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余秀华一直想感谢我。
来北京参加朗诵会的时候，提了一些鸡蛋。
2
这年头，一个诗人写不出痛感，我认为是不道德的。
“喜欢余秀华的诗，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因为也曾不管不顾，也曾痛彻心扉，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我这样写道：
“人间有各种病症，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
3
《我养的狗，叫小巫》，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我跛出院子的时候，它跟着/我们走过菜园，走过田埂，向北，去外婆家//我跌倒在田沟里，它摇着尾巴/我伸手过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净//……//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这种面无表情的叙事，让我立马想到雷平阳的名作《杀狗的过程》，虽然不动声色，但纸上已风雷暗涌。“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结句看似闲笔，其实留的空间很大，这也是余诗高出一般叙事诗的地方——“我”已经没有了魂，“我”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了。
在人民大学的教室里，余秀华摇摇晃晃地走上讲台。她费了很大的劲才站稳，她口齿不清，她的手在颤抖，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当她读到“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很多人落泪了。
头磕在砖墙上的声音，和心跳的声音，其实很类似。
4
反复地告诉余秀华，其实她应该感谢诗歌。或者说，我应该感谢她。
不是谦词。她这样的作者，让编辑有了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非常害怕，老了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情，打发那些没人理会被人嫌弃的日子。
编辑余秀华的诗歌，无疑是很多年之后，可以在槐树下，向我的孙女反复吹嘘的记忆。
5
办公室不能睡午觉，下午一点多，往往是最疲倦的时候。
独自在博客上百无聊赖地翻。
余秀华的诗，像一剂强心针，让我精神陡增。我先给她留纸条，说“我是《诗刊》编辑，看了你的诗歌，想认识你，请加我的QQ”。没等她回复，便在她的博客里选起来，一直弄到六点半。选完了，填稿签：“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心情好的时候，写稿签，我会像写诗一样，分行排列。因为抑制不住激动，等不及例行的报稿日期，第二天就交了二审，并破例地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看到的七零后女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之一”。二审三审很快就通过了。因为当期来不及组织名家评论，领导吩咐写一篇编后记，于是有了那篇抒情的《诗歌，是人间的药》。
她加了我的QQ。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告诉她，稿子有可能过，有可能不能过。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告诉她：“你准备好红吧。”那时候，她的诗歌还没发表出来，她当然不会相信，但我相信。因为我知道，这个诗坛最缺少什么。这个时代，缺少什么。而她正是补这个缺的人。当然，我所说的红，只不过是诗歌圈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根本没想到她的影响力会超出诗歌圈之外。
杂志出来后，同事彭敏又在《诗刊》博客上和《诗刊》微信平台推出，然后就是一波接一波的转载潮。《诗刊》编辑部主任谢建平，觉得这样一个写诗者很不容易，于是策划了以余秀华为主的五个底层写作者的“日常生活，惊心动魄”朗诵会。其间，各个大媒体开始密集关注。
于是，余秀华真的红了。
6
那些鸡蛋让我想到了王家卫的《东邪西毒》。
张学友主演的洪七，会为一篮子鸡蛋杀人，还因此丢掉了一根手指。而张国荣演的欧阳锋从来不会。所以欧阳锋只是个杀手，而洪七成了大侠。侠客，拿起笔的时候，往往就是诗人。我也在底层默默地写了十多年，知道一个诗人有多么不容易。杀人我不在行，但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说，在寒风中接站，比如说，送她们转地铁，比如说请她们吃早餐，比如说尽力推广她的诗歌。
鸡蛋，有时候很有象征意义。
人们经常拿来跟石头碰的，就是这东西。
7
几千年来，诗歌在中国，有类似于宗教的教化作用。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也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可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民族开始疏远诗歌。这当然与我们唯经济、唯物、唯钱、唯快、唯新的时代潮流有关。诗人本身，也难辞其咎。海子的自杀，顾城的杀人，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诗歌行为层出不穷，让诗人成了阴暗变态的代名词，更加上诗歌的晦涩难懂，变成了让人难以接近甚至反感的文体。何况还有下半身、梨花体、乌青体，一次又一次对诗歌的戏谑和嘲弄，以至于诗人一再边缘化，以至于，在聊天中，有人敢承认自己赌博自慰甚至嫖娼，也不敢承认自己写诗了。
