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能够迅速统一东三省，或多或少都离不开日苏的“相助”。当然这种“相助”也是无意中促成，前者是宽城子事件的爆发，令孟恩远及高氏兄弟束手；后者是中俄边境的紧急局势，把张作霖推上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宝座。
张作霖并不领日俄两国的“情”，他常说：“什么是外交？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与外国人办事。”在取得吉黑两省军政大权的前后，他一直致力于从俄国手中争回利权，包括恢复松花江航运权、取消呼伦贝尔自治，以及向松花江及葫芦岛派驻海军等，其中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东路权的争夺。
俄国因为爆发十月革命，分成了新旧政权。为了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它的支持，刚刚成立的苏维埃发表对华声明，表示愿意将中东路（此处专指中东路北段，即俄国控制部分，不包括南满路）交还中国。可是北京政府外交部因对苏俄政局的变动不了解，且未与旧政权断绝关系，却没敢欣然接应，反而傻乎乎地选择了“复文逊谢之”。
当时国人将旧政权人员称为“旧党”，将苏维埃新政权人员称为“新党”。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属于“旧党”，因国内动荡而被迫暂时离职。看到“旧党”在中东路的控制上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新党”又顾及不上，日本及欧美各国立刻蜂拥而上，大家都以“国际共管”为由，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这令情况顿时变得复杂起来。
长袖善舞
面对列强纷争的复杂形势，张作霖一方面电请北京政府采取措施；另一方面调兵驻防，加强对中东路的保护（称为护路军）。1919年1月25日，北京政府交通部密电称：“日美等国协议共管中东铁路之事，并未征得我国同意，这是置我国主权于不顾，我国绝不能承认。”
所谓“国际共管”，按照列强们的说法，是将外国人在中国东北建的铁路置于国际管理之下，以免一国专权垄断。张作霖在受访时说，如果列强真的有这么好的心肠，他倒是非常赞成，可问题是不能只“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怎么办？也得“共管”起来啊！
“如能把南满铁路收归国际管理，中东铁路我也宁愿牺牲，交归国际管理。倘若不然，只把一个中东路收归国际管理，我姓张的是极端反对，无论它是什么国家，怎样决定的，我张作霖是绝不听那套的。”
张作霖郑重声明：“我就知道中东路是中国人的铁路，应当归中国人管理。（对中东路）我自有办法，总之，我是绝不放松的！”
1919年11月，霍尔瓦特重返哈尔滨，并且称中东路附属地内的俄国人仍拥有国家统治权。吉林督军鲍贵卿而后致电霍尔瓦特，请他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中东铁路系中国领土，中国自有完全主权”。
一招不成，霍尔瓦特又来一招，说至少中东路附属地内的军事和行政权应归他统辖。中方回应：霍尔瓦特仅为铁路总办，无担负国家统治的职能。
欲收回中东路权，必先驱逐霍氏，成为东北各界的共识。1920年3月12日，哈尔滨三十多个工人组织联合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而且“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
其实从苏俄新政权的角度来说，霍尔瓦特早就失业了。发现这老毛子仍然死皮赖脸地不肯走，3月16日，鲍贵卿下令全面接管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的俄国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迫下台。当天张作霖亲自赶到哈尔滨，在他的授意下，鲍贵卿限霍尔瓦特三天内必须离开哈尔滨，不准再回中东路。
至当年年底，中国政府先后收回了中东路的警权、司法权、行政权，中东路附属地被改为东省特别区，由中国派驻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尚未收回的只剩下了中东铁路本身，北京政府准备借款赎回，但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
张作霖在对苏俄交涉上，向来“无所屈挠”。他曾发布宣言说：“中国对新党守局外之中立，新党对于中国主权内之事项也应格外尊重才是。”言下对“新党”几次三番宣称要把中东路还给中国，可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很是不满。
不过话又说回来，“新党”起码有了这样的表示，那就是可以谈了，为什么还要再向别的国家借钱来赎呢？张作霖因此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护东北的边界为主，至于借款赎路关系到中国主权，我决不承认。”
自“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日本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既得权益，不得不转而支持张作霖，奉系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鉴于张作霖草莽出身，没有多少现代知识，甚至哪一省在哪里都不知道，日本人最初也以为对付起来困难不大，没有料到张作霖的算盘其实精得很。
在与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张作霖的一贯处事原则是：小权小利可以让的好商量，有关国家命脉或地方安全的，想都别想！
日本向北京政府大量借款，其中有很多涉及东北权益，比如“吉会铁路筹备借款”“吉黑两省农矿借款”“满蒙四路筹备借款”等。日本要求东北方面履行条款，张作霖来了个概不承认，让日方直接向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些借款的条件都非常低，抵押品不过是森林、电线之类，张作霖既不履行，北京政府也顺势拖延，日本两边都无着落，只得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自近代以来，对日交涉向来是东北执政者最感棘手的问题。张作霖之所以能够做到长袖善舞，与他善于用人有很大关联，在对日外交上，他又特别重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宇霆，另一个是与杨宇霆关系非常密切的常荫槐。
杨宇霆的政治外交手腕非常高明，“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日本的内情知道得很清楚，有许多日方情报供给来源，也因此能够对症下药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周旋。平时张杨配合得相当出色，每当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某种苛刻要求时，张作霖就会以“好，好！我叫杨某来办”的话作答，如果对方想索取书面保证，他便装文盲，以自己不通文墨为由加以拒绝。后来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张作霖在统治东三省期间，之所以始终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正式协定，就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只要张作霖不立字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日方打消、变质或将相关损害减至最低限度。这一方面是因为杨宇霆了解对方底细，掌握着他们的价码和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他和张作霖对日本政客进行多方联络乃至于“收买”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从奉天省府档案中发现，日本要人以至于政党竟然多数都曾从张作霖手里拿过钱！
什么叫手腕，就是他明明很强硬，但还不让你觉得他讨厌。和杨宇霆打过交道的一些日本人对杨宇霆的评价都不低，本庄繁常说：“日本没有像杨宇霆这样富于正义感和能办事的人。”町野也说：“的确，杨宇霆很敢说敢为。”
关内纷争
日本在东北攫取权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继续开口要；另一种是在原有的权益上进行扩展，例如利用南满铁路控制东北交通和军事，同时进行资源掠夺以及侵蚀当地经济。张杨对后者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张作霖在一次讲话中，曾对工商界人士说：“买卖人不要轻看自己，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灭亡了。今天的南满铁路公司，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它是灭亡我们的大本营。”
众所周知，南满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松的。在这方面为张作霖想出对策的人，便是常荫槐。常荫槐负责主管东北的铁路事业，任职期间他大力兴建东北铁路，这些铁路全部都与南满路平行，从而对南满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满铁的营业收入因此大受影响，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降低运费的办法与东北自建铁路进行竞争。
完整的铁路网必须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荫槐还积极筹划在葫芦岛筑建商港，以与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进行对峙。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而葫芦岛连接两大铁路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连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芦岛海港建成，大连港就可能像南满铁路一样逐渐失去作用，最终沦落为一个死港。
