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林木荫翳，峰回雾绕，自古秀绝天下，是文人们大发诗情的地方。但苏轼到庐山以后，却表态说：此次上山，只游玩，不写诗。——这话自然不能当真。
后来苏轼在《记游庐山》中说：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沿途美景应接不暇，本来决定不写诗的，可是到了山中，看到不少僧俗，指着我说“苏子瞻来矣”。大家既然这么好客，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写一首。于是一首一首地写个不停。
苏轼到庐山时，正好四十九岁，而大诗人李白四十九岁时也到过庐山，苏轼对此感慨不已，叹惜“谪仙固远矣”，“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但在他心里，是愿意把自己比作李白的。
与王安石推崇杜甫，轻视李白不同，苏轼特别佩服李白，认为李白“开济明豁，包含宏大”，同时又敢于“陵轹卿相，嘲哂豪杰”，“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这也是苏轼自己的理想境界。但事实上李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苏轼自然也没有。
因为崇拜李白，苏轼在《李太白碑阴记》中，试图为李白跟随永王李璘之事进行辩解。李璘和李亨都是唐玄宗之子，安史之乱后，李璘拥兵南方，有自立为王之意，被唐肃宗李亨兴兵诛杀。所以，李白跟随李璘被当成一件不光彩的事，而李白也正是因此而被流放，途中遇到大赦，才得以“千里江陵一日还”。
苏轼为李白辩护说：“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但李白不是这种人，只看他让高力士脱靴一事，就可知李白是一个“气盖天下”的勇士，这种人一旦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又怎么会跟着永王李璘造反呢？所以，苏轼认为，李白跟随李璘，“当由迫胁”，是被逼的。“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何况李白？
苏轼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有什么史料支撑，而是他认为“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所以“不可以不辩”。苏轼表扬李白“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实是在做自我表扬。他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给那些当朝权贵写过什么样的信件。
既然喜欢李白，当然就要到庐山瀑布前参观一下，当年李白正是在这里写下千古名诗《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朝还有一个诗人叫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中有两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这诗当然没法和李白的相比，被苏轼嘲笑为“至为尘陋”，苏轼专门写下一首诗恶心徐凝：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
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游完庐山，苏轼前去筠州与担任酒监的苏辙见面。
对于哥哥的到来，苏辙非常高兴，兄弟俩虽然经常诗文唱和，但很久没有见过面了。
苏辙不久前到洞山禅院去见云庵禅师，恰好有聪禅师也在，两人正在谈天说地。苏辙问：两位禅师在谈什么呢？
原来，昨天夜里，两位禅师做了同一个梦，都梦见他们陪着苏辙去，“同迎五祖戒禅师”。苏辙觉得这事有点玄，因为哥哥就要来了，难道哥哥是五祖戒禅师的化身？他当然不好明说，只是笑道：这么玄妙，“世间梦乃有同者”？
还有更玄的。
后来苏轼到了，两位禅师陪着苏辙去接苏轼，就把这个梦告诉了苏轼。苏轼却并不奇怪，说：我八九岁的时候，“时时梦身是僧”，而且喜欢在陕西一带跑来跑去。后来才听说，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梦到有一个独眼的瘦和尚来我家住过一夜。
云庵禅师听了大惊，问苏轼：你说的难道是真的？
苏轼诚恳地说：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吗？
云庵禅师说：这事就清楚了，因为五祖戒禅师正是陕西人，而且是个独眼的瘦子，五十年前死去。现在你四十九岁，时间正好，原来你就是五祖戒禅师的化身。
苏轼一听，自我批评说：原来我真是一个和尚，“强颜复出”，在俗世游荡，很不应该。我以后一定要好好修炼，重新做一个高僧。
据说从此以后，苏轼“常著衲衣”。
苏辙胆子比较小，他怕哥哥再乱说话，于是把酒饭摆在郊外，两个人尽吃尽喝，不说一句话，有什么想说的，“唯指口以示之”，以防再给别人抓住什么把柄。
苏轼在筠州住了几天，庐山归宗寺派人送信来，说佛印到了，要见他。于是苏轼再回庐山。佛印见了苏轼，带着他去庐山汤泉洗澡，看到一个名叫可遵的和尚在温泉壁上留的一首诗：
