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因为是与四万万中国人心相悖的，梦醒了，他成了“孤家寡人”。
一
袁世凯许久不看报纸了，他觉得所有的报纸都是黑暗的，是毒瘤，是细菌，沾上它便会致死。今天，他忽然又心血来潮，命人把所有的日报都买来，一份不许少！
一个可靠的消息，梁启超撰写了一篇长文，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是谈论国体问题的。什么报纸，什么题目？都不清楚。袁世凯自我猜测，他觉得梁启超会在国人痛骂帝制的时候要为他说几句捧场的话，说不定还会站出来表示个“拥戴”的态度。袁世凯对梁启超不薄呀！不记“戊戌”前嫌，自己一当上大总统便请他回国，还任命他为司法部的次长。是的，梁启超并不赞成帝制，可是，却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大骂帝制。早几天，当袁世凯得知梁父七旬晋一大寿，他还派人到天津，送十万元为补寿之礼，另送十万元给梁做出国旅费。袁是想让梁远走海外，免得跟着别人说三道四。所好的是，这两笔钱梁启超全收下了，这便给袁世凯一个“定心丸”吃。在此时刻，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会不会是对袁世凯二十万元的酬谢？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袁世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位曾经因为发动“公车上书”轰动华夏，而又发表《变法通议》、编辑《两政丛书》闻名遐迩的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究竟是什么态度对待国体的？袁世凯想：“果然他赞成帝制，又愿助一臂之力，我便可以不再缓期登极，而是按期改元。”
报纸买来了，袁世凯一张一张地翻阅查寻，他终于找到了梁启超署名的那篇文章，竟然赫赫地占了大半个版，题目铜钱般大的字，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不看则已，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肺都气炸了。“这个梁启超，竟然也跟着一帮混蛋骂起我来了。改制的问题你不也是支持的吗，今天咋又变了脸？”
袁世凯把梁士诒找来，拍着那张报纸说：“看看吧，看看吧，你的那位贵本家也赤膊上阵了。”
梁士诒展开报纸仔细看了一遍，笑着说：“任公的意思，似乎有可取处。”
“什么可取处？”袁世凯说，“改制成了十恶不赦了，还可取？”
“您瞧瞧这段话。”梁士诒用手指着报纸一角。袁世凯摇着头，就是不看。
梁士诒不知是出于宽他主子的心，还是出于为同族解脱，他竟朗朗有声地读起来：“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之大宝，传诸无穷……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摧之。”
“任公不反帝制，而是反对在条件未成熟前做皇帝。”梁士诒这么解释。
袁世凯敏感，他明白梁启超文章不是梁士诒解释的那样，是反帝制的，是有大影响的。“不行，要马上找一位与梁启超旗鼓相当的大名流写一篇文章，反驳他一下。”
梁士诒只好顺从了。“找谁呢？”他问。
“最好是张謇，或王闿运。”袁世凯点将了。但他明知这两人均不在北京，即便在，也不一定乐意写此类文章。梁士诒也摇摇头。
“要么就让章太炎。”袁世凯又想起一个人。
一提章太炎，梁士诒心里便跳：“现在你想起他了，昔日你待他那么狠，没把他处死。”梁说：“此事只好让大公子出面，他和章还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
袁世凯点点头。
梁启超是以进步党员身份在京参与政事活动的。他本来是支持袁世凯，愿意为他的权力做出付出的。自从袁世凯要实行帝制，因为实行帝制而带来的北洋内部的分裂，更加上外国人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人的再度兴起，梁启超看到了讨袁、反袁已是势在必行，而且会波及全国。他所在的进步党是无能扛这个大旗，当不了旗手。梁想：若是别人当了旗手，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倒不如先打起旗来。于是，梁启超开始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写好了，他去找密友，同是进步党的汤觉顿和蹇念益。汤、蹇二人看了文章，觉得撇开进步党以个人名义发表对党不利，同时，也觉得给袁太大的难堪。于是劝道：“文章是说到要害处了。但是，要发表的话，是不是留点余地，语气改得缓和些。”这样，梁启超才在原稿中加增了上述一段话。《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前，梁启超忽然想起了杨度。论私谊、论关怀，杨度对梁都是极尽其责的。他知道杨度是不会附会他的意见，起来反帝反袁的。他便给杨写了一封信，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
杨度知道梁要反袁了，即请在京的梁的学生蔡锷去劝阻。蔡却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以此拒请。不久，梁文即问世。
被囚在龙泉寺的章太炎，早已对袁世凯深恶痛绝。他觉得和袁世凯同生在一个时代是他人生的耻辱，与其睁着大眼看袁世凯倒行逆施，倒不如永远闭上眼睛，离开这片混浊的世界。他绝食以抗议，绝食寻觅旧宿。他的新夫人汤国黎女士却不，她觉得应该让丈夫先取得自由，而后同他作坚决的斗争。
