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此人，指挥作战虽有很重的书生气，但毕竟也是一个军事素养很高，打过许多大仗的老牌军人。解放军集重兵于正面，是黄维兵团渡涡河以来就很清楚的一个事实，考虑到这一因素，他一度报请南京国防部，要求绕过浍河转道北上，只是这一请求并未能够得到批准。
自黄百韬兵团覆灭后，由于宿县被占，徐蚌线遭到隔绝，原本欲解救黄百韬的徐州杜聿明集团（杜聿明已实际取代刘峙的指挥权）也开始自身难保。蒋介石急盼黄维兵团尽快攻入宿县，恢复徐蚌线交通。
如果绕道，那就得多花许多时间，自然是老蒋所不愿意和不允许的。
在此之前，刘、陈、邓已将防守浍河的重任交给了陈赓的四纵，要求是扼守三昼夜，以便于其他纵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机动。
四纵在浍河的部署与一纵在淝河的布阵有相似之处，即都是背水布阵，而不是完全的隔河对峙，原因之一就在于黄维兵团的炮火力量太强了——从洪河阻击战开始，北岸的解放军有时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就挨了一顿远距离轰击。
背水作战的最大风险是作战部队没有退路，从而可能会导致军心慌乱，但浍河、淝河有石桥，南岸部队要撤随时都可以撤下来。
攥起拳头去揍
接到任务后，陈赓亲临浍河南岸勘察地形。四纵十一旅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加上旅直属队，一共是二十七个连，五千多人，而其防御正面有近十五公里。如果把这二十七个连平均摆在这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显然防线是非常薄弱的。
究竟是伸开巴掌用十个指头去戳，还是攥起拳头去揍。陈赓的选择是，形成拳头，并把防御重点放在南坪集。
南坪集位于浍河南岸，是宿蒙公路的一座小镇。浍河水深不可徒涉，河上虽有几座便桥，但只能过人和牲口，唯一可以通过机械化大兵团的，就只有南坪集北面连接公路两端的一座石桥。
与板桥集相比，南坪集在防守上的真正不利之处，是其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基本上无险可守。这种地形对处于进攻方的黄维兵团有利，对防守方的解放军则不利，如果按常规固守南坪集等几座村镇，那么阵地很可能会被敌军的强大炮火夷为平地，十一旅别说三天，连一天都守不住。
陈赓决定将防御阵地推进到南坪集以南几百米的田野上去。这样在使阵地获得较大的纵深、弹性和机动性的同时，也更便于与敌军进行反复争夺。
当然这样不免又会带来一个老问题，即兵力不够分配。相应的解决办法是以一个排或两个班为支撑点，在正面阵地上构筑集团工事。
根据陈赓的这一指示，十一旅指挥员又通过反复查看地形，对防御阵地进行了设置。在南坪集以南一公里处，公路两侧分别是杨庄和南胡庄，这两座村庄乃是屏卫南坪集的大门。十一旅即将防御主阵地设在了离杨庄、南胡庄一百五十至两百米的田野上。
南坪集为十一旅的第一线阵地，由西至东，一共放了四个营。为了防止敌军从东西两侧迂回，旅指又在浍河北岸的南坪集东北方、西北方各摆了一个营。
1948年11月23日，上午7点，十一旅警戒部队与黄维兵团的搜索营交火，双方打了两个小时，警戒部队边打边撤，退回了南坪集阵地。
黄维命令杨伯涛第十八军等部迅速击破当面的解放军。杨伯涛以一一八师担任主攻之责，攻击目标就是南坪集。为加强火力，他还将快速纵队的全部坦克和军榴弹炮营全部都配属给了一一八师。
上午9点，一一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杨庄西南突出阵地做试探性进攻。接着，南坪集阵地及其纵深便遭到了各种口径火炮的猛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坪集的房屋一幢幢倒下，炮火几乎将整个集镇都给轰平了。之后，浍河中也升起了无数个几十米高的水柱。
随着炮火的延伸，一一八师三个团运动至解放军阵地前的几个村庄，做攻击前的准备。下午1点，杨伯涛亲自赶到坦克的攻击发起位置，指挥一一八师对南坪集展开全面进攻。
一一八师集中了一〇八毫米榴弹炮、七五山炮、重迫击炮，以猛烈火力再度对南坪集及浍河北岸阵地进行了一番猛轰，但见硝烟弥漫处，火光闪烁，泥土、木板、树木都被炸得飞了起来。
炮击一过，二十余辆坦克即朝前开路。十一旅的防坦克措施，是事先在阵地前铺上高粱秆、玉米秆、麻秆、红薯藤，埋下迫击炮弹、炸药包、燃烧瓶，并配备了引爆组。
坦克被地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迷惑住了，一时不敢再往前推进。它们转而停在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排成一列，对着凸出地面工事，像点名一样，一炮一个，逐个开火。
虽然许多工事都被当场掀掉，但解放军很快就转移至预备阵地。等敌军步兵接近前沿二三十米时，他们突然开火，子弹、手榴弹像泼雨一样打过去，干脆利落地击退了敌军的进攻。
休战间隙，解放军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并针对敌军坦克的攻击特点，对凡是凸出地面容易暴露的工事都做了修改。
通过首轮交锋，杨伯涛也有了新的发现。他发现，解放军的火力点和百分之九十的有生力量都集中在村前二百米左右的地方。为此他决定把地面炮火集中到前沿阵地，并且大部分集中两个地方，一是三十一团二营扼守的杨庄，二是东面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接合部。
下午2点，在对战法进行改进之后，一一八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企图突破重点，撕开口子。
进攻次序仍然从大炮、坦克再到步兵。解放军的主要掩蔽部和机枪火炮工事都用门板或树干，再加上积土遮盖，一层门板一层土，压上三层，至少有一米厚，所以炮击对阵地的损伤并不是很大。
相比于炮击，坦克“点名”对阵地的威胁更大，而这些“铁家伙们”几乎是刀枪不入：地面防坦克措施的真正作用仅止于吓阻对方，坦克被引爆后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照样横冲直撞；集束手榴弹要往坦克里面扔，然而炮塔盖怎么使劲掀也掀不开，拉响了塞它肚子里，坦克最多也就跳一下；炸药包点燃了扔过去，还是炸不掉。
十一旅特地给二营配备了三挺战防枪和一个火箭筒排，目的也是为了对付坦克。可是战防枪向坦克射击，子弹打到钢甲上不过冒一下火星，火箭弹则屡屡从坦克甲板上擦过。
有一发火箭弹倒是穿进了坦克履带。不过没过多一会，在另一辆坦克的掩护下，履带修好了，坦克又重新开了上来。
谁也别准备回去
大炮、坦克在战场上再怎么威风，归根到底，占领阵地还得靠步兵。
在南坪集的集团工事内，从前沿到纵深，遍布着以班、排为单位的支撑点，各支撑点既可以独立战斗，又可以相互支援，同时彼此之间还以交通壕相沟通，部队能够灵活地进行机动运动。
当敌军步兵冲上来时，支撑点内的解放军便抵近开火，用这种办法来守住阵地。
十一旅击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陈赓传令嘉奖坚守南坪集的各部队，接着四纵参谋长王启明也赶到十一旅指挥所进行指挥。
王启明曾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卧底长达18年之久。他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特点非常熟悉，并满有把握地判断说：“国民党就是这一套，白天进攻，一般是三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果然，杨伯涛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这一次他要重点中再找重点，首要攻击目标是二营六连阵地，该阵地位于杨庄东侧的突出部，乃是三十一团右翼最突出的阵地。
炮弹倾泻，恨不得把地面翻过来；坦克“点名”，不放过前沿任何一个支撑点。
二营六连阵地前沿硝烟弥漫，什么都看不清，除了震天的枪炮声，也什么都听不见。经过轮番轰炸扫射，六连所拥有的支撑点和火器全部被摧毁，就连阵地上的树木都一棵不剩地被打断了，只留下光光的树桩。
进攻六连的敌军步兵组成了敢死队，每个敢死队都配备三具火焰喷射器，士兵则多持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六连原有一百二三十人，此时仅剩二十多人，面对敌军的猛攻，步枪射击已经挡不住了，只有用机枪和手榴弹进行阻击——手榴弹以筐计，每筐可装手榴弹三十多颗，一名战士从战斗开始已经投了四筐手榴弹。
相持不下之际，坦克发挥了作用。它为步兵作前卫，帮助步兵突入了六连阵地，虽然六连两侧的五连、十一连尽力地以交叉火力进行封锁，使突破口不致扩大，但敌军后续部队仍然在顺着突破口不断拥入。
有一辆坦克已经绕到杨庄后面，接近了二营指挥所。三十一团团作战参谋低声向团长梁中玉报告：“团长，敌人离二营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离我们也只有两百米了。”
见情况紧急，梁中玉把指挥任务交给团政委，自己抓起两颗手榴弹，带着一名参谋和两名留在团部的副连长奔往前沿。
随梁中玉一道前进的是作为团预备队的一营二连。当他们靠近二营指挥所时，眼见得一颗炮弹落在了二营指挥所的工事顶上，顶上的土块都被炸得飞上了天空。幸运的是，二营营长已经带兵前去支援六连，只有营教导员在指挥所里面，而这名教导员居然毫发无伤。
旅指这时也得到报告，特地抽调旅预备队中的三十二团六连给梁中玉使用。
梁中玉对身边的部下说：“我们今天来了，谁也别准备回去，要和阵地共存亡。”
前往六连阵地的道路已经被敌军封锁。梁中玉让人跑去找配属给二营的团迫击炮连，问炮弹还剩下多少。对方说只剩三发，梁中玉下令：“有多少炮弹都给我往前打！”
迫击炮连依令装填炮弹，向敌军发射。借助于迫击炮的掩护，二连紧接着分两路实施反击，在将迎面的敌军压下去后冲入了杨庄。
没有命令，也没有协同的信号，但是杨庄的其他三个连都不约而同地向六连阵地派出了援兵。加上二连，各部从杨庄的西、北、东三面发动反击，终于在不动用旅预备队的情况下，就击退敌军，夺回了失守的全部阵地。
当天敌一一八师的另外一个主攻目标，是东面三营八连一排的阵地。该阵地附近是一片坟地，一排依托着有利地形，可用侧射火力对二营进行支援。
一一八师要从三十一团与三十二团的接合部实现突破，就必须拔掉一排这颗“钉子”，为此，一排承受了正面和二营方向敌军的双重夹击。
在激烈的战斗中，一排的工事和地堡全部被轰垮，包括排长在内，全排仅剩十多人，而且全部带伤，但他们依然守住了阵地。
至黄昏时分，敌一一八师仍被阻于南坪集阵地之外，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千钧一发
一一八师在南坪集正面与解放军鏖战的时候，助攻的十一师向南坪集以东浍河北岸发起了进攻。
扼守于该地域第一线的解放军部队是三十二团三营。三营一共有四个步兵连，除一个连被指定为团预备队，其余三个连按顺序由东至西布防。居中十连扼守的三官庙最为险要，此地名为庙，其实没有庙，只是一块突出高地。
平原之上，三官庙这样的地势向为兵家所喜。对三营而言，只要守住了三官庙，敌军就难以渡河，或即使过了河也无能为力。
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王元直是国民党军中素称善战的一员将领，他马上认识到了三官庙的重要性。当天下午3点，在组织对三营阵地进行轰击时，炮火大多集中在三官庙，一个齐射就是几十发炮弹落下来。
十连的工事几乎全部被摧毁，干部大部牺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阵地上弥漫着浓浓烟雾，部队视野不清，火力也受到了极大限制。
趁此机会，敌十一师工兵营开始在河上架设浮桥，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十连在浍河边另外部署了一个重机枪排。在重机枪的齐射下，架桥的敌军跳下去一批就被打掉一批，最后连站在岸上指挥的工兵营长也被击毙了。
敌十一师赶紧组织火炮和重机枪，用更强的火力进行集中压制。以此为掩护，浮桥被强行架设起来，敌步兵蜂拥过河，并对重机枪排展开攻击。机枪排的机枪被打坏，全排悉数牺牲。
冲破第一道障碍后，敌十一师即以一个连的兵力向三官庙阵地猛冲。这时十连的干部只剩下了一个排长和副排长，排长负了伤，副排长张生福原系旅工兵连的副排长，因犯错误受处分才下到了十连。
见敌军距离前沿已只有十几米，阵地眼看即将不保，张生福率领十几名战士跃出工事，从侧翼对敌军发起反击，这才将敌军予以击退。
当时在解放军内，只要谁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不仅可以立功，而且可以入党和撤销处分。三营指挥所得知张生福率部反击一事后，立即对张生福进行通报表扬，同时宣布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接着，敌军又对三官庙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采取了轮番进攻的方式，一个连一个连地上。张生福还和上次一样采取侧翼反击的方式，但是刚刚把敌军一个连打下去，还没来得及撤回阵地，另外一个连就上来了。
