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熙宁九年十二月罢密州任，由弟弟苏辙陪着，先回京城在范镇和张方平家待了很长时间，五个月后才赶到徐州。到徐州自然先写《徐州谢上表》。这次写得比较简单，说感谢陛下任命我为徐州太守，我比较喜欢农业生产，写诗作文只是表面现象。而且我这个人做事往往不顾困难勇往直前，在朝廷里也没有什么后台，“立朝寡助”，所以一直没有评上优秀工作者。以前我经常上书提出一些建议，并不是故意要表现自己，“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这些建议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我的责任心还是很强的。现在我来到徐州，这里“民淳讼简”，我也没有“施设之方”，只是“食足身闲”，有时非常惭愧，“顾力报之无所，怀孤忠而自怜”。
弟弟送哥哥到徐州，哥哥自然要陪着弟弟在徐州好好玩一玩，从六月份一直玩到中秋节。苏辙毕竟也是官员，不得不走。走之前，苏辙步苏轼之韵，写了一曲《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远没有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出名，但从中可以看出兄弟俩的心情。
当时弟兄二人泛舟水上，波光涌动，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加上有歌伎“鼓吹助清赏”，心情原本应该很好，但苏辙仍然忧郁，“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因为他担心兄弟俩会像怀才不遇的东汉末年的才子王粲一样到头来一事无成，流落天涯，只有登楼远望以托思乡之情。
为了让弟弟开心，苏轼便再和一曲《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苏轼希望兄弟俩能以东晋的谢安（字安石）为戒，绝不要贪图功名富贵，“一旦功成名遂”，就“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故乡归去千里”，携手归还家乡，然后选一个好地方安顿下来，“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再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大事，兄弟俩只求“相对卧高楼”。
可惜的是，此后苏轼一直没有机会“扶病入西州”，直到终老，再没有踏入四川一步。
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中旬，黄河在澶州决口，大水一泻而下，水势滔滔，顺地形向下游扑去，八月底到达徐州。
洪水没来期间，尽管苏轼做了一些防范，“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完窒隙穴，以为水备”，但待到洪水围城，大雨昼夜不止，“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为解洪水之危，苏轼采取闭城死守的方案。
关于这次水患，正史记载的资料极少。现在所了解的信息，大多是从苏轼和他朋友们的诗文中提取出来的。比如苏辙在为苏轼写的墓志铭中宣扬了苏轼的抗洪事迹：在城池危险之时，“富民争出避水”。对此，苏轼态度非常强硬：“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动摇了民心，谁来守城？有我在这里，“水决不能败城”，硬是把富民们又赶进了城里。
不知苏轼哪里来的决心和信心，说有他在水就不能进城。接下来，苏轼拄着拐杖“亲入武卫营”，对武卫营卒长道：现在情况危急，就算是禁军，也要为我出力，你们更应义不容辞。于是卒长带领手下兵丁拿着工具“筑东南长堤”，把水挡在了城外，“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但后来大雨不止，“河势益暴”，苏轼就吃住在城墙上。苏辙在墓志铭中特意强调哥哥“过家不入”。苏轼在《奖谕敕记》中记述了自己抗洪的过程，大致情形如下：
大水自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决于澶州。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三面皆水，“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形势非常危险。
苏轼听从老人指点，在城中挖壕筑堤。第二天水就到了，因为工作及时，洪水“遇堤而止”，但灾情相当惊险。后来大水还是没有挡住，终于破城而入，苏轼只好再以“城中附城为长堤”，并把“公私船数百”泊于城下，“以杀河之怒”，直到十月五日，大水才渐渐退去。徐州城在大水中泡了四十多天。
水进了城，苏轼虽然忙着带人到处筑堤，但仍不得不步步退守，地盘被水越围越小。而且苏轼作为徐州太守，守住的只是一个徐州内城，至于全城及城外百姓，命运则相当悲惨，城外百姓“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
不管怎么说，洪水最后还是退了下去，“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苏轼上书朝廷，要钱要物，准备在徐州城外再筑一城，以防水患于未然。
