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姓韩

    以“宋氏三姐妹”闻名于世的宋氏家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一显赫家族的祖先并不姓宋，而是姓韩，祖籍山西(一说河南安阳)。“宋”姓始于宋氏六姐弟(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的父亲宋耀如。

    传说宋氏家族的先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韩国。秦灭韩后，一位韩国公子不愿臣服秦国，转而经商，从此韩姓族人以经商为业。韩姓商人与别的商贾世家不同，子弟从小皆须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使其能知书达理。韩姓商人因此历代有儒商雅称。至明代，韩姓商人在山西已享有盛名。清兵入关后，韩姓族人举族南迁，最后渡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岛。到宋耀如出生时韩姓族人在文昌已有200年的历史。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角的最前沿，它背靠黎山，濒临大海。文昌县治所在的文昌市，地方不大，人口不多，是地地道道的僻壤，但非穷乡，也不闭塞。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文昌早就成了航海家和远洋商人理想中的中歇港，小小的文昌因此而逐渐繁荣起来，与外界的交流及人员的往来也较为频繁。文昌很早就是全国闻名的侨乡，分布在南洋、印度、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及欧洲的文昌籍华侨，早已经超过文昌本地的人口。文昌还是明代清官、敢于冒犯龙颜的海瑞(号称海青天)的故乡，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地激励着家乡的后人。历史上的文昌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地方，令今天的文昌人引以为豪的还有另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就是曾经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族——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

    一个能将子女全部培养成有学识、有思想之人的父亲，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但长久以来，人们对他的子女知道得很多，对这位了不起的父亲却知之甚少。

    事实上，他的一生比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都更具传奇色彩。

    宋耀如出生于1863年2月，乳名阿虎，大名韩教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以热心公益而着称。因经办赈务，他几乎耗尽了祖传的积资。人到中年后，又不幸染上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家境因此日渐窘迫，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宋的母亲韩王氏的身上。丈夫病倒后，韩王氏既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和病中的丈夫，又得想法谋生、维持生计，还得对付官府的勒索、地痞的敲诈。据《宋氏家族第一人》中描述：“有一次，一个土匪到韩家纵火，妄想乘机劫夺‘黄货’——当地人知道韩家祖上富裕，总以为藏有金银财宝。母亲临危不惧，护卫着父亲，安置好子女，迅速叫醒乡邻，呼唤亲友，并挥舞木棍亲自与土匪厮斗，还机智地敲响一面大锣……土匪很快被逮住，火焰也很快被扑灭。韩家保住了。韩王氏由此声名鹊起。人们纷纷跷起大拇指，称其为‘女中之杰’。”

    在宋耀如的记忆中，母亲韩王氏温柔而又坚强，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妇，她不仅持家有方，而且颇有文化修养，能够背诵唐宋诗词，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及对诗词韵律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当宋耀如8岁时，母亲因积劳成疾，也像父亲一样，病倒在床上，但她一如既往，非常镇定，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痛苦与愁云。母亲的坚强给了孩子们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也给幼小的宋耀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后，宋耀如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孩子们描述他们的奶奶，每一次都是那么地动情：“她身负重荷，仍高雅高贵；她饱经折磨，仍端庄美丽。我见过许多描绘崇高女性的画像，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画出她那崇高的神韵。”从母亲身上，宋耀如直观而朦胧地感受到知识对于女性乃至对于她的家庭的重要性。

    1875年，宋耀如的舅舅(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兵买马”，以扩大他在美国的经营事业。舅舅对海外生活的生动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年仅9岁的阿虎。舅舅原已聘定了阿虎的哥哥韩政准，阿虎想和哥哥一起去，他恳求父母让他随同舅舅出洋谋生。舅舅起初也嫌阿虎还小，怕他经不起大风大浪，但阿虎以他的勇敢打动了舅舅。据说有一天，文昌市被一伙从洋船上下来的寻欢作乐的水手闹得鸡犬不宁，文昌人鸣锣罢市，与洋人展开了激烈的械斗。年幼的阿虎加入了这次行动。混战中，一支竹箭误射中了阿虎的肩膀，他不叫一声疼，请旁边的舅舅将箭头拔出，草草包扎一下，继续冲上去。这件事促使舅舅下决心答应了阿虎的请求，并郑重向其父母提出，希望能让他把阿虎带去美洲。他对阿虎的父母说：“我看准了。1岁看10岁。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决非等闲之辈。”父母虽万般的舍不得，但家境的困窘，儿子的再三恳求，加以舅舅的保证——“要像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阿虎”，终于使他们狠狠心同意了儿子的请求。舅舅的确不负承诺，将阿虎弟兄俩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来培养。宋耀如后成为舅舅的嗣子，改姓为宋。