汤女士变着口气给袁世凯写了一道“陈情表”，表白“从今之后我们远离政治，只在山林过闲云野鹤的生活”，求袁世凯放了章。袁世凯只淡淡地一笑，便把那个“陈情表”弃之一角。后来，由于诸多名人上书，袁世凯怕激起众怒，才派人在钱粮胡同代赁住宅，把章移禁该处，少支生活费却派众警察监督。
自从《顺无时报》事件以后，袁克定的地位便落下来了，他自然也同老爹的关系疏远了。现在，为梁启超的文章，老爹又让他出面去求章太炎，他心里便不乐意干。他怕章太炎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他自己也不想为老爹献那份殷勤。于是，他只找到好友孙武、李燮和二位替他到东城钱粮胡同去求章。
孙、李二位来到钱粮胡同，章太炎杜门谢客。好不容易见到了，章又闭口不语。孙、李颇费了些口舌，章太炎只说了一句话：“决志趋死，义不受辱。”孙、李吃了闭门羹。
袁世凯又想搬出严复，严也不干。最后，只好以孙毓筠和刘师培两个自封“筹安六君子”的成员分别写了《驳任公论国体文》《国体论》。这些自吹自擂的文章换来的当然是一片唏嘘声。
二
初冬的昆明，还是一派盎然春意：西山龙门，游人如织；大观楼中，花团锦簇；滇池岸畔，柳绿杨翠。这片四季为春的盛地总是生机勃勃，令人振奋！
12月19日，蔡锷将军几经周折从日本回到了昆明。和他一起来到昆明的，还有好友戴戡、殷承琐献和刘云峰等。云南都督唐继尧在五华山举行盛宴欢迎他们。
三十四岁的蔡锷，由于长途颠簸和长期流荡，显得疲惫而又苍老，连那双圆大的眼睛也有些失神。他一身便装，默沉沉地对待一切——他离开昆明三年了。昆明是他的根据地。十二年前（即日1904年）他到这里训练新军，1911年提升云南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他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在袁世凯做皇帝梦时他被调至北京，加以监视。他渐渐认清了袁世凯的面目，决定脱离袁世凯，并且反对他称帝。他和他的老师梁启超一起，策划反袁计划。现在他绕道日本回到了昆明。
“坡公（蔡锷字松坡），一去京华三载，你的好友晳子款待得挺好吧。”
唐继尧打趣地说。
“演了一场出色的滑稽戏。”蔡锷说，“正反面角色都当了，而且当得很像。”
唐继尧笑了。他知道蔡锷说的是他对袁世凯帝制事的态度。当初，杨度让他发启“筹安会”的签名，他以“军人不问政治”为由推辞了；在京时，云南会馆举行将校联欢会，有人发起赞成帝制，他又签了名。唐说：“你这位日本士官学校中有名的‘中国三杰’之一，自然是会顺应潮流的。听说你这次能够顺利出京，还多亏一位红颜知己。此位便是小凤仙吧？”
蔡锷微笑着点首。
“为此事，还大大伤害了夫人。”唐说，“可也称得‘苦肉计’了！”大家相对笑了。
原来蔡锷的私生活是很严肃的。到北京发现自己被监禁了，又无计脱身，才转而热忠花柳又遇小凤仙这样的知己，为此造成夫妻反目，惹得老母怒回湖南老家，夫人亦随婆婆离京。这事竟麻痹了袁世凯，蔡才得脱身，远走日本，辗转回滇。
蔡锷回云南，是想把反袁运动大搞起来，收到成效。早时，尽管发出了讨袁檄文，也分兵行动，却不有力。现在，他想亲自指挥，扩大反袁阵线。
就在云南紧锣密鼓策划反袁讨袁时，袁世凯的北洋家族中出了乱子。袁世凯手下的两员膀臂式的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最近忽然活跃了，竟然伙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将军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通电。
段祺瑞，早在袁世凯面前失宠了，因为他不能恭顺地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他的军权被夺去了，他到西山风景区去休闲了。冯国璋，早已置身袁氏的帝制之外，对于北京发生的一切都袖手旁观。袁世凯曾经想“重用”他，把他调到北京来。可他，却宁可在石头城里守着那个小小的江苏都督，就是不进京。袁世凯觉得这两个人都到局外去了，他放心了。不想，在北洋大将中他们竟率先发起难来。袁世凯气得眼都直了，拍着桌大骂：“他们也发难了，他们也发难了！我袁某人还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竟这样落井下石？！”
袁世凯也真该发怒，公情私谊都那么厚，他们不该呀！小站练兵起袁就把他们当成肱股看待，重任交付，地盘划丰，信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天，我的将竟先反了我！”论私谊，袁世凯待他们也是特殊的：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段祺瑞了，把自己的塾师嫁给冯国璋了。“这样的姻亲关系，你们还忍心反我？”
通电发出了，反是反定了。虽然只是反帝制，不反袁的其他，但帝制不“制”了，袁世凯岂不一切都完了。至此，袁世凯方才感到“帝制原来那么不得人心！”
就在唐继尧五华山宴迎蔡锷等的时候，一封由“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的，请“唐将军转交蔡将军”的加急电报到昆明。唐将军转交给蔡将军，蔡锷打开一看，是他老师梁启超发来的。电报上除了重述一下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中的反袁观点之外，还对蔡透露一个袁世凯的新阴谋，说：“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赠勋特使，将赴日本，以卖国条款交换日本政府承认袁世凯帝制，盼望松坡有更积极的行动。”蔡锷把电报交给唐继尧，说：“冯将军反帝制，看来是无疑了。否则，这样的电报，他是不会替人发出的。”
