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演化
没有演化之光，生物学的一切问题都无法理解。
——费奥多西·杜卜詹斯基，1973
清晨，太阳初生。你从一条修理得很平整的小径上走过庭院，在路边草丛中忽然瞥见一个闪光的东西。循着亮光，拨开杂草，你找到了一块老式怀表。也许200年前它就在那里了，不过，有些细节似乎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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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做工精巧，令人惊叹不已，密封的表壳严丝合缝，表盘上对称排列的水晶依然闪闪发光，表链的做工也很精致。终生制表公司的标记旁边刻有这只表的编号。当你为它的做工精致暗暗称奇的时候，阳光也照到了它的瑕疵。水晶的镶嵌略有偏斜，表链虽然很漂亮很柔软，却太细了一点，而且已经断了，解释了为何这只怀表会掉在这个地方。槽口和拇指的形状完全一致，但是略嫌大了一点，灰尘和水气容易跑进去。这些缺点真奇怪。打开表的背面，机械结构的精致再次令你赞叹：不生锈的黄铜齿轮，细如发丝的弹簧，悬挂在钻石底座上的平衡摆轮，设计是如此的精巧！但是给它对时间的时候，却发现旋钮太小了一点，很不容易抓住，而且拧了12圈才动了1小时，摇摇它，走了几秒钟又停了下来，因为发条上已经生了锈斑。这只表真奇怪，许多方面是如此的完美，其他方面又有不少毛病。这个制表匠为什么留下这么多明显的毛病呢？表壳的里面，有小字的铭文，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你读到：
Model 3500001859。为精确记时而设计。除制造上的缺点、新的环境条件或者设计上的妥协外，它能自行修复大多数问题。在理想条件下使用，它的寿命是85年。仔细保护它，你将终生享用—终生制表公司（Lifetime Watch CO.）
疾病原因概览
现在，回到起点，我们来回答医学核心中似乎最不协调的问题人体结构固然十分精致，却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防御机制，我们还是有不少脆弱之处。虽然有精巧的修复能力，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逐渐变质衰退，最终死亡。在达尔文之前，医生为这些不协调感到不解，幻想着我们的身体是高深莫测的神的安排，或者疑心是宇宙的恶作剧。甚至在达尔文之后，这种不协调也常常被误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弱点，难以捉摸。在现代演化理论的光芒下，这些不协调背后纷乱的思绪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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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没能更可靠一些？为什么我们会有疾病？我们已经看到，理由其实并不多。第一，有些基因使我们容易患病；有些基因由于不断发生的突变而成为缺陷，但是多亏了自然选择，它们并不常见；还有一些基因没被自然选择清除，是因为它们的代价要到生命的晚期才表现出来。大多数有害的基因，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还有某些我们至今还没有理解的好处，而且这些好处超过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其中有些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对携带者不利，但它们非常善于复制自身，有些是脱轨基因，只有在新环境下才会产生不良作用。第二，我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现代环境不是我们在演化过程所处的环境。只要有充分的时间，身体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的条件，但是，人类文明萌芽以来的一万年还不够长，所以我们在生病。传染性的病原体演化得更快，我们的防御总是落在后面。第三，设计上的妥协方案也会产生一些疾病，例如与直立体位相关的腰背痛。第四，我们不是自然选择保存下来的唯一物种。我们想要消灭别的生物，正如病原体想要消灭我们。在生物界的冲突之中，正如同在竞技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第五，疾病可能源于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生物体的设计可以重新开始，或者有可能进行重大的修改，我们是有可能找到防止疾病的办法的。然而，每一代人都只能领受父母所给的身体生活下去，无法重新设计。
我们看到的人体既强壮又脆弱。生物演化的产物都是一堆妥协的方案，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自然选择都无法彻底清除这些可能性，因为它们正是自然选择所创造出来的。
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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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医学这一新生领域面临着一系列等待解决的问题。它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从演化史的观点出发去分析各种疾病？应当怎样提出假说，又怎样去验证？谁来负担研究费用？哪个学术部门或者研究机构中的人来做这些研究工作？为什么这项事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始启动？
我们先从长远目标说起。在确立了疾病的演化史之后，医学教科书会是怎样一种面貌？现在的教科书论述某种疾病时如同“八股文”：体征和症状、实验室所见、鉴别诊断、并发症、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生理学、治疗和结果。不过，这份清单里唯独遗漏了一个范畴：演化解释。虽然某些教科书里有一两句话提到镰刀型细胞贫血病，或者咳嗽、发热的益处，却没有系统地阐述演化的力量对致病基因的作用、新环境条件的致病作用或者宿主与寄生虫之间的“军备竞赛”。我们认为，每本教科书描写一种疾病时都应当有一段文字来描述它的演化史，这段文字应当回答下列问题：
①哪些体征是疾病的直接表现，哪些是防御反应？
②如果病因有遗传因素参与，这种基因为什么能保留下来？
③新的环境因素是否促进了疾病发生？
④如果是与感染有关的疾病，哪些方面有利于宿主，哪些方面有利于病原体，哪些方面有利于双方？病原体对我们的防御有些什么对策，我们又有什么特异的防御机制对付这些对策？
⑤这种疾病的易感性与哪些历史遗留问题或者设计妥协方案有关？
这些问题明确指出了许多疾病研究中很重要但是被忽视了的问题。即使是感冒也有许多新问题要研究。吃不吃阿司匹林分别会有什么后果？用喷鼻药或血管收缩药起什么作用？参照第3章的分类，流鼻涕是排除病原的防御机制，还是病毒用来播散的手段，抑或兼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中大部分问题，虽然概念上简单，对我们也有实际的意义，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研究。
再看更加慢性、更加复杂的跖筋膜炎。这种病有时被称作足跟骨刺，引起脚后跟内侧剧烈的疼痛，尤其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其近因是腱膜发炎。腱膜是联结脚底的坚韧的组织，好像一条弓弦，支持着足弓。每天我们走路的时候，它都被拉伸，上千次地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这个腱膜为什么经常出问题？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回答是，自然选择没能塑造足够坚强的组织来执行这个任务——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更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双脚走路的历史还太短，自然选择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地加强这条筋膜。这种解释的问题是跖筋膜炎非常多见又产生跛行。同近视一样，它在自然环境下会严重地降低生存能力，很快会被淘汰掉。有些专家说跖筋膜炎多发生在用“外八字”走路的人，这种形态增加了跖筋膜所承受的应力。但是，为什么有人用这种方式走路？是现代穿鞋的习惯使然吗？但是许多从不穿鞋的人也用“外八字”方式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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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线索提示，跖筋膜炎可能是新环境引起的。首先，许多锻炼可以拉伸跖筋膜，使它更长、更有弹性，这对缓解病情是有效的。其次，我们现在做了古代狩猎采集部落的人不做的事情：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的人每天要步行好几小时，而不是只做短时间的有氧运动。他们不走路的时候也不坐在椅子上，而是蹲下来，这种姿势一直拉伸着跖筋膜。他们没有跖筋膜炎这种毛病，也不需要运动治疗，只是每天走几小时的路，偶尔蹲下来休息。按照这种假说，坐的时间太长和筋膜收缩导致了跖筋膜炎，因而要用深蹲和拉伸筋膜的方法预防和治疗——这是很容易用流行病学资料和直接的治疗加以验证的。
演化医学对于另外一个有争议的论题也提出了挑战——即，把维生素C、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用作保健药品是否明智。传统观点认为，这些药物可以减少心脏病、癌症的发病率，甚至推迟衰老过程；严格的对照研究也得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些说法，尤其是发现它们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1994年，一项重要的研究报告发现，胡萝卜素似乎会增加某些人患癌症的风险。现在对这个问题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医生建议在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结论之前不要轻率地推测它。我们同意这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但也希望能从演化史的观点加快解答的过程。本书之前提到，自然选择似乎已经使我们的身体有了较高水平的抗氧化剂，尽管这些抗氧化剂也可以引起疾病。尿酸水平在寿命较长的物种中是比较高的，在人类中也较高，所以我们容易患痛风。自然选择似乎使人类的尿酸、过氧化物歧化酶、胆红素等物质的水平都比较高，因为这些抗氧化剂可以延缓年龄增大带来的一些不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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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体内的抗氧化剂还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呢？有可能是我们的抗衰老机制还没有追赶上寿命延长的步伐，或者，维持高水平抗氧化剂付出的代价（比如，降低了我们对感染或毒素的抵抗力）把它们限制在了最适合石器时代寿命的水平，即三四十岁。这些可能性提示我们，在食物中补充额外的抗氧化剂可能利大于弊。一般来说，演化视角都是反对过分人为干预的；这个例子恰恰相反，它支持积极地追求可以预防的方案。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是研究体内别的抗氧化剂，并评估它们的代价与益处。值得研究的课题包括，高尿酸水平的人除痛风之外是否还付出了其他代价，他们是否确实比别人衰老得更缓慢。同样重要的是，观察灵长类动物中类似的代价与收益。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将会更好地判断哪些人能因使用抗氧化剂而受益，以及可能有哪些副作用。
本书提出了几十个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些适于博士学位的论文课题，有些则需要科学家付出毕生的精力。但是，目前的困难在于没有哪个政府机构支持这类课题的研究。现有的机构不愿提供支持，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支持针对近因机制和疾病治疗方案的研究。此外，这些委员会中很少有人懂得如何提出或检验演化医学的假说，另一部分人则由于从根本上误解了演化理论的科学现状而有所疑虑。在这个基金分配系统里，只要有少数人存疑，申请人就无法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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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生物化学家或者流行病学家来评判演化假说，就好比要求无机化学家评判大陆漂移。演化医学需要有自己的赞助机构，而且需要由懂得演化生物学概念和方法的基金委员会参与评判。老实说，由大型政府机构提供基金资助的希望渺茫。这个领域要想快速增长，希望还是寄托在那些有远见的私人基金会或者慈善机构，由它们建立机构来支持演化医学的发展。只要有中等程度的支持便有可能迅速改变医学的面貌，如同过去对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支持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样。1965年雷诺·度波斯（Rene Dubos）指出：
当前的生命科学，尤其是环境医学的境遇很像1900年前后的物理化学。彼时，在美国研究物理化学生物学（physicochemical biology）是没有地位的。热衷于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医学界被当作二等公民。所幸，有少数慈善家理解这种困境，他们捐助资金建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改变了这种状况。洛克菲勒研究所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积极有效地为医学提供了基础的物理化学知识……生命科学，尤其是环境医学，是今天的新大陆，人们对它的理解程度甚至比50年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学还要差些。除非有系统的努力，给予该领域应有的学术地位，提供必要的设施去研究它，否则它仍将停滞不前。
为什么姗姗来迟？
