是红着脸，兴奋地站到主任的桌子前，说程主任，我们中文系在昨天立下头功啦，真正抗风拒沙的都是咱们文科的学生们，文科中冲在最前的是咱们中文系。

    系主任抬头看着我，脸上疑云重重，像一块黄中带青的布。

    我说系里应该给学校打报告，请求给大家记上集体一等功，给学生们都发一笔奖学金。

    系主任把那些报纸收起来，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上，起身望着我，像我是从门外闯进他办公室的一只猴。

    我说是真的，报纸你都看到了，学校和国家教育部肯定会表彰咱们文科的学生们，会给咱们中文系一大笔的奖金或者课题费，或者文课研究工程费。说程主任，我别无他求，如果给钱了，我只希望系里能把我的专著当做一部重点来出版，报国家学术成果奖时，能首先考虑我的《风雅之颂》这部书。

    我说程主任，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我说，你别这样看着我，像我杨科脑子有病样。

    说真的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脑里进了水。

    他便把他的目光收回了，把桌上那一叠儿报纸卷在胳膊弯儿里，说杨教授，咱俩到校长那儿去一趟。

    ——校长让我去找你，正好你来了。

    ——快走吧，校长在办公室里等着你和我。

    我俩也就出门了。

    他前我后，走出办公室时，碰到所有的学生都用赞许钦敬的目光望着我，像望着凯旋的恺撒大帝样，目光里湿漉漉的敬重和红粉粉的幸福，如同信徒突然遇到了教宗、又不相信自己会遇上教宗般。我说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吧？他们点个头，又对我说电视新闻也播了，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新闻和照片，铺天盖地都是对我们的颂赞和致敬。我便像父亲样，拿手去一个女生的头上摸一下，去男生的脸上摸一下，或者拍拍他们的肩，表示说一切都才刚开始，非凡的还在后边呢。

    我就那样被同学们的目光簇拥着，从系里走出来，跟着程主任，到了校长的办公室。穿过校园时，像英雄穿过一片掌声样，所有的目光都是热乎乎的羡慕（还有嫉妒）和称颂，所有的问候都是滚滚烫烫的亲切和敬重。到了学校办公大楼的楼梯上，开电梯的姑娘见了我，慌忙从她那儿抽出一张报纸打开来，神秘地看一眼，脸上立马红光灿烂、滋润祥和，有一种冲动想要做什么（也许是想让我签名吧），可犹豫一会儿，又被她自己的理性克制了（其实她没必要克制自己的，让我签名我一定会签的）。

    从电梯里走出来，我看见她在为没有实现她的冲动而后悔，脸上的遗憾像涂在她脸上的一层粉。校长是在办公大楼八层的最里边，走廊上墙壁雪白，寂静宽厚，地面上铺的进口大理石石材，乳白温顺，踩上去像踩在棉布上。说句实在话，在清燕大学20年，今天到校长的办公室是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些忐忑不安，激动不已，手心冒汗。在那寂静的走廊里走着时，我像一个人走在去朝拜皇帝的宫廷里，好在程主任在我前边带着路，到校长的办公室前敲门时，他还回头笑着望了我一眼。

    我明知故问地说，校长叫我有什么事？

    程主任笑了笑，说这走廊上有甲醛的气味你闻没闻见？

    我说到底什么事？

    他说这甲醛的气味太浓了。

    然后我们就敲门、推门进去了。校长的办公室果然如同校长的办公室，完全和校党委的会议室大小一模样，有三个家用客厅那么大。靠墙的地方全都是书架，书架上摆了各种书籍和资料，黄色牛皮纸的档案和棕色的硬壳文件夹，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书架上，像图书馆的书籍样你挤我、我挤你地每本书都挤得只见骨头不见肉。我站在门口儿，瞟一眼那书架，又瞟一眼沿着书架三尺远近摆的一圈儿兰花、橡皮树、巴西木和我说不出名的花花和草草，再看看花草往里一圈儿，围着的进口沙发和沙发前的写字台，以及写字台上的文件和报纸，笔筒和茶杯，卡通书和台灯，订书机和指甲刀，台历和餐巾纸，电话和告状信，还有校长看见我和程主任的表情和沉默。他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看了一眼我们俩，把正看的一张香港的英文报纸丢在桌子上（像丢一张擦过嘴的餐巾纸），然后就那么半冷不热地看着我们俩。因为离得远，我没能看清他看的报纸版面上是什么文章和内容（我的英文单词本来也和农民的贫瘠薄地样），但却相隔几米远，看见了报纸上清燕师生抗击沙尘暴的那张大照片（天呀，这新闻快得和跑马占地样），然后再看老校长的脸，就看见他的沉默黑黑乌乌，如谁在他脸上涂了一层砖厚铁重的漆。

    张校长，程主任轻声说，杨副教授来了。

    校长打量了一下我。

    报纸也都找到了。程主任说着，过去把那一叠儿报纸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子上。

    ——我走吧，有事你再跟我打电话。

    程主任边说边退着出了校长的办公室，把我留在那儿，像把一只羔羊留在了荒原上。这让我有了一些紧张和不安（我自小就是怕见大人物的人）。那时候，校长看着我，像一个父亲看着一个把家里东西朝外偷的孩子般，虽说脸上的青乌黑紫中有了缓解的白和黄，可他的目光却愈发的利锐和尖刻，盯着我似乎想用目光把我浑身的衣服脱下来。老校长已经65岁了，也许半年、也许三个月，就要离休了，就要把这个办公室中的一切都交给李广智（或者别的谁）。可他在离休前，遇到了全校师生抗风拒沙的事，好像这件满天风云的事，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雷雨和冰雹。我说张校长，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想喝水了自己倒。我说你这办公室光线太好了。他说都是些不值钱的花花和草草。我便坐下来，半个屁股陷在沙发的沿儿里。我问他，让我来是让我汇报昨晚抗风沙的事情吗？他说光荣哦，没想到我的清燕大学这么了不起。

    我僵着表情笑一笑，说，报纸上都说是我组织学生们到大街上组成了人体防风墙，其实，我就是和学生们一道做了我该做的事。

    祝贺你，校长把椅子转过来，冷面对着我，说你成英雄了，清燕大学又一次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全世界的媒体从昨晚开始都把目光集中到我们学校了。

    我说真的吗？

    ——不会吧？

    ——那好啊。

    校长用鼻子哼一下，看我一会儿，说你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你真的不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说着校长把他面前的台历转过来，让台历对着我，朝回翻一页，用指头敲着台历上的日子说，知道了吧？看见了吧？想起昨天是什么日子没？

    原来——却原来，昨天的日子是六月四号。

    台历上六月四号的日子，被校长用红笔画了三个问号，又在那问号后画了三个感叹号。

    校长焦虑不安地和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无奈地看看我，说杨副教授你走吧，但你必须意识到，这次抗风事件，要比你我和学校的估计严重得多，事态的发展，要看欧美国家的态度和国外媒体的关注度，要看教育部的态度和这件事会不会惊动国家领导人。

    校长把我送到屋门口，还朝我招了一下手，说看事态发展吧，到时候也许需要你杨副教授为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呢。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最能顾全大局的知识分子，才把你叫到办公室里推心置腹谈这些。然后我俩告别时，还彼此握了手。他的手又软又热，根本不像一个65岁老人的手，握上去像握着一团绸缎般。

    校长一直看着我走到电梯口，才又回到他的办公室。可我没有走进那电梯。我看校长把门关上了，我在电梯门前怔了一会儿，又回身走进了一个副校长的办公室。

    我说牛副校长，我真的忘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了，如果事态发展对国家和学校不利了，还请领导们多担待。

    我走进学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钱书记，我意识到了昨天我不该和学生们一道去做那抗风拒沙的事，当时我根本没想起昨天是几月几日什么日子的事。一旦上边对这事件怪罪了，还请你能为我多说几句话。

    我去了胡副校长的办公室，说胡副校长，我是来向组织检讨的。现在我明白了昨晚抗风拒沙事件的严重性，如果需要了，我愿意书面写检讨，愿意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做检讨。

    我走进李广智的办公室，把坐在那儿的他给吓了一大跳。

    他有些惊异地望着我。

    我朝他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他慌忙站起来做出一副热情的样。

    我把他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

    他指着屋里的沙发示意我坐下。

    我站在他写字台的对面，像一个做了天大错事的孩子样，又干笑一下子，说李副校长，现在我是彻底明白了昨晚事件的严重性。可昨晚我也是真的疏忽是什么日子了，真的我不知道昨晚学校轮到你值班。不过谁值班我都不该去伙同学生们进行抗风拒沙的事。我虽是副教授，可也算是一个名教授，学生们热血方刚，我一去自然就有助长和支持的味道了，何况昨天又是那样敏感的日子呢。现在看来我和学生们确实有可能被境外媒体所利用，确实有可能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被动和影响，确实是我对不起学校、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国家了。我郑重地向你、向组织也向国家道个歉，希望组织上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政府可以谅解我、原谅我，希望国家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我愿意配合学校的一切工作，使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说李副校长，请你放心，你和茹萍的事情我谁都没讲过。

    说不过那件事情也务必请你相信我，我确实没有把你的裤头藏起来。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再次向你跪下来。

    我果真又在李副校长面前跪下了（第三次），这次跪下来，我双腿发软，脸上挂汗，像一棵草倒在一棵树面前，像一棵树倒在了山面前。我跪下泪流满面求着说，李副校长，这一次是我杨科真的求你了，昨天抗风拒沙时，我真的忘记昨天是什么日子了，真的不知道是六月四号呢。求你了，下次校领导开会研究我和学生们抗风拒沙的事，务必请你多为我开脱几句话，说我真的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呢。

    我去了四个书记的办公室，三个副校长的办公室，两个常委委员的办公室，把我的检讨和道歉无比真诚（近乎可怜）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如同云开日出，京城的沙尘昙花一现样，可在第二天，事态沿着预想的方向向前发展了——有三份来自京城某处红墙内的文件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领导们传阅了文件后，每个人都在文件的空白之处写了字，签上了自己的名，然后那文件就被一个文件夹送到了八楼校党委的会议室。

    两天后晚上的8点半，我正在家里写着我的检讨书，系里程主任到我家，提了苹果和香蕉，把苹果、香蕉放在客厅的沙发旁，通知我，让我到校党委会议室里去一趟，说学校的领导要集体和我谈次话。

    我也就去了。

    走进八楼党委的会议室，所有的党委成员如校长、书记和三个副校长、两个副书记及组织部长、教务部长等，全都围在会议室的桌子旁，使会议室的氛围寒冷而温暖，宛若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摆着的一炉火。温暖而寒凉，如夏天不透风的屋里堆着几块巨大的冰。我从电梯里走出来，在会议室门口站一会，敲了门，走进去，看到所有的人，脸上原来都是僵硬的沉默和寂静，可是见了我，又都脸上忽然挂了笑，显出的红润和女人化妆一模样。我的到来，像火柴样把沉默和死寂点燃了。会议室里的冰冷寒凉迅速被温热所取代（热得让人受不了，心肝上都哆嗦出了一层汗）。校长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杨教授，你坐，坐，坐到我这边。说着就将一把椅子从墙下拉过来，放到他身边。然后书记忙往另一边挪挪他的皮椅子，给我让出一块更为辽阔的位置来。李广智忙不迭儿去给我倒上一杯水，放到我面前时，还将滴在会议桌上的一滴茶水用他的手绢亲自给擦了。接下来，有个副校长把他面前的烟缸摆到我面前，明明知道我不抽烟，可还从他口袋取出一包未开封的大中华摆到烟缸旁。还有既是博导，又专管干部的组织部长。他最少比我大10岁，可却像我的学生样，不知从哪儿端来一个水果盆，盆里有西瓜、苹果、香蕉和泰国梨、新加坡的桃，红红绿绿一片儿，香味甜味诱得人手痒鼻子疼（那水果刀雪亮雪亮，有一股锋利的冰寒气）。我说着不吃、不抽，可他们还是硬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我面前，像他们虽然都是职高权贵的校领导，可我却是更为职高权贵的部长样，或者是国家仅有的几个领导人。

    然后集体谈话也就开始了。

    校长拿起一个苹果和水果刀，迟疑一会儿，最后把目光在他面前三天来的三份文件上溜一眼，又从他脚下的包里取出一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日本、韩国的原版报纸及从网上下载的国外的文章和图片，半冷不热、寒暖不均地说，我首先在这儿代表清燕大学校党委，向中文系的杨科副教授，在三天前带领学生组成人体长城抗拒风沙的事迹表示敬意和感谢。说现在，杨副教授，你成世界名人了，我们清燕大学也再次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世界报》、英国的《卫报》和法国的《解放报》，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韩国的《朝鲜日报》等，都在头版报道了清燕大学不满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状况，因此借助六月四日晚的大风沙，组织大学生用人体抵抗沙尘暴的消息。说我们这一举措，充满智慧，一箭双雕，既攻击了现实，又纪念了历史。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一被全世界关注的行为和消息，给政府造成被动和巨大的压力，就像把昆仑和泰山搬起来压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和肩上。话到这儿，校长把他手里的那一大打儿外文报纸和资料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苦笑一下接着道——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杨副教授商量一件事。我有个想法，为了把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我65岁的高龄，向杨副教授请求和商量，你如果能以自己的名义写上几封信，分别给国家有关部门，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们抗风拒沙时，你们不仅忘了那一天是什么日子，而且我们校领导集体出来再三劝阻你们没能劝阻住，是你们一时糊涂组织学生们到学校以外抗风拒沙了。

    校长边说边削着手里的大苹果，落在会议桌上的苹果皮，像女人的头发样卷来卷去着。说完了，他也削完了，最后悠长地叹口气，乞求地望着我，把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说杨副教授，我的建议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子，希望你能为学校和国家做出点牺牲和奉献，能把压在国家领导人肩上的大山减一些。

    说完这番话，张校长望我时，眼角似乎潮湿着，似乎想要哭出来。他紧闭一会儿嘴，把欲哭的悲伤咽回肚子里，又把目光落到62岁的书记脸上去，说我的话完了，大家有话也都和杨副教授谈一谈。

    于是，62岁的书记接着说，如果杨副教授同意给国家有关部门写那么几封信，我希望你在那些信上能写这样一句话——说校长、书记为此还召开过一个紧急党委会，说党委成员，尤其是书记和校长，那天晚上曾拉着你的胳膊，不让你们组成防风墙，是你自己头脑发热，便组织学生离开学校上街了。

    组织部长说，杨教授，我知道，你写专著时间紧，其实这几封信我已经替你写过了，由你过过目，签上名字就行了。

    教务部长说，这里我首先向杨副教授道个歉，这几年轮到我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可这几年杨副教授从副高晋升正高时，因为名额有限，因为种种原因，评审委员会都把杨副教授从晋升的名单中拉下了。这拉下来我也投了赞成票，现在看来我错了。请大家和杨副教授给我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趁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还未最后结束，我建议今晚的会议结束后，由我连夜召开一个评审委员会的紧急补充会，今夜就让杨副教授的名字出现在由副高晋升正高的名单上，而且还把杨副教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一个副院长听了教务部长的话，跟着说，年底我们清燕大学会表彰一批模范教授，发一大笔奖金，我想像杨副教授这样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当其冲需要表彰的。不管别人有何意见，我个人建议这批被表彰的知识分子中，杨副教授的名字也应该排在第一位。

    另一个副校长也又跟着说，我在学校管后勤、管基建、管分房，我一辈子没有乱用过职权，现在我想违犯一次规定，独自做主，把将要盖好分给学校的院士和对国家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楼，将来分给杨副教授一套。两百多平方米，五室三厅三卫的结构。如果别的普通教授有意见告状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还有一个副书记，轮到他说了。他犹豫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时机成熟，我建议今天把杨副教授的副高晋升为正高后，年底就把杨教授提拔为中文系的系主任。

    最后大家都说了，只还有坐得离我最远的李广智没发言。校领导们都把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在学校管教学，和茹萍有那么一档儿事，到现在都还怀疑是我藏了他的裤头没还他。所以那些目光缓缓舒舒、噼里啪啦，落到他的脸上时，他紧闭了一会儿嘴，又抬头看了一眼我，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我能为杨科教授（他已经开始称我教授了）做些什么事，可我听说杨教授用5年时间写了一部对《诗经》有颠覆和重建意义的专著，题目是《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听说这部书稿一出来，京内京外的十几家权威出版社为争这部书稿打破了头。还听看过书稿的人说，有可能《风雅之颂》这部专著一问世，会在全国的文科高校掀起一股家源性宗教讨论热，有可能因为《风雅之颂》这部书，使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宗教，找回自己灵魂的家。所以，我想给《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特批50万块钱，或者100万，等书一出来，专门为这部专著召开各种研讨会，让这部专著成为一部中国人回归和皈依宗教与文化的桥梁和路道，成为所有识字的人或所有大学生的必读书。

    然后就全都说过了。

    每个领导的发言都像冬日的一盆炭火样烤着我，让我感到温暖舒畅，每个毛孔都热得要出汗。会议室里的气氛平静滚烫，像一锅煮沸了却不咕嘟的水，冒着热气却又滋心润肺，使人觉得周身都如刚洗完澡样热暖轻快，天宽地阔。李广智说完以后，大家都把目光落到我身上，那些目光枯木逢春、焦渴干燥地从我对面，从我左右围过来，像一堆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望着一个手拿馒头的中年人，似乎我不把这个馒头给这些孩子和老人们，也许他们会叽叽哇哇活活饿死（也许他们会像狼一样朝我山呼海啸地扑过来）。这当儿，会议室里宁静无比，沉寂如死（置身那里，仿佛是置身在荒野的坟地中），空气滞重坚硬，一堆一团，像石块样挤着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蜡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可以给国际媒体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说杨教授两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忘了6月4日是什么日子了。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在那特殊的一天，发生的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和那一天的特殊日子没关系。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

    5．白驹[17]

    我去精神病院住院是在来日的上午9点40分，学校的学生全都上课时，教育部有位司长亲自带领的庞大调查组，还未及驻进学校的宾馆里，我就在这空当被学校医院的救护车送往了精神病院里。

    离开家前，我和茹萍告别时，说了一番很动人的话。我说茹萍，我去去就回，以前哪儿对你不好了，请你不要记恨我（悲壮的样子和永别一模样）。我还说，虽然是住院，可学校昨晚雷厉风行，已经连夜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了，现在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和博导。等我住院一出来，我们不仅有了100万出版《风雅之颂》的专用经费，还能分一套五室三厅三卫的大房子，和学校的院士们同住一栋专家楼。说，说不定，今年内我就能当上中文系的系主任。

    我走时，茹萍似乎想提着行李下楼去送我，可却被我的客气拦在了屋门口。别送了，我说你下楼别人碰见后，还以为我真的有病呢。

    她就果然不送了，果然说你走吧，安心去养病，我还要备课呢。我两个就在我家客厅分了手。分手时我跟她说了最后几句话，说李副校长是个大好人，昨晚举手表决时，他犹豫大半天，才最后把右手举起来，而且他的手还是举得最低、最不坚决的。我说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我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呢。我要藏他的裤头了，我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教授了。我要藏他的裤头了，他可以建议让我一辈子都当副教授，可以把我的副教授降为一般讲师行不行？

    第四节 风雅颂

    学校的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在皇城正北的平昌县，离市里最少有50公里路，坐落在一脉山下的田野里，如同荒郊野外的监狱样。因为病人都有精神病，害怕闹出事端来，就在那旷野上围了很高的墙，墙上还架了铁丝网。围墙一律是红砖，红砖墙上一律写着——给我一个糊涂，还你一个清醒和医人治病，救死扶伤——那样的标语和口号。门口的保安年轻力壮。门里的花草柔美飘香。走过花草后，医院里的前排是一栋现代化的六层门诊楼，后排是甲区、乙区和丙区的三类病号的病房和治疗区，其余的空地上，都是塔松和冬青树，花池和草地。整个医院和花园一模样，鸟语花香得让人麻痹和心寒。无论你此前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走进那几亩地大的花园里，过了门岗你就是精神病的患者了，就必须接受人家的检查和治疗。而且那检查是从你走入大门开始的，不是从挂号、就诊、坐在医生的对面桌前，问东问西开始的。

    我到那医院时是上午11点，郊外的日光明亮灿烂，六月天晒到皮肤上，有一股青绿的凉爽沿着你的毛孔朝着你的血管里浸。城里从没有过的绿晃晃的风，带着灌浆的小麦香，在田野上肆意地飘荡和挥洒，把救护车的车窗打开来，望着外边漫无边际的田野，和送你的校医们说着话。说着说着医院就到了。

    大门口有两男一女的医生和护士，在按点按分地等着我。待学校的救护车停在大门口，他们过来和学校的门诊医生握了手，进行了互相交接和签字，我就像一件东西样，被校方交给精神病院了。剩下的是精神病院的两个中年男医生和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他们相互看一眼，又都把目光落在我脸上，怀疑地瞟我一会儿，然后提着我的行李，带着我朝医院里边走。穿过医院门诊楼前几十米的空地时，我说我是来这儿疗养的，他们都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可一点病儿都没有。

    他们又朝我笑了笑。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我是一位专家，是一位名教授，学校没有向你们介绍我？

    他们朝我点一下头，又相互看着抿嘴笑了一会儿，就到了门诊大厅里。大厅内空荡无人，只有推着药车的一个护士穿过大厅走过去。她穿着白大褂，在四面洁白的墙壁下，如同大厅里不慌不忙地飘着一个白色的幽灵般。然后也就到了电梯旁，女护士去按电梯的开门键儿时，那个高个的医生忽然拦住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用疑怀的口气问——

    你真的没有病？

    点了一下头，我说你们这儿倒干净。

    那医生指着电梯上行的三角键儿说，按这个键电梯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我说，上。

    又指着向下的键儿问，这个呢？

    我说，下。

    他又从口袋取出印在两片塑料膜上和电梯键一模一样的红色三角形，往电梯上行键和下行键的左边贴一个，右边贴一个，使那两个等边三角形各有一角指着左，一角指向右，然后他指着向左的三角说，按向上的键电梯就向上，按向下的键电梯就向下，那现在我们按这个指向左边的键，电梯向哪儿走？

    我说，左。

    他指着向右的键，再按这个呢？

    我说，右。

    他便揭掉了指向左右的两个三角儿，和那些医生、护士看了看，把我带上电梯，带进了四楼的一个专家坐诊室，又带到A病区里住下来。

    A区是精神病院的高级病房区，楼上楼下的病房都和宾馆样，有床、有桌、有电视，房里还有卫生间。需要什么了，按一下床头的红色按钮，护士立马飞风就到了。还有热水器。还有坐便器。还有蓝窗帘。还有苍蝇拍和熏蚊器。还有白光、蓝风、黑空气和一把黄椅子。负责我的医生说他姓张，就是到大门口接我入院的大个子。负责我的护士我想让她姓赵，因为我妻子茹萍姓赵，我就在心里让她姓赵了。我住在六号病房里，医生、护士每次给我送药诊断时，都会对我说同样一句话——没事了就在自己屋里待着不要动，不要到别的病房去串门。

    我就在屋里待着没有动。

    我一待就待了80天（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将近三个月，我足不出户，言不多语，除了每天傍晚参加必须参加的医院病号的散步活动外，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屋里看电视、看报纸，逐字逐句地推敲《风雅之颂》中的一些字句和段落，或在默读暗背《诗经》的305首诗。在这段儿漫长短暂的时间里，我过得充实而宁静，意外地觉得在精神病院如同回到了家。直到八月下旬的一天，护士通知我到医生办公室里去一下，我才恍恍惚惚想起来，我已经在精神病院住了80天，从入院的初夏住到盛夏了。我不知道季节发生变化了，不知道事情发生变化了，也不知道医院里有谁出院、有谁入院了。

    季节变化了，我的情况也不再一样了。

    我不仅会背《风》中的160首诗，还差不多能背下《雅》中的105首。可在这一天，我想背《大雅》中的《民劳》[18]时，护士通知我说茹萍来医院看我了，让我到医生值班室里去一趟。我便怔一下，似乎早就忘了茹萍她是我妻子，忘了赵茹萍三个字该是怎样写；忘了她长得什么样，穿戴什么样，只好默着想了许久后，才慢慢想起她的名字和模样，才从病房朝医生的值班室里去。

    这是茹萍第三次来看我。她尽职尽责，敷衍了事，大约每月来一次，准确得如她的月经一模儿样。第一次来看我，她把我要的书和《风雅之颂》书稿放进我的病房里，在我病房屋里转着看了看。第二次来看我，她没舍得走进我的病房里，只在门口站了站。可这第三次，她连我的病房门口都没去，径直到了医生值班室，前后和我见了三分钟。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不说，那三分钟里如萍和我说了啥，没人知道在她走了后，我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暴躁和不安，会在要吃饭的时候摔了碗，要吃药的时候摔了盛水的杯，量体温的时候把体温计从窗口扔到了窗外边。我把一本《<诗经>全译》从屋里撕到病房过道里，天女散花般，把那些诗歌扔在5号病房门口和7号病房里，让那些诗句像蚊子、苍蝇、死老鼠样落在这儿和那儿，然后把走廊上的垃圾桶和痰盂一脚踢翻，让白痰黄水在诗句上江河汪洋，然后就站在门口上，咯咯哈哈地笑上一阵子，再把头仰到半空中，连天扯地地把自己的嗓子扯成一片儿一段地吼——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清燕大学！

    ——我操你妈呀树！

    ——我操你妈呀风！

    ——我操你妈呀沙尘暴！

    ——我操你妈呀这皇城！

    ——我操你妈呀天！

    ——我操你妈呀地！

    ——我操你妈呀这国家！

    ——我操你妈呀护士和医生！

    ——我操你妈呀操！

    ——我操你妈呀操操操！

    我大唤大叫、蹦蹦跳跳时，A区所有的病号都从臆症中醒过来，不是远远地躲在哪儿看着我，就是把自己锁在屋里用被子蒙着头。也就在这时候，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了。男医生们手忙脚乱，女护士们脸色苍白。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几个人，就把我按倒在地上，把我的胳膊拧在了背后边（这是他们治疗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后又提着我的后衣领子，抓小鸡般把我提在了半空里，把目光朝着门诊的那边望过去。

    院长（那个入院那天签字让我住到A区的胖老头）急慌慌地从哪儿滚过来，他脸色惨白，充满愤怒，从挤着的人群中站到我面前，看看我，又看看拧着我胳膊的年轻医生和保安（竟然是保安！），轻声地问怎么了？

    ——人疯了。

    ——值班医生呢？

    ——他娘死了回家了。

    ——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

    院长的办公室在门诊楼的最高层，上电梯时我想院长一定会问我，按电梯的上行键电梯就向上，按下行键电梯就向下，那要按指向左边的三角箭头电梯往哪儿走？或者问，按了指向右边的键电梯往哪儿走？我已经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我一到电梯门口就等着院长来问我，可院长没有问我就把我带进了电梯里。

    没有和我说话就又把我从电梯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和别的办公室没两样，也是桌子、椅子、电话、沙发、茶几、空气、落日和墙角放着的几盆花。唯一不同的是，窗口下边还放着一个跑步机。跑步机上的轮带不是纯绝缘的橡胶带，而是一种橡胶中镶排了一寸一根裸在胶外的铜线丝。在跑步机的扶手前，有个仪表控制器。控制器上有绿键、红键和白键。红键是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打开后，按绿键那跑步机就是正常的体育健身机，可要不按绿键按白键，这健身机就成了神经病特效治疗仪（这治疗仪获得过国家医疗科技发明最高奖）。我刚入院时，在B病区和C病区偷看过医生们使用这特效治疗仪，新来的病号生生猛猛不听话，都会被脱掉鞋袜带上那个跑步机，说是用跑步机测量你的体能和心脏，可你只要上了那个跑步机，医生就笑着把白键按下了，然后你就不由自主地在那跑步机上动起来，跑起来，浑身抖起来。随着电源仪表的针摆和转动，电流就从轮带上的铜丝传导到你的脚上和身上，然后你浑身团麻，哆嗦不止，就只能在那治疗机上跑，在那治疗机上叫，像你全身的穴位都被扎了银针样。随着你的飞跑和尖叫，医生在你边上喝茶看报纸，过一会儿去看看那仪表上的数字和你的叫声、汗水和脸色，把仪表上的一个旋钮正转或倒转，使治疗机上的电流加大或减小。就这样让你在那跑步机上电疗一刻钟或者两刻钟，病重的电疗45分钟，到你的嗓子叫哑了，双腿跑得哆嗦了，汗像水样把轮带流湿了，你以为自己要浑身瘫软地倒在电疗机上时，医生恰到好处地把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看完了，一杯水也喝完了，适时地过来按一下电源开关，电疗机就慢慢停下来，你便一摊泥样倒在了电疗机的轮带上，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如刚刚死过一场般。

    医生说，好受吗？

    病人说，大夫，我以后按时吃药打针好不好？

    医生就笑了，就让护士把病号拖回病房了。

    我没有想到院长的办公室里会放着这样一台电疗机。被那个保安和医生扭着带进办公室里时，保安和医生连推带拉地把我拖到那电疗机的前边后，他们都扭头望着院长的脸，等着院长点一下头，就把我推到电疗机上去。我知道他们看我发泄唤叫，摔东砸西，一定认为我的神经不仅有问题，而且已是重度症状。我已经触动天律，在劫难逃，明白经过一场电疗是种瓜得瓜，丰收在望的事。可我明明知道，却还是企盼着院长能网开一面，别让人把我推到电疗机上去。于是，在医生和保安看着院长那一刻，我忽然（适时）朝院长跪下来（我又跪下了），哀哀求求说，王院长，我是教授别给我电疗好不好？

    ——王院长，我忘了知识分子的风雅，我以后再也不摔不砸了好不好？

    ——王院长，砸碎的东西我都按高价赔给医院好不好？

    院长看我跪下了，看我脸上的胆怯点点滴滴，堆积如山，就过去把门关起来，回来坐在凳上看我一会儿，变得像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样叹了一口气，叫我到——知识分子，你想出院回家和老婆团聚吗？

    我盯着院长说话的嘴，像看一页打开来的书。

    ——知识分子，你在清燕大学是讲古典文学的教授吗？

    我点头。

    ——主要是讲《诗经》，还写过一部《风雅之颂》的专著吗？

    又点头。

    这就好。院长停顿一会儿，如想了一会儿如何给我开张处方样，说既然你是讲《诗经》，是知识分子，你就在医院给那些有文化的病号们讲讲《诗经》知识吧。哪怕你翻来覆去地只讲一首诗，只要病号们不爱听你的讲课了，不为你的讲课鼓掌和叫好，你讲课时他们乱说乱动、交头接耳、没礼没貌、有人退场，那就算你的讲课成功了，你的病就算痊愈了，你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讲课的时间就在我离开院长办公室的第二天，上午9点整。地点是病号们的娱乐浏览室。浏览室在A区和B区之间偏西的几间房子里，面积比一般的会议室还要大一些。原来那浏览室里有桌、有椅，有报刊、象棋、围棋、灰尘、空气和乒乓球桌子等，还有长年累月关着的门、锁上的窗和拉上的黑窗帘。

    可是意外的是，这一天我提前去了十分钟，一到浏览室，就看见浏览室里干干净净，光线充足，有几十个病人都穿着白底蓝道儿的病号服，整整齐齐坐在浏览室里等着我，像卧在那儿的一片花斑马，因为焦渴在等着一场落雨样。像清燕大学的学生们，在等着一个大师的讲座样，先是吵吵嚷嚷，有人说话，有人哼歌，有人龇牙咧嘴在抽烟。可等我闪一下，出现在门口儿，浏览室里就忽然鸦雀无声了。说话的歇了嘴，抽烟的灭了烟，咧嘴傻笑的把脸绷成了一块凸凹不平的板。他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抬头挺胸，和我某一天看到的军营的士兵开会样，都端端正正把目光搁在了我身上。这些人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也有二十几。入院前他们有的是干部（其中五个是局级），有的是公司职员，还有的是老板和经理（公司倒闭了，他们有病了），还有的是家里景况好，精神病不时发作，就被父母或儿子送进了这座国家甲级的精神病院里。院长说，他们的学历都在本科以上，个别的还是研究生，其中有个建筑工程师，是华夏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博士生。他设计的大楼没有盖成就塌了，楼一塌他就成了精神病，就被送进这医院的C区病房了。我知道这是一批全世界最特殊的病人和学生，昨天说好只要这些病人学生听不懂我的课，就算我已经痊愈了，已经可以出院了。所以我志得意满，信心百倍，明知道就是给他们讲千百年来，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他们也不懂，我也还是为了有备无患，以防万一，决定给他们讲那首我在《风雅之颂》中反复引用的生字居多、怪字稠密、僻字鲜新的诗。

    我似乎已经计在心中，成竹在胸，往浏览室里稳步进去时，像我在大学走进教室样，先在门口淡了一下脚，朝病人学生们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可我没想到，在弯腰鞠躬的那一瞬间，浏览室里的学生们（精神病人们），居然会掌声雷动，欢迎我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欢迎校长讲话样。像电视上的国宾宴席在欢迎一个外国的总统上台演讲样。我有些受宠若惊，措手不及，抬头看见满屋子红白亮亮的鼓掌声，惊奇便一股一股地冲到了我的头顶上。我看见那些学生们（病号们）个个呆相横生，端坐着不动，可他们的手里却都是拿着本，握着笔，做好了有言必记的准备样。仿佛他们谁都不是来听我讲《诗经》，而是来抄写能根治他们病症的一个秘方般。组织这场病人听讲《诗经》的是院长（是他亲手根据病人的病历和简历，组织了这节实验课）。他和几个科室主任、主治大夫，散散落落坐在最前排的病人中，和学生们一样穿着病号服。病人们端坐他们也端坐，病人们鼓掌他们也鼓掌，待那掌声息了后，我和院长的目光撞在一块儿，他朝我笑一笑，点了一下头。

    病人们听懂你的讲课了，他们会鼓掌，院长轻声对我说，听不懂了他们会退场。

    我望着前排的院长和副院长，心里有些懵头懵脑地慌。

    开始吧，院长说。

    我便把《风雅之颂》的讲稿打开来，顺手翻到《风雅之颂》中的第四章——《诗经》中游子根深蒂固回家的精神情结。看了这一讲中开头引用《魏风》中的《陟岵》[19]诗，我又把讲稿合起来，和蔼地笑了笑，说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关于《诗经》精神存在研究里最典型的一首诗。这首诗在《诗经》的《风》、《雅》、《颂》中属于《风》。在《风》中属于《魏风》篇。在《魏风》中的排序为第四首诗。

    绕东拐西，说到这儿，我把诗题的“陟”、“岵”两个字用粉笔写到身后的黑板上，我说有谁认识这两个字？然后看看台下木呆呆的病号们，看他们大眼瞪小眼，茫茫白白一片眼珠儿，没有一个能够答上来，就心里颇感安慰地说，不认识了好，我就害怕有人认识这两个字。接着回身把这两个字的拼音zhì和hù标在汉字“陟”和“岵”的上边去，回过头来说，《陟岵》这首诗，全诗3段18句，共计81个字和27个标点符号。27个标点符号中，有9个逗号，9个句号，3个冒号，3个感叹号和3个引号。而在这首诗的81个字中，常用字有30个，剩下的字都是不常用的字。不常用的几十个字中，在各种版本的诗经注释中，需要注上拼音，加以注解的字有20个到30个。胡论八扯地讲了这首诗的行数、字数、标点和最长的句子几个字，最短的句子几个字，时间大约过去了10分钟。我停顿下来往台下瞅了瞅，竟看见台下的病人们，全都趴在课桌上记着笔记，屋子里一片沙沙沙的写字声，使那临时教室就像考场样。写字快的精神病人，记录完了抬起头，望着我时，他们脸上原来又厚又浓的痴呆浅淡了，眼里白白茫茫、六神无主的惘然也都黑淡淡地聚在一起了，仿佛我的讲课果真不是在讲课，而是在给他们治病样，使我感到有一股寒气在浏览室里卷动着，在我浑身上下侵袭着。我低头看了一眼第一排的院长和大夫们，发现他们的脸上全是红润欣慰的笑，就像一场实验得到了验证样。他们望着我，又都把目光搁到院长的脸上去。院长看一下手表，对我说，杨教授，你讲得很好，病人全都听懂了，你接着往下讲。

    院长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可我听着却感到不寒而栗，仿佛有龙卷风、沙尘暴，正在我身边酝酿着，过一会儿就会风起云涌、天崩地裂般。

    我没有接着往下讲，再次把目光搁到课堂下，看见所有的病人都把笔记记完了，都抬头望着我，等着我讲课，就像将要因干而死的人等着一口水。我已经从所有的精神病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他们对我的渴求焦焦裂裂，旺旺茂茂。似乎我不接着讲，他们都会精神病发作，扒房子，跳高楼，使我意识到我必须把这节课继续讲下去，必须把《陟岵》这首诗继续讲下去。于是，我接着刚才的话，又开始讲诗中笔画最多的字是什么，笔画最少的字是什么；十画以上的字有多少个，十画以下的字有多少个；双音读法的字是哪些，单音读法的字是哪些。我本末倒置，吹毛求疵，讲这首诗周围的环境、空气、云彩、日光、气流，和从诗的周围百里之外飞过的鸟、湖里的鱼、山上的草、河里的水，却迟迟不去讲那首诗原本思乡念家的意义和意趣，还有诗的结构、对称和美学。我就像计划领着一帮游人走进公园的导游样，举着旗帜，手脚不停，口若悬河，却只领着游人在公园的周围走来走去，而不带着他们到公园的里边参观和浏览。直到墙上挂钟的指针终于指向10点整，一节课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有把《陟岵》这首诗向学生们背一遍，没有领着他们读一遍。如同浏览时间结束了，导游还没有领着游客走进公园的大门口。

    我把讲桌上的《风雅之颂》书稿收起来，最后又瞅了一眼台下的病人们，看见他们脸上虽然都还有病人的痴呆和木然，可在那痴呆木然下，竟有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渴望，有掩盖不住的满足和欢乐。我讲了50分钟的《陟岵》诗，我连陟字的意思是登山的意思都没说，连岵字的意思是有草木的山的意思都没说，更不要说去给他们讲《陟岵》诗的全文要意了。50分钟，我讲了一堂垃圾和废话，可我却在下课时，把书稿拿在手里边，有意地不看面前的院长和大夫们，不看精神病学的专家们，而把目光瞟着满屋子的病人们，扯着嗓子大声地问——

    今天的《陟岵》就讲到这里，大家听懂这首诗了吗？

    台下一片安静。

    不用说，病人们无一能懂。

    于是间，我把目光搁到了前排的院长和大夫们的脸上去，正想说话时，台下却猛地响起了不约而同的鼓掌声。那掌声疯狂草率，山呼海啸，如同二月春来时，滚过天空的惊蛰雷仅是惊蛰雷。把目光从院长脸上抬起来，慌忙望着那些该死的病人们，用双手把那掌声朝下压了压。待浏览室里安静后，我又有几分恼怒地对病人们吼，说你们听懂了就说话，没有听懂不要鼓掌好不好？现在谁听懂了请你站起来。

    竟真的有两个病人犹豫一阵站将起来了。

    跟着又有一片精神病人站起来。

    再跟着，所有的病人都站将起来了，白蓝花花一片儿，果真如一片站起来准备飞奔的花斑马。盯着这一片花斑马，我撕着嗓子血淋淋地唤，你们真的听懂我讲的《陟岵》了吗？

    他们不说话，又把掌声鼓得山呼海啸般。

    我说谁能说出陟岵是什么意思吗？

    再一片掌声。

    我问谁能背出《陟岵》中的一句诗？

    又一片掌声。

    谁能记住《陟岵》是《诗经》中的第几首诗？是《风》中的诗，《雅》中的诗，还是《颂》中的诗？我唤得声嘶力竭，怨天尤人，差一点跺着脚在讲台上骂起来。可他们却一股脑儿地站着不动，掌声不停，为我的讲课而鼓掌，就像为一场意外而完美的演出谢幕鼓掌样。

    我在清燕大学尽心尽力讲了十几年的课，学生们没有一次为我这样鼓过掌。可我在这儿胡扯八道只讲了一节课，他们的掌声却像一个季节都吹不停的风。就那么木呆着，站在讲台上，再一次去看台下的掌声时，我看见了台下一片痴白茫茫的目光，像悬在半空的一片死鱼的眼。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想哭了。想要立马离开讲台，离开那风雨不停的鼓掌声，回到A区我的6号病房里。

    然而就在我要走时，院长笑着站到了讲台上。他用双手把那掌声再次压下去，用他宽厚得和他的体形完全相符的嗓音说，6号病房的杨教授，他是清燕大学古典文学的专家，是《诗经》研究的权威。今天他的讲课，能赢得如此激烈的掌声，能让我们有高学历的患者，这么安静地坐在这儿一小时，不说话，不动弹，比没有病的正常人更为安静地坐着听讲记笔记，证明了我们医院对精神病患者创立的尊严疗法，有着重要的疗效。为了证明尊严疗法的有效性，明天我们会把所有病人的档案、病历，更具体地进行归类和分析，会把所有因为贪污而成精神病的干部患者集中在一起，请杨教授讲《诗经》中的经济学；把因为失恋或妻子红杏出墙、丈夫被第三者插足的患者集中在一起，请杨教授讲《诗经》中的恋爱学；把因为在仕途中不能提升而成为精神病的患者集中在一起，请杨教授讲《诗经》中的宫廷斗争课。总而言之一句话，精神病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尊严失落症。当一个人的尊严逐渐失去，由少到多，使他没有足够的尊严支撑时，他就成了精神病。因此，根据人体缺钙补钙、缺锌补锌的原则，在精神病人缺少尊严时，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补上他们必须有的尊严这一课。

    说到这儿后，王院长扭头对我笑了笑，说真没想到你今天的课讲得这么受欢迎，所以我希望，你再在医院住上半年到一年，我请你每天都给病人们讲你的诗经学。讲《诗经》中的经济、政治、爱情、种植和宫廷斗争课。直到病人们不爱听你的讲课了，没人为你讲课鼓掌了，你再出院回家好不好？问着话，院长又朝我笑了笑，接着道，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明天请你去给处以上干部的精神病人讲《诗经》中的宫廷斗争诗，后天你来给有过贪污经历的患者讲《诗经》中的经济哲学诗，大后天，你给因情而病的年轻男女讲《诗经》中的爱情诗。

    我依着院长的吩咐，在后来的半月里，让我讲《诗经》中宫廷诗时，我选讲了《小雅》中的《大田》[20]农事诗；让我讲经济农作诗时，我讲了《诗经》中的最后一首连我都不甚理解的祭祀商王的《殷武》[21]诗。我在课堂上扯东拉西，七拼八凑，让讲祭祀时，偏要讲种植，让讲种植时，偏要讲战乱。我在黑板上有意写错字，还不停地要喝水上厕所，然而那课堂上无论我如何犯上作乱，弄鬼装神，台下却依旧鸦雀无声，掌声不断，仿佛我的讲课，果真和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一模儿样。

    过了半月后，因为我的讲课大受欢迎，讲课地点从临时教室改到了小礼堂，我要讲的偏偏又是《诗经》中的情爱诗。去听讲的男女病人，不是失恋的男女青年，就是老公夜夜不回家的妻子，或是管不住老婆跟别人睡觉的丈夫（如我一样）。所以那节课，谁都可以预料听众的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会让小礼堂人头攒动，汗牛充栋，鹅卵石样一片一堆地晃在半空中。

    上课时间是下午3点整。

    到了下午的两点半，那些有过类似我的经历的病人们，都在自己的治疗医生或护士的陪同下，朝医院的小礼堂一群一股地走过去。我门前走廊和窗外的甬道上，病人和医务人员断断续续，络绎不绝，直到将近3点整，走廊上趋于安静了，窗外也人影渐少了，我脱掉病号服，穿上我入院前的衣服，把行李藏在身子一边，匆匆从A区的走廊上朝医院门诊大楼走过去。

    穿过门诊楼，我没有朝小礼堂那里去，而是径直到了大门口。

    保安说你去哪儿？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杨教授，我来接我的同事到小礼堂里来讲《诗经》中的情爱课。

    保安就让我从他守的大门过去了。

    这时节是9月中旬，我一出医院的大铁门，秋天的景象便铺天盖地朝我涌过来。站在大门口，抬头望了一下天空中女人皮肤似的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做出一个朝远处张望的动作后，嘟囔着抱怨道，都3点整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然后我有几分焦急地朝远处走过去。

    走了几步后，我又突然跑起来，跑得脚下生风，气喘吁吁。当听到身后有唤声传来时，我一折身钻进了路边的玉米地。

    那一天，从医院逃回到清燕大学时，还不到晚上10点钟。我在京郊的河边洗了脸，在一个路边店里吃了两笼包子，喝了两碗汤（和一个运输拉煤的司机吃的一样多。我俩就坐在一张餐桌旁），直到天色彻底黑下来，才坐209路公共汽车到了学校的后门前。我没有迫不及待地走进校园里，而是在路边的椅子上，从晚上10点坐到12点。待面前马路上车稀人静了，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影单人只了，才起身从后门走进校园里，沿着先前我熟悉的路，从月光满地的人行道上，朝着学校东南家属区的4号楼3单元里去。

    那时节，学校里早已灯熄声寂，只有几个晚归的学生，从我面前小心地走过去。我们见面时互不扭头，都待过去后，才彼此怀疑地回身看看对方。不知道那天是周几，家属区那儿也早已人静夜深，连个人影都没有，仿佛夜色和家属楼是知道我那天要回家，才有意变得那样安静和沉默，连虫鸣鸟叫的声息都没有。我就那样（贼一般）静默悄息地上了楼梯，借着灯光，一下子准准确确到了我家的屋门口，准准确确，把钥匙插进了钥匙孔，轻轻巧巧，没有弄出多大响声把门推开了。为了不在深更半夜惊着茹萍的睡，我进屋摸黑开了灯，把鞋脱下来，光脚提着走进客厅里。有一股我极是熟悉的家庭的温热和厨房的气味朝我扑过来。我站在客厅正中央，看看客厅的沙发和茶几，看看对面墙下的电视机和电视柜，还有墙上挂的一张画。我发现我家里和我走前一模样，三个多月过去了，连茶几上我走时放在那儿的几本杂志，都还原封不动地摆在茶几角。似乎在这一百多天里，屋门后边的那个蛛网上，灰尘既没多一点，也没少一点。

    我把目光搁到了茹萍关着的卧室门儿上，门把手上成年累月挂着她的遮阳伞，还依旧成年累月地挂在那儿。

    我朝她的卧室门口走过去。

    茹萍——我轻声地叫着她——茹萍——

    屋子里没有茹平的回应声，只有灯光落地的细碎的响。

    我回来了——把声音提高一点儿，我站在她门前压着嗓子说，茹萍，你睡着了吗？

    回答我的安静死死寂寂，深深沉沉，一湖水样朝我淹过来。

    我轻轻敲了她的门。

    又重重敲了她的门。

    最后斗胆把门推开后，我在她门口待了一会儿，有些陌生地伸手到门框边上按了一下开关后，当柔白的吸顶灯的奶色灯光铺满屋子时，我才看见她的床上没有人。空空荡荡，和一片什么也没有的天空样（她又换了一床水蓝色的针织棉单子，和一对水蓝色的针织棉枕头）。一床深红的绒毯叠成方块闲在床里边。把目光从那床上移下来，眼球猛地疼一下，我看见有两双拖鞋的影子飞过来砸在了我的眼睛上。那是两双针织却像草编样的花白色的麻拖鞋，一双大号的，显见是男式，白多黑少地搁在床下边。另一双小一些，显见是女式，红多白少地挨着那双拖鞋放在边儿上。我怔在门口儿，闻到茹萍的屋子里，除了她那我还算熟悉的红粉柔柔的女人味，还有一股略有些僵硬的我说不出的男人味。

    我就闻着那气味朝茹萍的床前走过去，轻而易举，在靠床外的枕头窝儿中，捡起一根短楂的男人的头发看一会，把那头发扔掉后，就从屋里出来了。

    如同这一切我都已经预知了样，我不惊，也不火，除了心里有一丝不是滋味的别扭外，我有些木然地站在客厅里。忽然觉得我不该从精神病院逃回来，不该这么连三赶四、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来。仿佛是为了证实我心中的某种猜测和臆断，木一会，我朝洗漱间里走过去。开了灯，第一眼我就看见洗脸盆边上放着茹萍用了几年的刷牙杯子里，不是一个牙刷，而是一对情人刷，一红一绿，一个稍长些，一个稍短些，短些的在杯子里小鸟依人地靠在那大些的牙刷肩膀上。

    还有一个不是我的剃须刀。

    从洗漱间里退出来，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该回我的老家耙耧山脉看看了。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过我的老家了。

    好多年没有见过那至死都爱着我的玲珍了。

    第五节 风

    1．式微[22]

    玲珍没有到耙耧山脉的山口柿子树下去接我。

    她知道我回村落了。可她在城里经营着她的生意，不知是否真的离不开，还是懒得再见我，横竖是没有赶着回来和我见一面。回到耙耧山脉，回到我家前寺村，我就住在村后她家里。10年前，我父母相继离开人世后，我家那个土坯砖瓦院落就房倒屋塌了（是被空闲和清静推倒的）。坍塌在地上的砖瓦和木头，在风雨中寂寥几个月，被村里人捡去盖了他们的房子、猪圈和牛棚。那个院落便就只剩下沿着地基堆着的黄土和石头（有一块地基石上竟也刻着一个字——禾）。谁家借着我家厢房的屋墙垒起的猪圈里，有两头花猪在里边白哼哼地叫，浓烈的猪粪味从圈里飞出来，弥漫在破相百出、又了然一新的村街上。那天我回到村子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村里的静，像村里没有人一样。可是有炊烟。有未归家的鸡在村头转悠着觅食和做着别的事。还有狗吠声，显得亲切、恼怒和警觉。

    算起来，我也就6年没有回过村子里。6年前，我被清燕大学派到豫西招生时，还回到村里吃过一顿饭，在我家老宅破屋的前边站了站，和村里的老人们说了许多话。摸着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们的头，说好好读书，考学了考到京城的清燕大学去，就是少几分，我也能把你们招进学校里。

    我知道他们考不到清燕大学去。

    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真要报考清燕大学了，真的少几分，我压根没有能力把他们弄进去。

    他们满怀希望地望着我，问是真的吗？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啊。

    他们说教授就是老师吧？

    我摸着问话孩子的脸，朝他们点了头。

    那一次，我离开村子时，全村有孩子读书的父母都到村头去送我，都指望我能把他们的孩子弄到京皇城里去读书。可我走了时，既没有给谁家留电话，也没有说清燕大学是在京城的哪个区，哪个区的哪一边。就像我回到村里无论如何能找到我家样，他们以为他们到了京城，无论如何也能找到我。可是，6年过去了，村里没有人到京城去找我，也没有哪个孩子报考到清燕大学去（万幸哟）。老死不相往来着，如同山里的树从不和城里的人见面说话样。

    然而6年后，我又回来了。从京皇城北郊的精神病院回来了。火车、汽车、徒步，又搭乘了人家一段手扶拖拉机。回到村头时，我知道我家除了倒塌，没有别的啥，可我还是要固执地往我家里去。到那路边颓败的院落前，看见原来还竖在那儿的石头门楼没有了，那两扇栗木大门也不知去了哪儿。原来上房的石头地基，房倒后它还方方正正地垒在地面上，可现在，那地基也都不在了，地基上的石头不翼而飞，如树叶轻巧巧地飘飞样，无着无落了。我站在我家那已不存在的大门口，心里有个补不起来的豁口破损着。就是这时候，我家原来的邻居四叔（和我们校长年龄差不多），从村子那头走回来，戴着草帽，拿一根树枝，赶着几只羊，手里提着一个柳筐儿，羊拉屎了就弯腰把那黑球似的羊粪捡起来，放在筐子里。看见我时，他先在村胡同的路上站下来，惊异地望着我，认定后便扯着嗓子大声地问——你是杨科吧？

    我放下行李朝他笑。

    他也朝我笑——回来啦？

    我说我家的门楼和上房的石头地基去哪儿了？

    他说村里几年没有一个孩子考上高中的，更不要说考上大学了。都说你能考到京皇城，能在京城的大学里当先生，是因为你们家的风水好，地基好，村里人就把你家的门楼和上房地基扒掉分掉了。把那石头搬回家，不是垒在自家地基里，就是摆在门前边，指望着借你们家宅院的宝气，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呢。

    我便站在那儿不说话。

    他说你生气了吗？

    我说村子里好静啊。

    他说这次回来住几天？

    我说村里静是因为人们都出去干活打工了吗？

    他说你回来没地方住，就先住到玲珍家。玲珍在县城开饭店，家里盖的青堂瓦舍和庙样。说完便把手里的粪筐放到路边，把几只羊中的头羊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把我朝玲珍家里领去了。

    2．晨风[23]

    3天过去了。

    我在玲珍家住了整3天，还没有把玲珍从城里等回来。今天一早我又让人把话传到了城里去，让到城里赶集的村人告诉玲珍我从京城回来了，就住在她家里。

    玲珍家在村后的街角上，相距我家几十步远。

    村落是大村，上百户人家，几十个姓，像放倒的一棵大树般，坐落在耙耧山脉末端的一面山坡上。树身是通往山脉梁上的那条路，枝枝丫丫是从这村落主街上四分五裂到东西南北的几条歪胡同。各家的院落和房屋，是这棵大树上的叶子和果实（坏苹果烂梨）。枝丫胡同里张姓人多了，那胡同就叫张家胡同了；李姓有了人物了，就叫李家胡同了；姓杂又没人物的，可那胡同口有着一棵老榆树，胡同就叫榆树胡同了。玲珍家就住在榆树胡同的最末端，沿着胡同的土路和土路上坡处摆下的石台阶（鹅卵石），顶着山势朝上走，到了气喘时，刚好就到了她家里。上房是红砖瓦的两层楼，两厢一边是和上房连着的三间平房屋，一边是她结婚时男人为她盖的三间老瓦房。院子有三分之一的篮球场大，全都铺了水泥地，留了花池，还用水泥和砖在房墙下砌了一个个的水泥长条凳（那凳上能坐人，也能养花当做花盆的架）。不用说，这院落和村里别的富家样，不住人，却是主人家的根（是主人在村里地位和势力的显示和象征）。

    玲珍在县城做生意，开的饭店名字叫耙耧酒家。她男人在几年前因为车祸死掉了，千家万户都以为她男人死掉了，给她留下满兜儿的债账，她完全可以领着十几岁的女儿把债账一扔再嫁的。可她把女儿往娘家一送，到城里干活了，做着给人家的饭店择菜剥葱的活。

    然而一年后，她还了那兜儿账，自己就在城里开了小饭店。

    又一年，她就开了那个有声有色的耙耧酒家了。

    再一年，她就在村里老宅上，盖起这红砖瓦顶的楼房了。好像原本她盖房就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给人看，也就把楼房竖起来，自己年年都在城里住，只是偶尔回来住上三几日，和村里人说些话，把屋子院子扫一扫，收拾一遍就走了。我家的邻居四叔是玲珍男人的本家叔。玲珍去城里就把家里钥匙留给他，让他照看门户，兼做了半个房主人。

    我被四叔安排在玲珍家西边新厢房里住。一个大院子，天一黑，我像一条狗样守在院落里。到了白天饭时候，东家吃一顿，西家食一餐，然后我就转悠在村街上，见狗了和那狗瞪上一会儿眼，见人了站下和人家说说话。

    人家说，京城到底大不大？

    我说又宽又长啊。

    真的吗？人家惊着问，听说天安门广场平得和镜子样，真就平得和镜子一样吗？

    我说天安门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高。

    人家瞪着眼，默一会，感叹道，让咱们村里夏天去天安门广场晒晒粮食该有多好啊。

    话就说完了。

    人家要种地，都扛着锄到玉米地里锄最后一遍玉米了。我要么到田头和四叔扯闲话，要么就独自在村里闲转悠。见上学的孩子摸摸人家的头，见吃草的牛去拍拍牛的肩，或回到玲珍家里坐在院落的阴凉里，打瞌睡，想心事，闭着眼盯着天空看，看日光一团儿一片地从玲珍家院里的那棵老椿树上掉下来。明明树叶的缝隙都是长方形，或者三角形，可落下来的日光片儿却一律圆圆的，圆得和钱币一样儿（和死人的冥币样）。于是间，我就在那树下追根求源、深思熟虑为什么三角形的叶缝儿，会落下币圆的日光片；为什么微风从墙角和胡同一吹过，风会变得有了穿透力，像一股大风样。

    思想着，探讨着，我就懵懂迷糊地睡着了，又一次蓝天白云地看见了20年前的事。20年前的事，像老树又回到了树苗，庄稼又回到了种子样，玲珍又水灵灵地站到了我面前。

    那一天，山梁上的日光又厚又硬，踩上去如同踩在烧红的铁皮上，走几步脚底就烫得想要跳起来。那是我到清燕大学读书的第二年。第二年回来过暑假，因为早恋辍学，也才刚刚18岁的茹萍给我送到车站上，给我爹娘买了许多京皇城的果脯、小糖和耙耧人很少有人吃过的胳膊一样粗的大麻花。

    回到村里我三天不出门，父母亲劝天说地，我都不往几里外玲珍家的后寺村里去。父亲最后急到旺火烧天时，把碗摔在地上（像茹萍把花瓶摔在地上样），吼着说，你就是和玲珍的亲事吹了也要往人家家里去一趟。去一趟，人家打你、骂你，你都不能开口说上一句话。

    我就去了玲珍家。

    提着那些茹萍买的果脯、小糖和麻花，还有谁都没有吃过、见过的芒果和香蕉，顶着红滚滚的烈日，在中午所有的人都歇午觉时，到了梁子那边的后寺村。到了住在村头的玲珍家，把那些东西放在她家上房屋的桌子上。待她爹、娘都躲着爱情避到门外了，玲珍从灶房端着一碗荷包蛋，过来放在我面前。我看了她一眼，看见她一如往日那张浑圆润红的脸上挂着枯干干的笑，像一片荒地上兀自开着一朵生硬的花，竟笑着对我说了一句房倒屋塌的话。

    她说你来是想和我退婚的吧？

    又说你上学一年多，没有给我写过信。说我不识字，我可以请人念信、请人替我给你回信，可你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然后她就从我面前走过去，一步步穿过她家的沙土院落地，到大门口儿闩上门，又回来站到我面前，像要审我一样盯着我。她家的上房和所有耙耧人家的上房都一样，高高大大，有一股凌乱的味道飘在屋子里。那时候，屋外燥热，屋里有凉阴阴的风。可在那风里，我知道她在盯着我，我便勾着头，盯着我脚上茹萍给我买的皮鞋的鞋尖儿。到了这时候，到了我把头勾得脖子发酸时，准备和她说各奔东西时，她忽然过去用手碰了一下我的肩，说姓杨的，你跟我来一下。

    她就不风不火地从我身边去了上房她住的东间屋。

    我在正堂屋里待一会，头脑满满当当、又空空落落地站起来，瞟了一眼被她闩了的院落门，似乎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样，犹豫着跟她走进了东间屋，就冷丁儿看见她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精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她水绿色的贴身褂，胳膊交错着抱了自己的肩，那小褂就正好搭在她的胸脯上。她就那样有些气愤、又有些伤悲地坐在床边上，白亮亮的身子在有些昏暗的屋子里，发着磁光，如塑在床上的像。看见我从正堂屋里走进来，愣在屋门口，她瞟了我一下，声音不高不低地说，过来呀，你不是上学走时都想要了我？那时候我没舍得把身子给了你，现在你回来和我解除婚约了，我把我的身子给你吧。