唐继尧本来对讨袁反帝并不十分积极，他怕自己一隅之力敌不过袁氏天下。今见冯国璋、段祺瑞等都讨袁反帝了，也便下了决心。于是，在蔡到昆明不久，便发生了我们前文说的，由云南接二连三发出的“全国通电”“祭天誓文”和“讨袁檄文”等电报。
云南通电发出了，不久，又分路发兵了；在这同时，蔡锷在昆明还逮捕两名袁世凯派遣到云南监视蔡、唐等人的亲信，一个是宣慰特使何国华，一个是开化知事张一鹍。
袁世凯只想暂缓登极，并不想取消帝制。所以，云南的通电他怎能接受得了，何况又是以“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名义发的。袁世凯斥道：“是谁加封的你这个‘护国军政府’？是谁承认的你这个‘护国军政府’？”袁世凯是不饶人的，于是，他对云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是政事堂给唐继尧发出劝阻电，说什么“政见不同，尽可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既经全国赞成君宪，云南亦表赞成，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
随后，袁又以命令形式给蔡锷，责问他“请假赴日就医，何以潜行至滇，胁诱唐、任？”并骂他为“诪张为幻，反复之尤。”
12月29日，袁世凯下令剥夺唐继尧云南将军和任澄云南巡按使职，着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云南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云南巡按使，并责成他们“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袁世凯恨蔡锷呀，恨得咬牙！中国反帝制的大有人在，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唯蔡锷，声讨了，诅咒了，而且另组政府，发兵讨伐了。革去蔡的职，骂他几句“诪张为幻”，那是解不了他的心头之恨的。要是抓住蔡锷了，他会杀他的头，挖他的心，碎他的尸。可惜，蔡远在天边，他鞭长莫及。到了1916年1月5日，袁世凯实在怒气难消了，竟用泼妇骂街的口气，发一道申令，狠狠地骂了蔡锷一通，说什么：“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举数万万人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举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为君之难，百倍于古。”他又说：“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支持四载，辛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荣？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自我标榜一通之后，又说：“乃有蔡锷之徒，权利熏心，造谣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再想大骂下去，却又搜不出解恨之词，气急败坏了，把国务卿陆征祥找来，唾液四溅地说：“你立即以政事堂名义，通知北京各部署，凡与蔡锷有关的人员，一律予以撤职。各省文武机关的滇籍人员以及与蔡有关者，均不可重用。你再告诉湖南巡按使沈金鉴，立即查抄蔡在湖南原籍的产业……”一场灭蔡的大动作在京、湘、滇展开，大有不灭其九族誓不罢休之势。
但，事又微妙：袁世凯对蔡锷一边举起了屠刀，要灭其九族；一边却又捧起鲜花，欢迎他归来——他请来蔡的老朋友熊希龄，盛宴招待之后要他“招蔡来降”；他送貂皮大衣给蔡的老上司李经羲，要他劝蔡“悔罪自投”……袁世凯也知道蔡锷是灭不得的！
三
袁世凯病了。病得很重。
居仁堂他的居室里，除了五姨太杨氏，便只他的文案、内史监阮忠枢一人。杨氏照顾他的起居饮食，内史监为他操理着文牍——阮忠枢虽也是挨近六十岁的人了，却从来不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更不想照自己的意志办袁世凯要他办的事。他在袁世凯面前，只会说“好好！”“是是！”照着“是是”把事办成之后，也还得恭恭敬敬地捧到袁面前，“请大人过目”。当年上海道上那种解囊相助的慷慨大度，挺胸昂首，早已不见了，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是明白的主仆关系了。
“斗公，”袁世凯还是谦虚地呼他的雅号，“云南之动，你看会不会形成大的气候？”
显然，蔡锷等人的护国之举，业经把袁世凯弄晕了头，他感到了压力。
阮忠枢也为之焦急。云南檄文发出之后，整个北京都处在“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中，就像早年袁世凯“逼宫”一样，官场中人纷纷各打算盘：辞职的辞职，请假外出的外出。政事堂下了命令，严禁官吏请假；确需请假，必有三人以上连环保；对于简任以上官员，一律派军警“保护”。阮忠枢是耍惯笔杆子的，对于武行看不透。总在想：“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云南离北京远着呢。”可是，他只是偷偷地想想而已，说是不敢说的。现在，袁世凯问他对云南形势的看法，他依然按老情调说：“请大人放心，滇势影响不了全国，蔡松坡跳一阵会自然消下去的。”