    父亲宋耀如的传奇生涯

    当时，跨越太平洋到美国东部，必须经由秘鲁、智利海域向南航行，经过拉丁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或合恩角进入南大西洋，再沿阿根廷海岸北上直至北大西洋。这比凿通巴拿马运河以后的航线要长近一倍的路程。在交通尚不发达的19世纪，从东半球颠簸到西半球，对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10岁孩子来说，的确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更糟的是他们乘坐的船还在半路上遇了难，使他们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熬过了一路上的劫难，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宋耀如的舅舅在美国波士顿开着一家丝茶号，生意兴隆，声誉良好，它是当时波士顿市内唯一的一家中国丝茶号。宋耀如到波士顿后不久，舅舅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过继仪式。随后为其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并亲自教他打算盘、结账查账、盘货验货等，希望将来嗣子能顺利继承宋姓的这份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宋耀如牢牢铭记着母亲的这句教诲，凭着他的勤奋、坚强与好学，很快赢得了人们的赞叹与喜爱。

    英语教师是林肯总统的崇拜者，通晓美国革命史，他不仅教授宋耀如英语，还常常给他讲述他所了解的人与事，包括林肯的伟大主张——“民有、民享、民治”，并带宋耀如参观了波士顿——这个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几乎所有的革命纪念地。年少的宋耀如在这里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并在内心逐渐萌生了祖国独立、民族革命的朦胧意识。与此同时，他也直观而敏锐地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两面性——平等与歧视、民主与专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罪恶，在仰慕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同时，他也深深地憎恶那些丑恶的现象。

    转眼三年的学徒生涯过去了，好强的宋耀如在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的现象，体验了异国他乡的艰辛生活后，产生了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想法。这时，两位中国留学生的来访，打破了宋耀如平静的生活，促使了他以后的冒险行动。他们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是中国派出的官方留学生。三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牛、温二人热情地鼓励与支持宋耀如出外求学。深藏内心的求学欲望被两位青年朋友点燃后，日益强烈而无法遏止。终于，他向养父提出了进大学念书的请求。养父虽也望子成龙，但嗣子的愿望显然违背了养父的意愿，而且老人对西学毫无兴趣。宋耀如非常感激养父的培育之恩，但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当时别无办法，为了追求，只有出走。”1878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宋耀如毅然放弃稳定的生活和现成的家业，走出养父的丝茶号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养父的追踪下，他东躲西藏。就在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老人名叫查理·琼斯，原是美国联邦海军军官，他是林肯的崇拜者。宋耀如在他家藏匿时，他不厌其烦地向这位中国少年解释林肯的三民主义，使宋耀如的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林肯思想的熏陶。这一老一少很快成了忘年之交。

    老人很愿意资助他上大学，但宋耀如表示不能在波士顿念书，怕养父知道被带回去。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他的梦想，老人推荐他到隶属于马萨诸塞州的名为“阿尔贝特·加伦汀”的一艘缉私艇上服役，以便暂时摆脱困境。老人对宋耀如说：“当几年水兵也好。服兵役后，你会获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这对你进大学有利。”

    虽然宋耀如并不想成为美国公民，日后他也始终未入美国国籍，但在当时，他觉得当水兵是摆脱养父的追踪、离开波士顿的唯一出路。

    宋耀如因此成了美国海岸警备队的一名水兵。服役期间，年少的宋耀如表现得非常勇敢、出色，不久即博得了舰长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的欣赏与喜爱，他给予了宋耀如父亲般的关怀，坚决支持并帮助他上大学。