    里间屋虽然昏暗，可站一会儿适应了那光线，我就什么都能看清了。我看见她说话时，脸上平平静静，可她说出的话音儿，却颤颤抖抖，像一根挽了许多结子的绳儿从她嘴里伸到我面前。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我不说一句话，又苦笑一下子，忽然把胸前的衣服拿开来，双胳膊垂到床上去，把胸脯挑逗一样挺得更高些，使她在那个年龄正为鼓胀有力的双乳，直愣愣地对着我。她说姓杨的，过来吧，你放心，大门我闩了，你不走我爹娘不会回来的。

    说你来吧，我把身子给了你，就算我没有白白和你订过一场婚。就是你在外边和省长、皇帝的女儿结婚了，你也得记住你家里有个叫玲珍的姑娘把身子给了你。

    她说你来呀，你站在那儿干啥呢？说你放心，我付玲珍不会缠着你，不会求着和你结婚的。不会去你们学校闹事情，不会去京城说你喜新厌旧，说你要了我又把我给甩掉了。她说你来吧，我就是想把身子给了你，让你一辈子记住我。让我这辈子没有白白和一个读过书的人订过一场婚。说我把身子给了你，你这辈子就是当了县长、省长、教授都得记住耙耧山脉后寺村，有个姑娘叫付玲珍，她在20岁时把一辈子全都给你了。说给你时她什么都不图，就是图个让你一辈子记住她，像记住你有个亲妹妹在耙耧山里样。她话音不高，可说得很快，像穿堂风从她嘴上吹过样，上一句没说完，下一句就又从她嘴里挣着抢着跳出来，使那时候她家的上房东屋里，床上、床下，桌上、桌下，窗台上、窗台下和半空里，到处都搁着她赤裸艳艳的说话声，和从她赤条条的身上散发着的青春肉香味，及从墙壁、地下、床上和家具上散发的热暖暖的腐土味。那当儿，我就站在正堂屋和那上房东屋界墙的门口里，死盯盯地望着她，心里知道我不能去摸她、去碰她，可浑身上下，却和一年前上学走时一样有着冲动和不安，有着想要过去摸她碰她的想念和欲望，想要同她如何如何的满脑子的麻乱和激动。站在门口儿，我一边盯着她，一边遏制住自己红烈烈的念头和莽撞。双手捏着那个年龄的两把汗，说玲珍，我已经对不起你了，我不能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说你现在把身子给我了，你和谁结婚人家都会在新婚夜里把你活活打死呢。

    我说我走了，你快把衣服穿起来。

    说着要走时，我又回头看了她一眼，看见她的双乳挺在她苍白的脸下面，如两盏白炽灯样明亮着。心里明明有一丝丢掉了什么的后悔在悬着，可是我却说，你把衣服穿上吧，我这一辈子心里都会记住你，你快把衣服穿上吧。

    然后我走了。

    落荒而逃，快快活活又遗憾无比地回到了我家前寺村。

    一切都风平浪静、秋去冬来地消失着，像耙耧山脉正西80里外山下的黄河样，雨季了，它滔滔不绝地流，冬天了，它干干涸涸，顶多是在积水的地方结下一层儿冰。到后来，家里去信说，玲珍和村里大她12岁的窑匠孙林结了婚。再后来，她的婚姻滋养着我，使我脚踏实地地和茹萍订婚、结婚，一马当先地做了系里的讲师和副教授。那年冬天回来为父亲奔丧时，在村头猛地碰到她，见她扯着她两岁的女儿小敏去村子下边的沟里挑水刚刚爬到村头上，抬头看见我，她肩上的担子抖一下，桶里的水便溅到了她脚上。她跺了一下脚，把脚上的水珠都跺掉后，朝我望了望，说你媳妇没有跟你回来呀？

    我说好苦哇，我父亲没有跟我享过一天福。

    没想到读了书人就变得不孝了，她拿眼瞟了我一下，冷冷说，这就是你娶的城里媳妇呀？公公死了人都不肯回，你也有脸在你爹的灵棚下面哭？说着她就朝村子里边走。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交代说别给人家说你媳妇太忙不回来，就说你媳妇有病了住院回不来。

    然后她走了，一步一步消失在孙林家住的榆树胡同里。

    榆树胡同又细又长，从那里走来的脚步声，也又细又长，仿佛飘在田头路边的一棵草，在我耳朵里扫来扫去，把我从椿树下边弄醒了。我在椅子上翻个身，还要接着睡，接续着玲珍和我的事情朝后想，可我闭上眼睛时，我面前有道影儿晃了晃。

    这一晃，我就醒来了。

    就从躺椅子上折身坐了起来。

    村里我叫她嫂子的一个妇女站在我面前，像她把我吵醒有些不安样，扯着一个背了书包的孩子竖在那儿，脸上挂着笑，说杨老师，我男人从城里回来了，她见着玲珍了。玲珍说她忙得很，没事就不回村里看你了，让你在她家安安心心地住，住多长时间都可以。说完这几句，她又把她手里拖着鼻涕的孩子朝前拉了拉，有些不好意思地把脸上挂的笑，变成浅黄色，深黄色，瘦瘦黄黄说，杨老师，还有一桩儿事，今早你去村里吃完饭，有个孩子背着书包从你身边过去你还记得吗？你记不记得那孩子过去时，你顺手摸了一下那孩子的头？你摸了一下头，啥儿也没说，可那孩子平素考试从来都没及格过，偏偏今天他到学校考试时，一下子却考了90分，排队是全班第三名。

    说没别的事情了，这是我家大孙子，就是希望你像摸那孩子样摸一下他的头。

    说你摸吧，也就是抬抬手的事。可你抬抬手，也许就果真成全了孩子一辈子的事情呢。

    说你是咱们耙耧山脉第一个到京皇城里的读书人。

    说你不仅在京皇城里读了书，还留在皇城里的大学教了书。说皇城那是什么地方呀？以前那是皇帝住的地方哦。说现在皇帝没有了，可和皇帝一样的人物还在京城里边住。你在京皇城里的大学教书，就等于先前在皇帝的身边教书呀。人家说，像皇帝、宰相样的人物的孩子，也得到你教书的学校去当学生呢。说你现在上课就教着那些孩子们。说杨老师，好坏都是耙耧山脉的人，你别这样看着孩子呀，他怯生，没别的事，就是希望你抬手摸一下他的头。天已经不早了，摸一下你就该到村里吃饭了。今天就到我家吃饭吧，我回去给你烧碗大米汤，烙些葱花饼，他爷从城里回来捎了几斤肉，我们再炒一个豆角肉丝和萝卜炖肉块。

    说你就摸一下他的头吧，杨老师，你是在皇城教书的呀，你就摸一下孩子的头。

    时候是午后的日过平南几竿那么长，炫红的日光从头顶泄下来，所有能晒到太阳的地方，都有一层金水在地上铺流着。椿树的凉荫正从我身上移开去，我有一半身子晒在太阳下，一半身子还在凉荫里。从蒙眬中睁开的眼，迷迷糊糊我像沉在梦里样。院子里有城里干涩的水泥味，也有山野中鲜浓浓的土腥味，还有我叫嫂子的妇女身上衣服该洗不洗的酸馊味和她扯的孩子的胆怯味及青鼻涕的味。我望着他们俩，也望了望椿树顶上的日光圆团儿，想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后——

    玲珍说她不回村里了？

    ——也就是你抬抬手的事，你就摸一下孩子的头吧，杨老师。

    ——她真的说她忙不回村里了？

    ——摸他一下吧，你是从京皇城里回到村子的，你是京皇城的人，天子脚下呢，你就摸他一下吧。

    我便抬起了手，摸了一下孩子的头。

    那孩子的头发里有草、有土，还有沙粒儿，摸上去如摸一块荒地样。摸完了，她就脸上挂着感激的笑，孩子就脸上挂着感激的笑。他们奶孙两个一边感激一边就走了，到门口还又回头交代说，日落时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就走了，玲珍家的院落里，便孤零零地剩下我和风，还有空气和墙壁，树荫和夕阳。我木然地坐在院中央，透过大门看看越走越远的同村嫂子和她的大孙子，忽然就觉得，耙耧山脉的前寺村，自从我父母下世后，已经和我没有多少纠缠了，没有多少干系了，已经不像我家了。这些年，把我和村落联系起来的，其实是玲珍。

    可是玲珍说，她忙她就不回村里了。我惘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院落转了一圈儿，出来站到玲珍家的大门外，望着像一棵倒地的树样的前寺村，呆一会，用力把脚下的一颗石头踢起来，让那石头砰的一声砸在一棵泡桐树身上，轰一下，我就下决心要到城里去一趟。

    要到城里去找她付玲珍。

    京城的茹萍对我那样儿，难道你玲珍也要对我那样吗？

    3．蒹葭[24]

    说去就去了。

    来日一早，我就从前寺村往城里走，像从精神病院往清燕大学那回一样，疾脚快步。几里路后我在一个路口拦了一辆车，是一辆嘣嘣嘣的拖拉机，吐出的烟团黑石头样砸在天空中。拖拉机开来了，我站在路中央，双胳膊哗地一横，那拖拉机就连三赶四停下来。三十几岁的年轻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说他妈的，不要命了呀。

    我说我是从皇城回来的教授啊。

    他追着我的话儿问——喂，你知道这儿到皇城有多远？

    皇城，我说皇城就是京城呀。

    他笑笑——上来吧。

    我就坐进了他的驾驶室，登高望远，一颠一荡，山脉两边的玉米地有绿有黄，像浑浑浊浊望不到边的湖。把目光从庄稼地里收回来，我发现司机的头顶没头发，谢顶后又红又亮，像是一个红皮球。我朝他的头顶望了望，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都怪我的性欲太强了，太爱做那男人女人的事，把我头顶的头发都弄得掉光了。然后又问我，你们京皇城的人一个晚上和老婆弄几回？看我红了脸，说这有啥儿嘛，谁饿了不都得猛吃几碗饭。就又开始专心致志地扶着他黑亮油腻的方向盘。

    从耙耧山脉往外走，田地里庄稼的深绿依次浅小，十几里后，见到的玉米就和京郊那儿的玉米一样了，干了红缨，倒挂棵顶，有一股金亮亮的秋香在天空黄荡荡地飞着和卷着。头顶的太阳原是悬在拖拉机的车斗上，像被拖拉机拖着般，可后来它从车斗移到了驾驶室顶上，如一团旺火在驾驶室的顶上烧。

    我说好热呀。

    司机说凉爽哩。

    我说秋庄稼的味香得辣鼻子。

    他说有一股臭味让人恶心呢。

    我说在耙耧山脉活着的人能多活好几岁。

    他说谁能让我去皇城扫街冲厕所，我愿意把我的老婆给他用。

    我们说了很多话，沿着耙耧山脉的梁道，从一条沙土路开上了政府修的一条水泥路，又上了通往县城的柏油黑马路，最后就到了城边上。到了老城墙下作为文物保留着的城门楼的大门口，他猛地一刹车，把拖拉机停在路边儿，说，杨教授，操，只顾和你说话儿，我已经多走了十几里，等于是专门把你从耙耧山脉送进了县城里。然后像问我讨票要钱样，说送你也就送你了，我开了十几年的拖拉机，还是第一次拉京皇城的人。最后就朝我笑了笑，说咱俩说了一路话，我把我的黑心烂肺都翻给你看了，可我就问你那一件事情你还没有给我说。

    他说杨教授，说句实在话，你一个晚上和你老婆弄几回？

    ——你老婆漂亮吗？

    ——在床上野不野？

    ——喜不喜欢女人白天你侍候她、晚上她侍候你的那种人？

    我和他说着话，告着别，招着手，一直看着他沿着原路，走去很远才转身朝着城里去。穿过老城墙的门楼时，如穿过皇城故宫天安门下的门洞样，一股凉气从几百、上千年的哪儿吹过来，身上的热燥和汗味一下就没了。就那么穿过古门洞，走进县城里，猛地眼前豁然开朗了，天地辽阔了，高楼林立了。繁华的气味里，有热包子的味，有卖狗肉驴肉的味，有卖布匹鞋袜的味。这是一条老城街，20年前玲珍送我去清燕大学读书时，我们就是从这条街上进城的。可那时候全是木门木窗的门面商房没有了，现在路边全是铁皮卷着的门和门一样大的铝合金的玻璃窗。以为那时候卖烟酒百货的店铺还会在走进城门不远的街角上，可你看着街角的那个百货商店时，却无论如何不是20年前的那个百货店铺了。

    我在那百货楼下站一会儿，看一看，朝着南边走。这是一条新修的南北道，因为县政府就设在这条道的最南端，道名也就叫了政府路。沿着这路边走边找着路两边，忽然在一家旅馆的北一点，就果真看到“耙耧酒家”四个大字了，红殷殷写在一栋两层楼间的大幅招牌上。那招牌上还画了一座山（大约是耙耧山脉吧），山上有森林、溪水、菜园和游在水中的鱼，“耙耧酒家”四个字，就写在这背景是山脉原野的画上面。字虽然被雨水淋得有些剥落和陈旧，可我看到那四个大字时，那四个字还是艳红如初地扑过来在我的眼球上猛地撞一下。

    站在马路对面人行道的路边上，盯着那招牌和那招牌下洞开的玻璃门，及门口站着迎接客人的一个小姑娘（不漂亮，也不丑，难说胖，也难说瘦），穿了酒家统一发的水绿水蓝的工作服，像春天时一棵树上肥壮着的芽。

    我朝那儿盯着看，偏巧就看见玲珍冷丁儿从那个大门出来了，慢腾腾地走，还回头和饭铺的服务员们说了几句啥，手里提了一个城里人从不离手的黄皮包，穿着那季节县城的女人常穿的短裙子，头发是城里女人半卷不卷、半畅不畅的烫发儿，脸上好像有些化妆又没有化妆的样（不漂亮，也不丑，不算胖，也不瘦）。比起乡下人，她一身都是城里人的味。比起大都市的人，她浑身又都是乡下人的味。隔着六七米宽的大马路，突然见了她，我猛地心里有些惶惑和不安，仿佛不期而遇那样的兴奋让我有些承受不了样。我和她已经有6年没有见面了。6年就像从中国到罗马那么遥远和漫长，就像筷子、树枝一样短暂和直弯。原以为，看见她时，我一定会定睛细看一会才能把她认出来，然而未及眨一下眼，她从那门口一出来，我哐的一下就把她认将出来了。

    是她吗？

    果真就是她。

    玲珍——我朝着马路那边唤——玲珍——

    像谁从她身后拍了一下肩膀样，她突然转过身，看见我微微怔一下，手里的皮包猛地朝下滑，要脱手时她又慌忙弯腰抓一把，把包带儿握紧在手里边，有些惊异、有些意外地看着我，脸上飞起来的那个年龄已经不多的红晕，如刚划着就灭了的火柴的光，飘飘忽忽闪一下，脸色就又回到正常了，有些黄、有些白，有些疲惫的样（像是一个有病的人），可在她那疲惫里，还是僵着、挂着一丝喜出望外的笑。

    你来了？她说我正准备回村看你哩，你倒先来了。

    说你一路步行还是坐车呀？

    说还愣着干啥呢，快到店里呀。

    我便跨过马路朝她走过去。到她面前一步远近时，忽然间——忽然之间，我竟莫名其妙地对她产生了一种找错了人的误会感（我一直以为她还是20岁时年轻漂亮的样。一直以为她最少也应该是6年前我见她的那个少妇的样儿，可在我到了她的面前时，才发现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少女、少妇的样）。人不胖，可脸上有一种中年的蜡黄色，仔细看，眼角、嘴角和额门上，竟都有着细细密密的纹。她应该是远近不到40岁，可她却像了四十几岁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像是四十几岁的人（我一直都以为她还是十八九或是30岁，至少样子也该像茹萍那样儿，脸上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韵儿和味儿。可是她没有。一点都没有。不光一点都没有，而且那脸上还有着一些柴干和枯黄，如一片霜打雨浸过的菜叶儿）。

    说到底，她老了。

    忽然就老了。

    她衰老的样子让我一时无法接受、不敢相信，内心里对我来见她，有了一丝隐隐的酸楚和苦涩（就像要去一个公园却走进了一片荒野样，发现所谓的公园，其实是一片衰败和荒芜）。待我想到我已经四十几岁，她也到了中年时，我心里冷一下，仿佛来自她身上荒冷的凉风吹进了我心里。

    我就站在她面前，盯住她的脸，说这酒店你开了几年啦？

    她说你就住到楼上吧。

    我说生意还好吧？

    她说楼上有客房。

    我便跟着她，像一个孩子跟着母亲样，穿过一片服务员和厨师的目光，我们到了楼上去。

    这是一间她专门为客人准备的闲房子，干干净净、见床见桌，还有一个大衣柜，一个卫生间，和满墙的洁白与凉爽。这客房完完全全如同县政府的招待所，如同某家宾馆的一间屋。地上铺了棕色复合木地板，双人床的边上摆了电视机，厕所的门上还写了“厕所”两个字。

    就在这间极有意趣的客房里，我和玲珍相敬如宾说了很多话。

    我说玲珍，你的脸色有些难看哩。

    我说咱们有6年不见了，没想到你在城里开了这酒家，生意这么火，在村里还盖了那么好的房。

    我说人啊，活着谁都不容易。我从京城回来是因为出差路过九都才回来看一看，住几天。

    我说料不到你也算是老板呢。

    我说你在城里你女儿小敏上学怎么办？

    我说这城里变化真大哦，和一棵杨树长着长着变成了槐树样。完全和20年前你送我去京城上学时不一样。说月亮明明悬在头顶上，可一抬头，头顶悬的却成了一颗耀眼的大太阳。

    我是日偏西时到了县城里，日落山时住进了那间屋子里，在那屋里说话、吃饭、洗手和洗脸，还在那屋里咳嗽和吐痰，直到吃过一顿玲珍让厨师特意为我烧的饭（手艺倒不错），由一明眸难忘的姑娘（长得也不错）端进来，吃完了，她又笑眯眯地收了碗盘端出去。这时候，夜色按部就班地如期而至了。从那客房望出去，看见窗外月光如水，溶溶地洒在院落里，静谧中的虫鸣，从窗缝叫进来，莫名地让我想起20年前她送我上学时，我俩在路边招待所里那一夜。想起我第一次从清燕大学回到家，她在她家赤条条地脱了衣服等着我的情景和场面。

    楼下酒家吃夜饭的人，也都已饭饱散去，刚才还有人喝酒划拳的行令声，转眼间成了从酒家朝外走着的脚步声。门前偶尔开过去的汽车，在静夜里轰鸣飞驰，可汽车过去后，那夜静就变得愈加沉重和深厚，像是我和玲珍都被淹没在一片深不见底的湖里样。

    她就坐在我对面，一步儿远，却远得如同隔着几十年。

    这所城里人盖起的楼房院子里，前楼被玲珍租下来，一楼做酒家，二楼有两间客房和一间仓库屋，剩下的几间房，住着那些在酒家做服务生的男孩和女孩，还有厨师和七七八八的人。那些人似乎都睡了，夜寂得仿佛枯井般。在我和玲珍把话说到兴致时，我想对她说茹萍和校长睡觉的事；说我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事；说我用5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可以在古典文学的学术界改天换地的书，到头来却连出书都还困难的事。可我一张嘴，却说我回来茹萍专门上街给她买了一套京城最流行的衣服让我给她带回来，可惜我走得急，忘到家里了。她笑笑，说这城里其实天宝物华，琳琅满目，什么都不缺。然后我就问她生意上的事。问她家里的事。问她说既然孙林不在了，你又在城里把生意做得这么旺，为啥不碰到合适的男人再找一个呢？

    就这样，屋子里突然再也没了说话声。就在这不合时宜的静寂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挂了黄淡淡的笑，像脸上贴了一片秋黄的叶。就是这一刻，我又一次看见她老了。人才虚岁40岁，可她脸上的气色和表情，却是50岁或者60岁的样。就在她那天老地荒的表情里，她朝我笑一下，试探着问我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

    她说杨科哥，我知道我这辈子没有机缘嫁你了，可我想知道你有机会再娶时，你愿不愿娶我做媳妇？会不会还像20年前一样嫌弃我？

    她盯着我的脸，像学生考试时盯着老师发的一张卷子般。楼前的大街上，已经人影稀静，偶尔走过去的脚步声，悠远得像城外佛庙里的木鱼声。楼后的院子里，月光的奶白中多了一丝青，有些冰凉的意味融在了月色里。似乎有人在院里说什么，又似乎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些月光在那院里窸窣地响。我听着那声音，似乎想了一会儿，似乎连想都没想，就和她一样脸上挂了苦涩的笑。如同千般为难，万般无奈的样，我说玲珍，说了你也许不相信，我没想到茹萍她会那样往死里爱着我，因为爱我就容不得我和别的女人多说一句话。说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发誓说我有机会再娶时，除了你，我死都不会再娶另外一个人。只可惜怕我这一生都没再娶的机会了。

    默下一会儿，望着我，她望着我眼角有了红，说有你这话我就活值了。

    说你睡吧，天已经不早了。

    说着她就朝着客房外面退着走。

    天确实不早了，我没有挽留她，一副为天不早了惋惜一样把她送到门口上，就在分手时，她却突然回过身子来，苦苦地笑着对我说，我身上有病了，你就是有机会再娶，怕我也不会再嫁了。

    说了这一句，又沉默着望我一会儿，朝我敷衍地笑一笑，她又说也不是啥儿大不了的病，就是一般的女人病，现在已经轻多了。说今天你来时，我就是要到医院看病才在门口碰见你。说天真的不早了，连酒家的服务员们都收拾了碗筷上楼睡觉了。说完后，她是果真要走了，就转身到门口开了门，我果然看见在酒家端盘子、端碗的女孩、男孩们，从她面前走过去，朝她点着头，说付姐（不是叫老板），还没睡？她朝那些孩子们点点头，人就站到了屋子外。

    我怔在门口上，说你也早些睡。

    她说只要你说你心里有我就行了，今夜不是我不想和你在一块，是老天爷这辈子不让我有机会和你在一块。最后说完这一句，她像把什么全都说了样，像之所以三更半夜她还要从我屋里退出去，不是因为她不想和我在一块（在一块是什么意思呢？），是老天不让她和我在一块。

    就走了。

    她走了，我不知为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儿。

    到这儿，一切都告一段落了，像一个故事到了一段章节样。像《诗经》中的《风》、《雅》、《颂》，三大部分的某一部分的最后一首诗完结一模样。她回屋，熄了灯，我也合窗关门，在屋里待一会，看整个院落、楼上都静默悄息，所有的人都已睡觉后，便脱鞋熄灯，倒在床上要睡时，有件开天辟地的事情悄悄默默发生了，如同房倒屋塌、惊天动地，而又没有一点声息样。

    有人很轻地敲了我的门。

    果真是有人在轻轻敲着我的门。

    再开灯。趿着鞋我来到屋门后面问——谁？

    是女的——你开一下门。

    声音轻润如月光落在水面上。

    我把屋门重又打开了。

    门一开，她就笑着闪进我的屋子里。在那灯光中，那闪进来的人，竟如一朵盛开的花样招招展展着。我猛地怔一下，认出她就是我今天来时站在酒家门口的那个小姑娘。那个团圆脸、胖身子，浑身上下都肉嘟嘟地招人喜爱的女孩子，也许十六七，也许十七八（你到底有多大？），人长得如开在山坡、草地的花，在人堆繁闹的地方显不出她的好，可在一片没草没水的地方儿，那花就显得烂漫漂亮了，花香四溢了。（她怎么会这样漂亮呢？怎么会突然变得漂亮呢？）她就是那样儿，原本不漂亮，也不丑，可在这夜深人静时，在世界上似乎只有她和我待在一间屋里时，她就显得格外漂亮了，显得水嫩无比，朝气逼人了。仿佛她站在静夜的空寂里，青春的气息会噼里啪啦朝着夜色中掉。就那样站在门口上，她脸上闪着在灯光里有些耀眼的亮，把手里的一个深红色木盒递给我，说这是老板让我给你的，你打开看一看。然后她朝我瞟一下，退一步，仿佛后退一步是为了更清楚地审视我的表情样。

    我说什么呀？

    她又红了一下脸，有些羞涩又有些大大方方地说，看看你就知道了。

    那时段，夜已经深得如同一条通往山里的小路般，大街上的静，似乎能听到夜露的降落声。她回答着我的话，朝身后的走廊上看了看，回身自己关上门，倚着门半靠半站着。说看看呀，看看你就知道了。我就开始借着灯光打量那盒子。看那盒子约有一尺长，宽高都是三寸或四寸，有些神秘有些重，像是乡村老户人家留下的红木首饰盒，盒子的盖上还雕有一枝腊梅花，梅花的瓣儿都是用殷红的透玉镶将起来的。在那黄亮的灯光下，那木盒子发着幽深暗亮的光，整个盒壁都光滑得仿佛女人的脸。还有一种檀木的香味从那盒上飘出来。我端着盒子朝屋里退几步，把盒子放在桌子上，打开盖，见盒子里有一层红绸布。把那红绸揭起来，见红绸下有一层黄绸布。再把黄绸揭开来，见黄绸下又有一层绿绸布。最后就又小心地把绿绸揭开来，终于看见三层绸里包着的那东西，乳白色，圆长状，有一股桂花的香味从那东西上散出来，像那东西原是桂花做成的。我拿手轻轻去碰了一下那东西，仿佛是我的手碰在了棉花上，又软又弹，使我的手指沾了一股软散散的香。就在我把手从那盒里抽将出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了，心里轰一下，立刻脸上就有一股热辣辣的臊，忙把那几层绸布胡乱地盖在那样东西上，把那盒盖啪一下，又扣着盖在盒子上，本能地朝后躲着退半步，转过身，看见送来盒子的那姑娘，就站在我身后，脸上带着天真淘气的笑，像看到我的窘态使她高兴样。

    我说这真的是玲珍让你送来的？

    她说我叫小杏儿。

    我说你叫什么呀？

    她说真的是老板让我送给你看的。

    我说你今年多大了？

    她抬起头来不说话，仿佛要让我猜猜她多大。可在我想要猜她多大时，她却又说我19，刚过了19岁，不信你可以看我身份证。接着又说我身份证忘到屋里了，明天我可以拿来给你看。再就把身子朝桌旁移过来，也和我一样看看桌上那个红木盒，把盒子小心地朝桌里推了推，自己倚着桌角瞟着我，问我说你是教授呀？

    ——你真的是从京皇城里来的吗？

    她的好奇因为问而越发大起来，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水汪汪地泽亮着，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我。似乎我是京城的教授在她看来是假的。她半信半疑地，说我们老板付姐说，你教书的大学是中国最好最好的大学哩。说你的那个大学在世界上都有名，说外国人一听说谁是那所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会吓一跳，谁听说你是那大学的教授，还不得把眼珠都瞪得流出来？说杨教授，我是第一次见着从京城来的人，还是大教授，付姐说你写过好多文章，著过好多书，家又是耙耧山里的，她说让我今夜来这陪陪你，交代我说一定让我在这儿陪你好好住一夜。

    说杨教授，盒里的东西你都看过了，你还愣着干啥呢？

    说你咋看女孩子和别人的目光不一样？是不是你们书读多了，看女孩子都是这样儿？

    说天不早了，你别站在那儿不动弹。

    说你再呆着不动我可要走了。

    说我真的要走了。

    说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半夜见了女孩不动手的人。

    说你是不是怕我问你要钱呀？你放心，付姐交代的，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再说你又是从京城来的大教授，是人家说的知识分子那种人，我遇到一个不容易，就是付姐不交代，你不给钱我也不会跟你要。

    说何况你又是付姐的客人哩。

    真的是一分都不要。说你再不过来我可真走了，别弄得我是求你的样。你咋了？你是不是嫌弃我？是嫌我长得不好还是嫌我不会侍候人？我把话都给你实说了吧，付姐再三交代我不能给你说。可我看你是地道的读书人，年龄又和我爹的年龄差不多——好像额门那儿还有些像我爹，都是宽额门，两个眉毛之间的距离要比别人的眉距长，我实话给你说了吧，现在咱们这县城比你们京城还繁华，往西100米，后边那条街上的饭店、酒家、发廊、洗脚屋、旅馆，连有些老百姓住户的家里，白天卖烟酒水果，晚上都做我们女孩的生意哩。那街上饭店和酒家的小姐们，白天是端盘子洗碗的服务员，夜里有男人要了就做小姐了。那发廊、洗脚屋里的服务员，给男人理着发、理着发，就把男人领到后边屋里了。给男人洗着脚、洗着脚，脚没洗完两个人就到床上了。她们那儿生意好得很，男人们都说那儿是天堂一条街，连省会和市里的大干部，都专门从省会和市里跑到那条街上去享受。那天堂街上生意完全把政府路上的生意挤垮了。把这个县城别的生意全都挤垮了。连路边上的水果店、烟酒摊，有时候没有侍候男人的女孩在那儿，人家就不去店里买水果、买烟酒。

    她说世道变了呢，付姐原来酒家的生意好得很，有时候晚上来吃耙耧菜的人要在门口排着队，可是慢慢不行了，男人们吃饭都到那天堂街上了。在那儿酒足饭饱后，不出门就可以和女孩子们玩，可以喝茶、打麻将，可以让小姐陪你唱歌、跳舞、洗澡，还可以把酒杯倒满酒，放在小姐挺起来的乳房上，让她硬着乳房在屋里走三圈。那酒杯没有从她的乳房上掉下来，你把酒喝掉，酒杯从小姐的乳房上掉下来，就罚小姐三杯酒。

    说政府街上的酒家、理发店和别的生意店铺儿，其实都是正经人家哩，一般都没有这服务，不让小姐侍候男人，不让男孩侍候女人们，也不让明着开饭店，暗里做妓院，明着开发廊，暗里当小姐。说政府街上的各户生意都是规矩人，男女服务员，一般也都是好孩子，不到万不得已，老板都不让我们做这男女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我们女孩也不当小姐来侍候你们男人们。

    杨教授，她说我叫张杏儿（和我们校长一个姓），付姐叫我小杏子。今天你来了，你是付姐的客，又是京城来的大教授，是知识分子哩，和那些当官的人不一样，和做生意有钱的男人也不一样呢。不是万不得已，付姐不会让我把那盒子端来给你看，不会把我叫去说下那么多的话，交代我山不能说成山，水不能说成水。说让我一定把你侍候好，还不让我给你多说这城里的事。

    现在我什么都跟你说过了，天也快亮了。你看后院的月光都从院里爬到了房顶上。蛐蛐的叫声和笙箫一样响。凉气咕嘟嘟从地下生出来，一股一股地钻进了屋子里。你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壶水都快喝完了，却只盯着我不眨眼地看。你要不想和我睡了你就让我走，想和我睡了，咱就脱掉衣服上床睡。要不然，明天酒家一开门，我还要站在门口睁大眼，去招揽生意拉客人，可你却可以在这儿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不起床。杨教授，天真的不早了，马上就亮了，我们不能就这样坐到天亮吧。我知道你们有学问的人，有些事是想做又说不出口。这样吧，你同意让我走了你就点个头，不同意我走了你就摇个头。你想和我睡了你就点个头，不想和我睡了你就摇个头。我知道你是既不想让我走，又不敢和我睡，怕和我一睡，付姐明天会另眼相看你，把你当成一般人，当成和别的男人一样的普通人。所以你左右为难，什么也不说，只能让我坐在这儿陪你到天亮。我小杏儿就坐在这儿陪你到天亮，可你明天得替我在付姐面前请个假，让我白天多睡半天觉。只要你替我请个假，我就会在付姐面前一五一十地说。说你一个晚上没有动我一指头，还催着我早些回到屋里睡，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孤单，才陪你坐到天亮的。说陪你到天亮，你都没有碰我一下子，你完完全全是个正经人，是正正经经的知识分子呢。

    杨教授，你说我这样对付姐说你行不行？行了你就点个头，不行了你就摇个头。看，你果真点头了。我猜得没错吧？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又想和我们女孩子睡，又想落下一个好名声。所以你今夜儿才不让我回去睡，又待在那儿不动我，你说我说的没错吧？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猪圈边上有棵泡桐树，长得又粗又壮，树身子水亮水亮，可就是长不直，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树冠儿也大得能遮半个天。可那冠儿却是长不圆，靠猪圈这边的半空压根没枝叶，枝枝叶叶都躲着猪圈长。全村人见了那棵树都说那树德行好，说它长偏长歪是因为嫌那猪圈脏，怕猪圈的脏气染着它。可是你猜怎么着？那一年我奶奶死掉了，要伐这棵桐树做棺材，因为奶奶22岁就守寡，一辈子没有再嫁人，所以我爹和村里人都说这棵桐树好德行，有一树贞节气，让我奶奶做棺材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那天挖坑伐树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棵树长得水亮粗壮，是因为它的根全都扎在猪圈这一边，猪圈外边连一条树根都没有。你们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把根偷偷扎到猪圈下，把身子、枝叶躲得离猪圈远有十万八千里，你说你们知识分子是不是那棵假的贞节树？

    真的就像那假的贞节树。

    4．东门之枌[25]

    昨夜儿天将亮时才睡觉，我是来日10点前后起的床。吃完饭，已经是上午11点。想去和玲珍见一面，说些啥儿话，比如找她说，说昨晚她不该让杏儿端着盒子去找我。说昨夜儿我除了和杏儿说了话，压根没有动她一指头。可是刚到门口儿，有个服务员告诉我，说玲珍到医院看病了，留下话让我起床了，想到哪儿看看就出门到哪儿转一转。

    我想到杏儿说的天堂街上看一看。

    我从耙耧酒家出来了，到门口看见小杏儿，还穿着店里的服装站在门口上。有些内疚地朝她点了一下头，想问她一句你怎么这么早就又上班了？可未及我张口，她就朝店里择菜剥葱的厨师看一眼，朝在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的服务姊妹们看一看，脸上红一阵，抬头轻声对我说，我给付姐说过了，付姐都不敢信你和我坐到天亮没有碰我一下儿。

    我站在门口有些感激地望着她，望着她红团团的脸和肉嘟嘟浑圆的肩头儿。

    她说你出去转一转？

    我说我去百货大楼买牙膏。

    朝北走，她指着北边的一条街道说，那儿有个春来超市，东西和大城市的超市一样多。

    我就沿着她指的方向朝北走，到一个路口回身望一下，见杏儿的目光没有追着我，一拐弯，我朝西边的一条大街走去了。太阳当顶，光色和润，秋天的树叶还都绿旺旺在路边的歪柳杂槐上（我想起了杏儿昨晚给我说的她家的泡桐树，不仅哑然笑一下），有无数圆圆尖尖的亮光从树冠上漏下来，像金片银片铺在路面上。这县城有三条主街道，最前的街道兼着公路和运输，中间的街道就是政府街，而这县城最西山下的天堂街，不用说就是县城的消费区域了。沿着东西横穿这三条街道的一条街道走，转眼工夫我就到了天堂街，就看到天堂街上的景况了，看到同那两条街道和整个县城别无二致的建筑和完全不同的意味了。

    立在一个丁字路口上，身后是日常平白的街道和行人。有几家修理汽车、摩托的，在路边树下叮叮当当地敲，把树上飘挂的白色塑料袋儿震得哗哗哩哩响。还有路边的垃圾和厕所，在秋白里泛着一股春红夏绿的酸腐味。然而在眼前，与水泥路面接壤的天堂街的青石大街上，粗一看，街两边是桶粗的法国梧桐树，桐树下的饭店、酒家、旅馆、啤酒屋、洗脚房和发廊、推拿、按摩啥儿的，和哪个城市的这些都异曲同工着，多得如同春天时耙耧山脉路边上的草。招牌上的字，一样的五花八门、百家争鸣，敢把一间小屋子的理发店叫成发廊大世界（大而无当），敢把一个小饭铺叫成中国美食城（徒有虚名），敢把一个洗脚屋叫成是足行天下（哗众取宠）。街道的路面虽然是青石砖铺成的步行街（有点像京城王府井的步行街），还有路的两边上，一样随意地放着方形垃圾桶，可那桶里空空的，桶外却堆着许多的垃圾和柴草（这怎么会是天堂街？）。我有些疑惑地站在路口上，像走错了路样四处打量着。这时候，马路对面有家刚开门的理发店里，忽然就有个穿着艳丽的姑娘朝我走过来，到我面前上上下下打量我一会，说这位叔，你是从外地来的吧？

    是为了到这街上吃饭还是来乐和？

    啊呀呀，来吧来吧。

    跟我来吧。她朝我挑逗地笑一笑，说你来吧，我们这儿又安全，女孩儿们又漂亮。说着就往对面的理发店里走，很快地走到马路对面又回头望一下，发现我有些惊慌地站在原处没有动，便隔着马路大声唤——

    过来呀，看不上了你可以再到别的店里去。

    我被她的唤声吓住了。左右看了看，并没看见有谁注意我，连身后修自行车的一个中年人离我只有几米远，听见了也和没有听见样（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吗？），我便隔着马路望着那瘦高个儿的姑娘说，哪儿有拉面？我想吃一碗耙耧山脉有名的野菜拉面去哪儿？

    她怀疑地盯着我，你真的要吃面？吃面你往前边去，要乐和了就到我们店里来，不满意不收你一分钱。说着看我果真要走时，她又往前追了一步解释道，白天还可以给你打打折，不收你的房间费，也不收茶水费。水是城里人爱喝的矿泉水，茶叶是最好的毛尖处女茶。

    说，你真的不来乐和呀？

    唤，不来你就白当男人了。

    问傻蛋儿，你真的不来吗？

    我只管朝前走，从我身后传来她娇嗔的声音里，带着玫瑰刺的红颜色，追上来像针一样扎着我。我不敢回头看。我怕我一扭头，她会拉着我把我拖到那门口画了半裸女像的理发店里去。我脚下生风，走得快捷，可一边走，又一边忍不住要朝着路的两边望。路两边各样的店铺都已门扉大开，四脚朝天，正式营业。有人在饭店门口扫着地，有人在按摩屋的门外街边摆着他们营业的广告牌。临着午时的日光里，秋黄色温暖明亮，质朴香艳，空气里有着被水湿了的尘土味，也有一股从路两边飘过来的香水味。法国梧桐毛茸茸的叶片儿，被日光照得透明发亮，叶里的筋脉清清晰晰，像丝线样在叶子里穿来绕去。有一个不知是酒家的服务员，还是隔壁按摩室的小姐，涂着泛绿的口红在路边剪指甲，看见我后，她把她的绿唇努着朝我探一下，笑一笑，看我没说话，就又剪着她的指甲了。

    我继续朝着前边走。

    原来各家店铺的门前，都浓妆着一个、两个站在那儿招揽生意、拉拢客人的小姑娘，像各家店前门口都摆着一盆、两盆儿花。她们或站或坐，穿戴裸露，正大光明，见了谁都是一脸笑，都要努努嘴，都要亲热无比地说上几句话。

    到一个专门卖南方菜的酒店前，有个穿着旗袍的细腰姑娘操着一口北方话，问我说——

    喂，杭州你去过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知道不知道？

    ——过来吧，有吃有喝，还有苏杭姑娘陪你玩。

    到了一个专门进行足疗的店门口，他们的店前挂了大木牌，木牌上画着一个大水盆，水盆里有着半盆水，还泡着一双脚。就在那木板招牌下，坐着一个姑娘在那儿看报纸，见我过来时，她忙把报纸放下来。

    ——洗脚吗？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地人，风尘仆仆，精疲力竭。过来洗洗脚、按按穴位吧。

    ——来不来？还按别的地方呀，你让按哪儿，小姐就给你按哪儿。

    到了下一家的旅馆前，有个小姐忽然过来拦到路中央。

    ——住店吗？

    ——住下吧。小姐们一个都没病，每天都洗澡，价格还合理，年龄都还不到20岁。

    到了一家面馆前，那儿明明是饭店，可有一个老板娘已经四十几岁了，却生拉硬扯对我说，不光有面呀，还有别的好吃哩。

    ——除了好吃的，还有没有好看的。

    ——你想吃啥呀？想吃啥给你做啥，想玩啥给你找啥，有浪的，有骚的，还有一说话就脸色红扑扑的。

    慢步疾脚，走过去这条街，我就像穿过一条长满荆棘花卉的胡同样，停下脚去看那路边门口摆着的鲜花绿草时，带着柔刺儿的手就会朝你伸过来。你躲着那刺儿又朝前走了，那花卉浓烈的香味又会把你招过去。像招一只蜂。像招一只蝶。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儿看一眼，那儿待一会，和这家门口的小姐说几句，和那家门口的小姐说几句，如同这里锄一草，那里折一枝的一个果农般。

    我到一家桑拿洗浴的店门前，问门口的小姐说，你们这儿会做耙耧面条吗？

    那小姐奇怪地望着我，说看你像是一个斯文人。

    到饭店门前时，门口的小姐连三赶四迎上来，我说你们这儿能不能洗澡呀？

    人家瞪一下眼，说你的样子挺斯文，怎么会不识一个字？

    我笑着，把我大学教授的工作证取出来给她看一看。那小姐不敢相信地盯着我，又审视一会工作证上的照片说，你真是大学教授呀？是教授进来吃饭吧，想吃什么都让厨师专门给你做。

    可是我不吃，也不洗，不按摩，不理发，也不买什么，就那么东拐西岔地从天堂街上走。看看这儿，问问那儿，想到哪一家店的里边看一看，又怕到了那家店里闹出一桩事儿来。我似乎渴望发生那样一桩事，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能发生一桩什么事。就那么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从天堂街上走了一趟儿，如同历险样，又快活，又刺激。到了要离开那条大街时，我如看了一部我心仪已久的戏，一幕幕的场景和情节，在我的头脑里苗逢春雨，开花结果，生不逢时，凌凌乱乱。然而真的要离开那条大街时，要离开大街末端的最后一家三层楼的旅馆时，我望着旅馆门口广告牌上写的能吃饭、能住宿、能娱乐的三行九个字，忽然有些失落地朝我身后望了望，就像我丢了什么东西在那街上样。像我一离开那条街，就再也不能回去样，黑乌乌一团懊悔结在我心里，一下就把我的人给网住了，把我的心给揪住了，使我极想立马返身重从那条街上走回去，想大着胆子走进哪家门口有小姐迎着的旅馆、发廊或者洗脚屋。

    也就这时候，我面前三层楼下路边的两间有些脏乱的平房里，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没化妆，也没穿花花绿绿的裙子和衣裳，扎着一个又粗又大的独辫儿，提着一桶水在门口洗着碗，看见我时愣了一会儿，像认识我样大声地唤——

    喂——外地人，你从那街上走一趟，哪家店里也没进去吗？

    ——到我们这儿吃饭吧，我们这儿干净哩。我们这儿除了卖饭，不让客人去做那不干净的事。

    ——你来吃饭吗？有包子、饺子，还有耙耧山脉的野菜汤面条。

    5．匪风[26]

    我决定不走了。

    从离开天堂大街的那一刻，把路边小店专门为我做的耙耧山脉的野菜面条吃完那一瞬，我就公然决定，要在耙耧山脉海枯石烂地常住一些日子了。要隔三差五地到城里、到这天堂街上走走和看看。只要清燕大学和我妻子——她叫什么呢？我忽然间忘了她的名字了，就像许多人忽然忘了自己家的门牌号码、电话号码样。站在一棵树下，我苦思冥想了大半天（一会儿），才忽然想起她叫赵茹萍。想起她的名字时，我用手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嘟囔着说杨教授，你这猪记性——然后就决定，他们不催我，我就在耙耧山脉我的家里住他个春夏秋冬、月深年久，直到实在不想住了再回到京城去，再回到清燕大学我的家里去，回到我的妻子赵茹萍的身边去。

    决定不走了，我就要和玲珍说一下。

    玲珍住的两间屋，原来并没有多么的奢华和铺张，通常得和耙耧人穿的衣服样。墙上涂了白石灰，地上铺了红瓷砖，外一间摆着沙发、椅子、电视机，里一间有她的床铺和衣柜，别的就再也没有不同了。没有不一样的冬花夏草、高山流水了。唯一不同的，就是电视机上和电视柜下面，放着几个药瓶儿和吃完、没吃完的药包儿（这也没什么不同），都是县医院开的药，如耙耧山脉特产的核桃、木耳、山货样。我从外面进去时，她正在屋里倒水吃着药。见了我忙把那些药片、药包从茶几上捡起来，说你坐呀。

    我去街上买了牙膏和牙刷。说着我把手里刚买的牙膏牙刷提起来给她看了看。

    她说中午你想吃些啥？

    我说这次回来，是学校让我回到家里考察咱们耙耧山脉在黄河流域上的一些事。说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诗——其实是歌谣，就产生在咱们耙耧山脉和黄河相邻的一段流域里。说我写了一部专著叫《风雅之颂》，是专门探讨《诗经》中精神与存在的书，被学校和国家列入重点科研计划了，怕将来这部专著一出版，会成为一部中国和世界上了不得的理论经典呢，怕会成为一部和《红楼梦》样的传世之作呢。说这书里有许多部分涉及耙耧山脉和黄河流域在两千多年前的种植、狩猎、祭祀和男婚与女嫁，所以，我这次回来想多住些日子哩，要进一步考察这两千多年前的事。考察两千多年前，老百姓唱的歌谣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一人一人、一村一村传唱的，到底都是些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就产生在咱们耙耧山脉和黄河相邻的流域里。

    她有些惊异地望着我（和天堂街上的那些小姐们望我一样儿。和天堂街上那些小姐们望我到底不一样），目光中有一种庄重和自豪，有一种惊奇和确信。显而易见，我的话和我话里描述的神圣，轻而易举地把她征服了，让她将信将疑、确信不疑了。

    她说你回来是为了考察呀。

    说你忘了耙耧山脉许多村里都有那样的刻字石头吗？

    说你就长住吧，在我家住上一年、两年都可以。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慢慢有了一些已经许久没有了的红润和兴奋，像她20岁前，和我第一次经人介绍见面样。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她的额门上有了一层红润的光，仿佛是有一层淡淡的红晕在她脸上飘荡着。她就那么站着看我一会儿，到里屋取出一串钥匙递给我，说你到城里来了就到这耙耧酒家住，回前寺村就在我家住。孙林不在了，我们也都到这个年龄了，村里人没有谁会说啥儿。别说你在我家住上几个月，你就是在那儿住几年，住上一辈子，也没有谁会说你不该住那儿。

    我望着那钥匙。

    她说拿着呀。

    可我去接那钥匙时，她又把那一串钥匙上的一个黄铜钥匙取下来（那钥匙大概是能开她和孙林先前住的屋），顺手放在电视上，再把那串钥匙塞给我，说哪间屋子你都可以住，你要看书，你要写作，你回去看哪间屋子光线好了你就住到哪一间。

    我便把那串钥匙接到手里了（沉甸甸像接了一串她给我的爱情样）。拿了那钥匙，我回到我住的房间里，脑子里心猿意马、得意恐慌，忍不住还想到天堂街上再走走，到天堂街上再看看。天堂街一街两岸都是旅馆、饭店、发廊、洗脚屋和推拿按摩什么的。那里每个男女（主要是女的）看见我，都亲得如旱天见着了雨，都恨不得跪下把我请到他们的店里去做客，像他们失踪多年的哥哥、叔叔、父亲突然又回到了他们身边样。我在许多家店前和门口的小姐说话儿，她们热情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和父母同行时失散的孩子般。

    问你不来娱乐你是干啥的？

    我说我是老师要为人师表呀。

    说你的样子又斯文又好看，做派到底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老家就是耙耧山脉的，可我20年前就到了京城里。

    说天，你是京城的。你真是京城的？

    我把我的工作证递给他们（她们）看，他们（她们）看着看着脸上就有怀疑了，就不相信清燕大学的教授会到天堂街上了。把工作证还给我，又追问一句你真的是京城来的教授吗？我说没想到老家会有条天堂街。怀疑的就还怀疑着，不怀疑的就要拉我到他们店里去。卖饭的说你是京城来的客，你想吃啥儿我们给你做啥儿。按摩的说你是教授，你想让我们按哪儿，我们就给你按哪儿。理发的说你是皇城的大教授，你到我们店里理发我们不收你一分钱，只要你理完发能在我们店的登记本上签上你的名字就行了。做小姐生意的，她盯着你笑吟吟的半天不说话，到末了不踏实地问，你真的是知识分子、真的是京皇城来的大教授？真的出过很多书、真的是专给大学生和博士上课的吗？是真的你就进来吧。进来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都给你。都让你尽兴满意，让你终生难忘，让你来了一次以后每天都想来。说你是京皇城来的大教授，那工作证上有红印、有钢章，既然这样，你娱乐完了，满意快活了，你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想给或者没带钱，你就不给也可以，下次来了补上也可以。

    她们柔情似火，质朴如土，让我感到宾至如归，仿佛我果真是失踪多年的孩子突然回到了家。我极想按照她们说的走进发廊坐一会，走进按摩屋里和她们说说话。我知道她们都是为了生意，就像教授是为了学问、为了教学，农民是为了庄稼、为了丰收样。我知道我进去只要依账付钱，就决然不会有事儿，可我却还是心里嘭鼓鼓地跳，生怕进去冷丁儿发生一桩儿事，如一转身自己就成了嫖客样（真的是一不小心就成了嫖客了）。我怕自己一转身就不再是教授，而是嫖客了，就在每家店前和那些小姐扯皮挠痒说了许多话。在那些店前犹豫彷徨，辗转反侧，最终是哪家的店门也没走进去，空在天堂街由北向南走了一遭儿，和没有去过天堂街上一模样（到底不一样）。

    我想重往天堂街上去一趟。想一到天堂街，谁先请我、拉我了，我就跟着谁走进她的店里去。是理发店我就请她给我理个发，是洗脚屋我就请她为我足疗一小时，是专门为男人服务的小姐，我把钱给她，不摸她，不碰她，就请她和我说上一会儿话（东拉西扯说上半天空话和闲话）。我已经这样决定了，却又在屋里左右为难没出门，坐卧不宁，来回走动，兴奋得如终于爬上一棵树的猴子般，像发情后又被关在笼子的野兽样，激情和烦躁，在我周身都如烧着了的火。也就这时候，玲珍在楼下院里大声地唤，说杨科哥——离吃午饭还有一会儿，你愿不愿意让我陪你到街上走一走？

    我忙把窗子推开来——今天的太阳好大呀。

    玲珍抬起头——到广场那边，或者西边的天堂街上行不行？

    我听说过天堂街，那不是什么好地方。我大声地对她说，我们去那儿干啥呀，想转了就到干净的广场那边走一走。

    第六节 雅

    1．菁菁者莪[27]

    因为天堂街，我决定要在我家的前寺村长住下来了。

    长住的理由堂而皇之，庄严而又神圣，还带着敬神寻庙的神秘和孤独——我从清燕大学回来的目的，是要考察《诗经》在两千多年前，在耙耧山脉的黄河流域的创作和传唱，要丰富和修改我的《风雅之颂》那部学术书。

    村人们说，两千多年前的事情谁能记得哦。

    说别说两千年，两百年前的树长到现在，榆树都串种长成椿树了。

    为了证明我对考察与研究矢志不渝的决心和恒心，我曾经连续几天都游手好闲，像模像样，从天亮时出发，朝着耙耧周围的村庄走，到那些村里寻找《诗经》的痕迹和传说。那几天我唯一的收获是，在周边的后寺村、下马村、关公庙村和李自成曾经经过的自成庄，看到了十几块大小不一的刻字石。那些石头上的刻字一律都是阴凿法，都是非颜非柳、又似颜似柳的民间石匠和书法艺人的结合体。那些石头不是让村人垒在房下的墙基里，就是垒在猪圈、羊圈的墙上或者厕所里。有“田”字，有“河”字，竟还有一块石头上还刻着“黄鸟”两个字。我不知道这个“黄鸟”和《诗经》中《秦风》里的《黄鸟》[28]诗有什么联系和暗合，也没有去深究这些刻有汉字的石头的年代和来源（如果我这样做了就好了），我想我只要找到这些刻字石，把他们依葫芦画瓢写在我的貌似研究考察的一个本子上，回到前寺村，把本子让村人若无其事地看一看，我就在村里找到根深蒂固住下来的理由了。

    我就可以以出门考察为名，到那天堂街上住着了。在那儿做我的情爱事业了（前几次到天堂街上去，我都是以出门考察为由离开村落的）。我本来从京城回来是为了玲珍回来的，可我在决定长住下来后，我就不想再住她家了。

    我有家。

    秋天后，我说我要把我家倒了的房屋重新盖起两间来，村前村后的邻人们，就都哗哗啦啦帮我盖起了两间来。帮我收拾了院墙、大门、厨灶和院落里堆的土和草，一户人家就又在村里坐落下来了。到县城的银行里，从我的存折上取些钱（幸亏我的工资每月都如期而至地被财务打到存折上），买些砖把大门垒起来，沿着原来的墙基把院墙用土坯垛起来，把原来堆在院里乱七八糟的土，往村头的水坑倒一些，在院里的地上垫一些，一个散发着浓重土鲜的农家小院，便《诗经》中的一首诗样诞生了。

    村人说，杨老师（他们不唤我杨教授），你要在村里长住呀？

    我说我要住下来好好写上一部书。

    他们就帮我盖房、帮我收拾院落了。

    房子盖起来，在种上小麦后，山脉上收过秋的田野空旷一片，一眼望去，犁过的土地翻着绛红色，沟沟壑壑里都飘着褐红的熟土味。

    秋收了。

    小麦种上了。

    农便闲下了。

    我家的那两间房子就在农闲那几日，有砖有瓦、有土有泥地盖将起来了。坐南向北，四十几平方米，外面的砖缝直得和尺子比画了样，屋里边墙上泥了灰，又从城里买回白色的涂料刷一遍，并在地上铺了村人很少铺的粉红淡淡的瓷砖片。从张家借来一张桌，到李家搬来一张床，这一摆，那一放，没花多少钱，我就有家了，有房了，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安稳。

    盖好房子、收拾好院落那一天，我依着村人的吩咐，买了鞭炮，在院里门外，狠狠放了一大通，并邀请那些帮我盖房出力的村人们，到梁上后寺村的路边餐馆去好好吃上一顿。村人们把他们各家大大小小的孩子全都拉进了我家院子里，在我家院里如在学校操场上样站了一大片。

    他们说，杨老师，你刚回来时，在咱村摸过两个学生娃的头，一个是村头李栓家的娃，一个是你家房后四奶奶家的孙，你猜他们现在怎样了？你摸过头的那两个孩子，他们在期中考试时，一个得了班里的第一名，一个得了第二名。

    他们说是真的呀，那孩子的家里都挂着奖状哪。

    他们说，学校的奖状就贴在他们家的堂屋里，我们全都看过了，不信你也过去看一看。说我们帮你盖房、帮你收拾院子，一是因为你是咱们前寺村的人，二是希望你能像摸他们孩子的头样，也摸摸我们家孩子的头。说着他们就把那些羞羞答答、躲在大人身后的孩子拉过来。说都是邻邻居居的同村人，帮忙盖房就不用请客吃饭了，你摸摸孩子的头，让孩子学习好起来，能考上大学，像你一样到城里工作比什么都强呢。

    我就只好将信将疑地，开始一个一个去摸孩子们的头。

    一个一个地摸着孩子们的头。

    在秋后冬初的日光中，午时的温暖覆盖着山脉和村落。我家在村子正中的院落里，尤其好闻的砖瓦硫磺味和大兴土木后铺天盖地的泥墙味，在人群中漫来弥去，仿佛是流动着的煮了鲜肉的水。原来父亲在世时栽在院里的两棵小榆树，老房倒塌了，它们还一如往日地活着和生长。待我在院里又盖起房屋时，也才发现这两棵榆树早已桶粗了，早已两丈多高了，早已成才到树冠满天了。我就站在这两棵树中间，半信半疑地望着村里的老人、父母和孩子们，说摸一下孩子的头学习怎么会好呢？

    摸一下孩子的头，学习成绩怎么会好呢？

    他们说，你就摸一下吧。摸一下吧。摸一下又不费你多少事，孩子他爹来帮你盖房就是想让你好好摸一下孩子的头，请你摸的时间长一些，手在孩子的头上按得重一些。

    我就扎扎实实、稳稳重重摸了一个男孩子的头。

    又摸了一个男孩子的头。

    再有村人把一个女孩推到我面前，我摸了那个女孩的头，还又摸了摸她红红扑扑圆圆的脸。

    我一个接一个地摸着男孩子的头，摸摸女孩子们的脸，嘴上不停地说着这怎么会行呢？怎么会好呢？可虽然这样不停地说，我还是一个一个不停地摸。孩子们的头上都有一股油滑的光，都有一股刚洗过头的肥皂味、香皂味、洗衣粉的味，偶尔也有洗头膏的味。我摸着孩子们的头顶时，他们的父母和爷奶，都在一边感激地说，这下好了，这下可好了。

    这下孩子准能考上大学啦。

    那时候，秋阳正顶，山脉上的天空碧蓝如洗，仿佛一抬头，目光能穿过天空望到天的后边去。偶尔有一朵、几丝的白云挂在天空上，也如一团一片的蚕丝飘在半空般。日光从我家的两棵榆树中间落下来，把榆树上特有的熟槐花和生榆叶的甜味照落在了院落内。没有风，只有秋天的温暖和甜味。我就在那两棵榆树的正中间，坐在村人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微弯着腰，半闭着眼，从眼缝中望着自动排成长队的村人和孩子。每摸一个孩子的头，那孩子就从我的左边站到右边去，让后边急不可耐的孩子上前一步站到我面前，我便缓缓地抬起手，把左手掌又轻又重地压在孩子们的头顶上。

    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但愿这孩子的学习能真的好起来。再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这孩子的学习一定能够好起来。又摸一个孩子的头，我想我是从京城回到耙耧山脉的知识分子与专家，京城那儿是历朝历代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和经济的中心哟，我是那儿最有名望的大学的教授哟，我摸了孩子们的头，孩子们理所当然学习就会好起来，命运就会好起来。我一个接着一个地摸，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你茹萍不爱我，清燕大学不爱我，京城不爱我，甚至连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不爱我杨科杨教授，可玲珍爱我呀，耙耧山脉爱我呀，县城和城里的天堂街那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爱我呀。世界这么大，谁能找不到爱自己的地方呢？不爱你是你走错了门。门走对了，到哪儿都如回到自己家一样，连天堂街那儿每个人都和我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他们不是都已经觉得离不开我了吗？我不是已经成为那街上最受欢迎的一员了？我只朝那街上去过几次，他们不是家家户户都希望我到他们的店里去，就像爹娘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吗？何况耙耧山脉这儿本来就是我的家。前寺村本来就是我的家。我家的祖祖辈辈都生在前寺村、埋在前寺村。

    我摸着一个孩子的头，说你的学习肯定能够好起来。

    再一个，说你下次考试一定会是学校的前三名。

    又一个，说你放心，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一定会和我一样考到京城里，毕业了就留在京城里。

    一个一个地摸，一句一句地说。摸完了，说完了，慢慢睁开眼，站起来，我看见我家院里老人、孩子一大片，他们的脸上都是黄灿灿的光，红灿灿的笑，像我家到处都堆满、挂满的秋天的玉米穗儿样。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孩子的摸头和抚顶，他们从家里给我送来了鸡蛋、核桃和花生。还有人把他们家当成石桌、石凳刻有“草”、“广”、“牛”字的石头当成礼品送给我，抬到我家里，摆在院里让我研究让我坐。并且有位老人拍着一块刻字石头说，杨老师，你想知道这些石头从哪来的吧？过两天我女儿从她婆家带着孩子回娘家，你也摸摸她孩子的头，我就对你说这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我爷爷的爷爷活着时，见过有个地方这石头多得如同河滩地的鹅卵石。

    那一天，我在前寺村感到的温暖和信任，如我最终在天堂街上产生的爱情样，把我和世界都浸泡得神魂颠倒、志昏意迷，使我再一次错过了由那些刻字的石头给我带来的惊人的发现与成就。

    使那一发现与成就因此又晚了一年多。

    2．斯干[29]