袁世凯只淡淡一笑，心想：“文人气量，事态哪是你想的如此简单。”他转了话题说：“‘征滇临时军务处’的事安排得如何了？”
“一切都就绪了。”阮忠枢说，“现在正在做调动军队的准备。不日，即可分兵征讨。”
“嗯——”袁世凯答应着，又说，“有两件急事，你看看同谁一起去办办，越快越好。一件是，我想把徐树铮请出来，让他做将军府的军务厅长；然后由他出面，请芝泉出来，共济时艰。还有一件事是：再下一道命令，任命冯华甫为参谋总长，请他早日来京供职。”
“是是。”阮忠枢应着，正要退出，袁又说：“徐树铮是个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可谁都知道，他是芝泉的魂儿。为了芝泉，千万莫记那个小徐的态度。知道吗？”
阮忠枢又应着“是是。”这才出去。
阮忠枢走出居仁堂，匆匆朝政事堂走去。他要去找国务卿陆征祥，只有他才能完成上述两件事。但是，他却边走边想：“现在到了火燎眉毛之际，想起段祺瑞、冯国璋了。当初人家是对你有点意见，你就容不下人，把人家打入冷宫。现在又要起用人家，人家愿意吗？”
果然，当袁世凯的差官找到徐树铮时，这个被时人誉为“小扇子军师”的竟闭门谢客；而当差官找到段祺瑞时，他竟学着辛亥革命时清政府要起用袁世凯时袁说的理由一样，说“宿疾未痊”，谢绝出山——你袁世凯不是让我退下养病嘛，我的病未痊怎么能干事情呢？袁世凯明知这是段祺瑞借故搪塞，却也没有办法。
冯国璋的回答更妙：愿以江苏将军遥领参谋总长职，而不去京赴任。袁世凯气了：“该用人了，谁也不出头。难道你们都眼睁睁看着我死？”袁世凯气急败坏，又下了一道命令，要冯国璋以参谋总长兼征滇军总司令职，立即来京就职。
冯国璋也不客气，一方面呈递一份“病假”报告，一方面派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理将军职务，他不问军政事务了。不仅如此，冯国璋还伙同张勋及江苏巡按使齐耀林三人联名给政事堂发了个电报，对帝制问题明白表示“不赞成”。
袁世凯的“病”加重了，重得发起疯来：“好，我倒要看看这个冯华甫害的是什么病，会不会马上就病死了？”他立即派一个叫蒋雁行的人到南京去“探”冯的病。
蒋雁行到南京，见到冯立璋，冯国璋竟是毫无病容，蒋纳闷了。冯国璋握着蒋雁行的手说：“我跟总统跟了一辈子，总统要我如何我便如何。不知为什么，现在总统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亲口对我说他绝不当皇帝，人逼他逼急了，他就跑到外国去做寓公。言犹在耳，他却真的做起皇帝来了。结果，惹得民怨沸腾，云南事起。我怎么能收得了这个摊子呢？”说着，竟流出了热泪。
蒋雁行把冯国璋的情形密报给袁世凯，袁世凯皱着眉思索了一阵子，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好一方面密告蒋雁行，要他去拉拢王廷桢起来造冯的反，取而代之；一方面想公开发令，免去冯的职务。谁知这两招都失算了：王廷桢不仅不造冯的反，而向冯告了密，更增加冯对袁的隔阂；免冯的命令尚未发出，消息却走漏了，结果，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打来电报，“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以免影响大局”。袁世凯只好摇着头，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但冯已十分气恼，他决心不再附袁而在北洋派中另立山头，且向南方反袁派暗送秋波。
护国军分两路北上，浩浩荡荡，掠地夺城，宣传反袁。南中国的反帝运动，一浪高于一浪，紧急情报雪片般飞往北京，袁世凯急如热锅上蚂蚁。在无食可择的情况下，他把阮忠枢又找到面前，苦求似的说：“斗公，现在只有这一着了，你亲自到徐州去一趟吧，去见见张轺轩（张勋字绍轩），告诉他当前情况，请他调出十营兵力，组织第二批征滇军，以备急用。”
阮忠枢去徐州了，他不能不去——如果袁世凯这棵大树倒了，他阮忠枢这只猢狲是必散无疑的。得设法保住这棵大树，他阮忠枢才不至于散去。
张勋屯兵徐州，养精蓄锐，却不想为袁世凯卖力。他想干什么？看看这支军队从兵到官脑后的辫子便知道了。他不忘皇恩，他要重扶皇帝，但却不是袁世凯这个皇帝，而是“真龙天子”爱新觉罗氏。阮忠枢来徐州，不用开口张勋便明白是来干什么的。他和阮忠枢是老朋友，朋友一照面，寒暄一大阵，张勋来了个先发制人，说：“斗公，我早就盼着你来了。今天你不来，明天我就要进京去找你。”
“绍帅，”阮忠枢一直十分敬重张勋，“您有什么事找我？”
“有，有有。”
“请讲。”
“斗公在公府久了，没有瞒着你的情况。全国形势紧张呀！”张勋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得失，牵动全国。我思之再三，觉得兵力不够用。请斗公转达总统，准我招兵十营，我方能守牢这片重要阵地。”说话的语气和表情，都是那么恳切。
阮忠枢望着张勋，心里犯了难：“我奉命前来要调他十个营，他竟先开口向大总统要十个营，这不仅仅是关死门，还是倒打一耙。”他不好开口了，只好环顾左右，东拉西扯，然后转回北京去。
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汇报，又是一大怒：“这个张辫子，竟然先向我下手了！我养你这几年为的啥？”他转脸对阮忠枢说：“立即下一道命令，派马龙标到徐州去，以‘军务帮办’名义协同张勋掌兵权。”什么是协同掌兵权，明明是监视张勋。张勋暗自打着主意：“好吧，我等着这位‘帮办’的到来。”
马龙标以“钦差”身份来到徐州，张勋拒不与见。有人传去马的上任公文，张勋便传出话说：“我这里不需要帮办军务，要的是统师。他马帮办可以回去换一张将军的任命令来，我让位就是了。否则，请告诉他：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徐州不欢迎他！”