禅庭谁立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
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
苏轼忍不住手痒，便在后面也写了一首：
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
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苏轼当然要比可遵写得好啦。这个可遵，其实并不可尊敬，他一听说苏轼读了他的诗，还和了他的诗，以为自己和苏轼是诗友，可以相互唱和，于是急忙去追赶苏轼，要跟苏轼谈心。
在追赶苏轼的路上，听说苏轼写了一首《三峡》诗，可遵也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待追上苏轼以后，可遵对苏轼说：“我有一绝，却欲题《三峡》之后”，可惜在路上跑得忙，没来得及写下来，你听我读一下好不好：
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
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
可遵说我和你写的诗都好，我们俩半斤八两，相差不大。至于其他诗人，只能举着小白旗望风而逃了。
苏轼一听有和尚追着他要和他的诗，本来很感兴趣，但没想到这么没水平，所以苏轼“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抬腿就跑了。
可遵弄了一光头的灰，冲着苏轼的背影大言不惭：“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
再后来，苏轼逛到了西林寺，在墙上写了一首传唱千古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的写作手法和句法，与王安石在杭州时写过的一首《登飞来峰》颇为相似：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眼望，自缘身在最高层。
两诗体现了苏轼和王安石人生高度不同，诗的气质水平也不同。
苏轼眼界有限，在山中迷迷糊糊转了向，不识庐山真面目；而王安石站立在高山之巅，纵有浮云遮眼，也无所畏惧。不识与不畏，一个是在山路峰岭中晕头转向迷了路，一个是在浮云缭绕的山顶抬眼远望，两个境界，高下立判。
六月的时候，苏轼下了庐山。苏迈被任命为德兴县尉，苏轼为了给儿子送行，便舟行湖口，顺便来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下，那篇著名的《石钟山记》就写于此时，全文如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鸣，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篇文章不需要翻译，中学生都学过，目的是培养学生探索真理的精神。文章的主题是探讨“石钟山”这个名字的由来，既然如此，文笔的好坏应该放到另一边，重点看苏轼的探讨过程有无可取之处。
“石钟山”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山之取名，根由千奇百怪，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可能是因其形状，或者传说，或者纪念某人，甚或只是莫须有的原因。苏轼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他先是交代了古人郦道元和李渤的观点，然后一一加以嘲笑。
苏轼否定郦道元的理由极其简单，只是想象一下，说连钟磬放在水里也不会被风浪打响，不要说是一座小山了。这样一推理，可怜的郦道元就没戏了。
而李渤更惨。
其实李渤的态度要比苏轼严谨得多，苏轼只是顺道过来玩玩，李渤却是专门“访其遗踪”，并没有“臆断其有无”，而是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把山南山北的石头都敲击了一遍，仔细辨别，声如钟鸣，所以认为石钟山即由此得名。这种说法虽不一定确切，但无疑也是建立在考察基础上的一家之言。
苏轼否定李渤的理由也很牵强，说什么“石之铿然有声音，所在皆是也”，但他却没有列举出哪些山是这样的。这种反驳手法，看起来得力，其实等于没说。
最奇怪的是苏轼自己的理论。
他先是写了一大堆与文本主旨无关的景色。然后切入主题，说“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因为“与风水相吞吐”，所以发出了很好听的声音，“如乐作焉”。
苏轼就根据这块“可坐百人”的大石头，断定石钟山得名的真正渊源。而他的这个说法，实在是结合了郦道元“水石相搏”理论和李渤的山石作响理论。李渤好歹是调查了全山而得出的结论，但苏轼只看到一块大石头，听到一点声音，就下了断语。谁才是真正的“臆断其有无”的人呢？
后来有人也不买苏轼的账。曾国藩在《石钟山名考异》中指出，“石钟山以形言之，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