    然而，无论村人对我如何好，我都从来没错过到天堂街上去的机会和想念。

    我又想到天堂街上走一趟。天堂街总让我在寂寞的时候想到它，就像人饿了，总会想起家里的哪儿放着雪白的馒头样。

    把桌子摆在窗口下，把拿回来的《风雅之颂》的书稿摆在桌头上，再在床头摆上几本书，我就在前寺村过上和前寺村人不一样的生活了。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了。烧饭。看书。扫院子。和村人们谈天与说地，没有哪儿不一样。没有哪儿会一样。

    到了秋末初冬，小麦苗在田地里绿得如染了颜色般，太阳一出来，油汪汪地在日光下发着油汪汪的光，被风稍稍一抚弄，便如绸缎般地飘荡和起伏。异常的清新气，一天到晚都在村里流淌和浸漫，让人每时每刻都醉在那清新里。都醒在清新里。我在那两间红砖绿瓦房头的厨灶烧饭时，村里的牛就在村头哞哞地叫。我在院里的树下看书时，村里的鸡就咕咕咕地从大门进来卧在我的脚边上。我偶尔闲到无聊时，坐在桌前把我的专著书稿翻来看几页，麻雀就落在窗台上，隔着窗子和我说话儿，像它们在背诵《诗经》中的诗，在帮我读着《风雅之颂》中的文字和段落。我若在院里闲散地走上一会儿，村里的人立马会走进院里来，说杨老师，你不写作了？你不看书了？不写作、不看书就和我们聊聊吧，说说京皇城里的事。我就和他们一块坐在院落里。他们问我长安街真的是那么又宽又长吗？说天安门城楼真的那么高高大大吗？真的在那纪念堂里的伟人，还和活的一模一样吗？

    他们惊奇地盯着我，说你在京城待了半辈子，怎么会没有进过纪念堂？你傻了你不去纪念堂里看一看？那个人说啥也是皇上啊，就是替村人去看看皇上，你也该去纪念堂里看看啊。

    我就和他们一样吃惊着，想我在京城待了二十年，为何竟然没有进过那个纪念堂？竟然没有替他们去看一眼皇上那个人。

    问我天安门广场真的那么大？

    ——真的那么平？

    ——真的满地都是大理石？

    要让我们夏天在那儿晒晒粮食该有多好啊。他们说，那广场倘是村里的打麦场，收完麦村人就不用扛着麦袋子，追着太阳四处去找平地了。不用在一块麦场上，东家打一天麦，就轮到西家使用麦场了。西家小麦没晒干，南家就早早把麦粒摊在地上占了麦场子。有时候，为抢占麦场还要两家闹不和，差一点为了那一丁点平地和日光打起来。

    我便说，就是呀，天安门广场闲在那儿真是浪费呢，倒不如把天安门广场搬到村头让咱们前寺村用一用，用完了再还给他们京皇城。

    他们说，把长安街也搬到村里用一用，放到耙耧山梁上，正好从咱们前寺村通到县城里。

    说把天安门城楼搬来放在从山梁到村里的路口上，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村里有红白喜事了，都从那城楼下面过一遭，都到城楼上放上一挂鞭。

    说把中南海也搬到村子里，就放在我家院里的两棵榆树下，让村里老人商量事情了，都到这树下的中南海里开会商量着。

    说把京城的故宫也搬到耙耧山脉里，把故宫当做前寺村和后寺村的村支部。把颐和园和圆明园也搬到前寺村里，让老人、媳妇都到那里带着孩子去玩耍，比城里的幼儿园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把京城的长城也搬到前寺村里。万里长城如果真有一万里，肯定可以把各家各户的田头、地埂绕一圈，这样就再也不怕鸡猪去田里糟蹋庄稼了。说京城还有一个雍和宫，那就搬来放在耙耧山脉上，当做耙耧山上的一个庙，十里八村的人，烧香就不用跑到山外了。说听说京城还有一个大天坛，天坛到底有什么用处呢？管它什么用，反正像是一个塔，就把它搬过来放到前寺村孩子们读书的小学里，当做一个风景让孩子们不读书了站在塔的下边看，上体育课了爬到塔上玩。

    问京城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我说我想到城里去一趟。

    问我还有什么没从京城搬到村子里？

    我说我必须到县城去一趟。我说我进城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吗？要买了我给你们捎回来。

    早饭一过，我就站在门口上，见了邻居四叔说，我要进城去书店买上几本书，你捎些什么东西吗？

    见了总是一天到晚串门说话的三婶子，说我进城去书店，你要买些什么东西吗？

    走进东边第一家——我进城你们捎什么东西吗？

    走进第二家——我进城你家有事吗？

    走进第三家——我有急事进城你家捎些什么东西吗？

    我一家一家走，见谁都说我要进城了，要进城到图书馆里去借书、到书店里去买书。我把全村人需要进城办的事情都记在小本子上，把那个小本子装进我的口袋里，带好钱就进城往天堂街上走去了。

    3．思齐[30]

    上午日照村头时，离开我家前寺村，下午日照西城时，我就到了县城里。

    我没有往耙耧酒家玲珍那里去（上几次到天堂街我也没有去那儿），我从城门穿进县城里，径直穿过政府路，疾脚快步我就到了天堂街，如口干舌燥时到了冷饮店里样。

    这是我回到耙耧山脉盖好房子后，两个月里第四次来到天堂街。第一次我在街口站了站，依着一路所思，到街口看第一家店是什么店，我就决计进那店里做什么。可我没想到，第一家商店是一间成人保健品药店，里边除了卖一些日常的药品外，还卖避孕套、避孕药和一些说不出口的男女性工具（县城的开放和京城、沪上一模样）。那一天我起床太早，又搭了一辆顺风车，上午9点多，我就到了街口上。天堂街在一夜的繁忙后，整条街都还躺在睡梦里，只有这成人保健品商店开着门。一路上我都计划着，我要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铺走进去，无论它经营什么，我都要进去看一看。既然一路上决定要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铺走进去，然后再一家一家往那店铺的深处走，我也就硬着头皮进去了。

    原来那店里也没什么了不得，一间房，四面墙，房的中间是药柜，药柜后面是药架。药柜、药架里的瓶瓶盒盒，琳琅满目，单单调调，如同河滩上的鹅卵石。售货员竟然不是水灵出众的小姑娘，而是位中年妇女（这让我的遗憾油然而生，而又心里备感踏实）。她正在用抹布擦着柜台和货柜，见了我打量一会儿，像认识我一样，像不认识我一样，说累了一夜，这么早你就起床了？买些什么呢？

    我的心里跳几下，忙若无其事地敷衍说，什么也不买，随便转一转。我就站在那柜台前面游客一样随便地看。看那柜子里摆的各种药，看那墙上贴的巨幅春药广告词——回春有术，力挽狂澜，使阳痿不举者一举冲天，使举而不坚者一夜不倒，使坚而早泄者通宵闭闸。那广告写在一张红纸上，黄色的字和拳头一样大，字的底色上画着许多植物和鲜花。大字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说那药是中成药，无副作用，无依赖性，价廉而物美。我看着那张广告时，中年妇女朝我笑了笑，说你要吗？来这街上的男人，有一半都要这药呢。

    说不信吗？不信了你可以试一试，无效了不收你一分钱。

    说试试吧。到天堂街上你不试试你来干啥呢？就扭头朝着柜子的后面唤——桂芬——有客人了，是位好客人。

    这一唤，那叫桂芬的姑娘她就出来了。不漂亮，也不丑。很漂亮，决不丑。天气有些阴，药店里的光线明亮而潮暗，开着的日光灯，灯光从房顶泄下来，如同一层灰扑扑的白粉撒在屋子里。那叫桂芬的姑娘从药架后边走出来，笑着看看我，就坐在柜台里边的椅子上（中年妇女见她一出来，就退到柜台后边的里屋了，像演出有人上台就有人退台样）。她看着我目光里的好奇和我看她的好奇一样柔和而温顺，一样浓烈而淡薄，一样的专注而又有着一搭儿和没有一搭儿。

    我说你多大？

    她说看你不像是当地人。

    我说你家是哪里的？

    她说你是教授呀？我的天，你是教授呀。我一听你说普通话，就知道你不是凡人你是教授了。说过来吧，到后边的屋子里，那屋里干净得和宾馆一模样。说我上个月过了18岁，我有身份证，你和我在一块一点不犯法。说过来呀？你站住干啥呢？你工作在京城，你们京城工资高，做一次你给我200块钱就够了。给我200，我交给老板100，其实我只落100块。说这100块钱，我要吃，我要住，还要买衣服，化妆品，还要买些男女在一块安全保险的药，再买些零食和首饰。说我买首饰全是买假的，你看我戴这项链漂亮吧？是假的，镀了一层金，和破砖墙上刷了漆一样。这耳坠儿漂亮吧？可它不是玉石，更不是玛瑙，是两个塑料耳坠儿。说我哥哥上大学，在省会读书，学费、伙食费都要我给他出，我不出门做事，我哥就不能读书了，你说我该不该出来做事供我哥哥读书啊？可做事能挣几个钱？我不得不偶尔也做些这见不得人的事。

    说杨教授，你别这样看着我，你这样看着我和我是坏人你是好人样。对，你把目光扭到别处，我就浑身轻松了。你不那样看我，我就觉得你和蔼可亲了。有些像我哥、有些像我爹。来的客人不管年龄有多大，他们都喜欢我叫他哥，不喜欢我叫他叔、叫他伯。叫他叔、叫他伯，他摸碰我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在了，叫他哥，他就和我什么都敢去做了。杨教授，你也让我叫你哥哥好不好？我叫你哥你就答应好不好？

    ——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一句也不说？

    药店外边有人从门前走过去，朝里望了望，由北向南走去了。

    她说你别怕，杨哥，你从柜台那边过来吧，你看你还没过来，脸上就吓出了一层汗，好像我们这儿是一处老虎笼。

    药店外边又有人从门前走过去，没有朝里望，由南向北走去了。

    她说哎，你是嫌200块钱太贵吗？其实不贵呀。你知道我今年到底有多大？实说吧，我刚过17岁，一次收你200块钱你还嫌贵啊？人家说在大城市，像我一次最少得收500块。说我到南方，一次说不定能挣1000块。她问我，在你们京城像我一次能挣多少钱？咱们这儿消费低，我一次只能收你200块。

    ——200块钱嫌贵了，我要你180块钱行不行？

    ——150块钱行不行？

    ——120总该行了吧。

    我的天，我的老天爷。她有些睥睨地望着我，说120还不行，低于100块钱打死我也不做那样的事。说你到这天堂街上问一问，哪儿还有一次100的价？何况我还是刚过17岁的小姑娘。我不说我长得有多好，可总不比那些店里专门做这些生意的姑娘差吧？让你一次给我120块钱你都不愿意？

    ——真的不愿意？

    ——是真的不愿意？

    我把300块钱从我的黑皮夹里抽出来，回身朝店里店外看一眼，见四下无人，只有秋天的潮雾，白浓浓地卷在天堂大街上，就把那300块钱隔着药柜推到小姑娘的面前去，说你真的只有17岁？

    ——真的你哥哥在省会读大学？

    ——真的是为了哥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说这300块钱你接着，谢谢你给我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还这么小，应该好好在家读书的，怎么这么小就来做了这样的事？实话给你说，我是大学的知识分子，是出差路过这儿随便来看一看，打死我都不会做那样的事。这300块钱你接着，不够了我再给你200或者300块。说你把这钱寄给你哥哥，算我给他的一点伙食费。需要了以后我每月都给你哥寄上300块，由我来供他读大学。你还小，我只希望你别做这种接客的事，别把自己一生都给毁掉了。说你要想接着读书，我也可以每月给你交学费，考上大学了，我一直供你到大学毕业都可以。听我的话，小妹妹，你回家读书好不好？别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你还小，千万别这么小就出门做这事，做这侍候男人的事。

    ——这钱你接着，不够了我再给你。你在没有走以前，在这店里你一定只卖药，不接客人好不好？

    ——你回家接着读书好不好？

    ——回家好好照顾父母好不好？就是饿死了，也只种地不做这皮肉生意好不好？

    这是我的地址，我说有事了你就给我写封信。叫我大哥也好，称我杨教授也行，只要接到你的信，接到你的电话，我就不会不管你，不会不帮你。你放心，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也可以，当成你的哥哥也可以，有难处了尽管给我说。

    我走了，桂芬。我问她你叫桂芬吧？这几天你就收拾行李，离开这儿回你的老家去。有困难了给我说。你刚过17岁，千万别把自己一生都毁了。

    我便从天堂街的第一家店里走出来，长长舒了一口气，心里从没有过的畅快如过度劳累后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浑身的轻松，使我要从天堂街上飘起来。街上的雾气已经散开来，地面上湿湿漉漉像洒过一层水，有一股淡白的法国桐的气息，香喷喷地在街上流动和飘散。这当儿，是太阳当空时，街道上虽没有黄爽爽的光，却也已明明朗朗，真相大白，一眼能从街的这头望到那头去。各家店前的招牌经了雾洗，都醒目得如新挂上去的样。写着“大东方”的歌厅里，已经有轰隆轰隆的音乐播放着。写着“港台不夜城”的啤酒屋，也已经有小姐春光乍泄地站在门口招揽着她的客人和生意。写着“日行千里”的足疗屋，门口的小姐正在擦着她们那画了双脚和半盆药水的木招牌。我从天堂街的北边向南走，出了第一家的药品店，进了第二家有五个小姐争着为我服务的发廊里。进了第三家声称是中医按摩，进去了却又说对男士有全套服务的两层楼房里。到了第四家专门播放色情电影的播映厅。去了第五家专门组织嫖娼卖淫的几间小黑屋。我每到一家店就在门口站一会，咳一下，或者喂一声，马上就有服务生或者服务小姐朝我走过来。

    她们说，按摩吗？

    我说除了理发没有别的项目呀？

    人家就笑着把我朝大厅后边的屋里请，或把我朝一楼明营业、二楼暗服务的楼上引过去。

    到了楼上我问道，最小的年龄是十几？

    人家说价钱可要偏高啊。

    我说无论钱多少，我都要年龄最小的。

    领我的人也就笑着说，先生，你可真会享受啊。就帮我去叫那年龄最小的姑娘了。

    在那发廊或者理发店，人家说理发还是洗头啊？

    我说按摩和推拿有什么区别吗？

    人家说松松筋骨，是只松表层，还是要伸到里边啊？

    我说就按我现在的发样剪剪就行了。

    人家就盯着我认真看下一会儿——你像是一个读书人。

    我说我出差路过这儿，想轻松一下子。

    人家便朝着后边或者楼上唤——喂，有客人来啦。

    就有几个清艳得和牡丹野草般的姑娘走出来，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挑她们中间的哪一个。

    我说你们这儿年龄最小的是十几？

    人家说，这一个，嫩得很。

    我说你才16岁？

    人家说，年方二八嘛。

    我说就要这个不到16的。

    每个店我都要年龄最小的，把她领进一间屋子里（是人家把我领进一间屋子里），开了灯，关上门，倒上一杯水，或让别的人送来一盆水果或一盆瓜子儿（我从来不要啤酒或红酒，那东西贵得和吃金吞银样），然后我就坐到她对面（她就坐到我对面，床上或者沙发上），看她一会儿，问你多大？哪里人？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啊？这么小你怎么就出来做了这样的事？你不后悔吗？然后我就听她用当地口音或者外地口音，说她的生平和窘境，艰难或曲折，让我亲手翻开她人生最灰暗的那一章（其实光明呢），读着品味着，如同揭着疮疤（却只露出一个红斑儿）由大夫欣赏样。她们有的说着是笑着，有的说着果真就哭了，有的说着不哭也不笑，平静得如同说着别人的事。她们说她们家在乡下，父母有病，自己不得不从家里出来挣钱做些这样的事情时，我就把三五百块钱掏出来，放在她手里，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把瓜子盘朝她面前推一推，像对待自己的妹妹样（自己的孩子样），劝着她赶快回到家里去，以后再也别做这样的事情了。别一失足成为千古恨，让自己一生没有好日子。

    她摇摇头，笑一笑，说不后悔。做了也就不再后悔了。

    我便皱皱眉头对她说，既然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存了一些钱，那就赶快停下来，离开天堂街，回家开个小饭馆，开个理发店，堂堂正正做些小生意，自食其力找个对象一结婚，过那恩爱美好的小日子。

    人家就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把我给的钱捏在手里边，站起来，用指头摸着自己的衣扣儿，拿目光问我解不解？

    我说我不是嫖客我是教授呀。

    人家就笑了，说前几天来了一个嫖客，也说他是教授呢。说来过一个人，还说他是省长呢。

    我把工作证掏出来递到她手里。

    她接过去看一看，再看看（如一个警察检验一个假的证件样），最后把工作证重又还给我，朝我又打量了大半天。

    ——信了吧？我是教授你信了吗？

    ——你走吧。这么小怎么就做了这样的事。

    ——真是家里困难吗？真的困难了我再给你几百块钱好不好？

    ——这钱你接着。我不摸你一下，也不碰你一下。你还这么小，又长得这么好，心灵手巧，仪态大方，你又读过书，既然这样你就离开这儿吧，到别的地方找个工作干。你完全可以到哪个公司去坐办公室，去接接电话打打字，一月挣上几百块钱或者一千多块钱，没必要在这儿做这黑营生，提心吊胆，防不胜防，生怕哪一天被政府抓了去。你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到京城去了你就找我去。我教了半辈子的书，现在已经桃李满天下，有许多学生已经是老板或经理，到京城我给你介绍到他们的公司去坐办公室。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答应马上离开这儿，再也不做这接客的黑营生。

    ——这次我是出差到这儿，过些日子我还要出差路过这县城，那时候我再到这天堂街上来一趟。我要看看你离没离开这天堂街。

    我每次到天堂街上都要走进六到八家的店，劝解七八个年龄最小的小姑娘，让她们回家去，或到别的地方去做事，不再做这地下的黑营生。每劝解一个，我都要在我的笔记本儿上，写下她们的名字和店名，也记上我给她们花的钱。最多的一次我给一个姑娘800块，最少的给过一个250块。我的笔记本上，从前向后看，是我记的要替村人买东捎西的事。从后向前看，是我劝解离开的小姐的人名、店名和钱数。这两个月，我在村里无所事事，专程来天堂街已经三次了，笔记本上小姐的人名也已经记了两整页。天堂街的宽窄长短，我都已经烂熟于心，街角哪儿有个垃圾桶，哪儿有个邮箱，站在那儿如同日夜站着一个人，大街上的哪儿地上的青石板破了一块儿，我都记得清晰着，像记得我家里的书架上，哪本书放在哪里样，像记得《诗经》中某首诗是在哪个部分里，是哪个部分的第几首，又是整个《诗经》中总的排序第几首。我知道天堂街上一街两岸共有62家店，那些店里差不多都有小姐为男人服务的事（人家说那街上还有几家专门让小伙为女人服务的店）。我计划着要到这街上来十次，把每家店里最小的姑娘都劝解回到她们家里去，或让她们都到别的地方去做别的事。我把这当成我回到耙耧山脉的事业做（和那几年我一心一意撰写我的专著样），它使我在前寺村这些日子里，过得充实而满足，丰富而多彩。过着俗世的日子，做着不同凡俗的事情，使我独自相处时，回忆这些过往之事，就像一个伟人得意傲然地回忆他伟大的一生。

    这次到天堂街上时，时候已经是临近午饭时，我在县城政府路上一家小店吃了饭，取出我的那个笔记本儿看了看，知道第二十家的那个叫菊梅的不到16岁的小姑娘我已经劝过了，下边我该去的是第二十一家的店。第二十一家是天堂街上的天堂旅馆。我已经到那店里看过了，三层楼，八十多间房，和城里三四星的宾馆样。那旅馆接人住宿，也设有歌厅和桑拿。歌厅和桑拿里都有小姐陪你唱歌，陪你跳舞，陪你按摩和睡觉。我轻车熟路，按部就班，吃过午饭从政府路上朝着天堂街上走，到路口和那个每天都在那儿修自行车的中年人点了一下头，他说又来了？我说你忙呀。他笑着，去吧，你们大城市的人，到我们这个小地方，不到天堂街上玩一玩，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哩。

    我就在街口站下了。

    就在别的店前面熟的姑娘向我招把手时，我朝着第二十一家天堂旅馆走过去。径直走过一段路，径直到旅馆前的大门口，上了几个台阶后，门口的保安朝我点头迎接着，帮我推开人工旋转门。我到那大厅扫着目光看一眼，见那大厅里，有旅客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旅客在大厅里站着像等什么人。径直到大厅的前台边，前台的服务员笑吟吟地问，先生，你是住店吗？

    我说你们这旅馆好热啊，现在就烧暖气了？

    她说最多可以打八折，有介绍信可以打六折。

    我把我的工作证给她看，说在京城，哪个酒店都对我们学校的老师打六折，不能到你们这儿就不照顾知识分子了。她接着我的工作证看了一会儿，朝我笑一笑，在二楼给我开了一间六折的房。我拿着房卡到我的房间里，开了灯，拉窗帘，接着去翻电话机旁的住宿指南册。按照指南册上的电话号码，拨通了桑拿的分机说，有按摩小姐吗？能到房间按摩吗？年龄最小是多大？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年龄最小的。5分钟内让她到我的房间好不好？

    放下电话，我坐下来环顾那标间房里的两张床，看看地上铺的半脏不脏的红地毯，看看挂在床头上的一张剪纸画，摸摸电视机屏上的一层灰，推开窗让外面初冬的凉气扑进来，最后仰躺在床上舒上几口气，又起床倒了两杯水，放在窗下的茶几上，焦躁难耐地等着店里最小的姑娘，像等着最大的宾客样。等我做完了这一切，到卫生间里洗了手，洗了脸，这时候门口有人敲门了。

    我的心开始怦怦怦地跳起来（每次那年龄最小的姑娘敲门时，我的心都激动不已、狂跳如雷，好奇和莫名的担心，如疯马野兔在我的胸里狂奔和跳跃），可就这时候，我又总能长长地吸上一口气，慢慢吐出来，把紧张压下去，人变得风平浪静，若无其事。若无其事地朝门口望一望，若无其事地说，你是送水的吗？进来吧。

    也就进来了。

    她不是送水的服务员（我知道她不是送水的服务员），她是以按摩为名专门侍候男人的小姑娘。那店里所有的小姐中，也许她不是最为漂亮的，可确实是年龄最小的（每次我都会看看她们的身份证）。我胸中狂跳，又貌似心不在焉，等着她的到来，又似乎害怕她的到来。在卫生间已经明明听到了她进门的脚步声，听到她的关门、锁门的当啷声，可我却故意把她当做旅店来送水的服务员，在卫生间里又一次慢慢地洗着手，洗着脸，把那一寸长的时间，拉得如一丈长的绳子样，紧张快乐地享受着她在门口等我，我在卫生间里猜测和臆断她是什么样儿的（她到底有多大？长得什么样？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肤色红一些还是白一些？）。直到我不慌不忙（急急忙忙），再一次洗了手，洗了脸，以为我已经把寸长的时间拉到丈长后，才开始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可是一开门，我就呆住了。

    我面前站的年龄最小的接客小姐，竟是耙耧酒家的小杏儿，竟是我住到耙耧酒家那一夜，玲珍派去陪我睡觉的小杏子。

    屋里好像闷得很。

    从窗口吹进来秋末初冬的凉，清新而潮润。被我打开的灯光（既然交钱了，有用没用我都要把满屋子的灯打开），照着那凉新新的空气，像日光照着一团看不清的雾。小杏子就站在门后和卫生间的门中间，她上身穿了一件紧身的红色薄毛衣，下身穿了那季节已经有些冷了的长毛裙（穿裙是为了脱着方便，也许有时接客不脱上衣，裙子一撩就行了），脖子里还围了一条红蓝相间的羊绒巾（也许是哪个男人送她的）。看见我时，她比我看见她时轻松得多，只是微微怔一下，立马脸上就挂了惊艳的笑。

    ——是你啊？杨教授，这两个月你怎么不到耙耧酒家去了呢？

    ——我们在耙耧酒家每年也有几天假。休假了我就来天堂旅馆打上几天工。打这几天工，比我在酒家干一个月挣得还要多。

    ——我知道，你是离开京皇城、离开老婆——你们不叫老婆，时兴叫爱人，你是离开你爱人时间长了，才来这儿散散心。这有啥，男人们要都不来散心我们去哪儿挣钱啊。

    ——你放心，杨教授，我不会给付姐说你来天堂街的事。不过你也别说我一休假就到天堂街上接客的事。付姐不知道我还在做着这样的事，她以为我早就改邪归正了，以为我早就不干这行了。这一行和抽烟、喝酒一模样，我们那些姐们说，还和抽大烟是一模一样呢，说只要上了瘾，就别想能戒掉。不过你放心，杨教授，我还小得很，没有瘾，说戒就戒了。说不干这行也就不干了。

    我俩就坐在窗前的两把圆形椅子上，椅子中间是黑红色的圆茶几，茶几上有果盆、烟缸和两杯完全是茶渣泡的水。那茶渣有一股霉腐在屋里散发着，像我打开窗子时，屋里有股清新流动着。天气已经是农历十月份，说冷还暖，说暖已冷的气流在县城、在耙耧、在豫西和北方都昭示着冬季立刻要来了。天堂街上的梧桐叶，已经黄得如同镀了金，落下的叶子在空中打着旋，像穿裙子的姑娘在舞台上跳着舞。我俩就坐在那窗口说着话，像我在清燕大学找我的学生谈话般。

    我说小杏子，你以后别做这样的事情了，我每个月给你几百块钱，你别再来天堂街上好不好？

    ——你别再来好不好？

    ——我说我每月都给你几百块钱，就是不想让你来做这样的事。

    她说真给呀？

    又说那你给吧。

    我就取出200块钱给了她。

    才200？

    我又取出200给了她。

    她又把手伸到我面前。

    我又取出100放到她手里。

    她把那500块钱收回去，数了数，看我一眼说，杨教授，我可真要了。

    她就果真把那钱一卷，塞进了她穿的肉色长筒丝袜里（她竟真的把那钱卷进了她的丝袜里）。好在她卷那钱时，脸上红了一会儿，不知想到了哪儿，犹犹豫豫又把那钱从袜筒取出来，放到我面前——说是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从进门到现在，你连我的手都没有拉一下，我怎么能平白无故收你500块钱呢？

    我说我就是想你以后不来做这接客的事。

    她说你真想让我收了这钱你就摸摸我，碰碰我，亲我一下子。

    我慌忙把身子缩回去，将双手缩到我的怀中间，说我没那个意思小杏子，我有那个意思了，在耙耧酒家那一夜我就摸你碰你了。

    她笑了。银咯咯地笑。

    笑着说，杨教授，你真的是个大好人。你是我见到的男人中最好的男人了，怪不得那天晚上我们老板付姐会让我上楼陪你睡。

    说到她们老板付姐时，她似乎想起了一桩事，忽然把话停下来，盯着我，脸上原来薄薄的单纯被很厚的一层惊奇所取代。原来一脸淡红的兴奋里，有了僵硬和青色，连说话的语速都比原来快起来。她说你和我们老板是一个村庄是不是？付姐她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病，只见她每天都往医院里跑，大包小包地往家拿着药，谁问她什么病，她就拿眼瞪着谁。谁要说陪她去医院，她也瞪着谁。可是这段日子她的脸色越来越黄了，说话有气无力了，没事了就待在屋里不出来，生意上的事，想起她就问一声，想不起她连酒家丢了东西都不管。

    ——你知道付姐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你知道以前她和这城里的谁相好？

    ——杨教授，你要真的给我钱，你别给我500块。等我有机会陪你睡上一夜了，别说你给我500块，你给我1000、2000我都会接着。接了我会说句谢谢你。可你不让我陪你睡，我凭什么就要你的钱？你也别给我200块。200块钱我得陪你做一次那样的事。可你今天连我的手都没拉一下，连我的指头都没碰一下，我怎么能要你200块钱呢？这样吧，杨教授，你给50或者100块钱吧。你给我50或100，也算我没有白出一次堂。你给我50或100，我给你说上一件事。说一件我们老板的事。

    ——不用多，你给我100就行了。100块钱已经够多了，说到底我不就是陪你说了一会儿话？

    ——对，我只要100块。

    ——你知道我们老板和谁相好吗？知道她是怎么发的吗？我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转口把风雨吹到我身上，更不能有一天突然去问她。你想想，杨教授，一个乡下女人，怎么能到城里几年就有那么多的钱？我们这么年轻还挣不到几个钱，可我们老板人老珠黄，几年间竟从一个饭店的洗碗工变成老板了。你知道她是怎么变成老板的吗？原来那耙耧酒家并不叫耙耧酒家呀，是叫豫西宴。开豫西宴的老板他姓吴，是男的，二百多斤重，是这城里有了名的吴胖子，六十几岁却是五十几岁的模样儿。现在耙耧酒家的两层楼，还有楼后那个四合院，都是吴老板家的房。他开豫西宴，生意旺得和房子失火样，挣钱就像这季节去街上扫树叶。那时候，付姐男人死掉了，她为男人看病花了很多钱，欠了一屁股债。男人死了她就到城里来做事。就到豫西宴里给人家扫地、刷碗、端菜和洗餐桌上的布。

    可后来，老板不让她扫地洗碗了，而让她上街替豫西宴买菜、采购了。

    再后来，她就不和别的服务员睡到一块了，而搬到后院的上房，和老板住到一块了。不再上街买菜了，只每天到收账时候去前厅替老板收收账。

    又一年，老板有了急症就死了，豫西宴和那楼房、院子就都成了付姐的。付姐就成了老板了。吴胖子死后警察还把付姐带到公安局里盘问了整三天。吴胖子是光着身子死在付姐身上的。是个大白天，付姐脱了衣服，正在侍候吴胖子，可吴胖子做着那事时，他就趴在付姐的身上突然不动了。一动不动了。付姐说，吴老板，你怎么不动了？怎么不动了？付姐连问几声，吴胖子都不动身子不说话，最后付姐把他二百多斤重的身子从自己身上像翻一头猪样推下来，就发现他的脸成青色了。身上还热着，流着一身汗，可脸却成了青紫色，没了那口气。

    吴胖子是因为做那事时，过度兴奋心肌梗塞死掉的。公安局把付姐叫去三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法医还把吴老板的尸体运走进行解剖验尸也没验出什么来。

    三天后，付姐从公安局里回来了。

    付姐埋了吴胖子，把吴胖子的财产接下来，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便在那儿照常营业着。三年前，这件事在县城轰动得和省长到县城视察工作样，大人小孩都知道姓吴的是做着那事死在了付姐身子上，都说付姐一定特别会在床上营生那样的事，一定是侍候男人时，有一套别人不会的绝活儿，结果姓吴的就迷上付姐了，就累死在付姐身上了。

    杨教授，我这样一说你就知道付姐那酒家、院落是从哪里来的了。知道付姐为什么那一夜会让我去陪你睡一夜？她对你好，又没有别的招待你，那一夜她就让我去陪你睡一夜。我是三年前来这城里做事的，从来不做这接客的事。只是有段时间跟着我同村的一个姐姐做过三几次。后来就彻底不做了。只有那晚付姐劝我去陪你睡一夜，说你是从京城回来的，实在没有什么让你喜欢的事，她就劝我上楼陪你睡一夜，说让我陪你一夜，她多给我开一个月的钱。那一夜虽然你没有碰我一指头，可付姐到月底还是多发给了我一个月的钱。凭白拿了这一个月的钱，我就忍不住有空又偷着到这天堂街上做事了。

    全都给你说了呢，杨教授，我要你100块钱不亏吧？付姐她现在有酒家、有院子，人家说她还在她老家耙耧山那儿盖起了一座两层楼。你说是真的她在老家盖了楼房吗？杨教授，我说半天你怎么不接我一句话。付姐从接了姓吴的家产以后身子就病了。病越来越重，这一段时间，脸色经常蜡黄蜡黄的。她对你那么好，舍得花钱让她酒家年龄最小的姑娘去陪你，你怎么回来这么久，都没去酒家看看她？

    我没有接着杏子的话儿说下去。我一直盯着她的脸，像盯着我想吃的一颗苹果样，听她说着玲珍，像盯着一个因为爱好生事翻嘴而更显可爱的小姑娘，既不为她说的玲珍感到恨，也不为她翻嘴饶舌感到厌。她说话的时候，一直也在看着我，红扑扑的嘴唇一张一合，让我想到正在吃奶的小孩儿。那时候，窗外灰蒙蒙的光亮照着她的半张脸，那半张脸红嫩而水灵（像当年的玲珍样），还有一层小姑娘细微动人的胎毛儿，若有若无地在她的脸上没有褪下去，仿佛将熟的苹果上，还有毛蒙蒙的白。我忍不住想动手去那半张脸上摸一下，可我到底没有抬起想去摸她脸的手。我像一个听故事痴了的孩子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听，一言不发地望着她的嘴，直到她把玲珍的事情（故事）讲完了，我还没有从那故事中回过神儿来，仿佛一个痴呆的人永远从痴呆中走不出来样。

    一瞬间，屋子里安静如死。小杏儿望着我，嘴角上挂着无声的笑，落在我的目光中，像银针落在地上当当啷啷响，使屋子里的四面八方，东西南北，都是她望着我似笑非笑的目光声和非笑似笑的宁静声。

    奇怪得和人笑时掉出了眼泪般，和哭着时又哑然失笑样，我以为杏儿给我说了玲珍的事，我不会对玲珍产生一丝的恨。因为玲珍说到底她不是我妻子，也不是我情人，只是20年前我们订过婚，20年前我们一同在一条道上走过样，然后很快分手了。各奔东西了。我娶了清燕大学的赵茹萍，她嫁给和我同村的窑匠孙林了。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吧。

    赵茹萍和副校长睡觉时，被我堵在屋里逮在了床头上。可我却心平气和，抱歉地对他们说实在对不起，我回家以前该先打一个电话到家里，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忙着我就贸然回来了。然而玲珍已经和我既非夫妻，也非亲非故，小杏儿说她和那姓吴的睡在床上了，我闲神气定，貌似平静，然而内心里却有些隆隆轰轰，房倒屋塌般的震动和不安。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把端在手里要喝的茶杯放在了茶几上。

    她说你不去看看付姐吗？

    我说小杏儿，这500块钱你拿着，谢谢你陪我说了半天话。

    她说多了吧，你又没碰我，给我100就行了。

    我说算我求你了，小杏儿，你以后真的不再来这儿接客好不好？

    犹豫着她接了那钱就从椅子上站将起来了，有些不好意思地把其中的300卷在她的长腿袜中藏起来，把剩下的200捏在手里，准备上交和分成，然后又感恩戴德地看了我一眼（是勾了我一眼，像说你不摸我一下吗？）。我果真如同父亲一样拿手去她的头上摸了摸（她的头发乌黑油亮，摸上去像摸着一股流动的水），我说小杏子，求你了，听我一句话。你还小，以后别来这天堂街上了，别再出堂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

    ——算我求你好不好？

    4．白华[31]

    依着小杏子再三的问话，我去看了付玲珍。

    两三个月不见面，她果真一脸黄色，人瘦得和枯枝一模样。季节离真正入冬还假以时日，可她却已经在身上裹了冬天的厚毛衣。站在那所院子里，我似乎从她脸上隐隐约约看到死色了。看到她脸上如黄疸病人似的蜡黄，使我没有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我想问她说，你真的和那姓吴的睡了吗？这些财产真的都是那姓吴的留给你的吗？）。那一天，太阳躲在云层后，只是到了日将落去时，才又从云层的后边挣出来。偏西的日光，从耙耧酒家的西厢房那边翻过来，浑浊浊地洒在酒楼后的院落里。院落里是十几年铺下的青砖地，砖面上因为潮润，有一层半绿的苔藓，结在两边的房檐下。前边酒楼里，厨师和服务员已经热热闹闹地切菜炒菜了，准备着迎接落日时分到酒家来的客人们。可这酒家后，院子里的清静如同寺庙般。玲珍正在院里晒太阳，半躺在一把椅子上，还用一件棉衣盖着上半身，那样儿和电影中深宅大院里的一个镜头样，安安静静着，身边还放了一杯水，几包药，不知是吃过了，还是没有吃，就那么安安静静着。

    安静得能听到日光落下有着树叶下枝的飘飞声。

    从酒家大厅的侧门走进去，看见她睡在日光里，脸上像涂了一层厚黄的漆，我把咚咚的脚步放慢些，在她面前怔一会，把手里的一兜水果放在她身边，弄出的响动使她猛地惊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望着我，她那黄蜡蜡的脸上有了淡薄一层红。

    你来了？她笑着，慌忙将一把椅子拉到我面前。

    瞟了一眼那椅子，我说得去书店买几本书，然后又怪里怪气地打量着那院子，打量着那酒家。最后把目光落到她的脸上去，说玲珍，我刚才到那天堂街上随便走一趟，原来天堂街上到处都是那样的事，价格还便宜得没法说。说着我看见面前的墙上爬着一条从地上蠕动上去的潮虫儿，便若无其事地用一根柴棒去把那虫儿从墙上拨下来，踩死在脚下，接着笑笑说，现在的孩子们真是长相、穿戴都和从前不一样，天堂街上的姑娘们看上去个个都水灵，个个都漂亮，叫人见了忍不住想要伸手上去摸一把。

    说完这几句，我把目光扭过来重又望着她。

    她依然是面色蜡黄，额门上挂着细密的一层虚汗儿，见我看她了，脸上的黄色慢慢变成了淡淡的笑，说杨科哥，你今晚在这儿吃饭吗？

    我说玲珍，其实你最了解我，我不像个读书人，人贱得很。刚才在天堂街的天堂旅馆约了一个小姑娘，我今晚就和她住在那家旅馆里。

    说完这几句，我就决定要从她面前离开了，如一阵风样来，一阵风样去。要走时看见她的脸色越发的蜡黄和苍白，嘴角动了动，想要说什么，又没能说出来，样子仿佛她想阻拦我到天堂街上去，又知道她难有理由拦下我。于是间，那脸便有些扭曲和变形，仿佛是挂在半空落日中的一个枯萎的黄茄子。

    看见她的脸成了一个黄茄子，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和满足，怕她果真说出一句挽留我的话，使我最终心一软，就留在耙耧酒家住一夜。我便最后瞟瞟她，就从她身边离开了（如刚才小杏儿从我身边离开那样儿）。走出那个院落时，我没有扭头再看她，可我却知道，她一定在我身后直愣愣地看着我，一定为她做过的事情后悔着，心如刀绞着。

    5．小明[32]

    从耙耧酒家走出来，在政府街上惘然地站一会，依着杏子和玲珍先前说过的话，我到二里外县城南郊的公墓里，轻易找到了那个姓吴的坟。那是一面和全国各地的公墓都心照不宣、异曲同工的山坡儿，坐西向东，满坡都栽了松树和柏树（和清燕大学的院落样）。山坡的脚下边，高高低低，弯弯绕绕，遇物见形地垒了灰砖墙。靠南的路边上，有灰色的砖拱门，灰色的两间房。守门守墓的中年人，也许比我大两岁，也许比我大十岁，我去时他正在门口喂着一条狗。秋末的落日里，北方的这儿，四处都是黄色和土灰，不远处的县城，有气无力，不见光彩，像提早准备睡了样。或者本来一天间就没醒过来。哪儿和哪儿，这个和那个，都是少气无力的样。落日是一团黄色的泥糊儿。马路上的寂静是一塘流不动的水潭儿。天空中薄日厚云的灰，如是一块巨大的未曾洗过的布。公墓里的林，不是绿，也不是黄，而是在光秃秃的荒地中，兀自卧着的一大团的黑。

    我朝那儿走过去。

    狗的叫声兴奋地朝我扑过来。

    守墓的中年人，穿着许多军队的转业军官最常在秋冬两季穿的绿绒衣（他当过兵吗？），在陵园门口朝我望过来。

    我说喂狗啊？

    我说知不知道三年前走进公墓的吴德贵埋在哪一块？我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从京城回来路过这儿看看他。对，就是活着时，人们私下都叫的那个吴胖子。

    ——我在北京教书，是清燕大学的教授。小的时候在吴胖子家住过几天，滴水之恩，也是恩重如山，出差路过这儿听说他死了，就想来这儿看一眼。

    守墓的人把他的狗呵斥到一边去，把我领进公墓里，指着公墓里边的一片石碑说，就那边，那儿是一片好墓区，避风朝阳，上风上水，埋的都是县里的县长、局长、部长和老革命，这几年那儿又开始埋一些有钱的生意人。说着他抬头望望将去的落日，从屋里取出三捆儿草香，问我你要吗？说既然来了，又知恩图报，就给他烧上几炷吧。

    我15块钱买了那三捆儿香，朝守墓人指的方向走过去。沿着一条被树林挤扁了的小窄路，至山坡的缓处儿，到有一大片碗粗、桶粗的柏树下，就看到吴德贵的石碑了。乳白色，白色中又含着暗石青。那是一种不产在当地的大理石。大理石碑上写着如公厕、猪圈一样的柳体招牌字——吴德贵之墓。那时候，泥水色的日光，将要彻底地流去和消失，县城的轮廓，模糊得如夜半三更里的村落样。山坡上的墓地中，散发着浓烈土黄的松柏味，潮乎乎像冬天刚从冰冻中化开来的水。

    我朝着吴德贵的墓碑走过去。

    吴德贵像早就认识我一样，知道我要来一样。他蹲在他乳白发青的墓碑下，因为冷，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前边，看着我手里拿的三捆儿香，眼里充满了感激和惶惑，脸上是有些兴奋又有些不安的神色和死气。见我果真是朝着他和他的墓碑走去时，他把身子动一下，似乎想说啥，又拿不准我是不是为了他，终于就没能说出来。

    我到他面前站住了——你叫吴德贵？

    ——是你让玲珍如牛如马样侍候你，你临死还让她得了妇女病？

    ——我从小和玲珍订过了婚你知道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在京城20年，没有一天忘过她？

    ——知不知道，她一辈子最想侍候、最想嫁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吴胖子，也不是耙耧山脉里大她12岁、已经结过一次婚的孙林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京城里清燕大学的正教授？我出过的书、发表过的论文，合在一起比你蹲在这儿还要高。知不知道我高中时就和玲珍订了婚，可阴差阳错，直到现在我还没真正碰过她？知不知道我这次从京城回到耙耧山脉里，其实完全就是为了她，如果不是听说她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不会专程从京城赶回来。如果不是知道她心里也一辈子没有一天忘掉我，我也不会从京城来这儿。

    我站在吴胖子的墓碑前，盯着蹲在自己墓碑下的他，看他瘫软如泥，如一大堆草或棉花那样虚虚弱弱，眼里一团一团的惶恐和不安，如那时候飘在黄昏前的云一样。我冷冷地朝他笑了笑，拿出一炷香，用食指和拇指在他面前捻碎着，让香末儿如沙子、柴草样，从我手缝落下去，随风朝着他的脸上飘，落在他的额门上，飘进他的眼睛里，冷笑着问他说，你想让我把这香给你烧掉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烧一堆冥钱是不是？吴德贵，做梦去吧你。要不是顾及我是读过无数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我会把你的墓扒开，会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的大街上，让千人踩、万人踏，十万人每天都从你的身上走过去。

    我把一捆香捻碎揉完后，又取出第二捆，又一边捻着揉着冷冷说，你不是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不是就因为家里有一所院子，开了个酒店叫豫西宴，每天生意好得如火葬场里的生意般，钱来得容易得和这季节飘落的树叶般。这么有钱你现在怎么不花呢？怎么不接着享受呢？

    ——我杨科是没你钱多，可我杨科读过的书成千上万你读过一本吗？《诗经》是中国的第一本诗集你知道不知道？我写的每一本书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像你这样的生意人，中国有成万上千，一堆一团，像山坡上草地里的牛粪马粪样，可像我这样的教授在全国、全世界，都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你明白不明白？

    ——凤毛麟角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人渣如屎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流芳百代和遗臭万年你总该明白吧。

    ——恶因恶事，有其孽，必先毙。这话用我给你解释吗？

    我揉完了第二捆香，又揉第三捆香。我边揉边说，让那香末儿遍地起舞，随风飘荡，落了吴德贵一脸一身，还又在他的墓碑上飘了一层儿。

    吴德贵的脸色铁青苍白，半黄半紫，哀求地望着我，像我半年前望着我们的校长样。空气中有一股浓烈草香味，还有清冽冽的木香味和秋季里衰草败棵的凄楚和冷凉。揉完了那些香，我最后看了一摊儿泥堆似的吴胖子，想朝他身上狠狠踹一脚，可守墓的人在大门口那儿朝着我的这边唤，问我烧香时需不需要火。说烧完了一定把灰烬弄灭掉，秋天了，墓地里树多草密，千万别弄出一场大火来。我朝着他的唤话摆了手，说我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想要打人的力气和胆量，就是顾及自己是教授，放不下这个臭架子，落不下去想要踢人的脚。看守墓的中年人说着回他的屋里了，我又扭头盯着一脸死青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下，拿脚尖踩着把地上成堆的香粉碎末拧一拧，说姓吴的，现在玲珍有病了。她病好了我和你的账一笔勾销，病不好我无论如何会找人把你的墓挖开，把你的骨灰撒到县城最繁华的广场上，撒到人进人出、马不停蹄的百货大楼的门前边，还有大街上的公用厕所和农村乡下喂鸡喂猪喂狗的食槽食盆里。

    我说我走了，今天我就饶恕了你。

    我说你滚回你的墓里吧，遇到我是你遇到了一个教授，一个读书教书的人，要换了别人，现在就把你的墓给扒开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永生永世都无家可归了。

    说完了这一堆冷厉的话，我最后盯了一眼在我面前浑身哆嗦的吴德贵，用鼻子哼一声，转身朝公墓的大门那儿走过去。

    6．南山有台[33]

    太阳泥黄淡薄，也还终是落去了。

    县城似乎也在远处的模糊中彻底消失。黄昏悄然而至，有声有响地在寂静中铺展和呢喃。这是秋末里一天间最为寂静的一刻儿，山脉和土地，都在黄昏里平静地呼吸和私语。尤其是在一脉山下的公墓里，寂静如无边的森林样，深邃而幽远，明明还能看见面前的树，脚下的草，可你却因为静，觉得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假的、不可捉摸的。

    守墓的中年人坐在门口对我说，吴德贵可真是积了大德了。半辈子打光棍，穷得每月水费、电费都交不起，可到了60岁，反倒娶那么年轻一个媳妇来，人漂亮，又贤惠，三下五除二，就帮他做起生意了，也就发了财，成了有钱人。死了那媳妇还每月都到墓地来看望他一次，给他烧香、给他烧纸。冬天给他烧些纸棉衣，夏天为他烧些单衣和褂子，还每年为他烧些纸扎的空调和电扇。我说杨教授，你是读过许多书的人，你说这样的女人能去哪里找？

    黄昏因为寂静而显得漫无边际和混混沌沌，然而天黑前，那一瞬间到来的既无太阳照耀，也无月光普照的光亮，却在宁静中让你什么都能看得见。回到墓地林里的麻雀，最后归巢的叫，白亮银碎，仿佛那一刻大地上的光，是由那雨淋似的叫声映照出来的。草和草间也有它们的私语和抚摸，彼此间动手动脚，细腻轻微，像一个人的指头尖儿在头发上的抚弄一模样。还有因为鸟叫和鸟落，而被震动得早已黄枯如麦芒麦壳般的松针和柏叶，从树上落下来，居然会有下雨一样刷刷刷的响。就在充满声音的静寂里，守墓人摸着他的狗，手像梳子样在狗的头上梳理着，说我每月见到那叫玲珍的女人来给吴德贵祭墓时，都想有一天我要死去了，去哪里能找这样一个每月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每年都来给自己祭墓的女人呢？

    说着他又叹了一口气。

    那叹气悠长而有力，待叹气落了后，黄昏扑的一下到来了，墓园和大地上的光，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使我眼前的人、狗、墓碑、林地和山脉，转眼间都模糊成一片灰黑了。

    7．噫嘻

    第七节 颂

    事情就这么一件一件发生着，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过去着。不真实就像秋天来了，树叶必然要飘落，冬天来了，必然会落霜下雪一模样。我还是每隔一周或十天到天堂街上去一趟（天堂街上繁华似锦，游人如织，我每一次去都觉得荣归故里，光宗辉祖），每次去都对村人说我手头的资料不够用，要到城里的图书馆里去借书。村里没有人怀疑我没去城里的图书馆，没有人知道我每次进城都是去了天堂街。他们看见我穿了羽绒衣，说这是你上次进城买的吗？看见我穿了一件机织的新毛衣，说这是在城里的百货大楼买的吗？说着说着就要下雪了。在一场大雪中，时日到了农历十二月，有件事情的不期而至，猛地把我吓了一大跳——

    快要过年了。

    下了一场雪，把耙耧山脉白皑皑地覆盖着，膝盖那么深，原来绿旺旺的小麦都在一夜之间不见了。空气变得青绿而寒凉。前寺村的老人和孩子，都躲在家里烤着火，剥着玉米穗，很少再有人到我这儿谈天和说地，问我那些京城里的事。问我故宫的建筑和宝器，问我国家的领导是不是坐飞机时，一架飞机上只坐一个人。坐火车时，是不是一列火车上，也只有他一个，剩下的都是他的服务员。没有了更新鲜的话题儿，也没有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在我觉得寂寞到山高水长，无可奈何时，有一件事情到来了。这事情到来得不期而遇，如期而至，必然而合理，可我却觉得唐突而无奈，像从天而降的灾难般，远比我听说玲珍在城里侍候过一个姓吴的男人，更让我因为措手不及而无法应对和打理。

    要过大年了。

    下了一场雪。雪一住，村里就有人到城里去了一趟儿。他回来时手里拿了一卷写对联的纸，提了一桶花生油，还提了一兜儿鞭和炮。还不到该办年货的时候，他却把年货办下了，还说他出门到南方做活的儿子，三年没有回村过春节，今年要回来过年了，让他提早把年货置办一下子。

    那一天，也是黄昏将临时，村子里喧喧闹闹，安安静静。有人在门口扫着雪，有人把梯子架在房檐下，把房坡上的积雪朝着院里的地上扒。我在下雪的几天里，无法进城到天堂街上去，就躲在家里又把我的专著重新看了一遍儿（以此打发我难耐的时光）。除了发现我因笔误写下的几个错字外，还发现《风雅之颂》千真万确是一本了不得的书。我为专著对《诗经》崭新的理解而自豪，为《风雅之颂》中质朴、严谨的叙述和论说感到骄傲和得意，为《风雅之颂》居然没有出版社愿意付梓印刷而感叹和唏嘘。以为《风雅之颂》不能在盛世诞生，那不仅是我的遗憾和损失，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缺憾和损失。最后把《风雅之颂》看了一遍后，仍然分五个部分装入五个牛皮信封里，又将那五个鼓嘟嘟的信封垒在桌头上，落寞地从我的屋里走出来，看了看我家满院的积雪和我在门前扫出的路，踩着那路刚到门口儿，就看见四叔提着他的年货，拔着深雪，从村外吱喳、吱喳回来了。

    我说四叔，这么早你就进城去办年货了？

    四叔走过来，在我面前跺跺脚，把他黑棉裤、黑棉靴上的白雪冰渣全都抖落掉，望着我说，杨科啊，你不回家和你媳妇过年吗？

    咚一下，我意识到快要过年了。我已经离开京城将近半年了，清燕大学、精神病院和我妻子赵茹萍，没有人给我来过一封信，没有来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从京城捎来过一个口信和问候（好在每个月的工资存折上，还总有财务给我发的钱）。我从他们身边走去像一片树叶从清燕大学的树上飘落那样，没人在意，无人过问，如同清燕大学从来没有过杨科这个人，赵茹萍也从来没有和一个叫杨科的教授结过婚，京郊的精神病院也从来没有走失过一个病人叫杨科。

    村人们因为有人提前办了年货，就陆陆续续有人去镇上、城里买红纸鞭炮了。过年的话题便按部就班地成了村人们的主题和议事，便不断地有人问我说，杨老师，你什么时候回京城家里过年呀？

    说，再回到村里时，一定把你媳妇带回来，都结婚10年20年了，村里人还没见过你媳妇的模样儿。

    说，哎，你回来半年咋没见她有信来？

    ——咋没听说有你媳妇的电话来？

    说城里人和咱乡下人就是不一样，人走了半年几个月，谁也不想谁。

    他们像逼我离开村落样，离年关越近，问我是在京城过年还是在村里过年的话就变得越稠密。我说我想在村里过年时，他们就惊奇地看着我，过年你怎么能不回家和你媳妇团聚呢？我说我准备回京城过年时，他们就紧追不舍地说，什么时候走？还回来不回来？

    忽然间，我继续在前寺村待下去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在村里待着的理由变得一穷二白、山枯水尽了。回京城，可京城那儿似乎从来都没有过我杨科这个人。待在前寺村，我又似乎不是前寺村的人。我在这个世界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多余在春来叶发间的一个虫包儿。原来我在哪儿待着都是一个闲余人。都要找到一个最为贴切、合适的理由才能待下去。

    可现在，要过春节了，我在前寺村找不到待下去的理由了。

    四叔从村外走回来，到我门前，他把手里的一兜鞭炮和红纸放在门口石头上，提着另外一大兜的东西，从我身边挤到我家院落里，说这东西是玲珍让我从城里给你捎来的。说让你回京城过年时，把它捎到京城去。说着他把那一个大兜放地上，又从大兜中取出一袋一袋的小东西，说这是一包儿野猴头，这是一包儿金针菇，这是一包儿产在深山区的小香菇。一包一包的，全都装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摆在院里地上和售卖一模样。在发亮的雪天中，我家院里飘荡着红黄干暖的香，像谁家在烘干刚从山上挖来的野货般。院子里的雪，都扫到了院南的一块空地上，堆起来半人那么高，在太阳下面发着光，也散发着雪味儿特有的清纯和白净。在那白净的清纯里，山野干货的香，温暖暖像冰天雪地间的一炉文淡淡的火。有喜鹊在我家的榆树上叫，也有乌鸦在那榆树上叫。喜鹊和乌鸦先前是从来不同枝共鸣的，可在这一天，它们在一棵树上同台出演，一块欢叫，啁啾一片，翠音如竹的声音从树上落下来，像入冬前的冰雹粒儿样。

    我抬头朝那树上看了看。

    四叔也朝树上看了看。

    ——玲珍还好吧？

    四叔收回目光望着我，有几分抱怨地——你每次进城都该往玲珍那儿拐一下，好坏你们年轻时候也是订过婚的人。

    我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四叔，一个放到自己的屁股下（像两个月前守墓的中年人顺手搬过两个凳子来，一个给我坐，一个放到他的屁股下）。坐下后又沉默了长短一会儿，看着四叔取出一根烟，点着吸了几口后，我说四叔，玲珍怎么能嫁给那个姓吴的人，她是看上了他有那一院的房子吗？

    四叔点着的烟僵在半空里，直到烟灰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

    哪个姓吴的？

    ——哪个吴胖子？

    ——哪个吴德贵？

    ——你是说玲珍的耙耧酒家之前帮她开豫西宴的那个姓吴的？

    四叔看我一会儿，想了一会儿，像看了我10年20年，想了10年20年，脸上的皱纹先是越来越密着，越来越深着，到后来就越来越浅，忽然间变得稀疏开朗了。他连吸几口烟，吐出来把白亮的天空雾成一团儿，再把那烟掐灭，拿手把面前的雾赶开，将手头的半截烟装进口袋里，悄然开悟道，你说的是那个稍微有些胖的姓吴的？玲珍怎么会和他结婚呢？豫西宴怎么是他开的酒家呢？豫西宴是孙林死了后，玲珍为安葬孙林欠下了债。为了还这债，她卖了家里的猪，卖了门口的树，还卖了自己嫁来时的嫁妆和陪送，玲珍就拿着这1000多块钱进城去，先在城里卖蔬菜，半夜到十几里外的城郊地里买那新鲜的，日出时赶到城里的菜市场里卖，靠起早贪黑和力气，挣下一些钱就在政府街那儿租下几间房，开了个小的饭馆就叫豫西宴。那姓吴的是玲珍请的大厨师，能炒一手好菜，能做一手好面食，因为他的手艺好，豫西宴也就生意好。可后来，在玲珍把租的房子和后边的院子全都买下后，准备大干一场时，那姓吴的生病死掉了，豫西宴的生意就垮了，玲珍就又换厨师，把豫西宴改为耙耧酒家了。

    ——那姓吴的怎么会是玲珍的男人呢？

    ——玲珍怎么会嫁给她请的厨师呢？何况那厨师还比玲珍大了整整20岁。

    ——我说杨老师，杨科呀，难道你不知道玲珍一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知道没能嫁给你，她一辈子没有忘你吗？人家黄花大闺女，凭什么要嫁给咱村大她12岁、还结过一次婚的孙林呢？就是为了能嫁到前寺村，离你家里近一些，你每次从京城回来，她也能看上你一眼，难道你看不出玲珍的这点心事吗？

    ——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你当真看不出她这一点心事吗？

    四叔说完这些就走了，临走时有些气鼓鼓地从凳上站起来，瞪了我一下，说你离开前寺村20年，不了解玲珍为啥不来问问我？我是孙林的叔，可也是玲珍的表舅呢，这天下有谁比我更了解玲珍呢？有谁比我更知道玲珍的根根梢梢呢？说到这儿，他用脚在地上莫名地狠狠拧一下（像我在公墓吴德贵的墓碑前狠狠拧着那些碎香末儿样），然后斗气似的从我家里走出去。出门后还又回过头来问，杨科啊，你一离开京城就是小半年，在这半年里，不见你家里有信来，不见你说起你家里的事和你们学校的事，要是在学校和家里那边，有了不便说的事，不便回去过年时，玲珍说她病再重也要从城里回来陪你过个大年呢。

    ——病再重也要陪你过个年。

    说完这几句，四叔在大门口儿望望我，见我一时没话说，站在门里低着头，他说你自己想想在哪儿过年吧。想想在哪儿过年吧。就提起他放在门外的年货回家了。

    8．臣工[34]

    玲珍从城里回村过年那天，我赶着时日去往城里了。这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过完三十就是大年初一了。

    要普天同庆了。

    一早我就离开了前寺村。离开时，全村人都还没起床。冷得很，房檐上和树枝上的积雪被夜暖融化着，又被夜气冻成一柱一柱的冰凌条，白青青地挂在半空里，在月光中闪着幽蓝的光。能听见那些冰凌条儿，在夜里生长的咔嘣、咔嘣声，像什么东西在悄悄碎落样。我在我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副红对联，上联是——天高云淡雁南飞，下联是——秋高气爽雁北去。横批是——南来北往。而在大门的门板上，我则用粗笔在一张很大的红纸上写了十几行的字：

    村人们，叔叔婶婶们：

    我本来是想留在咱们村里和你们一块过年的，可昨儿半夜有人从京城给我捎来了我爱人茹萍和学校校长的信，说让我一定在大年三十之前赶回去。说我爱人茹萍想我都快想疯了。说大年初二学校要召开一个最隆重的国际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个会上有五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名汉学家要齐聚京城，研究中国文化。他们共同要求我要在会上发个言，做一个最重点的长篇学术报告。如果我不回去，会议将大为失色。

    对不起，我只能连夜赶回京城过年、开会了。

    祝全村父老春节愉快。

    我把信写在门联上的红纸上，字像核桃红枣一样大，工工整整，一画一笔，使村里所有认字的人，都能顺顺畅畅念下来。用糨糊贴了那春联，贴了那本是一封信的红门联，让所有村人一起床，都能看见我家的门联和那封急要的信，之后我在偶尔响起的狗吠中，离开村子上路了。一路上思索不停，脑子空白，提着几件衣服和日用品，在耙耧山脉的梁道上，两袖清风，空谷足音，脚步声响得如锤子砸在木板上。