马龙标被挡回去了。袁世凯又是一气。正当他真想夺张勋兵权时，杨度给他泼了一点冷水。“云南之乱方兴，北洋内部不可再闹意见。请大总统以大局为重。最好派人安抚冯华甫、张绍轩这些一方之王。把他们逼上梁山了，前途更不妙。”
袁世凯只好点头答应，遂派荫昌、田中玉和阮忠枢等人南下徐州、金陵。
四
到袁世凯由大总统向皇帝过渡这个时候，他手下的主力军队基本上是分成三大枝了，他这个“干”就是凭这三个枝支撑着。这三枝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集团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如今，段祺瑞隐居西山了，他手下的大将卢永祥，倪嗣冲等人在前方，也还是听段的，更加上段的“小扇子军师”徐树铮本来就瞧不起袁世凯。所以，这支军队已经离袁远了。冯国璋在南京，南京早已明白宣布不赞成帝制，他手下的大将曹锟、吴佩孚，一个在保定，一个在洛阳，也是以冯为是。现在，只有这个后续进北洋家族的奉系张作霖了——一想到张作霖，袁世凯就有点摇头。这大概是从那四块打簧金表而起。等于四块金表卖去张作霖大半人格。所以，在袁皇帝大肆封爵的时候，只给张作霖一个“二等子”的爵位，这便埋下了隐患……
东北是老帅张锡銮的天下，张锡銮得算是张作霖改邪归正的恩师。谁知这张作霖手下兵多了，竟欺起主来。也是在这时候，湖北的二师师长王占元跟他的顶头上司湖北都督段芝贵闹矛盾。为了稳住军队，袁世凯决定把张锡銮和段芝贵对调一下：让张锡銮督湖北、段芝贵督奉天。
王占元跟段芝贵不睦，目的不是想换个顶头上司，而是想取而代之。段芝贵调出了，张锡銮却要来了，王占元便首先放出风来，说：“等到新任上将军到湖北，我便解甲归田了。”解甲等于同意他造反。袁世凯不能允他辞职，只好放弃让张去湖北的想法，给张一个“镇威上将军”的空衔，让他养老去（七十岁的张锡銮，也该养老了），而让王占元代理鄂督。直到云南事起，袁世凯要惜重湖北了，才正式任命王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尽管王对这个任命大为不满（将军头上少了一个“上”字）也只好如此了。
张作霖为袁的帝制算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奉天举行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时，张作霖亲自率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造成全票通过赞成君主制。张作霖自命为袁的“开国”建了不世之功。封爵之后，张作霖为自己有个“二等子”位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位列九卿之中了。谁知，当他向他的参谋总长、军师袁金铠讨教这“子”到底算个什么品的时候，袁告诉他，“爵位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子是五等爵中的第四位”。张作霖眨着眼睛想了片刻，说：“这么说，公是袁世凯的儿子，侯是袁世凯的孙子，伯是袁世凯的曾孙子，那我便是袁世凯曾孙子的孙子了？还是二等子，得算曾孙子的孙子？！”张作霖发怒了，他扬起巴掌朝桌上拍去，“啪——”的一声响，震得茶碗、茶盖一起跳起。“他妈拉个巴子，袁世凯把我当成小指头一辈的人了，我不干！我要当他袁世凯的老祖宗！把那个爵位扔出去，扔进茅坑里，我不稀罕，我自己造更大的………”
袁金铠笑了。“将军何必如此大怒。现在不是咱求袁世凯赏咱什么，而是袁世凯得求咱。云南起了护国军，护国军要他的命，他得要咱为他保命呢。”
“我不保他。我要给云南发电报，我也‘护国’，我从东北发兵！”
袁金铠忙劝阻：“将军别说气话了，咱们还得自保。”
张作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心里还在嘀咕：“袁世凯值不值得一保？”
张作霖请“病”假了，他不再理军。
袁世凯让上将军段芝贵去探病，张作霖竟然挡驾不见。
袁世凯打算提升他为绥远都统，命令未到张作霖便传出话，“绝不离开奉天！”
袁世凯没有办法了，因为还得用他，对于他的违令也不好处理，并且还要顺着他。于是，他又把张作霖召至北京，不愉快的事一律不谈，只谈国家形势，还以哀求的口吻说：“困难当头，方见忠臣良将，雨亭将军乃国家栋梁，国家人民多有所赖。侯、公爵位，自应授给雨亭。”奉承了一顿之后，这才转入正题。“云南起事，川湘受危，只有劲旅方可使形势转危为安。我想让将军率军赴湖南以挽狂澜。”
张作霖粗中有细：袁世凯用兵心急，张作霖正好趁火打劫。“你调我的兵，我得要你的钱。”于是，他“真诚”地说：“雨亭服从命令，如期赶赴湖南。只是……”
“有什么难处只管说。”袁世凯见这个红胡子答应出兵了，心里挺高兴，感到张作霖比他的嫡系北洋还听话。便说：“大约你的饷械有点问题。这不怕，我给你准备了。别的什么难处，你说。”
张作霖一听心想的事袁世凯全答应了，微笑着说：“我的军队从未远征过，只在这片白山黑水间。再说，这些年东北少有战事，经济也较困难，便未能装备。如大总统能补充一批饷械，雨亭赶去湖南，再无后顾之忧。”说罢，便不客气地提了个要求数字，而袁世凯也觉得应该出点高价，顾一支劲旅倒也合算。于是，又在张作霖要求之外，增加了一成。喜得张作霖几乎磕头谢恩了。
袁世凯一生中算计过大大小小，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差不多都是赢家。