俞樾经过实地调查后，在《春在堂笔记》中也指出，石钟山其实是因为在水落下后，山下露出了一个巨洞，“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俞樾以此嘲笑苏轼，说如果李渤的理论可笑，那么“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俞樾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苏轼去找佛印吹牛，在门外大喊道：“秃驴何在？”佛印听了，在里面回答说：“东坡吃草。”——俞樾认为苏轼解释石钟山得名的理论比这个笑话还要好笑。
如果只是把《石钟山记》当作一篇写景状物绘声的优秀游记来读，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是拿来作为具有疑古精神提倡实地调查的指导性文本，则差之甚远。比起同是说理的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不可同日而语。两人见面之后，这种差异就更为明显。
六月底，苏轼乘船过金陵，天太热了，于是决定在金陵多待几天，顺道去拜见一下罢政在家的王安石。
苏轼此去金陵见王安石，并不是要去跟王安石交朋友，更不是向王安石悔过，检讨自己反对变法的言行，相反，他倒是在刚下船时候就给前来迎接他的王安石一个难堪。
《曲洧旧闻》记录了苏轼见王安石时的情景。当时“荆公野服乘驴”，简便朴素，没有摆任何高官的架子，在河边等着苏轼靠岸。苏轼下船以后，对王安石“不冠而迎”，一派不羁的样子，对王安石说：“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子瞻不必客气，“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却跟着来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作为东道主，虽然年纪比苏轼大了一轮，但对苏轼的这些放诞行为并不在意，没有发怒，也没有辩解。
人既然来了，不免要带着四处看看。有一次，王安石请新任江宁太守王胜之一道陪着苏轼游蒋山。正是蒋山风景清丽宜人之时，三人站在山顶，放眼远眺，心神大为放松。王安石说：“子瞻可作歌。”
于是苏轼提笔写下一曲《渔家傲》：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此时王胜之只到任一日，即因他事而调离金陵，所以苏轼此词兼为王胜之送行，在曲中，苏轼把王胜之比作白鹭，正要“翩然欲下还飞去”。其中也隐约有苏轼自比白鹭，认为王安石“非吾侣”之意。
王安石对此并不在意，读完以后，对王胜之笑道：“白鹭者得无意乎？”
苏轼又拿出一首多年前的咏雪诗请王安石评论，上有两句：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
这两句诗写好后，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渊博的苏轼又用了什么隐晦的典故。苏轼也一般不肯对人解释，他现在想考考王安石能不能读懂。
王安石过目不忘，广读博学，他拿过此诗一读，即对苏轼笑道：“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子瞻这里是用的这个意思吧？
苏轼不得不大为佩服，自此深信王安石博学。因为他这两句诗的意思正是说，天太冷了，把人的肩膀都冻得缩了起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双眼都被雪光照花了。
王安石对苏轼的文采没有任何意见，曾评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仅限于“论古昔文字”和“俱味禅说”方面。
王安石退居金陵以后，绝口不提政事，以免影响朝廷决策。所以，苏轼在金陵，王安石只和他谈佛论道评诗而已。但有好事之人，硬是编出了一出活灵活现的话剧，一来用以攻击王安石，二来表现苏轼所谓的高风亮节。《邵氏闻见录》等笔记对此多有记载，后来《宋史·苏轼传》也不分青红皂白，加以采用。
说有一次苏轼严肃地对王安石道：“轼欲有言于公。”
王安石一惊，以为苏轼要跟他提以前的旧账，不免有点紧张。
苏轼却坦然道：“所言者天下事也。”
王安石等苏轼继续说下去。
苏轼说：“大兵在狱，汉唐灭亡之兆。”现在国家“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
王安石举起两只手指对苏轼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吕惠卿干的，“安石在外安敢言”！
苏轼英勇无畏地说：“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但是，陛下“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王安石听苏轼这样一说，厉声道：“安石须说！”但想了一想，又对苏轼小声道：这件事，“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
这样写虽然可以丑化王安石，可是这些对话既然传了出去，难不成苏轼居然无视双方的约定，根本没有信守保密的诺言？其实，这一段写得再生动，也没有一点意义，因为根本没有一处经得住推敲。
首先，苏轼见王安石时，当朝执政的是王珪，吕惠卿早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前就外放为官了，在地方上已经工作十年了，跟现在的朝政哪还能扯得上半点关系？
其次，就算是当年吕惠卿当政，也没有对外发动一场战争，何来所谓“大兵”？虽然后来神宗在元丰四年对西夏用兵，那也只是一战即解。停战之后，大宋已经有近三年没有战事了，何谈什么“连年不解”呢？