    到了东方露白时，我走出了两脚儿汗。

    到了日升东山时，我已经浑身热热乎乎，后背上有了潮黏黏的一层儿。

    到了日升几竿时，我以为我会碰到我第一次从耙耧进城的那个谢顶的司机小兄弟，可没想到，我没碰到他，却碰到了一个满头乌发开大卡车的小伙子。依然是在城关的城门前边下了车，依然和司机在那儿道再见后，穿过那座古城门，我没有径直去车站，没有径直去进城必到的天堂街，而是犹犹豫豫到了街角的一个邮电局。到了那邮局的营业大厅里，见客人稀少，冷清空旷，有一个人在寄包裹，有一个人在填着汇款单，还有一排封闭的长途电话亭，一个挨一个地竖在邮局大厅的正南边。我到电话服务员那儿交了钱，填了单，她给我一把铜钥匙，打开了2号电话亭的门。从墙上摘下耳机，犹豫一下，我谨小慎微，又踌躇满志地拨通了寺村的村长家——那是前寺村和后寺村唯一的一部电话机，归着村委会，可村长为了方便，就把电话扯到后寺村的他家了。

    我说你是后寺村的村长吗？

    ——请找村长接个电话吧。

    ——村长，你好。我是京城清燕大学的张校长，想麻烦你一件事——我们学校的教授杨科先生，是你们耙耧山脉的寺村人。我不知道他家是前寺村还是后寺村。麻烦你一定在今天到前寺村通知杨教授，说无论如何，让他今天要离开耙耧山脉，明后天赶回京城，赶到学校里。他是我们大学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名教授，我们在大年初二要召开一个由五十多个国家、一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必须让他回来到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告诉他，说学校非常支持他离开教室到田野的考察和研究，把学问做到田头上。明年我们要号召全校的教授向他学习，组织各门各类更多的教授、专家离开讲台，分批到校外进行研究和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研究，著述立书。可现在，杨教授要不回来参加这个重大的国际学术交流会，我们就无法拿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向世界各国的名人和学者展示与交流。请你务必通知杨教授，说我校长求他了，请他以大局为重，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一定要赶回来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为国争光，也为学校争光。说过完年他若要继续到耙耧山脉考察研究，我们学校一定放人支持他。一定下不为例，决不再干扰、打断他的研究和考察，决不耽误他的著述和立说。

    ——喂，刘村长，还再麻烦你给他说一下，说他爱人赵茹萍，非常想念他，非常希望他回到京城和家人团聚过个年。说她爱人本来是要到你们那儿和他团聚过年的，可听说学校要让他回来参加国际学校交流会，他爱人就不去那边过年了，就在家等他回来团聚、回来过年了。她爱人说让他回来什么都不要带，只要人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村长在电话那头显得惊慌而喜悦。从把村委会的电话扯到他家后，也许他还没有接到长途电话过，更没有接到从京城来的电话过（还是京城的清燕大学校长亲自打去的）。校长在电话上给他说了许多话，说听杨科教授说过，村长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说耙耧山脉能出杨科这样的教授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说杨科的才学，为整个清燕大学争了光，他现在研究的课题——那部名为《风雅之颂》的专著最后写完一出版，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件，耙耧山脉也可能因为这部专著而名扬天下，载入史册。村长为接到校长的电话而激动，他因紧张而声音发抖地说，我现在先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一下校长你的电话内容，让杨教授抓紧准备一下回家的行李，也让前寺村、后寺村和能听到广播的人们都知道，杨教授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人。他说我广播完了，再亲自到前寺村里去一趟，把校长你的话，一字不落地传达给杨教授。

    说完了这些话，校长（我）对村长说再见吧，麻烦你现在就去广播我的电话内容，越快越好，时间急迫。村长在那边便一连声地说我现在就广播，现在就广播。

    之后电话就戛然而断了。

    我这边的电话亭里，便满溢着成功的欢乐与喜悦。阳光从邮局的窗里透进来，再穿过电话亭的玻璃照到亭子里，使电话亭里温暖明亮，能看见细尘飞舞，金星晃晃，如同一群飞舞着的小蝴蝶。我伸手在阳光里抓一把，好像抓到什么了，又好像什么也没抓到样，两手空空，但有一把日暖在手里。捏着那日暖，盯着那些被我抓乱的飞尘看一会，我觉得我似乎有必要给茹萍打个电话回家去。毕竟过年了。毕竟我是她丈夫，我应该主动给她打个电话去。也许她在电话上会先是怔一下，继而吃惊地说，杨科，你还知道往家里打个电话呀，你到底去了哪儿？失踪这几个月让我和学校急死了。让我和学校满京城、满天下里去找你。也还许，她听到我的声音会突然哭起来，哽咽着说，杨科，你在哪儿？快回来过年吧，我再对不起你，你也不该一走几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也还许，她什么也不说，只在电话上呜呜地哭，哭到最后问我说，你哪天回京城？我到车站去接你。

    握住不停地嘟、嘟、嘟的耳机，那一刻我把茹萍过去的一切全都原谅了。我想只要她在电话那头说一句对不起，回来过年吧，或者说，杨科，算我求你了，求你回来吧。只要她说这么一句话，我立刻就到车站买票赶回京城去。

    （可是她会这样说话吗？）

    说到底，她是知识女性，是一个极有自尊的人，让她给我道歉也许是件困难的事。既然她是那种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认错的人，我想我不该一定要让她如何如何说，如何如何做。我应该退而求其次，不要求她在电话上哭，不要求她在电话上表现出对我深刻的思念和情感，只要她在语气上表露出希望我回去就行了。

    再在电话亭里待一会，我慢慢又改变主意了，想只要她能在电话里嗔怪地说句喂，你回来不回来？只要说这句话时，不要有太大的火，含着一丝的温和和内疚，我就买票回到京城去。也不一定要求她的话里有温和与内疚，只要她只在电话里表现出一丝希望我回去，表现出对我离开她和家的生气和恼怒，我就赶着回到京城和她团聚，和她一块过年，和她一块在大年初一到她家，向她父亲（我的导师）、母亲一如往年那样去拜年，皆大欢喜、其乐融融地如同什么也没发生样。

    我决定要给她打一个电话了。

    这个决定一经形成，让我的心里颤颤抖抖，双手有了一层汗。去拨我家的电话号码时，第一个数字就给拨错了。我连拔三次才拨对北京的区号和我家的号。当那电话通了时，我的心跳如擂鼓一模样，仿佛来自电话里的电流击打着我的心脏般。可在那耳机中有了三声长音后，对方有人接了电话时，我又处心积虑、慌不择路地连三赶四把耳机挂上了。

    接电话的不是茹萍那有些京腔京调的普通话，而是一个声音洪亮的男高音。

    像是李广智。

    一定就是李广智。

    他只喂了一声我就觉得像是李广智（也许不是呢）。可我被这像是的声音惊得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了，人被雷击样，被钉在了电话亭子里，木木地怔在那儿，一时间莫名其妙、六神无主、呆若木鸡。终于到过了一会儿，我才懵懵懂懂明白着，我的电话打得恰恰巧巧不是时候呢，冤家路窄，生不逢时呢。和那一天提着书稿回家样，不期而遇，仿佛我是专门挑人家李广智在我家的时候才打电话回去的，是专门去扰乱人家情致的（你们想，我有这么无聊吗？）。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了。

    有一种被人从自己家里推出来的遗弃感，酸涩涩地在我心里涌动着。我知道我是那个家里不受欢迎的人，要赶着回去过春节，一定会像有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吃团圆饺子时，门口却站了一个又脏又丑的乞丐，在伸着一个破碗讨饭样。而且我离开那个家，离开那座京皇城，不是谁把我牧羊放牛样举着鞭子赶了出来的，是我自觉自愿逃了出来的。像一个甘愿出走的孩子般，他知道他不能无骨、无气、无尊严地兀自又自己回到人家面前去。我是一个名校的名教授，我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一分子，我必须把尊严放到第一位。即便回家去，也必须让她赵茹萍和那座皇城来请我，像做父做母的去求离家出走的孩子样。

    我这样想了，就决计也要这样做。

    清了电话费，我从邮局走出来。大街上人来人往，闲闲散散，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过年的轻松和喜悦。我站在邮局前的马路边，感到冬天的寒风，从脸上吹过去，像从一块木板上吹过一模样。任头顶的日光照着我，如照在一尊泥塑上。心里空空荡荡，堆积如山，望着大街上的人头和脚步，我如站在一脉山顶上，望着遥在天边的树木和石头。他们的脚步声、说话声，还有儿童们在年前提早放的鞭炮声，明明是红红亮亮，火光闪闪，可我却如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一样儿。我就那么木然地站在年关的县城里，不知道是站了极小一会儿，还是天大一会儿。最后想到离我不远的天堂大街时，那冰冻得如冬季里鹅卵石似的心，仿佛被温水泡着了，慢慢化开来，使我哑然笑一下，宛若我家那电话里男人的一声喂，正中了我的下怀般，这样正好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朝着天堂大街走过去。完全可以如我此前曾经计划、曾经想过的那样，痛痛快快（荒淫无度）地在天堂街上过个年。

    9．駉[35]

    这个年，我果真在天堂街的天堂旅馆里过得荣华富贵、奢侈糜烂，就像一枚硬币被敬在一堆金币里，一棵蒿草长在一片灵芝间。

    我没想到我在旅馆能碰到那么多的人，诗朋酒侣，红颜知己，没想到我在最没落寒冷时，能有一堆滚滚烫烫的热情围着我。天堂街上，已经人走街空，家家的店铺都提早贴了对联，锁了门户，回家过一年的团圆大节了。一街两岸都是清冷的红对联，一街两行都是过年的清静与喜庆。原来的理发店兼有小姐服务的店铺大门上，写着——理发洗头上层建筑，劳动致富经济基础——的对联。那个专卖男人保健品的药店门前，铁卷的大门虽然有一把拳大的铜锁，可对联却写得火热亲情、柔嫩绵软——进门来都是自家亲人，出门去都是兄弟朋友。还有那家专门明里营业按摩、推油和足疗的中医保健店，而暗里却是直接经营男女性事的娱乐大世界，台阶上不锈钢制的玻璃大门上，冷冷地串了三条比指头还粗的链子锁，可那玻璃门上的对联却有着另外一番温情和滋味——今日锁门明日开，男女老少都进来，横批是——你的天堂。大街上的这些对联，并不一定有多么的意趣与合韵，可毕竟是把巨大的墨字写在了红纸上，还有店家不仅把柏枝插在门口的墙缝里，还把柏枝沿着地面的门缝一直插到门脑上，或者索性把一大堆柏枝堆在门口上。那些还没有回家过年的店主们，在腊月二十九的这一天，人虽还在店里，店门却也大都虚虚实实地关着了。街道上行人稀少，韶华褪尽，偶有一个两个行走的人，也都不是这街上往日的享乐者。我是在日落时候（我大都是赶在这个时候里）到了天堂街，在街口破例没有碰到总在那里修着自行车的中年人。早一会，我有些凄惶地沿着政府路往前走着时，到耙耧酒家的门前，如我所料地看到了一把锁。如我所料地看到那样一副红对联。上联是“天南地北一家人”，下联是“春夏秋冬四季亲”，横批是——耙耧人家。没有什么料不到的事，没有什么令人意外和喜悦。我在耙耧酒家的两层楼下站一会，如一棵树在路边竖了一会样，回身朝着天堂街上走过去，也就看到了天堂街上的凄寒和热闹，清静和繁华。看到了春节将至的喜庆和冷清，一如往日地沿着天堂大街由北向南走，望着街上的门锁、春联和偶尔在大街的地边上，堆着的一堆堆的雪，心里和那一堆堆的雪样冷着和硬着。明知道大节将至，店店铺铺都会锁门闭户，明知道单是自己在这街上的各家店里，都劝走过一个年龄最小的小姐或者服务员，一条街上一共劝走了58个人（名字全都记在我的笔记本儿上），可在这时候，我却突然想让那58个小姐都出现在大街上，像一班学生样跟在我后边，或都如往日样站在各家店门前，翘首弄姿地迎着我，卖弄着她们质朴的风情和骚动。

    ——过来吧，我们这儿的姑娘又小又漂亮。

    ——享受吗？她们干净哩，每天都洗澡。

    ——娱乐娱乐吧，价廉物美呢。

    可今天这样的唤叫一声也没了，整条街都静得和荒野一模样。有当地人从我身边过去时，疑怀地望着我，仿佛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天堂街上走着找寻着，是果真有些精神病，有些十恶不赦的罪恶呢。他老远乜斜着眼睛盯着我，到我面前冷冷恶恶说，还找小姐呀？小姐也得过年呀。

    我站住，慌忙说我是想找旅店住一夜。

    那人瞪我一眼走去了。又有人迎面朝我走过来——

    找什么？现在过年了，你们外地人不回家过年呀。

    我笑笑——我有样东西丢掉了，顺便找一下。

    我就这么东张西望、失魂落魄地走，可到天堂旅馆门前时，看到有人正在门口贴对联，端着糨糊的竟是小杏子（竟是小杏子！）。她还是上身穿着红毛衣，下身穿着厚毛裙，看见她我像看见我失踪多年的女儿样。

    ——小杏子。

    ——啊呀你。

    ——这旅馆还开门营业吗？

    她就放下糨糊，领着我到旅馆，找到了留下过年值班的服务员，帮我开了房，帮我提了手里的旅行包，帮我笑着说，你也不回家过年呀。我们从一楼踏着楼梯来到二楼上，开了最里边的一间房，一进门我就抱了她一下，说幸亏你也不回家过年我可有伴了。她便说，我怎么回家过年呀，我爹知道我在这城里做这小姐的事情了，回去他不把我活打死。

    我说你答应过我，你再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呀。

    她说把行李放这里，先给你烧一壶开水吧。

    我说你答应过我，再也不做小姐的事情了呀。

    她说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做小姐的不敢回家过年呢。

    我说小杏子，幸亏你答应过我离开天堂街，却没有真的离开天堂街。

    她笑笑，说我帮这旅店干些活，春节我住在这旅店他们不收我的钱。

    我说你该回家过年的，不回家你爹你妈会想你。真回家了，他们就不会打你了。何况你做小姐是无奈，又是为了家里好。

    她说有好多小姐都没走，都住在这天堂旅馆里，我去把她们全都叫来吧。

    一转眼，她就把那些没有回家过年的小姐全都叫来了，如同一群蜜蜂蝴蝶般，先在走廊上嗡嗡地飞一阵，我把门一开，她们就站在门口上，像我把教室的门一开，一群学生站在教室里。她们十几个人里，有保健品药店里的刘桂芬，有娱乐大世界里年龄只有16岁的陆小凤，还有另一家按摩店里，第一次接客就碰到我的那个叫慧慧的小姑娘。因为她是第一次，老板要收1000元，我倾囊而出给了她1000，明明看着她提着行李，离开了按摩店，到汽车站买票回家了，可现在她却还站在那堆人群里，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也朝她笑一下。

    十几个姑娘都朝我笑一下。

    我也朝十几个姑娘笑一下。

    她们中间有一半我认识，另一半我压根不认识，可每个人我都觉得认识样，都觉得她们是天堂街上那些年龄最小、都曾被我劝走过的姑娘样。我都给过她们钱，都曾经劝过她们离开天堂街，不要做那接客的营生样。我朝着她们望一会，做了一个往屋里请的手势说，过来呀，都站在门口干啥呢？她们就哗的一下涌到了我的屋子里。我指着这个说，你怎么不回家过年呢？指着那个说，你怎么不回家过年呢？又指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慧慧说，你要了我钱没有离开天堂街？她把头一勾，说老板让她提着行李到车站走一圈，就又把她从车站接回来了。

    我说你这么小，怎么不回家过年呢？

    她说爹死了，娘嫁了，这天堂街才是我的家。

    我就让她们坐床上、坐凳上，坐在电视柜的角儿上，没地方坐的倚在桌上和墙上，然后她们就问我，你怎么不回家过年呢？

    我说留下来就是为了和你们一块过年呀。

    我们欢天喜地，其乐融融，大家商量着都住到一块儿，这样既可以热热闹闹过春节，又可以在旅馆少开几间房，省下（她们）一些钱。于是乎，我就大方地又给旅馆加了一些钱，把我的单间改为套间了。让她们全都把行李提到套间里，大家像一家人样住在一块儿。

    这个套间是天堂旅馆最大最豪华的房，在二层的最南端，里间是一张双人床，外间摆了一圈沙发和电视机，靠边还有一间小耳房。耳房虽小，却有两张单人床，地上铺了红地毯，墙上贴了黄壁纸，窗帘上挂了新的绿窗帘。为了过好年，姑娘们能者多劳，各尽所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电暖气、电饭锅和她们租房住时的碗筷、面板和菜刀。她们分头出了一次门，回来就有肉、有菜了，有鸡、有鱼了，还有了连往年春节，我在清燕大学都未曾吃过的冰海参。晚上我们就在屋里煮了一锅面条随便地吃，吃完后大家分三拨儿在屋里打扑克。一拨儿在主卧床上打，一拨儿在耳房床上打，另一拨儿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到了打扑克的时候，我才知道她们刚好12个，刚好三拨儿，多出来的刚好就是我。我便给她们烧茶、倒水，让她们在屋里闹得天翻地覆，欢声笑语，像她们刚刚才几岁。才有十几岁。无忧无虑，天真无邪，正是不知道世界上天大地大、山高水深的好年龄。她们有一拨是打交工粮，有一拨是打斗地主，还有一拨在打拖拉机（竟用三副扑克牌，分到每个人手里的扑克，多得和学生们的作业、课本样）。我没有想到她们的学问比我大，我教了半辈子的书，做了半生教授，可我只会打那交工粮，大压小，压根儿看不懂她们打的拖拉机。打交工粮的一拨儿，是谁输了往谁的脸上贴纸条。斗地主的一拨儿，是谁输了让谁头上顶只鞋。打拖拉机的一拨儿，是谁输了就给赢家10块钱。三拨儿，从晚上一直打到12点，睡的时候，是双人床上横着睡四个，两张单人床上竖着睡四个，客厅的沙发和地上，七横八竖睡四个。大家谁也没有脱衣服，都和衣倒下就睡了（我就睡在长条茶几上，正好是个木茶几）。以为她们挤得都像堆在地上的一捆韮菜、一捆葱，会谁也睡不好，可没想到我把灯一关，她们就都哼哼叽叽、乳香奶白地睡着了。

    那一夜月色明亮，天寒地冻，可屋子里暖暖和和，诗意盎然，如同雪天的暖房一模样。晶明的月光从窗缝渗进来，像一条边沿不整的玛瑙从窗台倒在屋中央。有一股寒夜的冷气从哪儿透过来，到了屋子里，被我打开的电暖气给缓缓融化了，被那12个姑娘热嫩的呼吸暖掉了，使屋子里浓情蜜意，温热舒适，没有丝毫的寒凉和冷瑟。能听到屋外北风吹着树枝、房檐和街道上门联纸的吱喳声（像细微的几根柴草在我的耳朵摆着摇着一样）。也能听到窗台、屋角的哪儿，居然有着一只过冬的蛐蛐，在屋里白朗格格地叫。还有那12个姑娘的呼吸声，均匀节奏，混乱无比，一呼一吸，宛若城外哪里拉锯的声音响在屋子里。瞅一眼屋里似明似暗的光，我看见那光里她们身上乳奶的气息，如云如雾，半香半甜，在半空和地面挤着推着飘散着，还看见因为她们的呼吸，使她们每一个饱胀的胸脯都起起伏伏，荡动不安，仿佛一团风中的水面般。有一片乳沟的香味，不知是从里屋飘出来，还是要从外屋飘进里屋去，仿佛混乱的气流，在屋里团团聚聚，推推搡搡，打着旋儿东走走，西停停，一会儿挤在窗台下，一会儿靠在电视机柜上，又一会儿索性来到茶几的上空凝下来，在我的鼻子前面结成一片儿。我挥了几次手，都无法赶走那一团一片乳沟的香，还有每个人都散乱如风的头发味，还有她们清纯浓烈的皮肤味。

    屋子里白山红海，黑林绿水，她们伸在床边的胳膊，透明得如一片摆在柜台上的玉柱般。仰躺或侧卧，露在外边的每一张脸，都粉红嘟嘟，宛若泽亮红润的满月，一盘盘搁在床边或床头（还有沙发上）。那一夜，我被她们的梦呓和呢喃包围着，被她们奶白的呼吸浸泡着，被她们头发的油香压迫着，还被她们每个人身上又嫩又胀、红嘟嘟的皮肤和香味夹裹着，使我压根儿没睡着（压根儿没有一丝的瞌睡和倦意）。我几次都想从床上坐起来，看看她们的脸，看看她们的乳沟和呼吸，看看她们睡着时起伏的胸脯和表情（还极想动手在她们的脸上、身上摸一下），可我却只是睁着眼，盯着白蒙蒙的屋顶没有动，直到有一个姑娘睡到下半夜，起床到我身边悄声说——

    你睡着了吗？杨教授。

    我翻个身子看着她。

    她把声音提高一点儿，有些嗔怪、又有些无奈地说，你不睡着我怎么上厕所？要么你把脸扭到那边去，把耳朵用什么捂起来。

    我把脸扭到了背对厕所的另一边，拉过一件衣服包住了我的头，隔着衣服听到了她的趿鞋声，踩着人缝去厕所的脚步声和到厕所后开门、关门和锁门的当啷声。当她从厕所出来时，我感觉到她又小心地到我身边探了一下头，看我仍然用衣服包住头，才爬上沙发去睡了。

    就这样过了大年二十九的夜。

    三十的这一天，一个县城都忙着。连宾馆看门的人都悄悄回家了，一个宾馆似乎只有我和姑娘们。我们如住着一套别墅样，大家都在套房里忙七忙八，择菜剥葱，剁着饺子馅，整着锅碗和瓢盆。我依着在京城和茹萍吃饺子的习惯，在那瘦饺子的馅中不放葱蒜姜，也不放酱油和味精，只放丁点儿麻油和鸡精；又依着耙耧人的习惯，在肉饺子中放了很多葱蒜姜，放了很多酱油和麻油，还有一把盐和一大勺的白味精，让她们会擀面皮的擀面皮，会包饺子的包饺子，什么也不会的就到一边看电视。大家忙忙乱乱，闲闲散散，安静的酒店里，到处都是大家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都是她们你打我一下，我摸你一把的笑骂声，还有从外边传进酒店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到了黄昏要吃年三十的饺子时，她们从外边拿回了天堂街上人家门前插的柏枝和松枝，还拿回了红纸和墨水，让我趴在床上写一副她们都能认识、都能理解的对联贴到门外边。我便顺脑儿想一会，随手写了一副红对联，上联是——姐姐妹妹妹妹姐姐，下联是——父女情深儿女情长。横批是——天下一家亲。姑娘们围着那对联，仔细看了一会儿，都说我写得好，写得太好了，每个字她们都认识，意思也让她们能明白。为了奖励我为她们写了一副好对联，胆大的姑娘拿手去我脸上挑逗地摸了摸，胆小的朝我笑了笑。小杏子为了表示她和我的关系好，还当众在我脸上亲一下。可拿着那对联到门口去贴时，发现宾馆客房的门口，原来并没有门框儿，没有插柏枝的门缝和墙洞，又不能贴到宾馆客房的墙壁上，就索性把那对联贴到了门里边，把那柏枝、松枝插到了门里的墙缝和门后，插到了屋里的窗角和床头，还插到了卫生间的浴盆和水龙头的出水口。她们把屋里能插松、柏枝的地方，全都插上一丛儿绿，在床头、电视柜、窗玻璃、门后边和茶几、沙发的腿上，能贴红纸的地方全都贴上一块红，最后又由谁不知从哪儿摸出一个二踢脚的炮，由我点着扔到窗外边，砰——啪——两声后，我们就开始吃着饺子了。

    吃瘦的。

    吃荤的。

    秀气的姑娘用碗用盘吃，碗盘不够了，就把两个小盆子递到两个说话声大、走路步快的姑娘手里去。想吃啥我们就有啥，想要啥我们就有啥。在年三十的黄昏里，城里边鞭炮声响个不停，我们十三个在宾馆里吃个不停。她们有的坐在床头吃，有的坐在茶几上，有的撒娇样坐到我的大腿上。吃了几锅饺子后，大家又勤俭持家，共同动手，洗了锅碗，刷了碗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地毯上和沙发的靠背上看电视、熬年夜。说好这一夜谁都不能往自己家里打电话，大家的家就是天堂旅馆的这套房，所有的亲人都在这套房子里。姑娘们就全把打电话回家的念头掐掉了，一心守在套房里，把她们准备的小吃全都拿出来，有瓜子，有松仁，有花生，还有糖和巧克力、苹果和核桃，红红绿绿，白白亮亮，在茶几上堆成了山，大家谁想吃啥儿就去拿啥儿。一边吃，一边笑，到觉得电视没有意思时，就去打扑克。到了扑克没有意思时，又回来看电视。到了电视、扑克都没有意思时，就开门到门口转一转，到楼下朝着城街上有鞭炮火光的地方望一望。就这样熬到12点，待满天下鞭炮齐鸣、火光冲天，客房的玻璃上一片闪灼和轰鸣，电视中一片笑脸掌声时，小杏子过去把电视给关了，把拉开的窗帘重又扯上了。

    屋子里猛地静下来，仿佛外面世界上的声音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压根儿就传不到天堂街，传不到我们的套房里。这时候，屋里所有的灯都开着，亮如午时的蓝天白云般。就在这一片奇静的亮光里，12个姑娘你看我，我看你，彼此的目光热切又惘然，仿佛都发现了什么，都在盯着什么看，可又没有一个人知道姑娘们看见什么了，发现什么了。

    末了就都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一瞬间，屋里突然降下的奇静如同降落的雷，轰一下，世界在这一刻里死去了。在这一片轰轰隆隆的死寂里，来自她们每个人身上的肉香和化妆品奇丽刺鼻的艳香味，先是飘浮荡荡，后就缓缓静住，风息浪止，最终在屋里凝成了一片五颜六色，冰冰寒寒不动弹。倒是从县城的大街上，快速飘过来的鞭炮的火药味和燃烧的麻纸味，黑红分明地飞到忙了一年、安静下来的天堂街，挤到天堂旅馆的走廊上，又挤到我们的房间里，把她们身上静止的香味重又冲开来，开始了一种新的流动和飘散。

    那个四川的姑娘说，我们跳舞吧。

    另外一个说，这屋子还没有一张桌子大。

    那个四川姑娘说，我们唱歌吧。

    又有一个说，陪嫖客还没唱够呀。

    便再次宁静着。就在这静里，小杏子脸上的忧伤不知去了哪儿，红一下，笑一笑，说我说一件事，保证要比大街上的热闹好。然后把目光扫着瞟一下满屋子的人，去把所有的灯光都关掉，只留电视柜下的一个小灯还亮着，使屋子里黄黄朦朦，像一天的落日将去时，黄昏里留下的最后一抹儿亮，然后她就回来坐下说，过了12点，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年初一就该拜年了。咱们这儿只有杨教授是男的，只有杨教授的年龄大，在咱们接过的所有嫖客中，只有从京城来的杨教授，没有动过我们大伙儿，还给我们几百、上千块的钱，劝我们离开天堂街，回到家里去。知恩图报，我们就给杨教授拜年吧。反正过去学生也是要给先生拜年的。儿女也是要给父母拜年的。我们就把杨教授当成我们的爸，当成我们的妈，当成我们的老师拜年吧。为了感谢杨教授的好，让杨教授坐在沙发上，我们都脱光衣服给他拜大年。让他想看我们哪儿就看我们哪儿，想摸我们哪儿就摸我们哪儿。但他今夜不能和我们有那样的事。因为今夜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大年初一我们要给父亲拜年了，父亲当然不能和他的女儿有那样的事。要给先生拜大年，先生也不能和他的学生有那样的事。

    说完这番话，杏子挤着眼睛朝我笑了笑，又看看她周围的姑娘们，问说这样行不行？

    说大年初一了，不拜年我们哪叫过年呀。

    说杨教授，你就坐在沙发上别动弹，你的十二个学生（和十二金钗样）要给你拜年了。

    说走，我们都到屋里脱衣服，从大排到小，年龄最大的先拜年，第二的二拜年，第三的三拜年。

    就都退到屋子里边了。

    把客厅简单收拾一下子，将茶几抬到一边去，拿出一个枕头摆在我面前地面上，让我和神一样坐在沙发的正中间。然后等一会，屋里的人问好没有。外边的人说出来吧。年龄最大的姑娘（竟是小杏子，其实她还不到20岁）就从里屋出来了。她果真一丝不挂，全身赤裸，从屋里慢慢走出来，看电视机边有人哧哧地笑，她往那儿瞪一眼，那笑声就戛然止住了。屋子里昏黄的灯光中，只有安静和神圣，正经和凌乱，骚动和不安，还有更加浓重乳白的皮肤香，油亮的头发香，鲜红的唇香和指甲油的香。小杏子没有涂抹红嘴唇（因为过年不接客），手上也没有涂抹红指甲，可她的十个脚趾甲，却涂了褪不去的红颜色。从屋里出来时，她在地毯上慢慢朝我移，那十个脚趾甲，像十根火柴划着的火。原来穿上衣服时，她似乎胖胖嘟嘟，浑圆得和冬眠着的兔子样，可真的把衣服全都脱去了，才看见她除了那圆乎乎的肩头和乳房，其实她并不是多胖的一个姑娘哩。因为是第一个全身赤裸地走出来，她脸上有些红，哪儿都敢看，又哪儿都不敢看，低着头这儿瞟一下，那儿瞟一下，到我面前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杨教授，我来给你拜年了。

    然后她就当真跪在了我面前枕头上，给我磕了一个头，说祝先生身体好。

    又磕了一个头——祝师母身体好。

    再磕了一个头——祝先生新年大运，吉祥如意。

    最后跪着把头抬起来，像等着我说些啥儿话，再去把她扶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我，看我额门上出了许多汗，还扭头给我递了一张擦汗的纸。可我接了那纸擦了汗，再一看，小杏子仍然跪在那儿没有动，浑身白亮，像团在我面前的一条白亮的鱼，似乎我不过去拉她，她就会永远跪在那儿不起来。

    我说，你起呀。

    她说，你还没有给我压岁钱。学生给老师拜年也得给钱呀，你不给钱我就一年不吉利，我一年的学习成绩都不好。

    我慌忙转过身，去我的行李包中取出一个有清燕大学字样的信封来，从中抽出一张100块钱的票子递给她（似乎有些多），说起来吧，你的学习成绩不好不是你不聪明，是你学习不努力，以后把七分的功夫用到学习上，三分的功夫用到别处去，你的学习成绩也就上去了。

    小杏子朝我点了一下头。

    我说起来吧，当先生的没有别的话，愿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业有成，事业也有成。

    小杏子点点头，就从枕头上站将起来了，到一边，忙用别人的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的双腿间。

    第二个姑娘赤裸着全身从屋里出来了，她是男人保健品药店的刘桂芬，单瘦，苗条，腰细得如是一截手腕儿，胸上的乳房也小巧，仿佛过年时小气人家蒸的小馒头。她从屋里走出来，哪儿也不看，径直到我面前跪下来，头发像水样流到了她前边。抬起头，又把头发捋到脑后说，杨教授，我给你拜年了。

    ——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谢谢你，我考试不及格，你总是给我改成优秀和良好。

    ——谢谢你春节不回家，留下和我们一块过大年。

    我说起来吧，以后好好读书，好好卖药，别再接那不三不四的客人就行了。说着又把一张100元的票子递给她，她又向我磕了一个头，就朝边上退去了。

    第三个，身子润白，和吸了水的棉花样，赤裸地朝我走过来，仿佛身上的水会从她身上流到地上去。

    第四个，身子没有那么白，可却淡黑发亮，像身上抹了一层油。

    第五个、第六个，一直到最后一个，她们都赤裸裸地到我面前跪下来，半步远，在我伸手可及的眼皮下，她们跪着唤我杨老师、杨先生、杨教授。都说是我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不明白学位的还要向我问明白）。都感谢我对她们的教育和栽培，器重和爱戴。都祝福我身体健康，著书立说，成果累累。她们说是我的本科生时，我给她们每人100块钱，祝福她们就业到好的公司去。她们说是硕士生时，我给她们每人100块钱，祝福她们就业到国家的机关当国家干部去。她们说她们是博士生时，我仍然每人发100块的压岁钱，祝福她们去当专家、学者、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可到了第十二个小姐时，那个只有16岁的姑娘，赤裸裸从里间屋子走出来——她玲珑巧小，浑身都透着一层淡淡的红，皮肤嫩得和露水一模样。跪下时，我看见她的额门上、肩头上、乳房上（她的乳房如同一分为二的粉红乒乓球）和跪着伸在我面前薄薄圆圆的膝盖上，都有一层白绒绒的胎毛儿，均均匀匀生长着，像一块绸布伸展着晾在日光下，飘浮在绸布上面的那层似有似无的毛。她跪下来的时候望着我，像她往年拜年跪在她爷爷、奶奶面前样。

    她说老师你过年好。

    我拿手去她额门上摸了摸。我的指尖碰着她额门上的绒毛时，像我的指尖碰着了雨天水面上的水泡儿。我把200块钱的压岁钱从包里取出来递给她，说你最小，就给你200块钱吧。她接着笑了笑，又给我跪着磕了一个头，说祝杨教授有一天当上大校长。祝杨教授是这世界上写书最多的人。

    我也笑一笑，说你还这么小，过完年你就回家吧，不行了我可以买票把你送回去。

    她说杨教授，学生已经不小了，我愿意干我干的事，又挣钱，又快活，每一次接客时，我在床上都快活得比那男人还快活。

    我怔怔地望着她。

    她说我觉得接客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事情呢。

    她就从我面前站起来，把那200块钱拿在手里边，退到她身后那一片赤裸的身子里。这当儿，谁把电视机后墙上的壁灯打开了。屋里的光亮摇一下，她们那一片滑润、白嫩的身子，就都齐刷刷地闪在了灯光里（手里都捏着我给的压岁钱），像一面雪白的墙壁，像一面雪白墙壁上画的一片裸体的画。外面城街上的鞭炮，还在接连不断地响，窗帘布上的闪闪灼灼，明明灭灭，像照相机的灯光样。已经到了下半夜，可除夕夜对我们似乎也才刚开始。

    我说瞌睡吗？

    她们都摇了一下头。

    我说还看电视吗？

    她们又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说我们干什么？

    小杏子想了想（瞟了一眼16岁姑娘手里的钱），从那一片白亮中朝前站了站，对着姑娘们说，年三十，熬大年，现在睡觉太早了。她说我们都是姑娘家，做的都是小姐的事。都是鸡的事。都是侍候嫖客男人的事。可是杨教授对我们这么好，杨教授是教授，有钱有学问，当嫖客最有条件了，可杨教授还没有碰过我们谁，连认真摸摸我们都没有。不说知恩图报的话，就说我们接过的客人中，也没有杨教授这样斯文的人，没有哪个是教授，更没有从京城来的名教授。她说这样吧，姐妹们，反正我们都已经脱光了，都已经站到这儿了。外面噼噼啪啪不停地响，人家过年有过年样，我们也要过年有个过年的样。人家过年放鞭炮，我们过年就做那样的事。就算孝敬杨教授，回报杨教授，让杨教授看上谁，谁就和杨教授到屋子里边睡。看上一个睡一个，看上两个睡两个。看上了三个人，三个都去和杨教授一块睡，都去侍候杨教授。要是杨教授一口气看上了我们十二个，我们十二个都去陪着杨教授，都像他的学生、他的女儿一样侍候他。

    小杏子这样说着时，头微微地上扬着，和我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班长样，和耙耧山脉女的村长样，快唇利齿，说话利索，仿佛一股风和树梢在半空戏闹般，还边说边打量着她身边的一排姐妹们。我以为那些姐妹们，会在她说完时有些不高兴，或因为游戏样发出哧哧的笑。可我没想到，她们没有笑，也没有在脸上挂着不悦和不快，平静得和日常一模样，都转身把手里的钱装进自己放在哪儿的衣服口袋里，回来又正经八百地站回到原处或更为鲜明的一个地方里。

    屋子里的灯，又被全部打开了，里里外外，蓝天白云。我坐在沙发的正中间，手里捏着两把儿汗，心跳和锤击一模样。她们不约而同地在我面前站成一排儿，一个挨一个，个小的自动站到第一个，个高的自动站到最后边去。没有谁让她们按着高低个儿站，可她们自己左右扭头看了看，小个的就往排头挪去了，大个的就往排尾挪去了（如训练有素的军队士兵一样）。挪着时，她们这个的肩头碰到了那个的肩头，那轻微的滑动声，如两块丝绢擦肩而过般。大家就站着又陷入了一片静（外面世界的鞭炮我们充耳不闻，如那声响压根不存在），使那静如微风样，在我们的屋里吹拂和滑动。有淡淡的腥气和她们身上浓烈乳白的奶香味，在那静谧中卷着和飘着，流动或凝固。里屋的电暖器，也被搬出来放在了窗台下，从窗台挤进来的夜凉碰到暖气上的热，发出微砰砰的响，像夏末初秋时豆角熟后的开裂声。她们就那么站成一排儿，水白亮亮地竖在我面前，说杨教授，你看上了我们中间的哪一个？

    ——看上一个你朝屋里带一个，看上两个你朝屋里带两个，都看上了我们就都跟着你到屋里去。

    ——杨先生，你把你的衣服也彻底脱了吧，你看我们全都脱了呢。

    ——你怎么不说话？是都没看上还是全都看上了？你放心，杨教授，我们都是你的学生，都是你的闺女，你叫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你想怎样我们，你就怎样我们吧。我们本来就是干这下贱营生的人，我们不会笑话你，也不会把你的事情说出去。我们读书不多，可我们知道当官的和知识分子们，是干了这种事最怕别人知道的人。你放心，杨教授，我们就是全都死掉，都不会出去说你和我们有了事。说到底，从父母，到政府，你才是天下对我们最好的人，我们就是知恩图报，想要报答你一下。我们没有别的报答你，就只能用我们的身子报答了。你过来好好看一遍，挑一遍，选一遍，你是从京皇城来的人，京皇城的大教授，谁被你挑上那是谁的福，没被挑上也不会伤心不高兴。

    ——过来挑吧，杨教授。今夜是除夕，全国的人都在家里团聚高兴呢，我们也要高高兴兴呢。你看上了哪一个？你想要我们怎么侍候你，你只要开口说一句，我们谁都听你的，谁都任你如何咋样儿。

    夜已经深得和耙耧山里的那条狭谷般，没头儿没尾。有头儿有尾。窗帘上不断闪烁着的光亮渐渐暗下来，稀下来，鞭炮声也比先前淡薄了，只有偶尔的一下红炸和白响，会冷不丁地从哪儿飞来打在窗户上。那时候，我被她们说动了，想做的那件事情如同一条虫样在心里蠕动着。浑身痒得很，身上燥热激烈，仿佛血流在突然间，开始从我的脚上，沿着我的双腿朝着我的头上冲。

    我就那样盯着她们看了大半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出人意外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大半年没有给我的学生们上课了，看见你们，我想起我的学校、我的学生了。你们让我觉得我有些对不起我的那些学生了。我说你们不知道，我的那些学生和你们年龄差不多，那些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听我讲课，和听世界上那些最有名的学者、科学家演讲一模样，教室里静的时候，地上掉一根针都如响了一声雷；鼓掌的时候，那掌声能把教室和礼堂天花板上的装饰木板和装修上去的塑材都给震下来。

    我说我想我的那些学生了。

    ——我想给他们讲课了。

    ——我为了回耙耧山脉考察《诗经》在黄河流域的起源和写作，我已经半年没有给他们上课了。

    我说你们四个小的（她们的胳膊摸上去和中国最好的端砚样）是我的本科生，委屈一下就坐在地毯上。你们四个中等个儿的，算是我的研究生，坐在她们身后的沙发上。你们四个个高的，等于是我的博士生，坐在沙发的靠背上。清燕大学的阶梯教室就是这样儿，学生们坐在那儿一层叠一层，和照相一样谁也挡不住谁。我拉着让她们过来按我说的依次高低坐下来。她们有些吃惊地望着我，说杨教授，你不喜欢床上那事情？我说我真的半年没有给清燕大学上课了。她们说天呀，天下还有不愿做那事情的男人哩。我说别说话，你们现在都是大学生，都是研究生和我的博士生，我们集中起来讲一节古典文学课，讲一节《诗经》欣赏课。

    她们说你的学生上课都不穿衣服，都光着身子吗？

    我说人家过年在家，有人家高兴的事，我们过年在外有我们高兴的事。说你们不是说，我看上一个就要一个，看上两个要两个，全都看上了，就全都听我的。现在上课了，谁都不要动，我要从教室门外进来了，说着我退到里屋去。让她们十二个端端裸裸地坐在那儿时，有人拉过衣服把她的双腿之间和乳房遮住了，我回头瞪了她一眼，说上课了，你还做什么小动作？这是京城的高等学府你知道不知道？她听了我的话，慌忙又把那遮她身子的衣服扔到一边去，全赤条条地坐在灯光下，双腿并起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正前方。屋子里的安静和清燕大学的礼堂有国际大师去演讲前的那刻样，学生们都翘首以待，屏声静气，盯着大师将要走进来的那个门口儿。姑娘们也翘首以待，屏声静气地盯着里间的屋门口，看我从那儿着装齐整地出来了，手里端着茶杯，胳膊弯里夹了一卷儿报纸（那是我的讲义稿），出来到客厅前边（和教授的讲台一角样）站下来，由预先指定的有中专学历的一个小姐当班长，她大声唤了一声起立后，同学们都哗地一下站起来，屋里的光亮在一片润白水亮的皮肤上再次闪一下。她们齐声说了一句老师好，我朝她们点了一下头，她们便都坐下了。那一闪的光洁在舒展之后又都团在一块儿，像一湖水变成了一池水。随后我就走到她们面前一步远，把电视柜朝前推了推，把电视机当做讲台，站到了电视机的后边去，双手扶着电视机，望着她们（那一片如玉的身子，仿佛一大堆团在沙发上的云）道，今天我们讲《诗经》欣赏课，讲《诗经》中最为深层的精神性和家源性。

    ——说到底，《诗经》从表面看是我国的一部由305首诗歌集成的书，实质上它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条由305个路标组成的通往故乡的路。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插在我们迷失之后回家路上的路标和暗示牌。我说我闭着眼睛随便翻一下《<诗经>全译》，翻到哪一页，我们就讲哪首诗，就来分析研究哪首诗，就从那首诗中寻找通往家乡路上的暗示和指示。说着我果真闭上了眼，慢慢把放在电视机上的那卷报纸翻了一下说，这是多少页？哦，这是《<诗经>全译》的293页，这首诗是《诗经》中《小雅》的第65首，名字就叫《都人士》。

    接着我把《都人士》的原诗背一遍，还把诗中的句子一句一句译过来，说——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说——那位公子真漂亮，狐皮袍子黄又黄。说——其实不改，出言有章。译过来是——他的容貌没变样，谈吐不俗有辞章。我背原诗像一个孩子背一二三四样，翻译它像背四三二一样。然后，我有些兴奋地说，《都人士》是诗歌中的一首别具特色的恋歌，诗人不是其中的角色，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看着一场爱情剧的出演，而加以咏和赞叹，正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明白：爱，才是人类精神最终的家园，是一切精神失落者最为本根的故乡。我向她们分析人间真实的生活与爱情，也从《都人士》开始去联系分析《诗经》中所有的爱情诗。分析古人在欢乐中的爱情诗，悲伤中的爱情诗，忧愁中的爱情诗，寂寞孤独中的爱情诗。最后再次总结说，《诗经》中所有的爱情诗，都是我们今天通往精神家园的路标和暗示，都在告诉我们只有爱和爱情，才能给精神危机的人类，带来抚摸和安慰，才能给我们修补和指明，最本根的人类的家源在哪儿。说没有爱和爱情，不被爱和没有爱情的人们，其实是我们现代的弃婴，没有奶汁的孩子，如同我们这些过年不能回家只能住在宾馆的人。

    我在她们面前抑扬顿挫，滔滔不绝，讲《诗经》中的爱和家，讲我的《风雅之颂》专著中有关爱情与家源的联系和观点。我不知道她们听懂没听懂。可我觉得她们一定听懂了，又觉得她们好像没听懂。她们安安静静、赤赤裸裸地坐在那儿，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嘴，每一双眼睛都睁得又大又圆，仿佛初到大学一年级的大学生，在学校听第一节课时的好奇和新鲜，在她们眼里满山遍野，在她们身上铺地盖天。我讲一会课，她们就为我鼓一次掌，我背几句诗，她们为我再鼓一阵掌，我说几句有些哲理的话，她们不懂却又听出了深奥来，那掌声就长得有十里二十里。我知道，在她们面前，我不能把课讲得太深奥，不能滔滔不绝，无休无止，果真一节课要讲45分钟。我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把45分钟的课压缩到半个小时内。没想到这半个小时里，她们为我鼓了12次掌，平均不到3分钟，她们就为我鼓上一次掌。那掌声的频繁和响亮，就连仅有几次外国总统到清燕大学演讲时，学生们的掌声也不及她们给我的掌声热烈和频繁。

    讲完了课，我从电视机柜后边走出来，谢幕样向她们深深鞠了躬。她们便都从地上、沙发上站起来，鼓着掌拥到我面前，说杨教授，你讲得太好了，你是天下最大的学问家。

    说，给我们签个名吧，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听过教授讲课呢。

    说就签一个吧，不然到大年初六一上班，我们对那些回家过年的姐妹们说，我们在天堂旅馆过了个好春节，还听你为我们讲了一节大学的课，她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呢。

    我就从我的行李中取出笔，开始为她们签名和留念。把我的名字写在她们的手掌上、胳膊上、肚子上、后背上、乳房上、大腿上，我不仅签上我的名，还心血来潮，把《诗经》中的句子写在她们的胸脯上和乳沟里，乳房上和她们白嫩细腻的大腿间。

    我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诗，写在小杏子的前胸上时，把我的名字签在了她的肚脐眼儿上。我把《采葛》[36]的全诗写在一个有对大乳房的姑娘的乳房上时，把我的名字龙飞凤舞地签在她的乳晕间，最后还又捧着那对大乳房，把那首千古绝唱的诗给她们朗诵了一遍让她们听——

    彼采葛兮，（那人正在采葛藤，）

    一日不见，（一天不见她，）

    如三月兮！（就像过了三月整。）

    彼采萧兮，（那人正在采香蒿，）

    一日不见，（一天不见她，）

    如三秋兮。（如隔三秋受煎熬。）

    彼采艾兮，（那人正在采艾草，）

    一日不见，（一天不见她，）

    如三岁兮！（如隔三年真烦恼。）

    我一边朗诵，一边解释。朗诵完了后，她们先是小声地窃笑，后又大声放肆地狂笑，并和我一样去捧着那对硕大的乳房朗读那首诗，最后就都捧着那乳房大声地唤——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再最后，东方发白时，除夕受苦累地煎熬过去了，她们便把我的衣服扒光掉，将我抬着拖着，放倒在了里屋床铺上。

    10．有駜[37]

    初六了。

    天堂街上在清静了几日之后，又开始有了响动和热闹，那些锁了店铺大门的锁给打开了。灭掉炉火的饭店重又生火了。回家过年的人，又都在这一天返回到了天堂街，开始了新的繁闹和营生。因为昨夜睡得晚，初六这一天，直到临近午时我才醒过来，看屋里没有人，也不见有动静，想小姐们是早已各自回到自家店铺了。就在床上赖一会，下床洗了脸，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竟忽然看见她们十二个，全都站在屋子里，全都穿着齐整，肃肃严严，如京城和大学的与会代表样站在我面前。然每个人的头顶上，却都戴着她们用自己花红柳绿的衣服叠成的博士帽（心灵手巧，像是博士帽），个个都和我的毕业生是一模儿样，脸上荡着粉色的笑，用细铁丝和曲别针把那博士帽的边角卡起来，支撑着，使每个帽子都有角有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扣在头顶上，如开在头上的一朵一朵硕大的花。屋子里芳香四溢，和和暖暖，有一股几天间很少开门的家庭捂腐味，还有我们在屋里切菜烧饭的油烟味，更有一些她们身上特有的奶腥味和女孩子的经期味。

    我站在卫生间的门口，望着她们和她们头上的博士帽。她们也散乱地立在床前望着我，笑着不说话，让初六的阳光透进来，照在她们有一半人是用内裤、乳罩和她们贴胸内衣自做的博士花帽上，脸上跳荡的欢乐如准备起飞的一群麻雀般。

    我望着她们说，哦——

    她们笑着说，我们毕业了，今天要上岗工作了。

    我说哦——

    她们说，杨教授，谢谢你有家不回，一块和我们过了这样一个年。我们大家师生一场，夫妻一场，父女一场，情人一场，要分手了，我们商量好每人给你500块钱，既不是还你让我们离开天堂街时花的钱，也不是还你过节时每人给我们100块钱的压岁钱。是我们要分手了，算学生给老师的礼品钱，老婆给丈夫的零花钱，女儿给父亲的补养钱。

    我说哦——

    她们说我们都有话给你说，都想悄悄给你说上一句话。说着就如同事先安排好的节目般，都望了一眼那个当地年龄最小的姑娘后，最小的姑娘就从身上取出500块钱来，生拉硬扯地塞进我口袋，扒着我的肩，让我弯下腰，趴在我耳朵上，用半是当地方言、半是普通话的话语悄悄说，杨教授，以后你来天堂街都找我，我不要一分钱，你是京城来的大教授，我就是想和你待在一块儿。

    将近17岁的姑娘走过来，把钱硬塞进我口袋，趴在我的耳朵上，悄声说了一大堆的话。她说先前我给你说的我爹瘫在床上，我娘又有心脏病，我出来做小姐是为了给他们挣钱看病是假的。说跟你说，杨教授，我家日子好得很，有楼房，还有两辆大卡车。我做小姐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多挣钱，想将来回家也开个接客的店。说杨教授，你这么有学问，人又这么好，以后到天堂街上一定要找我，你一辈子找我我都愿意的。一辈子不花你的钱，我还愿意挣钱给你花。

    那个18岁半的姑娘给我塞了钱，趴在我耳朵上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喜欢听你用京腔讲课背诗歌，另一句是你讲课背诗时，我浑身都激动，和做着那事一模儿样。

    当地另一个姑娘把钱塞到我另外的一个口袋里，趴在我耳朵上只讲了一句话——我以后想你了，去耙耧山的前寺村里找你好不好？

    她们轮着一个一个在我耳朵上情真意切、甜言蜜语时，是从年龄最小的排到最大的。轮到保健品药店的桂芬时，她慢慢朝前上一步，站在我面前，默一会，取出500块钱递给我。我把她的手推到一边去，说这钱算我替你上大学的弟弟交的一份学费吧。

    她看了一下手中的钱，什么也没说，和别人一样，强硬扯拽地把钱塞进我鼓囊囊的口袋里，趴在我的耳朵上，朝我的耳朵眼里轻轻吹了一口气，说杨哥，你认我做你的干妹好不好？

    轮到一个我没记住名字的姑娘对我说，杨教授，你比我爹对我好，你做我的干爹好不好？

    最后一个趴在我耳朵上说话的是小杏子，轮到她来和我告别说话了。她小心翼翼，看看左右，过来扒着我的肩，把我的耳垂裹在她嘴里，吃糖果样咬一会，悄声细语说，让每个人给你500块钱是我说的话，这样你口袋就又多了6000块，以后你到天堂街上都只找我小杏儿，不找别人好不好？看我点了头，却又后退一大步，站在我面前，直言直语道——

    杨教授，以后你到天堂街上来，可只能找我们12个姐妹，不能再找别人啊。

    这时候，门外适时传来了脚步声（这是过年来，我们的套房门口第一次有我们13个人以外的脚步和走动），那脚步声滞滞重重，像打扫卫生的人，在走廊上搬着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新的一年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了。该做学问的要到耙耧那儿做学问，该做小姐的，要回到天堂街各家店里做小姐。就都齐声吼着连声念了那句诗——一日不见三秋兮——一日不见三秋兮——便就各自分手了。

    第八节 风雅颂

    料不到，玲珍突然在过年时候死去了。

    初六我回到耙耧山脉前寺村，正好赶上安葬她。

    把那些小姐们送离天堂旅馆后，结了账，提上行李，找一个公用电话，给寺村的村长家里打通后，我说你是寺村的村长吗？

    他说你哪里？

    我说我是清燕大学的校长啊。

    他说啊——你是清燕大学，我们村的杨科就在你们学校当先生，你知道杨科吧？

    找你就是说你们村杨科教授的事。我说杨科是我们学校的名教授、古典文学专家，《诗经》研究的权威，他为了考察《诗经》在黄河流域耙耧山脉一带的起源和创作，去年就到前寺村住了几个月。今年过完年，组织上又要派他继续到他老家那儿考察和研究。为了我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希望你们多支持他的工作好不好？

    ——你是说杨科马上就回来？你让他赶快回来吧，我们村里死了一个人，他不赶回来，这人就没法儿埋。

    ——也许这次到前寺村，他要长住下来呢，住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能。

    ——今天他会到家吗？

    ——多住几年的原因，主要是他的研究课题太复杂，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要一年半载才会有眉目。

    ——校长啊，你最好让他今天赶回来，最迟明天赶回来。不行了你就直接告诉他，说他在村里时的对象玲珍寻短了，他不赶回来，我们没法儿安葬玲珍呢。

    玲珍悄无声息地死掉了，我便轰轰隆隆回到了前寺村。

    离黄昏还有短短一截时，日光浑浊，如同隔夜的茶水。山脉上越冬的积雪，还堆在阴面的山坡上，冷冷白白，结着一层壳。天气似乎有些冷，也似乎有些暖。有人穿着棉大衣，有人就单穿着薄薄的夹袄晃在山坡上。

    我是在日光正西时赶回村里的，老远就看见了村头搭起的灵棚和挂在村口树上的幡（旗帜样），还有在那灵棚前乐器班吹奏的唢呐和竹箫的嘀嗒与呜咽，雪雪黄黄，铜色的音乐和白色的音调从灵棚那儿荡过来，到山梁上稍作停留就倏忽远去了。

    听到哀乐时，我心里怔一下。

    看到灵棚时，我心里震一下。

    站在通往村头的路口上，犹豫一阵后，正准备朝着灵棚走去时，有一个孩子从一棵树上爬下来——杨先生回来啦——杨先生回来啦（好像他趴在树上就是为了瞭望我回到村里的）。那孩子边跑边唤（是我曾经摸过头他就考试好了的一个瘦猴儿孩），声音肥胖洪亮，身子东拉西扯，南辕北辙。他边唤边跑，到灵棚那儿拉着村长的胳膊（村长五十几岁，披一件军大衣，头发花白半短，人精神得一说话，神气就从脸上朝着地上落），唤说村长啊——杨先生回来了。村长微微怔一下。孩子说，杨先生到了路口上。村长翘着头朝着梁上望。孩子说杨先生马上就进村。村长想起了孩子说的杨先生，就是清燕大学的我，肩膀抖一下（和戏台上的将军准备出帐样），抬腿就朝村口路上去接我。

    我朝着灵棚那儿快步地走。

    村长也快走几步迎着我，到灵棚前边和我握着手。我说村长好。他说你们校长亲自为你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说玲珍怎么就这么突然呢？他说你放心，为了国家的事，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你，支持你的考察和研究，何况寺村又是你的老家哩。

    我说，玲珍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村长说，实在可惜她这个年龄啦。

    我说，到底为啥呢？

    村长说，主要是留下她十几岁的闺女可怜呢。

    然后村长就接过我手里的行李，领着我朝灵棚下面去。灵棚是由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木架上盖了新帆布，帆布上的漆味，浓烈刺鼻，和刚从帆布厂里生产出来样。在那帆布下，有两条板凳上架了玲珍的黑棺材。棺材前的小桌上，摆了苹果、馒头和油炸的三盘儿贡品（还有三炷香儿）。摆贡品的小桌腿上贴了一副白色的小对联，上联是——尽心尽力一生操劳，下联是——回家路上终生平安。灵棚外的大柱上，贴了一副白色的大对联，上联是——为你为我为他为国家，下联是——土来土去土埋如回家（有些意思）。我待在灵棚前，先看了那副小对联，又看了那副大对联。村长发现我在看那对联时，不好意思地笑一下，说农村没文化、不讲究（很讲究），也就这么随便写一下，是个意思吧。

    我说她是初四寻短的？

    村长说这对联都是学生娃们编写的。

    我说写得不错呀。

    村长说就死在初四半夜里。

    便领着我朝着棺材走过去。

    唢呐不吹了，灵棚里静得只有冷的风声和热的阳光声。那些吹唢呐的年轻人，吸着烟，喝着茶叶水（还有人咂着酒），明明用陌生的目光瞟着我，却像他们早就认识我，还都朝我点了一下头。棺材周围的地上铺了很厚的麦秸草，有十几、二十几个的孝子跪在地上盯着我（像我去上课时教室的学生都扭头望着我）。他们盯我时，眼里大都没有泪，只有棺材最前跪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脸上挂着惘然和惆怅，对着我像是低头又如抬头般地看，仿佛要把我脸上的鼻眼都刻在她的眼睛里（我好像认识她，又觉得在前寺村和她从来没见过。以为不认识，却又眼熟得两眼都是热暖暖的味）。她望我一会儿，从棺材前边站起来，说你是杨科叔吧？我轻微怔一下，朝她点了一下头。村长过来说，这是玲珍家的闺女叫小敏，你们还没见过吧？

    我在小敏面前站住了。

    小敏朝我苦淡淡地笑一下。

    我过去，像她的父亲样，拿手在她头上摸了摸。

    这一摸，她眼里的泪便流将出来了。我忙又拿手去她脸上擦了泪（擦泪时，我极不该地想到了天堂街上的女孩们），然后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呢），就又跟着村长朝棺材的近前挪着脚步走过去。

    挪过一片目光，到了棺材前，才看见棺材盖并没有严丝合缝地扣在棺材上，留着一条口缝儿（为了让死者呼吸吗？），还在那口缝中压着一条红麻线（是为了把阴间与阳间隔绝，以免死者惊尸而闯入阳间吧。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也有这样的叙葬诗）。村长站在我边上，把玲珍的棺材盖又朝一边移了移，让躺在棺材里的玲珍的头部全都露在光亮里，我便看清原来总是穿在玲珍身上的羊毛毛衣不在了，现在穿在她身上的是黑色绸子绣花大寿袍。寿袍的所有领边都包了黄缎布（镏金样），所有的口袋边口都有青扣儿（玉石样），所有的衣缝都是手工的针线活（细腻而匀称）。袍领都是黄边立领儿（异常齐整），立领上绣着黄菊花（非常好看），袍胸上绣着几朵奇大的白牡丹（栩栩如生）。那袍子绸黑发亮，绣丝闪烁，使棺材如同一座四处亮灯的屋。就在那亮光里，玲珍的头枕着一个金黄的白绣枕，脸上盖了一条白棉巾，头发被梳好顺在枕上和肩上（头边儿没有放着小杏儿端给我看过的那个长方形的红木首饰盒）。村长把那棺盖移开后，用手小心地去揭着玲珍脸上白布巾的一角儿（轻得和微风一模样，缓缓揭开来，如同怕玲珍的脸突然露在阳处被光亮灼伤般），慢慢向上提，让玲珍稍显青乌的脸，先从额门露出来，再是眉毛、眼睛（半闭着）和还同先前样半挺半躺的鼻（如同他要一点一滴拉开一道神秘的大幕样）。最后在玲珍的脸露出三分之二时（那时候，灵棚里无声无息，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跪着的不知是谁动了一下跪累的膝，膝下麦秸的吱喳声，和被风刮断的树枝喀嚓喀嚓响），这当儿，村长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抬头望着我，像盯着一场演出中最重要的一个观众那般。