    1880年，因南方海岸走私更为猖獗，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被调到南部北卡罗来纳州海岸警备队的一艘缉私艇上任舰长。宋耀如请求跟随加布里尔逊上尉，被允准。热心的加布里尔逊上尉一直惦记着宋耀如想上大学的事，一到南部，他即令宋耀如脱下军装，告别军舰，并很快帮他办好了退役手续。在加布里尔逊上尉的影响下，宋耀如于1880年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海运港维尔明顿接受了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为了纪念曾经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与物质帮助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宋耀如给自己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从此，虽然不能说一帆风顺，但宋耀如凭着他的自信与坚毅逐步赢得了周围人们的好评与帮助。第二天，当地的一份报纸对此事作了报道：“这个中国的皈依者，也许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一个遵从领圣餐洗礼的中国人。”这在当地是引起轰动的一件事，一位名叫南希·爱琳的姑娘因此闯进了宋耀如的生活。爱琳的家是该州著名的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世家。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两个年轻人的友情迅速燃烧、升华，爱琳成了宋耀如的红粉知己，不幸的是爱琳英年早逝。众所周知，宋耀如三个千金的名字中皆有一个“龄”字，不知是因为宋耀如崇拜林肯，还是为了纪念美国亡友爱琳，抑或是二者皆有。宋耀如的长女取名“霭龄”，与“爱琳”本是谐音。

    1881年，受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的委托，达勒姆最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圣三一学院董事会董事的朱利叶斯·卡尔将军担任了宋耀如的监护人，他于同年安排宋耀如进入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虽然该院在当时只是一所不起眼的“三等学院”，对宋耀如来说，他毕竟迈出了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步。

    这一年6月，宋耀如怀着兴奋的心情从达勒姆寄出了第一封家信。之后他又给养父写信，将自己的现状告诉他。而这时养父已经结束了海外谋生的生涯，返回故乡文昌了。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念完大学预科的宋耀如，于1882年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宋耀如开朗的性格，他与同学们的友好相处，以及他的见义勇为、疾恶如仇的行为，得到了同学们普遍的喜爱与尊敬。他的幽默诙谐，让他的同学记忆犹新。据宋耀如的次女宋庆龄1924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谈：“在神户时……另外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是，我亲爱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刚从美国到此，当他从报上看到我在日本时，特地从另外一个城市来看我。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许多父亲的事，当他还是小男孩时所说的漂亮俏皮的话，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他是如何跟老师开玩笑的，以及他提出了什么论点来羞辱哲学老师……”

    在校期间，宋耀如的勇敢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学院附近有一座兵营，有些年轻的军官常常以欺负、作弄神学院学生来取乐。同学们慑于军威，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一名军官在街上戏弄宋耀如的好友威廉·比·伯克(中文名叫步惠廉，他是一个中国迷)，宋耀如气愤不过，便上去与他评理，对方举起马刀威胁他，宋耀如神色自若地提出对等较量，凭借当年在海岸警备队练就的拳术，宋耀如最后将对方打倒在地。宋耀如的行动大长了神学院学生的威风，步惠廉更是成了宋耀如的至交。宋耀如回国后，他主动申请来中国传教，两家关系非常亲密，这是后话。但当时宋耀如的行为得罪了他的两位顶头上司，他们一个是神学院代院长乔治·温顿博士，一个是田纳西州监理会主教兼万德毕尔特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马克谛耶。宋耀如毕业时，乔治·温顿博士在对他的评语中故意大加贬低，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任何特殊的兴趣，对传教更是如此”。1885年宋耀如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称号。

    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派宋耀如回中国传教，听候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的调遣。

    临回国时，宋耀如本想先回一趟日夜思念的故乡文昌，看望已十年不见的父母，但马克谛耶主教不许他先回乡探亲，他只得直接赴上海任职。1886年1月，宋耀如乘海轮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抵达上海陆家嘴码头。这时的宋耀如一头短发，一身西装革履，在留着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国人眼里，他俨然是一个外国人；而在林乐知等美国传教士的眼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个有资格取得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回国后，宋耀如立即投入工作。本着唤醒民众的理想，他满怀热情地进行传教活动，先是在街上公开讲道，但民众根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他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他的讲解只是对牛弹琴。为了便于在国内传教，宋耀如不久即改换了装束，完全一副中国人打扮，脑后留着一条辫子，身着短褂小袄，头戴布帽，脚蹬布鞋，他的外观已让人看不出他是出洋回来的牧师。尽管宋耀如一直以最虔诚的宗教热情在传教、讲道，但他的工作不但不为民众所理解，而且由于和林乐知的矛盾，他甚至在美国监理会布道团中未被委以任何职务。不久，林乐知派宋耀如去苏州牧区的昆山任职，并责成他在当地建一座教堂，经费须自筹。对宋耀如来讲，在当地民众普遍憎恨洋人、洋教的情况下，传教本已是件艰难的事，建洋教堂更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甚至还成为乡民攻击的目标。正如有人对他说的：“你要造教堂，我们就来拆！”为了筹措经费，宋耀如在传教之余，“重操旧业”，进行了经商活动，很快他就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宋又被派到上海西南的七宝镇，通过经商得来的资金，他在传教的同时又在当地筹办了一所教会学塾、一个儿童乐园及一间医药所。1888年9月，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第三届年议会决定宋耀如由见习牧师转为正式牧师。