再次，历数神宗朝一十八年，除了苏轼那一个文字狱外，根本没有所谓的“大狱”发生，不知这里提到的“大狱”是什么？
最后，以王安石的个性，怎么会讲出“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没水准的话呢？王安石当年对神宗皇帝都可以直面批评，何况这点小事！
在金陵期间，王安石曾建议苏轼在金陵买一片地建房筑园，不妨在此隐居，他看出来苏轼不适合做官，虽然苏轼对做官很感兴趣。不过苏轼对王安石的建议却没有认真听取，因为他自有一番抱负尚未伸展。
苏轼处理得比较委婉。他当时表示可以在金陵买地，请王安石为他代找一片合适的地盘，还写诗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离开金陵后，苏轼写信给王安石说：与王安石在一起的这几天“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但“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的心愿可惜不能达成。随后苏轼在常州宜兴买地建了房。
仔细研读苏轼的文集会发现，苏轼此去金陵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借王安石之手推荐他的得意弟子秦观。
在《答李琮书》中，苏轼就已经透露了请王安石举荐秦观的想法，指出“秦太虚维扬胜士”，“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
但苏轼没有当面提及此事，而是在离开金陵、走到江苏仪征时，才连续给王安石写了两封信。其中第一封信，还不大好意思提出秦观的事情，只是客套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现在我离开了金陵，“怅仰不可言”，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扰您，只请您“顺时为国自重”。
在第二封信中，苏轼先是“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说自己在金陵“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我现在已经准备在仪征买地建房了，这件事情搞好以后，我一定要“扁舟往来”，经常去金陵拜见您。
客套完以后，苏轼话题一转，说有个“高邮进士秦观太虚”，确实是个人才，“今得其诗文数十首”，请您审阅一下。“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也就是说，我苏轼替秦观做保证，请王安石向朝廷推荐一下。此外，苏轼还说秦观“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是个全才。现在人才稀少，像秦观这样的高才“实不易得”。
啰唆了一大圈，苏轼终于羞答答地说：“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让苏轼失望的是，王安石并不看好秦观。这种深受女性爱戴的词人是入不了王安石法眼的。王安石在《答苏内翰荐秦太虚书》中，根本不提向朝廷举荐秦观的事情，只是说看了秦观的诗以后，正好叶致远也在旁边，说秦观的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王安石并没有直接对秦观的诗词进行评价，而是借用叶致远之口重复了苏轼的看法而已。王安石此信，让苏轼难免失望。
离开金陵以后，特别是后来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以后，苏轼的政治生涯有了起色，到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保守派大行其道，苏轼也厕身其中。他并没有对王安石去世有任何表示，也没有一句话对王安石表示哀悼。事实上，苏轼历来对王安石颇有微词，从人格到治学到变法项目，一直有所嘲笑和攻击。
针对王安石推行的人才选拔制度改革，苏轼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王氏。”要从文学和学术上打倒王安石。
在《跋王氏华严经解》中，苏轼把王安石写下的《华严经解》批为“荆公之猪”。
苏轼嘲谑过王安石的《字说》，他编了一则笑话，说“鸠从九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用以讽刺王安石《字说》的牵强附会。如果说这只是宋人笔记中记下来的，不能确定为苏轼所讲的话，苏轼自己有一首《张竞辰永康所居万卷堂》的诗中有几句写道：
儿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谈经义。
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
在《刘贡父戏介甫》中，苏轼嘲笑王安石“多思而喜（穿）凿”，“是以其学多说”。说王安石有一次和刘攽一道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
刘攽一本正经地说：《本草》记载，“生姜多食损智”，所以不能多吃。而孔子之道是主张愚民的，所以孔子提倡不撤姜食，是为了更好地愚弄别人。
王安石一开始没听明白，“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
