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吴之淳风，几致刑措。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官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网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周康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就像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国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做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汉书》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文帝将赵佗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佗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罪，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召吴王入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仪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重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仅仅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年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祭祀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继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像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汉武秦皇，都能做好创业之君，但不是称职的守成之主。

    【智解】

    张弛有度才能持续发展

    西汉王朝在经历了高祖、惠帝、吕后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社会出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阶段，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因而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永平盛世，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全面考察了文、景二帝时代的历史后，在《汉书》中由衷地赞叹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而距离这个时代并不遥远，甚至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也同样感叹文、景二帝：“德至盛也。”的确，“文景之治”不仅使自战国以来战乱连绵的社会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那个时代的黎民百姓获得暂时安宁，而且为后世的统治者树立了理性治国的楷模。

    纵观“文景之治”的整个时期，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对极端做法的充满智慧的限制，国家的法令和政策都被约束在适宜的范围内，没有大起大落的唐突做法，仁德与严酷、文治与武功都达到了平衡，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治国闪耀着自我克制的理性光辉。

    高祖刘邦以武功夺取天下，结束了秦末的乱世局面，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如何让国家从秦末所遭受的创伤中振作起来，走上富强的发展之路成了后来统治者日思夜想的大问题。

    追随刘邦定天下的谋臣陆贾，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时便已开始思考秦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他认为，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赢得人民的心。在前朝“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暴政和秦末战争的破坏下，民生凋蔽。人民最期盼的莫过于恢复农业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高祖刘邦看到了这种社会需求，于是顺应民心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方略。汉文帝和汉景帝承接了先祖的做法，把这种政策继续执行下去，并且对汉初的政策加以改进和充实。

    首先做的就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文帝、景帝时代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其次，“文景之治”开创节俭安邦之风。两位皇帝吸取了秦朝奢靡亡国的教训，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作为富有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的他们能够以身作则，行为举国的表率。文帝在位的23年中，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子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所以向来为统治者所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在文帝那里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汉文帝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但她衣物的长度都不及地，以此来节省布料，她的卧帐非常朴素连装饰的绣花也没有。作为太子的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如此看来，审时度势、张弛有度的治国治世是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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