在汇报工作成绩的《徐州贺河平表》中，苏轼描述了自己组织抗洪的事迹，说从前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收狂澜于既溃，复故道于将堙”，但是现在我苏轼做到了，“俯仰而成，神速若此”。不过苏轼不敢独占此功，而是要分一点给神宗皇帝，“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无方，达四聪以来众言，广大孝以安宗庙”，所以这点小水很快就搞定了。
苏轼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洪水到来之时，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现在河水收去，“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但无论如何，这实在是一件“振古所无，普天同庆”的大好事。
苏轼朋友多，大家反复上报朝廷，替苏轼请功。朝廷在第二年对苏轼进行了表扬，并给徐州拨了一些钱物用于水利建设。朝廷在《奖谕敕》中指出：“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朕甚嘉之”，特此表扬。
苏轼在《徐州谢奖谕表》中，先是“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然后道：“伏念臣学无师法，才与世疏。经术既已不深，吏事又其所短。”和其他同事相比，只能说“下下宜然”，陛下表扬我，其实是鞭策我，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继续努力。
在给中书所上的《上执政谢奖谕启》中，苏轼首先承认，这个工作，“实守臣之职”，受到如此表扬，心中非常惭愧。然后又自我表扬说：我在工作中能做到“师保万民，方以一夫不获为己羞”，所以才有很多人讲我的好话，朝廷才对我加以奖励。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深自策其驽钝”，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苏轼表面上说得好听，其实他早被徐州大水弄得烦不胜烦，到处求人想换个地方去工作。在《与范子丰》中，苏轼说徐州“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自己被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因此想到东南一个小郡去，请范子丰帮帮忙，“子丰能为一言于诸公间乎”？如果不能到东南去，“但得江淮间一小郡”，也是很高兴的事情，“更不敢有择也”，反正就是不想在徐州。
但人在徐州一日，就得尽一日之守。苏轼为了使抗洪事迹得到永久纪念，大兴土木，在徐州城东门建造一座高楼，外涂黄泥，取“以土克水”之意，名之为黄楼。为建黄楼，苏轼不惜拆毁西楚霸王项羽在徐州所建的古迹——霸王厅，“取其材为黄楼东门之上”。对此苏轼写信给朋友解释说，自己这样做，为的是“侠气不洗儒生酸”，取文武双全之意。
黄楼建成以后，“高十丈，下建五丈旗”，非常气派。苏轼广邀各方名士，鼓乐大作，进行庆功，人人都要写文章歌功颂德，不能到场的也要把文章邮寄过来。弟弟苏辙第一个杀到，写了一篇《黄楼赋并叙》，对哥哥大加称赞，但最后还是劝哥哥要清楚“变化之无在”，不如“付杯酒以终日”，也祝愿在黄楼上喝酒吃肉的各方高朋贵宾“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秦观在《黄楼赋（并引）》中则表扬老师在徐州“即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
文章太多，得结集出版。苏轼日理万机，没有时间，但他手下有个主簿叫陈师仲，义不容辞地把这些文章整理成《黄楼集》，大造声势，翻来覆去谈论“先生治水有功”。
《黄楼集》中最有名的文章除了苏辙的《黄楼赋》，大概就要算秦观的那篇《黄楼赋（并引）》了。不过苏轼并不在乎，他决定亲自书写苏辙的《黄楼赋》。
当时有一个官妓叫马盼盼，“甚慧丽”，苏轼“极喜之”。马盼盼不但漂亮而且有才，“能学公书”。苏轼在写《黄楼赋》时，要出去方便。盼盼仗着苏轼宠爱自己，提笔在后面写了“山川开合”四个字。苏轼回来后“见之大笑”，“略为润色”，并不再改。后人所收录的此碑文中，这四个字仍是官妓马盼盼所书，照样流芳百世。
秦观的《黄楼赋（并引）》虽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但这个人值得一提，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以一曲《鹊桥仙》而广为人知。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过这曲纯情唯美的小词，却并不是对他的妻子徐文美说的。秦观的词作约四百多篇，大多言情，且只对青楼歌伎言情。这一点，师徒俩有异曲同工之妙。
做过苏轼副手的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苏轼在徐州时，有一次设酒为一个朋友送行，曾在酒桌上炫耀说：“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苏轼还是比较直白的，在青楼里干的那些丑事也照说不误。秦观听了这件事以后，就和了一句，“我曾从事风流府”。