日本对此当然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在东北路权交涉中，日方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都不了了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从而使他们已取得的权益“化为泡影”。
打不得，骂不得，逼不得，也吓不得，无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选择走所谓“稳健”道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本人就是稳健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主张日本在东北“不可急进，必须条件成熟，不然就会无济于事”。
在关外与日俄争锋的同时，自恃已有充分实力的张作霖也开始不断介入关内纷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系原先的首领冯国璋去世，曹锟、吴佩孚继起，在这两人的领导下，直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争斗激烈。众所周知，段祺瑞视其首席幕僚徐树铮为自己的灵魂，须臾不可或缺，而徐树铮也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两人可谓是情同父子。因此直系的攻击策略是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徐树铮，要求段祺瑞“亲君子远小人”，罢免乃至处死徐树铮。段祺瑞当然不肯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两派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北洋内部各派中，直皖旗鼓相当，此外就数奉系实力最为强劲，直皖双方也都很重视拉拢奉系。1920年春，段祺瑞派嫡系第九师所部参加协约国组织的“西伯利亚干涉行动”，不久第九师师长魏宗翰奉命代表陆军部前去海参崴一带慰问参战部队，临行前，段祺瑞特地交代，让他在经过奉天时试探张作霖的态度。
魏宗翰途经奉天，张作霖招待得殷勤备至，并且一再对他说：“拥护段总理的武力统一政策，绝不偏袒曹仲珊（曹锟字仲珊）方面。至必要时，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慰问结束，经过双城子时，驻防双城子的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一行送行，并赠送了两袋高粱米，车抵锦州，张作霖的大公子、已任旅长的张学良不仅同样率官兵到站向他们列队致敬，而且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向魏老伯请安。”看到吴俊升、张学良对自己如此尊敬，魏宗翰更相信张作霖的话了。
有了来自奉系的这一系列表示，段祺瑞与直系相争时底气多了不少。由于直皖两派谁都不愿意退让，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逐渐变得不可避免。总统徐世昌原本抱着借直系压段祺瑞的目的，但真的弄到刀枪相对的地步，也就等于把他推上了火山口。为此，他急电关外的张作霖来京调停时局。
1920年6月19日，应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坐专车来到北京，一时间，这位声名赫赫的“关外王”备受各方瞩目。对张作霖来京调解，段祺瑞起初抱有极大期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有言在先，是向着自己的，退而求其次，即便是站在中立立场上调停，最低限度也应该不会偏袒直系。皖系的其他人大多有着类似想法，徐树铮大老远专门跑到廊坊车站，上车为张作霖引路。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曾毓隽则将北京的奉天会馆粉饰一新，准备用作大帅行馆。
直到张作霖前往皖系基地团河拜访段祺瑞时，皖系才蓦然意识到他们的所有美好设想都不过是一厢情愿。
动物般的机警
最大的症结所在仍然是徐树铮。因为私自招兵案，张作霖与徐树铮结怨。就在直皖尖锐对峙前，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凭一己之力，未费一枪一弹，即成功取消外蒙独立，此后开始大力经营外蒙。此为徐树铮历史上最大的功绩，也是段祺瑞引以为豪且不肯撤换或处分他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这同样又引起了张作霖的不快——张作霖统一东三省后，就计划进一步由自己来统一满蒙，徐树铮的所作所为显然与此相冲突。
徐树铮的意见左右着段祺瑞，自然也就代表了皖系方针。于是在需要站队时，张作霖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皖系的对立面也就是直系一边，魏宗翰路经东北时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事先编排好的一场戏而已。
来京之前，张作霖其实早就跟曹锟、吴佩孚穿一条裤子了，调停不过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对段祺瑞施压，逼其不战而降，答应直系的条件。发现自己上了张作霖的当，段祺瑞在大失所望之余，仍坚决不肯妥协，他对张作霖说：“你去转告曹仲珊（曹锟），吴某（指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他要是不服，尽可与我兵戎相见，我不怕。”
张作霖几次去团河与段祺瑞商谈，把调停角色应有的中立公正立场抛弃得一干二净，到后两次，几乎已经完全成了直系的代言人。这让皖系军官们十分火大，徐树铮更是极力主张趁机除掉张作霖，以绝后患，然而段祺瑞向来主张堂堂正正地进行政争，没有接受徐树铮的建议。为免张作霖在团河出现意外，他在谈话中就直接对张作霖发出暗示和警告：“你回你的奉天，别管我的事！”
张作霖来团河不仅带足卫兵，还把早年前随自己闯荡江湖的那支八厘米套筒步枪藏在汽车中，为的就是防备万一，但段祺瑞若真的要下决心扣留或干掉他，仍然有着充分把握，所以在听出段祺瑞的话外音后，顿时吓得不轻，在与卫兵互换衣服后便急急忙忙地逃出了团河。
见段祺瑞放跑张作霖，徐树铮急得直跺脚，连声哀叹：“大事去矣！”就在徐树铮继续派人追杀的同时，张作霖已经迅速离京，他乔装改扮，身着便服，并临时改变了回奉线路，最终得以安全返回自己的奉天大本营。外界对此的评论是“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具有动物般的机警”，还有人把这一对仇家的表情包叠加了起来，“与徐树铮的唉声长叹相反，作霖不觉得意地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嗤笑了起来”。
对于皖系整体来说，放跑张作霖确实是大错特错。1920年7月上旬，张作霖宣布“武力调停”，亲自指挥七万奉军入关，而后又在直皖激战的关键时刻直接插手，形成夹击皖军之势。皖军在与直军交战过程中本已陷入被动，至此士气更加沮丧，最终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方天下落入曹锟、张作霖之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人进行了利益再分配：曹锟在执掌中央政府实权的同时，做出重大同意，同意由靳云鹏组阁。
靳云鹏虽曾是段祺瑞的门生兼重要幕僚，但因与徐树铮势同水火，实际早已与段祺瑞及皖系分道扬镳。他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扶持他，与在东北扶持鲍贵卿是一个道理。
随着皖系的覆灭，张作霖不仅得以操纵北京政局，而且也终于有机会替代徐树铮，把手伸进蒙古地区了。他最早打算控制热河。民初时的热河包括直隶一部和蒙古南部，在行政区划上被称为热河特别行政区，因为与奉天相接壤，关系密切，自然就成了张作霖统一满蒙计划中的第一个目标。
要控制热河，就得把热河都统换成自己人。可热河时任都统姜桂题时年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但驻守热河多年，更重要的是他乃毅军元老，连段祺瑞看到都要敬其三分，张作霖一说要将姜桂题调职，各派都群起抵制，使得他不得不知难而退。
热河暂时拿不下，只得打察哈尔的主意。察哈尔也是一个特别行政区，该地区位于内蒙南端，一左一右分别是热河和绥远。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属于直系，不过他参加直皖战争较晚，也因而得罪了曹锟、吴佩孚，所以很容易就被张作霖和靳云鹏联手撤掉，代之以奉军大将张景惠。
就在张作霖思谋着下一步该如何染指热河、绥远的时候，从外蒙突然传来了惊人的消息。
“亲征蒙疆”
在徐树铮的努力下，中国本已收回外蒙，但因为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被迫将驻扎外蒙的主力部队调入内地参战，仅将一个约一千五百人的混成旅留在了外蒙区域中心库伦。
1921年1月，“旧党”白俄军将领恩琴突率五千余众侵入外蒙，对库伦形成三面包围。接到库伦危急的报告后，总统徐世昌马上命令驻屯张家口的奉军邹芬部进行援救。其时正值严冬，塞外冰天雪地，要想快速横越大沙漠更是极为困难，邹芬只能先派小部队前去救援，自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在守军苦苦支撑一个多月后，因粮草弹药极度匮乏，库伦失守。攻陷库伦后，恩琴一边以外蒙活佛的名义宣布外蒙独立，一边继续向中国内地进犯。
经过直皖大战，早已溃败的皖军当然是指望不上了，北京政府只能敦请直奉两家派主力出征。不料这两家互相推诿，张作霖推举吴佩孚为援库总司令，率直军征蒙，吴佩孚却坚辞不就，说以地理之便，更应该由奉军充当主力。张作霖自己同样按兵不动，理由是中东路关系重大，万难分兵。身为察哈尔都统的张景惠吃不消北京政府一再催促，向张作霖请示怎么办，竟然招来他一阵大骂：“你干什么急着往北进兵，想自己找死吗？”
从吴佩孚来说，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爱国“嘴炮”，向来爱骂别人是卖国汉奸，自己则“为中国民族而战……为国人争人格”，但是谁也没看到过他去北疆收复过什么失地，或是跟他口中憎恨的“倭寇”干上一仗，倒是打内战打得十分起劲。
张作霖与吴佩孚一样，都怕因此损兵折将，失掉和对方的兵力平衡，就此而言，当时南方革命党人骂他们是军阀，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冤枉之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即被他们口诛笔伐的徐树铮和皖系，在实际行动上反而比他们更符合国家利益。