    在教会学塾，宋耀如向学生们讲述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总统和他的有关民主与自由的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宋耀如的言行不仅得罪了清廷，也为美国监理会所不容，林乐知为此对宋耀如进行了种种刁难与限制，每月给宋耀如的薪水不足以他维持生活。为了能够自由地开展传教工作，不受制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真正地为中国的教徒和国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以达开启民智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养活妻儿，1892年，宋耀如剪掉了为利于传教而留起的辫子，辞去布道团的职务，转而经商。“从此，我同中国的半奴隶制决裂，同你们——不公正的监理会教会决裂！”并声明：虽然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牧师，但仍是卫斯理信条的崇奉者，仍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牧师。

    自开始经商，宋耀如以他精明的头脑、灵活的经营方式、良好的信誉，总是能赚到大笔的钱，他还将它们用在了传教布道、帮助当地民众的事业上。1889年宋耀如回到上海后，为了干一些自己想干的、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事情，他同时出任了几家洋行的买办，因为头脑灵活，很快他就腰缠万贯了。有了一定财力后，宋耀如于1890年2月开办了一家印书馆，取名“华美”，他打破常规，大胆地用廉价的中国纸张印刷《圣经》，价格因此大大降低，销量则迅猛上升。仅此一招，就使宋耀如发了财。他还大量翻印西学书刊，介绍西学。以后他又筹建了面粉厂等一些生产性事业，渐渐地成了一个富有的资本家。美籍作家海伦·斯诺说：“在历史上，新教原是工业革命的先驱，查理·宋这位新教徒，比他的支持者更有作为，他深深感到中国工业的贫乏和劳动力的惨况，便亲手帮助建立面粉厂和纺织厂，成为上海第一个外国机器的代理商。查理·宋对中国工业化的兴趣，影响到他整个家庭。”的确，在宋耀如的六个儿女中，三个儿子日后均从事经济活动，长子宋子文更是在较长的时期内直接掌握中国的财经大权。宋耀如的三个女儿虽不在经济界任职，但她们所从事的活动直接、间接地与经济、与中国的工业化发生过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三姐妹共同参与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当时的中国，既传教又经商的人并不多见，宋耀如更是“出类拔萃”，他不仅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个成功的资本家；他不仅经营有道、财运亨通，而且热心慈善事业，具有强烈的爱国心。1892年5月当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时，宋耀如毅然放弃赢利的机会，联络一些爱国的商人，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面对前来求情的美国商人，宋耀如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一个是私人交谊、私人感情。如果可能，请电告你们的政府，它的失去理智的政策会引起东方巨狮更猛烈的反扑的！”在美国人眼里，“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具有美国作风的中国牧师在使美国商人头痛了”。

    宋耀如热心传教和实业，同时也向往革命，结识了不少革命志士。1894年，经朋友的介绍与牵线，宋耀如在上海结识了正取道上海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宋耀如联系中文版《万国公报》编辑部，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改成短论形式，在《万国公报》第9、10号上发表。这期间，孙中山、陆皓东和宋耀如三人在宋耀如家里“屡作终夕谈”，宋耀如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还经常聚集在宋耀如的印刷厂里，通宵达旦地交换有关革命问题的意见。对清廷专制统治的不满，对西方民主与富强之学的崇尚，使两人很快结为密友，孙中山成了宋耀如家的常客。就在这一年的12月，宋家的第一个男婴在上海同仁医院呱呱落地。宋耀如给孩子取名“宋子文”(其名字的英文缩写T.V.Song为宋子文所常用，也为人们所熟悉)，希望他将来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孙中山)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富强之学。

    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家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孙中山，视他为可敬可亲的叔叔，霭龄与庆龄还常常参与大人们的活动。有一回，宋耀如和孙中山正在家讨论建造20万里铁路的计划，谈到兴浓处，两人不禁动手制作起来，他们搬开了客厅里的东西，在地板上画出全国地图，标上各省各城的名称，然后叮叮当当制作小铁轨和小机车，在场的霭龄、庆龄开心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地过来帮忙。经过一番摆弄，他们居然搭出了自己能行走的小机车。当这列小机车从地板上的这个省驶入那个省，从这个城市到达那个城市时，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欢呼雀跃起来。宋耀如得意地称它为“二十万里铁路模型”，霭龄马上接口说：“长大了，我要造很长很长的铁路。”没想到20年后，她真当上了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的秘书，参与制订营建20万里铁路的计划。