    ——看见了吧？杨教授。

    （我望着死后的玲珍，心里一片空白，茫茫着像阴面山坡的雪。有一股寒气从棺材里边扑出来，漫在我身上，让我哆嗦了一下子。）

    ——你看她气色不错，我觉得你一回来她脸上就有红光了。

    （又有几个旁人和我一样趴在棺材口上看。）

    ——只要你能赶回来，我们明天就可以如期安葬了，她也能入土为安了。

    （好像村长还说了别的啥，可我没有听清楚。）

    ——还有一桩事儿，得和你商量一下子。杨教授，这事是安葬的大忌讳，也是玲珍生前的大心愿。你要能满足她，她就该一生知足了。

    我抬头望着村长的脸，像看一张有些兴奋的中年人物水粉画（我看他时，却看见小敏又跪在那儿望着我，眼里的渴求茫茫一片，如茫茫的干旱渴求水一样）。

    ——走吧，村长抖了一下肩上的大衣，扭回头来对着小敏说，你也回家一会儿。待小敏再次站起身，他又把目光搁在我身上——这事儿咱到玲珍家里说，乡长和小敏的四爷都在那边等着你回来。小敏她四爷等你等得心急火燎，一天到门口看你八百遍。

    村长把手里的手绢又缓缓地盖在了玲珍半青半乌的脸上去。没盖正，还用双手伸进棺材扯着手绢两边正了正，之后又把棺盖恢复到原来位置上（仍留着指宽的一条口缝儿，让那棺材里边有空气），抬头瞟着我，像征求我的意见样，又像理所当然地给我吩咐一桩儿事。说这事儿在这里说着不合适，得到玲珍家里说。得到她家让你看一间屋。看一间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的一间屋里的东西和摆设。说着村长就拉着我的胳膊朝着灵棚外边走，仿佛让我走进灵棚看一下，是一道仪式和过程，不看玲珍是决然不行的。看完也就看完了，过去了，该进行下边的事情程式了。

    离开灵棚时，小敏已经快了几步在外等着我。身后的目光都在追着我们看，像看一出拉开了幕的戏，只等演员在锣鼓声中登场就行了（我也就不自觉地上场了）。也就跟着小敏和村长朝着村里走，几步后村长又想起了什么事，猛又立下来，回过头，严厉地朝着身后那一片望着我的目光训斥着，说哭呀，你们不哭干啥呢。说吹呀，不吹请你们到村里干啥呢。

    灵棚里的哭声便又啊、啊地大声响起来，哭着说，玲珍姐，你的命好苦啊，刚有了几年好日子，你就不过了。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你咋会这么傻啊玲珍姐？说我的玲珍婶，你怎么也不该这样地离开人世啊，你的日子这么好，你怎么丢下这么好的日子扭头就走呢？

    那响器班也开始吹奏起来了，吹奏的是丧白事中最为愁伤的《大出殡》，铜乐声像玲珍的寿衣在风中飘着样黑亮而寒凉，使人听着，仿佛会随着那音乐也走往另外一个世界里。这让我想起了《诗经》中《奏风·黄鸟》[38]那首三段十八行三十六句的诗，正是描写黄河岸边的耙耧人葬事悲惨的一首精细之作。

    交交黄鸟，止于棘。（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说起这位奄息，一人能把百人敌。）

    临其穴，惴惴其慄。（走近了他的坟墓，吓得浑身战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苍天啊苍天，我们好人一个不留。）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能赎他的命，拿我们百人换他一个。）

    ……

    我一边默背着《黄鸟》这首安葬诗，又一边站在那儿，回想着我刚刚看见的玲珍的模样儿。可却除了想起（看见）灵棚、乐队、孝子、棺材、寿衣的景况外，玲珍在棺材里的样子，却是猛地全忘了，一丁半点也想将不起了，模糊得如同头顶日暗沉西后的一团儿云。她生前的模样儿，死后的模样儿，穿了寿衣盖了白巾的模样儿，完全糊在我的脑子里，浆得如倒在地上的一碗面汤儿水。

    我很想再折回灵棚仔细看一下玲珍的脸。

    村长说，孝子不太多，主要是她男人孙林家在村里人口不太旺。

    我一直扭头望着灵棚那儿不动弹。

    村长说，不过玲珍人缘好，又有钱，响器班是请耙耧山脉最好的响器班。前几天县里有个局长死掉了，也是用的这个响器班。

    我从灵棚那儿扭回了头，看见小敏已经走入村子胡同中间了。

    （她走路有些像是小杏儿，每步都是活泼泼地跳。）

    走吧，村长说，乡里的张乡长（也和我们校长一个姓），有权得很，和我关系好。可再好咱也不能总是让人家在家里等着咱。

    我就又跟着村长，爬着胡同的上坡石板朝玲珍家里走去了。

    玲珍家里也和灵棚样（还是不一样），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烧饭的、切菜的，为明天出殡准备花圈和纸扎的金山、银山，童男、童女的，还有各种剪好的纸钱，正在包捏着银纸元宝，以及准备着最后往棺材放的物品和陪葬。所有的人都在忙这些，七上八下，热热闹闹，和会场一模样。我跟着村长走进院子时，门口正给别人发烟的四叔怔一下，对我说，哟，回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多半的目光就都刷的一下扭过来，吵闹声戛然而止，像舞台上的乐队忽然断了弦，破了鼓，唱戏的人不得不唱了半截停下来。

    日色已经悄然西沉。村头那儿依旧哭声干裂，音乐潮润，而玲珍家的响声和安静，却如音乐碰了墙壁般，各不相干地动着和静着。大家就坐在院子的正中央。村长向乡长介绍我，说这是京城清燕大学的大教授，大名人，大权威，在世界上知道《诗经》的人都知道杨教授。又问我，《诗经》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接着再向我介绍乡长说，这是张乡长，专门为了玲珍的丧事从乡里赶到山里来，也来和你商量一下玲珍出殡的事。就都握手、点头，彼此说你好。我用一只手握着乡长的手，说以后京城那儿有什么事了去找我。乡长用双手握着我的一只手，说那好那好，京城是首都，我还没有去过首都哪。

    问我说，京城有多大？

    ——你家住在哪一块？

    ——你媳妇也是大学教授呀。

    说有一天我一定到京城拜访你，一定到你家里去看你，宾馆贵了我就吃住在你家。说咱们山脉里的干部哟，在基层算个干部算个人，到了京城就是人家放的一个屁。说你坐下，杨教授，天已经不早了，该说正事了，让小敏和她四爷说一下玲珍死的事。便都把目光集中到一直待在边上的小敏和四叔身上去。四叔是玲珍丧事的财物管理员，买菜、割肉、进酒、发烟等，一切开支都要经过他的手。乡长让他和小敏说玲珍死的经过时，他正趴在院里的小桌上，算着这一天的开支和账目。听了乡长的话，忙转过身子来，望着村长的脸，把小敏朝我前边推了推。

    村长说，小敏，你说呀。

    四叔就彻底把身子正过来，将屁股下的凳子往我们这边拉了拉，又从哪儿扯过一个凳，让小敏坐到我对面，同我和乡长、村长围成一个小圈儿，抬头望了一下天，说马上就该吃饭了，小敏你长话短说吧。你详详细细都说吧。让你杨科叔叔好好听一遍。小敏便又用渴求的目光望望我，说杨科叔，我娘不在了，我爹也都不在了，我也不怕你再笑话了。说，我说啥儿你都别往心上放。说杨科叔，我说了你会生气吗？她用满是家乡的方言问着我，说都是一些想不到的事。说往年我娘都是在城里过年的，今年她却回到村里过年了。把我也从我婆家接到村里了。说杨科叔，你在外面是教授，回到村里就还是咱们村里人，我就当着乡长、村长，有话直说了。说其实我娘回村里过年是冲着你回的。过去的事，我不说你们都知道，我娘是和杨科叔订过婚的人，只是杨科叔到京城读书了，出息了，这婚姻就门不当、户也不对了。要说我是孙家的闺女不该说这话，可人都死过了，说了也就说了吧。说你们看，我爹孙林他结过婚，比我娘大着12岁，怎么着我娘也不该嫁给我爹的。

    可是她嫁了。

    她为了啥儿呢？就是为了能嫁到前寺村，离杨科叔家近一些。能看到杨科叔的家，能听到杨科叔在京城的一些景况和消息。为了这，她就嫁给大她12岁又结过婚的我爹了。要说她嫁过来过得也不错。对我爹也不错。对杨科叔他爹——我二爷爷也是一个心眼儿好。杨科叔，你在京城不知道，我二爷活着时，每年冬天我娘都给他做一双棉靴穿。那棉靴里装的不是棉花，全是羊毛和兔毛。

    杨科呀，四叔说，你爹那双脚可是一辈子享了大福了，就是他死了，玲珍还赶着为他做了一双羊毛靴，作为陪葬放在了棺材里。

    我娘没有嫁给杨科叔的命。小敏说，可我娘在杨科叔他爹的面前尽了一个儿媳的义务了。

    这样说能说玲珍对她男人孙林不好吗？四叔问着又答道，好得很。为他生孩子，为他操持家务盖房子，孙林遇了车祸，玲珍抱着死了的孙林拿头朝那汽车上撞，非要那汽车司机把她也轧死，让她和孙林一块儿都死掉，别把她们孤儿寡母留在这世上。直到后来小敏跪在地上，求着她娘别哭时，玲珍也才止住了哭。

    四叔说，你们能说玲珍对她男人不好吗？

    都好呢。四叔说，真是都好呢。

    可后来，安葬我爹时，小敏说，依着风俗把我爹和他前边病死的媳妇埋在一块儿，我娘和先前就不太一样了。她觉得我爹是他前边死去的媳妇的男人，而不是她的男人了。和她不再是一家了。也就从上房和我爹住的屋里搬出来，住在了南边这两间厢房里。说着她扭头看了看身后的厢房，停了一会儿，又看看已经黄昏了的天，急刹车样道，我娘在那屋里住了半年多，她就把我送到我婆家里去念书，自己到城里去谋着生意了。先卖菜，后卖馄饨和包子。再后来又租房开了饭馆叫豫西宴，自己亲自下厨去炒菜，亲自把菜端到客人的桌子上。请了一个姓吴的胖子帮她夜里守那饭馆的门，不料那姓吴的，还狠狠偷了一次我娘的钱。把她两年的积存全都偷了去，惊动了三天公安局，也没有从那姓吴的手里要出那笔钱，现在那姓吴的还活在县城里，吃的和喝的，全是他在豫西宴时偷的钱。经了这样的事，娘生了一场病，病好后她东山再起，把豫西宴改成耙耧酒家，这才慢慢又有了积存，又有了一些钱，有了现在的生意现在这个家。

    也就这时候，杨科叔你从京城回来了。

    她是以为杨科叔你要在村里过年她才从城里回到村里过年的。可她回来那一天，偏巧杨科叔你又进城搭车赶往京城过年了。年前村长在大喇叭上唤叫着，说清燕大学的校长让杨科叔抓紧赶回京城开会时，我娘刚好赶回家，也都在院里听到了喇叭上的唤。可到了大年初三时，从外村来了一个走亲戚的人，这人是在城里天堂街的哪家店里给人家打杂扫地、买菜剥葱的，因为和这人在城里认识着，我娘就在村头和他说起了话。他说他初二好像在天堂街上见到了杨科叔。说杨科叔你好像穿了一身灰衣服，在初二的黄昏里，从天堂旅客出来到一家小店去买洋蜡啥儿的。

    这事说说也就过去了。

    可到了初四这一天，我娘忽然把我从上房叫出来。我在上房楼屋里睡，娘把我叫到门外边。那时候，我看见她脸色苍白，说话气软，像没有一点力气样。我说娘，你咋了？她说没事的，小敏。我说你有什么事？她就站在院里这两棵树下迟疑一会儿，说小敏，我不想进城去，想让你往城里跑一趟，到那天堂街上看一看，去找一下你杨科叔，看他在不在那条天堂街。

    我说杨科叔回京城和人家媳妇过年你不知道呀？

    她脸上僵着一层黄，苦笑一下说，我知道，我就是想让你跑一趟，去去心病就算了。

    我知道娘和杨科叔的事，也就对娘说，你都这个年龄了，我爹都死了，你就别再记挂杨科叔了吧。

    娘就在院里站一会，到她脸上的黄白又厚到一层儿，如这天气落日照在阴坡上的雪，她就回她的南厦屋里了。走了两步还又回头对我说，城里不去也就不去了，我说去找一下你杨科叔的事，千万别再给旁人说。

    就完了。

    事情也就三三五五过去了。

    可初四刚刚吃过夜饭后，我想到村里走一走，她又把我叫到了屋子里，在灯光里望我一会儿，忽然说，小敏，你说你杨科叔是不是那样的人？

    我说哪样的人？

    她又不说话，看我一会儿，笑了笑，猛地说我累了，一辈子也不想进城了。说咱把钱都留着，把城里政府街上的房子送给政府好不好？不等我说啥，就又接着问我说，小敏，你说有一天我要死掉了，你爹和他原来的媳妇埋在一块儿，我想单独埋，把你杨科叔身上穿的衣服要上几件埋在我身边，你说你杨科叔他会答应吗？

    我不知道那时我娘问我那话是啥意思，埋怨地望了她一会，我说娘，你都说些啥。她就不说了，让我到村里串门了。

    初四那一夜，我是去的四爷家。四爷家有亲戚是我同班同学在那儿。我们在四爷家里说了许多话，直说到下半夜的一点多，才从四爷家里回到我家里。看厢厦房里娘的灯还亮在窗口上，我就对着窗口叫，娘——我回来啦。娘——你还没睡呀？我连叫几声没有听见娘答应，就从院里进了娘的屋。到屋里看娘睡熟在床上，有一条胳膊搭在被子外。我又叫了两声娘，过去把她露在被外的胳膊往那被子里放。这一放，拉着娘的手，心里惊一下，觉得我娘的手凉得和冰凌一样儿。忙又叫着娘，拉着她，晃着她。拉不动，也晃不动。我的手在她的鼻前放了放，心里缩一下，腿一软，我差点瘫在屋子里。

    我是扶着墙从娘的屋里出来的。一出来我就风一样朝着四爷家里跑，边跑边喊，差不多把一个村的人全都吵醒了。到四爷家敲着四爷家的大门和擂鼓一模样。说到这儿，小敏看了一下坐在她边上的四爷爷。仿佛为了证实小敏说的话，四爷（叔）瞟了一眼大伙儿，接过小敏的话茬儿（续着故事样），说小敏把我家的木门都快要拍破了。她在村街上跑着时，脚步声又稠又密，和下冰雹样。她边跑边唤，边唤边哭，到我家门口，狠劲儿拍着大门叫，四爷——四爷——快些吧，我娘不行啦——快些吧，我娘不行啦。我听到唤叫声披着衣服跳下床，开了门，就跟着小敏朝着她家跑。你们知道她家住在这村后，一路都是上坡，都是石板路。冬天石板冻得和铁一样，可直到我到了她们家，站到玲珍的床前，我才发现我没有顾上穿鞋子。为了玲珍我是光脚从我家跑到她家的。

    我都六十多岁了，半夜在村里跑着还像山羊在崖上跳着样。

    可是她那当儿已经不行了。

    来不及了。

    玲珍躺在床上和睡着一模样，脸上平平静静，像放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一盆儿水。有些青，也有些透明和冷凉。我把手放在她鼻前，就像放在一块冰前边。凉得很，没有一丝热气儿。

    她是吃过夜饭后，在屋里和小敏说了那些话，小敏一走她就吃了一大把的安眠药，睡着睡着死了过去的。到底她是这几年在城里待着待成了城里人，不像咱山区农村的，不想活了就投井，就跳崖，就喝农药敌敌畏，死了还受一场罪。她死倒是没受啥儿罪，和睡了过去样。

    说到底，她一辈子心里都装着你杨科呢。一辈子都没有把你杨科从她心里放下去。听人家说你去了天堂街，也就想不开了呢。也就吃了那一大把的安眠药。你们说说这年月，咋会又回到了旧社会，城里怎么会又有了天堂街？

    我是在她死后才明白她为啥要从上房屋里搬到厢房屋里的。四叔说，上房是楼屋，家具全都是新的，沙发软得如棉花新被子。可这厢房屋，房子虽然是新的，然那床，那家具，还有那屋里的一桌一椅和一个老凳子，没有一样不是陈年的货，破得很、旧得很，那摆设又旧又破，村里都没有一户人家是那个样子了。四叔说着朝身后厢房看了看，看那屋门还关着，仍落着一把锁，有些放心似的把头扭回来，望着我想说啥儿时，又把嘴给闭上了。

    黄昏已经降下来，村头的灵棚那儿，没有了哭声和乐声。回窝的冬麻雀，在墙头和树上，叫得红花点点，声音灿烂，雨滴一样稠密和响亮。从门外传进来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同麻雀的叫声赛着稠密和响亮，还赛着声音间隙的寂静和沉闷。

    灵棚那儿的乐队和杂人都赶着回来吃饭了。

    小敏说，杨科叔，你到我娘死的屋里看看吧。看一眼你就知道我娘这辈子活得有多苦。

    四叔说，看一眼也就明白了，就明白玲珍的心里一辈子装的都是你，不是我侄儿孙林呢。

    村长说，看看吧，感天动地呢。

    乡长说，看看吧，绝唱哩，真的是感天动地的绝唱哩。

    四叔从腰上取出一把钥匙来，领着大伙，穿过院里的人群，把南厢房的门给打开了。在门口按了一下镶在墙上的白壳开关（和宾馆入门的开关样），屋里的日光灯管闪几下，里屋外屋便如同白昼了。外间屋没有什么不一样，洗脸盆、洗脸架、黑红色的人造革沙发和一个十八吋的电视机，一般得如树林中的一棵树，草地中的几株儿草。可撩开里外间界墙上的一道布帘子，大家把我让进去，我一站到里间屋的门口上，就觉得有些不大一样了。

    大不一样了。

    完完全全不再一样了。

    厢房屋也是玲珍随着上房的楼屋盖的新瓦屋，墙面和房顶刷了从城里运回来的白涂料。可明明房顶本是雪白平顶的天花板，偏偏玲珍又用芦苇在那平顶上吊了一层方格儿棚。在那苇格棚上铺了一层新苇席（先前我在村里时，我的屋里也是苇秆吊顶，苇席铺在棚顶上）。墙壁明明干净得纤尘不染，可就在这雪白的墙壁上，玲珍又糊了一层发黄的旧报纸（小时候，我也总是在墙上糊报纸），并在那报纸上挂了一张二十年前的旧挂历（那时候、这时候，耙耧人都喜欢把挂历挂在客厅里或者床里边）。挂历下的床铺是老式的柳木床，床头的挡板是半月状的铡刀形。挡板上的红漆已经彻底剥下来，完全成了黑垢的尘色和灰色。为了不让床腿直接挨着泥土的地，有四个砖头垫在了床腿下（可她家原本就不是土地哦，原本就是水泥的地），床头放着一个大粮缸，缸口上摆着一个木板箱。那板箱能装粮食，也能装衣服（玲珍她在里边装了啥？），还有那老旧的一架木箱子，盖子的一边已经没有木板了，就让那一边豁豁口口露在外（像给老鼠钻进箱子留下的路）。屋子里有一股旧木头发出的陈腐味，像家具在年月中干枯以后，半是焦躁半是潮湿的味，还有天花板上已经很淡很薄的浅黄色的苇席、苇秆的苇香味。

    四叔说，小科，你再看一下这个长条凳。

    ——看看这椅子。

    ——看看这张抽屉桌。

    说着，四叔拍了拍床头和门口之间界墙下的抽屉桌。那桌子前腿两侧镶了三角雕花板，桌面上又脏又旧。为了遮旧，玲珍在那桌上铺了牛皮纸（以前我也爱在桌上铺张纸），牛皮纸上摆一个老台灯，还摆了一盏玻璃立式煤油灯。望着那灯时，我心里轰然响一下，慌忙过去拿起那盏玻璃的油灯看了看（灯座下果然有个豁口儿）。

    放下灯，又掀开桌上的牛皮纸朝桌面看了看。

    拉开抽屉看了看。

    掀开床上的褥子，朝床上席下的床撑看了看。

    打开箱子的大盖朝箱角看了看。

    我在牛皮纸盖的桌面上，看到了二十几年前，我把煤油洒在桌上点燃后烧煳的一个黑坑儿。在右边抽屉里，找到了二十几年前，底板破后我用铁钉钉着的两块小木板。在床头的木撑上，找到了那根捆着断撑的锈铁丝。在箱子角儿上，找到了三个被老鼠咬破的洞。

    四叔问我说，这是你用过的那张桌子吧？

    ——这是你在家睡过的床铺吧？

    ——这是你屋里的那个箱子吧？

    ——你看看，那粮缸是不是你床头的粮食缸。

    ——还有缸上那板箱。

    四叔站在屋子的正中央。小敏站在他身后。乡长站在屋门口。村长站在床边上。大家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丢失了20年又搬回家里的家具样。屋里静极了，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飘来飘去，轻如细风地响着和动着。四叔指着床东头的枕头（那枕头上铺了一条红绒大枕巾）和床上的一床红底黄花的厚被子，说玲珍死时就枕着这枕头，盖着这被子。说除了这枕头、这被子和褥子，杨科，你说这屋里的哪一样，不是你在前寺村时你们家的家具呢？

    这摆设不是和你在前寺村时同你屋里的摆设一样吗？

    不说房子和院子，这屋子不就是你杨科20年前在家时住的那间屋子吗？

    你爹死了，你们家里没人了，安葬完你爹的丧事后，你把你们家的屋门、院门一锁就回京城了。可不到半年，不到三个月，也许还不足一个月，你们家的门锁被人撬开了，你们家的床铺、桌子，所有的家具，连一根绳子和铁丝，都一天少一根，一天少一段，跑到左邻右舍了。反正你们家里没人了，那些东西闲着也是闲着的。

    闲着比用着还要坏得快。

    实话说，那一年我还从你们家搬走了一口锅。现在我们家用的铁锅就是你们家里的。

    玲珍这些东西不是从你们家里拿来的。大家都去你们家里搬拿东西时，她一样都没拿。她是到城里做了生意后，拿钱从村里各家把你家先前用过的东西又一样一样买了回来的。这凳子、这椅子，这些破家具，买旧的比新的贵几倍。她买回来就照着你在家里时的样子摆了这间屋。记得那时候，玲珍刚过18岁，是你四叔我做媒把她介绍给了你。你俩第一次见面，就在你家的厢房屋子里。那屋子当年就是这样儿。

    想不到，玲珍会把这屋子摆摆设设也成这样儿。

    和你在家住时一模儿样。

    玲珍回来过年就睡在这间屋子里。

    小敏早就给我说过她爹死后，她娘就开始住在这间屋子里，再也没有睡过我侄儿孙林睡过的上房屋里的床。每次从城里回来她都睡在这屋里。她睡在这屋里和住在你们家里样。说杨科，这是你先前睡过的床，恐怕她睡在这床上，就觉得是和你杨科结过婚了样。

    实在说，就是这屋子、这桌、这床害了她。

    也不能说是这屋子、床铺和桌子害了她。她原本好好的，无病无灾，从城里捎回来了几副中药，也都请中医看了那药渣，说那中药是养生养容的，不治啥儿病。说玲珍生前没有啥儿病，过得好好的，还每天养生养容地保养呢。可她一听说你春节去了天堂街，一时想不开，就吃了那么多的安眠药。真是的，不是听说安眠药不能随便乱卖吗？我和小敏都跟她说过，你是回京城和你媳妇过年了，可她不信我们的话。村长都在大喇叭上唤叫着，说过你们校长催你回去开会的事，可她也不相信村长的话。

    她就相信你是在天堂街上过年的。

    想不开她就吃了一大把的安眠药。

    可惜她这个年龄了，人还年轻呢。

    不过吃安眠药还是比上吊、跳井好，比跳崖服毒好。少受许多罪。人一睡着就死了，过几年我有病了也吃一把安眠药，少受多少罪。

    晚饭后，大家都围在玲珍家的上房楼屋里。楼屋的客厅大得很，比清燕大学我家的客厅大出两倍来。周围放了沙发、凳子、茶几，客厅还和空的样。四叔去丧葬库里端来了花生和核桃，还在客厅中央生了一炉大炭火。屋子里温温暖暖，和颜润色，光线和人的笑脸一模样。院落里吃过葬饭的人，正在洗着锅，说着闲，如同剧院开戏前的场景样。

    村头的灵棚那儿，响器班的乐手们吃了好菜、肥肉，都喝了几口酒，回去就开始在寒冷里吹得热气腾腾了。他们吹《奔丧葬》，也吹《欢喜歌》，吹《泪洒苦恋地》，也吹《喜鹊闹枝头》，铜黄竹红的音乐在夜里颤抖流畅，仿佛绸布在风中断断续续地摆动着。大家就听着那乐声，在屋里围着红旺旺的火，烤得手热脸黄，把烧了的核桃放在脚下轻轻一踩，油香味便在屋里漫溢或凝着。乡长把一瓣烧出油的核桃放在嘴里说，杨教授，你吃呀。京城不这样烧核桃，你小时候在家总是烧过的。说现在再讨论一下玲珍的事。说玲珍从前寺村到县城做生意，去时手里没有一分钱，到乡政府申请贷了一笔款。那时候乡里财政紧得很，乡干部三个月没有发工资，可考虑到玲珍情况特殊，考虑到让山区农民走出去发家致富是我们干部的职责和良心，我就硬着头皮给玲珍贷了一笔款。说玲珍聪明能干，勤劳节俭，很快用这笔贷款就在县城开了豫西宴。后来想扩大酒楼，又改豫西宴为耙耧酒家时，我还又贷给她一笔资金做资本。说当然喽，这些钱玲珍发财后，很快就又还给了乡财政，所以乡里才树玲珍为贷款致富的标兵带头人，就像你们大学享受奖学金的好学生。说现在玲珍不在了，她知恩图报，在死前决定要把她在城里的那个耙耧酒家和那所宅院捐给乡政府，作为乡政府在县里的办事处，我就是为此才代表乡政府来这村里感谢的。说杨教授，玲珍和你的爱情感天动地哩，所以我也代表全乡十几万的老百姓，希望你能满足她生前的一个想念和愿望，请求你答应她的那要求，把你贴身的衣服、鞋袜都拿出一套来，作为陪葬摆在她身边，给她一个衣冠葬、衣冠冢，也算她这辈子没有白白和你好一场。哪怕就是单相思，也总算她活着不能同室，死而可以同穴了。

    还有你用过的书，四叔说，你是读书人、大教授，她人在孙家心在你杨科身上呢。说你把你写的书也放进她棺材几本好不好？

    村头那儿，音乐响过一阵后，该着孝子们的流涕痛哭了。音乐也就歇下去，哭声吵吵嚷嚷闹上来，在寂静空旷的山脉间，如寒星闪在天空样。闹归闹，却是因为那哭声的单调和瘦弱，越发显得寂静了，辽远了。院子里收拾了锅碗的大厨们，在准备明天出殡时的饭和菜，因为天气冷得固若金汤，他就在肉案上用双刀剁着肉和骨头唤，我让你冷、你让我冷，再冷我把老天爷给剁到我的刀下边。

    一连声地唤，一刀接一刀地剁，他就出汗了，暖和了，剁刀在肉案上也响得匀称有律了。

    村长没有吃那烧核桃。他一直在火边剥着吃花生。地上剥的花生壳，已经把他的一只脚尖埋掉了。嘴角上的白色花生油，像奶汁样挂着一玑串珠儿。到那花生吃够了，别人也都把该说的全都说尽了，他擦了一把嘴，把脚前的花生壳朝前踢了踢。杨教授，村长坐在那儿轻轻跺掉了脚上的花生壳，说陪葬活人物，这在耙耧山脉是天大一桩儿事，毕竟人还活着，就要把用着的衣服陪着死人埋到地下呢。说到天东和地西，这对活人不祥哩。可你们在外边，住京城，除迷信，讲科学，这道理就容易想明白，何况玲珍她是为你死了的，死得感地动天呢。村长一边这样劝着我，一边把他踢散的花生壳儿用脚拢到一块儿，拢出一个坟头的样儿总结说，人一辈子有一个女人这样痴心爱着值了呢。

    重复着说真是值了呢。

    问我道，你同意不同意？杨教授，同意你就点个头，不同意村人、乡长也都理解呢。就都把目光搁在我脸上，每个人都热切切地等着我点头。

    我就毫不犹豫（有些犹豫）地点了头，说同意啊，把我的帽子放到玲珍的棺材里。

    ——同意啊，把我的衣服放到她的棺材里。

    ——同意啊，把我的鞋和袜子全都放进她的棺材里。

    ——同意啊，把我写的书和读的书都放进她的棺材里。

    说只要她的棺材能放下，要我什么我都愿意把它放进棺材里。说若不是怕我死了我现在的爱人茹萍受不了，她会哭得死去活来，怕会因为我死她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愿意把我的命也放进玲珍的棺材里，让村人抬着我和玲珍一块埋进玲珍的墓里去。说如果不是怕清燕大学的老师、学生和教学离不开我，我真的是愿意让村人把我和玲珍一块都埋掉，让我和她生不能同室，死而可以同穴呢。

    屋里静下来，静得如屋里没有人。

    我说还有小敏上学的事，她今年17岁，要考大学了，只要她肯学，愿读书，我一辅导她的成绩也就上去了。考大学就是少那么一二分、三五分，我和学校说一声，学校不能不给我一个面子的，不能不特招这么一个大学生。

    小敏，我说你愿意到京城读书吗？

    ——愿意跟着叔叔学习文科，将来和我一样研究《诗经》吗？

    ——愿意和我一样成为教授、专家吗？

    火盆里的木炭火，有哔剥炸裂的声响在我问话的间隙中跳，如滚石细沙响着从崖上跌下来。我问着抬起头，看看大伙儿，见乡长、村长、四叔的眼睛中都有了喜出望外的光，最后我把目光落到了小敏的身上去，像征求她的意见一样望着她（如刚才大家都在望我样）。

    小敏是坐在背对屋门的一面上，身上的孝衣和孝帽，在火光里藏着暗红的白，仿佛背后有着日光的云。她听着我的话，感激的目光水一样柔软和澈明，她刚才还伸在那炉炭火上的两只手被烤得透亮，如她手指头里边也有火光样，可现在，她把那双可爱的小手缩回到了袖筒里，低着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想了一会儿，什么也不说，忽然又抬起头来看看我，就猛地朝我跪下了。

    咚的一声朝我跪下来，脸上挂着红，挂着泪，说杨教授，杨科叔，你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吧。你能把我当成你的女儿，我娘死了也值了，也可以在地下瞑目啦。

    便都在一片安静中，望着跪在地上的小敏不说话。望着我等我说上一句话。然在我要开口说话时，看见有人从院里走进屋子里，站在门口上，从肩上揭下一块做饭的围腰布，抖着上边的雪花说，外面又落雪花了，这屋里暖和得和人都钻在棺材里样。

    我跟着那声音抬起头来，果然就看到门外已经大雪飘飘了。

    世界上一片莽荒荒的白，下了一夜雪。

    下葬玲珍就在第二天的雪天里。

    村里人一大早就都忙着从各家赶出来。乡长为了让玲珍说过的捐房赠屋的话最终成为事实，他亲自当了安葬玲珍的阴阳师，连夜把我的内衣内裤、帽子、围巾、羽绒袄和灰色的呢裤拿出来，依着里外顺序摆在玲珍的左边上（男左女右嘛），把我的一双皮鞋和两双袜子放在棺材里玲珍的脚头上，还从我家的桌上拿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诗经》），也都放在棺材的顶头部（那儿还是没有杏儿端给我看的那个红木盒）。就这样，便在一片静中把我和玲珍合葬了。

    雪是大得很，从天空打着慢旋落下来，村里所有的树枝都是一条一嶙的白。被大雪压断的槐树枝，挂在村头半空里，使灵棚周围有一股冰清玉洁的槐汁味。人们都在忙着出殡的事，都围在棺材周围，看乡长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地摆在玲珍的身边。

    摆我的帽子时，村人们说，这是杨教授，换了别人谁会同意呢。

    摆我的围巾时，村人们说，玲珍值了呢，到底和她一辈子恋着的人埋在一块了。

    摆我的羽绒棉袄时，村人们说，那袄还是新的呢，可惜了，为啥不摆一件旧的呢？

    到男女同穴的衣冠棺给塞满了，让我（的衣服）和玲珍身挨身地挤在一块躺进一个棺材后，天色也早已明亮得清清白白（大雪天，天空反而亮得早），山脉和村落都在那白里静着和僵着。雪还在不停地下，冷得连刚呼出的热气就在半空结了冰，又碎成冰珠儿跟着雪花掉在雪地里。响器班要在雪地里不停歇地吹，就在那雪地生了一大堆的火。他们围着那火吹得普天同庆，天人合一，蒸蒸日上，个个头上热汗的蒸汽都如竖着的烟囱一样向上冒（冒不高），汗从头顶流向面颊，又流至下巴落到他们的棉袄上，然后那汗猛地一受凉，就在他们的衣服上结成越来越厚（也厚不到哪儿去）的冰块了。

    乡长站在棺材头的一个高凳上唤——现在该请清燕大学杨科教授的衣冠入棺啦——白事转为红事——响器班吹奏喜乐——

    响器班就开始在鞭炮声中吹奏婚庆常吹的《百鸟朝凤》曲。

    乡长唤——感谢杨科教授学富五车，知情达理，同意把自己的衣服安放在玲珍的棺材里，请孝子走出灵棚谢大礼——

    四叔就在最前面，挽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小敏，带着长长的孝子队伍，绕道至灵棚后边，朝着我住的杨家老宅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头。

    乡长唤——白事转为喜事，感谢杨科教授的妻子知情达理，同意成全玲珍和杨科的恩爱痴心，孝子到高处跪拜谢大礼——

    四叔就领着孝子队伍（后边跟着响器班），到山梁上朝着京城的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头。

    乡长唤——玲珍安详、杨科安详，孝子到棺前为他们夫妇行大礼——

    那一群顶着落雪的孝子们，就从山梁上缓缓走下来，在响器的铜声乐调中，在棺材的前边跪下再磕三个头，并又叩首三拜礼。

    一切都在乡长的指挥下，依着乡俗进行衣冠冢的仪式和跪拜。然后是盖棺、上香和出殡前的等级行孝礼。音乐声响亮悠长，哭泣声哀哀怨怨，说话声吵吵闹闹，落雪声静默悄息，到了天空的清白中有了黄色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形式到了段落后，一切出殡的准备也便就绪了。

    乡长唤着说——人生百岁谁无死，只留英名照汗青。玲珍生得平凡，死得伟大。她自幼割草读书，小学毕业，和我们耙耧山脉在京城教大学、领硕士、带博士的杨科教授订婚之后，南辕北辙，阴差阳错，不能夫妻。她下嫁前寺村，和孙林成婚，生下女儿孙小敏，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在村里做饭种地，洗衣侍男，上敬老人，下育孩子，贤妻良母，道德优秀。对杨科的父母之好，胜过自己的亲生父母。对丈夫孙林之忠，村人有目共睹。孙林下世之后，夫债妻还，到城里贷款卖菜、做馄饨、包饺子、卖烧饼，最终在城里打下一片天下，成为咱们耙耧山脉有名的企业家。在离开人世之前，又向女儿小敏交代，坚决要把城里的耙耧酒家和那一院房舍，全都捐给乡政府。捐给政府干什么？那是为了表达她一片大公无私、金光闪闪的心。为了感谢玲珍这一片真心，我乡长今天亲自来当这阴阳师。要亲自把玲珍送到墓地里。要亲自把玲珍的一生总结出来给大伙看一看——纵观玲珍的一生，真可谓生而不凡，死而不俗。正因为这一点，杨教授才愿意在自己人到中年之时，把自己的内衣、内裤、帽子、围巾、衣服、鞋袜都从身上脱下来，放在玲珍的棺材里。才愿意和玲珍生不能同室，死而同穴。才有今天大家都看到的衣冠棺，才有这让村人将来念念不忘的耙耧深处的衣冠冢。才会让咱们耙耧山脉在几十年后，永远流传着一个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在这山脉间。

    乡长说着唤叫着，唤叫着又如演说着。他站在棺材前的一条凳上这样演说时，孝子们和响器班都站在灵棚外边的雪地里，目光专注在他的脸上和身上，还有他的手势上。人群里除了落雪飘飘的声音外，别的什么声息也没有（我在学校讲课时，教室里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似乎村人动一下，就会漏掉他演说中的一个词儿一句话。可就在这冷冷热热的专注里，灵棚里忽然有了骚动不安的说话声。

    有了一片惊喜和愕然。

    棺材在乱糟糟的灵棚里，齐整整地架在凳子上。那些捆在棺材四周的抬杆和麻绳，也都有序乱乱地吊着或竖着。所有的人都在外边听着乡长的演说和指挥，只有抬杠手们仍在灵棚等着乡长演说完了后，准备抬着棺材朝着外边走。也就这时候，有个在棺材脚头吸烟的年轻人，他忽然指着棺材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快看呀。

    大声唤——乡长啊——你过来看一看。

    ——乡长啊，你快看过来看一看。

    乡长有些不悦地扭头望着他。

    他说张乡长——真的你快过来看看呀。

    乡长就和灵棚里的人，全都看到了那一幕。惊喜与蜡黄，便龙飞凤舞地僵在了他的脸上和灵棚的角角落落里——先是有几只蝴蝶突然落在玲珍的棺材上，翅膀一扇一闪如同召唤般，待那年轻人看着蝴蝶把乡长从灵棚前边叫了过来时，那蝴蝶就不是几只了，而是几十只，上百只，全都和银杏树叶一般儿大，银黄的翅膀上，有着鲜艳透红的花。那些蝴蝶从灵棚的各个缝中钻进来，从灵棚的入口飞进来，落在棺材的盖子上，落在左右两侧的棺材上，落在架棺材的两条凳子上。没地方下落时，就落在棺材周围灵棚的帆布和木架上。金黄金红一片儿，使那黑棺材成了黑底印花的一块油布般。因为棺材的黑，蝴蝶身上的银白金黄反而显得越发的清晰和明亮。因为一片的雪白和孝白，蝴蝶身上的各种红绿图案反而愈加鲜明和透亮，鲜明透亮得如同黑夜里突然有了一大片的光。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摇着翅膀凝在棺材上，似乎突然间，那黑棺材上开满了无数烂漫的花。仿佛黑棺材被涂抹成了五彩斑斓的花棺材。

    乡长从灵棚门口走进来，站在左边棺腰上，他的脸上先是一阵喜，喜着转身扒着灵棚的帆布缝儿朝外看了看，看到外面世界依旧是大雪飘飘，茫茫荒荒一片白色时，雪天里的寒气从帆布缝中吹进来，刮在割在他脸上，使他扒着帆布缝的手，立马冻成了青红后，他的脸色便有些暗黄了。把帆布缝重又合起来，从灵棚那儿回到棺材旁，看棺材上的蝴蝶竟又越发多起来，没地方落的蝴蝶就在人的头顶和棺材的上空飘着和舞着，仿佛一个灵棚成了蝴蝶的世界时，成了蝴蝶的一个巨大笼箱时，灵棚里就堆满了蝴蝶花粉的香味和翅膀飞动的窸窣声，仿佛春天里的一阵细雨在灵棚里卷着落着样。外边所有的孝子和帮助出殡的村民们，有一半都已进了灵棚里，都在围着那棺材蝴蝶看。看不到的朝着里边挤，看到的又不愿离开那棺材。一时间，便把灵棚挤得水泄不通，针插不进，热闹非凡如戏场的高潮到来一模样，人人都在大声地惊叫和诧异，愕然和议论。

    ——呀，大冬天从哪儿来的蝴蝶呀。

    ——天，你们看，这蝴蝶在棺材上好看得和画的一模样。

    ——知道吗？你们知道吗？这是因为玲珍和杨教授是天生的一对儿，生不同室，死而同穴，才有了满天飞的蝴蝶哦。

    村长从外边挤着人群进来了，他在棺材前边站了站，对着乡长说，大喜啊，乡长，这是天撮之合的大喜啊。

    四叔从人群后边进来了，看了看，又对着人群唤，去找杨科来看一看，快让杨科来看看，让他看看他和玲珍是多么好的一对儿。

    就有人在人群中闪着身子去找我，还大声叫着杨科叔——杨科叔——杨教授——杨教授。叫着叫着，乡长脸上刚才的暗黄也就转淡了，又成一层喜悦了。他在人群中找不到我，又挤出人群到灵棚外边看了看天，见雪花虽然还飘着，可山梁的上空，那儿似乎有一团日光色的黄，知道出殡的时候不能再拖了，必须要依着时辰抬着玲珍和我上路了，就对身后的村长说，该出殡了吧？

    村长说，大喜哦，千年不遇的大喜哦。

    乡长说，该出殡了吧？

    村长说，以前只是听老辈人说过阴阳配的喜，今天可真正见了这阴阳配的喜。

    乡长说，该出殡了吧？

    村长看看天，说那就出殡吧。

    乡长便又回到灵棚外他刚站过的凳子上，扯着他的嗓子叫——古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曲化蝶传天下。今有咱耙耧山脉的玲珍和杨科，又一曲化蝶传天下。生不同室，死而同穴，夫妻恩爱，有蝶为证。为什么蝴蝶会在寒冬腊月的大雪天里飞来落在棺材上？会在灵棚里飞得山山海海一世界？就是因为杨教授和玲珍的爱情感地动天，惊动了上苍，老天爷才让大雪天蝴蝶赶到这灵棚里，来道喜祝贺落满这棺材。

    ——什么叫天撮之合？这就叫天撮之合。

    ——什么叫生死相爱？这就叫生死相爱。

    ——什么叫梁祝化蝶？这就叫梁祝化蝶。

    ——什么叫生不能同室死而同穴？这就叫生不能同室死而同穴。

    ——感天动地啊，感天动地啊。

    ——感天动地哦，可真是感天动地哦。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没有不分离的阴阳。杨教授和玲珍的爱情无论多么惊天地和泣鬼神，我们都得把他们埋到地下去，让他们入土为安，永不分离。现在差不多已经是上午10点钟，如果是晴天太阳一定悬到了头顶上。到了必须出殡的时候了，再不出殡就错过出殡的时辰了。

    ——现在大家都要听我的。

    ——我是乡长都要听我的。

    ——孝子各就各位——看客各就各位——抬手各就各位——帮手各就各位——乐手各就各位，准备吹奏《大出殡》——

    我和玲珍便被抬走了。小敏在前边抱着我和她娘的像，抬手在小敏身后抬着蝴蝶棺。棺材后边是送着棺材的乐队和响彻天空的《大出殡》，再后是孝队和看热闹的村人们。葬队散乱有序浩浩荡荡，而跟着棺材和葬队飞舞的蝴蝶，也浩浩荡荡，起起落落，像在天空中翻飞的彩色羽毛和透明薄亮的金纸银片儿。葬队过去之后，天空和地上，山上和山下，到处都留下一片蝴蝶飞舞的哗哗声。

    第九节 雅

    1．大田[39]

    春天时，我又见到玲珍了。

    那一天，小敏没有去上课，过来让我为她辅导课本中选自《诗经》的《大田》那首诗。说完了，讲完了。她在院里帮我洗衣服。我在院里收拾着种在空地上的菜。菜是通常的小青菜，嫩叶子黄亮透水，在春日的阳光里，像从地上钻出来的玉石玛瑙的薄片儿。菜畦儿就在我家原有上房的空地上，三尺宽，一丈长，共七畦，种了青菜、韭菜和我爱吃的荆芥苗。

    我已经彻底成了前寺村的一口人。这是我的家，是我家的老宅地，我愿意在宅地里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早晨时，我坐在院里那些刻有汉字的石头上刷着牙，村人们路过门口时，朝里望一眼——洗牙呀，杨教授。日出时，我在那石头上随便拿着一本书，也不看，就那么懒洋洋地坐在太阳下，村人们看我一眼，说读书呀，杨教授。我在那院里种着菜，他们见我在翻地，就说翻地呀，你把地下的那些蛹虫可千万拣出来。见我在用锄和蝇子拉着拢畦儿，就说地埂不一定要那么直，重要的是浇水时能聚着流水就行了。

    初春里，有几家院里的杏花白了半个月，又有几家院里的桃花一盛开，便催着人家的雪白落下去。树都发了芽，到处是草的青气和树汁透过树皮钻漫出来的蓝香味。山脉上睡了一冬的小麦苗，不知从哪一夜突然醒转来，猛然间梗着脖子生长了。月夜里，在我家院里能听到田里麦苗的生长声，像水在沙地的细流声，还像月光落地时，光和地物的触摸碰撞声。除了偶尔到城里的天堂街上和我熟识的那些姑娘们见面外（也还乘机以清燕大学的名义给村长打电话，让他代问我的研究和身体），其余时间我一个冬天都守在村落里。

    我要研究《诗经》在耙耧山脉的起源和创作。

    还有《诗经》的民间歌唱和流传。

    还有，在空闲的时候里（每天都空闲），模仿着《诗经》中的描述生活。小敏已经高三了，17岁，为了高考让我辅导她的语文课，她每个周末都从外婆家里回到前寺村。回来就帮我洗衣服。回来就要和我说下许多学校的事，村里的事（还有她外婆家后寺村的事）。可是在三月末的这一天，村人都到麦田锄草、施肥时，整个村庄静下来，除了村街上悠闲走着的狗，欢快在枝头的雀，还有别的昆虫的叫声外，其余什么声音也没了。我给她讲了《大田》那首诗的立意、技巧和特色，并又说那诗每年高考都不会去考它，说其实你压根不用去复习。

    她问为啥呢？

    我说天下的人除了你叔我，有谁能真正理解《大田》里诗人那份爱田爱物爱人的情感呢？

    她就把书本又给合上了，将课本随意地扔在了窗台上。

    将午时的日光悬在头顶上，春暖温水样浸着山野和村落。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把目光从门口望出去，能看见10里、20里外的山脉和田地，还有那田地里锄草施肥的耙耧人。能看见头顶碧蓝的天空中，由于蓝，日光在那蓝上便有了毛茸茸的一层黄亮的晕。小敏去村里挑了一担水，坐在那块刻有一个“草”字的石头上，穿着一件玲珍给她留的薄绒羊毛衫，洗着我睡了一冬的单子和枕巾，上下起伏的肩头如两个圆滚滚滑在半空的球。那时候，我在菜地的苗上捉虫儿，每捉一只虫儿并不捏死它，而是放进一个瓶子里，最后把那些虫儿放生到村外的一片草地里去，让它们到那草地活着和生存。也就这时候，我直了一下身，扭头猛地看到迎面对着我的小敏的脸。她抬头擦着脸上的汗珠时，脸色红得和她的绒衣一模样。

    她的脸和润红让我哐的一下怔住了。

    心里猛地跳几跳，我想到了玲珍和我在一起时那张润红的脸，也是那样的光亮和红嫩，也是那样的经常在额门上挂着汗珠和水色，也是鼻子挺直，嘴唇圆嫩湿润，像永远都有汁水要从那唇上溢出来。我盯着小敏不动弹，看见她的头发也和当年玲珍的头发样，乌黑光亮，宛若黑绸在她的头上梳着和流着。那一刻，我有些魂不附体地走神儿，一瞬间发现小敏长大了。

    轰的一声长大了。长得和她娘同我订婚时候一模样。胸脯高挺，额门发亮，搭在她肩头的头发上，有一股少女身上黑亮亮的油香味。

    我手里拿着的那把野草和装着虫子的玻璃瓶，不自觉地落在了菜地里（幸亏她没看见我的痴呆和听到瓶子的落地声），被砸倒的菜苗像婴儿的梦呓样，轻轻叫一声，飘散出一股汁液的清腥气，我就朝着小敏走过去。

    我说玲珍，随便洗洗就行了。

    小敏说，叔，我今年整整17周岁了。

    我惊着，你有17了？

    她望着我笑了一下说，得洗干净呢。

    我说你过了17了？

    她说过了17就是18了。

    我怔在那儿没有动，懵懵懂懂竖在那儿像一段木桩儿。到我明明白白意识到，她已经17周岁，已经长大成人时，喜悦从天南地北、四面八方朝我围过来，我的心一下浸在了一种暗幽幽的喜悦里。忙拉过一个凳子坐在她面前，说天呀，你已经17了，你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呢。

    我用一只手剥着另一只手的土，说小敏，你过了17了，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儿。

    看着她去把洗好的床单和枕巾搭在两棵树间的绳子上，我跟在她的后边说，你竟有17周岁了，你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待她搭完了床单和枕巾，还有我的两件水淋淋的衣服时，她回头望着我，问我还有什么要洗吗？我说你去照照镜子看，你和你娘长得简直就是一模儿样，也是这么高，这么不胖不瘦的样；也是挺鼻子，厚嘴唇，像苹果又像鸭蛋形的脸，你怎么会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呢？

    你怎么能长得和你娘一模一样呢？

    我说小敏呀，我又找到你娘了，你娘又活着回到我的面前了，连前寺村的山脉、日光、房舍、田地与春天的野草和小鸟，都和20年前如出一辙、一模一样了。连这院里房檐下挂的锄、靠的锨，墙上的裂缝，地上的土灰，门框上的黑漆，院里榆树身上的木疤和总藏在门口哪儿的蛐蛐的叫声，都和先前一模一样了。

    天和20年前一模一样了。

    地和20年前一模一样了。

    树枝、小草和鸡鸭牛羊都和20年前一模一样了。

    2．车辖[40]

    仲春一到，小麦突然间赛了筷子的深浅，油黑黑、蓝汪汪，在山野上肆无忌惮、盖地铺天。村落里先是泡桐树在二月间粉红了半个天，再是三月里槐花挂白，杏花如雪，到了四月之初，白色还未褪尽，榆钱儿的银黄就吊吊串串地系在半空里，把整个山脉和世界都染成了高高低低的香。

    早生的知了，白天晚上都在树上欢天喜地地叫。

    麻雀白天晚上都在枝头上欢天喜地地叫。

    还有村里许多家都在土坯墙头上种的太阳花，本该是在五月灿烂的，可这一年的四月初，就在日旺的地方开起来，红的、黄的、白的，还有一种粉黄色，鳞鳞瓣瓣，一点一滴，晒在墙上的日光下，艳得如涂了颜色般。村人们踮着脚，望着那一街两行都开在墙头上的太阳花，望着吊在半空银黄的榆钱儿，望着从他们头顶飞过的银格朗朗的知了的叫，站在街道的中间或村头，说呀——太阳花开了，不知村里谁家有意外的喜事呢。

    说呀——今年知了叫得这么早，春天和夏天混到一块了。

    说呀——你看大雁从梁上飞过落下的毛，本该是白的，咋就有了粉红色。大喜哦，是谁家有了意外的大喜哦。

    我就要和玲珍结婚了。

    我决定要和小敏（玲珍）举行一场正经八百的婚礼和仪式。有一天是星期三，小敏没有回到后寺村外婆家里去吃饭，她从山梁那边的中学翻过梁子回到村子里，到我家里吃了饭，取走了上个星期六忘在窗台上的一支笔，要走时我又问她说，你们明天考试啊？

    她在大门口回过头来说，叔，我已经17周岁了，虚岁已经18了。

    我说让我摸摸你的额门吧，摸摸你，明天考试你的成绩就不一样了，就能考到班里的前几名。

    她没说让我摸，也没说不让我摸，就站在大门后边回身望着我，像望着她不认识的一个字、一本书、一首诗。门是虚掩的，越过院墙的日光正好晒在她脸上，使她那扑红扑红像瓜子又像蛋形的脸里，隐着一层暗红的光，仿佛一粒硕大润红的葡萄似圆似长地挂在太阳下，透明、发亮，闪着诱人的红。

    我说小敏，你叔毕竟是咱们耙耧山脉几十年来唯一一个考到京城名校的学生啊。

    ——毕竟是那名校的名教授，带过的硕士、博士和榆树上的榆钱儿一样多。

    ——学问说不上大，可对《诗经》的研究天下有谁能比呢？

    说你没见过四邻八村学习不好的学生，都来让你叔摸他们的额门吗？没听说我一摸他们的额门，他们的学习全都好了吗？说着我朝门口走过去，把右手轻轻放在小敏光亮的额门上，感到她的额门微温微凉，光滑湿润，像额门上飘着一层被日光照亮的雾。在她那滑润的皮肤上，那微细微细、似有似无、似灰似白的胎毛如毛笔头儿上的一尖尖儿白。我的手碰到那细微的一尖儿白色时，像舌尖儿碰到了微细的一股风，指尖上的皮肤哆嗦一下子，我便大着胆子把我的四个手指和半个手掌贴在了她的额门上。她站在我面前，头顶齐着我的下巴儿，我居高临下，看见她鼻尖上的汗珠儿，一粒一粒浸在她的鼻头上，金珠玛瑙般闪着光。从她额门上落下的几丝没有盘在头上的黑头发，轻柔柔拂在我的手指上，像随风起落的香味拂在村街上。

    我说你虚岁18了？

    她说明天考语文。

    我说没事的，你肯定比别人考得好。

    她说人一到18岁，就成大人啦。

    然后我把我的五根手指又都贴在了她的额门上。把满手掌都贴在她的额门上。还用我的右手在她头顶上用力向下按了按（她的头发在日光下发出乌金的光，摸上去温暖微烫，像冬天时我把手按在了晒热的被褥上），双眼盯着她的脸，盯着她的眼，盯着她紧紧闭着的嘴，看见她闭着的嘴唇上，有三分之一的唇肉搁在半空里，像一片红玉浸在日光中。那时候，日光穿过仲春照过来，她那玉薄的一线儿唇，被照得亮光闪烁，唇肤薄得如是蜻蜓的翅膀样。有一股清淡浓烈、源自她唇角的笑意和香味，在门后、院里、村落间飘散和流淌。我闻着那香味，微微地有些眩晕和激动，似乎站不稳想要瘫软地坐在地上样。透过那蜻蜓翅似的唇，能隐隐看到她的唇肤下，线似的脉管和筋丝，还有循环流动的血液和热气，还有她那个春水似的年龄蓄积在嘴唇上的年轻和饱胀。

    盯着那片透玉玛瑙般的红，我说你长得真的和你娘是一模样。

    她说叔，摸完了吗？

    我说这下好了，明天你尽可以安心考试了。

    她便笑了笑，一脸释然，如没有染过尘的水。待我把手从她的额门和头发上挪开来，她又笑一下，蜻蜓一样飞走了。开门时，脖子上的衣领闪动着，连偶尔露到外面的那片与胸脯相邻的胸脖之间的肌肤上，都朝外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十七八岁的肉香味。

    我看着她从门口出去了，走在村街上，似乎脚跟不挨地，只用脚尖落在路面上，一掂一掂如奔跑的雨滴从我的视线消失了。忽然间，她的消失仿佛从我家、从我的心里拿走了什么般，使我一下子心里空得如山脉在冬天的空旷样，绿色没有了，清纯没有了，连往日躲在背风朝阳处的草青的气息也都忽然消失了。小敏把我的一切全都拿走了，如同我想紧追几步，把那些丢了的东西全都抓在手里样。猛然间，我想要和玲珍（小敏）结婚了。

    想要和小敏（玲珍）结婚了。

    取出小敏的一张半身六寸的照片盯着看一会，看她穿着红毛衣，头发梳成两根大辫子，一根在肩前，一根在肩后，质朴就像草木石头样结在她脸上，我就决定要和小敏（玲珍）堂堂正正举行我们的婚礼了。

    下午时，村里依然静得和没有村子、没有人烟样。走出山脉做活闯荡的年轻人，把村落留给了老人和孩子。带着孩子下地做活的老人们，又把村落留给了我和村里的牲畜们。我和村头的牛、街上的鸡、墙下卧着的狗，一块儿守着那村子。守着我家的老宅院。在日光中坐一会，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睁开眼看看依然关着的院落门，站起来，看看天，又过去把大门的锁锁上，走回来没有迟疑我就进了屋子里。像收拾洞房样，我把外间屋里的板凳、椅子都从屋里搬出来，再从灶房端出一盆水，用抹布把那板凳、椅子洗了一个遍，让它们在太阳下晒着水湿和潮气，再端着水到屋里把家具、床腿、空气、蛛网和门框擦了一个遍，把地砖和砖缝擦了一个遍，把里屋的墙角、书籍、窗户、纸笔和所有的气味杂色洗净、擦干后，再把一张红纸铺在桌子上，叠在桌子上，裁在桌子上，剪出一个尺五见方的双喜字样来，贴到床里的墙壁上。再把床铺上的被子、床单收起来，把小敏洗过的被褥从立柜中取出来铺到床铺上，把另外一张红纸裁出一副对联的条，写上《诗经》中最有名的婚姻句，上联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鸳鸯双飞不分开，小网捕捉大网掩），下联是——乘马在厩，摧之秣之（迎亲马儿在马房，喂它草，喂它粮），横批是——鸳鸯婚。

    把这对婚联贴到门框上。

    把家具摆到屋子里。

    把一条红绸挂在院落的树身上。

    最后我把小敏的那张六寸彩照镶在一个镜框里，盯着她望了一会儿，又望一会儿，看她笑着桃红李白的样，我说，我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她依然笑出桃红李白的样。

    我说我俩现在就要结婚了。

    她依然笑得桃红李白的样。

    我说结婚仪式现在就要开始了。

    她笑得桃花灿烂，粉香淡淡，仿佛春天的季节里，除了花开什么也都不再存在样。在村街上的宁静里，能听见太阳花在墙头追着日光扭着脖子的响动声。谁家的芦花母鸡欢在门口黄灿咕咕地叫，像河水一样汩汩潺潺地流过来。被那叫声召来的另外几只鸡，如集会啄食般，都在咕咕叫着就地儿团团地转。我把小敏的照片端在我的右手里，走到院门口，打开门缝朝外看了看，见外边天翻地覆的静，便重又关上门，扣上门。我一步跨入主婚司仪的角色里，两步跳到门后的一块石头上，对着天空大声地唤——

    新娘子——下轿——

    然后我的嘴里模仿着鞭炮的响，噼里啪啦吼了一阵后，慌忙从石头上跳下来，扮成搀扶新娘的女人，像扶着新娘样端着小敏的照片，半蹲一下身，表示搀扶着新娘走下了轿，就又对着天空唤——

    新娘子——入门——

    再从口袋取出用那些以红纸为主剪成的五彩纸屑，伴以我家里有的花生、核桃和杂粮，朝天空撒几把。又如那些在婚礼上抢着撒落花生、核桃的孩子样，在院里跑前跑后地抢着那些核桃和花生，待把那些花生、核桃抢（拣）完了，又跑步跳到院里的一颗石头上——

    新郎新娘拜天地——一拜天和地——

    我从石头上跑下来，站在院中央，端着小敏的照片，努力勾着手指，把双手握成朝拜的样，向着天空弯腰鞠躬，深深地一拜。

    重又跑到石头上——二拜爹和娘——

    再从石头上跳下来，用第一拜的姿势朝着我们家的那两棵老榆树（那毕竟是我娘活着时，我爹栽下的树）鞠躬弯腰，又深深一拜。

    又跑回到石头上——夫妻互拜，恩恩爱爱，子女满堂，白头偕老——

    忙又从石头上跳下来，把小敏的照片端端正正靠在准备好的椅子上，朝后退两步，我朝着小敏的照片鞠一下躬，然后又把她的照片拿起来，我自己端端地坐在椅子上，把她的照片面向我，举到身前边，翻转着让她的照片在我面前躬腰般倒下半个身。收回来，站到凳子上，隔着院墙望了望依然安静的村子和街道，望了望依然湛蓝的天空和我家院里的树，吸了一口气，扯着嗓子用最大的力气唤——

    新郎新娘——入洞房——

    我不慌不忙了，就像那一套结婚的仪式结完了，让我有些遗憾样，慢慢从凳子上走下来，把小敏的照片从我身前朝右挪了挪，完全摆出婚男婚女、男左女右的样，我和小敏慢慢朝着新房走过去。到我的门口前，地上有块砖，我把它当成新郎、新娘入洞房前在门口必须要跳的火盆儿，在那砖前淡下步，扶着照片从那砖上跨了一大步，如跳过火盆般，我和小敏的照片一道儿跨过门槛，走进了我布置好的洞房里，然后回过身，朝着空荡荡的院落，像朝着满院来送婚、闹婚的人们示谢鞠躬样，弯了一下腰，我把屋门关上了。