苏轼记下这个不知真假的故事后，加以评论道：这虽然是笑话，但王安石的学术“实大类此”。然后还说，我喜欢吃姜粥，甚美。不由叹息道：“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
王安石先被封为舒国公，后改封为荆国公，结果这件事被苏轼看出问题来了。他在《宰相不学》这篇小文中说：《诗经》上早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话。现在王安石却被封为舒国公和荆国公，可见这是“宰相不学之过也”。
苏辙曾经在王安石手下工作过，为了与王安石划清界限，苏轼迫切需要为弟弟洗白。在《刚说》中，苏轼说：弟弟在条例司工作时，因为观点与王安石不合，主动要求辞职。王安石对苏辙说：“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谁知弟弟非常有骨气，坚定地对王安石说道：“公言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把王安石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弟弟到地方工作，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尊敬，说弟弟“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为此，苏轼表扬弟弟苏辙就是孔子所说的“刚而不折”的君子，“知刚者之必仁”，弟弟是个勇敢的好人。
尽管苏轼自负才学，对王安石多有讥诮，但毕竟以文斗为主，王安石并没有心存芥蒂，也没有因而受到什么影响。
苏轼告别王安石以后，继续往汝州进发。走到常州时，因为以前买有田产，就想在此养老，所以，连上了两份《乞常州居住表》。
苏轼说：朝廷处理我，就“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我“坐废五年”之后，已经改过自新了，“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本来应该好好工作以报答朝廷，但我现在“衣食不继，累重道远”，困难重重。虽然到了常州，口袋已经空了，没有路费，没有住房，也没有粮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而我跟丐帮又不熟悉，不好讨饭，只能哀求陛下放我一条生路。我本来在常州宜兴县买了一块地，现在不如让我住在常州算了。
苏轼怕神宗不理自己，所以啰里啰唆地提起自己以前在徐州治水的功劳，请朝廷看在这个分上，批准这个申请。最后苏轼大赞神宗“圣神天纵，文武生知”。接着说自己“贫病交攻，死生莫保”，请神宗无论如何要可怜可怜自己，同意他在常州居住，不去汝州了。
其实苏轼手里还是有一笔钱的，想在常州再买一块地。看了好几处地方，因为价钱谈不拢，一直没有定下来，最后在宜兴买了一处田产，准备在这里种橘子吃。
神宗没有难为苏轼，常州就常州吧，同意了他的请求。苏轼对此“惟知感涕”，并且保证，在废弃六年之后，“已忘形于田野”了，以后老老实实“耕田凿井”。
因为交通问题，苏轼没能及时拿到批复，所以还得继续往汝州赶。过泗州时，泗州知州刘士彦陪他夜里坐船在泗水河上喝酒寻欢，苏轼当然要写点东西，提笔作了一曲《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刘士彦是一个本分人，看完这首词后，对苏轼说：“学士名满天下”，这词一定要到处传唱的，但是本地法律有规定，“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何况我还是个知州呢？请苏先生快把这首词收起来，不要让别人看见。
苏轼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刘士彦不是京官，他才不怕，所以意气风发地对刘士彦道：“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此时苏轼怕是早已经忘了在黄州写的那些悔过书。
离了泗州，苏轼又到张方平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朝廷诏令才送到手上。公文上写的仍然是“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地位没有丝毫改变。
苏轼接到诏书以后，心里有一丝失望，他的请求虽然得到了批准，但是政治地位却没有任何改善。为此，苏轼写下了一曲《满庭芳》，又开始“归去来兮”。他想到那种“清溪无底”的好山好水好地方去，享受“天远夕阳多”的自然景致，但时不时地仍然会悲从中来，因为奔波半生，一事无成，不禁令人“空回首、弹铗悲歌”。
只得掉头回常州了，那里有房子有地，如果真的想隐居，倒可以实现梦想了。
路过扬州时，苏轼去拜见扬州太守吕公著。吕公著平时话不多，见了苏轼以后，只是请他吃饭喝酒，“终日不交一语”。苏轼在酒席上提笔作诗，吕公著仍是不置一评，苏轼沉闷得昏昏欲睡。
正在苏轼往常州赶路时，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初五，神宗皇帝去世了。