苏轼是风流帅，弟子秦观当然只能在风流府下行走。
这则故事的原始出处来自苏轼自己的《蝶恋花·送郑彦能还都下》。
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余名字。
诗中提到的时间有所不同，但事情大致不差，都是一群风流文人干的风流事，说的风流话。
秦观有首为歌伎写的代表作——《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苏轼看过此词，心有所动，自此封秦观为“山抹微云君”。他非常欣赏秦观，甚至称其有屈原和宋玉之才，“虽万人何赎”？
但李清照并不给苏轼面子，她在《词论》中曾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就是没有什么内容，“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浅薄而已。同为苏门弟子的黄庭坚也看不下去秦观的作品，曾劝秦观“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苏轼后来去金陵拜会王安石时，曾请王安石向朝廷推荐秦观，王安石也没给苏轼面子。此后秦观好不容易考了个进士，但在官场上一直没成气候，加上身体不好，结果比苏轼死得还早。
苏轼在徐州，还结识了另一个和尚道潜。道潜听说苏轼在徐州当官，不远千里来与苏轼相会。苏轼请道潜“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欲识面”，每人携一美妞，一道前去。见了道潜，苏轼用妓女调戏和尚，“遣一妓前乞诗”。
道潜对于苏轼的轻薄，并不为难，口占一绝：
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告诉美妓，同时也是在告诉苏轼，我的心已似飞絮沾在泥上，你再调戏也没用，我已不会再随风上下狂飞了。道潜因此诗而“名闻海内”。
还有很多朋友来找苏轼，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王巩。
王巩是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之子，张方平的女婿，而苏轼则是张方平的干儿子，两人有此瓜葛，关系自然非同一般。王巩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颇不容于世”，“独与苏轼交游甚欢”。两人经常书信往来，指点国事。
苏轼说，如果谈到治国挣钱，我们这些君子“诚不如新近之士”，但是如果到了“缓急之际”，需要有英雄出来“决大策，安大众”时，唯有王家这样的“世臣、巨室为能”。
苏轼嘲笑那些变法派旗下的新晋之人，“彼窭人子，既陋且寒，终劳永忧，莫知其贤”，就算他们“有韩（信）、白（起）之勇”，“张（良）、陈（平）之智”，也绝不可能比王巩的爸爸王素这样的“老臣宿将”能让“人素畏服”。只有老臣宿将才能真正做到“坐胜默成”，很快得到成功。
如此关系在前，苏轼到了徐州，王巩亲驾长车，载着家酿的美酒和家养的歌伎前来相会。到了徐州以后，苏轼陪王巩“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煞是开心。
有一次，苏轼派人陪同王巩出游，带上了盼盼、英英、卿卿同游泗水。夜深之后，繁星满天，苏轼估计几个人应该回来了，于是“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翘首远望。王巩回来时，苏轼与其“相视而笑”，从心里感到温暖。苏轼说：这种幸福感，“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
在《百步洪》一诗中，苏轼对王巩挟美女放舟激流之中的别种风情非常神往，“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这感觉要比在乐坊中拥着美女更有情调。
苏轼也并不是对谁都有这种耐心。
有一天，谏官李定的儿子路过徐州，前来拜见苏轼。
苏轼和李定此前已经结下梁子，看李定是一百八十个不顺眼。但苏轼还是用公款请李定之子吃饭。小李头脑也有点迟钝，不知道苏轼和父亲李定是死对头，见苏轼招待自己，“以为坡公爱之也”，就蹬鼻子上脸，“因起而请求荐墨”。苏轼不肯答应，但也不好明说，就嗯嗯了几句，说等会儿吧。谁知小李真就等了下去，“久之闲谈”，苏轼忽然问小李：相面的师父说过，一个人的人中越长越好，长一寸就能多活一百年，有这种说法吗？
小李老老实实地回道：没听说过。
苏轼笑了一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彭祖的脸不知有多长了，“好一个呆长脸”！
小李这才明白苏轼是在损自己，当时“大惭而遁”。
苏轼一直宣称想要归隐，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隐士，必定要去拜见。听说徐州云龙山有个人叫张天骥，号云龙山人，似乎算得上是隐士，于是苏轼就跑去了。云龙山人养了几只白鹤，而在当时，人们容易把养鹤的人看成是仙人。