    抱着小敏的照片，我朝洞房屋的床边走去了。

    3．隰桑[41]

    太阳将落时，像太阳初升样，山脉上到处都是暖彤彤的红。小麦已经有了身强力壮的样，麦秆儿硬得铁杆样的直。风和雨水殷切勤劳，按部就班，该来时来，该走时走。太阳和雨水也无矛无盾，相安无事。你来时它悄然退去，你去时它如期到来。又下了一场雨，山脉上的清新川流不息，无微不至。村里人都说，风调雨顺啊，都是你杨教授从京城给我们带来的福。我在风调雨顺中，朝着村头走过去，去接放学回来的小敏到我家里来。她已经18了，就要高考了。再过一个月，就要到县里的考场参加大学考试了。为了这考试，她每个周末都从学校直接回到村里来，都到我家里吃夜饭，让我给她辅导到半夜，然后回到她的家里去复习，去睡觉，第二天又拿着书本、作业来到我家里。

    全村人都说小敏准能考上大学呢。

    我也说，小敏，有我你怎么会考不上大学呢。

    我给她烧米饭、做面条，有时还烧上几个菜。炒肉时我把肉丝用筷子夹到她碗里。炖鸡了，我把鸡汤盛在碗里端到她面前。吃完了饭，她像孩子样，用手摸着肚子说，叔，你在京城学会做饭了，做的饭比你辅导我的课文还好吃。有时她先吃完饭，我还端着碗，她会走到灶房去，把碗筷和饭锅洗得和她的手脸一样质朴和干净。她在洗着时，我坐在黄昏的院落里，就想我们既然已经举行过婚礼了，那就让她去洗吧。哪有不洗锅洗碗的媳妇呢。我便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妻子侍奉丈夫的安闲和乐趣（像那庄稼享受着雨水样）。有时候，她在赶着写作业，我在灶房收拾着锅碗和瓢勺，就想她是我的女儿呢，立马就要高考了，我不侍候她谁会侍候呢（就像阳光侍奉着庄稼的生长样）。

    又是一个星期五，在家里早早炒了三个菜，烧了番茄鸡蛋汤，把米饭焖在锅里等了大半天，不见小敏（玲珍）如期而至地回到我（她）家里，我就从家里出去了。

    到村头去接她。

    黄昏的落日，像日出一样照下来。我如一早出门约会自己对象的乡村孩子样，踩着昏黄朝着村外走。村街上的树木、墙壁和气流，都在落日中艳红有力，充满着朝气和安详。跑了一天的狗，因为发情，在回家的路上气喘吁吁，兴奋不已。那些吃饱了肚子的鸡，被黄昏催逼着，一边懒洋洋地过着自家的门槛，一边又从门槛中跳出来，留恋地卧着或站着，在门外张望着它家主人归来的脚步声。村人们都从田地回来了。这个季节并不忙，不需要浇水，不需要锄草，也不需要往地里施肥去。之所以下地去，是因为在家闲得心慌身子累，怕闲出某种病症来，也就扛着锄或铁锨下地了。到地里打地埂，整地角，或者在地头补种几窝儿南瓜或豆角（其实已经过了种瓜点豆的季）。再或许，只是扛着家什到田头睡下一大觉。总之哟，也就是想在地里找些活儿，便就悠悠闲闲地去，悠悠闲闲地回。因为悠闲着，会在回村的路上唱着歌，哼着戏，会一见人就站下说出许多云不沾地、地不靠天的话，会指着地里的庄稼说，你们瞧，这田头的树长得真粗啊。会盯着天空飞鸟说，这知了怎么长得这样大？会走着走着路，觉得脚下有些软，如踩了一大团的棉花般，淡了脚，慢慢地把腿抬起来，低头一看，是脚下踩了一只肥硕的大蚂蚁。看那蚂蚁被他踩伤了，在地上云翻雾滚，如心绞痛的蛇，于是就内疚地怔在那儿。过一会恻隐之心上来了，一善良，用力把脚落下去，把那蚂蚁送回老家了。那蚂蚁也就手到病除不再动弹了，不用心绞痛似的翻滚了。回村的人就不再哼戏了。不再兴高采烈了，像他在路上动手杀了一个人。沉默默地想着别的事，或想着那蚂蚁刚才在地上苦痛的样，也就见了我，突然站下来，说杨教授，今天阳历几号啦？

    又说啊——想起来了，今天是农历初八呢。

    说你是去接玲珍家的小敏吧？这闺女碰到你享了天福啦，今年要不考上大学，太阳就会从东边掉下去。

    说你接小敏朝梁上的东边走，有时候他们会抄近路踏着捷径从那走回来。

    我就固执地依着经验，到我往日接小敏的路口站一会儿，看落日叽叽哇哇叫着朝西山脉的那条沟壑里坠，像遥远的天边，沟壑里有着巨大的吸力要把太阳吸了进去样。远远近近的田地里，除了庄稼和偶尔飞起的野鸡外，已经没有响动了。原来总是能接到小敏的那条弯弯绕绕的路，在山梁上如同一根布条般，搭在挂在四叔家的田头上，朝着我脚下的沟底落下去。我就站在那路口上等。等啊等，大旱无雨，望眼欲穿，像等着找着我丢在那儿的一根金条、一段爱情、一团儿人影子。我盯着通往沟底山那边的路，眼看着落日在西边两道血红的山梁间，一点一滴地被沟壑吞着和吸着，剩下一半的太阳也如了半个扣在山梁缝间的大破碗。

    太阳是终于要彻底落山了，我意外地连小敏的影儿也没见。

    我在那路口站一会，木呆着朝村人指点的西边岔道走过去。我知道小敏不会从那儿回村的。从那儿走虽然路程短，可要过道河，多爬一道坡，比从这儿走着还要费脚费时间。明明知道她不会从那儿走，可我还是一味执著地朝着那儿去，像蚊虫明明知道山梁上没水、没树、没有人，没有它们歇脚的地方和吸食的物，可还是要在黄昏的梁上飞着样。

    然而我走着，有个黑点打在了我眼上。

    我朝那黑点走过去，那黑点迅速地扩散放大，果然就成了小敏的人影儿。

    也就半里多的路，我朝着那个黑点大声唤——小敏——你是小敏吗？

    那个黑点动起来，转过身，望着我，待她变得浑圆修长，小敏的轮廓就画在黄昏里边了。

    ——你待在那儿干啥呀？

    ——你不回村待在那儿干啥呀？

    ——那边的路那么好走，这边的路又陡又峭，你怎么会从这边走？

    看见那个黑点时，我开始快步地朝着黑点走。看清黑点就是小敏时，我就朝黑点跑过去。到了她的近前边，我又收住脚，边走边擦汗，又一边一连声地说着和问着。她就竖在西边路口的梁道下。面前的庄稼地，不知是村里谁家的，小麦同草一样稀疏和散淡，野草同小麦一样密集和旺茂（不消说，这一家的劳力是进城做事了，庄稼成了副业了），可最后的余晖却还眷顾着它，连草尖上都挑着一点一滴的红亮和金翠。小敏就站在那路口的田边上，脸上是一种惘然和迷惑，像回不到家的羔羊样，眼里满是哀伤和说不清的光。那天她穿了耙耧人早几年都有人穿的学生蓝布裙，浅口塑料跟的黑布鞋，两根辫子上扎了红绒线，额前的刘海上还别着一枚褐红色的小发卡。

    听见我的叫，她扭回头来望着山梁子。

    再听到我的唤，她从那儿朝我慢慢走过来。

    又听见我的脚步和说话声，她抱着她的蓝书包，从小路上来到大路上，竖在路中央，用手赶了几下在她面前翻滚的蚊虫团，便就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像终于等到了我来样。像不愿看见我来样。盯着我又像瞟着我，瞟着我又把头低了下去看着她的脚尖或哪儿。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呀？

    ——出了什么事？

    ——天黑了，你一个人不回村里不害怕？

    我俩就那样站在空旷的山梁上，彼此两三步的远，如果我伸一下手，她也伸一下手，两个指尖一定能够像爱情一样扯到一块儿。可我们面前有一团黑压压的蚊子飞在彼此间，让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到她不时地抬手在那蚊团上挥一下。挥一下就又把头低下去，想说啥儿却又风停水枯、欲言又止了。

    我说回村吧，还站着干啥呢。

    她又挥了一下手，隔着蚊团望着我。

    ——走啊。再不走饭菜都凉了。

    她还那样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我昨天有两门考试不及格。瞟瞟我，嘟囔了这一句，她像终于从麻乱中抽出了线头儿，终于可以水到渠成地引出了后边的话一样，顿一下，又接着朝下一股脑儿地说，不止是这一次，叔，我上两次考试也不好，排名是全班倒数第二名，全校倒数第四名。说我知道我考不上大学了，老师说，全校一百多个学生，排名前十的，才有指望考到城里的大学去，排名中间的，连大学的门边都沾不上，你说我们排名靠后的，哪儿还有指望考上大学呢？

    ——我不想上学了，我都已经18了。

    ——我从日光平南就坐在这儿想，一直想到日落西山，想到你来找我。我想明白了，我娘不识字，我爹不识字，我怎么能考上大学呢？读书写作业时，我和受罪一模样，可我洗衣服，把手泡在水里时，滑溜溜的洗衣粉沾在手心上，心里的快活和我小时候跳绳踢毽一模样。每一次我到你家里，看你切菜做饭时，我的手都痒得没法儿说，都想走进灶房去，由我来做饭，让你出来替我读书写作业。

    ——叔，我不再读书了，我想结婚啦。

    ——我外婆给我找了个对象，他姓李（居然和那李广智是一姓），是耙耧山脉西边的，家里离黄河只有几里远，离我们这儿有八九十里的远。他们那儿年年都遭黄河的灾，在水边住怕了，愿意倒插门，愿意入赘到咱们前寺村，还愿意我生了孩子跟着我们孙家的姓。不姓李，就姓孙。这样我们孙家就不会绝后了，就有香火了。

    ——结了婚，你要还在村里就不用做饭了，可以天天跟着我们一块儿吃、一块儿过。叔，哪一天他再来时，我把他带到你家你看看，大高个，白净脸，好像哪儿长得有些像是你的样。找一个愿意入赘的男人不容易，何况他还有些像你的样。前天我在我婆家见了他，一见我就同意了。

    ——昨天是高考的一次摸底考试呢，今天成绩一公布，我就想要结婚了。

    ——结了婚，我就可以名正言顺不上学读书了，再也不为作业和考试吓得天旋地转，有时因为考试，每月的例红都来得不正常。

    ——叔，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你年轻时和我娘相好，因为相好你才对我和亲生闺女一模样。结婚是终身大事呢，我没有别的亲人可商量，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你说一句话呀，叔，你不说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天都黑了，你快回村吧。叔，给你说一声，我不上学了，我要结婚了。也不用再到你家每个星期给你添麻烦，让你为我做饭、为我辅导功课了。

    ——我回后寺村我外婆家里了。你回家去吧，叔，天黑了，你别在这梁上站着啦。

    说完小敏就把她抱着的书包提在手里边，看看黄昏降临前，山脉上最后的静寂和光亮，犹豫一阵儿，抬脚沿着来路朝着山下走过去。走了几步后，还又回头看看我，迟疑一阵招招手，还是走去了。

    脚步放快着，怕天黑走不开脚下的山梁样。

    天也果真哔哔剥剥黑下来，寂静的声响明明亮亮打在我的耳朵上。我独自站在路口旁，看着小敏的身影由高至低、由大到小，最后又成为一粒小黑点，融在夜里时，我便浑身燥热，血流滚滚，想要冲下山坡追上她，把她抱在怀里或按倒在这四处无人的野地里。

    可我却只是那么想想木在那儿没有动（我是教授我怎么能动呢，我是知识分子怎么能动呢）。

    独自站在那天宽地阔的黑暗里，泪像长河一样在我脸上流。流着流着我就蹲在那黑暗的空旷中，哇哇哇地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天崩地裂，山河破碎，像断了奶的孩子想要哭着吃奶样。

    4．渐渐之石[42]

    小敏和那个姓李的男人（小伙）说结婚就要结婚了。从她和我说她想要结婚始，到他们真的要结婚，这间隔的时间漫长而短暂，还不到一个月。

    阳历五月里，我每天都关着院落门，拿着小敏的照片看，在屋里，在院里，有时在院里我种的菜畦里，锄一会儿菜，扶着锄，就从口袋取出她的照片痴在日光下，一看大半天。有时候，还会忍不住在那照片上亲一下，就如当年我在耙耧的野地里，突然亲了她娘玲珍一口样。我知道我有些失控变态、魂飞魄散，可一想到小敏要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就会烦躁不安、精神错乱，想要把我屋里水瓶打碎，把桌子掀翻，还有些想冲到后寺村，找小敏问一声，她的未婚夫家住在耙耧山里哪个村，想到那个村里和那个小伙打一架（其实我不会，我是教授我哪能打架呢）。

    有一天，我真的气冲冲地去了后寺村，本来是去问小敏她未婚夫家是哪村的，可一到她的外婆家，看到几个木匠正在院里给小敏做着陪嫁的立柜、箱子、床和写字台，我便怔在了院门口。那些忙着的木匠们，望着我说你找谁？我说我是前寺村的杨教授。木匠们看着我，惊喜地说你就是那个杨教授？我问小敏在哪儿。小敏便笑吟吟地从屋里走出来，说叔，你快屋里坐。我说没有别的事，我来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出嫁，看看陪嫁的东西准备得怎么样。我答非所思，言非所想，最后从小敏家里走出来，在她家门口，我朝地上的一块石头狠狠踢一脚。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将谁家灌浆的小麦踢倒了一大片。回到家，关上大门后，我把窗台上辅导她时用的一本书摔在了院中央。

    无论如何，我挡不住她千载难逢地要和一个男人结婚了。阳历六月十九日，农历五月初六，正好是一世界高考结束的第十天，他们就要结婚到前寺村里她娘玲珍给她留下的一宅楼院里。

    我说小敏，你喜欢那个男人吗？

    她说他长得有些像你哩。

    ——你到底爱他不爱他？

    ——他手艺特别好。是木匠，会瓦工，不请人就能盖起三间瓦房来。

    ——也许他不是看上你小敏呢。他是看上你娘给你留下的那所楼房宅院呢。

    小敏难为情地笑着说，人家说我有文化，说我读了高中，他只读了小学，说他就看上我的高中文化了，所以也才愿意倒插门，愿意大老远地入赘我家里。

    五月初六的日子，就像农历五月初六样，将要初来乍到了。没听说小敏来村里收拾她家的房屋和宅院，月初只听到一些隐隐约约的响，那所宅院就被整成新宅洞房了。没听见啥儿叮当地响，小敏家里的大门、屋门上，在初四就插有喜庆的松枝、柏枝了（和去年春节我和一群姑娘在天堂街上过年样，插得满天满地绿）。没听见村街上有外来的脚步声，就有大红的新婚家具提前抬来摆在屋里了。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没有听人山山海海地议论过，可他们喜日的准备便在五月初事无巨细、水到渠成了。

    五月初六前的每一天，都如一路飞奔样，每一天的到来都仿佛一团大火烧在我身上，白天使我坐卧不宁，无所适从，晚上使我烦躁不安，火烧火燎，彻夜难眠。看见小敏的照片，我想要把它撕掉扔得满天飞，看见小敏在我家用过的喝水杯，想要把它摔碎在地上。我想抱着小敏狠狠咬几口。我想和她在一张床上死去活来睡一夜。睡一月。睡一年。活活睡死在我家床铺上。

    我又想起了天堂街。

    我毅然而又犹豫地决定要在她婚前去一趟天堂街。像躲灾避难般再去一次天堂街（我已经很久没去了，从发现小敏长得像玲珍，就再也没有去过天堂街）。

    五月初四这一天，我一夜未睡，一早昏昏沉沉站在门口上，到井上打水的二婶碰见我，说杨教授，知道吧，小敏快要结婚了。我呆在门口不说话，心里却想着我的天堂街。路过的四叔问我说，小敏结婚你给她送些啥？这一说，我就决计要去一趟天堂街。我想这不是我要去天堂街上堕落和享乐，我是被小敏和村人，逼得不得不去趟天堂街，不得不在天堂街上躲过小敏和那木匠的婚礼日。

    初四这天的早饭后，我去了一趟四叔家，把一个装了1000块钱（那是多么大的一笔啊！在天堂街上够我用三天）的红纸信封递给四叔说，真是不巧啊，四叔，我必须赶到城里去，去见一下京城来的大领导，这关系到我这大半年在村里和耙耧山脉的研究和成果。这钱你替我交给小敏和她的新郎官，说我不能参加他们的婚礼了。

    说实在不凑巧，请小敏和她男人谅解我。

    说给1000块钱，不算少了吧。

    四叔就在他家门口盯着我，看看鲜艳的日出又看看我的眼，说你两眼血红，一夜没睡，是看书了，还是赶着写书了？说你不参加小敏的婚礼，不光小敏心里会缺着一块儿，玲珍在地下也会有些不安呢。说你去吧，小敏和她娘都是知情达理的人，都明白乡村再大的事，也没有你们在外边做学问的事情大。

    我就从四叔家里退出来，去了城里的天堂街。

    5．小弁[43]

    像丢了一样本不该丢的东西般，为了找到那东西，我在天堂街上昏天昏地、实实在在、颠鸾倒凤住了两天和两夜。我不找那些我熟悉的姑娘和小姐，杏儿、桂芬、慧慧，还有那个在床上也一身辣味的小妹子。我躲着每一个熟悉的人，钻进天堂宾馆开了房，挑了姑娘选了人，包了她们在屋里，脱胎换骨，放浪形骸，无所顾忌，吃了就搂着那些姑娘睡，睡醒就让她们坐在我的大腿上吃。她们要喝酒，我就陪着她们喝白酒、喝红酒，喝如同尿水一样的当地啤、外地啤，还有进口的德国纯生啤。喝醉了哭，喝醉了笑，喝醉了我和我心仪的小姐如动物畜牲样去做那样的事。碰到一个不知脸的哪儿有些像是小敏的，我说你叫啥？你今年多大啦？我说呀，你今年高考没考好就来这街上营生了？我说也好啊，你来吧，你是新手哪儿不会我教你，有哪样不懂就问我。我毫无节制、荒淫无度地挥霍着我的学识、荣誉、尊严和我口袋里的钱。第二天夜里我在床上教授那个有些像小敏的姑娘各样的姿势和动作。教她床上床下、男上女下、女上男下，左侧身、右侧身，雁南飞、鹊归巢，箭连发、息停顿、口上花、手上花、揉葡萄、含歪梨，还有梦中雁去来，呼吸水上漂。我无所不能企及，尽我的生命、经验和才华，直到那个姑娘因为过度激动昏迷在床铺上，有血流在床铺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地抱着她，把窗子开个小缝让风吹过来，我唤着小敏——小敏——的名字摇着她的头。当她醒来时，她有些感激地望着我，说杨教授，谢谢你，你教了我这一夜，让我一生都有饭吃了，让我一生都肯定会有打不断的回头客人了。

    农历五月初的这一天，我因为昨夜里过度疲劳，在天堂宾馆的3楼309号房里醒来时，那像小敏的姑娘已经不在了。层子里空空旷旷，寂寂静静，有她给我买的一包点心放在床头上。点心边还有她给我倒的一杯水。我浑身瘫软地从床上爬起来，吃了几口饼干喝了水，一看时间是上午11点，心里生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小敏的婚礼已经结束了，我可以回到耙耧山脉前寺村的我家了。

    如同帮我躲过了一场瘟疫样，我对天堂街充满着感激与温情。离开宾馆时，我把房间的卫生打扫了一遍，把床铺铺得无皱无折，还用我自己的毛巾擦了一遍玻璃窗，把屋里的纸屑、酒瓶都兜着送到走廊头上的垃圾箱。当我结账付款从宾馆出来后，我站在天堂街的大街上，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似乎丢的东西找到了（至少找到了一半儿），我该回耙耧山脉我家了。

    不知为什么，连到邮局去给清燕大学和茹萍打个电话的念头都没有，急于回到耙耧山脉前寺村的想法，在我从宾馆出来那一刻，猛地就强烈到如同两天前，我想要朝着天堂街上来一样。天堂街上阳光如火，树荫如伞。我在树荫下边站一会，到几家商店买了一些我必需的日常生活品（有牙膏、香皂，还有一个熏蚊器。夏天到了，前寺村的蚊子多得和蝇子样。蝇子多得和蚊子样），离开那条街上时，我很想哼上一首耙耧山脉的野调儿，或在那儿大声地吼着背一遍《采葛》那首诗。可最终我既没有哼调儿，也没有背诵经典绝唱般的《采葛》诗，只是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诗中最为动人、动心的一句话——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6．桑柔[44]

    我就回家了。

    回到耙耧山脉了。

    我不知道黄道吉日的这一天，竟是我一生的变故和灾难，不知道这一天在前寺村发生的事情，是我在村里的结束和末日。就如冬天越过夏天直逼着春天样，让春天无设无防，冬天就逼到春边了。一路上打车走路，疾脚快步，怀着某种莫名的不安和嫉妒，仿佛是为了尽快回到前寺村，到小敏的洞房去认识一下那木匠（该死的人！）。我连三赶四，到前寺村村头时，也才日过平南一会儿。黄亮燥热的光，在梁上和村头，仿佛金水与银水，洒着一地一片儿。从村后小敏家新婚的宅院里，飘过来燃放的鞭炮纸屑味，黄烫烫地在村街上流着和散着。因为玲珍死过还没半年女儿就结婚，婚礼就依着乡俗，在村里村外100处的墙上和树上，贴了100张白纸尽着孝。因为娘死了，外婆年龄大，小敏需要有人照看着（农活也需要一个壮劳力），结婚也是情理中的事，便又在贴了100张白纸的地方，又贴了100张大红的纸，用红纸把那白纸全都盖着了。用喜事冲着压着丧事了。使那满村满街满树的红纸下，都又多少露出一些白纸的边，仿佛满山脉的红土地里露着过了冬的残霜和败雪。热闹的婚礼已经在上午春风劲吹地过去了，留下来的清静和散淡，如晨后残存的雾霭样，散落在村里的角角落落中。我在村头看着满村贴的红纸和红纸下面露出的白边儿（不祥哦），看了看小敏家大门口上别的松柏枝，有一股松柏的香味朝我飘过来。看了看那柏枝下掩映着的红对联（大喜哦），有帮着婚配的村人们，正抬着一口蒸馍的大锅，从小敏家院里趔趔趄趄走出来，朝着村里趔趔趄趄去。像迟暮归圈的羊一样，我开始默默地朝着村里走。有知了在我的头顶呜啦啦地叫。朝阳处早熟的小麦转眼黄焦了。那些忙完了小敏婚礼的人，已经在梁上的田里割着早熟的麦。满山遍野中，村头和梁上，小麦东奔西窜的香味如踮着脚尖奔跑的雨滴样。那些从田野挑着麦捆回到麦场上的人，放下麦捆站到树荫下，举起水罐喝下一肚的水，见了人不是问你家的小麦熟没有，开镰没开镰割麦呢，也不说小敏和她男人的婚长和礼短。而是把那清水罐儿递过去，说喝水吧？你们村有没有学生考上大学啊？

    ——谁家的孩子考上了？

    ——哎哟哟，真的考上啦？

    ——哎哟哟，没有一个考上啊？

    这时候，小麦发烫的气味和婚礼鞭炮留下的火硝味，也在村街上继往开来、奔走相告着。往日为觅食忙碌的鸡们，都胀着嗉子在村头闲咕咕地叫。我回到村里时，那些鸡都歇着叫声望着我。卧在树荫下的狗，也都惊奇不已地看着我。村里的人，有谁突然看到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怔了一下，像要躲我却又没来得及，就木在路中央，笑一笑，说一声你回村里了？快回家里看看吧，自己倒先慌忙失常地朝一条胡同拐过去。有个孩子见我回村了，他不躲我，不闪我，快步地从哪儿跑出来，一下钉在我面前——你才回来呀，你快回到你家看看吧，看看你不参加婚礼出了啥事儿。说着又返身朝着我家跑，像引路样疾脚快步地领着我。

    我跟着那孩子回到家。

    一到门前我就站住了（呆住了）。我家门前放了几辆架子车，那车上装着先前村人和邻村人送给我的刻有汉字的大石头，和我家有用无用的桌子和椅子。有一个车上装着两块刻字石，有一辆车上装了三块独字石，还有我在城里新买的木板箱。还有两个人，正把院里那刻着“草”、“土”二字的石头朝着门外抬，那石头上还放着他们顺手牵羊从我屋里搬出来的靠背椅（我读书写作时，都是坐着那把椅）。还有一些别的人，他们不搬不抬那石头，却从我屋里拿走了我的台灯和脸盆，拿走了我的脸盆架和我总是摆在桌上的一个清末民初的瓷罐儿（也是村人送我的）。屋里和院里，站满了村人和邻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我的一样东西准备朝外走。还有村里的媳妇们，她们看在我家里没有东西可拿了，就到灶房拿走了我的锅，拿走了我的碗，还有菜刀、面盆和案板、筷篓什么的（抢一样）。其实不是抢，是顺手分着拿一样，如大家到我家和和睦睦地分了我家的家产般。

    我木然地立在院门口。

    我的突然出现，如一年前我突然回家见了茹萍和李广智脱光睡在床铺上（真的是对不起了他们俩），这次的突然回来，也让我觉得对不起了村人们。

    我让他们措手不及了。

    让他们看见我，仿佛看见了一个从坟墓钻出来的鬼。时候正是日走西，闷热的静，让村落如瘫在山脉上的一大堆儿泥。有人夹在胳膊弯里的碗和面盆被我的出现惊掉了，碎碗裂瓷的声音在静里，像铁锤突然敲了一下挂在半空的钟。离我最近的那两个正要抬着石头出门的邻村人，他们一老一少有些尴尬地把石头放下去，将抬杠从肩上卸下来，一个说杨教授，你怎么说回就又回来了？说我的孩子尽管你摸过他的额门了，可他今年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呢。反正这石头你放在院里也没用，我们想抬回去盖房子垒进墙基里。

    另一个也就跟着说，我家的外孙也没考上大学呢，幸亏我没给你说过我祖上见过的和鹅卵石似的那一大片刻字石的石滩在哪儿，要说了我就吃了大亏啦。

    说就是呀，那时候不是说你一摸孩子的头，孩子的成绩就能噌噌上去的，就能考上初中、高中，考上大学的，可我家给过你三次花生、两次核桃，你摸过我家孙子三次额门儿，他怎么连初中都没考上呢？怎么上初中还要我家交上300块钱呢？

    说杨教授，人家说你走了，再也不回村里了，不要这家了。要不然你怎么会连续两天大门敞开，屋门不锁呢？说我们是看有人来你家拿了东西才来你家的。别人要不首先拿，大家也都不会一个学着一个到你家里来。

    说，最主要是有人说你到天堂街上享受了，在城里天堂街上见了你。问我说你是真的去了天堂街上吗？你给我们说句实在话，你是真的去了天堂街上吗？他们说你每次进城都不住旅馆，都是到天堂街上和那些花花小姐们住在一块儿。

    ——真的吗？杨教授。

    ——真的你经常去天堂街上找那些小姐吗？

    ——小姐是妓女，你去找小姐你算是什么人？你是教授还是嫖客啊？小姐们都是鸡，你去找了她们你哪里还是读书、教书的人？

    他们这样说着时，就把抬的、搬的石头都放在地上了。都把从我家拿的东西放在墙下、树下了。有些不好意思地站着或竖着，仿佛说我去天堂街是在歪曲我，是因为哄抢我家东西，被我撞上后，不得不去我身上找块疮疤揭一揭。就那么木木一片竖在院子里，把目光搁在我脸上，求我原谅样，求我在这时给他们抬东拿西找一个台阶下。西去的日光斜斜地照过来，一杆一杠的光芒落在院里和村人们的脸上去，使那些脸都有着羞怯和内疚，有着尴尬和无助。有的把头低到了怀里去，有的把目光扭到了别处去。

    我说真的是孩子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吗？

    ——真的是连读中学还要交钱吗？

    ——我真的去了天堂街，我在那儿和小姐们胡吃海喝，打闹鬼混。你们的孩子真的没有考上大学，你们若真的需要我家的这些东西，你们就都抬走搬走吧。

    村人们就都把有些羞怯的目光搁在我身上，说原来你是真的去了天堂街上啊？你怎么能真的去那街上呀。说杨教授，没去你就说没去，你要真去了，我们可真的要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便都把目光变得刀一样，线一样，有理有据，绕绕闪闪，咄咄逼人，似问非问，仿佛他们到我家哄抢搬拿，果真是因为我去了天堂街。仿佛我不去那天堂街，他们也决然不会这样涌到我家里。就都逼视着我，闪躲着我，等我最后说去了还是没有去那天堂街。去了就要把我家的东西拿了去，没去就把那些东西放下来。

    便都在落日中僵僵持持等着我的一句话。

    我便说，我去了。真的是去了。

    他们所有望我的目光，先是有些惊异，不敢相信，后来因为我一再肯定地说，我是去了天堂街，他们的眼里就又不得不有了一些恶狠狠的光，说你就不能说一句你没有去那天堂街上吗？你就不能给村人抬东拿西一个能下的台阶吗？

    我说我真的是去了，不骗村人们，我真的是去了天堂街。

    那两个抬着一块刻字石的人，瞪了我一眼，说不是我们要拿东西哩，是你要拿话气我们，激我们，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抬了，不得不拿了。说着气鼓鼓地把放在地上的刻字石头重又抬起来，从我身边朝着门外走过去。有了这两个年轻人再次的莽撞和开头，一场僵持就被打破了。所有的人，便就这个学着那一个，放下桌子的又把桌子扛起来，放下椅子的又把椅子提在手里边。大家鱼贯着，从我身边走过去，有些理直气壮，又有些难为情，一律都动作敏锐，脚步快捷。抬着石头的，不小心撞坏了我家的大门框，从那门框上被撞掉的一块儿木渣白白花花，像落下的一片骨头样。抱着我的台灯和一个陶瓷罐的同村嫂，因为手里还提了我家一个小木凳，陶瓷罐上又放了我睡觉时扫床用的棕刷子，她双手忙上忙下，汗从额门上直朝棕刷上落。到我面前时，那棕刷从瓷罐口上掉下来，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说杨教授，你大人不见小人怪，麻烦你把那刷子拣起来，还放到这个罐口上。

    她说这罐子我回家盛盐用，刷子回家让我孩子扫床用。说着瞟着我，难为情地在脸上挂着、厚着一层儿红。我便慌忙弯腰把那棕刷拣起来，插进那个罐子里，使它再也不会从她身上掉下来。

    也就走掉了。

    也就都走了。

    说走就走了。

    我把身子闪到一边去。

    村人们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堂而皇之，有理有据地把我家的东西和南北，全都从我身边搬走了。可好在，一直放在床角的书和屋里窗台上的书稿《风雅之颂》，都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这让我感到有些许慰藉漫在了屋子里，有如口渴时，别人给我留下了一碗甜阴阴的水。

    7．白驹[45]

    这一天命中注定，意味深长。

    黄昏时的亮光和水一样映在村子里。我在家里收拾了人家留下的凌乱时，摸摸这儿发发呆，摸摸那儿发发呆。到了炊烟从各家的灶房升起来，我在院里看着那炊烟，心里既没有家里被一抢而光的伤感，也没有对下一步该如何的打算和忧虑，只是觉得，早知这样还不如就住在天堂街上不回来。

    惘然地立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炊烟升起来重又降下去，知道该吃夜饭了，肚子空空落落和我的家一样。就在这时候，大门口有道暗光闪一下，扭过头，我看见村里高考落榜了的学生况爱山。他站在我家门口上，怪模怪样地朝院里望了望，又把目光落在我身上，说杨教授，我给你说件不该说的事，都知道因为你去了天堂街，不好意思再在村里住下了。不住在村子里，你家的房子、院子也就没用了。实说吧，我原来在学校学习好得不得了，是学习最好的复读生。所有的老师都说我能考上大学的，可自你摸了我的额门后，我的学习就一路下滑、一落千丈了。像落在枯井里的桶一样，捞都捞不上来呢。结果呢？结果今年我名落孙山，离录取线还差120分。

    没考上也就没考上吧，我不怪你杨教授。我已经复读三年了，22岁了，不再复读了。可不复读我就必须要结婚。可结婚我家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我是因为你摸了我的额门才没能考上大学的，可我读过书，不能像别人那样到你家又搬又抢让你赔我吧。

    ——我要结婚了，杨教授，我想结婚结到你家的房子里。反正你都去了天堂街，横竖不会再在村里住下了。村人也不会让你住下了。我知道你离开前寺村再也不会回来了，你让我把婚结到你家的房里行不行？

    ——算我借你的房。算我租你的房。你人在京城把老家的房子租出去不是很好吗？

    ——算我租你的，你说一个月我给你多少钱，没有钱我每月给你多少粮食也可以。

    ——是你摸了我额门我才没有考上大学的。这事过去也就不提啦，你回京城把你家的院落、房子租给我不是两全其美吗？

    ——天已经不早了，你好好想想杨教授，你如果真的去了天堂街，就把房子给我吧，就算老师对学生的一点恩情补偿好不好？

    我站在院里望着他，想对他说我是去了天堂街。我爱天堂街上的姑娘呢，说不定有一天我还要把天堂街上年龄最小的姑娘，老少配地娶到这院里，这房里。可没等我把这话说出来，况爱山忽然扭头朝身后看了看（他看见了什么呢？），又慌忙扭回头来说，想想吧，杨教授，只要你走了，你就把房子借给我，我一定白纸黑字给你写张借条儿。

    说完就走了。一溜风地消失在了大门口，像去追了什么样。

    他走后，我依旧木然地在院里待一会，又坐在院里仅剩下的一块石板上（不是刻字石），背靠着树，抬头朝天空望过去。从树冠上漏下的黄昏的暮色，如初春落下的榆钱儿，凉凉的，有一股盛夏的夜香味。有麻雀把屎从树上拉下来，朝露样带着清淡的腥。我有所谓、无所谓地抬头看看树冠里的夜麻雀，却看见四叔一摇一晃地，从门外踩着黄昏进来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看了大半天，冷冷地说，杨科，给叔说句实话吧，你是真的经常去那天堂街上吗？

    ——是因为想女人了，还是因为在京城和你媳妇的关系不好呢？

    ——我是你叔，比你大着20岁，你叔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看你不像从京城回到老家钻研学问的。你说是研究过去祖先们在耙耧和黄河一带唱歌作歌的事，可谁都知道呢，祖先们唱歌和作歌，是多少多少年前在耙耧山的西端黄河边上的事，人家说那儿家家都有刻字石，可你既然研究这事怎么不往那儿去一趟？

    ——你去过那儿一趟吗？一趟也没去过呀。你给你叔说句实在话，你不好好待在京城，你回耙耧山脉到底干啥呢？是离婚了还是被学校开除了？如果没离婚、没被开除，你就回到京城去；如果是真的研究你说的学问，你就到耙耧西端的黄河边上去。祖祖辈辈的人都说，我们这片儿的村落是从那儿迁来的，都说刻字石也是从那儿来的呢。你去那儿研究学问了，把这院子、房子就都交给叔。叔会替你看好这房子、院子的。先前玲珍进城不就是把她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我替她看家没要一分钱，她家连根草和椽子都没少。

    ——把屋门和院门的钥匙给我吧。你走了我在这院里喂几头牛。现在牛犊、牛肉都值钱。你那两间屋子我不让牛进去。让牛进去可惜了。我想还是我自己住进去，夜里起床喂牛方便些。

    ——钥匙呢？给我吧。我是你叔，把钥匙给我比给谁你都放心呢。过几年，村里人都忘了你摸了他们孩子的额门孩子没有考上大学的事，忘了你不断往天堂街上跑的事，想回村里了，我再把这院子、屋子给你收拾一遍儿。收拾得干干净净，和天堂街上的宾馆样。

    ——钥匙呢？把屋门、院门的钥匙给我吧。

    ——你把屋门、院门的钥匙给我呀。

    四叔走后来的竟然是小敏。

    黄昏里，小敏秀色可餐地出现在了我面前。她穿了大红新短裙，黄红色的短上衣，头发梳成独辫儿，柔顺顺吊在后肩上。人站在院落里，像一团火烧在我面前。我没有想到她会来。可是她来了，笑吟吟地站在那儿，脸上只有新婚才有的柔美与潮红，同那时候最后一抹落日的霞光相互地映着和照着。从她的肩膀上，把目光翻过去（她说叔，你从城里回来了？），我望着村西天空中少有的霞光，火一般把天空照成一尘不染的绝亮和透红，像大片大片透明的红水泼在天空中。有一股不知是来自天空还是来自她身上的香，不知是那季节的草香还是她身上因婚而熟的少女的香，丝丝绕绕，一线一股，浓得和麦香一模样。我把目光从天空收回来（她说叔，你不参加我的婚礼，我一整天心里都不安。是我哪儿得罪你了，你才躲着我的婚礼吗？），盯着她的脸，盯着她的前胸和身上，忽然看见她鼻子一侧有芝麻一粒黑成绿蓝色的痣，美如夜空中的一粒晶莹绝蓝的星星样。

    我说，小敏，我怎么从来没发现你有一粒美人痣？

    她说，叔，你真的该参加我的婚礼呢。除了你，我在前寺村其实是没有亲人呢。

    我说结完了婚，你娘在地下也该心安了。

    她说，我刚听说你不在家，家里被村里人哄抢了。他们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能怪你？怎么能怪你？说着这些话，她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和气愤，然后就如大人要帮着孩子寻找丢掉的东西样，这里看一看，那里瞅一瞅，还到屋里走了一圈儿，最后出来说，叔，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呢。

    说都说你快离开村子走掉了，才把屋门、院门一走两天不锁呢。说你既然要走了，在村里你又没别的亲戚和朋友，走了就把这房子、院子给我吧。我男人入赘到了前寺村，可他在他老家是木匠，有个木器加工厂。你走了把这院子给了我，我就在这院里重新设一个木器加工厂，专门给这四邻八村做家具。有一天你又回到了前寺村，就吃住都到我家好不好？

    行不行？小敏说，叔，到我家你就住在西厦屋，那是我娘念你才用你们家的老家具布置起来的。你住在那屋里，就等于又回到自己家里了。

    接下去，黄昏终于从西边彻底铺过来，如一块巨大的红布从西边罩了过来样。村子里一片儿深深厚厚的静。我家里一片儿深深厚厚的静。小敏说完从我家院里走去时，脚步声柔柔地落在那些光亮上，宛若一片一片的树叶落在水面上。我望着她的后影把她送到大门口，看见那红裙下的小腿儿，又饱又胀，像两段硕大美丽的玉米穗。裸在外面的腿肤像玉米的肌肤般，光洁滑润，闪着红白的柔和与硬实，有一股少女的甜玉米的香味从那腿上一脚一步地抖下来，洒了一路，洒了一院子，使我在那一刻里，又一次想要扑上去抱着她的腿，像可怜的孩子不愿让母亲离开样。

    可在我果真想要扑将上去抱着时，她却从我家院里跳过门槛到了村街上。

    8．鸳鸯[46]

    吃了什么，也好像没有吃什么。

    睡了一觉，也好像没有眨一下眼。

    我一直是站在院里的夜色中，也好像一直是躺在床上迷糊着。在夜半的星月满天时，我感到我的头脑从来没有过的清醒和冰凉。回到屋里开了灯，瞟着一屋的狼藉和凌乱，想要把那倒在地上的凳，吊在墙上的画，还有被人动过（我却很久没有再动过）的那几包书稿整一下，却又懒得动，就在屋里把自己横在床铺上。夜已经很深了（也许还浅着），从窗外透过来的月光，如同被水湿了的纸。

    村街上有走动的脚步声，从小敏家的方向响过来，夹着说笑（也许是闹洞房的人）又朝着村里响过去。那声音让我想起了小敏那双玉米穗样红亮饱胀的腿，想起了如她娘样她的那张润红乳白的脸，还有她一说话就要起伏跳动和当年玲珍一样鼓胀的胸。还有那嘴角，那鼻梁，那油黑的发丝和雪白如玉的脖颈儿。夜像峡谷一样安静着，幽深着，引导着我朝小敏身上的各处走过去，想过去。小敏也像一个人体导游样，领着我从那峡谷中朝着她躯体的深处里走。原来在天堂街上两天两夜的无度和荒淫，并没有把我从对小敏的贪念中救出来。只要小敏的影儿在我眼前晃一下，另外一个男人——我还从未见过的那小敏的新郎——那个木匠就会模模糊糊、清清楚楚地竖在我眼前。我力求拒绝、又有些无奈地想着那新郎的长相和他在小敏面前的举止和言谈。想到这一刻，他们在洞房的一些事情时，我心里仿佛飞着一团苍蝇，或爬着成千上万的蛆。小敏好像说过她的男人是个大高个，我就把他想成五大三粗的样（一个土木匠！）。小敏说过他是白净脸，长的哪儿有些像是我（如同小敏有些像她娘的样），我就把他想成虽是白净脸，可那脸上一定有一片黑点儿，或没有黑点儿，可一定是五官的搭配不周正，看上去有些嘴歪鼻斜或者别的什么毛病儿（一个偏远乡野的小木匠！）！我想着他的模样儿，听着偶尔还在村街上响着的脚步声，或村人们在我家房前屋后大声说着我却一句也听不清的话，后来我就迫不得已、又彻彻底底想到小敏和那木匠在洞房的事情了。

    迫不得已地想到小敏和他在床上的事情了。

    迫不得已想到那些动作了。

    想到他一个大字不识的破木匠，在洞房竟可以有理有据、赤身裸体压在小敏身上时，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把身上的薄毯扔到地面上，穿上鞋，踩着那浅黄的毯子就朝着门外走。

    就在这个夜半里，我朝着小敏家里走过去。

    月淡了，先前水光似的月色里似乎渗入了几滴墨。那条通往村后的榆树胡同中，原先鞭炮纸的火硝气，在夜里淡得如村外的草气麦香样，只有夜潮的湿气还浓烈烈地在那胡同的路上流淌着。我一脚一脚地朝小敏家里走，不时地要贼样前后左右看一看，也就终于到了小敏家的门前边。轻轻地推了她家的院落门，见那门被锁得结实厚重，像一道石板样，我又绕着她家的院墙走，到那楼屋的房后边，把耳朵贴在砖砌的厚墙上，企盼着能听到一点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可却只听到晒了一天的砖墙，在夜里由热变凉的吱吱吱的降温声。听到了来自那楼屋后晚熟的小麦的灌浆声，呢呢喃喃，如饥似渴，仿佛旱沙地里的流水般。我把耳朵从那热凉的后墙砖上移开来，为没听见响动心安理得地长长舒口气，然后又开始从那砖墙下，由北向南走，绕过墙角由西向东走。可就这时候，在我以为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时，突然有了微细细的嘎吱声，干裂裂、粉艳艳地从哪儿传过来，如着火的一段木柴火旺旺地烧在了我的耳朵上。

    我突然站住了。

    那声音是从我身边的哪儿传来的。

    我快脚走几步，没抓到声音，重又退回来，到小敏家楼屋最南的后墙下，立住脚，把耳朵紧紧贴在那后墙上（如把耳朵粘在墙上样），便终于凄风苦雨、点点滴滴地捕捉到了那声音。那声音确实是从小敏家楼屋的南房传将出来的。确实是床铺的热烫遇到夜凉一热一冷悸惊的叫。我再一次紧贴紧地把左耳朵贴（粘）在墙壁上，如把耳朵砌在墙里样，终于辨别出了那声音是小敏和她男人在床上的剧烈和欢腾。是他们欢腾地摇着床，让床腿和床铺要分家、剥离一样撕裂的响。不消说，那新婚的床铺是耙耧山脉最坚韧的老榆木，响声尖细柔韧，如牛皮的鞭梢一下一下抽在夜色里。在那有粗有细、时柔时硬的声音里，我把耳朵朝着砖墙挤得更紧些（像我的耳朵钻过砖墙到了墙的那边样），终于也就捕风捉影地听到了小敏在她男人身下的喘息和叫声（和天堂街的那些小姐在男人们身上装模作样的尖叫一模儿样），声音刺红，如烧烫炼红时的针，一声一声地从墙缝钻出来，扎在我的耳膜上，让我的耳朵本能地朝后闪一下。闪一下，那声音从我的耳朵淡薄后，我又估摸了他们新婚的床铺按乡俗可能放在哪个位置上，朝后退一步，转个身，把我的右耳朵再一次严丝合缝地贴在了楼屋的南边后墙上。

    这一次，我听得更清了。

    我点滴不漏地听到了那白哗哗的木渣声是从红漆的床腿上响将出来的，伴着一个男人汗嘟嘟的呼吸和小敏快活（竟然是快活！）的唤叫和喘息，那有红有白、半是汗味、半是男女的肉香和交媾的腥甜的气味，从墙的那边挤着渗出来，飘在我的耳边和鼻下，缠缠绕绕，飘飘荡荡，云一样雾着和罩着。我被那火火燎燎、一丝一股的声音和气味折磨着，两唇紧闭，双手冒汗，耳朵贴在那墙上，仿佛耳朵最后也成了砖头、泥灰凝进了墙里边，听到了那声音，看到了那景象。正紧张得不知所措时，突然间，有一声小敏撕心裂肺的欢叫，完完全全如烧红的铁条，猛地用力捅进了我的耳朵内，使我又一次本能地朝后退一下，再也不用把耳朵贴到墙上去，就能极其清晰地听到小敏那红艳艳、热腾腾、欢欢快快的叫，翻山越岭地穿墙越壁后，张张扬扬，无遮无拦地响在我的身边和万籁俱静的夜空里。

    不用借助月光和星色，我就能看见那欢叫的条状和块状，就能伸手抓住床铺条纹弯曲的木响声。小敏欢乐的尖叫声和她男人热汗淋淋、粗重如牛的呼吸声。我被那突然加大的声音朝后推一下，闪了一下身，似乎是躲着那声音，可又似乎是在想方设法去逮着那声音。待那声音一声声地加大、密集，像飞落狂奔的雷阵雨从后墙朝我冲过来，围得我水泄不通、呼吸急促、浑身急躁难耐时，我突然看到了在房后的院墙角儿上，靠着一把木梯子。在那梯子对面的院墙里，竖着一棵碗粗的树。月光明厚，空气潮润得如从水里捞出来的丝。我在那月光中盯着那把木梯子，知道那是听房的孩子为自己走近洞房修的一条路，可我却盯着盯着时，鬼使神差地朝那梯子走过去。梯子是年久失修的柳木梯，梯腰上因为断裂还用铁丝捆扎着。我一个堂堂的名教授，人正中年的《诗经》研究专家，那时候如贼样小心地从那梯子爬上去，又在墙头竖着耳朵听一会，谨小慎微地顺着院里的那棵树（好像是椿树，溜着时我感到树皮和竹竿一样滑）溜下去，到了院子里，然后蹑手蹑脚朝着洞房的窗下走。

    洞房就在玲珍家一层靠南的楼屋里，没等我走到窗户下，小敏、床铺和那个年轻木匠快活滚烫的声音就又从窗里荡出来，肆意妄为，半疯半癫，龙卷风一样围着我，吹着我，噼里啪啦打着我。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和沙尘暴、龙卷风打斗的经历和情景。我知道我越墙而过要做什么了。鬼使神差要做什么了。原来身上的热躁烦乱渐渐从我身上褪了去，随之而来的是一丝一块的镇定和平静。我就在那窗玻璃的前边直竖着，听见屋里似乎风息浪止了，有一股宁静从屋里朝着屋外铺展着。就在这短如拇指的静谧里，木匠瓮瓮粗粗说了一句啥，小敏在那话后有些放荡地笑了笑（好像是放荡。竟然是放荡！），那原来静止的床声又开始响起来（倘若没有小敏这次放荡的笑声就好了。没有这次床铺的响声就好了。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另外一番景况和结局。可是这次响起的床铺声，却比原来更为激烈和焦急，更为欢腾和狂放，如同一群烈马奔驰在那张床铺上）。我没有再犹豫。连一星半点的犹豫都没有，我轻手轻脚朝前走几步，到屋门口试着推了一下门，那双扇红漆木门竟就不急不慌开了一条缝（我的天，那屋门竟然没有闩。竟然没有锁。不消说，之所以屋门虚掩着，是因为那木匠果真是为了狼吞虎咽他的爱情，闩了大门就顾不上去闩屋门了），他们仿佛本就是为了等我到来才没有把门从里闩起来。仿佛是为了一个急促的结局才没有闩屋门。门一开，我木桩样同门缝一道竖在了夜色里。那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怀疑是，屋里的新郎千分之千的不是好东西，他是猪，他是狗，他是牛马和野荒地里的夜畜性，他一准是把最后一个闹洞房的村人（孩子）急不可耐地一送走，将大门锁上就饿狼一样朝着洞房里回，以至于把屋门空关着，没锁门闩门就焦急地回到洞房里（也还许，因为焦急而没顾上去锁屋门的是小敏，可我却压根没有朝着小敏的身上想）。那个做了小敏新郎的人，他是我的情敌、仇家，不共戴天的土木匠。说破天、讲透地，该和小敏在洞房同床的，不该是我，也不该是一个耙耧深处的土木匠。

    这个该死的李木匠！

    这个李木匠！

    我不再犹豫了。

    我连一星半点的犹豫都没有。随着从门缝挣出来的欢快再次扑在我身上，我便如是洞房的主人样，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屋子里。

    开门声和我的脚步声，在屋里降妖拿魔地把洞房的欢乐镇住了。一刹那，屋子里的惊愕和寂静，雷声样铺展在屋里和屋外、村落里和山脉上，还有天下的南北东西与角角落落中。

    我有几分熟悉地朝着南边的洞房门口走过去（被我踢翻的一张凳子在黑夜里哐哐啷啷倒在洞房的屋门口），随之传来了小敏和她男人同时惊天动地的叫——谁？！——一粗一细，像大小两块砖样砸在我脸上。我没有说话，没有站住，撩开门帘子（别忘了，北方农村的里屋，套间一般是都没有屋门的），我如回到了自己家里样，把手朝墙上的电灯开关伸过去（别忘了，玲珍生前死后，我都来过这个家），按了一下开关壳，暗黑的洞房里，便轰的一声炸去黑暗，亮如白昼了。

    事情就这样，快得如雷电交加般。从爬上梯子到走进院子里，再到我站到洞房屋里的床前边，自始至末用了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事情就黑白分明了，南辕北辙了，杂乱无章了，结局明朗了。新换在洞房顶上的日光灯，把洞房里的墙壁，照得冰天雪地一样白亮与寒凉，把墙下整整齐齐排着的立柜、桌子、板箱和椅子等鲜艳的家具照得红亮滚烫，仿佛是码在墙下一排一堆的火。靠后墙的床，不用说也是红漆新木床，还有床里白墙上大红的双喜字，床腿、桌腿和椅子背上贴的写着“新婚大喜”一类的喜联与贺字，地上未及清扫整理的新人走入洞房时撒的红色纸屑和五谷杂粮啥儿的（床腿边还滚着一个大核桃），使那洞房里散发着寒冷热烈的喜庆和温暖。就在这喜庆的温暖里，新婚的被子被新郎蹬在了床头上，床上的新床单、新褥子和崭新大红的枕头和枕巾，被新郎、新娘的激越和兴奋，弄得一团儿一皱，仿佛（事实上）他们刚刚在那床上赶过了集，开过了会，也还兴高采烈地打过架，有过一番持久的庆贺和运动。我就站在那床前边，炽白冰凉的灯光照在我的眼睛上，使我不得不把双眼微微眯起来，才能不寒而栗地看清屋里的情色和景色，不寒而栗地盯住床铺上赤裸裸的那个木匠和跟玲珍长得一模儿样的她的女儿孙小敏。我有些不知所措，又有些意料之中。看见小敏赤条条躺在床铺上，浑身又白又亮，泛滥着受惊的涨红和羞怯，我仿佛看到了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躺到床上过的她娘付玲珍，在这时候脱了衣服躺在了床铺上。可趴在那赤裸裸的肉体上的男人不是我，而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读完的耙耧深处的土木匠（而且还姓李！）。他身材高大，皮肤黑红，肩膀宽得和门板一模样。剃了平头下的那张脸，说不上漂亮不漂亮，只是那有棱有角的鼻梁和下巴，在那张脸上显得分明和突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被我的突如其来弄得愕然失措，半趴半坐，似起似伏地僵在小敏的身子上，庞庞大大的一个壮小伙，望着我像一只羔羊望着突然站在它面前的恶狼样。不知道那时候我脸上是个什么样，是什么样的表情和肤色，什么样的目光和姿势，什么样的嫉恨和愤怒。屋子里寂静如死。惊愕盖地铺天。小敏裸在外边的乳白和柔亮如同一道光。有一股腥甜热暖的肉香令人恶心地从他们身上朝着床外弥漫和铺散，伴随着下半夜潮湿的夜气，在洞房沉甸甸地流动和凝结，像冬天里火热的气息和寒冷扛着肩膀样。我就站在那床前边，悲愤交加，嫉火如烧，盯着床上人的景色像抓到了一对通奸的淫夫和荡妇，像抓到了那个蓄谋已久要强奸我的女儿、我的妻子、我的情人的夜畜牲（我想到了赵茹萍和李广智在我家床上的景况和景象）。我目光冷厉，嘴角发抖，被我的牙齿咬紧的下嘴唇，又热又烫，麻木疼痛，仿佛被门缝挤着的一根手指头。而绷直的胳膊和捏着的两个拳，似乎胳膊中有着钢管撑着样，拳头里仿佛抓了石头、锤子样。就在这时候，就在我的双眼和床铺上的一丝不挂冷热对峙时，小敏说话了。

    小敏面红耳赤地叫了我一声叔，羞羞答答地把目光搭下去，说叔，怎么是你呢？你怎么会来呢？

    也许这时候，她不该叫我叔。也许这时候，她不该问我怎么会来呢。她一叫，她一问，屋里的僵局被豁然打破了，像寒凉的玻璃上裂了一道口。她的新郎、丈夫，那个模样不算差的耙耧的木匠好像明白一些什么了（似乎他起初是把我当成了一个闹洞房的人），他忽然有些释然地朝我尴尬地笑一笑，直起身，从床头抓起一件衣服要穿时（这一幕和我妻子茹萍同李广智在我家床上被我撞上是何等的相近和相似），他的阳物（那个丑陋的东西）让我看到了。就在这一刻，就在我看见他那丑物的那一瞬，宛若一切的爆发都源于那个丑物样，我本能地从我的喉咙深处恶狠狠咳一下，便猛地朝着床上扑过去，双手死死地掐着新郎的脖子，把他按倒在床铺上，骑在他的身子上，用力地把他的头像擂鼓般，朝着床里的墙上撞。我准确无误地掐着他的喉结儿，一边往死里撞着他的头，又一边连连声声地从牙缝挤着嗓音大声说——

    我让你结婚，你个土木匠！

    ——我让你结婚，你个土木匠！

    ——我让你在洞房里快活，你个不识几个大字的李家的土木匠！

    我边骂边撞头，又一边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我掐住他喉结的两个大拇指头上。我不知道用了多少力，不知道我摇着撞了他几下头，也不知道我掐着撞着时，嘴里一共骂了多少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一刻我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发泄和快活（仿佛高潮样），感到了浑身的舒坦和轻松，感到了我一生憋在身上的怨恨，都在一瞬间被我甩掉了（像憋在心里的浓血被我挤了出去样）。我说什么他妈的爱情，什么他妈的学问，什么他妈的面子，你们都给我去死吧——我唤着掐着，骂着撞着，新郎开始还在我身下挣扎和弹动，还曾用他的双手扯着我的两个手脖儿，企图把我的双手从他的喉上撕开来。可在片刻后，他扯我手脖儿的双手不再用力了，慢慢松开了，最后就无力地垂在了他身子两边的床铺上，人如一团棉花样，一段木头样，任我掐着和摇着，骂着和撞着，直到被杀灭的惊愕弄呆在床头的小敏从呆中醒过来，浑身筛糠般，发抖地抱住枕头缩在床头、瞪着双眼大声地唤——

    叔——你把他掐死了——

    叔——你把他掐死了——

    叔——你是教授、专家——杀人偿命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猛地醒过来，松开手，看着新郎的身子如半袋粮食样倒在床铺上，我忙从床上跳下来。

    小敏在床头角上望望我，又望望躺在床上瞪着双眼一动不动的新郎问，叔，他还活着吗？

    我却嘟囔着说，他妈的，谁都别以为知识分子好欺负。

    小敏说，叔，你别走，快看看他还活着吗？

    我嘟囔着说，你也快睡吧，天已经不早了。谁都别以为知识分子是好欺负的人。

    小敏惘然地望着我。

    我扭过身子朝门外边走边嘟囔——谁要以为教授、专家、知识分子好欺负，想在知识分子头上拉屎拉尿就是这结果。

    我嘟嘟囔囔，边走边说，仿佛一个叫花子捡了元宝，又把那元宝当做石头摔在了财主的头上样，不急不慢，气宇轩昂，不管小敏在屋里说什么，唤什么，自管自地从里屋朝着外边走。就在这时候，小敏又叫了一声叔，我本能地回过头，竟惊异地看见玲珍留在世上的那个三寸宽、三寸高、八寸或者一尺长的红木小盒子，摆在小敏和他男人刚才狂情疯爱过的枕头边。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回身去把那个有木雕玉镶的盒子拿走或者索性留在那儿，犹豫时小敏扑过去抱住了她男人的头，对着我大唤——叔，你别走，你快救救他！

    ——叔，你别走，你快救救他！

    在她的唤声中，我看见木匠的头软在小敏的胳膊弯儿里，似乎是死了，似乎还活着。到这儿，我心里冷惊一下子，扭身逃似的快步朝着外间屋里走（跑）。疾脚快步到一片宁静的院落后，我感觉到了月色淡薄，夜风软声细语，院子里有股凉气猛地袭在我身上。我本能地在院里淡了一下脚，抬头望了望青苍茫茫的夜，听到小敏在屋里救人呀——救人呀——的哭唤声，一片青、一片白地从洞房传出来，我便身不由己地回头望望从窗口、门口泄出来的光亮和呼救，又跟着浑身猛地哆嗦几下儿。直到这一刻，似乎我才彻底明白发生什么了，我做过什么了。腿一软，我差一点跪在院中央。就那么迷怔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待我再次听到小敏青青白白的呼救，仿佛从洞房的床上移到床下时（似乎是她哭着唤着朝门外走来时），我便快步地朝小敏家院落门口跑过去。

    打开那用暗锁扣上的院落门，我像风一样从小敏家里刮走了。

    第十节 颂

    1．般[47]

    我朝耙耧山脉的正西走。

    这一次，是真的成了罪犯不能不走（逃）了。我惘惘怆怆，不知所措。从小敏家里跑将出来时，听见小敏那救人呀——救人呀——的叫声青青白白、热热寒寒地在院里追着我，我便手脚不停地朝着我家一路小跑地奔回去。在家里忙匆匆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牙膏、牙刷和桌上的几本书，还有那装着《风雅之颂》书稿的牛皮纸的信封袋（里边的纸张都已经多少有了发黄、发脆的腐烂声），把这些东西横三竖四地装进我离开京城回到耙耧时提的黄色旅行包，急急慌慌在屋里望一眼，闭了灯，关了门，快步走至大门口，把一串钥匙挂在门中央的锁扣上（这房子、这宅院，谁想要你们就要吧。对谁有用你们拿去就是了），就朝着村头边走边跑地奔过去。