失去了侧翼反击的突然性，又是在平地上对战，张生福及其他战士寡不敌众，最后全部战死。
敌军的第三个连很快接近阵地前沿。对守军而言，最有效的阻敌方式就是用机枪进行射击，但是阵地上的解放军机枪手已经全都牺牲了，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在十连担任文化教员的解放战士站了出来。这名解放战士以前曾当过机枪射手，情急之下，他又是扫射，又是点射，暂时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势。
随着敌军后续部队越来越多，仅靠一个机枪手是难以守住阵地的，三营指挥所急令东西两翼的九连和十一连出击，对三官庙方面进行牵制。
实际上，九连和十一连本身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尤以西翼的十一连更为困难。因为他们那边靠近南坪集，是敌十一师实施迂回的主要方向。三营指挥所离十一连阵地很近，战斗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但指挥所没有预备队，于是只好把营部的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组织起来去支援十一连。
光靠九连和十一连牵制肯定不行，在三营的紧急请求下，三十二团指挥所把作为预备队的十二连派到了三官庙。
这支生力军一到，一下子打乱了敌军的部署，他们不得不撤回桥头堡，在那里建立临时阵地。此时天终于黑了下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很少打夜战，它也同时意味着战斗进入了暂停时间。
在浍河北岸阻击战中，三营仅连排干部就牺牲了九个，固守三官庙的十连原有一百五十多人，最后仅剩四十多人存活下来。
时机已经成熟
杨伯涛准备第二天拂晓继续对南坪集组织进攻，王元直也计划着天一亮，就指挥十一师向南坪集以北迂回，不过这些都没有必要了。
11月23日晚，在野司指挥所内，刘伯承通过研判形势，认为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孤军突出，说明歼灭黄维兵团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纵在南坪集和浍河北岸已达到迟滞敌军的目的，用不着再守下去了。刘伯承做出了一个大胆部署，他下令四纵放弃南坪集，同时在浍河北岸让出一块地方，以引诱黄维兵团进入预设在宿县西南的袋形阵地。
当晚，十一旅奉命撤出南坪集及浍河北岸，作为四纵的预备队到浍河以北进行补充休整。
野司的这一命令在实施的同时上报中央军委。11月24日，毛泽东在复电中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而且告知他们，“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四纵十一旅的后撤，让黄维认为第十八军的突击已获成功，于是下令第十八军率先过河，其他各部陆续跟进。刘伯承见黄维中计，即以四纵第十旅和九纵一部继续吸引敌军，同时指挥一、二、三、六、十一纵实施两翼包围。
要抓战机就不可能做到样样皆顾。刘伯承在运筹中遇到的问题是，北面的部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但南面兵力还调动不及，也就是说袋口并未扎紧。
黄维兵团过了浍河之后，黄维迟早会发现自己受到包围，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办？想不想得到组织突围？如果黄维突围的动作够快，很有可能钻破突围圈逃逸而去，这是刘伯承最为担心的一件事。
刘伯承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十八军通过浍河后，各部都向宿县方向派出了搜索部队或便衣侦察人员，以做好向宿县攻击前进的准备。这一侦察不要紧，他们发现在通往宿县的公路上有许多运动中的解放军大部队，并且正在构筑鱼鳞式大纵深阵地。
这时除兵团部、十八军、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在浍河北岸外，第十军、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主力都尚在浍河南岸。从第十军方面传来的消息是，有强大的解放军部队正由西而东直捣该军侧背，一部已与其后卫部队发生战斗。
杨伯涛、王元直均认为情况不妙，特别是王元直，尤其惊疑不定。此前王元直与刘伯承有过多次交手，也经常被刘伯承兜得团团转，这使他对刘伯承指挥之妙有了切身感受：“令人莫测高深。”
后来十一师通过战场等途径获得了解放军的一些文件，其中有多篇刘伯承所撰写的军事论文，其学识见解之高，更让王元直感到分外吃惊，而且越读越觉得“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稍有一二知名之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
在国民党将领这个圈子里面，决定升迁的主要是资历、军校教育、派系和人际关系，肯坐下来耐着性子认认真真研究一下战场实践学问的，实属凤毛麟角。比如以“小诸葛”名世的白崇禧，平生独力指挥能打赢的仗其实很少，更鲜见高明的军事见解。又如军事素养本来不低的黄维，都快打一辈子仗了，临到头来面对解放军这个战场“生手”，居然仍是两眼一抹黑。
王元直通过军事论文一对照，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被刘伯承兜得团团转，说来说去，还是吃了上面这些“小诸葛”和“知名人士”瞎指挥的亏。
刘伯承指挥作战深合孙子兵法，其基本要义之一，就是“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或者可以表述为“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蒋介石和南京国防部不明就里，结果往往就傻乎乎地指挥调度着前线各部队往刘伯承的圈套里钻。
“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王元直忍不住感叹，“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之对手哉！”
眼前的情况显示，刘伯承很可能又要重复他的经典打法：攻下宿县，黄维兵团必救，然后趁机歼灭黄维兵团。
覆巢之下无完卵。王元直径直找到黄维，对他说己方可能中了刘邓诱军之计。
王元直同时建议，趁中野攻势刚起，立足未稳，应该赶快脱离而出。具体措施是使用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刘伯承的口袋底，然后用集团滚进战术，脱出包围圈。
可惜王元直能够看到的，黄维却看不到，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淮海战役结束后，当刘伯承得知王元直有此一计时，曾喟然而叹：“如你们果真采用如此战法，我还真不太好对付哩！”
既不让进也不让退
之后真正触动黄维的，是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带来的报告。吴绍周率八十五军和十八军四十九师与黄维会合，经过蒙城时在城内留下了一批伤兵，准备让他们顺着涡河坐船返回蚌埠后方基地。
伤兵们还没有动身，解放军就占领了蒙城，一干人全都做了俘虏。其中有几个乘看管的解放军不备，偷偷地逃出来，追上兵团进行了报告。听完报告，获知解放军已从兵团背后包抄上来，黄维这才意识到大事有些不妙。
其时天色已晚，吴绍周、杨伯涛被召至兵团部商量对策，黄维心事重重地对他们说：“兵团的任务是要打到宿县和徐州杜聿明会师。看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
吴绍周刚到前方，对情况还不太了解，所以没有首先发言，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杨伯涛则认为，如果继续执行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攻向宿县，无论采取何种打法，都没有把握突破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
大兵团作战，不能没有后方，可现在黄维兵团正是这样一支不着边际的孤军，仗如何打得下去？杨伯涛认为，兵团最后只会越陷越深，走向死路。
杨伯涛所得出的结论和王元直完全一致，即兵团已经陷入了刘伯承设下的圈套，但在还没有被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尚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他向黄维建议，趁东南面还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兵团应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
从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多里路，一气就可以赶到。到时，兵团一方面能够获得后方的补给；另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兵一处，再沿津浦线向北打。
杨伯涛这一可让兵团“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一经提出，吴绍周即表示同意。可是黄维却犹豫不决，他紧锁着双眉，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神情非常焦急不安。
一直拖到半夜12点，黄维才下定决心，传令兵团即刻向浍河北岸的固镇转移。
杨伯涛急忙回到十八军军部进行部署，谁知等他部署完毕，到兵团部向黄维报告时，黄维又突然变卦了，说：“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
兵贵神速，杨伯涛不明白黄维为什么要改变决心，而据黄维解释，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八十五军的作战处长奉吴绍周之派遣，带领十多名随从人员，乘车赴一一〇师传达转移命令。可是现在这些人已经连人带车失踪了。
黄维对杨伯涛说，他正派人寻找，撤退的事情须等一等再说。
杨伯涛不便再问下去，只得重新回到军部坐等。从11月25日拂晓等到中午，将领们一等再等，但黄维既不让进也不让退，已经整装待发的各部队也就只好原地不动。
眼见十八军和第十军正面的解放军已有逼近之势，杨伯涛心急如焚，屡次去向黄维请示，可总是不得要领。
其实黄维完全不用派人去找，更不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失踪，原因用脚指头都能想得出来，无怪乎几种可能，即或者被俘了，或者逃跑了——没错，事实就是那些人在经过二纵的前沿阵地时，遭到二纵前哨部队的突袭，除一名参谋逃跑外，余者皆被生擒，黄维兵团向固镇转移的机密文件也被缴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找人，而在于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兵团都得赶快跑路了。
下午4点，黄维终于停止了搜寻和一再的犹豫彷徨，转而命令各军按计划向固镇转移。如果从上午5点起兵团就开始行动，算下来黄维已足足耽误了11个小时，按急行军速度兵团至少可以走60多里路。
有的兵团将领这样批评黄维：“色厉而内荏，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辟画不明，将骄横而计出不用。”虽然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也多少道出了黄维指挥用兵上的不足。
在淮海战场上，黄维的缺陷和弊病被放到了最大。事后，王元直如此总结黄维兵团的败因：“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黄维兵团终于出发了。动作最快的是第十八军，下午6点，他们率先到达双堆集。
此时天色已晚，步兵还可以继续行军，特种部队却不行，因为夜幕之下驾驶员很难看清楚地面，一遇到水塘，坦克和汽车就会动弹不得。黄维于是决定让十八军在双堆集以北就地宿营。
他还不知道，缴获机密文件的二纵已向野司报告了黄维兵团向固镇转移的部署，而就在当天晚上，位于最南面的中野六纵、陕南十二旅、十一纵也已协力封闭了敌军的去路，刘伯承布阵中的唯一漏洞被予以弥补。到了这步田地，黄维兵团已成瓮中之鳖，王元直之计也好，杨伯涛之策也罢，全都用不上了。
臭招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立即给野司打去电话。野司的刘、陈、邓三人之中，刘伯承、陈毅的年纪较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是由邓小平值夜班，掌握攻歼作战的情况。接到王近山的报告，得知他们已扎上了袋形攻势的最后口子，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脸上露出了笑容。
