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中平乱阶，始于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议曰：桓帝问侍中爰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译文】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他的侍从爰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爰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也可以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漂起酒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智解】

    谨记昏庸误国的道理

    在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臭名昭彰。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汉书》的作者班固曾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后来者如果想避免前人的覆辙，就必须认真地反思前人所犯下的错误，从前朝的兴衰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不要犯相同的错误。

    后世的仁人志士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痛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可见汉桓帝和灵帝在位时的劣迹实在是令世人痛心，以致经常被后人作为反面教材提起。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这些昏聩的做法给后来的政治活动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从此而后，历朝历代宦官之害屡屡惑乱国家，唐代的高力士、明代的魏忠贤都曾经乱政，而卖官鬻爵更是从未消失过，从汉唐到明清“长盛不衰”。凡此种种不能不说和汉代桓、灵二帝有所联系。坏的榜样一旦树立，其恶劣影响往往流毒甚远。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在他掌权二十多年里，拥立过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30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5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事成之后，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人都官封万户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膨胀。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赃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侯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罢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成风。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无权无势的太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污陷太学生们是“党人”。双方攻讦，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公元159年，不畏权贵的司隶校尉李膺，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的死党张成的儿子，当时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侯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原本汉桓帝就对评论国事的太学生不满，于是借此理由下诏在全国各地通辑、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其端，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汉灵帝即位时才12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建宁二年，以正直清明著称的张俭担任山阳郡的东部督邮，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侯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中。这一年侯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茔，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处，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侯览。侯监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侯家的资产，又把侯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览手中，他对张俭恨之入骨，唆使人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朋党”。汉灵帝这时才14岁，什么也不懂，就糊里糊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60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成是党人，惨遭迫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血腥的恐怖世界。

    没有士人的不满之声，汉灵帝可以放心地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只要让君主享乐，宦官的斑斑劣迹他一概不管。当作奸犯科的人被捉住，他反而会出来袒护。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的所为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另一做法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汉灵帝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成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当她看到天下之财已经搜刮殆尽，便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一时间买卖官职之风大起，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虽然付出了大价钱，但到任之后往往狠命搜刮百姓。后来卖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可以说除了皇位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做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于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害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去享受。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术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这样的局面没维持多久，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便爆发了。千万资财，一朝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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