    宋耀如不仅赞同孙中山的思想，与他共同探讨救国方法，而且尽其所能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曾多次冒着砍头的危险，在他的华美印书馆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为了支持革命，宋耀如不止一次地倾囊而出，坚持不懈地向孙中山提供经费，将其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事。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宋耀如的捐助曾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这是宋氏家族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渊源关系的有力佐证，也是宋耀如的后代日后引以为傲的资本。1988年7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蒋氏父子均已离开人世，作为元老派代表的宋美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的意味深长的谈话讲词，其中回顾了他父亲及其全家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渊源关系，她说：“国父九十四年前革命创党，先俨耀如公为总理密切伙伴，掩护同志筹助经费，余家为秘密集会处所之一，因而招致清室悬赏通缉，被迫举家仓促逃避东瀛。”

    长期以来，宋耀如一直保持着秘密革命者的身份。以何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宋耀如和孙中山之间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讨论。那是在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发起成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之后，宋耀如应孙中山之请抵达日本，两人就宋耀如是否加入同盟会领导层进行了一场交谈。《宋氏家族第一人》一书对此事有这样一段描述：

    “查理兄，我请你来，是想请你加入同盟会的领导层。”——这很出乎宋耀如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当一名政治领袖。见宋耀如默不作声，孙中山解释道：现在同盟会的多数成员反清的怒火虽极为炽烈，但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并不多。特别是一些二十岁上下的留学生，对三民主义、三权分立的思想，兴趣很淡薄，一心所想只在推翻满清。“对美国最了解的是你。你不仅知道美国的好处，还深悉它的弊病。我们都懂得中国革命一定要取欧美之长，避欧美之短，前车之辙，后车可鉴。欧美现在陷于重重矛盾，面临社会革命。所以我常对党内同志讲，吾党应高瞻远瞩，不能只注目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应当毕其功于一役，将最困难的社会问题一并解决，方才可能建设一个世界上最美好富强的国家。”

    孙中山停了一停，苦笑，又说“：可是，有人当面说我理想太高。意思是我空想，放大炮，他们认为只要推翻满清，革命就算成功了。”

    “所以，你就想有理解你的人进入领导圈子？”

    “对，查理兄，我想请你任总部的评议长。”

    宋耀如现在已经从刚刚的惊奇转入平静的思考了。进入同盟会的指挥机构，这对他这样忠贞的革命党人，热心于社会活动的救世主，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这可以直接领导反清革命的潮流，是人生的大快事呀。但是……“问题是我以什么身份出现对革命大业更为有利？同盟会已经不要秘密革命家了？”

    “当然需要。只要革命没有成功，就需要秘密的革命家。”

    “那我就做这样的秘密革命家吧。上帝赋予我们不同的使命。上帝选择我当一名牧师，当一名爱国的牧师，拯救国人的灵魂才是我的天职。”

    孙中山见他主意已定，知道强留是不成的。况且，同盟会确实也仍然需要他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因此就将这个话题放下了，开始与他讨论起正在草拟的同盟会章程来。

    此后，宋耀如一如既往地以秘密革命者的身份辅助孙中山，支持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曾屡遭挫折，但宋耀如始终相信他、支持他，认为实现共和，非孙莫属。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海外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回国抵达上海，宋耀如和长女霭龄到码头把孙中山接到自己家里，与诸革命党领袖人物秘密集会，磋商要事。接着，宋耀如夫妇带着霭龄、子文等子女到南京参加1912年元旦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俩。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孙中山于4月搬出南京总统府来到上海，宋耀如坚留孙中山住在自己家里。孙中山十分感慨宋耀如20年来不变的革命信念，他在4月17日《致李晓生函》中说：

    宋耀如乃“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孙中山担任铁路总监后，宋霭龄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计划第一步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的铁路，宋耀如与女儿霭龄随同孙中山一起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周游勘察，制订规划。1913年2月，宋耀如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铁路事业。不久，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在北洋政府的大肆追捕下，孙中山于8月逃亡到了日本。

    随后，宋耀如也被迫举家避难日本，先在东京，后在横滨租赁了一幢别墅式的寓所。1914年宋耀如夫妇率儿女回到上海，住霞飞路。当时，像宋家这样举家与革命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实属凤毛麟角。