为什么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把演化生物学的思想系统地应用到疾病研究上来？科学史学家早晚要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可能有下述理由：提出疾病的演化史假说并不容易，验证起来困难重重，演化生物学最新取得了进展，某些医学领域比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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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生物学家在试图勾画出生物特征的演化起源与功能，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项工作要比勾画出生物的构造和工作机制困难得多。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一书中追踪了两种生物学平行发展的轨迹。医学，虽然处于近因生物学的前沿，直到最近才开始关注演化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领域的目标与关心的对象十分不同。从关心“这个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到思考“这个物种的哪些特征使得其中的成员更容易得这种病”，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是现在，提出“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塑造出疾病这种适应失调的现象出来”仍然显得有点古怪。此外，医学是一门实用行业，而演化解释对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我们希望本书可以说服人们，求索疾病的演化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它有重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如果我们必须抱怨医学迟迟没有用上演化生物学的思想，似乎演化生物学家与医学同仁都有责任。演化生物学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有关的思想阐述清楚，这一点颇为匪夷所思。19世纪中叶，达尔文、华莱士等一批人提出了强有力的洞察；20世纪初，遗传学发生了孟德尔革命；为什么一直等到1930年费歇尔的书出版，我们才清楚地解释了性别比例？为什么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麦德瓦（Medawar）的工作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衰老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到1964年哈密顿的书出版之后才明白亲属关系在演化中起作用？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七八十年代我们才意识到寄生虫与宿主之间，植物与食草动物之间的演化相互影响？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与对演化论思想，尤其是对适应性和自然选择（许多生物学家也不例外）长期的抵触情绪有关。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演化学家没有提出这些主张，我们不能责备医学研究者没有去利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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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家也有可能不愿意去考虑功能假说，因为他们接受的是只相信实验方法的科学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错误地告知“科学进步只能依靠实验”。但是，许多科学进步始于一种假说，许多假说的验证并不依靠实验方法。比如，地质学，虽然不能重演地球的历史，然而还是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说明盆地和山脉是怎样形成的。同演化假说一样，地质学的假说是通过解释已经获得的证据，并预测新发现得到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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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医学同科学的其他分支一样，对那些错误的学说持有特别审慎的态度。医学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摆脱了“活力论”——即，生物体内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所以医学对于那些稍微类似于“活力论”的假说没有丝毫的容忍。类似的，目的论（teleology）作为一种幼稚且错误的思想一再复燃，医学也应当拒斥它。但是许多人从大学一年级的哲学课上学到的是，目的论的错误在于它依赖于目的或者目标去解释事物。这种告诫如果旨在说明“将来的情况不会影响到现在”，则是正确的；如果它也暗示了“现在为将来制订的计划不会影响当前的过程，因此，也不能影响未来的情形”，则是错误的。当前的计划可以是烘焙蛋糕的配方，也可以是鸟蛋的DNA里储存的信息。生物学中的功能性解释并不意味着将来会影响现在，而是说在一个很长的繁衍周期中会发生选择。鸟的胚胎之所以在卵中发育出翼的雏形，因为早先缺少了它的祖先没有留下后代。出于同样的理由，成年的鸟生下蛋来，其中的胚胎发育出翼的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翼的雏形是为将来的鸟准备的，但这是由它过去的历史造成的。根据一种性状的功能做出演化解释，并不意味着演化涉及任何有意识的、主动的计划，或者有目的的导向。医学对于类似目的论的假说抱有怀疑，担心开了历史倒车，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顾虑也使它难以充分利用演化科学主流中的可靠成果。讽刺的是，由于担心避免倒退，医学反而落在了后面。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也因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而处于困境。目前的窘境来源于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20世纪初，卡耐基基金会向阿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供了一项旨在调研医学教育的研究资助。考察了全美的医学院之后，他总结批评了一种有害的学徒教育方式：医生，不论好坏，都能带助手；而助手总是零星地学到一些医学知识。医生的正规科学训练杂乱无章，甚至基本的解剖和生理学知识都不完备。弗莱克斯纳的报告在1910年发表，由此奠定了公认的医学教育新标准——医学院对未来的医生要进行基础科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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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现在的医学教育已经远远超过了弗莱克斯纳的希望。事实上，假如他看到现在医学院的课程表，不知会作何感想。现在的医学生不仅要学习基础科学知识，还要追踪各个学科专业的最新进展，陷入了信息的汪洋大海。每个医学院的课程会议上都会有一场关于学生时间及精力的争夺战。微生物学教师要更多的实验室时间，解剖学教师有同样的要求，病理学教师认为不可能在40小时里讲完所有的材料，药理学教师说至少要增加30%的课时才能把重要的新药讲完。流行病学教师、生物化学教师、生理学教师、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教师都要更多的时间，而学生还必须跟上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他们还需要学习足够的统计学和科学方法学才能够阅读科研文献。在进病房之前，还得学会怎样同病人交谈，怎样进行体格检查，怎样写病历，怎样抽血，怎样做培养，怎样做腰椎穿刺，怎样做涂片，怎样测量眼压，怎样检查尿和血，等等。需要了解的知识、需要学习的技能铺天盖地，这一切都要塞进医学院前两年的课程中去。
学这么多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部分原因是教师们天真地希望医学生什么都懂，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没人对此负责。委员会排课表的时候，每一个基础学科都在争取更多的课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总课时。每周30节以上的课已经是家常便饭。下课之后，学生还要回去阅读教科书和笔记。
你也许认为学生的抗议应该能带来一些变革，但是，这几十年来学生礼貌地提出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带来改变的是技术的进步，这个技术是复印机。学生自己不再到课堂去，而是雇人在课堂上做笔记，然后每人收到一份复印的拷贝。留在家里读笔记，不必在各个教室奔忙。这是新的生存策略。当一个200人的课堂里只有20个学生来上课时，教授们勃然大怒，然后教学改革开始了。在医学院院长的主持下，人们开始了新的尝试：精减一批教材，砍掉一些课时，改进教学方法。这个改革如果成功，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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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努力甚至可能会给演化医学留出空间，唯一的问题是没有演化医学系提出课程设置，也很少有教师懂得并愿意开这门课。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医学院院长们的重视，也需要有时间来安排演化课程，专门讲授演化论的基本知识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这不仅会使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疾病，而且为医学教材中无数专断的论述提供了解释框架。演化医学可以收拾医学教育的旧山河，实现知识上的连贯。
临床意义
虽然现在演化观点应用于临床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是已经有一些结论可以立刻改变医生和患者对疾病的看法。现在让我们对比一下前达尔文主义（Pre-Darwinian）和达尔文主义医生同病人谈论痛风的情形。
“痛风使我们的大拇指发炎，对吗？医生，痛风是怎样引起的？”
“痛风是尿酸结晶在关节液中引起的，就好比几颗沙粒落在关节里会引起疼痛。”
“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又没有呢？”
“有些人的血尿酸水平比较高，也许是遗传和食物两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
“那么身体的设计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比如某个系统能把尿酸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期待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不是吗？”
这时，我们的前达尔文主义医生放弃了回答，转而搪塞问题，他暗示的是，这种“为什么”的问题不值得认真对待。有可能，他不知道近因解释和演化解释的区别，更别提关于疾病的演化解释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了。
达尔文主义医生给病人的是另外一番答复，更接近于病人所期望的，而且病人应当得到的这些信息。
“你的问题很好。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尿酸水平比别的灵长类动物高很多，而且这种高水平的尿酸是与人类的寿命较长相关的。寿命比较长的物种有着较高的尿酸水平。似乎尿酸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氧化的危害，而氧化是衰老的原因之一。所以自然选择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选择那些尿酸水平高的，哪怕有些人后来患了痛风，因为较高的尿酸对我们人类这种活的寿命比较长的动物特别有用。”
“所以说高水平尿酸抗衰老？”
“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肯定尿酸高的人活得更长。任何人都不愿意大拇指这样痛下去，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你的尿酸水平降到正常范围，控制痛风。”
“明白了，谢谢医生。”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演化医学的立场已经能对许多医学问题提供帮助，例如链球菌咽炎（strep throat）：
“这是链球菌咽炎，你应该用些青霉素，打7天针。”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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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能使病好得快些，对吗？”病人的声音略带嘶哑。
“可能好得快些，还会减少发生风湿性心脏病的可能性，因为患链球菌咽炎时，身体会制造免疫物质攻击细菌。”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会制造一种更好的免疫物质，只攻击细菌而不会伤害心脏呢？”
“因为链球菌在人类身上演化了上百万年，它的诡计就是模仿人类细胞的蛋白结构。所以，攻击链球菌的抗体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与链球菌在进行一场残酷的竞赛，因为链球菌的演化比我们快得多。链球菌每小时就可以繁殖新的一代，而我们要20多年。幸好我们还能用抗生素杀死它。不过，症状消失之后还需要继续用药一段时间，这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要不然，我们就会筛选出耐药的链球菌，而这些耐药细菌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哦，我懂得我为什么要把这瓶药吃完了。好的！”
或者再看一个心脏病发作过的病人：
“医生，如果我的高胆固醇是基因引起的，那么改变饮食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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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因在我们过着狩猎采集部落生活的时候本来是无害的。如果你每天要花6～8小时走路去寻找食物，而且大多数食物是淀粉和野外猎取的兽肉，你是不会患心脏病的。”
“但是这些要节制的食物恰好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又怎么办呢？不能吃油炸薯条、冰淇淋、乳酪和牛排？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存心和吃货作对呀？”
“过去，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的时候非常短缺食物，现在我们打个电话就能叫来外卖。那时，我们的祖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盐、糖或者脂肪，所以尽可能地多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多少就有多少，从超市货架上拿便是。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脂肪比我们的祖先多两倍以上，吃的盐和糖也更多。你是对的，这是一个存心使人不愉快的恶作剧，身体需要的正是我们不喜欢的。吃一种健康的食物，在现代生活条件下不容易啊，我们要用意志去抵抗原始的欲望。”
“好吧，虽然我很难放弃喜欢的食物，但是至少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还有另外的上百个例子：对感冒或腹泄病人的忠告，解释衰老、妊娠呕吐的意义，过敏反应可能存在的用处。虽然还有许多医学问题有待于从演化史的角度予以阐明，演化医学已经能在临床上发挥作用了。
必须注意防止误解。同其他人一样，医生和病人常常把真理抻得太远。已有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你是说发热时我们不应当吃阿司匹林，对吗？”不对，医学的临床原则应当来自临床研究，不是从学说中推论出来的。知道发热可能是有用的并不意味着拒绝使用阿司匹林，或者不去治疗那些妊娠呕吐、过敏反应和焦虑等不愉快的症状。我们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演化研究的确提示，许多治疗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权衡利害得失。