邓小平平时异常严肃，不苟言笑。他曾经解释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脾气、秉性，他生来就这个性格，大家跟他在一起时不必过于拘束。尽管他这么说，作战室的参谋们免不了还是有些拘谨。
现在见邓小平的表情如此怡然自得，参谋们受到感染，仅有的一点拘谨之感也一扫而空。作战室之内，一片欢腾。
刘伯承、陈毅闻讯赶到作战室。陈毅摘下挂在墙壁上的军用水壶，给刘、邓，也给自己满满斟了一杯白兰地。他自己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后扭头吩咐参谋：“要张震……”
参谋赶紧要通时任华野参谋长的张震的电话。陈毅握着耳机对张震说：“你们要严密监视杜聿明军，要配合作战，保障南线彻底歼敌！”
放下电话，他也和邓小平一样点起香烟。两人俯首于三张对接的方桌之前，观看着桌上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现在就看刘伯承如何做下一步决断了。他换上一副深度数玳瑁眼镜，拿起放大镜，走到山墙前，对着墙上挂着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双堆集地图审视起来。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以“胆大包天，足智多谋”著称于世，有时大马金刀，纵横驰骋，有时又心细如发，每一步都环环紧扣。在以急风骤雨般的动作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以后，他又在浍河上游找到了对方的破绽和薄弱点。
看完地图，刘伯承对身旁的作战室参谋说：“命令部队把敌人逐离浍河北岸，不让敌人靠近水源！”
11月26日，黄维命令浍河两岸各军继续向固镇前进。因为已发现北岸有解放军大部队在运动，他让原本集结在南坪集东南的第十四军向浍河一线前进，并沿浍河南岸占领阵地，以掩护十八军向固镇转移。
在杨伯涛等人看来，黄维又使了个臭招——第十四军是兵团中最弱的一个军，用它来掩护兵团中最强的一个军实无必要，最好的办法其实是让十四军自求多福，取捷径直接前往固镇集结。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中野尽可能不让黄维兵团的任何一支部队靠近浍河。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后，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即遭到了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十四军仓促应战，转眼之间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向南溃逃。
这时第十军各师也正在集结准备出发，其隶属的一一四师所在位置与十四军毗邻，部队也被连带冲得一片混乱，该师一个团大半遭歼灭，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则全部为解放军所获。
眼见十四军完全失去掌握，自己的部队又受到牵连，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面对溃兵进行收容，一面指挥第十军竭力进行抵抗，这才勉强得以立住阵脚，但战力已损失大半。
被黄维的臭招所坑了的，还有八十五军主力。黄维让他们掩护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再向固镇进发，这使得八十五军主力一直停留在南坪集以南。
当天，八十五军主力也遭到了解放军的攻击，一名团长被击毙，部队一度陷入混乱。此后虽因得到增援而稳定下来，但其正面的解放军攻势始终有增无减。
黄维闻讯大惊，急忙部署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主力撤至双堆集，向十八军靠拢，以免被解放军分割歼灭。
至此，黄维兵团被紧紧包围于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二十里，南北二十里的包围圈内。整个兵团中，只有十八军四十九师突到了包围圈外，不过在突围过程中也遭到了六纵十八旅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的猛击，撤到蚌埠时已成残部。
瞎了眼的坦克
南京统帅部没有料到黄维兵团这么快就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经过一番商讨，蒋介石部署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由北向南打中野的侧背，以分中野之兵，同时让黄维兵团靠自身力量向李延年兵团靠拢。
黄维遵令而行，他向已到双堆集的兵团各部下达命令，要求对通往固镇方向的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希望能够借此打开缺口。
11月26日，下午3点，八十五军一个先头团以七辆坦克为掩护，对二纵阵地实施了连续多批次冲击。经过前面与坦克的多次正面交锋，中野的主力部队已总结和积累出一些打坦克的办法。二纵预先在阵地前挖了许多防坦克沟和交通壕，坦克要么不陷进去，陷进去了就用集束手榴弹炸。一个小时之内，二纵四旅击毁坦克两辆，并接连击退了敌军两次进攻。
壕沟是战场上的障碍物。按照战车战术的原则，坦克兵们必须执行“破坏敌阵障碍物，冲入敌纵深阵地”，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就要进行此类克服障碍物的训练。
下午4点半，八十五军又出动两个营的兵力，以八辆坦克开路，这八辆坦克以或绕开或冲过壕沟的方式，突入了解放军阵地。
二纵对此也预备了方案。他们在坦克经过的道路两旁点燃事先堆起的高粱秸，当坦克开道继续往前冲时，滚滚的浓烟顿时遮住了坦克兵的观察视线。
携带着成捆手榴弹和炸药包的解放军爆破手趁机猛扑上去，将这些“瞎了眼的坦克”包围起来，对其履带进行反复爆破。在前头的三辆坦克连续被炸瘫后，其他坦克急忙后退，敌军队形因此大乱，失去坦克掩护的步兵也重新被压了回去。
除此之外，二纵在对付坦克方面还有其他办法。他们在阵地前把土刨松了，用白灰画上圈，用秫秸做上标志，伪装成地雷场。坦克兵看到了，也会吓得倒退或绕道而走。
在激战中，坚守阵地的中野各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损失最大的是陕南十二旅，该旅三十五团一营原有两百多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四十多人，但终究还是守住了他们所在的小李庄阵地。陕南十二旅当时归六纵指挥，六纵随后专门授予一营奖旗一面，上有“坚守李庄，稳如泰山”八个大字。
一天仗打下来，黄维兵团不仅连陕南十二旅把守的阵地都未能攻破，其控制范围还被中野又向里压缩了三里多。不过从双方的攻守态势和伤亡情况来看，黄维兵团的战斗力和士气并不处于下风，这让黄维和他的部下们都觉得，突围仍然大有希望。
晚上，他们决定集中兵团的四个主力师，倾全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在这次突围行动中，黄维把兵团中可以抽出的主要机动突击力量几乎全部都用上了，同时又应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的主动请缨，临时将计划中的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并由一一〇师担任先锋。
一一〇师是原西北杨虎城的部队。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将杨虎城予以关押，其部也被编散，一一〇师被编入了八十五军，因此该师其实是杂牌根底，而从淮海战役一开始，就有了基本部队为杂牌的何基沣、张克侠发动起义，要不然黄百韬兵团也不会那么快就覆灭。有人为此惊呼：“将来所有的杂牌军都靠不住，同杂牌军在一起作战太可怕了！”
就防患于未然而言，在如此紧要的关头，让一一〇师单兵突前，是不太稳妥的一件事。要是“狡如狐”的胡琏在，他可能会想到这一层，性格相对粗豪的黄维却想不到。
黄维兵团的组建时间较短，在从豫西开拔之前，黄维和各军指挥官之间，各军指挥官相互之间，都没有互相往来的机会，彼此隔阂。廖运周在抗战时曾为黄维的部下，只是从黄维再到杨伯涛等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和中野四纵参谋长王启明一样，是一名地下党，而且其潜伏时间比王启明都长，乃是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甚至，潜伏于黄维兵团内部的地下党并不只限于廖运周以及他在一一〇师建立的地下党组织。黄维兵团在其北进过程中，无线电台与徐州一直联系不上，与南京的联络也是时断时续，黄维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搞清楚，原来兵团司令部的电台台长竟然也是地下党！
早在两天前，即11月25日，黄维兵团开始向固镇转移的那一天，黄维就做了调动四个主力师向南突围的准备。在这一准备方案中，一一〇师为左翼。廖运周便决定趁此机会率部起义，具体设想是在11月27日上午7点假意突围，把部队带出来。
当天下午，六纵司令部值班参谋武英接到陕南十二旅从前沿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们抓到了一个敌军军官。该军官自称有绝密情报，要亲自向解放军南线司令员报告。
武英向纵队司令员王近山请示处理办法。王近山说：“派人把他送来吧。”
在敌军军官被送来司令部后，武英惊喜地叫了一声：“老伙计，原来是你呀！”原来来人姓杨，是潜伏于一一〇师的一名地下党员，公开身份则是廖运周的副官。六纵在豫西与张淦兵团作战时，他就曾到六纵司令部来联络过。
杨副官向王近山报告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和廖运周的起义设想。为了避免到时发生误会，他请求六纵在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放一一〇师过去，然后再把这个口子封住。
快追
在武英陪杨副官出去休息的时候，王近山等人分析研究了这一新情况。
一一〇师曾是杨虎城的旧部，内部又有地下党组织，起义看来是有诚意的，不会有诈。在敌军预计突围的方向上，解放军共有四个旅的兵力在进行防守，要扛住敌军四个主力师的突围，担子相当重。如果接受了一一〇师起义，当然也就减轻了阻敌突围的负担，对敌军士气也是一个沉重打击，问题是一一〇师要在敌军全线突围时才能行动，还要给他们让开一条口子，这个风险太大。
最坏的情况是，一一〇师的行动被黄维和吴绍周发觉，然后他们乘解放军放一一〇师过来的机会，倾全力对解放军防线进行突破，到时候堵也难堵，防也难防，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维兵团突出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对六纵的指挥员来说，将是一个永世难补的大错误。
正是由于关系着整个战局的成败，王近山等人不得不反复琢磨，肯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肯定，直到半夜才下定最后决心：同意廖运周的起义设想，但起义时间要提前，天明以前起义部队必须过完，同时起义部队的行进路线被划在村庄之间，用玉米秆标示出来。
王近山将这一决定上报野司，得到了刘、陈、邓的同意。之后大家便分头进行了准备。
11月27日清晨，大雾弥漫，五十米开外看不见一个人影。由武英带队，廖运周率一一〇师主力五千多人以“突围”为掩护，排成四路纵队，沿着指定路线进入了预定集结区域。
王近山曾预想过的意外也发生了——一一〇师后卫团拒不执行廖运周的起义命令，在接近解放军阵地时，突然展开兵力发动进攻。
好在王近山事先就派了一个旅埋伏在路线两侧，为的就是应付情况变化，一一〇师后卫团的突袭未能取得成功。
在起义部队过完之后，六纵重新封锁了口子。廖运周这才向黄维报告说，他已从西南方向“突围成功”。黄维信以为真，还派飞机前去掩护起义部队向前走。
天亮后，依旧被蒙在鼓里的黄维又按照原定的突围计划，下令另外三个师迅速跟进，不料都被解放军一顿炮火给赶了回来。他赶紧通过报话机呼喊廖运周，但已经找不到人了。
杨伯涛闻讯也急忙派通信营去寻找廖运周的师部，结果却发现一一〇师所去的那些村庄都被解放军占领着。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赶紧命令部队向该方向实施警戒。
黄维兵团突围不成，部署反而被打乱了，只得下令各部后撤。刘、陈、邓立即命令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紧紧压过去，向黄维兵团的侧背猛烈出击。
由于通报了廖运周起义以及敌军退却的消息，接到命令的各部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敌军在向北溃逃，甚至是已经处于兵败如山倒的状态。