除了担心损耗实力这个共同点外，张作霖之所以迟迟不肯出兵，还有属于他的顾虑。当时远东国际形势十分复杂，“新党”苏俄主要把精力用于应付协约国方面的干涉，一时无暇东顾，日本便趁机借助白俄军的力量，向远东进行渗透。直皖大战前，徐树铮在外蒙即遇到了日本的阻力，只是当时皖军投入外蒙的兵力较强，日本才未能得手。此次外蒙独立，表面是白俄军作怪，背后实质是日本人在作祟——恩琴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力扶持，他的白俄军里面除了俄国人外，还有日本人。
张作霖与日本打交道并非一日，深知日本对外蒙早有觊觎之心，他唯恐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征蒙，不但难以取胜，而且会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报复。
当然张作霖内心里还是想借此机会收复外蒙的，毕竟外蒙也在他的统一计划之内，而且当时舆论对他也有一定压力。比如《申报》就把库伦失陷归咎于奉军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救援，该报还讥讽奉军是“贪鄙小人，懦夫怯卒，差足当之。名曰武人，尚属过誉矣”。
外蒙是要打的，而且必须我来打，但是得等待时机！张作霖一面与中央讨价还价，一面暗中命令张景惠、邹芬做好出征外蒙的准备。
见奉直双方在征蒙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北京政府只得在天津专门召开会议，对此进行研讨。此时在张作霖的一再要求下，中央松口答应拨付三百万元作为“征蒙费”，张作霖认为征蒙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在会上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亲征蒙疆”。
张作霖既愿主动挑担，北京政府自然是如释重负。1921年5月30日，总统徐世昌颁发命令，特任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享有指挥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的权力。
内蒙本由热、察、绥所组成，现在被张作霖以征蒙的名义一蹴而就，帮他解决了原来最为头疼的一个难题。如果北征外蒙再能成功，那么统一满蒙计划便大功告成，他就能从“关外王”成为事实上的“满蒙之王”了。面对这一远景，张作霖很是激动，他在怀仁堂外蒙大会上当众表示：“事若不成，暴尸疆上。”
此时，外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恩琴率白俄军主力北上进犯苏俄境内的远东共和国，结果大败而归。看到支持他独立的俄军元气大伤，外蒙活佛慌了，急忙派密使赴京，谋求和平归附。与此同时，苏俄击破了来自欧洲方面协约国的威胁，主力逐渐东移，迫于苏军的压力，日军准备从远东滨海地区撤军，暂时也不再关注外蒙。
这本是张作霖实践诺言，一举收复外蒙的绝佳时机，要知道兵贵神速，当初徐树铮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兵临库伦城下，从而收获全功的。可是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后，想到的不是立即出兵外蒙，而是怎样先消化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先是忙着用政府拨下的三百万元“征蒙费”扩充奉军编制，继而又派兵强行在热河过境，从而与热河老都统姜桂题发生冲突。
为了让张作霖尽快征蒙，北京政府不得不出面将姜桂题调职，然后再按照张作霖的要求，委任奉军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此后，驻丰台、廊坊、马厂的奉军纷纷调防，声言开赴蒙疆，实则都没有开拔。徐世昌、靳云鹏再三促请，张作霖的答复都是准备不足。
烫手山芋
张作霖倒没有说谎，回奉天后，他就召集了东三省征蒙会议，为征蒙抽调兵力和筹集物资。在他的指令下，奉天兵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武器，但还得觉得缺口太多，于是又从上海购入步枪五千支，从汉口兵工厂购入子弹数百万发。
甚至于张作霖把他压箱底的宝贝也倒腾了出来。直皖战后，奉军从皖军手里缴获了一批飞机，他决定从中拨出四架或六架随队征蒙。那些天里，奉天人时常能看到飞机在空中连续不断地进行训练。
问题是，连张作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才算准备充足。因为他要避免过多的人力物力损失，便把“以武力求和平”作为自己的征蒙方针，其实也就是不停地在家里倒腾，指望着既增加征蒙的胜算，又能使外蒙活佛和王公感到害怕，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就在他拖拖拉拉，左顾右盼的时候，正对外蒙予以密切关注的苏俄政权采取了新的行动。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契切林致电中国外交部，声称苏军必须进入外蒙境内与白俄军作战。
苏俄的这一声明，完全打乱了中方的征蒙计划。徐世昌、靳云鹏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们一边通过外交部拒绝苏军入蒙的请求，一边促请张作霖加速进兵。电报发到奉天，张作霖还是“准备不足”，不过与原来稍有不同的是，这次他已经掂出了征蒙的分量。
俗话说得好，看人干活不累，原先见徐树铮在外蒙建功，似乎轻轻松松，等到张作霖真把活接过来，才发现颇不轻松：对外蒙的具体情况，奉军之中包括张作霖自己在内，都不是很熟悉，加上又是悬兵万里，在物资奇缺、运输困难的漠北作战，几乎每一个细微环节处理起来都令人挠头。
为了鼓舞士气，使部卒们克服畏难情绪，张作霖决定像原先许诺的那样，亲自带队出征外蒙。幕僚们劝止道：“漠北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还请大帅留后坐镇全局为好。”张作霖故作轻松地说：“我曾先后两次到过库伦，熟知水陆交通，攻打外蒙，并非你们想象的那样困难。”
张作霖把亲征的日期定在7月26日上午，计划看上去很宏伟也很完美，可惜的是苏俄不会承认这个时间表。6月28日，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苏军抢在奉军正式出兵之前，进入外蒙围剿恩琴，并于7月6日攻占库伦，恩琴残部仓皇逃遁。7月12日，苏军将原先一俟消灭白俄军，即退出外蒙的声明置之脑后，他们在掌握外蒙实权后，即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至此，北京政府拟定的种种征蒙言略通告破灭。
张作霖的“亲征蒙疆”亦成画饼，他对外表示“蒙疆已无匪可平，无须派大军前往，只需政府派人与苏俄接洽，交还库恰（指库伦和恰克图）即可”。按照张作霖的实际意图，他是想把外蒙问题再推给北京政府，可是既然苏俄已控制了外蒙，其棘手难度显然还要超过以往，这块烫手山芋如今谁都怕捡，所以徐世昌、靳云鹏还是命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的身份与苏俄交涉，以求相机收蒙。
苏俄占领库伦后，嘴上说愿将库伦和恰克图无条件交还中国，实际与它对待中东路等问题一样，不过在施欲擒故纵之计而已。他们所派的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优林在与张作霖谈判时，对交还库伦一事一再出尔反尔，提出各种苛刻条件。张作霖系以中方代表出面，所以在谈判中始终能以国家主权为重，对优林寸步不让，双方谈了很长时间，但毫无进展。
苏俄不肯归还库伦的理由之一，是恩琴尚在逃亡途中。8月25日，恩琴被苏军擒获，随即遭到处决，余部四散溃逃。北京政府认为这是促其归还的一个好时机，因而又组织了新一轮谈判，但苏俄根本无意将外蒙归还中国，不过是以谈判换取时间，造成苏控外蒙的事实而已。11月5日，苏俄与外蒙地方当局签约，承认外蒙完全独立。
年底张作霖受访时，有人问道：“大帅，蒙古事情，不知现在怎样了？”张作霖的回答是：“蒙古事不成问题，只要中央政府稳当，我便可把它收复回来。现在中央乱七八糟，收回问题，无从接洽。”又问：“听说俄国赤党（指苏俄）在库伦驻兵很多，不知确否？”
“不用听外边乱说，其实只有三四百人，不成问题。”
事实是，对于外蒙问题，张作霖已经既无心也无力，他如今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关内争霸。
官胡子
1921年冬，张作霖自京返奉，途中下榻姜家屯。出现在姜家屯乡人面前的张作霖一手撑手杖，一手拿纸烟，他身材不高，白面黑发，态度文雅得像文人，而不是一个武夫。
不过这只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以时政观察家的角度来看，张作霖有着迥然不同的形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往访张作霖，他见到的张作霖“面色红润，两目常下垂，发言时偶尔举目一视，虽对外宾表示礼貌，但其骄人凌人之概，时时显露”。
当着孟禄的面，张作霖纵论国内政坛百象，且一语惊人：“中国大病，在‘官胡子’太多！中国大多数官吏，都是吃干薪不做事，国家焉有不穷？政治焉有不坏？这一些王八蛋，应当把他们都宰杀个干干净净。”
张作霖认为当时的督军省长、总长督办，全都是该杀的“官胡子”，因为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做两三年官，便称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哪来那个钱，还不是小民的！”
身为民国的封疆大吏，张作霖一方面说自己也算“官胡子”，也该杀，但他又为自己辩护说，任职以来，他拿的省长薪金、督军薪金，几年下来积攒了五百万，全在官银号放着，分文未动（张作霖的个人生意庞大，生活中主要靠这方面开支）。
张作霖抛出“官胡子论”，不是要朝其他省的同僚开炮，而是剑指中央政府。他先将唾沫星子喷到时任总统徐世昌身上：“大总统的家人，有一人兼十来个差的，总统是一国的表率，竟任家人这样，真真岂有此理！”接着便数落起了靳云鹏内阁。
靳云鹏是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一手扶上马的，但上台后在财政上焦头烂额，穷于应付。尤其是1921年11月，北京爆发金融风潮，国内催饷，国外逼债，令靳云鹏几乎陷入绝望境地。张作霖曾在北京目睹金融风潮的可怕，“国家银行，弄糟到这步田地，成何事体”？