对公共政策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申一次，道德伦理的原则是不能从生物学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例如，关于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的知识对于我们应当把多少医疗资金花在老人身上是没有指导意义的。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制订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有所帮助。当前，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危机来自几个方面：新的基金机制、新的技术、经济状况的波动，还有对医疗平权的社会诉求，等等。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之下，很难有人人满意的一种方案，由于政治纷争的原因，即便有这样的政策也难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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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妄求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在什么是疾病这点上，争论的双方尚且没有达成共识。人人都知道疾病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疾病的来源以及能够预防或缓解到什么程度分歧却很大。有人谴责不好的基因，另一些人强调人类的癖好，尤其是不当饮食和滥用药物。最近，有一篇权威论文说美国有70%以上的疾病和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这篇论文极力主张加强预防，因为预防能大大减少医疗费用，在经济上十分合算。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杰出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一再提倡预防胜过治疗。现在，预防医学已经对公共卫生事务提供了若干帮助，不过人们仍然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怎样活得健康的可靠忠告。新的医疗卫生组织方式可能会提供新的动力，遵循演化医学的原则分配医疗资源，保护健康。
对个人的意义
对我们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你好吗？”这句普通的问候语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关心健康。当有人失去了一切之后，他可能会说，“起码我还没失去健康”。是啊，失去了健康，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我们大家都希望理解自己为何生病，以及如何保持身体健康。
早在开始治疗之前，医生就对疾病提出预后判断，给病人以希望，并设法解释为什么会生病。当疾病发生的时候，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在多神论的时代，这种解释比较简单：一个神制造疾病，另一个神治疗它。到了一神论的时代，解释疾病与邪恶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历代的神学家都在思考这个神学上的难题：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什么会让好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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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医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它不会把疾病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人们患病也不是源于人的罪恶。演化医学只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长成这样，为什么会受到某些疾病的侵害。从演化的视角看待医学，疾病失去了一些意义，但也获得了另外一些意义。疾病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报，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选择。这里有一个悖论，自然选择使得我们容易患病，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益处。感受痛苦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机制。自身免疫病是我们为强大的免疫系统付出的代价，癌症是我们为组织能够自我修复付出的代价。绝经可能保护了我们已有孩子身上的基因利益。甚至衰老和死亡也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使基因能够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的一种妥协。在这些充满悖论的收益之中，我们可能感到一丝欣慰，甚至是一点意义——杜卜詹斯基所说的演化意义。毕竟，没有演化之光，医学的一切都无法理解。
注释前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注释
第1章
6—7 关于近因解释与演化解释的更深入讨论，参见Ernst Mayr的著作
The Growthof Bi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Belknap Press，1982）或者他的短文“How to Carry Out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
American Naturalist
，121：324—334（1983）。关于如何发现适应现象并证明它，参见George Williams所著Natural Selection（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2）pp.38—45。关于术语的修订是由Paul W.Sherman in
Animal Behavior
，36：616—619（1988）提出的。
11 关于达尔文的思想对社会思潮的历史影响，及其在政治思想中的应用，参见Carl N.Degler’s
In Searchof Human Nature：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Darwinism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1）。在Saranac湖畔雕塑上的铭文引自René Dubos的著作
Man Adapting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0），第410页。
第2章
13 亚里士多德的引言出自
Aristotle：Parts of Animals
，translated by A.L.Peck（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55），第103页。
最近有两本书都谈到了关于“演化适应”概念的最新进展，而且谈得特别出色。它们是Helena Cronin所著
The Ant and the Peacock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91）以及Matt Ridley所著
The Red Queen
（London, New York：Viking—Penguin，1993）。前一本更富历史感，大量引用了达尔文、华莱士及其他人的声音。无论是生物学专业工作者还是业余博物学者，都可有所收获。
13—14 蛾群随着周围颜色的变深而迅速演化出更深的颜色，这个经典例子在许多关于演化的书籍中都有谈到，比如D.J.Futuyma’s
Evolutionary Biology
，2nd ed.（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6），第58页。
14 对繁殖的投入增加导致了死亡率的增加，或者其他的损失。更多的例子参见S.C.Stearns所著
The Evolutionof Life Histories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2），第28—29，188—193页。
16—17 W. D.Hamilton的经典论文发表在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721—752（1964）。所有讨论动物行为及演化的著作都会讨论该论文。Richard Dawkins的The Selfsh Gene, new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Press，1989），为这些思想做了出色的简介。关于“互惠原理”的经典论文，参见R.L.Trivers in
Quarterly Reviewof Biology
，46：35—57（1971），以及R.M.Axelrod所著
The Evolutionof Cooper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84）。在讨论动物行为的时候，这些作品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比如John Alcock’s
Animal Behavior：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4th ed.（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9）。
17 参见E.O.Wilson的著作
Sociobiolog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和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78），以及Richard Alexander的著作
Darwinismand Human Aflair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9）和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87）。
17“演化历史重演一遍”的主意出自S.J.Gould’s
Wonderful Life：The Burgess Shale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y
（New York：Norton，1989），第45—48页。
18 在暴风雨中死亡的鸟及其翅膀长短的关系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案例，参见John Maynard Smith’s
Evolutionary Genetics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89），其中也解释了“中间状态”的一般性好处，即，“均值选择”（normalizing selection）。关于优化概念的更多讨论，参见G.A.Parker and John Maynard Smith’s article in
Nature
，348：27—33（1990），以及
The Lateston the Best：Essayson Evolutionand Optimality
，edited by John Dupré（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87）。
21“适应主义的工作程序”这个术语最初是以贬义的含义，由S.J.Gould和R.C.Lewontin在他们广为流传的论文中提出的，参见“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
Proceedingsof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6205：581—598（1979）。
22 Gary Belovsky的工作，参见
American Midland Naturalist
，111：209—222（1984）。
22—23 关于产卵数量问题的讨论，参见Jin Yoshimura and William Shield，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logy
，54：445—464（1992）。
23 达尔文及其追随者肯定很少光顾单身酒吧，否则，如此明显的“稀缺性别”的优势不会等到1930年才由R.A.Fisher指出，参见
The Genetical Theoryof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Dover，1958 reprint）第130页。
24 从演化的视角思考医学问题的其他书籍包括G.A.S.Harrison, ed.（1993），
Human Adaptation
，以及
The Anthropologyof Disease
by C.Mascie—Taylor（both Oxford：Oxford Univ.Press，1994）。
第3章
27—29 关于发热对预防感染的作用的最新讨论，参见M.J.Kluger’s article in
Fever：Basic Measurementand Management
，edited by P.A.Mac Kowiac（New York：Raven Press，1990）。稍早一些但是仍然很有价值的综述文章，参见
Fever, Its Biology, Evolution, and Functio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79）。关于扑热息敏对水痘的作用，参见T.F.Doran及其合作者的文章
Journalof Pediatrics
，114：1045—1048（1989）。关于发热降低以及感冒增多的讨论，参见
Journalof Infectious Disease
，162：1277—1282（1990）。引用的文字出自Joan Stephenson in
Family Practice News
，23：1，16（1993）。
29—31 管制铁元素是宿主对抗细菌感染的机制之一，参见E.D.Weinberg的综述
Physiological Reviews
，64：65—102（1984）。利用铁的螯合剂来治疗疟疾的报道，参见V.Gordeuk et al.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7：1473—1477（1992）。
31—33 关于演化与微生物研究进展的全面综述，参见
Parasite—Host Associations：Coexistenceor Conflict
，edited by C.A.Toft et al.（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1）。关于宿主寄生虫共进化的一般性综述，参见P.W.Price的著作
Evolutionary Biologyof Parasit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80）。
33—36 关于对抗寄生虫的动物行为，参见B.L.Hart的论文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4：273—294（1990）。疼痛的功能及失去痛感的人的命运，参见Ronald Melzack的著作
The Puzzle of Pain
（New York：Basic Books，1973）。
36 关于眼泪的灭菌效果，参见S.Hassoun的论文
Allergie et Immunologie
，25：98—100（1993），唾液的灭菌效果，参见D.J.Smith and M.A.Taubman in
Critical Reviewsof Oral Biologyand Medicine
，4：335—341（1993）。
36 关于鼻喷剂的进展，参见R.Dockhorn及其合作者的论文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90：1076—1082（1992）。
37 关于食物反胃的心理学及相关防御机制的工作，参见M.E.P.Seligman的论文
Psychological Review
，77：406—418（1970），以及John Garcia和RR.Ervin的
Communicationsin Behavioral Biology
，（A）1：389—415（1968）。
37—38 关于疟疾的论文，参见H.L.Du Pont和R.B.Hornick的
Journal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26：1525—1528（1973）。
38—39 普罗费的理论发表在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68：335—386（1993）。Strassman的论文在1994年人类行为与演化学会（Huma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Society）上宣读。
39—40 关于免疫学的入门知识，参见
Life：The Science of Biology
，3 rd ed.，by W.K.Purves, G.H.Orians，和H.C.Heller（Sunderland, Mass.：Sinauer，1992）第16章。
41 关于寄生虫引起的许多疾病案例的描述及配图，参见Michael Katz et al.的
Parasitic Diseases
，2nd ed.（New York：Springer，1989）.