其时苏轼正去竹西寺游玩，路上听说皇帝去世的消息，不禁思绪万千。神宗在位近二十年，自己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相反，却被整得晕头转向。他提笔写下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香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最后一首意思是说我这一生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事了，今年年景很好，我很开心，路上也听到了很多好话，连花花鸟鸟都跟着高兴。
多年以后，这一句“山寺归来闻好语”遭到赵君锡等人的弹劾，指苏轼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有点幸灾乐祸。
苏轼在《辩题诗札子》中辩解说：我是在往扬州竹西寺去的路上，“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我就听了一下他们在讲什么，看见有一个人“以两手加额”，说现在上台的是“好个少帝官家”。我“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这才写下了“山寺归来闻好语”。
苏轼很诚恳地说：“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并且指出，那时距神宗去世已有两个月，我根本不是在山寺归来的路上才听到这个消息的，“事理明白，无人不知”。
那么，苏轼是什么时候听到神宗去世的消息的？他自己说是在三月六日，也就是在神宗去世的第二天，“在南京（即今天的河南商丘）闻先帝遗诏”，当时他就“举哀挂服了当”，然后才“迤逦往常州”。
但是这个说法也有人怀疑：当时交通不便，神宗前一天在开封去世，苏轼没有道理第二天在南京就知道消息。相反，他在往常州的路上消息不便，近两个月后才听到神宗去世，倒也正常。
不过，苏轼听到消息后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词三首》，以表达哀思之情，还写信对朋友诉苦说：以后再也没有人救他了。
回到常州以后，苏轼打算要过一种惬意的生活。在《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中，苏轼感叹“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知君此去便归耕，笑指孤舟一叶轻”。甚至有出家的念头，在《赠常州报恩长老》中，苏轼告诉报恩长老，“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请话人”。
因为心情舒畅，不杀生的苏轼，此时又有心思吃肉了。一天嘴里发淡，正好看到一幅惠崇和尚的春江晓景图，于是写下《惠崇春江晓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想吃河豚了。
名人想吃河豚，那还了得？很多人请客。有一家“妙于烹煮”，做好以后，“招东坡享”。苏轼也不客气，坐好以后，埋头大吃。这家人没见过名人，都挤在屏风后偷看苏轼吃河豚的样子，也盼着苏轼能夸奖几句，好给自家挣点面子。谁知苏轼只是猛吃不已，头都不抬，“东坡大嚼，寂如喑者”，根本不提表扬的事情。这家人很是失望。等到苏轼终于吃完了，把筷子一放，说了句：“也值一死！”
苏轼虽然表面清闲，心里却清楚朝廷政局必将有变。神宗逝后，十岁的小皇帝哲宗赵煦上台，赵煦的祖母高滔滔（宋英宗皇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谁都知道高太后对王安石变法是什么态度，早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她就一再因为变法得罪了亲贵的利益而在儿子神宗面前对王安石大为不满。现在自己一手遮天，当然要变天。新年号定为“元祐”，大宋的政治风云开始激烈动荡起来。
果然，以反对王安石变法为己任的司马光首先被朝廷重用，不久便担任宰相，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和司马光关系不错，他终于看到了希望。但在事态明了以前，苏轼还不能明确表态，于是饮酒旁观，“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
司马光当然不能忘了苏轼，虽然在“乌台诗案”中他没有为苏轼说过一句话，但现在需要大名鼎鼎的苏轼出来为保守派撑门面。于是，刚到常州一个多月的苏轼，接到了朝廷的起用通知：以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要他到山东蓬莱去上班。
五十岁的苏轼，又准备大展宏图了，归隐之心，还是暂存一下吧。在《次韵答贾耘老》中，苏轼欣慰地写道：任命下达以后，“故人改观争来贺”，家人们也都兴奋万分，把邸报翻来翻去地看了好几遍，担心看错了。我也有心情“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
当时有一个布衣徐三翁，“不知所从来”，“时言人灾福，必应”，一算一个准。苏轼便也想算上一命，“见而问之”。徐三翁看了看苏轼，说：“君无作官即善。”你最好不要当官。但苏轼“信之而不能用”。
元丰八年七月，收拾停当之后，苏轼欣然起身，离开了在常州打点好的地产家园，斗志昂扬地奔赴新的任所——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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