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议曰：夫人行皆着于迹，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辩者焉能逃其诈乎？

    《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迹。审观其体，则无所窜情。

    何谓行本？孔子曰：“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太公曰：“人不尽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安万乘之主、简练群臣、定其名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为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

    由此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

    【译文】

    赵子议论说：人的品行都会有迹象显示出来，根据一个人的根本品质并参考他办事的迹象，那么是善是恶就无法掩饰了。即使能言善辩，也无法用诡诈的手段掩饰他不善的本质。

    《中论》中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是属于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

    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

    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作为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有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

    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像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智解】

    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考察下属也好，选择朋友也好，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他怎么做而不是看他怎么说。言不由衷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很多人说话并不是从自己的所思所想出发，而只是根据自身周围的情况考虑自己要说什么，只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对是错，是不是真实可信，是不是对得起良心就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所以对别人所说的话不可尽信。语言有时候是十分虚浮的，而行动却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听其言不如观其行，一个人可能说满嘴的甜言蜜语，但是他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却无人知晓，这时只要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就能判断此人是不是口是心非了。

    行为直接关系着现实生活，行动能够改变生活，是利益的集中具体体现。再会伪装自己的人也难免在行动中表现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行动是一个人品行、才能最好的试金石，平时再怎样口若悬河、夸夸其谈都是说说而已，在危急紧迫关头，高低优劣就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乱世之中，有才能的人就能大显身手、挑起重担，庸碌之人此时就只能畏缩在一旁；在危难关头，品性高洁的人能用身家性命去捍卫自己的信念，而卑鄙小人只能卑躬屈膝地苟且偷生；当国家动荡时，忠诚的臣子能始终侍卫在君主身边，而奸佞的投机分子早就溜之大吉另谋出路了。

    文中提到的齐威王根据即墨大夫和东阿大夫的政绩来评价他们的才能、人品，从而不受左右亲信的欺骗，使齐国大治，这是以实际行动考察人的典范。而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却只根据臣下的巧诈之言来用人，所以朝政昏乱，自身也深受其害。这就从正反两面论证了这种考察方法的正确性。这对我们的用人方针很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历史记载，唐玄宗时期的奸相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他的政治权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儿也不露声色，世人谓之：“口有蜜，腹有剑”。意思是说他说起话来像蜜那样甜，可是实际上却阴险狠毒。

    此时的唐玄宗已经在位二十多年，国家安定富庶，形成了“开元盛世”局面，也正因此让唐玄宗渐渐滋长了骄傲怠惰的情绪。而李林甫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爬上了宰相的高位，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探听宫内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他就对答如流，简直跟唐玄宗想的一样。唐玄宗听了挺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比张九龄强许多。为此而逐渐冷落了张九龄等一批忠臣良相，而宠幸起李林甫这种奸佞小人来。

    李林甫当了十九年宰相，此期间大多数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重用提拔。也就是在这期间，唐朝的政治从兴盛转向衰落，“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代替出现的是“安史之乱”。

    由此看来，对人的认识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人会掩盖起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根据现实需要表现出同内心完全不同的外在形象来。如同演员演戏一样，虽然有的人演得如同是真的一样，但实际上只是装出来的而已。假戏真作、真戏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缭乱，莫辨真伪。虽然如此，但人的真实面目还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不管一个人如何会用花言巧语伪装自己，但演员总会有卸妆下台的时俟，要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孔，一是经过长久的时间，无论是事情的真相，还是人的真面目都会慢慢浮现出来。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礼下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即使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可能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还是会还他本来面目的。第二个办法更快捷简便，而且能够避免前一种方法带来的许多损失和伤害。就是在实际行动中考察，人们常常说要得到千里马必须得有伯乐，但实际上只要把所有的马放在一起，让它们奔跑起来，经过耐力和速度的考验，自然而然就能识别出哪些是千里马，哪些是劣马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跑在最前面，跑得最长久的马便是良马。在社会生活中，谁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富足的生活，谁能让政局安定团结，那他就是一位好的君主和官吏；谁能给朋友以无私的帮助、在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谁能为了诺言而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那这个人就是患难之交，是可以托付生命的朋友。像这样以行动为准绳衡量一切，那就像文中所讲的：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像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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