42 肺部功能弱化引起了肌红蛋白代偿性地增多，参见A.J.Vander et al.的
Human Physiology：The Mechanismsof Body Function
，5th ed.（New York：Mc Graw—Hill，1990）第307页和第418页。
42—44 关于病原体的欺诈策略，好读又权威的入门知识，参加Ursula W.Goodenough’s article in
American Scientist
，79：344—355（1991）。关于机体对抗疟疾的策略，参见D.J.Roberts et al.in Nature，357：689—692（1992）。关于自身免疫病的大量材料，参见
The Autoimmune Diseases
，vol.2，edited by N.R.Rose and I.R.Mackay（San Diego：Academic，1992）。特别是Rose和Mackay所著的引言部分。强迫症与西得纳姆舞蹈病的关系，参见Judith Rapaport in
Scientifc American
（March 1989）第83—89页。
44—45 对细菌毒素的反应与过度反应，参见E.K.Le Grand in
Journal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197：454—456（1990）。
45 关于癌症的演化思考，参见P.W.Ewald的著作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3）。同时参考B.R.Levins的论文，在
AIDS, the Modern Plague
，edited by P.A.Distler et al.（Blacksburg, Va.：Presidential Symposium,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1993）第101—111页。
45—47 关于病毒改变宿主细胞结构的讨论，参见Shmuel Wolf et al.in Science，246：377—379（1989）。真菌引起的植物不育，参见Keith Clay in
Trendsin Ecologyand Evolution
，6：162—166（1991）。狂犬病毒引起的行为改变，参见G.M.Baer i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abies
（New York：Academic，1973）。关于一般性的寄生虫改变宿主行为的讨论，参见A.P.Dobson in
The Quarterly Reviewof Biology
，63：139—165（1988）。与医学相关的宿主行为改变，参见Heven in
The Host—Invader Interplay
，edited by H.Van den Bossche（Amsterdam：Elsevier/North Holland，1980）。
47—48 前言中提到的Ewald的论文，题为“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Treatment of Signs and Symptoms of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86：169—176。表3—1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化医学方面的专业研讨会包括1993年2月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以及1993年6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研讨会。
第4章
49 生物系统中“军备竞赛”的经典例子，参见Richard Dawkins和J.L.Krebbs的论文
Proceedingsofthe Royal Societyof London
，6105：489—511。爱丽丝与红色皇后的对话，出自刘易斯·卡罗尔的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第2章。
50 关于柯立芝总统儿子的去世对他的情感及政治生涯的影响，参见R.S.Robins and M.Dorn in
Politicsandthe Life Sciences
，12：3—17（1993）。
50 关于自然选择的本性及力量的深入浅出的著作，参见Richard Dawkin所著的
The Blind Watchmaker
（New York：W.W.Norton，1986）。
52 美洲原住民因引入的疾病而大量死亡的证据，参见R.M.Anderson and R.M.May’s
Infectious Diseasesof Humans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1）以及F.L.Black in Science，258：1739—1740（1992）。
53—56 引言出自M.L.Cohen’s article in Science，257：1050—1055（1992）。关于细菌抗药性的近期综述，参见J.P.W.Young和B.R.Levin在
Genesin Ecology
，edited by R.J.Berry et al.（Boston：Blackwell Scientific，1991）里的文章，以及S.B.Levy’s
The Antibiotic Paradox：How Miracle Drugs Are Destroying the Miracle
（New York：Plenum，1992）。同时参考Rick Weiss in Science，255：148—150（1992）。关于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带来的后果，参见S.B.Levy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23：335—337，（1990）。关于结核病的数据，我们主要参考的是B.R.Bloom and C.J.L.Murray in
Science
，257：1055—1064（1992）。1969年，时任美国卫生总监的豪言就是引自这篇文章。H.C.Neu的工作，参见
Science
，257：1064—1073（1992）。Ridley和Low的文章，参见
The Atlantic
，272（3）：76—86（1993）。
57—58 关于毒力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降低的论断，转引自Paul W.Ewald的著作第45页的题词。其中一句不是引自Paul的书中，而是来自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费奥多西·杜卜詹斯基关于寄生虫的论断，“（寄生虫）是演化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它注定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与互惠。”
Geneticsandthe Originof Species
，3rd ed.（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51，p.285）。关于宿主中HIV病毒的遗传多样性，好几位科学家进行了相关工作，参见
Science
，254：941，963—969（1991）；255：1134—1137（1992）。单个宿主里寄生蠕虫的遗传多样性，参见M.Mulvey et al.in
Evolution
，45：1628—1640（1991）。关于无花果黄蜂与其体内的寄生虫的比较研究，参见E.A.Herre et al.in
Science
，259：1442—1445（1993）。
58—60 关于种群之内以及种群之间不同的选择作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可供参考。宿主之内不同的寄生虫，以及不同宿主之间的寄生虫的选择作用，参考R.L.Anderson和R.L.May的著作，第52页。J.J.Bull和I.J.Molineux的实验表明，病毒毒力的增加与宿主无关，参见
Evolution
，46：882—895（1992）。其他重要的工作参见R.B.Johnson’s in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122：19—24（1986），以及S.A.Frank’s in
Proceedingsofthe Royal Societyof London
，B259：195—197（1992）。
60 关于西迈尔维斯医生的故事，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参见William J.Sinclair，
Semmelweis, His Lifeand His Doctrine
（Manchester：The University Press，1908）。
62—63 关于模仿现象的基本知识，参见J.R.G.Turner’s article on pp.141—161 of
The Biologyof Butterflies
，edited by R.I.Vane—Wright and P.R.Ackery（London and Orlando：Academic，1984）。分子模仿及其相关现象引自本书第43—44页。
63—64 关于新的环境因素对感染的影响，大部分信息都引自R.M.Krause’s article in
Science
，257：1073—1078（1992）。关于埃博拉病毒的详细数据参见P.H.Sureau’s article in
Reviewsof Infectious Diseases
，11（4）：2790s—2793s（1989）。
第5章
66 题词引自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第6章。
68 约翰·加西亚与F.R.Ervin的经典工作，引自第37页。
68—69 关于猴子畏惧蛇的实验，参见Susan Mineka et al，
Animal Learning and Behavior
，8：653—663（1980）。
69—70 关于机体损伤的修复机制的讨论，参见P.L.Mc Neil in
American Scientist
，79：222—235，以及Natalie Angi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1993，pp.C1，C14。
70—71 关于烧伤愈合过程的知识，参见
Burn Care and Rehabilitation：Principlesand Practice
，edited by R.L.Richard and M.J.Staley（Philadelphia：F.A.Davis，1994），尤其是第五章，作者D.G.Greenhalgh和M.J.Staley。
72 鲑鱼孵化池的故事以及日光危害，参见Alfred Perlmutter in
Science
，133：1081—1082（1961）。
73—75 UV—B对朗格罕细胞的危害，参见M.Vermeer et al.in
Journal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97：729—734（1991）.关于黑色素瘤日益增多的流行病学研究，参见J.M.Elwood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pridemiology
，19：801—810（1990）。较为通俗一点的讨论，特别是关于黑色素瘤的免疫学知识，参见David Concal’s in
New Scientist
，134：23—28（1991）。神经细胞与朗格罕细胞的相互作用，参见J.Hosoi et al.in
Nature
，159—163（1993）。防晒霜可能引起过度接受UV—A照射，参见P.M.Farr and B.L.Diffey in
The Lancet
，1（8635）：429—431（1989）。日光对眼睛的损害，参见L.Semes in
Optometry Clinics
，1（2）：28—34（1991）。防晒霜的正面效果，参见S.C.Thompson et al，
The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29：1147—1151（1993）。
75—76 关于再生的演化研究方面的文献，读者不妨参考R.J.Goss in 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59：241—260。
第6章
77 关于威士忌对童·贝罕的胃的伤害，参见Mc Neil以及Angier的工作，第69—70页。
78—81 关于Bruce Ames等人的工作，参见Ames以及L.S.Gold在1991年针对批评的回应，Science，251：607—608。提姆·约翰所著的
With Bitter Herbs They Shall Eat It
（Tucson：Univ.of Arizona Press，1990），对植物毒素与人体生态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综述。其中，人类如何克服土豆中毒素的故事特别精彩。此外，还有毒素的药用故事。更专业的讨论，参见
Toxic Plants
，edited by A.D.Kinghorn（New York：Columbia Univ.Press，1979）。关于节肢动物中的化学防御，一份稍早一些但是格外重要的综述是Thomas Eisner on pp.157—217 of
Chemical Ecology
，edited by Ernest Sondheimer and J.B.Simeone（New York：Academic，1970）。关于化学防御与其他价值，比如快速发育之间的成本效益分析，参见G.H.Orians and D.H.Janzen i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08：581—592（1974）。关于植物防御的更有戏剧性的记录，以及电信号及快速适应的细节，参见Paul Simons’
The Action Plant
（Boston：Blackwell，1992）。其中还讨论了植物中类似阿司匹林的一种激素。
80 我们对花蜜中毒素的解释，依据的是D.F.Rhoades and J.C.Bergdahl’s article in
American Naturalist
，117：798—803（1981）。
81 关于真菌毒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Mary K.Matossian’s
Poisons of the Past：Molds, Epidemics, and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9）做了精彩的记录。
82—83 秘鲁的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居民中，更多的人能尝出苯硫脲，参见R.M.Barruto et al，
Human Biology
，47：193—199（1975）。关于草酸钙结石的研究，参见G.C.Curhan et al.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28：833—838（1993）。我们同时参考了S.B.Eaton and D.A.Nelson，“Calcium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in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54：281s—287s。关于化学及其他防御机制的更一般性的回顾，参见D.H.J anzen’s article on pages 145—164 of
Physiological Ecology：An Evolutionary Approachto Resource Use
，edited by C.R.Townsend and Peter Calow（Oxford：Blackwell，1981）。
84 关于玉米的加工过程，参见S.H.Katz et al.，in
Science
，184：765—773（1973）。
84 书中提到的橡树籽中的丹宁及利用红土混合烹饪可以进行解毒，参见Timothy Johns的
With Bitter Herbs Thou Shalt Eat It
，第63—65页。
85 抗疾病的马铃薯的毒性，出处同上书，第106—159页。
86 进行过补牙手术的人的口腔中发现了耐药细菌，参见A.O.Summers et al.in
Antimicrobial Agentsand Chemotherapy
，37：825—834（1993）。关于环境中毒素的不切实际的辩论，不妨参考
Biosphere Politics
（New York：Crown，1991）以及Jeremy Rifldn的其他著作。