苏轼对此很感兴趣，专门写了一篇《放鹤亭记》，《古文观止》收录了这篇文章，是千古传诵的名作：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天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听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苏轼说：你必须尊重鹤，如果做皇帝的“狎而玩之”，就可能亡国。但是，作为隐士就没有这种危险，就算你天天喝酒也没有事，说不定酒量大一点还可以留名青史。苏轼的结论是：皇帝远不如当隐士快活，“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苏轼对云龙山人的父亲也很佩服。在《跋张希甫墓志后》中，苏轼说这个人“年七十，辟谷道引，饮水百余日”，不吃粮食，却能够“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尽管云龙山人的父亲不久就死掉了，但苏轼相信这一家人“皆超然世外矣”。
说得这么热乎，苏轼和云龙山人的关系应该很“超然”了。但有意思的是，《邵氏闻见后录》记录了这么一则小故事，说有人看了《放鹤亭记》以后，就问苏轼：“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犯得着你这么费劲地去拍他马屁吗？又把他“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过矣”！
苏轼哂笑了一声：我写他，只不过是“装铺席耳”，就是酒桌上的果品点缀而已。
此语一出，“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
不知云龙山人如果听了这话，会不会气得把自家养的鹤全部煮了呢？
苏轼运气不好，到徐州第一年先遇洪水，第二年春天又遭大旱，“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于是苏轼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城外石潭去求雨。人说这石潭中有龙，但比较懒惰，天天趴在石潭下睡觉，所以没有雨。苏轼说好办，于是写下《起伏龙行》，要求懒龙起来降雨，“倒卷黄河作飞雨”。
到夏天的时候，终于下雨了。虽然中间隔了几个月，但苏轼仍然很兴奋，以为自己求雨有功，所以兴师动众，再次带人前往石潭谢雨，并热情洋溢地一口气写下五首《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其中第二首词的着眼点非常有意思，写那些拥出门来挤在路边看热闹的人，有很多农村少女急匆匆地抹了口红跑出来围观自己，“旋抹红妆看使君”。大家你推我挤，“相挨踏破茜罗裙”，把漂亮的红裙子都踩脏了。
第四首写得比较朴实：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最后一首写得比较清新，可惜多了条尾巴：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可惜，如果苏轼不是感叹一句“使君元是此中人”——我也是个农夫的话，“软草平莎过雨新”的境界将更加令人神往。
有一次，苏轼有点心神不定，想一个人安静一下，就离开家，到燕子楼去睡。
燕子楼很有名堂，是唐朝一个姓张的官人为爱妾盼盼所建。后来张大官人死了，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盼盼死后，只有燕子楼“幽独块然，于今尚在”。
苏轼洗了个澡，然后脱衣睡下。半夜做了个梦，醒了，于是写下一曲《永遇乐》。
苏轼在自注里说：“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此词颇有名气，不妨一赏：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说晚上景色很美，池里有鱼，荷叶婷婷，上有露珠滚动，四下一片寂静。我睡得正甜，突然传来夜半鼓声，伴着落叶萧然而下，把我从梦中惊醒。夜色茫茫，四下无人，只有我独自在园子里来回叹息。因为我有心事。
我浪迹天涯，实属无奈，在我心中，时时都在守望着山中归路，期待有一天可以悄然隐去。现在燕子楼已是人去楼空，楼中的燕子仍年年往来。人生一梦，无人能醒。我之所以迟迟不能归隐，只因仍有旧欢新怨，时时缠绕心间。念及此，我除了慨然长叹以外，何及其他？
虚幻、恍惚、彷徨、空然寂寞，正是苏轼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早上洗把脸回家以后，看到老婆小妾歌伎一大堆，苏轼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是个凡人，而且还是太守。于是提笔再写《上皇帝书》，此时王安石二次罢相已有一年，说不定朝廷还会重用自己。
苏轼先是大谈徐州的重要性，“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然后从项羽谈起，把汉高祖刘邦、宋武帝刘裕、梁太祖朱温等人全说了一遍，说明此地是军事要地，“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然后又讲徐州“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凶桀之气，积以成俗”，加上此地铁匠颇多，容易生产兵器，朝廷对此一定要倍加提防，否则后果严重，“吕布、刘备之徒”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苏轼提出，应该对打铁户实行严格管理，并借鉴王安石保甲法的思路来整顿打铁户。另外请朝廷在徐州增兵，“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以示对徐州战略地位的重视。然后再招石匠编入厢军，加强徐州城防，这样才可以确保徐州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为什么苏轼如此重视军队建设呢？原来徐州一带盗贼横行，难以约束。而“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所以苏轼请求神宗“稍重其权”，甚至可以有权“法外处置强盗”，再用点小恩小惠什么，就可以治理一方安定。