干部战士们纷纷议论着“敌人要逃跑了，快追”或“这回要多抓他几个俘虏”。没有人想到出击不等于盲目的追击，这一过程中又会出现多大困难，不仅一般战士如此，连乃至营团旅干部亦然。
四纵十一旅的一名副旅长站在浍河边的一座高台上，看到部队经过就对他们大声嚷：“这回看你们的了，抓不够五百个俘虏不算完成任务！”
淮北的十一月，天气已经很冷，但经过动员之后，几乎人人身上都充满着暖意和干劲。步兵分出数十路往前追，一口气追了七八公里，最后全都累得喘不上气。
步兵追，炮兵也追，而且边追边打。有的迫击炮排跑着跑着跑散了，扛着炮筒的炮手找不到底盘，干脆就把炮筒坐在地上，用手扶着打。
追过浍河之后，在方圆几十里的平原上，千军万马齐头并进，分不清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所有人都只看着前面，搜寻着撤退中的敌军。
掩护地面撤退的敌机在空中盘旋、俯冲，它们飞得很低，掠起的风都可以把解放军头上的帽子吹掉，但由于分不清谁是谁，也不敢轻易扫射，只能在空中焦急地转来转去。
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凶狠
论野外赛跑，黄维兵团无论如何不是中野的对手。敌我很快就搅到了一起，掉在后面的敌兵当了俘虏，有的刚补充过来的解放战士居然也被“俘”了过来——这些解放战士还没来得及换下国民党军的黄军装，只是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和身上的胸章扯掉了，一不留神，很容易被当成敌兵。
更多战士连俘虏都顾不上抓，只是一股劲地往前跑。很多人为了能够跑得更快一些，连身上的背包都甩了。
在解放军实施大出击行动之初，敌军没有料到解放军会追得这么猛这么快，为撤退部队交替担任后卫掩护的十四军和八十五军都被冲乱了，连十四军军部所在村庄也被四纵攻克。不过他们毕竟不是溃逃，而是有计划的撤退，尤其八十五军主力原系汤恩伯系统的部队，从抗战起即为中央军精锐，一向以战斗力强著称。即便一一〇师发动起义，该军其他各师仍保持着基本完整的部队建制。
在清醒过来并稳住阵脚后，八十五军主力马上在十四军的协同下，回过头来对解放军展开了凌厉反击，其势“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凶狠”。
解放军猝不及防，当天解放军所有最前面的出击部队几乎都吃了大亏，尤以四纵十一旅损失最大。
自南坪集阻击战结束后，十一旅作为四纵的预备队，其位置一直被摆在最后面，如不以最快速度运动，就更要落后了，因此大家都只顾埋着头拼命跑。指挥员们事先都没有充分考虑到部队在这么长距离的开阔地上运动，若没有很好的火力掩护，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损失。
当敌军反击过来时，他们要寻找掩体，结果身边连一座小土坑、一棵小树都找不到。某营阵地上唯一的卧姿掩体，是一个随军记者所带的背包——其他人在追击时把背包都扔掉了。
逐渐占据上风并拥有火力优势的敌军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作战时连腰都不弯一弯。在重机枪的扫射下，十一旅突前的部队，整排整连甚至整营地损失掉了，官兵们中弹的部位，不是脑袋就是胸脯。
有的战士被密集的弹雨打得没了主意，到处乱跑。三营营长侯补祥大喊：“不要乱跑！”话音刚落，他也被子弹给射倒了。等医生跑到跟前时，已经气绝身亡。
另一名营长胡崇礼急得两眼通红，他一把抓起几枚手榴弹，嗖地站起身来：“算了，今天走不了啦，就在这儿拼了！”
旁边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住并按在地上，按照当时的情况，胡崇礼别说上去拿手榴弹拼，就是稍站一会，都可能中弹牺牲。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随着夜幕降临，敌人虽然还在鸣枪鸣炮，但实际已停止进攻。以夜色为掩护，参与这次大出击的各部纷纷派人到前线背运伤员和烈士尸体，同时对受损的部队进行整理。
四纵十一旅有一名连指导员，名叫宋士勋。他本来已被列入烈士名单，团里正准备给他家里报信，没想到他却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一个人挪动着爬回了部队。
不过宋士勋所在连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幸运，牺牲的干部战士中，就包括他的老搭档、连长王兆林。宋士勋还记得在接受大出击任务的时候，连里的四个干部在一起做交代，王兆林曾亲口对他说：“伙计，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得知三十一团一营在出击中损失惨重，旅部特派宣传科长王仁恭前去帮助整顿。王仁恭见到一营的一群战士后问他们：“你们营部在哪儿？”
“哪还有什么营部！”战士说，“就这么多人。”
“你们营的干部呢？”
“还有个副教导员”，另一名战士告诉王仁恭，“在一间民房里。”
王仁恭在民房里找到了这位副教导员。问起营里的伤亡，副教导员如实相告：“就剩这么多人了，一百多。哎，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个营被打得只剩下了一个连，这种事难免会挫伤部队士气。四纵政治部主任为此赶到一营，对干部战士做了一次鼓动性讲话：“你们打得很好，虽然伤亡大，但是把敌人拖住了，打断了‘牛腿’。现在敌人已经被困在双堆集，只等‘宰牛’了！”
要说黄维兵团断了一只“牛腿”，其实倒不在于这次大出击行动给他们造成的损失，也不在于十四军军部所在的村庄都被端掉，他们真正损失的是士气。其中最明显的是一一〇师所隶属的八十五军。这个军能在反击中仍旧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只是因为被逼急了，之后该军在几次战斗中的表现都证明，官兵的战斗意志已经变得大为低落，打仗也不像原来那么拼命了。
滚着走
黄维在兵团部召集指挥官们商议，发现一般军师长都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泄气情绪。当然还有人主张继续拼死突围，比如杨伯涛等人就认为，黄百韬兵团当初选择了固守待援，结果几天前便在碾庄全军覆灭，如果黄维兵团也这么做，只会成为第二个黄百韬兵团。杨伯涛本人更是主动请缨，表示愿率领十八军剩下的两个师打前锋，直接冲向蚌埠。
黄维也觉得尚可一搏，于是决定让十八军采取进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动前进的战法（也称“滚肉球”战术）实施突围。他苦笑着对杨伯涛说：“我们敞着走不行，就滚着走吧。”
11月28日，十八军以三个团的兵力，配以十二辆坦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六纵据守的李庄、杨庄、马小庄发动强攻。枪炮声顿时响彻天地，仅马小庄阵地就挨了数千发炮弹，解放军在村内所修筑的地堡和前沿工事尽遭摧毁，村内房屋也几乎都被炸平了。
在十八军凶猛的“滚动”下，马小庄、杨庄一度失守。六纵指挥所原来就设在杨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通过架设在杨庄的电话线，指挥各旅团进行作战。杨庄失守，显示情况已十分危急。
王近山急忙调来三个主力团，经过浴血搏杀，终于夺回阵地，将敌军堵了回去。邓小平总结当时的战况：“对付敌人的每一次出击，我们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前沿部队）对付敌步、炮、空、坦克的联合进攻，实属艰苦。”
如果十八军能持续不停地这样“滚动”，突围似乎还存有一线希望，可是黄维又缺乏这样的决心，他只得问计于南京，让蒋介石来决定他和兵团的命运。
这时的蒋介石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蹦乱跳。由于受到华野的阻击，杜聿明集团的南进速度极其迟缓，别说分中野之兵了，根本连对方的侧背也碰不到，而李延年兵团实力微弱，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11月28日当天，蒋介石电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作战会议，让杜聿明想办法。杜聿明很直接地表示，只有尽快增兵，才能打破僵局，救出黄维兵团。
杜聿明要兵，可蒋介石缺的就是兵。当时华北平津地区尚有傅作义集团的约五十万人，但实际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除此之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较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有的，只是几个新成立的部队以及残破严重、正在予以整补的师，这些部队连解放军的军区地方部队还不如，是完全不能参加如此大规模战役的。
蒋介石能够考虑的作战部队，只有西北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华中归白崇禧所指挥的张淦兵团、宋希濂兵团。
蒋介石本来打算空运胡宗南集团的第一军到徐州，但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认为没有这么大的空运能力，同时第一军又是胡宗南集团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一旦调走，胡宗南在西北基本就没有抵御彭德怀西北野战军的能力了。
西北是调不成，华中是调不动。白崇禧存心作梗，人为设置了种种障碍，即便宋希濂一心听从蒋的命令，暂时也无法赶到淮海前线。
杜聿明了解到实情后，便在蒋介石单独召见他时，提出了弃徐州南下，然后再从北向南为黄维兵团解围的方案。
蒋介石接受了杜聿明的方案，随后便电令黄维固守待援，同时下令空军予以配合，用空投的方式对兵团进行粮弹补给。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黄维兵团拥十数万之众，且装备精良，非黄百韬兵团可比，完全具备独立作战和支撑的能力，让他们支撑到杜聿明集团前来为其解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可这是他不了解黄维兵团在双堆集的实际状况以及现在已经有多么狼狈了。
在连续被困三天之后，黄维兵团的后方联络线断绝，陆上的大规模补给停顿，随之而来，吃住乃至于大便全都成了问题。首先是吃，十二万份的粮食、四千多头马骡的粮秣，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节约着用，兵团所携带的粮弹燃料尚可维持，但由于没人倡导节约，很快就紧张起来，开始全部都要依靠空投。
其次是住，所有村庄都挤满了人，到处人满为患。刘伯承替他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五百米长宽地段上，就有四百多敌军，“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人这么多，连插足都没地方。工兵营的一名军官早上吃了红薯要大便，找了一大圈儿，才来到一处地面略有隆起的地方蹲下来。刚刚弯下身子，另一名军官就告诉他，说你蹲的那地方埋的是死人，昨天刚被炮弹炸死的。
一听这话，军官赶紧拉起裤子另觅他地。
身临其境与隔岸观火，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当从黄维那里接到死守待援的命令时，官兵们莫不相顾失色，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本兵团免不了还是要走黄百韬兵团的老路——如此“死守”下去，只能“守死”。
蹂躏战术
“死守”就是要打硬仗，作为一名勇战派将领，黄维在这方面倒是有扎实功底。11月29日，他下令采取“硬核桃战术”，即以村落为基点，构筑核心阵地、主阵地和外围阵地，从而形成纵深坚固的环形防御体系。
加强防御的同时，黄维又实施了“蹂躏战术”：每天抽调几个步兵团，配以全部坦克和炮兵，由杨伯涛进行指挥，向双堆集附近的几座村庄猛攻，以破坏解放军的攻击准备，避免阵地前的村庄都被解放军用来作为攻击据点。
11月29日至30日，敌军反复向二纵四旅、六旅阵地攻击，双方都伤亡很大。30日中午，六旅的小周庄阵地失守。到了晚上，六旅组织反击，又夺回了小周庄。
同一天晚上，杜聿明集团照计划行事，弃徐州南下。消息传来，刘、陈、邓均感压力倍增，因为大家都明白，杜聿明集团一旦与黄维兵团靠拢，仗一定会更加难打。
12月1日，自上午8点起，双堆集战场的战斗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敌军以十辆坦克开路，以约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重叠配置，在三个小时内，向四纵十团所防守的大宋庄、小宋庄阵地发动了五次攻击。
11点30分，敌军对十团阵地进行报复性轰击，半小时内，大小宋庄的解放军阵地全部被摧毁。由于通信员传错命令，十团撤出小宋庄，小宋庄遂为敌军所夺。