虽然自己一度是靳内阁的铁杆支持者，但面对此情此景，张作霖仍对靳内阁产生出了恨铁不成钢之感：“外国人每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不过钱都入了官吏的私囊。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
说起财政危机和外债，张作霖在任上也遭遇过，不过凭借王永江理财，他不仅成功地渡过危机，而且还可以拿出来自诩：“我接奉天省事情的时候，奉天欠两千万外债，现在不到六年，我把这些外债都还干净了，另外还积了两千万出来。”
以此及彼，让张作霖有了为别人指点江山的底气：“拿奉天省作个比例，可见整理全中国的财政也是不难的。全国这点外债，东三省若发展发起来，使使劲，只三省之力也可还清了。”说到兴奋处，他甚至夸下海口：“只要我姓张的今天发一道命令，使人民每人摊多少公债还外债，不数日就可把钱凑齐。”
虽然没有真的下过那道“命令”，但据张作霖说，是他在紧急时候拿出奉天的省款，筹了三百万接济，国家银行才未倒闭，而他帮了中央政府，非但没落下好话，还惹来非议。张作霖对此愤愤不平：“这些浑蛋报纸，又说我有什么野心，什么条件，真是放屁。我是干干净净无条件接济的，丝毫没有什么野心。”
事已至此，张作霖也不打算再支持靳云鹏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了，他对孟禄说：“外边人常常不问缘由，责我们不服从中央命令。不知道像这么糟的中央政府，叫人怎样服从啊？”又就靳内阁表明态度：“外边都传说我赞助靳内阁，说他是我的亲戚，全是胡说。我何尝赞成他。他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我还赞成他吗？我告诉你们吧，中央政治不久就得变动一下。”
张作霖与孟禄谈话之前，中央政局果然发生了大变动。1921年12月17日，靳云鹏宣布内阁总辞职。一周后，梁士诒内阁成立。
虽然张作霖口口声声“朝野没有一个好东西，把他（指靳内阁）推下去，再来一个，还是那样”，但实际梁士诒内阁也是由张作霖所全力扶持，包括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也进入内阁，当了陆军总长，所以外界也称其为“奉系内阁”。
好好治治他
新任国务总理梁士诒秉承过去段祺瑞皖系“务实外交”政策，利用条件较为优厚的对日借款来缓减财政危机，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也为中国争取到了部分权益。应该说，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件事上，梁内阁做得并不是很差，可是这也并未能让他们避免被倒阁的命运。
直系对梁内阁持不支持态度，梁士诒就职当天，吴佩孚甚至连封贺电都没发来。这使梁内阁自然而然只能对奉系一边倒，致使张作霖在中央的发言权高到极点，而直系的中枢地位则几乎降到了零。反过来，这又更增加了直系对梁内阁的不满。
吴佩孚一边密电各省直系督军逼宫，一边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给梁内阁猛扣卖国贼帽子。报纸上三天两头能看到这位前清秀才激情洋溢的妙文，比如“我国不乏爱国健儿，到时恐怕火烧赵家楼的旧剧又要重演”，又如“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可这个卖国的内阁”。
吴秀才的文笔是如此之好，以致当时的国人把他的通电当作国文范本或“新古文观止”，都说读了这些文章，就不愁文思不畅，文笔不雄健了。
中国人通常都是感性的，并不太注重理性思考，没有人会去认真剖析每一件事内部的是是非非。结果是吴佩孚仅发了连续几天的电报，未用一兵一卒，便使梁士诒放弃了继续主持内阁的勇气，弃职逃往天津。
吴佩孚此举令张作霖愤怒至极。其实他和吴佩孚之间早就互相都看不惯对方了，张作霖自恃是堂堂封疆大吏，而吴佩孚到直皖战争时也只不过是个师长，照他的话说“我国师长多达数十名，即使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至于吴佩孚，同样也不把张作霖认在眼里，他认为自己是秀才，秀才遇到兵，尚且有理讲不清，何况张作霖以前还是个土匪头子呢？
你还别说，张作霖若论地位，虽然与当年绿林时期已不可一日而语，但他的那点德性真就没怎么太变过。直皖一战，直军是主力，奉军只是配合，坐收的是渔人之利，可是战争一结束，张作霖就给张景惠下达紧急命令，让张景惠抢在直军前面，从皖军的军械上捞油水，“别的都不用管，赶紧划拉去吧”。
张景惠得令，真就拿出“砸窑”的劲头，把能抢到的东西都抢到了手，连已被直军得到的两个空军探照灯也被他们夺了过去。
吴佩孚得报后大骂奉军是土匪，他朝着曹锟大发牢骚：“张作霖真不像话……南苑和东直门库房的飞机、军火被他们搜劫一空，这还不满足，居然把我们接收到手的探照灯也硬给抢走。这样的‘红胡子队’，今后怎好合作？”
曹锟听了也很是不满，大骂道：“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两个坏灯还要。”
骂归骂，当时直奉刚刚联手打败皖系，也不可能两家马上又自己打起来。曹锟、吴佩孚只得忍着气，继续在天津与张作霖开“分赃会议”。会议期间，张作霖频频驳斥曹锟的意见，吴佩孚见状发言反驳，意思是你奉军不过是在皖军主力已被我击溃的情况下，才中途参战的，等于是从我们手里夺取胜利果实，有什么可居功自傲的？
吴佩孚说话跟他写文章类似，一向尖酸刻薄，张作霖当场非常难堪，他愤然变色，对曹锟说：“三哥（曹锟在家排行老三），今天这个会，是咱俩商议要事。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好几个师长呢！”
张作霖此言一出，吴佩孚下不来台了。他气呼呼地站起来拂袖而去，出来后对他的幕僚人员说：“他张胡子自己觉着不错，我不得势则已，一朝得势，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认识认识我这师长！”
如今的吴佩孚早已由师长晋升为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挑翻“奉系内阁”也可以说是他得势之后对张作霖的一次凌厉反击。
张作霖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展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以及直军整体所拥有的实力，都让他不敢贸然站出来与直系单挑。为了增加胜算，他决定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其他反直力量进行联合。
最早主张建立反直联盟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擒贼擒王，首先打倒直系，为此他一边打算回广东重组政府，进行北伐，一边号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曹锟）吴（吴佩孚）”。后者就是所谓的“三角反直联盟”，或曰“孙（孙中山）段（段祺瑞）张（张作霖）合作”。
革命党人与段、张自然不是一路人，孙中山对段祺瑞的看法尚可，认为段“反袁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徐树铮取消外蒙独立时，他还曾致电祝贺。但张作霖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形象要差得多，孙中山视他为“过去的土匪头子”“列强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的土皇帝和军阀”。之所以要联合他们，当然只是为了倒直的需要，例如在平息党内关于联合段祺瑞的异议时，孙中山解释得就很明白：“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此说当然也适用于张作霖。
海外侨胞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资源。有一段时间，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孙中山就以此为契机，派东北籍党人宁武带上华侨资本家的信，前去天津联络正在参加“巡阅使会议”的张作霖。
好事多磨
宁武到天津后，先通过一些社会关系结识了张景惠，再由张景惠介绍与张作霖会晤。晤谈中，张作霖对华侨投资葫芦岛海港表示欢迎，宁武趁机说，要让华侨来投资是没有问题，不过外面谣传直皖两系又要动刀枪了，时局不定，华侨怕把钱往海外扔，所以很是担心。
这么说只是为了切入正题。在转弯抹角扯了一阵后，宁武见张作霖确实对直系有反感情绪，这才开始试探道：“听说段祺瑞已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好了，合力推翻曹、吴，如果各方面能协同动作，安定大局，华侨投资就好谈了。”
张作霖一听就明白了宁武的真实身份及目的，他马上很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先生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儿？”
张作霖问的是段，其实指的也是他自己，即孙中山为什么肯放下党人和北洋之间的恩怨，与他们进行合作。宁武当然不能把自己党内讨论的那些东西向他和盘托出，于是便只有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张作霖不会革命，但他知道合作反直的好处。经过和幕僚们商议，他向宁武表示可以试试看，并派自己少将副官带着问候信，随同宁武去拜见孙中山，这样孙、张之间便建立起了初步联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年秋天，张作霖来北京，特派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邀宁武到京会谈。其间，曹锟突然来见，而且一进门就嚷：“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呢？”
张作霖忙矢口否认，让曹锟不要听信外界的胡说八道。曹锟为人忠厚老实，不知道旁敲侧击和玩阴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当即拿出两封信给张作霖看。
这两封信是其他革命党人寄给宁武的，信里牵涉到了宋文林。张作霖见了，赶紧就势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宋文林，还下令张景惠把宋文林扣了起来，以此敷衍和打发了曹锟。
曹锟这么一迫一闹，反倒对孙张合作起了促进作用。次年张作霖在奉天直接会见了宁武，他对宁武明白表示：“现在国家成了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去先联络一下。”随后他便派李少白带着密码本，随宁武去南方晋谒孙中山。