    当然，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也有过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关于宣誓效忠问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痛感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之分歧，人员之涣散，为团结中华志士，再图革命，他决定筹建中华革命党，并重新规定，凡欲入党者，均须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并加盖指模。当时，许多人反对这种做法，宋耀如也认为此举过于极端，但为了革命大业，最后他还是让步了，虽不赞成这种行为但还是帮着孙中山去说服别人。二是反对女儿庆龄嫁给孙中山。当宋庆龄背着父母与孙中山完婚后，当时的上海盛传宋耀如与孙中山绝交的消息，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时值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宋耀如的情绪日益变坏，不知个中底蕴的人便传出各种流言飞语，有人甚至说宋耀如正在逼着自己的女儿与孙中山离婚。为了阻止别有用心者继续造谣生事，也为了维护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声誉，宋耀如夫妇特意定制了一套精美的家具，置办了丰足的嫁妆，并故意张扬地将这些东西寄送给新婚不久的女儿。只是宋耀如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之间的关系似乎从此有了一些隔膜。

    1916年以后，宋耀如因种种原因，不再参与革命活动，之后身体越来越坏，及至不能行动。病危之际，三个女儿一道在父亲病榻旁“随俟在侧”。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

    宋耀如是位集牧师、工商业者、革命党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传奇人物，孙中山说他是“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侧传革命之道，是世之隐君子也”。他做每一样事情都是那么认真和尽心，遗憾的是，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成功的曙光，故有人说“最终置他死命的，恐怕正是他那颗破碎的心”。不过，令其欣慰的是，他倾心教育与栽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在父亲的教导与影响下，他们先后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并在日后建立起了闻名中外的“宋家王朝”。应该说，这是宋耀如一生最大的成就，而他本人无疑是“宋家王朝”的奠基人。

    大脚母亲倪桂珍

    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一代王朝”，皆离不开他的爱妻倪桂珍的支持。倪桂珍生于1869年，是一位端庄、贤淑、有知识、有主见的女子。她4岁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而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升入上海西门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学，17岁毕业。她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她的父亲倪韫山和宋耀如一样，是一中国籍的牧师。她的母亲姓徐，是明末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着者徐光启的后代，上海徐家汇就是因徐家住在此地而得名。受父母的影响，倪桂珍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教徒。

    宋耀如与倪桂珍的结识，是经由昔日波士顿的两位朋友牛尚周与温秉忠的牵线。宋耀如回国后，很快与牛尚周、温秉忠取得了联系。当时牛尚周和温秉忠已分别和倪家的大女儿倪桂清、小女儿倪桂姝结为夫妻，他们有心介绍宋耀如与倪家二女儿倪桂珍认识。关于他们的第一次相见，有不同的传说。一说相见于教堂，当倪桂珍在教堂“唱诗班唱赞美诗”的时候，宋耀如一见倾心，倪桂珍对宋耀如也是一见钟情；一说相见于培文女校，那是1886年7月下旬的一天，几位中国籍牧师和教徒相约在培文女校搞一次聚餐会。走进培文女校，迎面传来悦耳的钢琴声，宋耀如忍不住径自朝琴声传来的地方寻觅而去。在琴房外面，他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个美丽而气质不凡的年轻姑娘，最引起他注意的还是那双无拘无束踩在踏板上的天足，在推崇“三寸金莲”的时代，拥有一双天足实为不易之举，他不由得暗暗钦佩这位姑娘的胆识和勇气，她就是倪桂珍。经朋友们的介绍，宋耀如与倪桂珍很快就相识相知，彼此倾心。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据说倪桂珍曾有一门娃娃亲，虽然当年只是一句玩笑话，两家也早已断绝往来，但她的“未婚夫”家却很认真，几次来“抢亲完婚”，每一次都被倪桂珍坚决而义正词严地拒绝。

    这一小小的插曲曾令他们烦恼，却也不失为对他们爱情的一次考验，它令宋耀如看到了倪桂珍自主而坚强的个性。

    在宋耀如回国初期，因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的刁难，他不断地被指派到各个落后、穷困的地方进行传教。为了能和宋耀如在一起，倪桂珍果敢地提出与宋耀如订婚，令前来的主婚者也不禁赞叹她“真是个不寻常的女性”。此后，倪桂珍便一路跟着宋耀如到各地传教，与他分担各种困难与险阻，共享成功的喜悦。正如她自己所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她甚至为宋耀如而背弃自己的教派，脱离倪家信奉的宗派伦敦会而转入宋耀如所属的美国监理会。据说，当时倪桂珍的父亲正准备劝说宋耀如转到倪家所属的伦敦会，倪桂珍却出人意料地宣布她决定“脱离伦敦会转入美国监理会”，令她的父亲震惊不已，宋耀如再一次地被深深感动并为之钦佩。

