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什么样子？”博雅问他。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布衫，两人低声说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但是你们老爷没说他们要怎样去上海，我们在哪里会面？”
“谁知道。”用人说，“他给了我一百块钱，说他不知道何日才能回来。”
博雅失去了耐心，暗怪用人太笨，抓起毯子就进屋去了。
他愈想愈不解。私奔是不可能的，天底下他最相信老彭，而梅玲头一天晚上还发誓爱他。那句“永远永远”还在耳边回响。他恢复了乐观，用手抚摸她触过的毯子，走到罗娜的庭院。
霎时他恢复了理智。老彭是游击队之友，他必定知道有人要搜查，所以逃走了。但是他们为何不来向他说一声呢？而且为什么梅玲要和他一道走呢？她为何不告而别，甚至不留一张字条？
他进屋找罗娜，平静地说：“他们走了——梅玲和我的好友老彭。”“去哪里？”罗娜问道。
“出城去了，到上海去。我不知道应作何感想。”
冯健和冯旦都在房内，对这消息十分激动。
“你们在玩什么名堂？”罗娜问道，“一定是你跟她说好的，你是骗不了我的。”
“我和你一样吃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个笨用人问不出半点话来。”
“她的皮箱还在这儿呢。”罗娜说。
“不错，昨天晚上她还叫我送外套和毛衣去，他们一定是仓促成行的，是逃走——我想。”
“我觉得像私奔。”冯旦冷冷地说，露出一口白牙。
博雅没答话，冯健却说：“不可能。她怎么会和一个老头子私奔呢？”
博雅突然站起身，叫罗娜把梅玲的箱子拿出来，他带着皮箱、外套和毛衣出去，一句话也不说。他径直走到前门车站。到了东四牌楼，他被中国警察拦住搜身，街上的日本兵也比平时多。他坐在黄包车上，打开漂亮的皮箱，仔细检查里面的东西。有的衣服——质料都很好——他看见她穿过，十分欣赏，还有几件贴身的内衣，但是既没首饰也没什么特殊之物。他找到一张梅玲十二岁时的照片，旁边的女人想必是她的母亲，照片后只写了“慈母”两个字。他的手指握住这曾属于爱人的东西。
到了车站，他在人群中徒然地找。一直到中午火车开了，他才黯然回家，一整天他都郁闷不乐。梅玲失踪，不跟他们去上海，凯男很高兴，但是她见丈夫如此激动，她不由说了些气话，两人又开始吵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梅玲的信来了，博雅才放下心。
现在他急着离开北平，照原计划陪太太去上海，但罗娜和冯氏兄弟也想一同南下，却又下不了决心，因而耽搁下来。
五天后的下午，中国警察来搜捕梅玲。他们把天津警察的委任状和一份电报拿给博雅看。上面说：“据说天津某要人的逃妾崔梅玲拐带丈夫的珠宝、现款潜逃。已证实她住在北平王府花园的姚家。应立刻加以逮捕，拘留审问。”
“你们一定弄错了，”博雅对警察说，“一定是同名同姓。前些日子确实有一位崔小姐住在我家，不过她在四五天前走了，你们可进来搜查。”
警察进来，果然没有搜到什么。但是博雅相信梅玲遭到了麻烦。他现在明白她反对将她的真名告诉日本军官，以及她那天晚上坚持要走的原因了。她突然随老彭逃走，理由很明显，听说她做过别人的姨太太，真是令他震惊。卷走珠宝现钞是逃妾最熟悉的罪名。但是不管她做了什么事，他仍然爱着她。
警察一来，冯舅公吓坏了，尽量想办法安抚他们。他们走后，他大发脾气，跑到罗娜的院子，用前所未有的态度对她说话，眼中充满怒火。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带一个下流女子、一个逃妾到我家来呢？如果在这儿被捕，我们就犯了窝藏逃犯的罪名。现在是和警方纠缠的时候吗？我已够烦了。我想做忠顺良民，你们却把娼妓带到我家。”
“爸，你不能即下断语。”罗娜用冷冰冰的语调说，“我的朋友不见得就是他们要找的梅玲。就算是她，未始不是别人诬告她的。我们能相信天津自卫队的警察吗？”她的声音愈来愈大，“她是我的老朋友，我碰见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这边房间很多，我如果不能请自己朋友来做客，我可以回娘家去。”
她走出客厅，进入卧室，趴在床上大哭起来。
冯舅公很伤心。他转身对儿子说：“你能怪我担心吗？要不是我对警方说了这么多好话，我们也许还有麻烦哩。你进去叫你媳妇静下来，我不是有心冒犯她。”