苏轼承认自己说的都是小事，“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但又实在忍不住不讲，“故昧死复言之”。
苏轼认为大事就是，请神宗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和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专门在这里选拔武官，因为这些地方“自古豪杰之场”，当地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但是读书不行，所以需要在考试上给予照顾。
苏轼一边托人请调离徐州，一边又对神宗说：自己愿意在徐州再干三年，保证把徐州治理好。
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上书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就接到调令，迁知湖州，算是了却苏轼的一桩心愿。可见神宗根本不相信他要在徐州再干三年的表态。
苏轼在写给弟弟的《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说徐州的老百姓都舍不得我走，聚在街上拦着我的马头痛哭。我只好劝他们“歌管莫凄咽”，还是各自散去，好好回家过日子。可是老百姓又是为我唱歌又是为我倒酒，感激我救了徐州全城人民，“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
接着苏轼告诉弟弟：我想要归隐了，而且在“石佛山南路”黄金地段又买了一处好地产，“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增值绝对有保障。现在只是“归耕何时决”的问题了。
在赶赴新任的路上，苏轼照例到处写诗作文，题字绘画，不亦乐乎，其中路经灵壁时写下的《灵壁张氏园亭记》有必要一读。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天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鳌笋菇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履，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
这个张姓人家很有钱，园内有水有山有树有亭有花草，让苏轼看了羡慕不已，“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正是苏轼理想的生活环境。苏轼更羡慕张家的家世与作风，“张氏世有显人”，想当官就当官，想归隐就归隐，自由如风。
然后苏轼感叹，“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就是说古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当官，也不一定非要不当官。一旦当了官，就要废寝忘食地为老百姓工作，“必仕则忘其身”；如果不肯当官，那就连皇帝也不必放在眼里，“必不仕则忘其君”。
这种态度有点问题，就算不当官，也是大宋子民，怎么能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呢？所以这句话后来成了苏轼的罪状之一，被反复审查了很久。
文章最后，苏轼突然笔头一转，开始自我表扬，说我在徐州工作两年，非常舍不得离开，而且“彭城之父老”也都舍不得我走。我真的想在这里买块地住下来养老，“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没有事的时候就来张家玩玩，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将必有日矣”。
话是这么讲，此后苏轼再也没回来过。
有个内部消息，苏轼在写下痛悼前妻的《江城子》之后，一时轰动，大家都知道苏轼情深。离开徐州时，马盼盼悄悄来为苏轼送行，别的不要，也要一曲别词。苏轼顺手写下了《江城子·恨别》。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从前为妻子淌下的那“泪千行”，现在已经是“寄我相思千点泪”，转手把眼泪送给别人了。
苏轼“背归鸿。去吴中”以后，本想在山青水秀的湖州再神仙一把，结果却出了一点意外，陷入了“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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