二纵指挥所得知小宋庄失守，立即命令四旅组织反击。四旅乘敌军立足未稳，又重新夺回了小宋庄。
经过一天的激战，四旅伤亡很大，弹药也几乎耗尽，到最后十团都是依靠从敌军尸体上收集子弹和手榴弹来继续坚持战斗的。鉴于这一情况，纵队连夜调整部署，将四旅防地交给六旅接替，六旅原有阵地则移交于前来支援的华野七纵十七师。
黄维攻击这几座村庄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守住，而是要加以彻底破坏，使解放军不能利用。从前面的小周庄，到现在的小宋庄，野战部队只要告知村庄已占，各军师的后方勤杂人员即成群结队进入村庄，把村内凡是可吃可用的东西，甚至是屋顶上的茅草都搬得一干二净。为了找到村民们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他们到处乱挖，连地皮都被翻转了过来。
“蹂躏战术”让黄维和南京方面都很高兴了一下，但是很快他们就又笑不起来了。
随着被围时间的延续，黄维兵团官兵的战斗意志迅速下降，并在作战效能上得到了直观反映——在杨伯涛指挥所部进攻双堆集西南的小马庄时，突前的坦克兵只要发现解放军打过来一发火箭筒弹，就惶恐得不得了，进攻时老是停在火箭筒射程的两百米之外不敢前进。
解放军自己不会造火箭筒，都是缴获的，不会很多，弹药则更加缺乏。照杨伯涛看来应该不足为惧，但不管他怎样再三再四地对坦克兵解释，仍无法改变对方的紧张情绪，乃至于每次发起冲击，坦克都冲不进村庄。
居后一点的炮兵和步兵，论其表现也并不比坦克兵好上多少。炮兵发射的炮弹不是打远了，根本没有命中解放军阵地，就是打近了，打中自己的队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原因是炮兵军官畏缩不前，没有很好地使用观通器材进行观测，而步兵则缺乏攻击精神，不肯利用炮击瞬间发起冲锋。
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本为十八军等部的强项，连强项都自我丢弃了，哪里还打得下去。十八军在小马庄伤亡颇大，同时又毫无进展，自这次争夺战之后，“蹂躏战术”就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另一方面，“蹂躏战术”所需的弹药消耗量极大。最初几天，空军空投给黄维兵团的粮弹数量还可勉强对付，以后每况愈下，空投的分量越来越小。
除了南京方面短时间内难以筹集到足够弹药外，空投弹药还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必须用降落伞进行投掷，而降落伞一旦坏了，落到地面的弹药就会碰击变形，不能再使用不说，更容易误伤地面人员。到后来，空军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降落伞可以补充使用了，于是能空投粮食就不再空投弹药。
到十二月份，黄维兵团的粮弹燃料都已非常紧张，“蹂躏战术”渐渐式微。
除了“蹂躏”战术，黄维的“硬核桃战术”也不含糊。他在双堆集组织构建的各层阵地都颇有讲究，工事构筑特别复杂。从整体上看，它们主要依靠地堡群构成三角形与梅花形据点，使得村与村之间可互为掎角，火力也能互相支援。
各阵地之间都有交通壕相互贯通，具体到每一座阵地，则均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阵地前挖了外壕，设置了鹿寨、铁丝网，前沿和纵深都可组成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果前沿失守，可以从两翼实施火力袭击，以求恢复前沿。
由于可以使用的防御材料有限，黄维还采取了一些平时可能根本想象不到的防御法。他传令把所有汽车都装满土，与被打坏的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在双堆集的东南面和南面形成一条如城墙般的防御工事，这就是所谓的“汽车防线”。
甚至于，他连死人都利用了起来——在正面两百多米处的尖谷堆，由下而上筑成螺旋形工事，并用几百具尸体进行堆积，浇过泥水，结成“人墙”。
近迫作业
在最初两天，野司对黄维兵团的防御能力估计不足，对其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状况又估计过高，在进攻时实施了过于猛烈的突击，结果导致伤亡较大，而收效却较小。
中野设于双堆集的野战医院渐渐人满为患，伤员越来越多，达到千人以上，而前方还在不断地送来伤员。医护人员难以照顾这么多人，四纵十一旅的一名营长在大出击中负伤，是较早收院治疗的伤员，本来急需动手术，但也做不了，只能继续往后转运。
敌我双方在双堆集形成了对峙状态，彼此所处环境都极其艰苦。唐代诗人李华曾写《吊古战场》，文中他这样描述战场的阴森悲凉景象：“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对照李华的名篇，双堆集战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一片荒凉，草木不是被烧光、砍光，就是被炮火削掉。散落的村寨里只剩下布满弹痕的断墙，除了双方作战的军人，再无人烟。
死尸早就不让人感到害怕，比死尸更瘆人的是那些野狗。这些野狗本是当地老百姓的家犬，被丢下后就变成了野狗，整日在黄土上逡巡。它们不但以尸体充饥，眼睛吃红了，连活人都想吃。
四纵一个姓纪的旅部见习参谋就有过这样的遭遇。那天他和另外一个战友受命前往第一线连队，两人一前一后，当经过荒芜的原野时，走在前面的纪参谋突然遇上了一群野狗，其中一只狂吠几声便扑了过来。
纪参谋后退几步，同时大喝了一声，他以为可以将此将对方吓退。不料狗群却像疯了一样，仍旧一个个龇牙咧嘴地围上来。纪参谋身上未带武器，只好脱下大衣跟野狗厮打，但是他打退了这边，那边又扑了过来，左挥右挡，怎么也脱不了身。
甩过去的大衣很快被野狗咬住，撕烂了。纪参谋开始步法零乱，趔趔趄趄，他很清楚，如果自己这个时候猝然跌倒，就会立刻被撕成碎片，于是赶紧大声呼救。
落在后面的战友听到后赶上来，用土块猛扔过去，把纪参谋从野狗的包围中解救出来。接着两人又合力还击，方才把狗群赶走。这时纪参谋精疲力竭，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如果战事继续旷日持久地拖下去，环境只会变得更加恶劣，但在自身重武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仅靠爆破、火力掩护和步兵的冲锋，伤亡大不说，也实在难以啃动黄维的“硬核桃”。处于焦虑之中的刘、陈、邓想到了向粟裕取经。因为中野在双堆集的状况，与碾庄战役初期颇为相似，换言之，粟裕当时用以摆脱困境的办法完全可拿来作为借鉴。
粟裕说，他在碾庄用的是“近迫式对壕作业”（近迫作业）。刘、陈、邓听后商议了一下，决定“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
按照野司要求，各部队停止了攻击。一到晚上，他们便携带着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土木作业工具，以疏散的战斗队形和隐蔽的方式匍匐前进，在抵近敌前沿后展开大规模的近迫作业。
所谓近迫作业，通俗地说就是挖沟、占地盘。一般是先挖一个卧式散兵坑，再加深为跪式，直至立式。各个散兵坑又以卧式交通壕连贯起来，之后这些交通壕也像散兵坑一样要逐步予以加深，最后做到人在壕内可以屈身前进乃至直立行走。
当时中野给各部队做动员时说得好：打黄维好比杀猪，首先要用绳子把它捆好，然后一刀直插喉管，而交通壕就是用于捆猪的绳子，壕挖得越多，捆得越紧，挖得越深，捆得越牢。
碾庄战役时，致黄百韬兵团死地的战法就是近迫作业。当它被运用到双堆集时，同样让黄维兵团惊恐莫名——仅仅一夜之间，自己的阵地前就奇迹般地出现了形如蛛网的散兵坑和交通壕。
这些坑壕还在不断扩大，解放军开始日夜作业不停，对其进行加深、加宽、加固。其中散兵坑已经深到能遮蔽人的全身，射击时可使用射击阶梯。交通壕的深度也一样，而且它的宽度可通过担架，隔一段距离还有个让路的地方。
在前沿作战的部队，每个排都拥有作为冲击出发阵地的交通壕，以便发起冲击时，能实现多路正面前进。营、连则有不止一条用于运送弹药和伤员的交通壕。
如果再在交通壕上覆盖一小段，还可以扩建成地堡、观察所、指挥所，成为坚固的隐蔽工事。此类掩蔽部可供一部分人进行战斗值班，一部分人休息。
敌军从地平面上看，似乎一个解放军都看不到，但是地平面以下其实早已藏龙卧虎。藏身于交通壕中的解放军攻守皆宜，要进攻，双方前沿相距仅几十米，向上一冲就到了敌人眼皮子底下，要防守，也同样可以做到以战壕对战壕，以地堡对地堡。
除了外受近迫作业的威胁外，黄维兵团内部还在承受着粮弹不继之苦。双堆集得到的空投物资越来越少，许多官兵忍不住抱怨：“投这些东西不济事，最好把胡老头投下来！”
刺猬胀蛇法
“胡老头”就是胡琏。蒋介石原来并不知道胡琏不在军中，听到胡琏在兵团内还拥有如此威望，他赶紧像抓救命稻草一样将胡琏召至南京。
胡琏到达南京后，蒋介石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黄维兵团转危为安。胡琏看得很远，他认识到这一战不光是黄维兵团能否脱险的问题，更关系全局，是国共两党均倾其全力的最后大决战——若解放军获胜，可一战定乾坤；若国民党军获胜，尚可凭江淮之阻拱卫南京，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然后再图反攻。
虽然当初有负气离军的因素，但黄维兵团尤其是十八军毕竟是胡琏起家的根本，无论从利益还是情感上说，胡琏都与之割舍不开。他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飞赴双堆集重围，与黄维等人同患难，并说自己有信心坚持到蒋介石向双堆集派去援兵。
如此危难关头，部将尚能挺身而出，老蒋自然十分欣慰，当即便派飞机将胡琏送去了双堆集。
胡琏空降双堆集，不亚于给处于崩溃边缘的黄维兵团打了一剂强心针。杨伯涛等人看到老上司之后，更是连眼泪都掉了下来——平心静气讲，如果当初指挥兵团的不是黄维而是胡琏，刘伯承要如愿对其实施包围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胡琏自己也深感窝囊，他不便朝黄维发火，只是对着杨伯涛等人大声责问：“你们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共军两大主力合流，明知其志向不小，为什么还要往圈套里钻？”
世上从来买不到后悔药。已经进了圈套就只好谈突围的事了，黄维让军长们在地图前向胡琏报告了各自的位置，胡琏在了解部队的情况，并传达蒋介石固守待援的旨意后，意味深长地问众人：“你们知道刺猬是怎么吃蛇的？”
众人均回答不出。胡琏说：“刺猬是先把自己的刺缩到体内，任蛇缠绕，等到蛇完成缠绕后，它再猛地鼓力竖刺，把蛇弄成几段，然后一口一口吃掉。”
“共军这条蛇现在缠绕着我们，只要我们还有刺，就能吃掉这条蛇！”胡琏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一张，摸拟着刺猬的动作，“我十二兵团（即黄维兵团）的战斗力人所共知，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将领！”
胡琏越说越激动，他挥舞着拳头厉声大呼：“一只老虎带领一群羊，羊会变成老虎，反过来，一只羊带着的一群老虎，老虎会变成羊！”
按照胡琏的“刺猬胀蛇法”，黄维兵团各部开始紧缩猬集，至12月2日，整个兵团已猥集至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仅十里的范围之内。
紧缩之后，需要防守的区域少了，机动突击兵力相应增加。白天，胡琏尽可能调动飞机大炮坦克对解放军的交通壕进行轰击，到了晚上，则打照明弹、燃烧柴草照明，把多出来的机动兵力组织起来，对解放军作业部队进行袭击。
12月3日，黄维兵团出动四个团的兵力，突然向三纵九旅二十六团所控制的杨大庄发动进攻。二十六团的前沿工事大部被毁，与上级及友邻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紧接着，敌军又以坦克为掩护，从三纵和四纵九旅的结合部迂回至大杨庄背后，对二十六团实施了包围。
激战中，处于正面防守位置的一营指挥员全部伤亡，整个营也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二十六团被迫退守村内，敌军仍步步紧逼，最后把他们逼入了村西南一角。
在此紧要关头，二十六团将勤杂人员也组织起来，全部投入作战。撑到下午1点，团部电话员终于冒死接通电话，使团部与旅、纵队重新取得了联系。
杨大庄是双堆集的南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双方都势在必争。三纵司令员陈锡联遂把纵队三个旅的炮兵全部集中起来，对准杨大庄的敌军目标进行齐射。与他们相邻的四纵也以猛烈炮火进行支援，以切断和打乱敌军的后续梯队。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中野各部实施这种不惜代价炮击的机会并不多。正在杨大庄内顽强苦战，准备与阵地共存亡的二十六团官兵谁也没看清第一排炮的炮弹落在何处，只觉得仿佛是一眨眼之间，朝他们进攻的敌人就全被埋进了炮火之中。