经济发展了，物质满足了，但幸福还没有到来。人们在反思中发现，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不是粮食、石油、住房和钱，而是真诚的诗意。于是，在这个曾经以诗立国的国度里，人们开始往回找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所以，余秀华走红，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是汉语成熟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新诗自发地回归传统、回归现实、回归大众后必然的结果，是诗歌本身的走红。我觉得作为诗人和诗歌从业者，都应该感谢她，她让诗歌以一种比较有尊严的方式，重回到国人的生活中。她的诗歌读者，应该感谢她。
甚至，这片土地，也应该感谢她。
——不长诗意的土地，怎么好种菊花？埋骨头？
8
我可能是第一个采访她的，为了写编后记。
电话里，她的声音虽然很大，但咬字不准，于是改作QQ聊天。她说自己写字非常吃力，电脑打字好一些。生活在农村，不能干活，但能走路，只是吊着膀子，姿势怪异，表情也不太自然，所以，一出门就能收获同情的目光。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你可以轻易地就走进去，然后，可以放心大胆聊她的脑瘫，聊她的丈夫和孩子，聊她的爱情观，聊她的被打。她的智商不仅不低，反而很高，她还是省象棋队的队员。
“我相信死亡是公平的，”她笑道，“我相信我是幸福的。”
她的强大、她的力量、她的决绝与她的诗歌《我养的狗，叫小巫》里展现的完全一致。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剥了壳的青笋。
9
不再相信诗歌的教科书。
在诗歌一线的工作过程中，我看到了太多不一样的东西。
新世纪以来，新诗正在改良。诗人们开始先继承传统，再借鉴西方，而不是先继承西方，再借鉴传统。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所沉淀下来的传统，成了当今中国新诗的魂，这种融入到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类似于基因的物质，也是最能触动中国人的内心的东西。不仅如此，诗人们还贴着生活去写，贴着大地去写，贴着内心去写。正因为如此，新汉语到今天，才算真正成熟。其标志就是去除了装腔作势的宣传成分，去除了佶屈聱牙的欧化成分，终于和我们老百姓日常的说话吻合了。现在我们的诗歌语言，和我们酒醉时说的、做爱说的，完全是同一体系的。而以前的诗歌则是那种在大会上、舞台上、课堂上、聚光灯下说的话语体系，需要你衣冠楚楚地说，声若洪钟地说，隔靴搔痒地说。换句话说，现在的诗歌语言，能像酒醉后的朋友或者床上的爱人的对白一样，亲切，自然，真诚。这是一种完全从作者的内心里来，能到读者内心里去的正宗的汉语。这也是余秀华诗歌感人的根本原因。
另外，因为诗歌的边缘化，也从另一方面提升了诗歌的质量，坚持下来写的，为名为利的因素就少很多，艺术的成分就自然地增加了。我们尊重古人，继承古人，但不要迷信古人。我在诗歌一线的工作中发现，除了余秀华之外，还有宛西衙内，蓝喉，邱籽，吉葡乐，西望长安，王单单，张二棍，唐果，傅蛰，李志勇，黄沙子，八零（有诗为证，可参见我的博客，《刘年荐诗给朋友》系列）。这些人同样不被人所知，读读他们的诗歌就知道，这些名字都应该熠熠生辉的。然而，他们只是冰山一角，远远不是当下最有成就的。人生不幸诗家幸，我认为，近十年，中国的新诗成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唐或者宋的十年。其实，这也很正常。我们的纸笔在进步，我们的发表渠道在进步，我们的语言和思想在解放，我们的写作人口在成百倍地增加，另外，还有全世界经典作品的技巧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与运用，且这片大地上从未缺少过天才。
我们正处于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没有人去认真感知这一点。
10
几乎每一个用灵魂写诗的、用生命写诗的人，都是一个勇士。
他们所得甚少，所舍甚多。他们必须与世俗，与潮流，与生活，与金钱和权力，与虚荣和堕落，甚至要与亲人和朋友战斗。余秀华，也不例外。
可以想象得到，村民会怎样嘲笑她，甚至可能会欺负她和她的父母（在我们家乡，儿子少的家庭是没有话语权的）。可以想象，可能经常会有不懂事的学龄儿童，学她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她可能气极了，想去追打，没走几步，别人已经蹿出了几丈，当她捡起泥块的时候，别人已不见了踪影，当她扔出去的时候，自己身形不稳又跌倒在路上。她要喂兔子。她的一首诗中，还写到她的兔子跑出来了，被一个无赖杀死，提着耳朵扬长而去。她毫无办法。她的小巫，要勇敢一些，扑上前去，但被那人一脚踢出了很远。
她拿起了诗歌做武器，但不是报复，不是自戕自弃，而是向命运和生活对她的不公，表示了轻蔑，她用诗歌传递给读者，她那我行我素的真诚以及对生命的信念。
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稀缺的东西，也是让我对她充满敬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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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平私人掏钱请他们吃饭。
进入餐厅的时候，她的母亲稍好一点，余秀华很紧张。
在我们一再的坚持下，她和她的母亲，坐了餐桌的主位。
那个晚上，那里是整个世界的核心。
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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