意外事件过去了，没有人再提梅玲的名字。博雅本想多问罗娜一些梅玲的事情，但是他内心是忠实于她的，又不甘愿向别人打听心上人的资料。他要到上海见梅玲，要她亲口说出她的身世。
这时消息传来说，中国战线快要溃败了，谁也不知道上海会有什么事发生。罗娜拿不定主意走。冯舅公希望子女留在家中。
“上海很危险。”他对他们说，“昨天报上说，国际区内有六个中国人被炸死，还有三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受伤。孩子，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至少这儿安全，我们不会被炸死。我不许你们去冒险，让他们去试试是否安全。让博雅夫妇先走，如果安全，你们以后再走。”
博雅听到这个决定，心里很欢欣。但是一切等待却漫无目的，船票又难买。因此，又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夫妇才到上海。
日本人的进攻最后终于失败，闸北附近两个半月的战斗证明他们是白费力气。这不合乎一切军事原则。根据一切战争法则，钢铁和血肉对阵，血肉应该会逃走。掌握空军、超级坦克、超级枪炮，尤其是海军大炮的一方，毫无疑问应赢得胜利，但是这一仗打了十多个星期，中国战线还坚守着。日本人开始抱怨中国人用“不公平”的自杀战术。这是一位日本军官气冲冲宣布的。“根据一切战争手册，”他说，“中国人已经败了，他们却不知道。”
基于这两个半月的经验，日本人首次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名的“无声弹幕”老伎俩。这次对准中国战线中心的大场，如果他们能攻出一个缺口，中国人在江湾和闸北的右翼就被切断了。炮弹一寸寸摧毁中国的防线，日本人占领了郊区的村落。大场的中国司令自知责任重大，必须不顾一切坚守，最后中方所有壕沟和防御工事都被夷成平地，士兵都坚守至死，一营营遭到敌人突破。这是整个抗战中流血最多的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
老彭和梅玲——现在是丹妮了——就在这场战火中到达此地。
丹妮不愿被人看见，他们就在远离战火的外国区艾道尔第七街上找到了一家小旅馆，他们只租到一间房间。
第二天他们到柏林敦旅社找博雅的亲戚留话。那间旅社位于包柏灵威尔路，是一流的旅店，是一个中国人向外国店东买下来的。房客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少数外国客人。旅店沿用外国旅馆的规则，服务生都穿白色，像中国的丧服一样。
老彭和丹妮进去找博雅的叔叔阿非。老彭仍穿着旧棉袍和那双没有擦油的皮鞋，脚跟又宽又低，门童差一点拦住他，但看见他旁边有一个美丽摩登的小姐，这才让他们进去。服务台边的职员用电话通知了房客，他们就上了三楼。
阿非不在，他太太宝芬在房里，和木兰的嫂嫂暗香在一起。暗香的两个女儿也在，正和宝芬的两个女儿玩得起劲呢。
老彭在门口自我介绍：“我是姚博雅先生的朋友，我刚从北平来。”
宝芬叫客人进屋：“阿非不在家，我是他太太。这是曾太太，我的表嫂，经亚的太太。我猜你听过我们的名字。”
“这是我侄女丹妮。”老彭说。
然后宝芬介绍她十四岁和十二岁的女儿银红、银珠，以及经亚的女儿：十五岁的婉若和八岁的婉珍。
丹妮很兴奋。她看过罗娜的家庭相簿，也听说博雅有很多迷人的姑婶。宝芬的美貌、衣着和仪态有些吓住了她，但是暗香穿得很朴素，具有一种单纯的气质，显得和蔼可亲。
“我曾在北平做过罗娜的客人，”丹妮说，“听她提到所有迷人的亲友。”
婉若是四个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连忙和妹妹婉珍冲进隔壁房间，激动地对父亲曾经亚和哥哥宛平大叫：“北平家乡有位朋友来，爸爸。”
“还有一个小姐，”婉珍说，“她有一头漂亮的鬈发，说话声音很好听。”
经亚正在教儿子中文。宛平今年十八岁，是一个谨慎、聪明的少年，他帮家里管账。孩子们拖着父亲进屋，等大人介绍。丹妮喜欢这些孩子。他们都很漂亮，宝芬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容貌，但是婉若活泼顽皮，最吸引丹妮的注意。孩子们的出现立刻带来了快乐、舒适的家庭气氛，那是她梦寐以求的。