没想到，这一次失算了，竟倒在一个大土匪手中——当他把饷械如数如期都交付奉张的时候，他盼望到的，并不是张作霖出兵湖南，而是奉天的工、农、商、学团体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发来的电报，纷纷挽留张作霖：“留在奉天，维持东三省秩序，请勿外调。”而张作霖也以“东北边陲危机，不敢不守疆土”为借口，拒不出兵。至此，袁世凯才恍然大悟：“这个活土匪，竟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我饶不了你！”
就在袁世凯怒气未消，行动无策之际，张作霖又发来一封密电，揭发新任奉督、上将军段芝贵“擅提奉天公款数百万元”，东北人民“一定要向他查索这笔账”。同时，张作霖在东北放出风来，他已叫袁金铠起草“奉天保安会章程，不日即公布实施”。袁世凯东北有耳目，消息很快传到北京。袁世凯明白张作霖想干什么了，他想：调走一个段芝贵容易。调段之后，东北仍是一块心病——他清楚地记得，辛亥之役之后，奉天曾经组织过保安会。什么保安会，实际上是奉天独立。“今天，又到关键时刻了，难道这个红胡子又想独立？”袁世凯云南“重病”尚无疗法，自然无力再顾奉天。至此，他算认识张作霖了：“这是个只认‘奶’不认‘娘’的东西。我不该派段芝贵去东北，张作霖连他的恩师张锡銮都容不下，怎么能容得段芝贵。”可是，又怎么办呢？袁世凯处于四面楚歌了，他得忍。否则，奉天再乱，整个中国便没有一处姓“袁”了。
袁世凯忍着疼痛，忍着怒气，终于还是给了张作霖一顶“盛京将军”的帽子，命他“督理奉天军务”。袁世凯不曾想到，他这样做便给了张作霖一个最好的发展自己势力的机会——他拼命地扩展军队。不久，便有了一支可以和皖段冯直抗衡的奉军。从此，埋下了皖、直、奉三足鼎立的祸根，使中国大混战了十余年。
五
居仁堂的气候，在一场冬雪之后又冷了许多。草坪是白皑皑的，房顶是白皑皑的，黎明时的一场大雾把高高低低的树木也披上一层白纱；北方吹来的风，挂着哨响朝窗缝里钻。连日来生活失度的袁世凯，今夜又不曾合眼。他不想思索什么事了，但他脑际聚积的事多得令他心烦意躁；他究竟又思索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什么事也没有思索成功。黎明时，风紧了；风裹着雪粒，打得门窗“沙啦啦”响。袁世凯思绪更乱了，他轻轻地推开门，走到长廊上，想透透气，舒舒胸闷。可是，当他刚伸出头来，那呼啸着的北风，竟像一把刀子刺向他的脑门，他陡然打了个寒战，头也觉得晕了一下。他急忙缩回来，把门闭上。
对于自己面临的形势，袁世凯一直想不通，他觉得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发生了，是形势误解了他，伤害了他，对他太不公平。而站起来反对他的人，又都是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些权利熏心的家伙作祟。袁世凯想争得一个机会表明自己的心迹，解除别人的误解；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分子，他要铲除他们，消灭影响。可是，怎么可能呢？哪里有这样的机会呢？
天亮的时候，阮忠枢匆匆走来。他有急务，他想向他汇报说明一下一夜之间天下发生的大事。袁世凯如此器重他，他得替袁世凯分忧：患难时才见知己，国家形势这么荡乱，忠臣得显示自己的忠！他站在往日站惯了的固定的位置上，从长衫袋中拿出记录情况的纸笔，刚想开口，袁世凯却有点厌烦地摇摇头。“斗公，今天不谈这些事，天下大乱让它乱去。大不了乱到京城乱到中南海，把咱们赶出去。赶就赶吧，也许天不遂愿，该咱如此。”
“大总统……”阮忠枢想说几句吉利的话，以解袁世凯的心闷。可是，一时又想不出词。
“咱们谈点别的。”袁世凯说，“让我谈你听。听了你记住，也许日后会有一天，你，只有你，方能为我正名。到那一日，我感激你，我会瞑目的。”
“大总统，你的事业正在兴旺，”阮忠枢说，“云南之事，能算得了什么呢？成不了气候。您得振作精神，您是中国的中流砥柱，您不能消沉……”
“这些也别谈。”袁世凯还是摇头，“我想问你几件事，你坐下，静静地听。”说着，他把自己的太师椅往前挪了挪，靠阮忠枢近些，又把茶杯往阮面前推推，这才一本正经地说下去，“你说说看，我这一生是不是最坎坷的人，被人误解最多的人。今天，一点正常的事也招来非议，这是有根源的……”
“没有这么严重吧？”阮忠枢想缓和气氛。
“你不必劝解，我心中有数。只是觉得时候不到，我不想说。”袁世凯似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一次帝制不帝制暂且丢下，在这之前，有三件大事我蒙冤了——”
阮忠枢心里一惊：“大总统也蒙冤了？”
袁世凯说：“一言难尽呀。日本人的‘二十一条’是我接受的。我有什么办法？中国国体之弱，是前清留下的，靠什么跟日本人对抗？这事轮到孙中山又如何？轮到溥仪又会怎么样？”
阮忠枢忙说：“这事已经如此了，‘大风吹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人多口杂，历史是公正的。相信历史吧。”
袁世凯叹息一声，摇摇头，说：“还有两件事：一是关于辛亥革命及国民大权问题；一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说是我篡夺了总统大权；戊戌变法，说是我出卖了维新派。天晓得是什么状况！”
阮忠枢听了有点发蒙。心想：“袁世凯呀！这两件事国人无不在骂你呀！骂你是窃国大盗，骂你是投靠顽固派的坏人。你今天怎么忽然提起这两件事了？提出又如何？”阮忠枢只会唯唯诺诺做人，只会做点文字上的功夫，他心中无度，生怕惹是生非。
袁世凯冷笑着，摇摇头。“骂我的人，不一定都是我的政敌；骂我的人，我敢说大多数是不了解真情。他们站在局外，局内的风风火火，局内的曲曲折折，他们是不了解的。再加上某些人趋于某种形势压迫，只会顺风转舵，而不敢正本清源，说明真假……”