87—89 马姬·普罗费提出的晨吐的抗毒素作用，参见
The Adapted Mind
，edited by J.H.Barkow et al.（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2），第372—365页。
89 监管部门迟迟未将胎儿的敏感程度考虑进来，参见Ann Gibbons in
Science
，254：25（1991）。
第7章
92—94 关于医学遗传学近期的著作，参见T.D.Gelehrter and F.S.Collins’
Principlesof Medical Genetics
（Baltimore：Williams&.Wilkins，1990）。关于理解遗传性疾病以及探讨基因治疗进展的文章，参见Science（256：773—813；258：744—745；260：926—932）。关于现代医学遗传学及其意义的评述，参见James Neel’s
Physiciantothe Genome
（New York：Wiley，1994）。关于遗传咨询的伦理问题，参见
Genetic Disordersandthe Fetus
，edited by Aubrey Milunsk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2）；尤其是J.C.Fletcher和D.C.Wertz所著章节。
96—99 关于不利基因被淘汰的速率，它们在群体中的预期的均衡频率，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参考许多群体遗传学的教材，比如J.Maynard Smith’s
Evolutionary Genetics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89）。我们在本章中的版本是非常简化的。另外一本书是
Huntington’s Disease
，edited by P.S.Harper（London：Saunders，1991），它总结了这种疾病的历史及流行病学。几乎每一本关于遗传学或者演化的现代教材都会提到镰刀型贫血症。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是Jared Diamond in
Natural History
，June 1988，pp.10—13。
100—101 我们关于G6PD缺乏症的信息，来自于Ernest Beutler，
The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24：169—174（1991）。F.S.Collins说的那段话引自Science，774（1992）。关于囊性纤维化遗传疾病引起的综合征，参见Gina Kolata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1993，pp.C1，C3，相关的演化问题，参见Natalie Angier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994，p.B9。关于戴萨克什病（Tay—Sachs disease）的演化解释，参见B.Spyropoulos and Jared Diamond in
Nature
，331：666（1989）；以及S.J.O’Brien in
Current Biology
，1：209—211（1991）；N.C.Myrianthopoulos and Michael Melnick in“Tay—Sachs Disease：Screening and Prevention，”in
Palm Spring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y—Sachs Disease
edited by M.M.Kaback（New York：Liss，1977）。关于X染色体易裂症的信息，参见F.Vogel et al.’s article in
Human Genetics
，86：25—32（1990）。Jared Diamond就致病基因的隐蔽益处写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论文，比如
Discover
，November 1989，pp.72—78，and in
Natural History
，June 1988，pp.10—13，and February 1990，pp.26—30，关于遗传疾病与健康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有价值的例子参见Teresa Costa et al.’s article in
American Journalof Medical Genetics
，21：231—242（1985）；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遗传疾病，参见
American Journal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62（1）（1983）其中的5篇论文。
101 关于苯丙酮尿症对流产率的影响，参见L.I.Woolf et al.in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38：461—469（1975）。关于人体无非是基因自我繁殖的载体一说，最近的版本参见理查德·道金斯的
The Selfish Gene
，new ed.（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89）。
101—102 小鼠的T位点基因的适应效果，参见Patricia Franks and Sarah Lenington in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18：395—404（1986）。与线粒体DNA相关的医学问题，参见Angus Clarke i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27：451—456（1990）。关于同一个个体内的基因冲突，参见Leda Cosmides et al.’s classic work in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89：83—129（1981），以及David Haig and Alan Grafen’s article in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153：531—558（1991）。
102—103]心血管疾病既有家族遗传性，又受环境影响，相关讨论参见M.P.Stern on pp.93—104 in
Genetic Epidemiology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dited by M.P.Stern（New York：Liss，1984）。
103—105 皮格极度依赖他的眼镜，因眼镜被破坏并失窃带来的悲剧结果，参见《蝇王》（
Lordofthe Flies
by William Golding）第10、第11章。引文出自第11章。在城镇化的爱斯基摩人群中，儿童中出现近视的比例骤升，参见F.A.Young et al.in
American Journalof Ophthalmology
，46：676—685（1969）。关于疾病的遗传学及病原学的一般性讨论，参见Elio Raviola and T.N.Wiesel’s article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12：1609—1615（1985）；以及B.J.Curtin’s
The Myopias
（Philadelphia：Harper&Row，1988）；and by G.R.Bock and Kate Widdows in
Myopiaandthe Controlof Eye Growth
（Chichester, New York：Wiley，1990）。较新的研究综述，参见Jane E.Brody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1994，p.C10。
105 关于酗酒的遗传根源，参见M.A.Schickit’s article in
Journal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85）；in J.S.Searles’i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7：153—167（1988）；and in M.Mullen’s in
British Journal of Addictions
，84：1433—1440（1989）。
106 麦尔文·康纳的引文出自
The Tangled Wing：Biological Constraints on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Harper Colophon，1983）第89—90页，以及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6）第215页。
第8章
107 爱尔兰民歌选自
100 Irish Ballads
（Dublin：Walton’s，1985）第103页。对一般读者，从演化的角度考察衰老，不妨参考1992年2月份的
Natural History
以及1991年3—4月份的The Sciences（纽约科学院出的杂志，2001年之后已停刊）第30—38页。更新的专业综述，参见M.R.Rose’s article in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28：342—358（1984）；以及他的著作
Biology of Aging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1）；还有Caleb Finch’s
Longevity, Senescence, and the Genome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91）。
108—109 美国的死亡率数据来自Vital Statis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89（Washington, DC：US.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2）。衰老的人口学研究，参见J.F.Fries and L.M.Crapo in
Vitalityand Aging
（San Francisco：Freeman，1981）。
110 图8—1是从
Vitality and Aging
图3-2中重绘而成的，已经获得许可。
111—112 图8—3是从
Vitality and Aging
图9—2重绘而成的，已经获得许可。人们逃离老虎的故事引自Helena Cronin’s
The Ant and the Peacock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92）。
111—112 一匹马拉的四轮马车的诗句选自“The Deacon’s Masterpiece”on pp.158—160 of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of Oliver Wendell Holme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08）。衰老引起的并发效果，参见B.L.Strehler and A.S.Mildvan in
Science
，132：14—21（1960）。
113 魏斯曼的这段话引自“The Duration of Life，”in A.Weismann：
Essays upon Heredity and Kindred Biological Problems
，edited by E.B.Poulton et al.（Oxford：Clarendon Press，1891—1892）。G.C.Williams的论文参见
Evolution
，11：398—411（1957）。
113—114 J. B.S.Haldane的著作，参见
New Pathsin Genetics
（New York：Harper，1942）。关于P.B.Medawar的论述，参见“
Old Ageand Natural Death
，”reprinted on pp.17—43 of his
The Uniquenessofthe Individual
（London：Methuen，1957）第38页。同样参见
An Unsolved Problemin Biology
（London：M.K.Lewis，1952）。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进路，参见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12：12—45（1968）。
114—115 关于绝经的演化意义的较近的讨论，参见A.R.Rogers’article in
Evolutionary Ecology
，7：406—420，Kim Hill and A.M.Hurtado’s in
Human Nature
，2：313—350（1991），S.N.Austad in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29：255—263（1994），以及Alex Comfort的著作
The Biologyof Senescence
，3rd ed.（New York：Elsevier，1979）。
115—116 图8—4选自R.M.Nesse，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23：445—453（1988）。R.L.Albin’s article is in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9：371—382（1988）。关于缺铁性贫血的综述，参见J.F.Desforges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8：1616—1620（1993）。
116—117 关于阿尔茨海默症遗传机制的最新发现，参见W.Strittmatter et al.in
Proceedingsofthe National Academyof Sciences
（U.S.），90：1977—1981（1993）。S.I.Rapoport的工作，参见
Medical Hypotheses
，29：147—150。
117 关于多效基因在衰老中的作用，以及R.R.Sokal展开的实验研究，参见本章开篇部分引用的M.R.Rose的著作，特别是第50—56页，及第179—第180页。
118—120 关于限制饮食方面的工作，参见J.P.Phelan and S.N.Austad in
Growth, Development, and Aging
，53（1—2）：4—6（1989）。关于抗氧化剂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参见R.G.Cutler’s article in
American Journalof Clinical Nutrition
，53：373s—379s（1991）。关于痛风的论述，参见Lubert Stryer’s
Biochemistry
，3rd ed.（New York：Freeman，1988）第622页。S.N.Austad认为，不同物种的衰老过程可能不尽相同，原因可以参见
Aging
，5：259—267（1994）。他针对鼬的工作，参见
Journalof Zoology
，229：695—708（1994）。
122 E. T.Whittaker关于“无效原理”的讨论，参见
From Euclidto Eddington：A Study of Conceptions of the External World
（New York：Dover，1958），第58—60页。
第9章
读者若对人类演化感兴趣，我们推荐Roger Lewin’s
in the Age of Mankind：A Smithsonian Book of Human Evolution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Books，1988）以及Jared Diamond’s
The Third Chimpanzee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关于今天原始部落的人类学考察，我们推荐Marjorie Shostack’s
Nisa：The Lifeand Words of a l Kung Woman
（New York：Vantage Books，1983）。