甚至于有的老兵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强大的炮火，那种气势和密度，不仅出乎敌人的意料，就连他们也感到吃惊，只是在心里一个劲地叫：“好炮火！好炮火！……”
围师不阙
杨大庄争夺战是中野自实施近迫作业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战斗。虽然三纵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守住了杨大庄，但也表明胡琏空降双堆集并实施“刺猬胀蛇法”后，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和战斗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刘伯承原本曾考虑采用“围三阙一”的老战术，放开一个缺口，让敌军突进己方预设阵地，以便逐个予以割裂歼灭。可是杨大庄争夺战给了他一个警示：如果黄维兵团像进攻杨大庄这样，不是顾头不顾腚的溃逃，而是真刀实枪地硬打，并且进一村巩固一村，那么“围三阙一”就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敌军不但可以利用解放军原有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像“蹂躏战术”中所做的那样，从村子里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
思前想后，刘伯承还是决定将“围三阙一”置换成“围师不阙”，也就是围而不攻，通过缩小范围加以饿困的办法，令黄维兵团自行崩溃。
原先刘、陈、邓预计只需三天就可将黄维兵团予以全歼，转眼就已经是第八天了。在重新估量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基础上，他们不得不请示中央军委，要求把作战时间延长到十天左右。
毛泽东也看到了中野攻坚的不易，不仅同意延长作战时间，还说可以把时间放得更宽裕一些，“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
第九天，12月4日拂晓，捷报传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华野主力所包围。
蒋介石在南京时向胡琏承诺的两大重力援兵，一为华中的宋希濂兵团，一为南下的杜聿明集团。
现在杜聿明集团自身尚且难保，更别说帮黄维兵团解围了。老蒋赶紧催促宋希濂兵团尽快北上增援，可是宋希濂兵团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白崇禧认为这是他倒蒋的大好机会，公然抗命不准宋兵团移动。
宋兵团主力都已经到汉口上轮船了，还被白崇禧下令不准开航，长江上的轮船也都被他派人严密看守起来。无奈之下，宋兵团只得半途折返。
宋兵团、杜集团都没了指望，唯一能够给黄维集团解围带来希望的，便只剩下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自12月4日起，李、刘两兵团增添兵力，对负责阻援的华野南集团加强了攻势。此后，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率装甲部队为李延年兵团助战，在固镇以北地区进行连续突击。
当时中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小李家村。小李家村位于黄维兵团和李延年兵团之间的一条公路干线一侧，离黄、李两兵团都很近，离中野的前线部队也不远，便于刘、陈、邓观察敌人，指挥作战。
那段时间，黄、李兵团几乎每天都在报话机上互相呼叫：“我们什么时候会合？”坐在野司的作战室里，只要打开报话两用机，这种刺耳的呼叫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刘、陈、邓在庭院里散步，也听到了从作战室里传出的敌军呼叫声。刘伯承说：“什么会师？什么合围？我就站在这里，看着你们来会师！过坟地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嘛。”
确实，如果黄、李兵团能够会合，无论哪个兵团向另外一个兵团靠拢，都必须经过野司所在的小李家村。
“说得对！”陈毅坐在一把柳圈椅子里，拳头擂在八仙桌上，用浓重的川音说：“老鼠敢舔猫鼻子，它胆子可真不小！我就坐在这里，看他敢来会师！”
特大威力炮
尽管刘、陈、邓都相信敌人无能力会合，但被老蒋从背后抽了一鞭子的李延年兵团还是不容小觑。12月4日当天，他们已进至华野南集团所驻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华野南集团的实力较为薄弱。为了防止防线真的被敌人突破，刘伯承决定调整部署，将二纵调出双堆集，会同华野南集团对李延年兵团进行阻击。
南面防线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固，直到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李兵团和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始终都未能突破这一防线。
12月5日，到了预定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一天。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作战方略确定为：“歼灭黄维，围住杜聿明，阻住李延年。”
在野司的作战室里，刘伯承随手将茶杯、砚台、电文纸摆成三堆，对参谋们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
怎样对付这三股敌人，刘伯承将之比喻成是有的人在饭桌上抢肉吃，嘴里吃着一块，筷子上夹着一块，眼睛里又盯着碗里的一块，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也可以称为“举一观三”。
“举一观三”的重点和核心是“吃一个”。刘伯承说，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首先吃掉黄维兵团，然后才能腾出手来解决杜聿明、李延年。
进入歼灭黄维兵团的最后阶段，刘、陈、邓计算了一下，判断黄维兵团除被歼和起义的部队外，剩下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了，编制上也只有第十八军第十一师较完整一些，其他的均残破不堪。
当天，总前委下达总攻击令，预定于第二天发起总攻。为增加胜算，刘、陈、邓决定使用作为总预备队的华野七纵、十三纵，同时调来华野特种兵纵队（华野特纵）一部参战。
根据当时敌我态势，攻击部队被分成三个集团，即东集团、西集团和南集团。12月6日，下午4点30分，三个集团从不同方向同时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
刘伯承的计划是先置重点于东集团，得手后再置重点于南集团，直攻双堆集。作这一部署，是因为黄维兵团的指挥部、快速纵队、临时飞机场、伤员安置所都集中于这一侧，如果能率先突破兵团指挥部的外围屏障，可予胡琏和黄维以极大震慑。同时这一侧外围担任防守的敌军，系十四军残部及十军的两个师，相比于其他方向，战斗力较弱一些。
东集团由陈赓指挥，包括四纵、九纵、十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也里面。三个攻击集团中，无论兵力还是火力，东集团都属最强。
淮海战场上，步兵在冲锋之前都要进行炮火准备，以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敌我双方都是这么做的。中野的炮少，口径也小，尽管有华野特纵的加入，在东集团这个方向上能够集中起来的炮兵群仅有6门榴弹炮、4门野炮和13门山炮，集团所属的四纵十一旅最阔气的重武器也不过是山炮。
实施近迫作业之后，敌我前沿相距很近，所有火炮都实行近距离射击，这使得解放军火炮普通射程较短的劣势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射距近的80米，远的200米，通常都在120米左右，完全够得到。相比之下，敌军性能较好的火炮更适合于远战，其实战效果反而受到限制。
这时炮战的技战术也跟平常有所不同，因为距离近，炮兵多是通过炮膛直接瞄准，但打起来比用瞄准镜还准。
中野还有一种独创性的土武器，被称为“飞雷”，正式名称是炸药抛射筒。简单点说，其实就是用汽油桶将炸药包抛射出去，它的发明者是四纵的聂佩璋。
聂佩璋当时已是中年，大家都称他为“老头儿”。“老头儿”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熟悉工兵和炮兵专业。1947年，他随当时的陈谢兵团也就是四纵转战期间，发现部队因缺乏重武器，难以攻下坚固工事。之后，他便将国民党军丢弃在战场上的美式废弃汽油桶加以改造利用，制成了“飞雷”。
制造“飞雷”的具体方法是在油桶底部装上足够的推进火药，然后再在上面放上炸药包。当推进火药被点燃后，既可以利用其瞬间产生的冲击力，将炸药包抛射出去，又能同时点燃炸药包的导火索。
“飞雷”被研制出来不久，四纵就在攻打一处要塞时加以试用，结果只打了一发就将敌军城门主碉堡给炸塌了。更让敌军感到惊恐的是，“飞雷”落点周围往往还会有许多人被震得七孔流血而死，所以也被称为“特大威力炮”、“土飞机”或者“没良心炮”。
“飞雷”很快在中野内部受到重视。刘伯承、陈毅、陈赓等人都参观过“飞雷”的表演，由聂佩璋任连长的工兵连因此在部队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一到哪个阵地，步兵都会主动让路。
作为“飞雷”的发明者，聂佩璋更是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厚待。刘伯承曾亲自予以接见，知道他爱喝酒，部队又破例在伙食之外每天加两个鸡蛋一壶酒，连级干部中，只有聂佩璋才配有一匹乘马。
准备伤亡过半
放“飞雷”的不是炮兵，是工兵，但其作用丝毫不亚于炮兵。他们所制造和发射的“飞雷”，每发都装有十多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可以向三百米外的目标进行准确抛射，在可达到的范围距离内，爆炸的杀伤力甚至超过榴弹炮弹。
当天总攻发起时，东集团位于前沿的180余门“特大威力炮”共交替进行了三轮发射，按照每门每次射击20公斤炸药量计，在20分钟之内，他们共向黄维兵团主阵地抛射了超过一万公斤的炸药。
随着炮弹和“飞雷”接二连三地在敌军阵地猛烈爆炸，鹿寨、工事、尸体被炸得飞起十多米高，火力点也大部被摧毁。
继炮火准备之后，解放军前沿的轻机枪群又对当面敌阵地来了一阵急袭。下午5点半，步兵发起冲锋。
在大约一个小时内，四纵攻克了双堆集东部屏障中的李围子，驻守李围子的十四军二十九团、三十团遭到全歼。一名被俘的敌军副排长说：“打得好惨，我们两个团叫你们的炮火打光了。”
对四纵而言，虽然过程还算顺利，但并非轻而易举，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战斗结束后，有人在敌阵地上捡到了一只搪瓷碗，上面竟留有十多个弹孔，可想而知当时的战斗有多么激烈残酷。
除东集团的四纵攻下李围子外，南集团的华野七纵攻下了小周庄，加上双堆集周围其他几座村庄的攻取，等于剥开了敌军防御体系的第一层外壳。
不过当天的总攻还是没能如预期那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其中东集团的九纵、西集团的三纵都在进攻中受挫。在这几个局部的战斗中，守军不惜用肉墙来进行堵击，抵抗十分顽强，让解放军陷入了“牛抵角”的不利境地。
预定的十天攻不下来，只能接着再攻，刘、陈、邓指示各部：“准备伤亡过半，夺取胜利。”
解放军昼夜不停地攻击，使黄维兵团用尽了自身所拥有的全部兵力资源，凡是勉强能作战的二线部队，如工炮兵等，都被摆到了前沿阵地。军师长们所驻村庄也都直接参与战斗，这意味着阵地一旦瓦解，他们将无处可逃，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俯首就俘。
在这种情况下，胡琏、黄维要想抽调一连一排的机动兵力都很困难。除此之外，兵团的粮弹也无法得到及时补充，黄维不得不向蒋介石发电求援：“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十分之一，弹不足三分之一，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
眼看形势险恶，胡琏决定再飞南京，在报告兵团所处困境的同时，敦促统帅部发来援兵。两人商定，如援兵有望，即与统帅部规定好协同作战的动作。如援兵无望或时间有问题，为保存兵团的一部分力量，建议突围。
胡琏临上飞机时，黄维拉着他的手嘱咐道：“你去了以后就不要再来了！我们已陷危局，前途难卜，为了与共军长期作战人才要紧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使我们有一天全部罹难，有你在还可以重振十二兵团。”
