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韩丁借口要给父母买点平岭特产什么的，说要上街转转，和老林打了声招呼便离开旅馆。他坐了辆出租车，一个人悄悄上罗晶晶的同学家来了。他期望着能在最后的这个晚上，和罗晶晶见上一面。
罗晶晶的同学家就住在城东的工人新村里，那片建筑是六十年代大跃进的产物，当年大概也是一派新气，如今可都旧得像个贫民窟了，好在屋里刚刚装修过，吸吸鼻子还能闻到一股油漆的味道。罗晶晶的这位最要好的女同学比罗晶晶大，显得比较成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透出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泼辣老到，和韩丁说话居然还有几分大姐的派头。
“你说什么？她男朋友？不会！”这位女生摇着头说：“罗晶晶不会在她男朋友那里，绝对不会。”
“这么说，她现在还有男朋友了？”韩丁掩饰着失望，问：“你知道她男朋友在哪儿住吗？”他看那女生沉吟不语，又补充一句：“我们有些材料需要当面交给罗晶晶。”
女生说：“你见过她男朋友吗？”
韩丁犹豫一下，摇头。
女生说：“她和她男朋友以前倒是天天在一起的，可她爸爸是不知道的。除了我谁也不知道的。”
韩丁眼睛一暗，心里不知是一下子被掏空了还是被什么东西生硬地塞满了，他情绪黯然地再次问道：“她男朋友住哪儿？”
女生说：“她爸爸出事之前，她男朋友就不辞而别了。罗晶晶差点疯了！”
韩丁愣愣地，说：“她男朋友为什么离开她了？”
女生说：“谁知道为什么，罗晶晶也没说为什么。”
韩丁沉默片刻，问：“他们很相爱吗？”
女生说：“应该是吧。那男孩一走我才知道罗晶晶为他已经死去活来了。”
那女生家里这时又到了几个客人，主人忙于应酬去了。韩丁只好起身告辞，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他北京家里的电话号码，托那位女生务必转交给罗晶晶，然后怏怏而别。
第二天清晨，天上下起了平岭开春以来的第一场雨，韩丁随老林老钱搭乘一列火车离开了被雨水泡得模模糊糊的平岭。当火车开动时韩丁想到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再来这座城市了，这座城市的一切在他的脑海里立刻变得清晰难忘起来。最难忘的当然就是那个美丽的女孩罗晶晶，她在一个短短的瞬间经历了许多人一生都不会遭遇的沧桑巨变，从无忧无虑变成了无依无靠；从家财万贯变成了无家可归。她怎么承受这一切呢，她到哪里去了呢，她孤独吗，难过吗，她此时正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悄悄地哭吗？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根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付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作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左右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们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唬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还没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的。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脸色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激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绝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气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吗！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让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嗦地把最后的问话转向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呵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庭将在近期做出判决。今天就这样吧。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地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死相。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地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已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了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去医院的路上，王主任用手持电话想把情况通知罗保春唯一的亲属，也就是他的女儿罗晶晶，但电话打不通，对方始终“不在服务区”。王主任又打其他电话询问罗晶晶的下落，问了半天才知道罗晶晶今天恰巧随发型表演团到南京演出去了，已经搭乘早上头一班飞机离开了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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