宁武认为孙张合作已经快接近于瓜熟蒂落，回去后即对孙中山说：“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然而好事多磨，报上不久就登出消息，说张作霖派代表某某赴桂林密商，要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张作霖嘴上恭维着孙中山如何如何，却并无拥护对方为大总统的打算，他以为是南方党人利用李少白对政治内幕不了解，预先捅出去的消息，见到李少白后不容对方分辩，就破口大骂：“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
骂完李少白，张作霖立即命人发电，否认李少白是他的代表以及报上所登载的消息。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南边人我们斗不了，什么合作，算了吧。”
第二天，宁武求见，张作霖余怒未消，他连珠炮似的对宁武说：“现在是共和国，你们革命党明明知道总统是选出来的，不是我张某一个人说了就成啦，为什么要登报造谣言？看来还是我自己动手打姓曹的吧，胜败都不管，什么与广东合作，算啦，算啦！”
宁武跟他解释，李少白在桂林并没提过大总统问题，报上的消息只是政客造谣，为的是破坏粤奉合作，进行挑拨离间。经此提醒，张作霖才作恍然大悟状，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
在与宁武的谈话中，张作霖还提到，有人告诉他，两广遍地是匪，孙中山没有力量北伐，至少几个月内办不到。宁武澄清说现在两广不是这个样子了，同时他还向张作霖转达了孙中山的原话：“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行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
张作霖听了颇为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他让宁武密告孙中山，称只要革命党在南方率先北伐，他立刻派兵出关响应。
欺人太甚
如果能像直皖战争那样，其他力量先打头阵，把直系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然后奉系再出兵，以举手之劳取得决定性胜利，实乃张作霖求之不得的结果。孙中山在这方面也没有欺瞒他，没过多久，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随后孙中山驻节桂林，准备亲率大军北伐。
可是北伐要真正启动起来并不容易，内部粤督陈炯明表示反对，外部湘督赵恒惕又不敢假道，致使迟迟难以成行。张作霖很是失望，他把孙中山叫作“孙大炮”，在内部谈话中说：“一个孙大炮天天嚷北伐……”
除孙中山外，段祺瑞也与张作霖达成了合作推翻曹吴的密约。尽管段、张在直皖战争中为敌，但他们一度良好的私人关系并未中断，战争结束后，吴佩孚曾经想抓住段祺瑞不放，又是张作霖采取力保的态度，才使得段祺瑞能够安然无恙。
时过境迁，如今奉张既已与曹、吴为敌，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心东山再起的段祺瑞便很容易和他走到了一起。与孙中山相似，段祺瑞在北洋属于他那个圈子里，同样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虽然他早已倒台，无官位爵禄可施与人，但四面八方肯给他打听消息和跑腿的人仍然非常多，这也成为他可以与张作霖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政治资源。
在段张密约中，双方说好由段负责对直系内部进行策反，张则负责相应的费用。可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渠道以及害怕走漏风声，段祺瑞在派人往奉天取款的过程中颇费周折，从而也使得策反行动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
“三角反直联盟”，孙中山行动迟缓，段祺瑞无所作为，张作霖暂时只能靠自己。他采取离间术，给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发去一封电报，说：“吴小二非善相与者，公如不悟，再宠信之，将来难保不为殿前检点。”
“吴小二”指的是吴佩孚，因其在家中排行老二，张作霖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很不好听的雅号。“殿前检点”是一个典故，说的是后周时皇帝柴荣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结果柴荣一死，赵匡胤便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天下。张作霖以此暗示吴佩孚不安其位，是曹锟身边的赵匡胤，一有机会就会夺他的位子。
可是张作霖的挑拨离间，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曹锟其人大智若愚，很会使用部下，吴佩孚虽是他的下级，但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岂是外人可以随便忽悠的？
就在曹锟考虑该如何回复张作霖的时候，有人建议说：“子玉（吴佩孚字子玉）是咱们团体的中坚，不论免他的哪一个职务，都必然会使大家离心离德。况且这样做，也太示人以弱了。不过子玉总与奉天抗衡下去，也不是什么好办法，大帅要劝止他才好。”
曹锟听从他的建议，派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并带去相关的处理办法。吴佩孚也依其要求，在张作霖四十八岁寿辰之日，给张作霖拍发一电，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再反对现有内阁人选，并对想出任内阁总理的鲍贵卿加以称赞。
这本是曹锟用以麻痹张作霖，缓和矛盾的权宜办法，可是张作霖却会错了意，他以为自己的离间之策已经得手，大喜过望之余，胃口居然也跟着变大了。
当天，曹锟的弟弟曹锐来奉天为张作霖祝寿。其间，张作霖又说了一通吴佩孚的坏话，然后问曹锐：“令兄是要亲家，还是要属员？”
直皖战争结束后，为加强与直系的政治联盟，张作霖与曹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这一问颇让曹锐作难，只好答道：“我三哥没有别的意思，遇事作梗的不过是吴子玉一个人，但是他已责备过了。”张作霖听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吴小二是什么东西，他也配干涉我两家的情义和国家大事吗？”
趁着曹锐诺诺连声，张作霖开出了自己早就想好的价码，而当曹锐带着这些价码回去复命时，把曹锟惊出了一身冷汗：张作霖共提出三个条件，除梁士诒必须复职外，还包括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划归奉军驻防，以及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
如果说第一条尚可商量，后两条可谓直指直系要害，已打破了曹锟所能容忍的底线，简直可以和当年直系向皖系叫板时的情形相提并论了。曹锟马上在保定召开直系军官会议，将张作霖的三个条件公布于众。军官们听了群情激愤，都认为张作霖欺人太甚，实在是太不把直系放在眼里了，既然如此，他们情愿豁出去与之拼个你死我活。
众人的支持让曹锟解除了顾虑。他当即向秘书口授一份拍发给吴佩孚的电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想照例改成文言，曹锟摆摆手：“不必，速电发。”
直奉终于彻底撕破了脸。1922年3月，南方传来消息，孙中山免陈炯明职，移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这使张作霖更倾于向直系动手，不过他也深知此次若与直军对决，绝不会再像以往那么轻松，因此特地召集军事会议，以便对是否要入关作战进行最后定夺。
隐忧
自杨宇霆受徐树铮私自招兵案而失宠被贬，张作霖先提升张作相为奉军参谋长。张作相出身草莽，不谙军事，办事多不称张作霖之意，张作霖只好让他接替孙烈臣，转任第二十七师师长。
张作相之后一度出任奉军参谋长职务的是一个叫秦华的人。秦华也曾留学日本，但论能力亦远不及杨宇霆，张学良的印象是“我父亲不喜欢他，这个人无用”。几任参谋长对比下来，张作霖认识到还是杨宇霆最为称职，他常对左右说：“你们办事都赶不上邻葛（杨宇霆字邻葛）。”
眼见得大战将起，身边不能没有一个善于出谋划策之人，张作霖终于回心转意，让人发电召还杨宇霆回奉。杨宇霆回奉后即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辅佐张作霖主管军务。
在讨论是否要对直开战的军事会议上，众将意见纷纭，张景惠、张作相乃至杨宇霆都不主张打。二张是粗人，实际讲不出什么道道，翻来覆去说的，不过是奉军力量尚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不如仍捧曹锟为首，大家依旧相安无事这些，与奉系实际所必须面对的局面相去甚远。杨宇霆则了解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在他看来，如今的奉军虽然数量更多，盘子更大，但素质和军纪方面相比他在任时却下降很快，几乎又被打回到了原形。
杨宇霆的隐忧在张作霖的日籍幕僚那里得到了部分验证。张作霖原来一共有两个日本军事顾问，一为町野，一为菊池。菊池离职时，日本参谋本部本拟以土肥原贤二接替。町野预先得知了这一内部消息，他就对时任参谋长秦华说：“土肥原做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请把此事转达张作霖。”
町野虽是个日本人，本身也负有日本政府所给予的秘密使命，但他拥张是真心的，站在一个幕僚的角度，亦有与张“共生死，取天下”的意愿。用他的话来说，他与张作霖一直是“形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同样，张作霖对町野也很信任。町野曾经自得地说过：“张作霖一做决定，就是他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当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
听町野这么一说，张作霖立刻明白土肥原不是什么好货色，于是就对日方提出要“退货”。日方问他究竟要谁，张作霖点了铃木美通，因铃木另有任用，抽不出来，日方便将本庄繁派了过来。
本庄繁参加过日俄战争和西伯利亚干涉，又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任兵法教官，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手。他到奉天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看出了奉军训练不足的弱点。当张作霖征询他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以此种训练恶劣的军队与直隶军（即直军）作战是无把握的，应当自重行事。”