胡琏在来双堆集之前，就料到若解放军在双堆集获胜，国民党军即便想平分天下也不可能了，到那时还何谈什么“重振十二兵团”呢。对着眼前这个把他的老部队一手推向悬崖边的上司，胡琏的内心真可谓是五味杂陈。
其他将领也大多建议胡琏就此蹲在南京，不要再回双堆集和大家同归于尽。胡琏只是苦笑了一下，未置可否，便登机出发了。
胡琏飞到南京，蒋介石立予接见，但除了空言的慰勉外，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起先他还对胡琏说：“我调的援兵已到达浦口，即开赴蚌埠加入李延年兵团，后续部队可源源到达，希望你们继续坚持一个时期。”
再一了解，所谓援兵，不过才两个军，不唯时间来不及，力量也不够解围。经胡琏再三说明黄维兵团所处的危急状况，蒋介石才不再自欺欺人，接受胡琏的建议，准许他们选择时机自行组织突围。
在胡琏离开南京，重返双堆集的隔天晚上，蒋介石约他和宋希濂等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众人在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观看了电影《文天祥》，看完电影，蒋介石对胡琏和宋希濂说：“这个片子很好。”然后，他站起来向其他人点点头，便一边低头沉思，一边缓步上楼去了。
在这三个多小时内，除了“这个片子很好”一句外，蒋介石几乎没有说什么话，焦灼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看着他的样子，宋希濂差点当场掉下泪来，直到默默走出蒋氏官邸，登上汽车时还在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哪！”
层层剥皮
胡琏飞南京的那两天，双堆集战事没有一日中断。12月7日，继首次进攻失利后，九纵二十六旅终于攻下了马围子村。在第一次进攻中，二十六旅动用山炮、迫击炮约30门，发射炮弹2000余发，这次则是把旅军械部存放的2000发迫击炮弹全部都用空了，同时各团还捆绑了炸药包一百多个。
守卫马围子村的敌三五三团，系十八军主力之一，战斗力很强，但在九纵的猛击下，一夜之间就消失掉了。解放军在向村内推进的过程中，脚下到处躺着敌军尸体，一米多深的壕沟也几乎被尸体填满了。当他们冲入敌军阵地纵深时，地面上出现了一垛一垛用帐篷雨布覆盖着的东西，有人以为是粮食，用手一摸，才知道仍然是尸体。
二十六旅同样损失很大，仅中高级干部中，就有一名团参谋长当场牺牲，一名营长身负重伤。红军老团，被称为“老二团”的七十六团所属的一个老红军连几乎被打光，最后能坚持战斗的只剩下十七人。
看到前线部队损失如此之大，刘伯承虽然对战役进程无法加快很是着急，同时也声言“准备伤亡过半”，但仍不忘提醒各部不要急于求成，“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前进”。
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大家都是以硬对硬，以狠对狠，但这其中也不是毫无机巧可寻。九纵二十六旅能够攻下马围子村，除了兵力和火力都加码翻倍外，主要还是在交通壕上做了文章，他们把壕沟挖得更靠近敌军，到正式发起攻击时，突击部队距敌军已不超过七十米。
就是在这不到七十米的地段上，由于遭到敌军炮兵的拦阻射击，突击连有将近一半人负伤，可想而知，如果不迫近攻击的话，还会额外死伤多少人。
刘伯承时刻注视着战场上的变化，根据已有的成功经验，他总结出了制胜的秘诀：“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稳步前进的战法也被进一步归纳为“两点攻击，一点成功”，或“三点攻击，两点成功”、“四点攻击，两点成功”，换言之，就是放下急躁情绪和心理，每晚实施攻击，对敌阵地逐步加以压缩，“层层剥皮”。
各攻击部队遵照这一指示，进一步加强了近迫作业，把交通壕尽可能延伸到敌军前沿。与此同时，黄维、胡琏也想打破解放军的近迫作业战术，他们先是每晚组织敢死队，五六人一组，向作业部队进行袭击，但这些敢死队很快就被解放军预伏的掩护部队所截击，无法阻止解放军的施工。
接着又采取了对壕作业的办法，即同样在阵地前构筑交通壕，与解放军的交通壕对进，以阻滞解放军向其阵地接近。办法是不错，可是兵团的士兵却因饥寒交迫、身体羸弱而根本无法干好这个体力活，作业进度极其缓慢，有的士兵甚至只挖了几锹就扔下不干了。即便勉强挖出几条来，也离自身阵地太近，而且条数过少，往往为解放军的交通壕所包围。
黄维、胡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无数条交通壕像长龙般向他们逼近。解放军一般情况下是每晚前进几十米，壕沟挖到哪一村，就消灭哪一村。
12月8日，四纵攻克沈庄。“飞雷”的参与研制和改进者之一，后来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称号的工兵排长高文魁指挥三门“飞雷”射击，一共打了22发，有21发命中，被命中的敌军工事都被炸成了平地。
战斗结束后，高文魁前去检查“飞雷”的效果，发现离“飞雷”落点十多处躺着许多没有受伤但已被震死的敌军，而在两个被炸塌的工事中间只落下了一发“飞雷”。迫近攻击时，“飞雷”威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军的交通壕离敌军前沿阵地越来越近，连夜间咳嗽，相互之间都能听得到。在内部构造上，交通壕也越来越像样，其中的每一道都深过人头，主干交通壕甚至能开过吉普车。通过这些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前沿的所有作战单位，团、营、连、排、班都被连接起来，指挥所、掩蔽部、火力点、避弹洞、存水处则像大大小小的根瘤一样，附着于交通壕之上，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虽然交通壕四通八达，彼此联通，但是穿行其间却不会混淆或迷路，因为凡是岔路口都设有路标，指示着走向各个部队的方向。
在打仗间隙，解放军在双堆集的阵地更像是一座地下城。在“地下城”内，弹药、饮食往前送，伤员往后送，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络绎不绝，就像赶集一般。
攻心战
在现代战争中，后勤是个不容忽视的角色。由于淮海地区连年水灾，老百姓生活很苦，负担不了解放军参战部队的粮饷，中央因此责成中原、华东、东北解放区供粮送弹，予以全力支援。
淮海战役打响后，总前委专门设立了后勤司令部、交通司令部，用以调度粮弹，但最初也出现过不理想的情况。比如刘伯承曾打算在黄维兵团立足未稳，构筑出较巩固阵地工事之前就发动大规模攻击，然而因为弹药未能及时大量前送，导致攻击延迟，结果“硬核桃”越来越硬，也越来越难啃。
刘伯承对后勤很有研究。他对后勤业务中的“前送”“后送”有非常专业的解释：所谓“前送”，就是上级机关在战时一定要把弹药食品等物资送到火线的战士手里。所谓“后送”，就是要负责把伤员抬下火线，并且送到包扎所或野战医院。
刘伯承认为，谁没有主动前送后送，等着下边来催来要，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在他和陈毅、邓小平的督促下，后勤司令部、交通司令部以“保证前方”为口号，将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民众都动员起来，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在战役期间，大车、小车、担架、挑子汇成一股股人流，不分昼夜地在平原上流淌。单就豫皖苏区的不完全统计，这个仅拥有九百万人口的解放区就支援粮食二亿多斤，绿豆、黄豆、花生五百多万斤，派出民工二百余万人。陈毅事后感慨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也就此成为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地下城”筑起来后，刘、陈、邓以稳定而可靠的后勤输送系统为保证，下令改善前线伙食。当时前线的伙食标准之高，用老兵们的话来说，是“哪一回打仗也没有这回吃得好”。连队的伙食几乎顿顿变花样，馒头、包子、锅贴、烙饼、油条、油茶、胡辣汤，不仅应有尽有，而且还是热的。如果有会抽香烟的，还能抽上香烟。
“地下城”对面的黄维兵团阵地却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粮弹不继的危机已逐渐到达极限。最初，黄维在双堆集东北空地上设置空投场，四处设立标志，由兵站人员将空投物资统一收集，然后再平均分配至各部队，秩序还算可以。到后来，可供分配的空投粮食越来越少，渐渐地，连军官都只能吃红薯、胡萝卜和黄豆，而且还吃不饱，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实在饿得慌了，士兵便成群结队地到空投场去自行拾取，兵站人员制止不了，黄维派兵也弹压不住，就演变成了哄抢乃至各自举枪相互射击的混乱状况。
这时南京方面需要给双堆集、陈官庄两边实施空投，早已到了罗掘俱穷、力不能支的地步。黄维屡次去电请求加强空投力度，蒋介石能做的，也只不过是给黄维和各军军长写一封亲笔信，然后再以传单的方式给兵团全体官兵发来嘉勉令。这种“精神粮弹”和空头支票不但起不到预期效果，相反还引起了几乎所有官兵的怨愤。在许多人看来，飞机撒下来的不是什么嘉勉令，而分明是催命符。
人没吃的，军马也一样，全都饿得站不起，走不动，于是只好宰了吃掉。杨伯涛常到阵地视察，看到士兵用白水煮马肉当饭吃，就向士兵搭讪着问他们好不好吃。士兵们瞪着眼睛，没好气地答了他一句：“好吃！”
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正是中原大地最寒冷的季节，风头如刀，滴水成冰。黄维兵团的官兵要御寒，又找不到柴火，于是便拆房子烧。房子拆光了，便只得睡到壕沟和掩蔽部里，蜷成一团，靠自己身上的热气取暖。
最惨的当然还是那些伤病员。一开始尚有卫生部队予以收容，工兵部队还会在露营地上挖一道道掩盖壕让他们居住，随着伤病员越来越多，就只能听由其自生自灭。在无医无药、无处安顿的绝境下，轻伤者往往会转成重伤，而重伤者又会很快死亡。
对于黄维兵团而言，吃饱穿暖已经成了头等大事，打仗反而退居次席。有时见飞机空投下来的不是粮食，而是弹药，士兵还会破口大骂：“妈的！连吃的都没有，打你妈个屁！”
一名敌军俘虏对解放军战士说：“你们是来打仗的，我们是来‘赶会’的——当兵的手里拿着票子，当官的手里拿着金子，可就是买不到吃的。”
利用对方这个致命弱点，解放军开始用食物进行攻心战。有一位营部管理员每天要到前线去送馒头，但是每次送的数量都不一样。别人问他为什么每次都不同，他说：“我心里有个数，今天给一个连送去两筐馒头，明天只需要送一筐半就够吃了。为什么？有战斗减员。”
可是突然间他的“算盘”不灵了，有时一顿饭背上去两筐馒头还不够吃的。他感到很奇怪：怎么打着打着人还会多出来？一问，才知道不是人多了出来，而是要向敌军阵地扔馒头。
馒头、包子是用传单包着扔过去的。军官虽然三令五申不准士兵看传单，但却不能禁止饿急眼的士兵吃馒头、包子，这样食物到了士兵肚子里，传单的内容也就被士兵看到了。
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解放军除扔食物加传单，组织人员用喇叭在阵前喊话外，还在阵地前像城墙一样竖起一块块大门板，上写“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放下武器，就是出路”、“欢迎起义投诚”等标语。
一连串的政治攻势以及本身的矛盾交困，令黄维兵团更加军心动摇。一到晚上，便有零星士兵冒着危险，爬到解放军阵地。更多的士兵看过传单之后，会悄悄地藏在身上，以便今后有机会向解放军投诚，或者侥幸被俘，可以拿出来作为自己早就有心归顺的证明。
敲山震虎
当然，战场毕竟是战场，是你死我活的决斗，光靠攻心战不可能包打天下。当南集团与黄维兵团争夺大王庄时，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显著。
大王庄距双堆集的中心区域只有一公里，是黄维兵团部的重要屏障。12月9日晚，华野七纵曾攻占大王庄，大王庄的守军、被称为十八军“老虎团”的三十三团大部被歼。
胡琏、黄维俱认为大王庄不能失守，必须夺回，于是命令杨伯涛抽调兵力进行反击。杨伯涛连夜部署，从十一师方面抽调了一个团，连同一一八师能用的兵力，全部用上，并集中十八军所有的榴弹炮、山炮，加上八十五军的野炮营，倾其弹药进行轰击。
大王庄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华野七纵因伤亡过大，很快便陷入了危急状态。接着，中野六纵一个团奉命前去支援，但还没赶到指定地点，华野七纵就已经被敌军挤出了村。
12月10日晨，南集团总指挥王近山急调六纵主力对大王庄之敌发起攻击。当时部队正在吃早饭，按照常规，接到命令之后要集合部队，先动员，交任务，提要求，再搞点准备。可是因为命令紧急，为了争取时间，部队放下碗筷就跑步前进，路上一边走一边进行动员。
六纵主力到达时，敌军正在拼命地抢修工事，没有想到解放军会打破常规，在白天发动进攻，更没想到进攻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六纵趁其立足未稳，通过猛袭战术夺得了大王庄的一部分阵地。之后战斗开始变得分外紧张激烈。
到中午时，包括中野、华野在内，南集团的三个营被敌军包围在了村内，被围部队伤亡很大，他们与纵队的联系也一度被敌军猛烈的炮火所切断。