125 达尔文的原话，参见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John Murray，1859）第一版，第191页。
125—127 为了适应言语行为，人类的咽喉做出了重大调整。关于这个主题，详见Elaine Morgan’s
The Scarsof Evolution
（London：Penguin，1990）第10章。更加专业的信息，参见Philip Lieberman and Sheila E.Blumstein’s
Speech Physiology, Speech Perception, and Acoustic Phonetics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Press，1988）。
131 我们引用了George Estabrooks，
Man：The Mechanical Misft
（New York：Macmillan，1941），但是主旨却大相径庭。虽然它描述了人体的许多设计缺陷，它的主要信息是身体构造与现代环境下使用之间的不协调。而且该书还为“优生学”招魂。
135“石器时代走在快车道上的人”（“Stone Agers in the Fast Lane”）是S.B.Eaton et al.一篇论文的题目，参见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84：739—749（1988）。
136—137 据估计，当今世界的人口是石器时代的1000倍，参见Luigi Cavalli—Sforza et al.in
Science
，259：639—646（1993）。人们最近才意识到，杀婴的行为在其他动物中也有出现，参见
Infanticide：Comparative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Hausfater and S.B.Hrdy（New York：Aldine，1984）。
137 关于原生虫及寄生虫引起的疾病细节，参见of
The Cecil Textbookof Medicine
，edited by J.B.Wyngaarden and L.H.Smith（Philadelphia：Saunders，1982）第15节（pp.1714—1778）。关于寄生虫引起的许多糟糕的后果及插图，参见M.Katz等人的著作，同第41页的注释。另，引用的Richard Alexander出自第138页，同第17页的注释。
140 关于驯养家犬的15000年的历史，参见Vitaly Shevoroshkin and John Woodward的论文，在
Ways of Knowing.The Reality Club3
，edited by John Brockman（New York：Prentice Hall，1991）第173—197页。
142 关于洞穴绘画的评述，出自Melvin Konnor’s
The Tangled Wing：Bi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Harper Colophon，1983）第57页。
第10章
144—145 关于农耕文明的起源，参见Jared Diamond’s
The Third Chimpanzee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第10章及14章。
145—146 关于利用野生植物治疗坏血症，参见Ingolfur Davidsson in
Natturufraedingurinn
，42：140—144（1972）。关于1500年前的营养不良及其他问题，参见J.Lallo et al.on pp.213—238 of
Early Native Americans
，edited by D.L.Browman（The Hague and New York：Moulton，1980）。
147 超常刺激的主意，在许多教科书及通俗作品中都有讨论，比如John Alcock的著作，第27-29页，同第16—17页的注释。
148—149 关于摄入的脂肪引起的现代疾病，参见H.B.Eaton’s article in Lipids，27：814—820（1992）；
Western Diseases, Their Emergence and Prevention
，edited by H.C.Trowell and D.P.Burkitt（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81），以及H.B.Eaton et al.’s
The Paleolithic Prescription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8）。关于环境因素对公共健康及医疗的作用，参见Thomas Mc Keown’s
The Role of Medicine：Dream, Mirage, or Nemesi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79）。
149—150 关于节约性遗传型的讨论，参见J.V.Neel’s article in Sorono Symposium，47：281—293（1982），and Gary Dowse and Paul Zimmet’s i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06：532—533（1993）。间歇性进食的效果，参见J.O.Hill et a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Obesity
，12：547—555（1988）。关于人工甜味剂的研究，参见D.Stellman and L.Garfinkel in
Preventive Medicine
，15：195—202（1986）。间歇进食对代谢的长期影响，参见G.L.Blackburn et al.in
American Journalof Clinical Nutrition
，49：1105—1109（1989）。我们关于节食与体重控制的结论及建议，参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25，1992。
150 关于史前时代的龋齿问题，参见C.S.Larsen et al.in
Advancesin Dent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M.A.Kelley and C.S.Larsen（New York：Wiley—Liss，1991）。
151 关于原始部落使用成瘾药物的例子，参见Napoleon Chagnon关于委内瑞拉的雅诺马莫人（Yanomamo）的著作：
The Last Days of Ede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2）。
152 关于药物成瘾的遗传倾向，参见C.R.Cloninger in
Archivesof General Psychiatry
，38：961—968（1981）；by M.A.Schucki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54：2614—2617（1985）；and by J.S.Sear les in
Journalof Abnormal Psychiatry
，97：153—157（1988）。同样参见R.M.Nesse’s article i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in press）。
154 关于Alan Weder和Nickolas Schork的理论，参见
Hypertension
，24：145—156（1994）。
155—156 肤色与佝偻病的关系，参见W.M.S.Russell in
Ecology of Disease
，2：95—106（1983）。穴居动物中色素及研究迅速退化，参见R.W.Mitchell et al，“Mexican Eyeless Fishes, Genus Astyanax：Environment,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Special Publications.The Museum.Texas Tech University
，12：1—89（1977）。新大陆原住民被外界入侵的人携带的疾病所感染，参见F.L.Black in
Science
，258：1739—1740。同时参见M.Anderson and R.M.May的著作，同52页注释。
第11章
关于花粉过敏的入门知识，参见N.Mygind’s
Essential Allergy
（Oxford：Blackwell，1986）。更详细的回顾，参见
Allergic Diseases：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edited by R.Patterson（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93）。关于花粉的另外一本书是R.B.Knox’s
Pollenand Allergy
（Baltimore：University Park Press，1978）。
159 关于免疫球蛋白E系统的详细知识，参见O.L.Frick的论文，见
Basicand Clinical Immunology
，6th ed.，edited by D.P.Stites, J.D.Stobo, and J.V.Wells（Norwich, Conn.：Appleby and Lange，1987）第197—227页，以及C.R.Zeiss and J.J.Prusansky’s on pp.33—46 of
Allergic Diseases：Diagnosisand Management
（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93）。Amos Bouskila和D.T.Blumstein对我们所谓的烟雾警报原理提出了详细的讨论，参见
American Naturalist
，139：161—176（1992）。
160 纽约时报的引言出自
The New York Times
，section 6，p.52，March 28，1993。教科书中的引言出自E.S.Golub’s
Immunology：A Synthesis
（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7）。
160—161 关于洛伦兹尼壶腹功能的有趣讨论，参见“The Sense of Discovery and Vice Versa，”by K.S.Thomson in
American Scientist
，71：522—525（1983）。较新的回顾，参见H.Wissing et al.i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74：99—107（1988）。
162—163 关于免疫球蛋白E系统与寄生虫感染的讨论，参见A.Capron and J.P.Dessaint，
Chemical Immunology
，49：236—244（1990），以及K.Q.Nguyen and O.G.Rodma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Dermatology
，32：291—297（1984）。
163 普罗费的论文，参见
Quarterly Reviewof Biology
，66：23—62（1991）。
164—166 关于过敏病人日益增多的更多报道，参见L.Gamlin in the June 1990 issue of
New Scientist
以及Ronald Finn in
Lancet
，340：1453—1455（1992）。关于特应性的遗传机制，参见J.M.Hopkin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London），24：159—160（1990）。关于普遍存在的解毒酶系遗传缺陷，参见M.F.W.Festing in
Critical Reviewsin Toxicology
，18：1—26。不幸的是，大多数研究都是与药物的解毒差异有关，而不是常见的毒素。
169 关于过敏的预防，参见S.H.Ar shad et al，
Lancet
，339：1493—1497（1992）。
169—170 关于日益流行的过敏症，参见第162—164页的注释。关于免疫系统的冗余与复杂性，参见S.Ohno in
Chemical Immunology
，49：21—34（1990）。
第12章
172—174 我们关于癌症的思路，来自Leo Buss的著作
The Evolution of Individualit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87）。Liles的文章，参见
MBL Science
，3：9—13（1988）。
175—177 关于癌症在细胞水平，激素水平，以及免疫水平上调控机制的详情，参见
Science
，254：1131—1173（1991）和259：616—638（1993）。关于p53基因的数据，来自Elizabeth Culotta and D.E.Koshland’s article in
Science
，262：1958—1961（1993）。我们关于癌症的遗传机制的许多论述，都引自D.M.Prescott and A.S.Flexner’s
Cancer：The Misguided Cell
，2nd ed.（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6）第5章。Cosmides和Tooby的观察，首次在1994年的人类行为及演化学会年会上报道。
178 关于日光的致癌机制及对免疫系统的作用，参见David Concar为普通读者而写的文章，
New Scientist
，134（1821）：23—28（1992）。
179—181 关于女性生殖系统癌症的更多内容，参见W.B.Eaton et al.in
Quarterly Reviewof Biology
，69：353—367（1994）。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引起了尿路及卵巢癌的降低，参见B.E.Henderson et al.in Science，259：633—638（1993）。
第13章
183—184 关于性的演化起源的最近的争论，参见Matt Ridley’s
The Red Queen
（New York：Macmillan，1993）。技术性更强的讨论，参见R.E.Michod and B.R.Levin, editors，
The Evolutionof Sex
（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8）。关于性的寄生理论，参见W.D.Hamilton, R.Axelrod, and R.Tanese’s article in
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of Sciences
，87：3566—3573（1990）。关于最近争论的起源，参见G.C.Williams’
Sexand Evolutio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75）以及J.Maynard Smith’s
The Evolutionof Sex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78）。最新的回顾参见S.Sarkar，
Bio Science
，42（6）：448—454（1992）。关于遗传多样性的演化，参见Wayne K.Potts and Edward K.Wakeland in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5：181—187（1990）。
184—185 为什么卵细胞比精子大得多，参见Maynard Smith’s
The Evolution of Sex
，第151—155页。该书第130—139讲述了为什么有些生物体是雌雄同体而另一些是雌雄异体。更加详细的讨论，参见E.L.Charnov’s
The Theoryof Sex Allocation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82）。
184—187 目前关于性选择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性对生殖适应的差异，参见
Sexual Selection：Testingthe Alternatives
，edited by J.W.Bradbury and M.B.Anderson（New York：Wiley—Inter—science，1987）。关于这个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当前进展，参见Helena Cronin’s