张作霖虽然也清楚自己部队的不足，可是并没有想得有多么严重，相对而言，他更倾向于听取町野的意见。町野是日本人中最坚决的拥张派，他经常对张作霖说：“只要你生存一天，我一定卖命做你的顾问一天。”有一次，张作霖对他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
虽然都是半开玩笑，但町野确实很早就与张作霖“相约取天下”，对入关争霸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自然赞成入关作战。见町野主战，张作霖便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决计与直军一战。
奉天军事会议的最终决策尽管属于内部最高机密，但外界也渐渐有所知晓。当时吴景濂在非常国会担任众议院议长，他的母亲去世了，与吴景濂接近的朋友同僚纷纷赴东北进行吊唁。丧礼结束，客人们陆续返回关内，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张作霖正重礼优待西南专使伍朝枢，并已约定孙中山由湘赣进兵北伐，拟南北夹击直系。
吴佩孚见张作霖如此蓄谋，料知战争已不可避免，赶紧预作准备。他首先想方设法破除“反三直联盟”：与陈炯明取得联络，双方订立了统一南北同盟，同时扶持贵州、云南的地方诸侯，以牵制孙中山的北伐；取得驻于上海的北洋海军的支持，使得属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敢轻举妄动。
接着转往北方。河南督军赵倜心有异志，本准备做奉军内应，吴佩孚察知这一情况后，一边明言会永久维持赵倜的地盘，一边把赵倜的弟弟赵杰列入前线作战行列，让赵倜即便想“造反”也得有所忌惮。
投鞭断长江之流
1922年3月31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以换防为名派第二十七师入关。吴佩孚得到的情报是，其余奉军也正在新民、锦州一带进行集结，只要张作霖一发布动员令，就将大举入关。
面对大兵压境，吴佩孚表面强装镇静，内心其实非常焦躁。他一边加紧部署战事，一边托人向各处发出通电，请张作霖对他予以谅解。在奉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吴佩孚的缓兵之计注定难以收到效果。4月9日，张作霖发布总动员令，奉军开始大批入关，并在天津的军粮城进行集结。
这一期间，吴佩孚不断接到奉军兵车络绎进关的报告，外界对此的评论是“奉军沿京奉线如怒涛一般越过山海关南下，开进华北地区”。不过奉军气势虽足，但在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原来可以对他们进行策应的力量都已被吴佩孚提前控制住了，而且由于奉军是先出手的一方，国际社会更同情和支持直系。在张作霖原来的计划中，他是要先发制人，打直系一个措手不及，继而获得四方响应，至此这一期望完全化为泡影。
4月中旬，奉军已大部入关，而吴佩孚也已完成全部的军事部署。双方讨敌骂阵，互相揭短，都拼着命地往对方身上泼脏水，吴佩孚抓住张作霖的“胡子”出身不放，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比作是安禄山、史思明，说他的存在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耗完唾沫星子，便是要真的互砸板砖了。4月29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哇哇叫着向直军扑了过去。
当时的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除中路因为两边均未配备主力，战事不太激烈外，其他两路都打得分外激烈。开战之初，直军基本被奉军压着打，西路几乎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东路虽然没这么糟，但也节节败退。
奉军之所以一上来就能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击”，首先是因为兵力装备上与对手有较大差距。吴佩孚尽管也集结了十万兵力，可是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要用来巩固后方，无法调到前线。奉军能够直接开到一线作战的部队则高达十二万五千人，几乎超过直军的一倍。重武器方面，直军勉强拼凑了一百门大炮、一百挺机枪，奉军在此基础上大炮多了五十门，机枪多了一百挺。奉军军官们对此扬扬自得，夸口道：“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
其次是直军自身指挥不力。东路的彭寿莘第十五师乃直军劲旅，但彭寿莘因丁忧（即遇到父母的丧事）请假不在军中，及至开战才匆匆赶回师部。身为直军总指挥的吴佩孚则坐镇洛阳，并未亲临前线。
不过直军也有直军的优势，它的老底子是清末时的北洋第三镇，有着很长战史，士兵多是老兵，久经训练，身经百战。在熬过奉军一开始发起的冲击波后，他们的这一优势迅速呈现出来，即人虽少，但精干有战斗力，打起仗来不仅凶悍顽强而且不急不慌。
奉军仍然占据着主动，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完胜对手。一名新闻记者赴前线采访，看到两边机关枪对射不止，大炮打出的开花弹自头上飞过，呼呼作响，一经着地，震耳欲聋。当奉军步兵进攻时，前队士兵受伤倒地，后队士兵立即上前补缺，受伤士兵则被救护队送往救护处治疗。在前线阵地的后方，“火车、骆驼及各种车辆，自北京运援兵军需赴前线者，络绎于途”。
战场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双方战成一团，不相上下，这就给直军扭转战局创造了机会。吴佩孚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此次迟迟不到一线，不是怕死，而仍然是担心河南督军赵倜给他出幺蛾子——虽然事先施了恩威并施之法，然而若是他吴佩孚亲到前方，赵倜还是可能会乘虚而入，到时豫省直军兵力又无法与之抗衡，河南一失，直鄂必然要中断联络，战事非败不可。
想要把自己腾出来，只能依靠客军。曹锟时代的直系与冯国璋时代的老直系不同，它所指的直军仅限于曹锟所部，也就是曹锟培养出来并始终在他部下任职的官兵，不在其列的便都统称为客军。关键时候，吴佩孚决定征用两支陕西客军，指挥者一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一为潼关镇守使张锡元。
对直系内部情况不太清楚的人，常爱说曹锟无能，是吴佩孚替他打了天下，实际上曹锟在很多方面比吴佩孚还要高明得多，尤其气量宽宏，很善于用人。冯玉祥最早时在很多地方都不受欢迎，但曹锟能够接受，因此冯玉祥便归附了直系。张锡元则是与吴佩孚有历史关系，清末时张锡元在骑兵学校任教官，吴佩孚是学生。直系走红后，张托人向吴表示愿附直听从指挥，吴佩孚自然表示欢迎。
在直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吴佩孚下令冯玉祥、张锡元出陕相援。当时的陕西连年战乱，经济非常困难，丁赋预征甚至已达到二三十年，到了征无可征的地步，而客军偏偏还特别多，实在是僧多粥少，所以冯、张都想出陕找主路，吴佩孚命令一到，二人即马不停蹄地率部从陕西开来河南。
1922年4月30日，吴佩孚收到电报，得知冯玉祥已率兵出潼关，其前锋李鸣钟旅及张锡元自率的一个旅已到达洛阳，他这才放心地把洛阳和郑州一带的防务交给冯玉祥，自己赶往前线。
胡子军
到达前线后，吴佩孚对东路进行重新部署，命令彭寿莘等人不得再退，接着便坐镇西路的良乡进行指挥。通过侦察，他发现奉军在布阵上存在弱点，于是急调张锡元、李鸣钟两旅星夜来援。
当两旅兼程到达良乡时，正当直军疲惫不堪之际。曹锟也正在良乡督战，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援兵，并且对张锡元说：“老兄来得及时，请大力帮忙，火速开到前线去。”
吴佩孚令李鸣钟旅附奉军之背，实施迂回攻击，张锡元旅则会同直军，从正面出击。当时直军战壕里二三十步才有一个士兵，而且精神不振，援军的出现令他们又重新振作起来。
奉军西路总指挥是张景惠，他本以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攻下吴佩孚的老营指日可待，现在看到对方忽然从正面出击，而且还有生力军进行抄袭，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总统徐世昌又在此时对张景惠说：“位于北京附近的三个师，与吴佩孚相通气，有攻击奉军后路的可能，因此（奉军）以后退至北京以南、长城一线为万全之上策。”徐世昌本偏向于奉系，奉军入关时打的就是“奉令拱卫京畿”的旗号，可是他向张景惠提供的这份似是而非的“情报”却给奉军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奉军各级官佐多数起自草莽，他们不学无术，故步自封，平时愚昧而好自用，战时又因对现代军事知识讳莫如深而喜欢任意瞎指挥。张景惠就是如此，他听信了徐世昌的话，想到如果真有这么多反叛部队从背后打过来，奉军不但要遭遇双重包围和前后夹击，而且察哈尔与前线之间也将被打进一个大楔子，那么自己的地盘就保不住了（张景惠的正式职务是察哈尔都统）。
在未征得张作霖同意的情况下，张景惠便擅自下令西路奉军全线撤退。他们前脚刚撤，吴佩孚后脚就从俘获嘴里获知了消息，于是当即电令张锡元旅实施追击。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的奉军，究其实还只是一支“胡子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利用东三省的“胡子”替自己效力，日本人曾对“胡子”的作战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胡子”看似相当于日本的浪人或者无赖流氓之类，但实际上已是一种军队，具备班、排、连的战斗机能，同时“胡子”还具备许多突出优点，比如“习惯骑马而擅长马术，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其行动进退之机敏灵活令人惊讶”。正因为这样，一些较为悍勇的“胡子”在实力上往往可以压倒前去围剿他们的官军。
另外，尽管在局部战斗中堪称优秀，但“胡子”的整体秩序和统制能力都非常薄弱，也就是说，若不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胡子”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有限，最多只能止步于班、排、连这一级。很多依附于日军的“东亚义勇军”都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此类匪团马队，不能对敌展开正规进攻，凡遇优势之敌攻势，甚至一发炮弹攻击，其主将即带头逃跑，敢于抗敌到底者为数甚少。”