    在传道的过程中，宋耀如与倪桂珍皆热心地帮助、接济穷人，并萌动了创办儿童福利事业的设想。共同的理想与事业将这对恋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互相依赖与支持，感情日趋炽烈。1887年夏，宋耀如与倪桂珍在美国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婚礼。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的爱妻：“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婚后，倪桂珍继续跟随宋耀如到各地传教，过着不稳定却有着美好憧憬的生活，直至1890年宋耀如在上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他们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倪桂珍嫁给宋耀如后，先后生有六个孩子，他们是三个女孩，三个男孩。倪桂珍是一个善持家务，又具有先进思想、乐于助人的家庭主妇。据她儿女的回忆：那时“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

    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虽然，父母并不十分富裕，但母亲仍然让全家人都生活得快活和舒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保持这样。”

    有人说，“宋夫人是早期新式中国妇女的样板”，她对六个子女都视为掌上明珠，细心照料，传授知识。倪桂珍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管教甚严。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倪桂珍却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她一反“严父慈母”的习俗惯例，对子女始终严加管教，严禁孩子们做有失体统的事情。宋氏三姐妹始终盘着发，即是谨守母训——女孩永不剪发的典型例子。二是重视女孩的教育。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过西学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可以成为有作为的公民，为国家作贡献，她与丈夫共同决定要把子女都送去美国读书。《宋氏家族》的作者埃米莉·哈恩说，宋夫人的“做法之所以与传统观念更加背道而驰，是因为她简直像对待男孩那样对待女孩，他们的女儿们是首先被送出国的”。有如此先进思想的父母，实在是宋氏三姐妹的造化与幸福。宋耀如夫妇的“男女平等”思想及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更使他们的三个女儿感受至深。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受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姐妹中，大姐霭龄自成为孔夫人后，即从台前退居幕后；两个妹妹庆龄、美龄则始终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她们发表了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论着，更直接从事或领导了中国的妇女运动。1939年7月，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同被推为刚刚成立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主席团名誉成员。

    周恩来在讲演中特别提到了宋庆龄，说：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的热心救亡工作均有极大贡献”，她们“都是抗战洪炉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造成的”。台湾有学者称宋美龄“是近代变动社会中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宋霭龄虽然不像她的两个妹妹活跃，但她曾经参与的一些活动，也颇能反映出她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宋霭龄自嫁给孔祥熙后，极少在公众面前出现，出席政治性的集会就更少了。1938年5月，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及无党派的妇女领袖、妇女工作者40余人在江西庐山举行座谈会，会议的宗旨是广泛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夫人的宋霭龄以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中共著名的妇女领袖邓颖超和救国会方面的著名妇女活动家史良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1941年底，宋霭龄、宋庆龄一起自香港抵达重庆后，三姐妹更是经常一道出席妇女界的活动。

    在中国的慈善事业方面，福利事业是宋庆龄与宋美龄长期从事的一项事业。

    众所周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即由宋庆龄创办与领导，从1946年7月开始，宋庆龄将中国儿童福利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事业，直至去世，她为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美龄自成为蒋夫人以后，保育孤儿工作就成了她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重心，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宋霭龄在这方面的作为是阶段性的，主要是在抗战时期。抗战爆发初期，宋霭龄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做了不少工作。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筹设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后，宋霭龄一方面认领了100名战时难童的生活费用，一方面亲自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动员各界捐款解决儿童福利，并出资购买礼品赠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虽然这点钱财对她来说犹如九牛一毛，但“爱财”的宋霭龄能够参加这些公益活动，不仅显示了她的“善心”，更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宋氏三姐妹在上述两方面的作为与贡献，若她们的父母泉下有知，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们的女儿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并将之发扬光大。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对于丈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交往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倪桂珍虽不甚了解，但她始终坚信丈夫、支持丈夫。