The Antandthe Peacock
（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91）。
187 由于雌性偏好引起的性别比例的差别，参见P.Secord in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9（4）：525—543（1983）。
187—188 围绕着将性选择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的性别差异，有许多可读的书，比如David Buss’s
The Evolution of Desire
（New York：Basic Books，1994）；Donald Symons’
The Evolutionof Human Sexuality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9）；和Sarah B.Hrdy’s
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81）。特别的，
Sex, Evolutionand Behavior
by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Boston：Willard Grant Press，1983）为动物及人类的性行为提供了一份权威、清晰且有趣的综述。他们最近又写了一篇更短小、更精炼的文章，题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Chattel，”在J.Barkow, L.Cosmides, and J.Tooby, editors，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2），第289—322页。关于这个主题的更细致的综述文章，参见L.Betzig, M.B.Mulder, and P.Turke, editors，
Human Reproductive Behavior：A Darwin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88）。
188 关于雄性动物的专制及妃嫔的权威报道，参见Laura L.Betzig’s
Despotism and Diferential Reproduction：A Darwinian View of History
（New York：Aldine，1986）。
189 David Buss的引言出自
The Adapted Mind
（同上）on“Mate Preference Mechanisms.”第249页。
189 David Buss的数据，参见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2：1—49（1989）。同时参见Bruce J.Ellis’s“The Evolution of Sexual Attraction：Evaluative Mechanisms in Women”in
The Adapted Mind
，同上。
190“关系检验”的想法，出自Amotz Zahavi’s“The Testing of a Bond，”
Animal Behaviour
，25：246—247（1976）。
192 关于灵长类动物的性高潮，参见Donald Symon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9）。
192 关于人类排卵的不规律性，参见Beverly Strassmann’s article in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2：31—40（1981）；Paul W.Turke’s in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5：33—44（1984）；和Nancy Burley’s i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14：835—858（1979）。
193 关于睾丸大小的数据，参见R.V.Short’s chapter in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he Great Apes
，edited by C.E.Graham（New York：Academic，1984）。同时参见A.H.Harcourt et al, Nature，293：55—57（1981）。
193 关于精子战争的文献，参见R.R.Baker and M.A.Bellis’s“Human Sperm Competition：Ejaculate Adjustment by Males and the Function of Masturbation，”
Animal Behavior
，46：861—885（1993），以及R.R.Baker and M.A.Bellis，“Human Sperm Competition：Ejaculation Manipulation by Females and a Function for the Female Orgasm，”
Animal Behavior
，46：887—909（1993）。关于精子数量的工作，参见Baker and Bellis，“Number of Sperm in Human Ejaculates Varies as Predicted by Sperm Competition Theory，”
Animal Behavior
，37：867—869（1989）。关于精子竞争方面的综述，参见M.Gomendio and E.R.S.Roldan’s“Mechanisms of Sperm Competition：Linking Physiology and Behavioral Ecology，”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8（3）：95—100（1993）。
194 关于嫉妒的工作，参见Martin Daly and collaborators’“Male Sexual Jealousy，”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3：11—27（1982），和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s
Homicide
（New York：Aldine，1989）。后者包含了因嫉妒而谋杀的大量数据及具体讨论。
196 关于两性在生殖策略上的差异，参见上文注释里提到的Buss, Ridley, Cronin和Symons的工作。
197—200 David Haig的论文，参见
Quarterly Reviewof Biology
，68：495—532（1993）。关于性拮抗基因，参见W.R.Rice in
Science
，256：1436—1439（1992）。关于亲子冲突的经典论文，参见R.L.Trivers’s in
American Zoologist
，14：249—264（1974）。同时，参见他的著作Social Evolution（Menlo Park, Calif.：Benjamin/Cummings，1985）。关于较新的综述及更多的参考文献，参见D.W.Mock and L.S.Forbes，
Trendsin Ecologyand Evolution
，7（12）：409—413（1992）。
200—201 关于人类分娩的工作，Wenda Trevathan在1993年2月美国科学院年会上做了报告。同时，参考她的著作，
Human Birth：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Hawthorne, N.Y.：Aldine de Gruyter，1987）。
201 关于催产素在绵羊中促进关系的工作，参见E.B.Keverne et al.in
Science
，219：81—83（1983）。
202 关于莫扎特的家庭悲剧，我们的信息来源是
Mozart in Vienna 1781—1791
by Volkmar Braunbehrens（New York：Grove Weidenfeld，1989），第98—102页。
203 关于新生儿黄疸，参见John Brett and Susan Niermeyer’s article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4：149—161（1990）。
203—204 关于连续不断的强光照射引起的色盲及其他视觉障碍，参见I.Abramov et al.in
Journalofthe American Optometry Association
，56：614—619（1985）。
204—205 关于婴儿的啼哭，参见R.G.Barr’s“The Early Crying Paradox：A Modest Proposal，”
Human Nature
，1（4）：355—389（1990）。
204—205 关于婴儿猝死综合征，参见James J.Mc Kenna’s“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The Role of Parental Breathing Cues and Speech Breathing Adaptations，”
Medical Anthropology
，10：9—54（1986）。
205—206 关于亲子冲突，参见Trivers citations，第195—199页。同时参考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s
Sex, Evolution, and Behavior
，2nd ed.（Boston：Willard Grant Press，1983）第55—58页以及第234—235页。
第14章
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许多故事使用的是化名。
The Moral Animal
by Robert Wright（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4）是演化心理学的极佳入门读物。
关于演化与精神病学的概览，参见Brant Wenegrat’s
Sociobiological Psychiatry：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Lexington, Mass.：Lexington Books，1990），以及
Evolutionary Psychiatry
，by Michael Mc Guire and Alfonso Troisi。关于动物行为的入门好书，参见John Alcock’s
Animal Behavior：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Sunderland, Mass.：Sinauer，1993）。关于社会生物学方面的入门书，参见R.D.Alexander’s
Darwinismand Human Aflair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9）；R.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76）；E.O.Wilson’s
Sociobiolog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75）；E.O.Wilson’s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Press，1978）；以及R.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Benjamin/Cummings，1985）。关于演化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参见
The Adapted Mind
，特别是第320页。
208—209 关于当前精神病学研究的医疗实践，参见Robert Michaels and Peter M.Marzuk in
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
，329：552—560；628—638（1993）。
209—212 从演化的角度考察情绪，参见R.M.Nesse’s“Evolutionary Explanations of Emotions，”
Human Nature
，1：261—289（1990）；R.Plutchik and H.Kellerman’s
Theoriesof Emotion
，vol.1（Orlando, Fla.：Academic，1980）；Paul Ekman’s“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
Cognitionand Emotion
，6：169—200（1992）；Robert L.Trivers’s“
Sociobiology and Politics
，”in Sociobiologyand Human Politics, edited by E.White（Toronto：Lexington，1981）；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s article in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11：375—424（1990）；R.Thornhill and N.W.Thornhill’s chapter in
Sociobiologyand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R.Bell（Lubbock, Tex.：Texas Tech Univ.Press，1989）；以及E.O.Wilson’s
Sociobiolog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12 关于避免被猎杀与他价值之间的收益平衡，参见A.Bouskila and D.T.Blumstein’s article in
American Naturalist
，139：161—176（1992）。
212—213 Walter B. Cannon的经典著作
Bodily Changes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Researches into the Function of Emotional Excitement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29）。同时参见I.M.Marks’
Fears, Phobias, and Rituals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87）；A.Ohman and U.Dimberg in
Sociopsychology
，edited by W.M.Waid（New York：Springer，1984）；I.M.Marks and Adolf Tobena i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4：365—384（1990）；D.H.Barlow’s
Anxietyand Its Disorders
（New York：Guilford，1988）；以及Susan Mineka et al.in
Journalof Abnormal Psychology
，93：355—372（1984）。
213 关于孔雀鱼的研究，参见A.L.Dugatkin in
Behavioral Ecology
，3：124—127（1992）。
213—214 关于信号检测理论的综述，参见D.M.Green and J.A.Swets，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and Psycho—physics
（New York：Wiley，1966）。
214 R. H.Frank的思想，参见他的著作，
Passions Within Reason：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Norton，1988）。
215—216 关于日益普遍的抑郁症，参见跨国研究“The Changing Rate of Major Depression.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Journalof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8：3098—3105（1992）。
215—221 关于抑郁的一般性知识，参见P.C.Whybrow et al.