当张锡元旅发起追击时，奉军“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缺点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各部都只顾着逃命，几乎是草木皆兵，撤退也变成了大溃退。西路的惨败又很快波及东路，在吴佩孚集中兵力发起猛攻后，各部多数已失去战意，纷纷向军粮城溃退。因奉军军纪不佳，败兵到处骚扰，沿途老百姓曾立石碑咒骂：“奉军败退，争相奔命，跑得烂泥洼子冒烟！”国外观察家更是视为笑话，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军队是假如一个支队的军队退却，便犹如野生动物一只逃跑，会立即引起全群逃跑一样，将导致全军一泻千里的退却。”
为了挽回败局，张作霖亲临前线指挥，他给东路总指挥张作相打去电话：“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只有梦里相见。”
张作相的军事才能和定力并不比张景惠高明多少，且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几句狠话又岂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奉军已处于崩溃状态，是谁都阻止不了的。
张作霖急得双眼冒火，他在指挥部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为了不丢面子也绝不能逃跑。且看天津一战，一决雌雄！”
张作霖还想在天津再打一下，但以奉军的状态，显然已非常不现实。一旁的本庄繁赶紧劝说道：“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案，但从兵力素质而言，不易取胜。与其冒这样的风险，不如到适宜地点进行休整，以图再战。”
本庄繁虽然对入关作战持有异议，但战争开始后，就改穿上中国的粗布军装，和町野一起随张作霖征战。其间，他不仅视察阵地，而且参与制订了奉军的大多数作战计划，所以深知战场的实际情况。本庄繁认为应先退到滦州，在那里对败退部队进行收容休整，以防被衔尾追击的直军攻入关外。
町野对本庄的意图表示赞同，随后又附在他的耳边低语道：“滦州与秦皇岛靠近，如果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使作霖亡命日本也是可以的。”
为张作霖想好退路之后，町野紧接着便高声对张作霖说：“此次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反战论的是本庄顾问和杨参谋长，如今在主战论的张将军已失败的情况下，今后一切都应按本庄顾问意见处置较为妥当。”
眼见败局已定，张作霖只得接受幕僚们的意见，下达退却令，同时授权本庄繁担任指挥，将司令部后撤至滦州。
苏醒过来了
退却令一下，各部争相撤往滦州，短时间内，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一条京奉大路被溃兵塞得满满当当。1922年5月5日，东路部分奉军溃退至军粮城，恰巧张锡元旅追到，结果奉军的一师两旅一枪未放，就全部缴械投降。
直到张作霖及其司令部退至滦县车站，情况仍十分危急，幸得杨宇霆的至交兼士官学校同学姜登选赶到，两人一起筹划，在滦河岸边设立防御阵地，使得追击的直军不敢贸然进击，奉军才得以从容撤退。
按照张作霖的吩咐，司令部从奉天提出大批现款，换成十元票，装成三个大箱子运到滦州火车站。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排成长队，点到谁，谁就到前面来领一张十元的票子。
发放现款的本意就是稳定军心，让官兵们心甘情愿留在滦州，而不是一股脑儿都逃往关外。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在滦州强制阻拦败兵后退，这些缺乏训练和制约，同时又急于逃生的败兵将会不顾一切地胡来，到时即便是张作霖自己上前拦阻，他们也很可能会先将张作霖毙掉，然后再继续逃命。
张作霖和町野、本庄、杨宇霆等人都来到了车站。张作霖一边说着“辛苦了，给大家零用”，一边亲自给各部官兵发钱。不过他们也注意到，尽管所有领到现款的官兵都会颇感诧异地议论纷纷，但同时仍然急着逃往关外：“快派火车，快，快！”
面对此情此景，主张在滦州收容败兵的本庄很是失望：“难道这就是失败吗？”
第二天，山海关守军传来报告：“先遣部队的列车已在山海关停车，后续列车也不开动，官兵纷纷下车，车站一带到处是士兵。”
自兵车离开滦州，官兵们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这样败退下来了，可是张大帅和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都还留在滦州，又是发钱，又是笑脸相迎表示慰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极度的紧张和慌乱中清醒过来之后，感到羞愧的人们选择了就地集结。听闻这一消息，张作霖及其幕僚们都很高兴。町野手舞足蹈地对本庄说：“果然成功了，本庄君，中国兵从败逃心理的催眠术中苏醒过来了。”
集结于山海关的奉军以第三、第八混成旅为骨干力量，实际指挥者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郭松龄。郭松龄早年在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当时速成学堂中有同盟会员秘密传播反清书刊，这使郭松龄开始接触到了民主革命思想。从陆军学堂毕业后，由于他带兵有术，勤于职守，受到陆军统领朱庆澜的赏识，升为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官，倚为亲兵。
辛亥革命前，郭松龄随朱庆澜调往四川成都驻防。朱庆澜本人同情革命，在他的掩护下，新军中成立了同盟会组织，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其间郭松龄经人介绍，也加入了新军同盟会。
及至辛亥革命爆发，郭松龄参加了新军起义，拥戴朱庆澜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可是在四川独立不久，就有川军将领鼓动地方军队发动兵变，朱庆澜与客籍将领都被迫离开了四川。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选择辞职潜回奉天，密谋武装起事。此时适逢张榕被杀，张作霖率巡防队满城搜捕革命党人，郭松龄因剪发易服，“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被巡防队逮捕入狱。眼看就要人头落地，在韩淑秀等人的多方营救下，他才得以幸免于难，并在民国建立后获释。
经过前前后后的几次严重挫折，郭松龄逐渐认识到“欲革命须有武力，欲统军须有学识”，开始痛下决心钻研军事，直至考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一期间，一些认识郭松龄的人“从未看见他有着闲着的时候，总是读书看报直到深夜”。郭松龄自己也说：“我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以后考陆军大学，也完全是靠自学的。”
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郭松龄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但随着孙中山的失势，只得又离开广州，重返奉天。时任奉军参谋长的秦华是郭松龄在陆大的同期同学，经秦华介绍，他得以充任督军署中校参谋。没过多久，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干部，下令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任为战术教官。
在开学典礼时，张作霖语带讥讽地对郭松龄说：“郭教官，你是反对我的革命党人，听说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为什么回来了呢？”郭松龄听了一声不吭，张作霖素来为人宽宏大量，见状也就没有再为难他，只是对他说：“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
张作霖为人宽宏大量，往往说过就算，不会放在心上，郭松龄则不然，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张作霖的话让他断定，张作霖对他既不信任也不会予以重用，自己今后在奉军中混口饭吃容易，要想登上高位势必十分困难，只能另寻捷径。
在奉系军人中，郭松龄向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著称。当时奉天的一般读书人多数喜欢阅读旧史书，只有郭松龄爱看新出书刊，一般军政人员多少都会涉猎一点喝酒赌博，唯郭松龄从来不碰，也不与这些人交往。他教学时也是一板一眼，不但敢于严格管教学生，还会毫不客气地对队长、区队长进行约束。按照军校内约定俗成的规矩，教官是不能管队长的，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郭松龄性情古怪，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郭鬼子”。
“郭鬼子”谁都看不上，也不结交，唯有张学良是极少的例外。张学良当时是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员，小伙子称得上是讲武堂的风云人物，还没毕业，就已经当上了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人称“黄嘴鸭子团长”。不但如此，卫队旅的许多事，包括军官任职，他也要一本正经地要予以过问，俨然就是一位代理旅长。
张学良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便能当上高级军官，毫无疑问靠的都是“拼爹”。不过张作霖也没有蠢到直接出面把儿子拔上来，代替他做这件事的是张作相。
技惊四座
张作霖最早结拜的几个把兄弟，汤玉麟曾经反叛过，张景惠先导致奉军大败，后又投靠曹锟做了官，也算叛变了，只有张作相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从未有过任何异心。张学良说过：“张作相待我父亲，比我对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霖亦视张作相为心腹，除了把自己的基干师交其掌握外，赴京时还经常委任他为代理督军、巡阅使等职，有人甚至认为张作相有接班张作霖，成为未来东北掌舵者的可能。