阮忠枢原本想听之任之，而后还是根据“上谕”去做该做的事。现在，听袁世凯话音，与他瓜葛最大的两大“史案”还有隐情，他倒是想听“其祥”。“大总统，这么说，那两大历史公案其中还有隐情？”
“有。”袁世凯说，“大得很！”
“斗瞻愿洗耳恭听。”阮忠枢说，“若是与史差之较远，斗瞻不怕肝脑涂地，也要在史书上勘一下误，留一个公公正正。”
“但愿斗公有些肝胆。”袁世凯说，“先说戊戌维新吧。自“公车上书”起，大多有识之士无不拍手称快。”他停顿了一下，说，“对于慈禧，国中人多不了解她，只知道她是一个保守派，是一个骄奢淫逸，只会按祖宗成法办事的人。却看不到她在她的政治权威，骄奢淫逸的生活与祖宗成法不能相一时，她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面。说远一点吧，她政变夺权之后，那是1861年吧，面临太平军的挑战，她便不顾祖宗成法，在内心疑忌汉人的情况下，提拔重用了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结果，消灭了太平军，挽救了大清江山，也保住了慈禧的权位。甲午一战，大清面临家破人亡的危机中，慈禧不能不思变法图强。戊戌变法时，慈禧虽然归政于光绪帝了，但大权仍在她手中，倘若她真的顽固守旧，遵从祖法，反对维新，从《明定国是诏》起，那一大堆关于变法的诏书是不能颁布出来的。光绪帝办不到。诏书均在，有凭有据。”
阮忠枢心动了，他仿佛记起了当时的许多诏书，还有皇上的御批。好像他还记得太后还命总署五位大臣详询变法条理，并对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句可治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是的，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无自主权发诏书的，何况一大堆。但阮忠枢不明白，慈禧支持变法，为什么又对变法的人动杀机、扑灭变法呢？他问袁世凯。
袁世凯叹息着，又在摇头。“康有为太激进了，他想及早推翻慈禧而扶起光绪，让光绪主持变法。他忘了，慈禧是握有实权的，康没有那个力量灭她，反而被慈禧发觉了，才有一场杀机。若是康有为会用慈禧，变法也不至失败。”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一下，望望阮忠枢，又说：“是，如果康有为有本领爽快地杀了慈禧，变法也会有成。”袁世凯说得头头是道，但有一点他回避了——康有为要杀慈禧未动手便被慈禧发觉了。慈禧怎么发觉的？是不是因他袁世凯告密而“发觉的”？他没有说。阮忠枢想问，但又不敢，只得听着，点着头。
由于“告密”一事早甚器尘上，他又无法避开，还是说：“有人怀疑是我告密。其实天大的冤枉。我到天津见荣禄时，训政之电（即消灭康党）业已自内先发。试想康拟调兵围剿颐和园之大事，能密不外露吗？”袁世凯为自己解脱了。阮忠枢才如释重负。
关于辛亥革命事，袁世凯说：“我手里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众多信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该由谁来当大总统？件件事说得明明白白。武昌之役后怎么样？我指挥着大清几十万军队，我若阻拦，孙中山北伐究竟能打到哪里？不是实行南北议和，清帝会退位？孙中山是打不进故宫的！他那个‘驱除鞑虏’的目标达不到呀！至于说大总统这个位，我是不想当的。是孙中山再三、再四、再五举我出来当的。为什么？孙中山自明。这些铁证如山的事实，有一天会清楚的，哪怕我袁某入死后……”袁世凯说了这么多话，累了。他欠欠身，打了个哈欠，又仰在太师椅上。
阮忠枢心里一惊，知道谈话该停止了。忙说：“大总统，您累了，您休息吧，我走了。”
袁世凯站起身，踱了两步，说：“走吧。有些事也不是一下子能谈明白的，以后再慢慢说吧。”
阮忠枢走了，他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走了——大总统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干什么呀？这些事与当前何补？
六
自从袁世凯决定当皇帝起，日子便再也不平静了，直到今天，云南独立了，云南出了护国军，护国军开始了讨伐性的北征。护国军兵分两路北上，一路由蔡锷新率，自昭通直趋叙州；一路由毕节直趋泸州。袁世凯也组织“王师”征讨“叛逆”，他兵分三路南下：曹锟为第一路、第二路军总司令，第一路由马继增率领开赴湖南西部，第二路由张敬尧率领开赴四川南部；第三路军由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为总司令，假道广西进攻滇南。两军对峙，大战爆发。
袁世凯想用武力扭转残局，但是，他忘了他手下的武力已远非当年了。
“北洋三杰”早已离开了他，皖直奉三家均无“保驾”之决心，用去“讨伐”滇事的三路大军本身也缺乏必胜信心，形势江河日下——派往四川去把守西南大门的陈宧，既非北洋嫡系，又觉得是受了袁世凯一张空头支票（袁许诺陈入川后由他一手办理川滇黔三省军务，结果，不仅三省未到手，他到川不久袁世凯便派亲信刘一清做他的参谋长。实际是监督陈宧了）。此刻，他想起了昔日同蔡锷的交情，想起蔡锷其人的道德品质，他便不把蔡当敌人了。
贵州是云南的近邻，云南独立了，贵州省督军刘显世，巡按使龙建章便打起了小算盘。
刘显世是地方军阀，袁一直轻视他，只给他个护军使的衔。到形势紧张之后才勉强给个“督理贵州军务”的头衔，且只封给一个子爵。比起别省封公封侯的，刘显世自觉低人一等。龙建章亦非嫡系。贵州见云南独立，先是以“调解人”面目致电袁世凯，劝其取消帝制。袁世凯下令调离龙建章，撤销其男爵，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惩戒。龙逃之夭夭。刘显世在贵州人民代表大会促使下宣布独立，被选为护国军贵州都督。