    我离开村落时，听见有许多脚步声朝着小敏的家里跑。

    我到山梁路边时，听见小敏家火辣辣的尖叫房倒屋塌地传过来。

    待我听清那七嘴八舌的叫声都是惊呼和救人的声响时，我开始撒开双腿，大步地往梁上的正西逃走了。

    那时候，月光已经陷在了云彩里，山梁上灰青朦胧，像被模糊的水光映着样。道两边的麦田和荒地，割了麦的田块里，还有着沉重的朝露和麦香。没割的麦地和荒草地，连成一片儿，在山梁上铺展起伏，延延漫漫，像水面在大风中飘摆荡动般。我沿着梁道朝着正西狂走和疯跑，一路上浑身的汗都和水洗样。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村落被我扔在身后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前寺村呼天抢地的救人声，被我的脚步踩得七零八落，由大至小，最终一点声息也没了。

    也许我在山梁上一口气跑了半个夜晚，几十里的路，也许我只是朝正西的梁道跑了一个时辰，十几里的路（或者仅有几里路）。我已经不再是教授，不再是专家，不再是研究《诗经》的第一名校的权威者。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犯，为了避罪，在朝着最为偏僻荒凉、无人无烟的地方去。我手脚不停，边走边跑，边跑边走，汗像狂风暴雨样落在路面上，喘息声噼里啪啦从我的嘴里跳出来，砸在胸脯上，砸在我双手不断更替、轮换提着的行李上，最后落下时，又砸在我疾脚抬起向前迈着的脚面上，末尾碎开来落在地上时，如倾盆暴雨落在山梁上。到了我实在跑不动、也走不动了时，停下来，我转身朝后望了望，发现前寺村早已被我甩掉了。

    后寺村也早已被我甩掉了。

    我熟悉的村庄都被我的脚步抹掉了。灭杀了。山脉上只有了田野、荒地和沟壑。路道两边有几块收割过的麦茬地，在朦胧发白的晨色中，被潮润了一夜的干茬、青草和红褐褐的土，发出温热凉爽的荒野气，像太阳晒在雪上样残酷和温和。有一会，我独自站在山脉上，望着无边无际的空旷和寂静，还有绝无人烟的荒凉和落寞，一股终于逃脱了的轻松，像附在离家出走的孩子的身上样，让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又开始慢慢地朝着西边走过去。

    走着走着感到了后背有些热，像有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在了我的后背上。

    我就住脚转过了身。

    这一转，猛地看见身后正东的方向，有一片血红的光亮，从远东的一道山缝挤出来，水一样溅到紧挨山梁的云上边，转眼就把那云边烧红了，仿佛是滚烫的铁水浇在云上凝住了，把东边的山脉、村落和田地都烫得金光四射，红亮颤抖，连隐隐约约看到的树梢和房顶，都在红亮中风吹草动般抖着和摆着。我稳稳情绪，直直地站在路中央，闻到有一股被烤焦的白云的煳味，从东边漫到我的鼻子下，以为那汤汤水水的红，会如在风中凸凹不平的湖水样，永远地瘫软僵硬在东边的天底下。可我一眨眼，那红浆浆的云彩和山脉，却突然彼此挤一下，胀一下，似乎是谁按着云和山脉的肚子用力压了一下样，砰一声，太阳圆嘟嘟地被从云和山脉的缝间挤将出来了。一下子，就把东半山、东半天和靠东三分之二的大地染成了又旺又嫩的血色黄。

    我被这金黄灿烂的天地惊住了，是逃犯，又已经是中年，那时候竟如一个孩子样，把手里的行李丢在路道上，望着东边连天扯地的火红和灿烂（我真的如一个孩子样），掏出我的丑物（再也不像教授了），朝着正东的天地撒了一泡尿。尿完后，还把我的丑物装进去，大声地对着东方的天空扯着嗓子唤——我是杨科我是教授我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知道不知道？

    ——你们敢抢我家的东西、敢要我家的房子、敢对我说三道四你们疯了吗？

    ——付玲珍——孙小敏——我爱你们俩，可你们母女俩谁都没有把身子交给我。你死了，她嫁了。她嫁给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破木匠，那木匠竟敢也姓李。要姓李他就是这结果。

    ——这下好了吧——这下好了吧——让那李木匠去死吧。让你小敏一结婚就守活寡吧！让你们前寺村、后寺村、小李庄和前后左右的村庄的孩子都考不上大学吧！让耙耧山脉和这世界上所有对我（知识分子）不敬的人，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年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身体安康，福如东海，长命百岁吧。

    我的唤叫嘶哑洪亮，带着日出的光亮和荒野彤红的清新，在山脉上马群一样狂奔和冲撞。

    2．天作[48]

    事情的一切都在急速地发生着逆转和变化。

    李木匠好像死掉了（也许果真死掉了，生命原来脆弱得如牛嘴下的草）。这突如其来的景况，把我从一个教授转瞬间变成了杀人犯。变成无路可走的逃犯了。

    和被推下王位的猴子只能朝着最冷僻的地方走去样，我一直朝着耙耧深处的山脉走。

    （一年前，我以探寻《诗经》起源的名义，寻找刻字的石头时，能朝着这个方向多走一天两天就好了。多走一天两天，就没有今天的灾难了。那时候，我把刻着古汉字的石头当成中原的历史和寺庙留给耙耧人的纪念品。没想到今天逃难时，最终挽救我的仍然是那些刻字石。没想到那些刻字的石头和我的命运与《诗经》，有着那么深刻的联系和暗合。）

    我一直朝着正西走，以为我会如传说中的汉子样，跋山涉水，不知疲倦。可我没想到，我只走了一天就筋疲力尽了，就想要朝着县城的方向拐回去。想要回到天堂街上住下来，到和那些小姐快活烦了时，再厚着脸皮回到人间里。或者干脆回到京城去。然而这个念头在我脑里一经生出来，未及发芽，太阳就砰砰啦啦落山了。

    在耙耧深处笔直蜿蜒的黄土梁道上，我遇到了一个到城里赶集回来的中年人，他牵着一头驴，驴背上驮了油盐酱醋和一口锅。我说你进城了？

    他跺了跺脚上的灰，看看夕阳说，你去哪儿？你样子可不像我们耙耧山的人。

    我问他，你回来路过没路过前寺村和后寺村？

    他说你是寺村的人？

    我微微地惊一下——你看见村里出了事情吗？

    他有些不解地望着我——我去村里找水喝，有一家人的水桶掉进井里了。

    ——村头有没有白幡和灵棚？

    ——我看见了有木匠在村头伐着做棺材粗的树。

    ——有没有穿着白孝的人？

    ——好像村里还有些唤天唤地的哭声呢。

    什么也不说，我又连三赶四地朝西走去了。沿着遇物赋形的路，在第二天午时又遇到一个从城里回到耙耧的人，我问他你回来路过寺村进村喝水了吗？

    ——见村里有人戴着白孝吗？

    ——听没听说前寺村里死了一个人？

    他说好像在哪个村看见有人死了呢。好像听到了哭声呢。好像还看见有一丈长的白幡吊在谁家门口的树枝上。这样儿，我就只能继续朝着耙耧的深处走。有些像逃犯，也不再是逃犯了。有些像教授，也不再是教授了。依然提心吊胆着，可却不那么惊慌失措了。我的样子像一个徒步到耙耧山脉游闲的人（我在尽量像），考察的人（我见谁都这样介绍我）。渴了找水，饿了寻村，一脚一步、三脚两步地一直往着正西走，只是偶尔朝着我走来的方向望一望。到了又一次太阳落山时，我沿着一条荒野小路朝着前边的村庄走过去。那个村庄名叫马驿庄，是我两天来走过的耙耧山脉以西的第十一个村，是照亮我最后伟大发现的路上的一盏灯。在村头我和一个从田里回来的老汉说了几句话，跟着他到了村中央的他们家。

    人家问我你风尘仆仆去哪儿？

    我说京皇城你们去过吗？我是京皇城清燕大学的教授呀。

    人家说马驿庄就是因为以前是歇马的驿站才叫马驿庄。

    我说我是来专门研究两千多年前，《诗经》在黄河流域的产生和传唱的。你们知不知道，这儿先前有着唱古歌的风俗和习惯？

    人家说你坐呀，快坐呀，站着受累呢。

    我和这一家人坐在院落里的石桌上（满是黄土的旅行包，放在他家屋子里），吃着人家烙的白面馍，炒的南瓜菜和小青菜。可吃着吃着时，村里有一声刺耳的尖叫声，血哗哗地传过来，我手里端的饭碗被惊落在了院落里。

    老人盯着我，问你怎么了？

    我说天——这叫声真大哦。

    老人说，村头有户人家在庙旁杀猪哩。

    我说有庙呀？那庙是什么庙？

    老人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了，把手里的碗放在桌子上，趁着落日的余晖，拉着我到村后的一个半倒半塌的小庙前，让我去看看那座典型的乡村菩萨庙。

    那庙离村子半里路，在一面坡地的半腰上，三间房子，要倒欲塌，却又结结实实竖在那里。庙里除了有一尊泥塑的菩萨像，还有三个香炉和香灰，还有一个大约永远空着的破损功德捐款箱。我在那庙前问了这，问了那，看看被香火完全熏黑的石头墙，最后沿着老人的指点，看见那石头墙上有三分之一的石头都有篮子那么大，见角见棱，呈着方形，无论是墙里还是墙外，每一面墙上都有几块刻着字的石。有的一个字，有的两个字，有的石头竟刻有三个五个字，每个字都是粗糙的篆刻体，都有馒头那么大。其中有一半字我压根认不来，更是读不出来了。然而在庙的山墙外，有一块灰色的大石头，二尺见方的样，那石头上竟然是刻着——天□高山，□□荒之——两句话。我轰然想起这两句话是《诗经》的《颂》中《天作》的两句诗——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即上天生成这高山，太王治理庄稼长）。石刻上这两句诗的字体和我在前寺村收集、见到的石头上的字体一模样，或大或小，都古朴笨拙，半竖半圆，仿佛是几个坏葫芦，或是几条四仰八叉的枯树枝，完全是乡村读书人的字、乡村石匠的刀刻和手艺。因为那石头都是耙耧山脉的沙岩石，多已风化剥蚀，使那两句诗中的“作”、“大”、“王”三个字已经没有了（像枯枝在岁月中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了前寺村那位上岁老人给我说的话——你真要让我外孙考上大学，我就告诉你哪儿有那一堆一片的刻字石。

    拿手去摸着那石头上的字，晒热的石头上的烫，像血流样沿着我的指尖滚到我的血液里。惊惊地望着身边老人的脸，我用有些哆嗦的声音问——村里还有这样的石头吗？

    ——别的村也有这样的石庙吗？

    ——这里离黄河有多远？

    ——我给你钱，你带着我去你说的那个地方好不好？

    3．时迈[49]

    两天前，领着我朝正西走的是杀人的恐惧和逃离。

    第三天，领着我朝黄河边走的是那些不断在村里、庙里出现的刻有古汉字的大石头。灰白色、烟青色、暗黑色，这些石头不在庙里就在某个村庄的村头上，或在人家猪圈的墙壁上，再或在院墙的地基里。有乡村文人的半楷体，也有粗枝大叶的梅花小豪体。它们被泥土糊起来，或被柴草遮盖住，还有的被猪粪、牛粪腐掩着（如金子在千年的土中等着我去识别样），我一见到它们就血流加速，双手冒汗，想起村里老人说的他祖上见过的大堆大片刻着古字石头的那地方，我隐隐感觉到，我正朝着老人说的那个地方靠近着。而且更为重要的，不是我不断发现的古字石，而是我每次发现一块新的刻着古字的石头时，那石头上的字，总是那样快地就让我找到它们和《诗经》中某一首诗的联系和密码。

    找到这联系，对我来说艰难曲折、轻而易举（不期而遇，春暖花开），是那么复杂和简单，偶然和必然。总是让我感到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前边等着我，总是让我想到，有一个60岁的农民在挖地窖时，挖出了震惊天下的西京兵马俑；一个12岁的孩子爬山钻洞时，尖叫一声发现了京城郊县的猿人头。如同意大利的一个管道工，挖下水道时发现了被火山灰埋了一千二百年的庞贝古城样；如德国的一个男孩6岁时，偶然看到一张被焚烧的特洛伊城的画，47岁时，他到古希腊就挖出了深埋在地下的特洛伊。而我的发现比起他们来，艰辛可谓蚂蚁搬山，曲折可谓小舟渡海。我的出生，我的考学，我的前半生，致力于对《诗经》的教学和研究，后又妻离子散（我还没孩子），楼去人空，觅尽屈辱，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让我四十多岁时，回家住到耙耧山脉的前寺村，然后再最终走向我人生的伟大和辉煌。我已经不再恐惧我曾经掐死过（死了吗？）小敏的新郎土木匠（这个本该死的木匠哦）。我以为他和小敏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在他们新婚的夜里去掐他，让我把他掐死以后（真的死了吗？）朝着正西走，五天后让我发现在那儿等了我上千年的一个伟大的废墟和文化。

    它们终于等到了我。

    我终于找到它们了。

    那座被黄河的泥土掩埋了一千二百年的石头城，在我浑身疲惫，似乎累得要死的第五天，它在黄河边的耙耧山脉尽头处，那一大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出现了。那时候，和我在马驿庄见到的石墙老庙是一模样，落日在山脉上，红浆浆一片铺展着，因为荒无人烟，那日光反而显得凄清而寒凉，如同倒在山脉和荒野中的水。

    我独自走了整五天，人已经要死要活（和我在天堂街荒淫无度了五天样），晚上睡在村落里，或者离村远的山上的黄土窑洞里，渴了就喝沟底的水，饿了就到村落里边讨吃的。见到有刻字的石头，我把那石头的字样和所处的地址记下来，常常遇上一些无法辨认的石刻字（共有十几个），我把那字照葫芦画瓢描在我的一个本子上。在这五天的最后一天里，我已经忘了我曾经掐过那个土木匠，是一个逃罪的教授和专家。我在恍惚中，变得纯粹而圣洁，圣洁而伟大，庄严得如伟大的考古学者样。第五天，在日出以后离开那叫孔井的村落时，在我的本子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孔井村，位于耙耧最西端的偏南山脉上，传说孔子从山东游学河南，整理《诗经》篇章，路经此处歇脚喝水，而因此村名为孔井村。没有想到孔井村是我遇到的最后一个山脉上的自然村，没带水，也没带干粮，我沿着荒土野岭朝着黄河边上走去时，口渴和饥饿差一点让我昏厥倒在山脉上。到末了，我不得不在一条河沟边，拔些野草充饥、充渴当食物。然而就在这天日过平南，炽白的阳光转为红润时，我看见我要找的石刻村落——那座惊世骇俗的诗经古城了。就像夜里找不到路时看到了灯一样，我站在耙耧山脉的尽头处，登高望远，想找一处村落或者一条小河沟，望望身边荒茫茫的野岭和黄褐褐的沟壑与土地，又半转身子，望着尽头崖下一马平川似的野草地。那一川草地为东西走向，开阔而漫长，巨大一片的荒草和长不高的小野树，如粗织的绿毡盖在川地上。有一股泥黄的潮润从那草地朝着崖上荡过来，像夏天雨前的闷气般，在我身边铺张和漫延。我张了一下嘴，吞了一股潮润后，把目光越过半里外的绿草地，去寻那潮润的源头时，我的眼睛被那草地间的一堵倒塌的石墙挡住了。

    那石墙同齐腰的深草一样高，和乌黑的绿草一个色，可却有一块石头突兀地竖在断墙上，仿佛竖在岁月中的路标样。仿佛它本来就是为了等待和召唤一个叫杨科的教授过去它才在那儿竖了上千年，等了上千年。在我把目光从那石上扫过的一瞬间，我想起了马驿庄的那座小石庙和孔井村的古石井，便不顾一切地连滚带爬朝那崖下的断墙跑过去。

    朝着那一千年前的诗经古城跑过去。

    那不是一堵墙。

    那是一片被埋在草和土中的墙基和石头。我疯了般冲进那一大片的墙基乱石中，有一块半横半卧的石头拦住我的视线了。那石头在草丛中，好像有着一个阴刻的字，字的笔画中埋了土还生了一些草，只有一横被雨水冲出来梗在夕阳下。

    我过去把那石头上的草和土全都拨开扫到一边去，一个“兮”字出现在了我面前。

    一个“稌”字出现在了我面前。

    一个“稷”字出现在了我面前。

    有几句诗出现在了我面前——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我站在一堆乱石头的一边上，看着我从石头草丛中扒出来的刻在一块断石上的《时迈》中的诗，我至死都无法相信，那一刻，我找到了村里老人说的他爷爷的爷爷见到过的那个地方了。发现了传说中耙耧山脉黄河岸边的诗城了。我无法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发现被我抓住了，像一个人走路时不慎跌倒，爬起来时手里却拿着一把地藏宝库的钥匙般，这使我双手冒汗，身上有着轰鸣的哆嗦。那时候，我身边有一棵胳膊粗的野柳树，长在一处院内的墙角里。我站在那处断墙的墙角上，抓住手边的柳树枝，望着那块石碑似的青石头，盯着那短短几句诗，望着那一片大大小小，似乎都有刻字的乱石堆，因为激动而双手发抖，因为浑身都止不住微颤和哆嗦，忍不住又一次小便失禁在了我的裤子上。

    4．有瞽

    三个月后的秋天时，我把诗城的遗迹全部清理出来了。

    我忘了前寺村和后寺村。忘了京城和大学。忘了县城和天堂街。忘了小敏和那我不知掐死没有掐死的新郎官。我再也没有想起过自己是一个罪犯和逃犯，只知道这伟大的发现和壮举，只知道每天清理和抄写。

    诗城的遗址，其实真正坐落在耙耧山脉西端靠南十里处。往西去，再有二里就是夏洪冬枯的老黄河。黄河在那儿湍急怪僻，河道拐来拐去，最宽处能有十几里，最窄处只有三二里多。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终日间河水激荡，旱旱涝涝，河两岸的村落逐年累月地搬迁到了别的地方去，留下老河在这耙耧山脉顶端的一马川地里，今年滚过来，明年滚过去。往南的上游去，是山脉突兀悬出的一百多米高的沙石崖，正好牛头样把河道顶到西边几里处，因此就在这崖的北端留出一大片的缓地来。诗城就在这河边的崖下缓地落户着，背靠耙耧山坡，脚登黄河水道，左有崖头挡水，右有川地良田。为了抵挡夏天泛滥过来的黄河水，也许先祖们曾在城前筑过一道坝，直到今天，那坝的遗址在西边半里处，还有一条隐隐的土堤和石嶙。从这遗迹的地形地势看，不用说，多少年前的岁月里，黄河乖巧，流水清澈，先祖们依河而居，过着水肥土足的日子，传唱着在今天看来和谜一样的民谣和古歌，终于就在这耙耧一带的黄河流域里，唱出了这座古诗城。然而日月悠悠，时光冉冉，随着岁月的变迁，到底还是在某个夏天里，黄河泛滥，冲开了城前那道堤，洪水直朝着诗城斜斜地刺过来，让诗城房倒屋塌了。

    让诗城在水流淤泥中消失了。

    我回到几十里外的孔井村里请来了十几个人，每天给他们发一丁点儿补贴费（我的工资哦，工资再高这时也是杯水车薪了），再发一大堆的许诺和好话，领着他们先把诗城的一条城街找出来，再把城街上所有黄河的淤泥，用车子推到远处的一个积水坑里去，然后再从那条铺着石板的街上朝着两边的胡同里挖。朝着每一户人家的门前挖。朝着一街两岸的院里挖。一个月后，一条石板铺地的街道出来了（那街道和今天耙耧山脉的乡镇街道大致一模样，只是比一般的街道窄一点，能过两辆马车或者牛轮车）。而在那街道两边一户又一户的人家里，各家的房屋，不光地基是又大又重的石头砌成的，而且各家的墙壁，也都是用石头砌到房顶或者垒到一人那么高，再用土坯在过人高的石头墙上接上去，形成在这儿特有的石土墙（直到今天，耙耧山脉距河道相近的村落都还垒着石土墙）。在挖出来的十几家的院落前，每家那被水冲倒的一堆乱石中，都必然会有一根尺宽、尺厚、四尺长短的条形门梁石。就在这每户都有的条形门梁石头上，都刻有《诗经》中一首古歌的名（像今天许多人家要在自家的门楼上镶上“张家”、“李家”、“王家”或“人丁兴旺”、“紫气东来”的字样般。今天耙耧人喜欢在门前刻姓留字的习俗，也正源于那时黄河流域诗城一带人家爱唱古歌，并爱把其中一首古歌名字刻在各家大门的石梁上）。那时候，诗城人都把一首他们喜欢的歌谣的名字刻在大门前，那歌谣又多是两千多年前周朝时，盛行在宫廷内的乐歌流传到民间后，被他们拿来刻在大门横梁上，借以祈福祝愿，拜天地而求平安。

    那石刻的石条已经从那条街上挖出了20块，共计46个字。我把那些石条编上号，把每根石条或石块上的字都依着字形描着写到我的本子上，并把那字是阴刻、阳刻和体形及石条的长短与厚薄，都一一地标明和注清。我完全如一个考古专家样，和村人们一块挖土，一块运土，一块抬石头，一块吃饭和睡觉，一块感冒和咳嗽。我渴望挖出一根石条来，上边的字让我不认识，超出《诗经》中305首诗的范围来。渴望不仅只挖出一些诗名儿，还希望能从哪块石头上找到一首诗。结果是果真就在一处大户人家门前的乱石里，清出了一条有五尺宽、五尺厚、六尺长的一个巨型过梁石，这过梁石上的刻字不是阴刻而是阳刻字。那刻字横平竖直，笔端有力，所有的横都粗于竖，撇和捺则着笔轻细，而起笔重缓。这字体已经不再是一般乡村文人、匠人的作品和努力，而是（可能）当年耙耧山脉一带的名望文人的书法作品了。且那石刻匠人也不再是一般照葫芦画瓢的石匠手艺人，从阳刻的点横不留痕迹的落凿处，能看出这石匠的水平是一定高过房屋、高过树木，和耙耧山脉最高的岭梁一样儿。我用刷子把那石条面上的黄土清干净，在那石条的正中央，果然赫赫地刻着一个比海碗还要大的字。且那个字作为一首诗名或一首被传唱的歌名，是《诗经》中不曾有过的一个字——女。

    就在那有“女”字阳刻的石条旁，又清理出了一块一面平整、其余几面都是凸凹的巨型山石来，深绿浅红，一人那么高，两头尖圆，中间鼓胀（酷似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那种自然石），就在这块自然石的一面平整上，竟然竖刻着一首两排八列、一字不缺的诗——

    于洛之阳（在洛阳之阳），

    以南至于边柳（以南到了边柳这个地方），

    鲜且美眉（鲜亮的人儿美丽的眉目），

    曰我既付（啊！我把我已经交给你）。

    执子之手（手拉你的手），

    与子偕老（和你一起携手到老）。

    吁嗟阔兮（河水啊，这样宽阔难渡），

    不我活兮（难以见她，我怎么能活）！

    我让那十几个村人都到一片凉荫里边去歇着，自己盯着那八句诗在心里品味和研读。那诗句让我熟悉而陌生，回味无穷，使我云开日出样想到了《洛阳赋》，想到了《散氏盘》，想到了《毛公鼎》，还想到了全部的《诗经》和《楚辞》，可却又无论如何月落星稀地不知在哪儿读过和看过这首诗。我定断，那条过门梁石上的“女”字，就是这首爱情诗（歌谣）寓意深刻的题名儿，可我又不敢定断这首诗的出处和来源，更不敢相信它是我在诗城发现的《诗经》中305首以外的第一首诗。已经正顶的日光，在那块自然石上落照着，像透明的金水在那石头刻字上洗着和流着。从石缝中钻出来又黑又亮的一只蛐蛐，趴在那石头刻字的一横里，像卧在自己的家里样。待太阳把它身上的潮湿晒去了，它引弓四腿，亮起翅膀咯咯咯地唱得悠远而嘹亮。还有两只很少见过人的野蝴蝶（这让我想起玲珍出殡安葬那一幕，还想起传说中梁祝化蝶的事），从身边的草地飞过来，轻轻地落在那石头的顶儿上，歇一会，朝着那门里的塌院落石飘去了。

    没想到，从这所高宅大院门前的这块自然石上的爱情诗——《女》开始，在以后的日子里，沿着街道一直向北清理过去时，除了一如往日在各家门前过梁石上发现《诗经》中那些诗的题目外，还又在几家的门口和院里，挖出了和刻着《女》诗的那块自然石头大小不相上下，有着同样美妙的歌谣唱句的诗的石头。在一块题为《飞》的歌谣诗句中，有那样四句的精妙和绝伦——雀行于日，雀行于落；有日终去，有落终归（鸟儿在日出时离去，鸟儿在落日时回来；日出时它终归要去，落日后它终归要回）。还有一首题为《有季》的诗，三句一段，共有三段——

    滴落兮（春雨滴落呀），

    有粒归土（有种子入土），

    有禾离土（便有青苗出土）。

    风过兮（春风吹拂呀），

    禾生大田（庄稼生于广袤的田地），

    稔熟大田（庄稼成熟于广袤的田地）。

    黄叶兮（秋叶飘落呀），

    飘寒□季（风吹寒冷□的季节），

    □□□季（□□□□□的季节）。

    也就这样儿，在把诗城的废墟清理到三分之二时，主街道的石板路，忽然在一户人家的墙后变宽了。忽然从那未曾倒掉的一堵石墙的角上始，那石墙不再是直南直北，而成了缓慢的环行，有着一人高低。所有墙上的石头，也不再是遇大则大，遇小则小，而是一律都经了石匠的修凿，一尺一寸宽，二尺二寸长，彼此的石缝间，有着米汤泥的浇灌和铺垫。原来在城街上表面的野树和埋在草丛中的石头没有了，忽然间那儿出现了一圆大的平凹地（如半个篮球场）。十几个村人，用五辆板车不停地清理和推拉，用了28天时间，才把这圆形凹地的泥土全都清出去。清出去，奇迹便从一点一滴累积到山崩海啸般的惊异和壮观，像一轮日色从这凹地猛地升起样，原来这凹地里是诗城的戏场、会场和集日里的买卖场。半个球场大的石铺空地的周围，全都用那尺寸统一的沙石严丝合缝地砌起来，地面上又都用统一了尺寸的石板铺起来。就在这圆形场地的最中间，村街的路道从中穿过时，留着南北两个对应的通道口。在这通道口的西，围墙下齐整整地垒着两行石条凳（一看便知，那石条凳不是让人们坐着观看什么的，而是和今天的市场样，是专门让人们买菜、兑换什么时，把物品摆在那些石条凳上的。如同今天的货柜架，石条下还有卖货人一格一档的储货窑）。在通道中轴线的正中间——那个圆形场地的圆心上，地平面上又起着一个高出石板地面一尺六寸的双层台阶圆，有一间半的房子大，显见是村人集会时，人在周围，讲话的人就站在这中心圆台上。村人在集会中唱歌、对歌、赛歌时，唱歌的男女，也要站到这个舞台般的圆台上。就在这圆台正东的半圆里，地势靠了山脉，诗城人就依山挖建，把那山势挖成凹形的半圆，并把这半圆的山坡，又一层层地挖出看台似的台阶来。在这台阶上，又一律铺砌了沙岩石的黄石头和花岗岩的灰白石，使那东半圆的山势就成了戏场的看台了。我从圆场的底层向上数，到顶上共有28层高，而且在这28层看台竖着的立石上，每隔一块两块沙岩石，就会有一块或几块石头上刻着篆字的诗，三言两语，五句六句。有的是《诗经》305首中的诗章和句子，有的是305首以外的歌谣诗篇和段落。一律都是阴刻笔法，都是瘦长的柳丝字刻，也一律因为附在山坡的表层，滑落的浮土并没有把那石头埋进土里去。年月的风化和雨淋，使本来就易于剥落的沙岩石在漫长的日月中，绝大部分那些刻着诗句的石表层剥落掉了。连有的草根和荆树，都可以轻而易举从刻字的裂缝中，把根扎到石台座的里边去。石台座越是朝着山顶上走，风化也便越发厉害到几乎剥蚀了全部的石刻和笔画，只留下一些模糊的横竖和三角与圆圈。只有到那些滑下的泥土又厚又多处，那些石刻字才还有着断断片片的印迹和清晰，及至到了最下的第五层至第一层，因为全部都在河水的淤泥中，那些石刻字才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清晰得如刚刚刻了上去样。

    从开始清理那灰石台座时，我就把清理出来的诗句，依着发现的顺序朝我的本子上抄写和描画。随身带的两个本子被我抄完描完时，我又把新发现的诗和句子，抄着描着写到那《风雅之颂》的反面书稿上。我的本子和反面的书稿纸上写满了《诗经》以外的句子和段落“采菽采菽，亦秋亦秋”、“汎舟河洛，在□□河；□□□我，谁□人噫”、“瞻水□涛，他水泱泱，君□车座，□□水乡”这样断断续续的诗句，多得和夏天麦收后，田野里遗落的麦穗麦粒样，到处都是不知何年何月刻上去的两千多年前的诗。到处都是两千多年前遗落的章句和韵味。而最为惊人、最为重要、最为庞大的，是在看台最底的第五行到第二行，在321块石头上，刻着一首有586句的四言诗；这诗中的2344个字，已经有1327个模糊到完全无法确定和辨认；在剩下的1017个刻字中，有331个是只有左一半，或者右一半，再或只有上半部或者下半部；而在剩下可辨的686个诗字中，有22种植物名和14种鸟雀名，还有一些现今失存和现今仍在沿用的地名、山名和河道名（我怀疑这是一篇以诗为记的史志文或者地理文）。当我从山顶的石座诗开始，每天都一行行抄写到这最后、最长的一首地理诗时，我知道了我杨科的伟大和发现，明白了随着我对这些《诗经》以外的诗篇的发现和研究，我将会重新改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史和古典文学史，甚至改写部分植物学的历史志。那一天，在清理出那首有586句、2344个字组成的《诗经》遗漏的一首最长的四言诗前，我望着如长卷一样舒缓地展开在看台上，剥蚀了右边题名、左边年月落款的清明上河图样的诗，心里开始只是惊喜和激动（如拣麦穗的孩子，不慎间发现了一片无人收割的麦海样），可当我从第一句的“他水之东、横□村落”开始，一句一句地朝后读着时，当我意识到这首诗是集中载记了黄河岸边以诗城为中心的百姓，在两千多年前的种植、耕作、放牧、习俗、歌唱、婚配、祭祀和图腾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时，我知道我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百科全书了。发现了两千多年前，耙耧人以诗画就的清明上河图。发现了一个民族两千多年前留下的一部《圣经》般的诗。当我从诗中读到“他水吾人、河□人生，龙降□山，噫国生群”时，我知道我读到了关于中国人自水而来，以山而生的起源和最为准确的文字记载了。

    我知道我把我发现的诗城和这个半圆的看台场，公诸于世后，将会如何地让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振动和兴奋，将会使全世界所有认识汉字和不认识汉字的人，都如重新发现了罗马、希腊和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样。我有些惴惴不安地站在那看台下，惊愕着那首长卷的地理起源诗，阴霾的天气像盖子样扣在耙耧山脉和诗城的遗址上，扣在这球场一样的凹环形的唱场上，潮湿冷凉的沙岩石的气息，从那凹环的看台上朝我袭过来。连续为这个唱场和凹环看台清理了28天的孔井村的村人们，他们就坐在我身后推拉泥土的车子上、石头上和那些铁锨、镐头的木把上，瞟着我在那长卷诗前痴呆和愕怔，说杨教授，你也坐这儿歇歇呀。

    说杨教授，今天不会下雨吧？

    说杨教授，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从惊愕中，半怔半醒地抬了一下头，想着这一天的日子，看一眼空中聚着的乌云，污污墨墨，黑水一样开始从耙耧的山头压将过来时，我和村人们便都站在那唱场的看台前，仰望着伸到半山坡的石台座。初秋的闷热在山上和黄河的滩地转眼消失了，寒凉如潮头一样朝着遗址、朝着唱场和看台快速地袭过来。我望了一眼村人们，说天要下雨了，这看台上的土被挖走后，看台会不会被这雨水冲垮呢？

    我说我抓紧把这首长诗抄一遍，你们都先回窑里歇着去。

    说都走吧，你们还站在这儿干啥呀。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我身边，看看天，看看身边石头上的一片刻字和挂着的水珠儿，脸上全都凝着阴沉的半青和半紫，说已经又到月底了，你说过这看台一挖完，就把这个月的补贴发给我们的。还说这个月清理看台大伙儿马不停蹄、起早贪黑，干一个月的活，要发给我们两个月的钱。

    ——杨教授，已经月底了，你就把钱发给我们吧。

    ——杨教授，你发还是不发呀？再不发钱就别怪我们都是粗人了，不光都要摔了家什回家去，怕还会对你有些不客气。

    ——你说话呀，杨教授，你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会不问你要钱吗？

    ——说吧，只这一句话，说给还是不给吧。

    说当初让我们来这里清理这儿诗城的石头和土时，你还答应说，有一天这儿成了文化遗址、文明圣地，将来到这儿参观的人会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的，那时候这诗城会像西京的兵马俑，像京城的故宫和八达岭，会像国外的金字塔和罗马城，说到了那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这诗城的文化管理员，每月都有上千上千的工资发给我们呢。可现在，我们累死累活，一个月你连200块的补贴都不按时给我们，你说你的话还算话不算话？

    ——不算话你他妈的还算啥儿教授呀！

    ——你他妈的是个疯子、骗子，是个精神病。你要没钱你现在就回到京城去，回到你那狗屎大学里，限你半个月把欠我们的钱全部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们就把这些刻字的石头全部砸碎，拆下来抬到城里卖。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把这刻字的石头运到城里去，卖一块比你给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

    说你到底给不给呀？

    说呀你——你到底回不回京城去取钱？

    ——你他妈的到底回不回京城去取钱？！

    第十一节 风

    1．东山[50]

    乘坐了夕发朝至的火车，到了京城后，仲秋的早晨在车站恭恭敬敬候着我。下了火车，望着车站外我熟悉它如熟悉耙耧山脉的草木房子样的车站和广场，忽然间，我又觉到了双腿间有些发紧和不安。因为激动就想要进厕所的感觉，又一次猛地袭到了我身上。慌忙抱住广场边的路灯杆，让那小便失禁似的情绪从身上缓解后，我搭上了一辆开往清燕大学门前的公共汽车。

    太阳一如往年往日地秋黄着，照在清燕大学的门口时，我提着行李下了车，本能地把行李放下来，整了整为回清燕大学特意穿在身上——以往只有在走向讲台才穿的那套深色中山装。头发理了。皮鞋换了。胡子也刮得干净利索。清燕大学是我的事业所在地，可离开学校将近一年半，使我回到学校时有了一种陌生感。我像是走失多年的孩子样，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我的走失和消失，突然地回来和出现，连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应该、不自在。站在学校门前的一棵古槐下，望了望学校那描绿画红、古色古香的大门儿，看已经有学生夹着书本、书包往那大门走去时，我做着出差归来的样，硬着头皮朝着学校走过去。所幸的是，在一堆走往学校的学生里，首先有个中文系的硕士一下认出了我（这很好。不是我先认出了他，是他首先认出了我，说明清燕大学还是我杨科所在的那学校，预示着学校里家属区的4号楼3单元306室仍是我的家），他走在我前边，要进校门时突然回过身——杨教授，是你吧？杨教授。

    ——这一年多你去哪儿了？

    ——你再不回来我们就快把你忘掉了。

    慌忙笑着朝前赶两步，明明已经想不起这个硕士的名字了，我还一副极其亲热熟悉的样子跟他说，我外出考察了——到中原的黄河流域耙耧山脉那儿考察了一年多。说你敢相信吗？我发现了很多两千多年前在黄河流域一带传唱的《诗经》以外的诗。有的诗歌比今天《诗经》上的诗歌还要美，还更为深刻和有趣。说着我傲然地把手中的行李朝半空提了提（那里装的全是我在诗城的发现和抄录），神秘地让他们看了看我那个鼓囊囊的帆布行李包，又神秘地把行李放下来（如怕他们把我的行李抢走样）。本意是为了证明我这一年多的失踪，并不是消失，而是被学校派往耙耧山脉我的老家去研究考察了，可我没想到，当我把行李收将回来时，那个硕士惊愕地站在我面前，像我十天前惊愕地站在古诗城唱场刻在看台上的那首有586句、2344个字的长卷四言诗的诗前样。

    和他同行的那几个学生（原来都是中文系听过我课的本科生），也都突然站下来，回过身，惊异地望着我，问我你说啥？

    ——真的吗？怎么可能呢。

    ——你这一年多不在系里，原来你去考察了？我的天，真的发现了《诗经》以外被孔子删去的诗歌两百多首吗？

    学校里还和往年一模样，还是那些楼，那些树，那些广告和塑像，似乎连路上的裂纹、墙上的蛛网和横在学校上空的电线也一点变化都没有。仲秋的气息，在学校里成了房舍楼屋的旧砖味和那些国槐的黄叶味，还有依然密集地吊在树下的绿虫的腥气和满地虫屎的臊味儿。国槐上已经开满了颗粒状的小黄花，落在地上被人一踩，像诗城那儿雨后的泥浆样。那味儿我陌生而熟悉，司空见惯，又闻所未闻，这让我禁不住走在学校有难以扼制的激动和兴奋（我就要到了我家了，就要见到我妻子茹萍了。昨夜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见到茹萍的第一句话该说啥儿好，可直到下了火车我还没想好见她该说的第一句话）。可现在，我终于想到了见到茹萍我该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回来了。你信吗？我发现了《诗经》以外的两百多首诗。

    脸上堆着兴奋的黄笑，我走在校园的中轴主道上，见了谁我都主动上前和人家打招呼，人家点头我也点点头。人家突然惊愕不已地站下来，说你是杨教授？这一年多你去哪里了？我就竖在路中央，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地去向人家说，我在中原黄河边的考察和发现。就是人家和我压根不认识，我也会很熟悉似的主动和人家打招呼。

    ——你好，你知道我这一年去了哪儿？

    ——你们好。我去考察研究回来了，你们去哪儿？

    ——喂，吴老师，晨练呀？你敢相信吗？我发现了《诗经》以外的两百多首诗。

    校园的学生并不多，还没有到上午的上课时，只有一些早起的老师和学生，在树林和空地里用功和做操。我确实像出差考察回来那样，兴奋不已、风尘仆仆地走在校园里，一身都是温暖的热情和主动。在荷湖的路边上，我见了我们中文系教现代文学的刘教授，我说你好刘教授，我在黄河边发现了一个古诗城，发现了一座古唱场，发现了两百多首《诗经》以外的诗，其中一首完全是用诗句写成的《清明上河图》，用诗句写成的一部《圣经》。刘教授本来惊喜地看着我，准备站在池塘边上和我说上许多话，可等我贪占了他几分钟（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快言快语把这一番话全都说完了，他的目光变得疑惑而生硬，上下打量我一会，说声，回来了？我到湖边散散步。就丢下我沿着湖边朝西走去了。

    走了很远还又回头望着我，像我果真是个神经病。

    荷湖一边的水面上，漂着的柴草和腐物，让湖水呈着墨黑色。可那半湖荷花却在那儿开得洁白如雪，云朵飘飘，荷叶也绿得如同头顶的天。在那湖边上，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讲，一路说着走到4号楼3单元楼梯门口时，吴教授的老伴从另一个单元的门洞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买菜的工艺花竹篮。我说你好，你去买菜呀？她站在楼下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我说我是杨科教授，外出考察刚回来。她惊着“啊”一下，怔一会，待认清我了，才朝我慢慢走过来，到我面前站住脚，问我说——你家搬走了你不知道吗？

    ——你家搬到了学校的高知专家楼，那楼是专门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盖的你真的不知道？

    ——快去那里吧，这4号楼的你们家，又搬进了一个新调来的老师，你夫人难道没有给你说过这些吗？

    不管吴教授的夫人惊惊乍乍如何讲（女人家的话，家庭妇女的言论），我还是固执己见地走进了第三门洞里，爬上三楼，从我的旅行包中取出在那包里歇了一年半的钥匙，熟悉地捏着最大的一把，插进去，左一拧，再一拧，果真没有扭开那往日我一拧即开的门。低头审视那门上的黄铜暗锁时，屋门却从门里打开了。门缝间站着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样子是有些文化的），她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气味又鲜又香），还拿着一双白色的塑料筷（和象牙一样），看着我就像看一个上门推销的人。

    ——你找谁？

    ——赵茹萍家搬到了专家楼，住2单元的19号门。

    ——你是她丈夫？你真的是她丈夫吗？

    这样问着时，她手里的牛奶杯子晃一下，差一点从她手里惊得掉下去。可她很快意识到了她的问话对我的不恭和不敬（倒有些自知之明），马上把她斜看我的目光收回去，脸上堆着笑，介绍说她叫闵秀文，是新进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老师，是专门研究和主讲《楚辞》的。说杨教授，你们家搬到专家楼里了，房子又大又漂亮。你老婆又年轻又漂亮，学问也是第一流。我在我原家的门前站一会，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和闵教授说了一会话，简单介绍了我在耙耧山脉的发现和研究，说那儿地域偏僻，交通和通讯都不便，又忙于新的研究和发现，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和我爱人茹萍联系了。所以还不知道我家搬了家的事。所以也就突然回来走错了门。

    我抱歉地从三楼退着走出来，脸上如被人打了耳光样，木然着在门洞里呆一阵，待从楼下走过的熟邻过去后，才贼一样走出去，很快离开了我家过去住的家属楼。

    我不再见人就给人家说我是到中原的黄河流域考察了，发现了诗城、古唱场和两千多年前《诗经》以外的一大批的诗。我低着头，躲着人（如同丧家之犬），朝着荷湖东边的一片树林走过去。我知道他们给我说的专家楼，就在荷湖北，离湖十几米，在我没有离开学校时，那楼就已快要盖成了。荷湖在仲秋的天气里，水面肮脏，可却花草蓝绿，荷叶乌墨，雪白的荷花如云样被一枝枝的荷秆擎在半空里，一点一滴珠子似的水粒在那花上叶上滚着和凝着。有散步的学生在那湖边慢慢地走，还有一早就相约出来的男生和女生，拥坐在湖边的石头上（他们的沉迷和快乐，让我想起了我在天堂街上的事）。为了躲着这些人，我绕道从湖外的一片松柏混杂的林里走到了高知专家楼。

    在楼下站一会，选一个清寂的瞬间，我朝闵老师给我说的单元门号走去了。

    小心地走进电梯，乘至10楼，又从电梯出来（幸亏没有碰到开电梯的人。也许本来就没有电梯工），站到了那扇还散发着漆味的防盗门前，看了看宽敞如会议厅似的门前的空间（干净得如学校党委的会议室），确认了楼层、房号后，我极其礼貌地按了门铃，又敲了几下门。

    从门里传出茹萍的声音和我熟悉的风一样。

    她问——谁？

    我说——我。

    接下来，奇静一会儿（那时的奇静如同坟墓里的死静般），在一阵我能感觉到的犹豫中，茹萍先开了一扇里边的红漆木门，又开了门外的绿漆钢铁防盗门。当看见果真是我时，她的脸上白一下（果真还年轻漂亮呢），有些惊愕地怔在门口儿，既没有说你回来了，快进屋里吧，也没责怪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不跟我说一下？怎么不提前打回一个电话来？她就那么惊着僵在门口片刻后，回头望一眼（她望什么呢？），又僵一会儿，把身子往边上让了让，又冷又淡地从门后提过一双拖鞋放在门口上，朝后退了一步站住了。

    毫无疑问，我的回来使她有些烈火寒风，不容水火。有那么一会儿，门里门外，一片宁静，连一洞二门间电梯油润的滑行声，都在宁静中如开过的火车样。我知道，那一刻她生怕我会突然跨一步走进屋子里，又怕对门有人突然从门里走出来，猛地一下碰到我，于是就那么惘然地木在门口上，直到又回头望了一眼后（她望什么呢？），才明白必须让我进去（回家）那道理。

    我有些歉疚地朝她笑了笑，轻声说，茹萍，我回来了。你猜我在黄河流域那儿发现什么了？我发现了很多《诗经》中没有收录的诗。

    我如犯了错误的孩子想要将功折罪样，首先夸饰地说着自己的辛劳和功绩，走进门里边，关上门，换着茹萍给的一双棉拖鞋（又柔又软，我有一次住高级宾馆穿过那样的鞋），把我的行李放到门口地板上。可我换鞋时，茹萍却提着我的行李到门口，拍了几下行李上的灰，回来把它放到了门后边的角落里（像一个主人把一个客人的行李放到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去）。直到这时候，我才豁然地看清楚，这套五室三厅的新房里，客厅和舞池一样大，乳白色的墙壁不是一般家舍装修的白漆灰，而是一种少见的进口涂料漆。奶白在墙面上，光洁温顺，亮而柔和，不张扬，不刺眼，是一种含含蓄蓄的白，含含蓄蓄的亮。房顶的周围吊了一尺宽的顶，那吊顶流水蜿蜒，曲直有致，四个角吊出一个似几何图形又似一朵花的图案来，使那客厅既有了家庭的温馨，又没有一般知识分子们的俗气和庸常。还有客厅中央的灯，是吊着，却又是贴在房顶上，灯框是饱含古味的雕花红木架，把那客厅的品位和基调，定成了古朴而现代（现代中又深含了传统的味）。我站在那门口上，如果不是茹萍给我开了门，给我拿了拖鞋让我换，就是有中央的文件摆在我面前，我也不敢相信那是我的家。

    有些痴傻地换上鞋，呆在门口鞋柜前铺的一块专门让客人换鞋的新疆绒毯上。我扭头朝四处望了望，笑着说，我的天，真大呀，这墙上的涂料和半棉半丝的缎布样。然后又小心地抬脚从那换鞋毯上走下来，谨慎地把脚落在满屋满厅的实木地板上（那地板是非棕非红、似棕似红的混合色，木纹深刻却又表面光滑，仿佛那木纹是假的，又仿佛那木纹完全是真的，让你以为那些地板不是通过许多程序制作出来的，而是从树上一生出来就是那个色，那种纹）。在那种近乎原始的自然木纹里，有一种来自森林红白相间的木香味，原原本本地在屋里飘散和弥漫。从阳台上涌过来的光线富贵而充裕。大花盆里的巴西木和非洲树，还有几盆不常见却又似乎常见的花，摆在墙角和那一排乳黄的真皮沙发的两头上。新品的电视、音响（我完全说不上来那一排家电的名称和特色，就像我还不能总结诗城遗址的建筑风格和唱场的设计特点样）和墙上点缀的油画（是俄罗斯风光）、挂着的名人书法及一些抽象实物的艺术品，还有因为客厅过于宽敞，不得不在一些空闲处，摆上木架和我说不清年代的瓷器物（如花瓶、陶俑和不知是赝品还是真品的汉罐与青铜器——不过，我是坚信那些都是真品的），这些东西该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出现了，不该在哪儿，它就一定不在哪儿出现和多余。

    木然在屋门里，我以为是我走错了门，可茹萍确确实实地站在我边上。她的脸色已经从尴尬和僵硬中缓过来，显出了平静和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坚毅色。我说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分给我们的？她说杨科，作为礼貌，你突然回来应该先给我们（我们？）打一声招呼的。我说装修得这么漂亮，花了多少钱？她说回来了也好，许多事情我们该当面谈一谈。然后她就朝客厅对面的餐厅走去了，像一阵风朝着秋天刮去样。

    餐厅和客厅是错层，比客厅高着的两层台阶中，装修着一道木栏杆（这是京城许多部长家里才有的装饰和格局）。我让目光跟着茹萍的身影走过去，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看见李广智校长坐在餐厅的餐桌旁，穿了一套薄绒红睡衣，正在那餐桌旁边吃早餐（牛奶和面包片）。显然他已经知道我来（回来）了。朝我看了看，像看一个专门在饭时到他家里找他解决问题的教职员工般，有些烦，却又有些不得不装出的热情来。

    回来了？李广智从餐桌前边站起来，让目光从茹萍的身上翻过去，望着我，脸上满是欢迎的热情和从掩盖中挣着身子跳出来的冷淡和漠然。没吃早餐吗？没吃就在这儿吃。又把目光对着茹萍说，你去给杨教授冲上一杯奶，我上午要开会，就不陪你们在家了。

    说着就从餐桌前边走过来，穿过客厅又走进一间卧室里（他也是穿着一双绒拖鞋），关上门，换完了衣服又从卧室走出来，提了学校领导上班时都提的黑皮公文包，出来到我面前说，杨教授，你瘦了，回来就好好养一养，如果嫌住在家里不方便，住宾馆把发票交给茹萍就行了。

    说着他就朝门外走过去，到门口，换皮鞋时还又回头和我招了一下手，说你坐呀，杨教授，老是站在那儿干啥呢。

    李广智就如主人离开家样出去了。

    关门声柔和生硬，像一块铁板重重地落在了暄虚的土地上。我依然走错了路、进错了门样木在客厅的沙发旁，不知是该坐还是不该坐。李广智走了后，一直站在餐厅横栏旁的茹萍有些解脱了。她没有给我沏牛奶，而是用玻璃茶杯给我简简单单泡了杯毛尖茶（像给客人泡茶样）。那茶叶在开水中，由紧缩开始膨胀，每片叶子都水灵灵地增大和散开，在浅青的热水中，有着花开花落的声响与香味，之后那茶叶全都叶尖向上地直竖着，林地般竖在杯子里。茹萍说，喝水吧——这茶叶你从来没喝过——这房子是我今年刚好有一本专著拿了全国唯一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最高奖，学校以特例把我列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就给我分了这套房。说着她抬头看了一下竖在客厅一角的红木大摆钟，又说其实你都看到了，没有李广智，就没有这房子。没有李广智，就没有我的学术最高奖。

    ——没什么可向你解释的。横竖都这样，我和他就彻底住到一块了。

    ——我们相辅相成，相知相爱。他现在是学校的校长了。老校长离休前，有四个人选竞争当校长。送礼也好，找高层也罢，如果没有我赵茹萍，怕他也当不了这中国第一名校正部级的校长呢。

    ——你能想到吗？我们系里有个女学生，高考成绩还不到300分，是我破格、破例，把她招进了艺术系。一招进来她爸就从下边省里调进京城红墙里边办公了。李广智当校长，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她爸说了几句话。

    说着这些话，茹萍走进刚刚李广智进过的那间卧室里，脱掉她在家里穿的花色休闲睡衣，换了去上课时穿的浅灰色的一条名牌裤和京城演艺圈的女人那时都爱穿的宽大松散的星月色的绒毛衣，把她的头发随意又认真地用一根骨针别在脑后边，出来像给我一张晚报样，把一本书放在茶几上（那茶几又方又大，红木架上托着一块四方四正的钢化大玻璃），然后对我说，我要上班了，你可以随便翻翻这本书，我相信你不会拿这本书去做我的文章的。

    我说，茹萍，这家里的钥匙你不给我一把吗？

    她说，算我赵茹萍对不起你了，杨科。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要求和条件，你可以全都提出来。

    我说，哪间房子是我的？

    她说，我上课去了，有事你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你不给我一把钥匙我要出门了怎么办？

    她说，这次你回来，也算是一次机会——我现在是影视艺术系的系主任。包括职务、荣誉，还有钱，你有要求了都可以说出来。

    然后茹萍紧步着李广智的后尘就走了。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说，你自己会做饭，想吃什么了自己做。想睡了门口这间房子是客房。不吃不睡了，就翻翻我给你的那本书。

    接下来，两层两扇的屋门先软后硬地各自响一下子，屋子里就剩下孤孤独独的那个杨科了。杨科像不受欢迎的客人样，被孤零零地留在主人家豪华阔大的客厅里。听着门外电梯润滑的响动声，他无力地坐下去，原来屁股下的沙发惊人的软。猛一下，他就一屁股陷在了一堆云雾里。

    2．草虫[51]

    上午上课时，听到了零碎的脚步声，像一阵雨样飘去后，楼道、楼下和校园变得雨过天晴，平平静静。我坐在沙发上，拿手去捏了一下柔滑的沙发皮（和天堂街上姑娘们的皮肤样），又试着喝了一口茹萍为我泡的水（有一股清烈烈的香味触摸着我的舌尖儿，使我的舌尖有如嫩草被微风吹了样舒展和轻松）。把被我吸进嘴里的一枚茶叶放在前牙嚼了嚼，当茶叶那植物的腥甜在我的嘴里冲撞时，我把那茶叶咽到肚里了。

    我咕咕咕地一口气喝了半杯水，想到厨房那儿找些东西吃（哪怕自己重新下厨烧饭也可以），觉得那是人家的餐厅、人家的厨房，自己去着不便当。想起身去各个房间看一下（尤其是茹萍和李广智都进去换衣服的那间屋），又觉得那是人家的卧室当然不该去。屋子里的光线充裕明亮，从三个方向泄进来，似乎客厅里的光亮因为过分充足已经在半空堆砌起来。我盯着那一堆儿一团的银白和透亮，听到了空气在光亮中的流动声，静谧温暖，像秋天的一片孤叶，在一条沟谷中被阳光晒落着。有一股新装修的房子的漆香味，被越窗的太阳一照晒，浓墨重彩，轻描淡写，在屋里挥发与蒸腾。我就那么待在那儿没有动，想在客厅中走一走，怕把人家的地板踩脏了。想要过去打开一扇窗，让外面的秋风透进来，又怕那风吹乱了人家的屋子、沙发、墙壁、餐桌和空气。也就只好那么木呆一会儿，把目光从光亮中收回来，望着茹萍走前放在茶几上的那本书。

    那本书是大的32开本，厚得仿佛一块儿砖，乳黄色的封底在爬上茶几的阳光中，闪着柔美的光亮和只有新书才会散发的油墨香。我伸手把那本书拿在了手里边，我的手不自觉地向下坠一下（竟是铜版纸印刷，450页），然在我想好好估估那书的轻重时，那书的书名和作者署名的楷体黑字，一下打在了我的眼睛上，使我的眼珠如被火给烫了一样疼，忙不迭儿眨一下，才又不敢相信地睁开来。

    书名是——《家园之诗》。

    书名的副题居然是——关于艺术精神的根本研究（多么像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啊）。

    作者是——赵茹萍。

    我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把书的目录翻开来，以为是看到了我的专著《风雅之颂》的目录呢。再仔细地一句一字地往下看，却发现那目录和我的专著的目录确实是一样，又确实不一样。

    我的专著目录第一章的题目是导论——《诗经》中精神本源的原始起初，人家第一章的题目是导论——艺术精神本源的原始起初；我第二章的题目是——《诗经》中物质存在的原始起初，人家第二章的题目是——艺术中物质存在的原始起初；我第三章的题目是——《诗经》的内在精神存在性，人家第三章的题目是——艺术的内在精神家园性；我第四章的题目是——《诗经》的宗教本源性，人家第四章的题目是——艺术的宗教根本性；我最后一章的题目是结论——《诗经》之汉民族最终的精神本根。人家最后一章的题目是尾声——艺术之中华民族最后的精神本根。

    捧着人家的《家园之诗》那本书，我的双手有如捧着一块烧红了的铁。狼吞虎咽地把目录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又细嚼慢咽地从最后一个字，看到最前一个字。这期间，那半精装的硬纸烫金封面在我手里哆哆嗦嗦，自动合上了两三次，直到我确实把目录细读了两三遍，顺手翻开那本书的第120页。这一页是人家第二章的第三节。我的第二章第三节是论述《诗经》中关于存在的物质审美建造，主要论述殷周时期平原秀野的采集生产，如采集范围的继承性与创造性，采集生产的场所，采集生产的形式等，还有襢裼暴虎的狩猎映象，山野牧场的濈濈牛羊，春日间的采桑养蚕劳动及锦帛縘绤的纺织之类。而人家第二章第三节是论述中国古代存在的文明与劳动，如电影中原始人类采摘的画面、场景和今天人类采摘的画面场景之比较，电影中的狩猎映象、岩画中戳杀牛羊的场景和古墓中壁画的养蚕与纺织。我在这一节的开头是——《诗经》中展示的殷周人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是被美和创造所鼓舞起来的人类的一个部分。人家在这一节的开头是——所有艺术作品如岩石、壁画、墓画和诗歌（如《诗经》）等作品中展示的古人都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是被美和创造性鼓舞起来的人类的伟大民族之一。我把人家的新著一页页地朝下翻，随便翻到哪一页，读人家的《家园之诗——艺术精神的根本研究》，都如读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样，字、词、段落、章节和逻辑在那本书中的举例与证明，说理与分析，弥漫在那本书中的语言的气息和味道，都和我的《风雅之颂》一模一样，别无二致。在我《风雅之颂》的书稿中，结尾是那样一段话——东方人最本根的精神，不在今天崛起的都市、乡村和可视可触的现代化的建设中，而在无法触摸的《诗经》的记忆和消失在《诗经》的字句中的时间里。而人家《家园之诗》末尾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最根本的精神不在今天崛起的乡村、都市和现代的建筑中，而在无法触摸的艺术的记忆和消失在艺术土壤中的时间里。

    看完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我把人家的《家园之诗》合上了。

    到这时，我才发现我在看这本印制考究的学术专著时，像偷看人家新房里的新郎新娘样（我想起了小敏和李木匠新婚被我杀灭那一夜），手上的汗居然把书的封面都给湿了一大片。

    我木然地呆在沙发上，盯着人家的《家园之诗》那本书，看见日光中有无数的尘星在跳动，舞蹈出优美的姿势和细语，金灿灿的诗意一笔一画、密密麻麻在屋里写着和描着。还有《家园之诗》的油墨香，被日光晒暖后，春暖花开地在茶几上生根和结果，花盛得如耙耧尽头、黄河岸边我发现的诗经古城养育的荒草与野树。门外的楼梯上，有女人高跟鞋的声音，敲打着世界的安静和温馨，如和尚在庙里用木鱼击打出的圣洁般。我就那么木呆了一会儿（木呆了天长和地久），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后是茫茫荒荒，到末了就变得有花有草、有春有夏了。

    盯着人家的《家园之诗》那本书，我忽然想要笑起来（差一点就要笑出来），就在那高跟鞋的声音敲敲打打消失时，我茫茫白白的脑子里春风吹拂了。酷寒的大冬过去了。我忽然看见《家园之诗》那本书的作者除了写的是赵茹萍，在那封面浅黄的左上角，还有暗黄几个字，写的是——主编李广智。这两个名字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丝城门洞开的光。

    我把那本书像法官清理证据样收起来，气昂昂地站直身，理直气壮地走进他俩的卧室里（为了不污脏读者的眼睛，请允许在我这里把他们卧室的描绘一并儿略去吧）。我不费周折就在那卧室里翻找到了他们几十张不知在哪里的海边，穿着泳装搂搂抱抱的合影照。找到了他们压在床头的两盒避孕套。还有李广智和茹萍的放在一起的裤头和衬衫，放在卫生间的牙刷、牙膏和刮脸刀。我把这些东西同茹萍《家园之诗》的专著放在一块儿，包进一个白色塑料袋，藏在了我的旅行包。

    我提着行李出门了。

    锁上人家的门，走出人家的电梯时，我脚步轻得和风一模样。我知道，有关我要研究、挖掘耙耧山脉诗经古城的庞大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多半。李广智和他的清燕大学已经不得不答应我所有的条件和要求，不得不全力支持我的挖掘和研究。只要他和学校对我的想法有半点的犹豫和不力，我就会把我行李中那肮脏的证据和盘端出来。会把由他主编的赵茹萍的专著和我《风雅之颂》的手稿，一章一节地对比着展出在校园的广场和马路边。

    不用说，一场好戏的大幕已经被我拉开，他们迫不得已的演出就要在仓皇中正式开始了。

    3．甘棠[52]

    李广智正在主持召开学校领导（物是人非）的一个会，研究秋天要到了，树叶要落了，大学扫马路的扫帚是该用竹编的，还是草编的。还研究学校小卖部里的醋总是不酸、糖总是不甜的事。还有哪些副教授该向教授走一步，一般教授该向高级教授走一步。再还有，下一年度的国际学术著作奖，该报哪本书，该出资英译哪本书，要不要提早派人专门到美国的哈佛和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去一下，以顺路捎脚的名义，提前去看一下那些评委们，给他们捎些中国的古董或者清朝、明朝的官窑瓷。让他们觉得不是去送礼，只是参加别的国际学术会议时，去看看他们聊聊天，喝杯咖啡就一顿餐。