激战至下午1点，大王庄之战达到高潮，王近山把警卫连也派上了阵。六纵的警卫连官兵都是挑选出来的壮小伙，且全部手持缴获的美式装备，他们的加入，使被围部队反守为攻，在场面上暂时占据了主动。
半个小时后，解放军的伤亡急剧增加，很难再发动进攻，只能固守已经占据的阵地。下午4点，又被敌军予以分割，营、连、排都不能互相联络，弹药供应也中断了。
好在解放军士气很高，一个连的干部和骨干全部牺牲了，卫生员便挺身而出，组织阵地上仅有的八九名战士进行反击。华野的一个机枪班只剩下一个人，中野机枪班的机枪也坏了，两个机枪班便索性拼在一起，共用一挺机枪作战。
一直坚持到晚上8点，王近山调来一个营的生力军。各部队实施全面反击，利用解放军擅长近战夜战的优势，才最终控制了大王庄。
大王庄争夺战的激烈火爆，还意外地起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八十五军所属二十三师防守毗邻的小王庄，师长黄子华当晚便派人来联系投诚。二十三师原为湘军，其性质与廖运周的一一〇师类似，不过廖运周宣布起义时，尚有后卫团不肯服从命令，而当黄子华决定投诚时，却没有一个部下表示反对，全都跟着走了。
南集团在大王庄争夺战中损失很大，好几个连都几乎打光了，中途参战的七纵警卫连也仅剩十七人。这一结果让野司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硬核桃”之难啃，刘、陈、邓重新估算了一下，认为要歼灭黄维兵团可能还需要七到十天。
陈毅给粟裕打去电话，告知了他这一预计。粟裕正在指挥华野对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进行围困，听说后即主动提出，可以再从华野抽一部分兵力给中野，以便先一步歼灭黄维兵团。
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同意后，粟裕连夜抽出三个纵队及特纵一部赶往双堆集。知道中野缺少兵员和武器弹药，他又特别交代，要求所遣部队必须把战斗中缴获的武器装备和抓获的俘虏兵，都一个不少地全部移交给中野。
解放军在双堆集的攻击部队由此实力大增。12月11日，东集团攻克杨围子等据点，西集团攻克东西马围子等据点，黄维兵团的“皮”被一层层剥下来，其核心阵地全部暴露在外。
毒气战
经过十几天高强度的鏖战，黄维兵团的兵力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根据野司所获得的情报：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剩兵员不足2000；十军被歼人数超过三分之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说服黄维兵团归降，当然是最好的。邓小平在指挥所内起草了敦促黄维兵团投降书，分别以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华野司令员陈毅的名义发表，但通过电台广播和喇叭喊话后，并未被对方所接受。
由于黄维兵团拒绝投降，刘、陈、邓决定继续向双堆集核心阵地发起攻击。12月12日，解放军所挖的交通壕逼近了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
尖谷堆是一座十几米高的土堆子，在平原上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制高点。黄维兵团以这一制高点为依托，居高临下，曾经数度阻遏解放军的攻击。另外兵团炮兵的观测所也设在上面，在敌情观测和步炮协同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为继大王庄之后，双方另一个势在必争的战略要点。
黄昏后，解放军即对尖谷堆发起攻势，部队如潮涌上。驻守尖谷堆的十八军一一八师见势不妙，赶紧猛烈发射毒瓦斯弹。
胡琏返回双堆集时，除了带回老蒋同意突围的旨意外，还携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即用飞机在兵团阵地周围施放毒瓦斯。
后来由于害怕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以及施放时控制不住，南京方面并未真正执行这一计划，但还是空投了一批瓦斯弹由黄维兵团自己使用，它们大部分都被分给了一一八师。
按照使用说明，这种瓦斯弹系催泪性和喷嚏性混合剂，有效持续时间为五分钟。一一八师发射瓦斯弹之后，解放军意识到敌军使用了毒气，为避免遭受无谓损失，马上便停止冲锋，之后也没有继续实施攻击。
看到瓦斯弹真的起了作用，在场指挥的杨伯涛喜出望外。双堆集西面的一座山庙此前也被解放军所攻破，他想夺回来，于是便令一一八师在瓦斯弹的配合下对山庙方向的解放军进行攻击，可是这次瓦斯弹却似乎没能起到任何作用，解放军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其实毒气战这个套路日本人早就使过了，不过那只是在某些时候才有效，而且作为特种作战，技术上也有严格规定和要求，绝不是普通步兵照着说明书一练就能掌握的。
黄维、胡琏、杨伯涛等人落得空欢喜一场，只得又重新从云端上下来，考虑如何组织最后的抵抗和突围。
为了速歼黄维兵团，刘、陈、邓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南集团为主，东西集团配合，向敌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华野增援来的三纵、十三纵均归南集团编制，集团总指挥也改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担任。
12月14日上午，南集团向双堆集东侧的敌野战集团工事发起攻击。野战集团工事距黄维兵团部仅隔两里路，是兵团部的重要屏障，黄维、胡琏专门指派五十四团据守，后者号称“威武团”，战斗力与被歼于大王庄的三十三团不相上下。
南集团集中一百多门大炮和难以计数的“飞雷”，对敌野战集团工事进行了猛烈轰击。随着炮弹和炸药包纷纷倾泻在敌军阵地，黄维兵团苦心经营的工事大部被摧毁，守敌非死即伤。
紧接着，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陈士榘派出了两支猛虎一样的强力部队，即中野六纵的“襄阳登城第一营”和华野三纵的“洛阳登城第一营”。它们从不同方向齐齐杀出，并一鼓作气冲入了敌军阵地。
黄维发现不好，急派警卫团前来增援，但已于事无补，敌五十四团被消灭殆尽，警卫团也只剩几百人逃回。
同一时间，南集团的华野七纵等部乘势攻占了尖谷堆。作为双堆集阵地的骨干，尖谷堆一旦被解放军占领，整个双堆集都将处于其瞰制之下。杨伯涛因此不顾一切地调集兵力，将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都用上了，试图夺回尖谷堆，结果终未能如愿。
至下午5点，黄维兵团部和十八军的交通全部被火力遮断，仅靠两条交通壕才能维持联络。兵团部也受到解放军的攻击，子弹甚至已直接从黄维的头顶呼啸而过。
好不容易啊
12月15日，东集团所属的四纵对杨文学发起进攻。自总攻发起后，四纵所要攻占的具体目标分别是李围子、杨围子、杨文学。前两个目标都已拿下，只剩下了杨文学。
杨文学位于双堆集东北侧，是护卫黄维兵团部的最后一道屏障。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兵力只有一个师部、一个步兵团外加三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但抵抗时异常顽强。
早在两天前，四纵动用了两个旅中的三个团，担任前锋的突击营是能打硬仗的拳头部队，攻击前也做了炮火准备。可是进攻仍遭遇失败，几乎是冲上去多少倒下去多少，倒下去的人个个都是头朝前，有的手里紧紧攥着手榴弹，有的嘴上还咬着弹弦。
经仔细观察，才发现敌军在其阵地前挖了一条相当深的外壕，壕内有火力侧射，最厉害的火力点是一个暗堡里藏着的一挺重机枪，它的枪眼低到几乎和地面平行，子弹打过来都在腰以下。
参与冲锋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没能跑到外壕就伤亡了。四纵被迫停止进攻，已经冲入外壕和受伤的人员撤不下来，遭到敌军火焰喷射器的喷射，除了落在外壕的一名战士因被战友的尸体压住而侥幸生还外，其余人都被烧得连面目也分不出来了。
在解放军阵地上，突击营把全营剩下的人集中起来，加上勤杂人员，已经不足一个连。
四纵吸取血的教训，对15日的这次进攻做了精心准备。为避免再犯首次攻击中观察不细的错误，陈赓亲自到前沿阵地对敌情进行观察，纵队在兵员上也是全力以赴，所属旅全都用上了，仅十一旅就派了两个团。
冲锋过程中，仍然有敌军机枪在猛烈扫射，仍然还会被火焰喷射器所射出的烈焰所沾上，但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一名连长头戴一顶缴获来的钢盔，冲着冲着，钢盔被子弹打掉了，半路上，他又顺手捡了一顶戴上，不料没走几步，钢盔又被打飞了。他大吼了一声：“他娘的，老子不戴啦，冲！”就带着部下继续往前冲去。
当各路部队一齐拥进外壕时，由于人数太多，壕内人挤人，几乎连脚都踩不下去。
打下杨文学，黄维兵团的最后一层皮也被剥掉了。当天中午，黄维、胡琏决定突围。黄维的突围策略是“四面开弓，全线出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说得更直白一点，实际就是四散逃命。
原来准备晚上行动，但黄维、胡琏要乘坦克走，怕晚上走不了，结果下午4点就开始往外面冲。发现黄维兵团企图突围，解放军各攻击部队立即实施追堵。
夜幕降临，在皎洁的月光下，双堆集一带烟火漫天，照明弹此起彼伏，汽车的喇叭声、人喊马嘶声、接连不断的枪炮声交织成一片。至当晚12点，黄维兵团遭到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以下军师长几乎全部被俘，只有副司令官胡琏率少数人得以逃脱。
黄维等被俘将领而后被安排在一户农家小院暂住了几天，其间刘、陈、邓曾专门抽空前去看望他们。房东过去教过几天小学，在当时农村算个“圣人”，见此情景，他感慨地说道：我这三间草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国共两党将领，真是“群贤毕至，寒舍生辉”呀。
在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内战史上，像淮海战役这样大规模的决战极其罕见。中野以前没有，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大战役，正如邓小平在回顾中野战史时所言：“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
华野在淮海战役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是在碾庄，伤亡了近5万精兵。由于缺乏重武器等原因，解放军在双堆集的损失还超过碾庄之役，仅中野方面就伤亡了3万余人。可以说，若没有华野前后抽调5个纵队以上的部队进行支援，中野要独立歼灭黄维兵团是比较困难的，或至少战役会再拖上相当长的时间。
双堆集战事一结束，解放军主力随即后撤，只留下很少一部分人负责打扫战场。四纵一个名叫裴海生的干部率一个步兵班和一个担架班受命前去掩埋尸体，他们看到敌军死尸枕藉，而解放军倒在沙场上的也不少。
裴海生等人把战死的这些人全都埋入了黄土。除了坟头上插一根木棒作为记号外，解放军与敌军的坟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没有名字，因为实在无法辨认，也来不及认。
尽管早已见惯了世上最残酷最激烈的拼杀和死伤场面，但眼前这一垄垄黄土堆，还是让裴海生忍不住落下泪来。
在回去的路上，裴海生遇到了两个逃散的敌兵。这两个敌兵吓得直哭，连饭也不吃，裴海生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安抚住。两个人都留了下来，当了解放军。
这就是战争，它在给胜利者带来荣耀和功勋的同时，也把伤痛和苦难的记忆深深留在了他们的脑海。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位作家采访刘伯承，让他讲一讲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刘伯承连水都不喝，站着给作家讲了半天，当讲述到部下们那些饱含着艰苦、流血和牺牲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时，他激动得脸上肌肉都抽动起来。
讲着讲着，老将军突然停止了谈话。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他靠近桌子，双手把肩膀撑得直直的，用力按在桌沿上，然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好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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