当老彭和大家谈话时，丹妮开始和女孩们聊天。婉若起先很害羞，只回答她的问题。但是她一直崇拜美女，于是自言自语说：“是宝芬舅妈漂亮呢？还是这位新来的小姐？谁是第一？”因为她心里早就把宝芬列为第一，木兰第二，尚未决定谁是第三，有时为了忠心而把母亲列为第三，暗香却说她不配。现在她的排名全乱了。她一直盯着丹妮，最后她鼓起勇气，问起她们此行的经过，于是丹妮有机会开始描述河西务的战争和响尾蛇的故事。
小孩充满敬畏。“响尾蛇是什么？”他们问道。
“咝——咝——咝！它的尾巴先响几下再攻击呀！”丹妮挥了一下手臂说。
这个声音和手势太精彩了，大家的谈话都停下来，丹妮告诉孩子这段刺激的经过，其他的人也注意听。午夜的毛毛雨……黑庙的聚会……响尾蛇临行的歌声……黎明伤者回来，以及外面妇女哀悼死者的哭声，这些意象营造了某种强烈而无法磨灭的印象，只有年轻的心灵才能接受。
“咝……咝……咝！再说一遍。”小婉珍说。
“咝……咝……咝！”丹妮又用同样的手势再比一遍。
大家都笑出声，现在孩子们和丹妮混熟了。
小婉珍望着她颈上的红胎记。
“这是什么？”她问道，“我能碰一下吗？”
“当然可以。”丹妮说道，俯身让婉珍一次又一次好奇地摸着。
“你摸摸看。”她对姊姊说。婉若也很想摸，又有点怕。
“不要没礼貌。”暗香说着。于是婉若没有摸，但是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心里非常后悔。
老彭若是说出博雅和丹妮计划在上海见面，或是说他俩的关系，都不合适。他宁可说他和博雅打算一起南下，但是城中情势突然紧张，他们就分散了，他说他急着离开上海，等见过博雅就走。于是他要经亚把他在张华山旅社的地址交给博雅，但请他别告诉别人。
回到旅社，老彭和丹妮一心等博雅来。全国各地有钱的难民均涌向国际区和法租界，尤其是艾道尔第七街，就连张华山这种廉价的旅社也客满了，包袱和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上，就连走廊尾端也租给人当卧铺。外面艾道尔第七街的人行道则充当了穷难民生活和睡觉的场所。
老彭在街上乱逛，到廉价饭店和路边小摊吃三餐。难民的处境堪怜。日本兵已攻破大场，战争期间一直守在家园的村民现在涌入外国区，不知道该上哪儿好。男男女女宁可冒着被机枪扫射的危险，越过杰士菲桥和马克汉路，而不愿在侵略者的通道上等死。长长的艾道尔第七街人行道很宽，吸引了这群人。丹妮以前常陪母亲去的“大世界娱乐中心”已变成大难民营，连水泥台阶都充作睡觉的地方。找不到住处的人还在附近游荡，希望能分到难民厨房的施粥。
丹妮尽量不出门，她由旅社窗口看那些悲惨的民众，学着用老彭的眼光来观察。他每次回来，总不忘记带馒头。丹妮看他回来，发现他总是将馒头分给难民，他们会为馒头打架，老彭只好奔逃脱身，气喘吁吁地回到房里。
“总是强壮的人抢到，”他气冲冲地说，“弱小的人没有半点机会。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巴巴的孩子——他们快饿死了。”
“我能不能拿东西给他们吃？”丹妮问道。
“你会被人踩死。玉梅，你比较壮，把这一块钱拿去，到转角的小店去买一块钱馒头——最便宜的。把篮子和毛巾带去，小心盖好带回来。避开群众，赶快由边门溜进旅馆。”
玉梅带回一篮馒头，老彭就拿出毛巾，包了十二个，藏在他的长袍下。
丹妮和玉梅在窗口张望，看见老彭沿街走去，避开人行道，走了一段路，再转向那个女人和三个病童呆坐的地方。他偷偷地把馒头迅速倒在女人的膝盖上，转身就跑。
一场战斗开始了。有些难民追赶老彭，有些人看到母子身上的十二个馒头。那个女子被人推来挤去，却以母狮的毅力抓紧馒头，孩子们也尖叫奋战着，最后丹妮看到那个女子保住了三四个馒头，其他的被人抢走了。
“哦，她有没有拿到？”老彭气喘吁吁进门说。
“拿到了几个。”丹妮说。
第二天，丹妮下去叫那个女子到旅舍的边门来，但是要和她隔一段距离。
女人进屋，只穿一件不到膝盖的破单衣。她认出老彭，拜倒在地。大家扶她起来，拿出一篮馒头。
“尽量吃。”老彭说。
女人双手颤抖，伸向馒头堆。
“不用急，”老彭说，“坐下吧。”
他先将其他馒头拿走，逼她坐下。然后倒一杯茶给她。
“噢，我不敢当。”老妇人说，“我的孩子……”
“先别管你的孩子，你先吃。”
“她病了。”丹妮说。
“病了？”老彭吼道，“她饿坏了，就是这么回事。等她吃饱就没事啦。你不明白饥饿的滋味吧！”他声音突然又柔下来，“不错，只是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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