    就在这么研究时，我破门而入了。提着我的行李（带着他们所有的证据），像一个武士突然站在一堆散漫守城的兵群中。

    那时候，正是上午10点钟，阳光在学校机关大楼八层的走廊上，像在李广智和茹萍家里一样充裕和富足（我从电梯走入八楼时，照着的阳光如淌着一地温暖的水）。走廊两边墙上挂的那些圣人们的像，如孔子、老子、庄子、尼采、卢梭、歌德、莎士比亚、达尔文，还有托尔斯泰和鲁迅，都在墙上以各种表情和眼神，看着我朝学校上层的会议室中走过去，都在阳光中用眼神、表情为我鼓着掌，以至于我听到那宁静的走廊里，阳光和圣人们的说话声，尘埃在光亮中的舞蹈声，和我轻声着地的脚步声，仿佛一台演出的器乐般，乐声舒缓，鼓声咚咚，刚柔并济地把走廊先一步就变成舞台了。走廊中间的会议室（我有幸已经不止一次进去过），门口站着随时准备进去倒开水的服务员（学历本科，是学校的一个留校生），她苗条漂亮得和天堂街上最北那家保健品药店的服务员（兼为性工作者的）桂芬样。

    我朝她走过去，她说你找谁？

    我说桂芬，你好，我是杨教授，你忘了几个月前我俩还在一块住过一夜吗？

    她说，领导们正开会，谁都不让进去呢。

    我说最近天堂街和你们店里的生意还好吗？

    她说杨教授，我听过你的课，也算你的学生呢，你要进去怕学校会把我这份工作辞掉的。

    我说我一会就出来。出来咱们再细聊那些过去的事。说完我就破门而入了——先象征性彬彬有礼地敲了几下会议室的门，不等会议室中有一句应答声，就推开那暗红的漆门进去了（破门而入）。进去后还顺手又把会议室的门给重重关上（把和桂芬一样的服务员关在门外边），然后就直筒筒地立在门后边，像一个英雄站在一群懦弱、惊讶的伤兵前。那一刻，李广智和副校长们正在谈论去给那些国外的评委们送官窑瓷，是送乾隆年间的清花瓶还是明朝宫廷里的莲花盘，正在说那瓶、盘的来源与价格，说哪一本专著更符合国外评委的胃口好拿奖，这时候我就石破天惊地进去了。

    顶天立地地站在他们面前了。

    首先看见我的是坐在圆形会议桌对面的一个副校长，他猛地扭过来，怒喝喝地问我说，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领导们正在开会啊。可话未落音他就认出了我是谁。意识到了问题的深刻和严重，怔一下，脸上显出吃惊的僵硬和脆弱，忙把目光秋风吹叶样落在了坐在会议桌顶端的李广智的脸上去。

    偌大的会议室中，突然间有了一片死静和僵持。校领导们似乎都知道我来干啥样，他们的表情转眼间都生硬、脆弱得如被油锅炸了般，一律都是蜡黄和红硬，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扭到了李广智的脸上和身上。

    李广智先是惊一下，后又装出一副处变不惊的样，抬头看了我一下，眨眼工夫，脸上的僵硬就被他的淡然遮掩了（可就在他淡然的表情下，我看到了他的慌乱和不安，如河道平静下面不安的乱流样），脸上虽是浅浅淡淡欢迎你的笑，可端着茶杯正要伸到嘴边的手，却和那茶杯一道僵在半空有些微微地抖。我听到了那茶杯在抖动中茶叶水的哗啦声（是什么茶叶呢？是和茹萍给我泡的一样的毛尖吗？），还仿佛看见那绿愣愣的茶叶在半杯水中的跳荡和浮动。我就那么站在十几个校领导的目光中，他们就那么看看我，又看看我的敌人李广智。

    这时候，李广智把他手里的茶杯放在了桌子上。

    他瞟了我一眼手里的行李说，哟，杨教授，你怎么回来了？

    （我不是已经去过了你家吗？）

    问，你是从你家耙耧山脉回到学校的吗？

    （明知故问，你装什么傻？）

    说，一年多前你从医院不辞而别，把学校和医院全都急坏了，后来我们知道你是回你老家养病大家才都安下心。

    说领导们正开会，你有事等会后我们单独再约时间细谈好不好？

    我不答不理，不言不语，成竹在胸地提着行李朝那椭圆的会议桌前走过去（真的是威威武武如英雄一模样），不管李广智的热情和请求（我听出他说话时声音有些抖，看我的目光里充满了讨好和请求），每走一步都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如同一个大人物朝着一个庄严的主席台上走去样。我拿目光扫了一下所有的人，唯独没有看坐在我对面慌慌乱乱的李广智。到离门口最近的会议桌前时，学校的一个副校长和教务部长，本能地把身子朝两边挪了挪，给我让出一个空当来。我就站在那段空当中，不慌不忙把我手里的行李提在半空中，咚一下，放在会议桌子上（宛若一个巨大的法官，把他手里的法槌在审讯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样），然后再一次把目光横扫了一下所有的人（如同一个将军傲慢地看了一下他所有的部下般），最后把目光响亮地搁在会议桌中间桌池中养的几盆乌青的巴西绿树上，不快不慢说，对不起，今天我有些鲁莽了，不像知识分子、不像一个教授了。说我之所以这样莽撞地闯进会议室，是因为这一年多，我在我的家乡耙耧山脉的黄河岸边奔走与考察，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和收获。我说这发现使我每每说起来都激动不已，语无伦次，希望领导们能理解我的心情与口才。说我知道你们工作忙，有许多事情要研究，可这里我只占用大家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再或半小时。我必须把我的重大发现在这个时候向领导们做一个简短的汇报和说明。

    我说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我在中原人烟稀至的黄河岸边，发现了一座类似意大利庞贝古城的诗经古城。说从我初步的考查研究看，这座诗经古城距今有1200年或1300年，是中唐时期的一个郡。形成于1200到1300年间，消失于五代十国的800年至900年间，历时400年至550年。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两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土肥水足，人们择岸而居，完全过着人类最和谐的耕织生活。那时候，唱曲吟歌是他们最主要的文化方式，也是创作《诗经》诗歌的最初的土壤。我说，图书馆里的《诗经的起源》第226页有记载，说两千多年前，黄河和耙耧山脉的相邻流域，曾经产生过《诗经》的许多篇章，有对古诗城的记载和描述。但后来，因为黄河泛滥改道，这一地区的人们四处迁徙，文化失传，诗城消失。可现在，这座古诗城它又出现了。它的废墟被我发现并清理出来了。说那古诗城里现在的青石住宅和街道，同庞贝古城的住宅和街道样，有着完整的院落和屋墙。有着许多许多的院落大门横梁上《诗经》中古诗歌的石刻文。说在那古诗城的中心区，有类似古希腊剧院的一个巨大的圆形唱诗场和半圆形听诗台，还有221首《诗经》里未曾收编的古诗和唱曲。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没有收集到的诗歌或者收集到了被他在编纂《诗经》时删掉的诗，现在很有可能全都刻在古诗城和古城周边未及发掘的古村落的石头上。我说着把行李中我在古诗城片片段段所有的抄写、记录、描绘全都拿出来（取那些东西时，我的手碰到了那一塑料袋李广智与茹萍作案通奸的证据和赃物，心里禁不住如被火烫了一下样，可为了古诗城和我伟大的发现，我把那些赃物和证据挪开来，拿到旅行包的一角去，让它们在那儿等待我的招呼和命令，像箭在弦上等待射发样）。我把写在《风雅之颂》手稿（证据哦）背面那些有着编号、图案和错字、生僻字、同音字、三音字的所有的摘记全都摆出来，旧的笔记本，发黄的手稿纸，还有当时没有纸，而不得不记在手帕上或者某本字典上的工具书，破破片片，凌凌乱乱，像一个孩子为了找什么，把他饱满物杂的书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了桌上样。然后我顺手拿起一个笔记本，念了一首在第27户门前发现的《诗经》中没有的《葛草》诗，又拿起几页手稿纸，念了一段古诗场中最为珍贵最为流畅而不缺字少行的那首无名长卷诗中的两段18句，最后把目光搁到所有人的脸上去，也搁到李广智的脸上去。我有几分得意，又有几分傲慢地瞟着他们说，你们都是领导，都是精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你们说我在中原黄河岸边的这个古诗城的发现是不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发现呢？

    ——是不是对《诗经》和整个中国传统国学研究都有了重大贡献呢？

    ——对黄河文化的发源和丰富，是不是起着前所未有的实物性证据和资料意义呢？

    ——什么甲骨文、三星堆、北京猿人、半坡文化和兵马俑，如此等等，这些发现比起我对一个古诗城的发现，是不是都在一瞬间黯然失色呢？

    我说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每一句话，每一字词，都有音有调，有声有色，抑扬顿挫，有致的错落（如放开四蹄在田野上奔跑的一匹马）。那一刻，我看见我的话，在会议室的阳光中，四处开花，八面飘香，仿佛转眼间，冬去春来，万物花开，满世界、满天下都是我话音的花朵和语调中的香味，还有词与词间蹦蹦跳跳飞翔的蝴蝶和蜜蜂。我望着那个盯着我和我的话音如醉如痴一样呆着的李广智，还有清燕大学所有的精英和领导，一股强烈的豪迈和得意，宣宣泄泄地涌上来，把整个会议室都给淹没了。把整个清燕大学都给淹没了。我把余光从他们脸上扫过去，说我毫不客气地对各位领导说，其实我的发现，就是咱们清燕大学的发现。我的研究成果，就是咱们清燕大学的成果。我对中国国学文化的丰富与贡献，就是咱们清燕大学对整个东方文化和古代文学研究的丰富与贡献。因此，我希望清燕大学能够当机立断，快马加鞭，马上调动资金和人马，组成精干睿智的研究小组，跟着我到河南耙耧山脉的黄河岸边去，由我统一调管这些专家和资金，争取在一个月内，把这一发现彻底地挖掘和整理，然后迅速地将其公诸于世，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震惊中重新认识我们清燕大学和我们中国的古文化。重新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诗经》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我说着把我手头的笔记本、手稿纸，还有抄在手帕上和工具书上的《诗经》中有或没有的诗歌和句子，朝身边的副校长和教务部长推了推，表示我愿意（同意）他们看看我呕心沥血的研究和记录，同意他们来分享我因为巨大的发现而带来的振奋和欢乐。在我将那些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博物馆中最重要的陈列品的笔记本和纸纸片片推到他们面前时，我以强制和命令的口吻说，现在我有三点要求，希望领导们能马上同意答复我——一是因为我对古诗城的发现与研究，我希望这个古诗城将来的命名能以我杨教授的名字去命名，就叫它为杨科古诗城；二是待我杨科最终从黄河岸边回来后，学校给我成立一个诗经学的研究所，自然是必须由我当所长，由我个人选调研究人员，直招诗经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并且每年都有足够的专项研究经费和实物支持（如房屋、汽车、全自动的办公用具等。不用说这些经费和实物，都必须由我杨科来管理和调配）；第三点，我听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最近要新设立一个数学奖，一项文化学术奖，文化学术奖要偏重奖给东方人，以鼓励东方的学术与研究，这样我就希望清燕大学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公正合理地把我和我的成就荐报到诺奖委员会。如果我果真拿了诺贝尔的学术奖，我将把我的全部奖金捐给学校作为我们清燕大学的学术奖的基金和奖金。

    说完这三条，我就像一个政治家演讲完了他精彩的长篇大论样，本能地把手在半空挥了一下后，又一次把目光落到了所有人的脸上去，咄咄逼人地瞟一眼他们后，最后毫不客气地将目光盯着李广智那张瘦削（又有些木然）的脸，把我的手落在了旅行包中的那包证据上，仿佛他和所有的人不立刻答复我，不完全同意我的三点要求，我就会当机立断，把那些证据全都掏出来，摊在会议桌子上（我当然会这样做。我在闯入会议室前已经决定被逼上梁山时，就一定这样做）。我盯着李广智，以为他会满脸兴奋和红润，对我的发现深感意外和震惊，会立马要去我的那些纸纸片片的研究和记录，会立刻答应我的全部要求和计划。可我没想到，在我看他时，他用异常的目光望着我，像望一个京城街头的疯子或者当众脱光了衣服的傻子样，默下许久不说话，最后在我和他的目光兵戎相见地在半空对视了半晌后，他败下阵来，把目光收回去，想了想，又把目光落到了会议桌上他的那些部下的脸上去（如同征询其他人的意见般）。接下来，会议室里便是一片发亮的沉静，一片幽黑的沉默，又一片灰灰白白目光的低语，使那上百平方米大的会议室中，装满了死寂和沉闷，仿佛刚刚打开的一座被人盗过墓后的帝王陵，显得空空荡荡，荒凉无比，死气逼人。就在这浩大漫长的荒凉与空荡中，在我准备从我的包中取出李广智和茹萍通奸作案那包证据时，李广智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嗓子喑哑响亮，而又有一种磁性的号召力。把目光从众人的身上收回去，他挺了一下身，开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清燕大学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金字塔尖，大家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部级、局级的精英和精华，我们的一切都必须实行公开、民主、透明和检督。杨科教授自一年半前离开清燕到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疗养后，在那儿几次给精神病人们讲授《诗经》和国学，效果很好，满堂喝彩，甚至对那些病人多年不愈的心理和精神，都有意想不到的疗效和药能。因此精神病院曾经三次打报告，希望把杨科教授从学校调到精神病院做他们病人的文化心理教授。现在——同意将杨教授调往精神病院的请举手。

    李广智说完这段话，第一个带头把右手举在了半空中。

    紧跟着（除了我），会议室里所有的人，彼此看了看，像讨论了一会样，都不约而同地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像一片森林中，所有的树木靠阳光的一面，都齐整整地发出一条岔枝竖在半空中，一下子，使会议室里显得气氛肃然了，风云突变了，神秘莫测了。

    有一股凝重在会议室里冷凝和散开，就在这凝重里，李广智瞟了一眼所有的人，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下来。然后就又马不停蹄地接着说——散会吧，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事情就这样风云突变，急转直下，仿佛一列奔驰的火车，在一瞬间停在轨道上，又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去样。这个局面属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防不胜防，措手不及，果真如同我一抬脚走进了女厕所，还正有女人在那厕所里。到这时，会议室里阳光的星点，在我面前跳跳跃跃，如无数的火星在我眼前飞着样。学校的副校长、组织部长、教务部长们，都在那星点中挪着椅子，开始朝着会议室外边走出去。

    一转眼，会议室中就只剩下了我和李广智。

    他在会议室那端的桌子前，我在这一端的桌子前。我们彼此望一下，我把手伸进会议桌上我的帆布黄包里，用手抓住了那一包七七八八的证据们，仿佛抓住了一颗炸弹的引线般。可就这时候，我看见李广智的眼里闪过一丝忧虑和惊慌，他的脸色成了蜡黄色，像失血过多的一个病人，有一层细密的慌汗挂在他的鼻尖上。

    这让我有些可怜他，有些同情他。

    这些可怜和同情，在我一阵思索的沉默中，使我慢慢变得大度和释然。我迟疑着，把手在那一堆证据上放了一会儿（有很久一阵子，也许很小一会儿），最终我又把手从那证据上拿开了。我朝他冷冷笑了笑，说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说我姓杨的君子不记小人过，可以再放你一码，希望你能尽快认识到我杨科作为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价值，还有我发现的诗经古城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说姓李的，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为了清燕大学和这个国家与民族，我给你们机会让你收回你们那些狗屁的研究和决定，重新把全校领导的精力都放到诗经古城和诗经学上来，放到咱们都爱的这个国家的国学和古文化上来。要不然，我会让你们后悔一辈子。

    我说着盯着李广智，可他压根不理我。不和我多说一句话，瞟了我一眼，像看见了一个穿戴脏烂的疯子样，咧咧嘴，竟也从会议室中出去了。

    他妈的，他竟出去了。把我孤零零地留在那儿，像秋天把一片黄叶留在了一处旷野上。

    4．芄兰[53]

    到最后，我终于在荷湖边鼓励茹萍说出了她想说的话。

    我说你说呀。你说呀！

    湖边的秋天，沿岸的国槐淡青淡黄，湖岸远处的垂柳已经挂满了片片黄叶。我俩就站在湖边的一棵柳树下，那个已经倒去翻来的旅行包，还装着原有的东西和证据，放在我俩身边的铁木条椅上。我说你说吧，茹萍，没事的，有什么想法你尽管对我说。

    她便望着我。

    望我一会儿，我说你说吧。你说呀！她脸上憋成半青半红色，我又说你到底说不说？有什么大不了。她便再次天长地久地望我一会儿，终于就憋出了那样几句话。

    她说杨科，咱们离婚吧。

    说只要你在协议书上签个字，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这钱足够你住院看病还能存上一大笔。

    说再给你一套房，病好了你可以从郊外或老家回到城里住。

    说外加无论你人在哪儿，我都保证你从普通教授晋级为高级教授总该行了吧。

    她说想想吧，想好了，午饭后咱们在学校大门口的咖啡馆里见个面。说完这一句，她目光凄美地看看我，就从荷湖边上走掉了。

    把我留在那里，像秋天把一片落叶留在了湖边样。

    5．葛藟[54]

    离开我一生情缘所系的清燕大学，离开我为之一生奋斗的京城这座明清古城、繁华大都前，我去了三处地方。

    在那三处里，我都殷殷切切地说了那样的话。

    一是学校门口的咖啡厅。那里光线幽暗，被店主有意装修成古色古香的陈旧和紫红的假檀木风格。午饭后我给茹萍打了电话，两个人在咖啡厅挑了一处角落坐下来（行李放在我的脚边上）。她要了一杯时尚的巴西咖啡，我要了一杯和我内心完全一致的凉白开水。我们两个相向而坐，彼此对脸，我看见她脸上有一丝轻松和兴奋。她说杨科，你知道吗，学校的荷湖边，下个月要竖十座新的学校的名人雕塑像，这十个人中有七个是死者，有三个是活着的人。这三个活着的人中，其中之一就是我。就是那本《家园之诗》的国家学术大奖的获得者。这样说着时，她把写好的离婚协议取出来，像端一杯明苦暗香的咖啡样，递到我面前。我把那离婚协议蚂蚁搬家似的忙忙碌碌看了看，把那两页一式三份（一份是我的，一份是她的，一份将来要留到负责离婚、结婚的政府的街道办事处）、打印好的协议书放在桌角上。我说这上边错了两个标点符号三个字，难道你没看出来？说这么多错字你让我签字不是让我丢人嘛。

    又说茹萍呀，我实话对你说了吧，其实我比你过得好，你相信不相信？说我在老家县城的天堂街，一招手就会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年龄都在20岁以下的姑娘争着跟我睡，她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光得像是一条鱼，脸上连半条皱纹都没有。我说你相信不相信？怕把你打死你都不敢相信吧。说我杨科杨教授，还在我老家杀了一个人，手掐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头一连串地朝着墙上撞，直掐得、撞得他两眼泛白，血像摔在地上的软柿子样，溅到一面新婚的墙壁上。

    说完这些后，我傲慢地端详着她的脸，看见在幽暗的灯光下，她脸上有着一层僵硬的光。我害怕她在转眼之间后，疑怀我的话，不再相信我的话，怕那张浅黄僵硬的脸上，过后会立马换成对我的轻藐和睥睨。于是间，我伸手抓住她这一刻的惊愕和木呆，从咖啡座上站起来，说你敢相信吗？其实我才是个乱嫖乱伦的人。我知道结婚这些年，你一点都没看出来，看不出来我其实过得比你好得有一千倍。

    说我真的是个杀人犯，你相不相信？

    说我真的在我家乡的黄河岸边发现了一座古诗城，有一天我会让你、李广智和清燕大学把我当成精神病送往精神病院而后悔。

    说完这些后，我逃似的提起行李就从咖啡厅里走出来，把她孤单单地留在那儿，像一阵风把一片黄叶留在一处角落里，像一张嘴把一口气吹在了空气里。

    接下来，我提着行囊去了学校以北的国家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院和清燕大学的北墙只有一墙之隔（院墙内学校的树枝全都伸在他们的院子里）。他们的院长我认识，原来是学校文物系的副主任（我读古典文学硕士时，学校请他来给研究生们上过课）。我径直到那古树参天的小院里，径直到了考古院长的办公室，一股脑儿把我的那些发现、记录、摘抄全都取出来，摆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说你信吗，我在中原的黄河岸边、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和庞贝古城样的诗经古城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诗经》中被孔子删略的那些诗歌有很多都还刻在那古城的石头上？说那诗城边上有个孔井村，传说孔子去搜集那些百姓传唱的歌曲时，口渴时就在那口井里喝过水。说你别这样望着我，不信你派人和我一道去那黄河岸边看一看。说院长哦，我实话给你说了吧，为了寻找这座古诗城，我在我老家的村里还杀过一个人。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其实是个杀人犯。

    我被那个臃肿老态的院长当做精神病人轰将出来后，他们把我的发现和行囊，丢在我的脚边像丢一袋垃圾样。把我的行囊捡起来，没有灰我还是朝我的行囊上拍了拍，然后我朝着那愚蠢的考古院长笑着说，我家乡有条天堂街，在那儿男人们幸福得和上了天堂一模样，有一天你想过天堂般的生活了，你尽管去那儿找我杨科杨教授。

    从国家考古研究院里走出来，我站在门口的马路边，秋时午后的日光里，有一股凉风暖和和地沿着大街吹过来，卷起马路边的国槐叶，轻飘飘又沉甸甸的铜钱样，滚在落在地面上。京城的人，他们有的穿了毛衣和羽绒袄，有的还穿着露着大腿、小腿的长裙和短裙，看见我站在那路边上，一律都像一棵树看见了另外一棵树。

    都像一堆屎看见了另外一堆屎。

    我盯着那些匆匆来又匆匆去的人，觉得身上有些冷。也忽然想要去哪儿撒上一泡尿。我想起从早上下了火车到现在，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可我没吃东西我却喝过了水。我想要撒上一泡尿。想要回到清燕大学里，在人最多的地方站着尿一泡（特别特别想到清燕大学的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胡天胡地地尿一泡）。可我又想把那泡尿水留下来，到京城最繁华的地方胡天胡地地尿（比如西单或者王府井），然就在我这样犹豫时，有一辆出租车，风调雨顺地停在了我面前。司机的头像猫头盯着老鼠样，从车窗里探出来，眼巴巴地望着我。

    坐在那辆新的出租车上后，新车的油漆味像厕所里的碱味、硫磺味样呛鼻子。可那又白又亮、才浆洗过的车座上的白罩子，却有一股雪一样白的香喷喷肥皂味和洗衣服的浆洗味。他就那么拉着我走得绕东拐西，海阔天空。绕四环、进三环，最后转到二环走入长安街上时，价格表上的数字跳到了100块钱的整数上。他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棵杨树下，说这儿最繁华，前是天安门，后是王府井，右是东华门和五星级的京城大饭店，左是国家公安部，你从那条大街往里走，没几步就是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了。

    付了钱，下了车，我提着行李站在华灯初上的长安大街上，看着我面前的汽车和人流，像奔跑的狮子、鼠群样，由东向西去，也由西向东去。而我身后的不远处，是一排茂密的塔形柏树和一堵高高大大涂着红粉的公安部的墙。我稍一犹豫后，钻进了那森林似的塔柏的树后边，取出东西要朝那堵墙下撒尿时（其实那树后和墙下本来就有人粪和别人尿过的水迹和印痕），忽然有只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打个冷战儿，刚出口的尿又憋将回去了。

    是警察。

    他说你干啥？

    我说是教授。

    他说哪里人？

    我说我真的是发现了一座诗经古城和一片到处都刻有古诗的古村落，不信你们派人和我一道去看看，可以录像也可以拍照片，公诸于世后一定会成为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你们不信吗？

    你尿吧。他说看在你是知识分子的分上，实在憋不住，就下不为例让你在这儿尿一泡。

    我就用着劲儿尿。可我把吃奶的劲儿全都用上了，紧张和哆嗦还像风寒打摆般，缠在我身上，使我没能挤出一滴尿水来。尿水压迫得我裆间紧痛，火烧火燎，膀胱却还像一口烧干水的锅。实在尿将不出来，就只好从那一排塔树的后边朝外走，提着我那干瘪、鼓囊的旅行包，站在路边黄昏的灯光中，我忽然回头对我身后的高个警察大声说，你信吗？我是一个嫖客，我还杀过一个人。可那警察不理我。他看了我一眼，像一张嘴吐出了一口痰，把我留在那儿，便踩着繁华的黄昏，朝着长安大街别的地方走去了。

    第十二节 风雅之颂

    回到耙耧山脉西端和那人迹罕至的黄河边，时候已是分辨不清的秋末或冬初，因为途中避不得地要经过县城，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去了一趟天堂街。

    然而出乎所料的是，天堂街已经不再是天堂大街了。我也就是三几个月忙在诗经古城里，没有机缘再往那街上去，孰料这次到那儿，发现那儿的冷凉和萧条，狂狂野野，疯生野长。街上第一家成人保健品药店的牌子没有了，只在那门口墙上用白灰写着“药店”两个字。门口画有情人亲吻的理发屋，那理发屋的字样还在墙壁上，可那头发飘飘的情人像，却是被两张报纸糊着了。还有推拿按摩店，镶钉在墙上的涂漆大铁字，干脆被什么撬下来，有的字落在门口地面上，有的缺点少横地挂在墙壁上，像挂在墙上的树枝箩筐样。

    天堂大街如遭了劫难般，一街两岸都充满着冷落和萧寂。

    我是赶了夜车到了县城的，原想在天堂街上好好睡一觉，颠三倒四欢乐一阵子，可我一到街口就看见了那景况。时候是天将亮了时，青朦的光色洒在大街上。街面上早先昼夜不熄的红灯和绿光，这时候破败暗黑，百孔千疮，只有少数几家做正经生意的（如那卖烟和啤酒的小店铺），还有几丝黄亮在撑着天堂街的清冷和寂静。

    我预感着天堂街上出了什么事，怔怔地站在晨时街头的冷清里，想到那保健品药店敲门去问问桂芬时，忽然有了汽车大灯的光柱从街口射进来，随后就听到了从我身后开来的汽车声和跑步的脚步声，叮叮当当，涛声拍岸，我也就迅速而本能地把身子躲到了路边上。看见了随之而来的秋风扫叶的凌乱和急迫，房倒屋塌的呼叫和光闪。转眼间，天堂街上热闹了，亮堂了，也寒风四起，冰天雪地了。街面上很快就如同开会散场、看戏入场样，脚步声噼噼啪啪，敲门声咚咚锵锵。县公安局的人，突击着如临大敌的紧张和兴奋。他们一批批、一队队地都朝天堂街上涌。天堂街上的店主和那些小姐们，个个都如羊群遇狼，惊弓之鸟，突然间从各家店里跑出来，朝着县城的胡同小巷里钻，跑又跑不快，飞又飞不起，青紫的惊叫便在街上和天空打着和撞着，飞着和团着。

    政府在肃整。

    肃整如一场征战再次席卷到了天堂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场全国性的打黄扫非大革命）。那些当年开着各种兼营小姐生意的房东、店主和所谓的经理们，他们为了各扫门前雪，都迅速从店里朝外轰赶着那些曾经为他们挣下许多钱财的姑娘和小姐，把她们的包裹、衣服、牙缸、口红、眉笔、气味、鞋袜和哭唤，朝大街上乱丢乱扔着，就像京城的环卫工人在往垃圾车上扔着垃圾袋。姑娘们就站在她们主家门前的街上捡着她们的衣服、裤子、伤感、情绪和包包裹裹、兜兜袋袋，还有女孩儿们必须用的大东和小西，哭着唤着说——你让我们去哪儿？

    ——你让我们躲到哪儿去。

    我听着那叫声，看着那景象，又从街边朝一棵树后闪过去。头顶的那棵法国桐，被秋寒和夜潮滋润了一夜后，叶子盲目地在被灯光照亮的半空生机盎然着，可脚下却似乎有一股枯黄的植物的败气在暗影中沉凝和飘散。我躲在那暗影里，看到警察穿梭般进了天堂街的哪家店里后，哪家店里就传出了男人、女人的惊呼声（似乎还有我熟悉的哪个姑娘的叫），带着被窝的温暖，从屋里床上弹起来，百米赛样飞奔在天堂大街的石板上。我有些惊愕地呆在街角里，看见杏儿（好像是）从天堂旅馆提着行李跑出来，她的呼吸像是木柴样，一节节、一段段地落着砸在街面上（仿佛木槌在没有节奏地朝着一面石鼓上敲）。于是间，我本能地从树后的暗影里，朝前跨了一步压着嗓子唤——快——快躲到这里来。

    ——快到这里来！

    我低沉大声地唤叫着，她朝这儿看了一眼后，可却立刻被躲在哪儿的一个警察带走了。

    我没有看见慧慧。

    也没有发现小红。

    更没看见第一家保健品药店的桂芬和别的我认识的姑娘们。我从树影里藏到一个建筑工地的架木后，见了逃出的小姐就往那工地里边拉，仿佛我从京城回来就是为了营救这些姑娘小姐样。在一片架木的黑影中，我每看见一个惊慌失措的姑娘，就从黑影里出来把她拉到工地里，推到我身后还没有盖起来的一排门面房的楼屋和架木间的缝里藏起来。

    我一共营救了三十几个姑娘和小姐。在天亮之前我把她们带到了县城以东的空地上，让她们想要回家的抓紧到车站买票去，不想回家或因为家里知道她们是在外面做着小姐、经营皮肉生意而无家可归的，都跟着我暂时到黄河岸边的诗经古城住下来。

    我带着最后留下来的18个姑娘，绕村躲庄，租了辆农用汽车，在路上颠荡一天，步行一天两天后终于到达了那片荒凉的诗经古城里。那季节，因为黄河那里气温低，冬寒总是疾脚快步地朝着那里跑，我们到那儿时，城里树上都还挂着末日的青绿和繁华，可那儿只有少数的落叶，金子般珍贵地悬在树枝上，或和我们样，分文不值地落在路边上。那一天，荒莽莽的耙耧山脉上，一波一浪的峰岭，如奔跑着的牛群的黄色脊背般。入冬前山脉间铺天盖地的野树和干草，长成高楼大厦，枯成崇山峻岭，半黄半灰的草香在那山梁上热热闹闹，繁花似锦。有一层暗红银白的光亮，在山脉上跳跃和飞动。姑娘们站在那临近诗经古城的一座山头上，如同经过奔袭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的一群鹿，望着那原野上的金黄和银白，看着那被干枯的草香托浮漫盖的古诗城，大片大片枯烂结实的青色石墙、黄石街道和在阳光中泛着黄绿各半的石城的光色以及巨大的圆形唱诗场，她们都把手里的行囊情不自禁地丢下来，有些夸张地扬着胳膊，对着无边的原野和诗经古城啊——啊——地狂唤和尖叫。叫了一阵后，不知是谁在那唤声中，用哆嗦的双手捂着自己的下半身，半是羞涩半是兴奋，又是低头又是仰头地面对残亘废墙的古城放肆地唤——我要高潮了——我要高潮了——

    她的唤声在山脉和古城的上空，呈着金秋的色泽和初冬的温暖，无拘无束地在夕阳中飞翔和飘荡。跟下来，那所有的姑娘就都学着她的样，装神弄鬼地弯腰捂着她们的下半身，对着古城扯着她们号角样的嗓子叫——

    我要高潮了。

    ——我要高潮了。

    就这样，我领着天堂街上18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可惜我原来熟悉要好的杏儿、桂芬、小红、慧慧们都不在），在诗经古城长住下来了。我们先挤在古诗城边上那些孔井村人曾经住过的窑洞里，后又自己动手，借着诗城中那些未倒塌太多的老墙壁，游戏样认认真真地盖起一些草房子。在那些原来的石砌床铺上，铺上几寸厚的草，过着远古（后现代）的生活和日子。到了冬天名正言顺到来时，我们那儿就又多出了一个男人来。他是一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62岁的科学家，某一项与火箭升天相关的科学实验失败使他成了替罪羊，最后他凡人的肉肩担着无可推卸的冤枉，在可能判刑入狱前，到清燕大学物理系，找他的同学诉苦时，听说了我的经历和这人人都认为子虚乌有的古诗城。

    可是他相信。

    他相信他就弃家舍城地逃到了这偏如蛮荒的黄河边。

    接下来，又有一个53岁的数学家，他因为一生领着国家的高薪，28年没能攻克那道全世界有21个研究所都在研究的数学题，却能根据人的经络在睡眠中的颤动频率和有病状况中神经疼痛的指数，大致推算出人的寿命来。他在儿戏中，说自己研究所的一个男性研究员，最多活不够三个月，那个研究员却在第三个月的下旬因为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后来他们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害有偏头疼，他见了人家一面便对所长说，你夫人最多还能活上一个月。谁知28天后，那只有42岁的夫人因为突发性脑瘤也就故去了。在他的预言得到屡次应验后，他去找所长，希望把他的工作调往生命医学研究院里时，所里派车让他的家人感恩戴德地把他送到了该省的精神病院里（命运和我样）。住院两年后，他从医院逃出来，沿着道听途说的消息，终于到了这座诗经古城里。

    还有清燕大学的一位名望最高的哲学家，清华大学最著名的土木工程系的两位年届耄耋、成就斐然的建筑师，和一个一生以研究佛教为主，最后却被今生与来世的复杂所困惑的宗教家，他们最大的80岁，最小的52岁（比我大几岁），七七八八十几个人（个个都是著作等身的大教授，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在严冬到来之前，都纷至沓来地到了诗经古城里，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新成员。

    还又来了七八个从收容所逃出来的姑娘们。说她们是妓女、野鸡、小姐、性服务工作者，或者简单地称她们是这个盛世的性工作者，都已经如让枯树发芽样没有意义了，和让桌子返回土地长成树木、开出鲜花样没有必要了。重要的是她们寻着她们的姐妹们的足迹，到了诗经古城和到了家一样。姑娘们避其所短做着她们的事。男人们就其所长干着自己的事（我依旧每天都带领几个愿意活动筋骨的教授，在扩张挖掘着古诗城以南的倒塌和淤泥，津津有味、庄严神圣地做着我的研究和考证），大家竟都在诗经古城过得其乐融融，自由自在，和蜜蜂、蝴蝶在春天飞着、歇着一模样。清华大学的两位建筑学家，对这一千多年前的古城设计痴迷如狂。他们从那个圆形唱诗场中，发现了唱诗台和听诗台虽然完全面对天空，却有一种连今天豪华的礼堂和歌剧院都没有的音响和效果。在他们的指导设计中，大家能轻而易举地把斗大的石头重新砌到塌墙上，重新盖出和当年相差无几的石墙草房来。一位国家农科院的高级农业工程师，他到诗经古城的第二天，就开始带着几个姑娘说说笑笑，很快在古城前避风朝阳的窝地垦出了一片荒地来，用姑娘们不再穿的白布衬衣和塑料纸、塑料袋，拼接成一片一片的塑料布，把那塑料膜布往地上压压和盖盖，竟可以在冬天让青菜长出来。还有那个爱好医学的数学家，他能应付大家所有的病症和不适。所有的病他都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老处方——一钱白云，二钱空气，三钱日光，四钱月色，五钱花香。所不同的是他根据你的病症和病情，在不断地变化他的药引子，要么是用飞鸟的呼吸做药引，要么是用蜂蜜的甜味做药引，再或让你在石头上找出一棵树，用那树上开的冬花做引子，横竖是药到病除，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还有那个我们清燕大学的哲学家，说哲学的笑话和笑话的哲学，不光能让所有的姑娘都听懂，还能让那些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仰天倒地，评论他的每一个笑话都文明，都好笑，比全世界所有的嫖客说的黄色故事、段子都有意味得多。

    整整30个教授和专家，大家都是领着高薪工资的闲余人。将近30个姑娘，她们没工资，却都或多或少有着积存和细软，在这不需要太为钱粮发愁的景况里，只需要有个如一家之长样的人来负责调理、安排大家的日常和琐碎。如此着，所有的人就都推举我担任了这家长。我就成了这一群闲余人的负责人。于是没米没面了，我就派一个或几个男人到黄河对岸的一个小镇上买。需要衣物了，我就让那心聪手慧的姑娘变着戏法样，把衣物生出来或者织出来。我执政宽大，随遇而安。有姑娘寂寞了，我默许某个教授夜里到她的房间去陪她。有教授孤独了，我让他自由地选择他看上的姑娘或小姐。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几天后，事情就寒来冬至地出现了。问题鸡毛蒜皮又深刻复杂——每天帮着大家做饭的小姐，她找到我说，为啥儿就让我每天给人做饭呀？我每天做饭那最有钱、最大方的教授他还瞧不起我，每天就只约别人不约我到他的房里去。那经常给别人织毛袜、织手套的小姐找到我，说凭什么我长得年轻漂亮，你还让我只侍候别人的手脚，不让我当个啥儿，管管那些教授的手脚呀。而更为重要的，这儿有30个教授，却只有27个姑娘，僧多粥少，每天晚上让哪个教授空床合适呢？问题多得很，杂七杂八，零砖碎瓦，汗牛充栋，仿佛这季节早晨起床满世界地上的冰雪花，每一桩、每一件、每一个问题，都新鲜得如那里清新扑鼻的空气样。

    他们问我质询我——你不是说来这里是真正到了天堂吗？

    ——你不是说这里平等自由，富有尊严，谁都不欺谁骗谁吗？

    ——你不是说在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梦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吗？

    我在清燕大学20年，教授当了整10年，从来都是被人领导、被人指派、被人呵斥和批评。从来都是我去找别人求着人家解决问题，缩减困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来找我，都来求我，都来让我解决他们的事。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荣幸和责任。感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在那个月末的最后一天里，我像班主任似的把所有姑娘、教授的名字都写在我的本子上，把大家所有的问题都分门别类，总结条理，最后把那些问题归为一句话，就是在诗经古城的生活里，我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一切要求和愿望。

    月末的这一天，古城里阳光温暖，黄爽爽像到处都有文火在烤着样。那一天我趁着温暖，把大家从各个草屋、院落叫出来。把姑娘和教授们，集中到了城中心的唱诗场，让他们都到听诗台最低的那几级台阶前，坐着或站着，我认认真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他们在那听诗台阶上，有的姑娘坐在她喜欢的教授的大腿上，有的教授怀里抱着他喜欢的姑娘的腰或头（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妻子样），听我讲话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样，教授听校长讲话样。

    我说平心而论，大家说这里空气新鲜、自由自在吧。

    ——平心而论，这儿无拘无束，没人管着你们吧。

    ——平心而论，大家都觉得这儿比哪儿都好吧。

    我说是我发现了这座古诗城，是我带领大家到了这诗经古城里，是我答应过让大家在这儿过《诗经》中爱情诗样的新生活。说大家既然都把我杨科杨教授，当做这新生活的创始人，像让我在学校当一个校长样，在一个村庄当一个村长样，在一个省里当一个省长样，那么我有几个问题问大家，大家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建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再或你先前压根儿不识一个字，只是天堂街上某家旅馆的小姐服务员，只是发廊小屋的一个理发员，或是外省外籍卖着青春的销售员，到了我们诗经古城里，大家一律都是这儿的一个新成员，都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分子，都是这新生活的开创者和一个实践者。

    我说现在不想做这家庭成员的请举手。

    说大家对我的组织、领导才能有意见的请举手。

    不想在这儿生活，想要离开诗经古城的请举手。

    所有的小姐和教授全都望着我，欣喜地沉默着，没有谁把胳膊抬起来，更没有谁举起他和她的右手或左手。大家对新生活内在的渴望与要求，使他们以喜悦新奇的沉默赞同着我的话，支持着我琢磨已久、计划已久的安排和规划。

    我说既然大家都同意我的话，都支持我的意见和计划，那么我们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现在就开始一脑儿解决和满足大家所有人的意见和要求。落实让大家一天一小乐、三天一中乐、一周一大乐的理想和愿望。我说大家都要听从我的话，像你们在大学听校长的话一样，像你们在旅馆和发廊，听你们老板的话一样。说着我停顿一会儿，说大家遇到的问题我早有考虑了，早有计划了，早有安排了。说我们来古诗城的人，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都是一些和人不一样的人，都是一些毕生追求自由、科学和真理的人。都把公正、自由、尊严、科学、真理、爱情这十二个大字当做人生最高的境界和期许。说我们既然都是一些特殊的人，都是一些和人不一样的人，所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矛盾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用平常的、惯用的、普通的方法和手段。说我们大家在没有到诗经古城前，每个人都最为胆小怕事，在大街上走路都要低着头，急着尿时连站在马路边洒一泡的勇气都没有（尤其是我），可我们到了诗经古城后，我们人人都胆大妄为了，无拘无束了，平等自由了，所以解决男女相配、轮流更替的矛盾我们决不拉郎配，决不像社会上遇到解决不了的矛盾就抓阄儿就抽签。

    我说我们是些先前连尿都不敢尿的人，但今天我们偏就要放心大胆地尿。偏就要比赛着放肆地尿。说男人们比赛看谁尿得高，姑娘比赛看谁尿得远。男人们（教授们）尿得最高的是第一、尿得二高的得第二。姑娘们尿得最远的是第一，尿得次远是第二。我说我们每三天进行一次尿尿大比赛。每次得第一的教授可以第一个在所有的姑娘中，挑选一位他心意的姑娘睡，得第二的可以第二个去姑娘中挑他心意的人，得了最末三位的，你们就只好守着三天空床了。说尿得最远的姑娘，她可以第一个在教授中挑她最喜欢的男人睡，次远的可以第二个逃她喜欢的教授睡，最后没有被姑娘挑着的，就只能等三天以后争取了。说为了体现文明和尊重，女权和尊严，第一次比赛后是由女的首先挑男的，第二次比赛才能由男的首先挑女的。说为了鼓励和竞争，为了平等和自由，为了在公平中不发生黑暗和猫腻，最适合我们身份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每三天进行一次撒尿赛，这样儿每次得了最末的，男的罚他跑上三天腿，哪一天该买粮食了，他到远处村里买粮食，该到对岸镇上赶集了，就罚他蹚河过水到对岸镇上去赶集买东西。说姑娘得了最末的，这三天你就只好去厨房给大家洗菜烧饭去，只好三天洗锅、洗碗当厨娘。

    还有前边的第三、第四名，后边末尾倒数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都有着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那块刻有一句诗的石头上，把这样的排列组合、先后顺序和奖惩措施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后，大声地问着说，你们说这样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既公平合理，又有情有趣呢？

    ——这样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这第一场的放肆尿尿大比赛。

    在我这样的连问几声，又连说了一大阵子后，大家全都鼓着掌，笑得前仰后合，说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妙，这个主意别开生面，耳目一新。问我说，杨教授，主意是你出的，这里新的生活是你开创的，大家在这儿都由你领导，进行撒尿比赛你敢第一个当众了脱了裤子撒尿吗？

    我说敢。

    ——绝对敢。

    ——在这儿没有不敢的。

    就找来了一根笔直的树枝，在那树枝上刻了尺度，竖在唱场最中央的唱诗（曲）台的中心上，然后在那根树枝的下边摆了一个木凳子。所有的人都坐在看（听）诗台上盯着我。我也便无所畏惧、厚颜无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还是有些紧张）地站在了那张凳子上，背对他们，解了裤子，自由自在、放肆无比地朝着那根竖杆上撒了一泡尿，并回头把我尿的高度记在了我手里的小本上。

    接下来，第二个最年轻的教授站到了凳子上。

    第三个。

    第四个。

    一个一个都站在凳上放肆地朝天空撒着尿。

    看男教授们都如此大胆无畏地尿（不过都是背对那些观众姑娘们），到末了，那数十个姑娘就都嘻嘻哈哈地从看台的下边爬到了看台的顶上去。她们绕着那最顶上的一层环形看台，彼此相隔一米左右，一齐蹲下来，面对大家，一齐哗哗哗地朝着看台的下边尿，让她们各自的水液顺着青色的石头看台从顶上朝着下边流，比赛着她们谁的尿水充足，跌跌荡荡的流程能越过最多的石台阶。

    就有姑娘的让她们清净白亮的尿液从最顶部流到最底部，一直流过下边石刻的长卷诗句上，像一场大雨冲刷了那有着两千多年的诗。

    也就依据着这名次和顺序，法律和程序，每三天在新生活中进行一次排列与组合（数学家帮我对此进行一次精确的安排和计算），使所有的爱情和自由，科学和真理，尊严和公正，都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连吃睡和劳作，休闲和说笑这些鸡零与狗碎，也因此变得公正合理，有理有据，使矛盾就像冬去春来般，迎刃而解得芳香并美丽。

    因为每隔三天一次的撒尿赛，教授中每次倒数第一的都是我，这三天我就只能守着空房空床铺。每隔三天的撒尿编号儿，前几名姑娘首先去挑我，我又总是对她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不舒服，总是不让她们来挑我，让她们去挑别的教授们。所以我多数夜晚就总是独自一人，孤芳自赏，没有姑娘们陪我睡，只好隔三差五去买米买面买油盐。即使不买这些了，也理当挨罚地，要带着几个闲人去挖掘那还埋在泥土中的古诗城。

    理所当然地，我成了他们中间最倒霉的人，不断地受到教授和姑娘们的嘲笑和敬仰。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诗经古城这儿不断有新的教授和姑娘们涌过来。京城、沪上、羊城、南京、西京、成都等，大城市里的大教授、名教授和社会上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们，不断逃离走失的消息，如雨后的春笋样。到了诗经古城里的各类教授和研究人员有了百名时，各地的姑娘涌到这儿有了八十几名时，僧多粥少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为了在这新生活中继续解决好男有所女、女有所男，情有所理、理有所情这问题，我们不再实行每三天一次的撒尿赛，而是不厌其烦，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每天进行一次撒尿比赛排号儿，每天都进行男挑女、女选男的安排和活动，让那些上一夜没有轮上姑娘陪睡的教授们，下一夜就有姑娘轮过去。最迟在下下一夜里，必然会有天撮之合的美满，出现在他们房间的床铺上。

    然而至于我，却仍然是那里最为倒霉的教授和男人。总是每次比赛都是末号儿（很多时候也就索性不再参加那比赛）。总爱对那些挑选我睡的姑娘们说，我头疼、腰疼，浑身没劲儿。我多数夜晚都是独自睡在一张床铺上。总是每个白天都必须带领几个人，去挖掘和清理古诗城的泥土和倒塌。

    也就在这新一年的阳历一月、旧历年的腊月间，诗经古城这儿下了一场雪。三天三夜，大雪纷飞，轰轰烈烈，大家便都男女依序地排列在石头草屋里，胡伦乱理地睡了整三天。在雪住风止的第三天的清晨里，所有的教授和姑娘都还睡在被窝时，我从那一排排、一户户的石头房中出来了，扛着镐，扛着锨，独自去诗城以南挖掘清理那埋在倒塌中的诗。就在那白皑皑的雪地中，我看见杏儿、桂芬、慧慧和十几个天堂街上那些我熟悉的姑娘们，背着提着她们的行李出现在耙耧山头上（如梅花盛开在了崖上样）。我心里喜一下、惊一下（我最幸福、糟糕的天堂生活哦），知道她们都是为了我，才千难万险地从哪儿来到了这诗经古城里。知道她们的到来，就不再僧多粥少，旱田水少。知道从她们到古城的这一天，我的生活就将又如在天堂街上一模儿样。于是间，我就在那古城最南的一片石堆中站一会，想一会，依旧扛着那镐和那锨，朝着黄河下游更为偏远、更为偏冷的地方走过去。

    拔着膝深的雪，我吱吱喳喳、孤孤独独地走。去找新的古诗城和《诗经》中遗漏的诗章和歌谣。我知道，离这座古诗城更为神鬼不知的偏远里，一定还有比这儿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因为那些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还有将近三千首，而我在这儿找到的，才不过二百几十首。还有上千、上千首被遗失的诗歌，一定在哪儿孤苦伶仃、浩浩荡荡地等着我（像我孤苦伶仃地等着它们样）。

    我就走。走得人单影只，白雪皑皑，古诗城像过眼烟云样消失在了我的身后边。

    （完）

    2007年3月至11月初稿

    2007年12月修改于大连国际笔会写作中心

    2008年春节改定于洛阳大学

    后记三章

    一、飘浮与回家

    看了《风雅颂》初稿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我说：“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我只是写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我明白，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而常有来往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照样也有。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无能无用的人，闲余多余的人。因为这种无能，因为这种闲余和多余，因为我说起来是个作家，却连给我的那些在乡村的侄男甥女们安排外出打工的能力都欠缺，也就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就觉得，不到二十岁便出来闯荡人生，三十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从来就招惹非议的文字。

    最近的一些年月，我脑子里不断地产生要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我知道，“回家”只是一种内心飘浮过久的想法，以我怯弱、犹豫的个性，离真正回家还有天地之距，可“回家”这样的意愿，却年年月月地在我心里生根开花。这部小说的土壤，就是多少年来“回家的意愿”。甚至，小说原有的名字就叫《回家》，只是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不妥，便由朋友挖空心思又水到渠成地替我改成了《风雅颂》这个美妙却又表面有些哗众的书名。我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这样就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二、不存在的存在

    有件事情我说过了，也写过了。在一些大学的课堂，在一些文学对话的场合，我总是会反复地提到那件事情，再说再写，不仅啰唆，而且遭人之厌。可是，这里我还必须把它在这篇后记中再次复述，因为它对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今后的写作，都有着不能回避的意义。

    二〇〇四年冬末春初，八十岁的大伯病故了，我匆匆回去奔丧。在出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我大伯的第六个孩子，在二十几年前当兵远赴新疆之后，在部队上因故结束了他不到二十岁的生命。依着我老家的习俗，父母健在，早亡的子女不能进入祖坟。这样，就给我的这个未婚的叔伯弟弟找了同村一个溺水死亡的姑娘，冥婚合葬在了我老家的村头。二十几年后，大伯的病逝，才算可以把我这个弟弟一并送入祖坟。因为我的叔伯弟弟当初冥婚时，没有举行过“婚礼”仪式；因了这次出殡，要给他们补办一个冥婚的仪式。也就在出殡这天，我家乡寒风凛冽，大雪飘飘，世界上一片皑白。然而，我叔伯弟弟和他“妻子”的灵棚里，主葬主婚的人，给那对小棺材上铺了大红的布匹，贴下了喜庆的冥婚对联。就在那天早上出殡的过程中，在我们上百个孝子披麻戴孝、顶着风雪、三拜九叩的行礼过程中，我的一个妹妹过来对我悄声地说，后边我弟弟的灵棚里和棺材上，落满许多红红黄黄的蝴蝶。

    我愕然。

    慌忙退回到后边灵棚里看，竟就果真地发现，在那充满红色喜庆的灵棚里的棺材上、帆布上和灵棚的半空里，飞落着几十、上百只铜钱大的红红黄黄的粉色蝴蝶，它们一群一股地起起落落，飞飞舞舞，而在前边我大伯充满白色的灵棚里，却连一只蝴蝶的影子也没有。这些群群股股的花色蝴蝶，在我弟弟的灵棚里停留飞舞了几分钟后，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又悄然地飞出了灵棚，消失在了寒冷而白雪飘飘的天空里。

    之后，我怔在那一幕消失的奇异里，想天还大寒，雪花纷飞，这些蝴蝶从哪里飞来，又往哪里飞去？为什么只落在我弟弟冥婚的灵棚里，而不飞往相邻的我大伯那丧白的灵棚里？为什么在我人到中年之时，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都已形成并难以改变之时，让我遇到这一幕“不真实的真实”、“不存在的存在”？这一幕的真实和奇异，将会对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是在我的写作无路可走时，上苍给我的一次文学上天门初开的启悟呢？

    三、为什么写作和要写怎样的小说

    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总是说我最初知道为什么写作，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现在，我不再问了。关于为什么写作，我不再逼问自己，也不再管顾别人。

    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出生，到了这个世纪写完《风雅颂》的春节，我已经进入五十岁的门槛。要在往年，在我老家，上了五十岁的人，说自己是个中年，会遭到人们笑话。到了六十岁，在那儿已经算是老人了。到了七十，都已经是古来之稀了。想起这个年龄，我就感到了后怕，感到有一种后脊梁发冷的无奈。可是，年龄的增长，不会因为你对生命必然消失的恐惧而迟缓或暂停它的脚步。于是，我不再想为什么写作这样抽象的问题。这样，也就避免了过多地去想人为什么活着和为什么必须死亡这些伤神的事情。反正，你已经五十。反正，你只能写作。反正，只有写作才是你今后的生命。那么，就这样匆匆地活着和慢慢地读着写着吧，不和别人比试谁写得好坏，不去比试谁的作品卖了多少，不去想一个作家的声誉和钱财，也尽量不去过分在意别人对你和你的作品的品评议论，只想今后的写作和你要写什么样的小说。只想在你的写作中，如何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属于你的那个“我”。

    是的，我不再问我为什么写作。然而，我不能不问我要写什么样的小说。闲静下来，我总是这样地逼问自己，审讯自己，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似乎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原来，我笔耕不辍，似乎都是为了写出那样一部小说：写一部别人似乎读过、又从来没有读过，我此前似乎写过、又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小说。那小说，像从前天上落下的一块陨石，人们不知道这石头从哪里来到了人间，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小说，如同从海洋或森林走来的一只怪物，人们先前似乎想过、又似乎从未想过它的模样，似乎见过又确实没有见过它的模样。原来，我竟是狂妄地想要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原来，我真是太狂妄自大了，明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己还以为有能力去尝试着做些什么。反正，事情已经这样，想法也已经这样，那就让那件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引导着自己的写作罢了，至于别人说些什么，甚或骂你一些什么，也都随了人家去吧。横竖我已经习惯了这些。

    因为，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

    2008年3月1日于北京

    第十三节 注释

    [1]关雎——这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情歌之一，描写一个男子爱上了在河边采荇菜的美丽姑娘，河洲上相和而鸣的水鸟，水流中漂动的荇菜，都使他想起姑娘苗条的倩影。诗歌由虚入实，将诗境步步拓宽，抒发出深挚的思慕之情。孔子称此诗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汉广——这是一首流行于汉广流域的情诗，写一个男子痴恋一个姑娘而不能如愿以偿。

    [3]《终风》——这首被收录在《邶风》中的诗，描写了一个女子被戏弄之后的复杂心情。

    [4]萚（tuò）兮——萚择：草木落下的皮或叶。选自《郑风》，是《诗经》中最为简洁明快的情诗之一。这首诗描写了女子要求她所爱的男人与她同台共舞，如同风中之叶样欢乐翩翩。

    [5]有瞽（gǔ）——这是一首合乐的乐歌。

    [6]良耜（sì）——这是秋收之后祭神的乐歌。

    [7]噫嘻——这是春天祈谷告诫农官的诗，并另含有一种对世事的唏嘘感叹之意。

    [8]泮（pàn）水——泮水，即水名。这是一首借泮水治理而颂扬文治武功的乐歌。

    [9]《出车》——这是出征武士凯旋时创作的乐歌。

    [10]驷（sì）驖（tiě）——这是一首赞美田猪的诗。

    [11]考槃（pán）——这是一首描写隐居的诗。

    [12]权舆——这诗中描写了深宅大院。

    [13]皇矣——这是一首史诗，叙述了周朝的开国史，也描绘了宫廷建筑的辉煌。

    [14]都人士——这是一首别具特色的恋歌。

    [15]十月之交——这是一首忧国刺君的诗。

    [16]绵蛮——鸟叫声。诗的主题说法不一。从诗歌的表意看，是一个行役者和大臣们的对唱。

    [17]白驹——这首诗表达了浓重的留客惜别之意。

    [18]《民劳》——这是一首斥责暴虐朝政的诗。

    [19]陟（zhì）岵（hù）——这是一首远离家乡的人思念家乡又忘了回家的道路的望乡诗。诗中充满了绝望和祈盼。

    [20]大田——这是西周时期的农事诗。诗歌闲情别致，有令人想见的田家乐趣和图画所不可抵达的农情野趣。

    [21]殷武——这是一首描绘祭祀的诗。

    [22]式微——此诗是一位劳役者回家的怨声。

    [23]晨风——《秦风》中的诗，是描写一位女子的哀怨之词。

    [24]蒹（jiān）葭（jiā）——蒹：荻，是一种细长的草。葭：芦，是初生的芦苇。这是《秦风》中借草与芦苇抒写的一首极其优美的爱情诗。

    [25]东门之枌（fén）——枌：白榆树。这是《晨风》中极其动人的一首男女相慕相悦的情诗。

    [26]匪风——这是《桧风》中的一首游子怀乡恋家之诗。

    [27]菁菁（jīng）者莪（é）——菁菁：茂盛的样子。莪：亦名莪蒿、萝蒿，其茎叶可食。这是《小雅》中的一首赞美培养人才的著名诗篇，是一首极其优美的教育诗。

    [28]黄鸟——是一首挽歌诗。

    [29]斯干——这是《小雅》中的一首庆祝建筑宫室落成时的颂歌辞。

    [30]思齐——这是《大雅》中的诗。此诗歌颂了周文王善于修身、齐家、治国的品性。

    [31]白华——这是《小雅》中的一首弃妇诗。她所爱的人负心绝情，弃她而去，使她伤痛不已，作此歌以抒幽恨之情。

    [32]小明——这是《小雅》中的一首官吏的怨词。

    [33]南山有台——这是《小雅》中歌颂德行并祝寿的乐歌。

    [34]臣工——这是《周颂》中的一首天子祭田时所唱的乐歌，诗中有着很强的乡村世事与乡村的人情味。

    [35]（駉）（jiōng）——此诗赞美鲁僖公牧马众多，蕃衍强壮，有着兴旺发达的意趣。

    [36]采葛——这是《诗经》的《王风》中的一首千古绝唱的爱情诗。

    [37]有駜（bì）——这是《鲁颂》中的鲁僖公与群臣宴饮的乐歌。

    [38]黄鸟——诗中描写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以活人殉葬，从死者177人，其中有秦国良臣车氏三人奄息、仲行、金咸虎。秦人痛惜三良，故作此诗，惨怖凄怆，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39]大田——是《小雅》中的一首农事诗，美和诗意尽在诗人笔下的田园之中。

    [40]车辖（xiá）——这是一首描写新婚的诗。

    [41]隰（xi）桑——隰：低湿的地方。桑：桑树。这是一首借低湿之处的桑树之美所作的爱情自白诗。

    [42]渐渐之石——这是一首东征将士由衷地概叹征途迷茫而困顿的诗。

    [43]小弁（bian）——这是一首被放逐的儿子的忧愤诗。

    [44]桑柔——这是《大雅》中的忧时伤世之作。

    [45]白驹——这是一首留客惜别的美丽篇章。

    [46]鸳鸯——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祝贺新婚的诗篇。

    [47]《般》——这是《周颂》中祭祀山川之神的乐歌。

    [48]《天作》——这是周王祭祀岐山的乐歌。

    [49]时迈——这是祭祀上天和山川诸神的乐歌。

    [50]东山——这是《豳风》中的一首出征人在还家之途中念家的诗。

    [51]草虫——这是《召南》中的思妇唱的怀人之诗。

    [52]甘棠——这是《召南》中怀念贤臣的诗。

    [53]芄（wán）兰——芄兰是一种多年生的蔓草。这首诗中以芄兰为题，描写了简单美好的男女初恋的场景。

    [54]葛藟（lěi）——葛藟，蔓生植物。《王风》中以葛藟为题，描述一位流浪者自述的悲苦。诗中描写葛藟尚且托根于河边，而人却只能流浪于他乡，与亲人失散，即使向人家哭爹叫娘地哀求，也得不到同情。其诗情感沉重，心灵苦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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