Mood Disorders：Toward a New Psychobiology
（New York：Plenum，1984）；Emmy Gut’s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Depress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89）；Paul Gilbert’s
Human Natureand Suffering
（Hove, England：Erlbaum，1989）；以及R.E.Thayer’s
The Biopsychologyof Moodand Arousal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89）。
219 关于作家与抑郁的数据，参见N.C.Andreas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1288—192（1987）。
219 John Price的论文，参见
Lancet
，2：243—246（1967）。同时参见Russell R.Gardner, Jr.，in
The Archivesof General Psychiatry
，39：1436—1441（1982），以及J.S.Price and Leon Sloman，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8：85s—98s（1987）。
219 长尾猴中血清素水平的研究，参见M.J.Raleigh et al.article in
Brain Research
，559：181—190（1991）。
220 关于季节性忧郁症的更多信息，参见N.E.Rosenthal and M.C.Blehar’s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Phototherapy
（New York：Guilford，1989）；D.A.Oren and N.E.Rosenthal in
Handbook of Affective Disorders
，edited by E.S.Paykel（New York：Churchill Livingstone，1992）；以及David Schlager, J.E.Schwartz, and E.J.Bromet in
British Journalof Psychiatry
，163：322—326（1993）。大规模的研究表明，该病的发病率正在上升。同第214页注释所引书籍。
221—222 关于幼猴的研究，参见H.F.Harlow’s
Learning to Love
（New York：Aronson，1974）。
222—224 关于依恋的研究，参见Robert Karen的综述，“Becoming Attached，”
The Atlantic
，February 1990，pp.35—70；John Bowlby关于他的工作总结，参见
The American Handbook of Psychiatry
，vol.6，edited by D.D.Hamburg and H.K.H.Brodie（1969）；和M.D.Ainsworth et al.
Patternsof Attachment：APsychological Study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Hillsdale, NJ：Erlbaum，1978）。关于可能影响依恋的遗传学研究，Galen’s Prophecy（New York：Basic Books，1994）的可读性很强。
222—224 关于虐待儿童的研究，参见Martin Daly and Margo I.Wilson’s Homicide（New York：Aldine，1989）；及“Abuse and Neglect of Childre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in
Natural Selectionand Social Behavior：Recent Researchand Theory
，edited by R.D.Alexander and D.W.Tinkle（New York：Chiron Press，1981）；S.B.Hrdy’s“Infanticide as a Primate Productive Strategy，”
American Scientist
，65：40—49（1977）；以及R.J.Gelles and J.B.Lancaster, editors，
Child Abuseand Neglect
（New York：Aldine，1987），Mark Flinn’s article is in
Ethologyand Sociobiology
，9：335—369（1988）。
224—225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参见J.L.Karlsson，
Hereditas
，107：59—64（1987），以及J.S.Allen and V.M.Sarich’s in
Perspectivesin Biologyand Medicine
，32：132—153（1988）。多疑可能带来的好处，参见L.F.J arvik and S.B.Chadwick in
Psychopathology
，edited by M.Hammer, K.Salzinger, and S.Sutton（New York：Wiley，1972）。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有趣且可以检验的想法，以及它与睡眠周期的关系，参见Jay R.Feierman’s article in
Medical Hypotheses
，9：455—479（1982）。
226—228 Ray Meddis的思想，详见The Sleep Instinc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更短的一个版本，参见
Animal Behavior
，23：676—691（1975）。关于哺乳动物的睡眠研究的一般知识，参见M.Elgar, M.D.Pagel, and P.H.Harvey’s article in
Animal Behavior
，40：991—995（1990）。关于睡眠及睡眠研究的综述，参见Alexander Borbély’s
Secretsof Sleep
（New York：Basic Books，1986），以及Jacob Empson’s
Sleepand Dreaming
（London：Faber and Faber，1989）。关于做梦是理想及可能的心理功能，参见J.A.Hobson’s
The Dreaming Brain
（New York：Basic Books，1988）；Ian Oswald，“Human Brain Proteins, Drugs, and Dreams，”
Nature
，223：893—897（1969）；以及Francis Crick and Graeme Mitchison，“The Function of Dream Sleep，”
Nature
，304：111—114（1983）。
229—230 关于运动神经元对梦的限制，参见Donald Symons的文章“The Stuff That Dreams Aren’t Made Of：Why Wake—State and Dream—State Sensory Experiences Differ，”
Cognition
，47：181—217（1993）。
第15章
本章开篇的题辞引自著名遗传学家Theodosius Dobzhansky，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125—129（1973）。
234—235 读者可能留意到了，这个钟表的比喻跟道金斯所著的
The Blind Watchmaker
（New York：Norton，1986）异曲同工。事实上，这个比喻最早来自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在1802年发表的杰作
Natural Theology
。虽然他的本意是为创世论辩护，但是他举出的许多设计精巧的例子为后人，包括达尔文，提供了自然选择的绝佳范例。其中，特别有趣的是佩利为复杂设计提出的辩护。他将这些看似不必要、但又遵循着严格原则的复杂设计归因于神的显灵。佩利为痛苦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但又声称死亡、疾病以及不可预知都是完美神意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思路启发了伏尔泰在他的小说《憨第德》（
Candide
）中所讽刺的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
239 关于抗氧化剂在衰老中的作用，参见Richard G.Cutler’s“Antioxidants and Aging，”
American Journalof Clinical Nutrition
，53：373s—379s（1991）。关于目前维生素E的概述，参见C.H.Hennekens, J.E.Buring, and R.Peto’s“Antioxidant Vitamins—Benefits Not Yet Prove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0：1080—1081（1994）。
240—241 引言出自René Dubos’s Man Adapting（New Haven, Conn.：Yale Univ.Press，1965，revised 1980），第445—446页。
241 Ernst Mayr著作的全称是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Cambridge, 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Press，1982）。
241—243 如何用演化的思路来思考生物体的功能，许多好书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向所有对演化理论持有怀疑态度，但又打算严肃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推荐这些书。因为一些简单的误会就耽误了领域的发展，岂不痛心！参见John Maynard Smith’s
Did Darwin Get It Right
（New York：Chapman and Hall，1989）；E.Mayr’s“Teleological and Teleonomic, A New Analysis，”
Boston Studiesin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91—117（1974）；John Alcock’s
Animal Behavior：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4th ed.（Sunderland, Mass.：Sinauer，1989）；Michael Ruse’s The Darwinian Paradigm（London：Routledge，1989），George Williams’
Natural Selection
（New York：Oxford Univ.Press，1992）；以及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Press，1966）。
243 Flexner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的报告，参见
The Carnegie Foundationforthe Advancementof Teaching, Bulletin
No.4（1910）。
248 关于现代医学时弊的中肯分析，参见Melvin Konner’s
The Trouble with Medicine
（London：BBC Books，1993）。
248 倡议预防性医疗的文章，参见James F.Fries et al，“Reducing Health Care Costs 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Medical Service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9：321—32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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