然而不管别人如何吹捧或猜测，张作相心里都明镜似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子承父业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他张作相若是真的有此非分之想，得来的极可能不是什么大王宝座，而是杀身之祸。他要回报张作霖的信任与重用，同时免遭猜忌，唯一的办法就利用职务之便，给予张学良更多的信任与重用。他那时担任着第二十七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原本他已想辞去兼职，但为了方便提拔张学良，就一直没将这一职位让出来。
进第一期讲武堂就读的多为行伍出身，让他们拿枪容易，拿笔难，张学良是一开始就进的学堂，而且年纪轻，记忆力强，在学习时相比于其他人占有一定优势，所以“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张学良认为，就因为这样，“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
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郭松龄在回奉天前就在北京做过讲武堂教官，也不是没见过优秀的学生，更何况，纸上做两张卷子，考两次第一，对手还都是大老粗，这能说明多大问题？真正打动郭松龄，且能让他这个恃才傲物的老师屈尊与自己学生做好朋友的，不能不说还是与张学良特殊的背景有关。
另外，张学良虽然因父亲的庇荫而少年得志，但以他自己的能力尚难以支撑局面，身边急需一个会带兵、能打仗的人相助，郭松龄主动示好，可谓正合其意。
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不久，张作相便很知趣地辞去兼任的卫队旅旅长一职，由他正式接任。之前，郭松龄就把结交张学良视为取得兵权的阶梯，他劝张学良编练新的军队，并说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承袭其父之位。张学良记在了心上，为了在卫队旅乃至整个奉军中站稳脚跟，他以辅佐自己治军为由，向张作霖保荐郭松龄为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虽曾当面挖苦过郭松龄，但实际对他已无成见，加之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儿子能够尽快掌握部队，于是便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
如果没有张学良，郭松龄还得继续在讲武堂吃他的粉笔灰，或至少不会这么快便在奉军中担当要职。他本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赴任后即专心对卫队旅进行训练。
包括东北讲武堂在内，民初军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两类，所谓学科是指战术学、筑垒学等；术科则是拼刺术、射击术等，郭松龄把军官应学的这些东西直接灌注到军队，并且亲自进行指导。不到一年，卫队旅的训练成绩即冠于全军。同时，他军纪严明，官兵中有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从而大大扭转了奉军军纪涣散、到处扰民的恶劣风气。
郭松龄执掌卫队旅，标志着奉军内部新旧两派的明争暗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旧派，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一群好汉，像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新派是杨宇霆起的头，当初杨宇霆因私自招兵案被张作霖免职，实际就是被旧派给搞下去的。
杨宇霆被张作霖起用后，仅仅表明新派在奉军高层重新得势，在奉军中下层，仍是旧派的天下。那些旧派统兵官多是“胡子”出身，浑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张学良、郭松龄既照编练新式军队的思路来整训部队，也就把自己纳入了新派行列，并且是从奉军中下层来与旧派展开竞争。
当郭松龄开始因练兵而崭露头角时，旧派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郭某所训练出来的部队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罢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该抓瞎还得抓瞎。没想到的是，郭松龄出手不凡，直皖一战，在天津附近仅以一个团的兵力便围缴了皖军两个旅，由此技惊四座。
直皖战争结束后，吉林省东边地区一度土匪猖獗，并且已经占据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奉命率卫队旅剿匪，在短时间内便得以肃清匪患，收复了所有城镇。经此一役，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仅让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人全都闭了嘴，而且获得了张氏父子进一步的提拔和倚重。
我就是这样起来的
张作霖在出任蒙疆经略使时，以亲征外蒙为名，将奉军扩编为十个混成旅。在这次扩编中，张学良、郭松龄均被晋升为少将，一个担任第三混成旅旅长，一个升任第八混成旅旅长，两旅组成联合司令部，合称“三八旅”。
张学良名为旅长，但人常在总司令部参赞，联合旅的行政、训练均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张学良自己也乐得卸责，对外声称：“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张学良懒得抓军队，郭松龄则是求之不得。他对联合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除实行精兵主义，裁汰匪兵、兵痞外，还对军官量才录用，一遇部队官佐出缺，即择优升补。奉军在未经整理之前，人事制度极不健全，护兵警卫是进身之阶，亲戚好友是升官标准。只有联合旅是按一定制度晋升，这样较为完整的人事制度，保证了军无怨言，因为一旦军官出缺，大家都知道应该由谁提升补缺。
郭松龄把“三八旅”训练成奉军精锐，是开了奉军正规化的先河，当时所谓东三省新军，指的就是郭松龄所练之兵。作为“三八旅”声名在外的另一个最大受益人，张学良不仅被外界视为奉军中的新派首脑，他在军界的地位也相应得到巩固，时人皆称其为“少帅”。
民初那些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父辈再怎么英雄盖世，后代都少有能成才的，像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还是个“坑爹”货，活生生就把老子给坑死了。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与张学良同被列入民国“四公子”之列，但在军政方面一无建树，身上没有一点其父的才能与魄力，以致段祺瑞要么不提他这个儿子，一提起来就很生气。与这些窝囊废般的公子哥相比，张学良显得格外突出，也令人眼羡，连段祺瑞的部下、皖系大将魏宗翰都曾为自己的老大叫屈：“张学良才十九岁就当旅长，固然是沾他父亲的光，但总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和带兵能力，怎么段大少爷（指段宏业）就不行呢？”
在直奉战争中，张学良被任命为东路第二梯队司令，郭松龄与“三八旅”列入该梯队序列。开战之初，郭松龄即率部一举攻下胜芳镇，日本所办的《盛京时报》以大字标题进行报道，谓之“攻下胜芳之胜将郭松龄”。及至奉军全线大败，各旅都被打得支离破碎，唯有“三八旅”等部败而未溃，仍保持着完整编制。
当奉军在山海关集结时，张学良已逃回奉天，他给郭松龄写信，信中说：“方今势危时迫，榆关（即山海关）可守则守之，否则请退处一隅，养精蓄锐，以待再举……望勿逞愤一时，置全军于不顾也。”
按照町野的总结，张作霖最大的特点是不怕死，富于决断力，即便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仍要在滦州或山海关组织抵抗。张学良来信的意思则跟他老子完全相反，其实就是要郭松龄保存实力，把“三八旅”撤往关外。接信后，郭松龄颇费踌躇，想想张作霖新败，要找个借口敷衍他或许不难，怕就怕吴佩孚紧追不放，乘势对奉军予以歼灭性打击，须知，溃退部队是最没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
犹豫了半天，郭松龄派了个密使去见吴佩孚，要求停战，条件是他将联合各军，逼迫张作霖下台，“三省交由人民自治”。谁知打了胜仗的吴佩孚尾巴翘到天，根本就不予理会。被吴秀才打了脸后，郭松龄又羞又怒，遂联合李景林第三梯队在山海关组织防御。
直军以破竹之势追到山海关，满以为奉军已成乌合之众，可一举攻入关外，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料却在山海关石门寨一线遭到“三八旅”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团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团长王升文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击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李景林第三梯队也打得不错，直军的进攻锋芒受到极大挫折。
山海关战役虽然主要是由郭松龄、张景林实际指挥，但张学良却是名义上的战场最高指挥官，等于又不花力气地拿到了功劳，他对此很得意，后来回忆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所有部队都被打垮了，就我指挥的部队没有被打败，不仅没被打败，还把吴佩孚的军队给打了，我就是这样起来的。”
山海关战役的胜利只是让奉军喘了口气，并无力量反击或与直军大打出手，于是张作霖借着取胜之机，托人请英国公使和传教士出面调解，欲与直系议和。经此一战，曹、吴认识到张作霖仍拥有实力，并不是他们想灭就能立刻灭得了的，而且直军大部队在追到山海关时同样已精疲力竭，遂也决定见好就收。
1922年6月16日，张学良与直方代表王承斌会晤于秦皇岛车站。次日，双方即在秦皇岛港英舰上正式签订了停战和约。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