正是袁世凯焦急不安的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广西提督，宁武将军陆荣廷把自己在京任着公府武官的儿了陆裕勋召回广西去了，连袁世凯一个招呼也不曾打。袁世凯惊觉了——原来，袁世凯怕各省将军不服指挥，便把他们的儿子都弄到北京来，给每人一个“公府武官”的名称，实际是作为人质拘在北京。袁世凯一听陆荣廷把儿子召回去了，知道心有异变，十分气怒，便派人赶往汉口把陆裕勋给毒死了。袁世凯以为解了胸中之气，谁知不久，陆荣廷便在柳州行营发出通电，宣布广西独立，自任广西都督兼护国军两广总司令，并任命梁启超为参谋总长……
袁世凯闷在居仁堂沉思许久，陡然间便“清醒”了，他对自己说：“袁慰亭呀袁慰亭，你别做皇帝了，中国人不喜欢皇帝，皇帝太招风了。做下去，还不如爱新觉罗氏的下场好呢！”并不是袁世凯更聪明了，也不是什么高人给了他点拨，内内外外的形势都在逼他呀：五国使团已经表明了坚决的态度，他们不同意中国帝制，不同意袁世凯当皇帝；他们的意见可以表明世界主要国家的态度。国内，护国军在天天增多，从边远到内地的省份，逐渐独立起来。北洋家族又众叛亲离……袁世凯到了四面楚歌、八方受敌的时局，他不想退也得退，不退便走向绝路了。
“相见时难别亦难！”忙碌了许久的帝制，一旦退下来，不干了，袁世凯竟拿不出“退”的良策了。时至今日，他猛然间感到身边可用的人太少了，紧急时能够为自己拿出一招一式的人尤少：“我真的成孤家寡人了！”他想起了青年时的老友徐世昌：“只有他了。当初我不该辞去他国务卿位。”他忙派人到天津把在那里做寓公的徐世昌找来。
徐世昌也是对帝制略有微词才被陆征祥顶替为国务卿的。已经六十二岁的人，决心在天津了此一生。但是，却又经不起老友的盛情，也想助老友一臂之力。所以，他还是到北京来了。徐世昌一进居仁堂，刚见袁世凯便想行大礼。慌得袁世凯赶紧起身阻拦。“老友这是咋哩？快快请坐。”二人挽手对坐，袁又说：“你在天津享清福，我在北京受大罪。把你请来，务必为我想个脱身的法儿才行呀！”
徐世昌明白了：袁皇帝内外交困，当不下去了。不过，他还是说：“不瞒总统说，世昌老了，才已尽，权不想，早已无心问世了。今天到来，一是老友盛情，再则，我也惦记您的身体，趁便探望。若为政局起见，世昌不敢与闻，但请转询他人。”
袁世凯哪里肯放过，微笑着说：“你我患难故交，今日惠然肯来，足见盛情。我想，你不会不拉我一把的。”袁世凯又说了些内外情况，然后才说明自己进退维谷的困境。
徐世昌毕竟做了一段局外人，对大局看得明白；今见袁世凯确在难中，态度也还真诚，便也推心置腹地说：“世昌有一言相问，究竟总统是仍行帝制呢，还是取消帝制？”
袁世凯沉默片刻，说：“但能天下太平，我亦无可无不可了。”
“这么说来，平乱想亦容易。”徐世昌说，“不过，有一个人必须请出来。”
“谁？”袁世凯忙问。
“段芝泉。”徐世昌说，“他是北洋武人的领袖，或还能镇压得住。”
袁世凯摇摇头，说：“段祺瑞？！只怕他不肯出山。”
“段芝泉不出山，是他不同意帝制。”徐世昌说，“大总统若决定把帝制取消了，我想芝泉绝不会全然无情。”
“那就只得请菊人你劳劳大驾了。”
“我且走一趟看看。”
徐世昌到西山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只说一句话：“袁必表明撤销帝制，我才肯去。”徐又告诉袁，袁世凯这才沉着脸说：“罢哩，罢哩！我取消帝制就是了。”
段祺瑞随着徐世昌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并未说多少话，事情也就定了。徐世昌说：“大总统知过即改，必为众所仰，余事便好商量了。”
袁世凯面有惋色，但还是说：“菊人，芝泉都是我好友，往事不记，此后仍须借助大力，共挽时艰。”
段祺瑞态度也转变了，说：“大总统尚肯转圜，祺瑞何敢固执。善后事宜，惟力是视便了。”
袁世凯也不得不再说几句有悔的言语，然后便命人草拟撤销帝制的命令。
公元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向天下发布命令，从3月22日起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可是，这道命令却用了相当多的文字表明自己是被“人民”推举到皇帝位上去的，自己不能悖了民意，并且说中国历代帝王子孙都是以祸罪身的，“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人民又疑为权力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最后，才说：
……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办，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核，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兴。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核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
在中国，存在了八十三天（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的“洪宪”年号，终于消失了！袁世凯的皇帝梦醒了。这是一场噩梦。袁世凯的“噩梦”醒来会不会是“早晨”？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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