    宋耀如去世后，倪桂珍非常伤心，从此更加专心于教会工作，而很少过问别的事。

    后来，宋老夫人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在青岛去世，享年62岁。

    独特的家教

    宋氏家族以“宋氏三才女”而闻名，她们的三个兄弟同样不同程度地闻名于民国政坛，特别是大哥宋子文，在旧中国的财界、政界、外交界皆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六个子女中有四个成为一度影响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这的确是少见的。奇迹的产生源于宋耀如夫妇对子女用心良苦的培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宋耀如夫妇做到了，不仅因为他们的言传身教，而且在于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而独特的教育方式。

    首先，他们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宋耀如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个能干的父亲。1890年他在虹口的东有恒路(靠近乡村的地方)买下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地皮。他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房屋。房屋的正前方横亘一条小河，河上架有一座小桥。四周筑有一圈不高的石墙，墙外即是绿色的田野。他的孩子们常常翻出石墙，到附近农民的田里玩耍。墙内有一前一后两幢住房，前面一幢是两层楼房，包括书房、中西式客厅、餐厅、卧室和浴室。后面一幢平房用作厨房、储藏室及佣人住房等。最特别的是，宋耀如在屋后开辟了一个菜园，自己种植蔬菜。

    在这所中西结合、风格独特的建筑里，留下了宋氏兄妹孩童时代无限的乐趣。

    其次，他们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与培养。与传统的“慈母严父”不同，在宋家是“慈父严母”。倪桂珍作为母亲，在生活方面对子女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正如宋氏兄弟姐妹所说：我们的母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给我们以快乐而舒适的生活”。但她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厉，她从不放纵孩子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出于儿童的顽皮。宋耀如虽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但更尊重孩子们的意愿，重视他们天性的发挥，对儿女的管教，他是慈中有严，严中带着爱与希望。夫妇俩的教育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颇能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在宋耀如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宏大的心愿，希望中国能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愿来培养儿女，正如他常对人说的：“只要一百万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物，中国就有四百个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

    为了这个理想，宋氏夫妇设计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全新的教育模式，在充分施展孩子们的美好天性的同时，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各种技能的训练。

    自孩子牙牙学语起，宋耀如夫妇便对他们进行中、英文的双语训练。宋耀如常对孩子们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留学海外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他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一定要学贯中西。在父母的教导下，孩子们在入学前便学习过古文和进行过中文写作技能训练，还认真练习了毛笔字。习写毛笔字，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也是锻炼人的耐性与毅力的一种好方法。为帮助孩子们学英语，宋耀如从美国购来了大量幼儿读物，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宋耀如还常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给他们讲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适时并深入浅出地向他们传输了科学道理与民主、革命的思想。

    为鼓励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宋耀如把客厅里原本挂装饰画的一面墙壁当做孩子们展览作品的场所，那上面有绘画，有习写的毛笔字，有用中、英文写的文章。每当有熟悉的客人来访时，这些文章或字画的作者就会被请出来与读者见面，有时也需说明一下自己的构思。这时，身为父亲兼总设计师的宋耀如就会快乐地坐在一边，欣慰地注视着他的儿女。

    除了传授知识，培养学习兴趣外，宋氏夫妇还十分重视孩子们各种技能的训练与意志的锻炼。宋耀如坚信，要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必须有比钢铁更坚强的意志。

    为此，他以各种方式，诸如野外徒步、忍饥挨饿等来训练他年幼的儿女，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影响子女。在技能训练方面，宋耀如同样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办报、举办家庭演讲会，等等。1898年，宋耀如和他的长女宋霭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的打字小报，主要文章都是由孩子们自己写的，渐渐地，打字的任务也从父亲转由孩子们自己完成。这份独特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宋家的最后两个孩子宋子良、宋子安进入中学后才停刊。在这种创造性的自立活动中，宋家的兄弟姐妹不仅提高了英文写作技能，也增长了其他才干。在大女儿上了一年学、已能做讲演练习时，宋耀如便不时地召开小型讲演会，在大姐霭龄的影响下，弟妹们先后开始试着做讲演。宋氏三姐妹的演讲口才皆堪称一流。宋子文的演讲口才也由此锻炼出来。中学时代的宋子文在学校属年龄较小的学生，平时讲话又有点口吃，但演讲起来却是自然流畅，而且能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讲演，着实令老师们惊叹。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孩子们的知识自然是迅速增长，但宋耀如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社会的、全方位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也不能取代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无法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而且，孩子们长大了总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他们不应当是笼中的金丝鸟，而应当是弄潮儿。为此，还在长女5岁时，宋耀如就执意将她送到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住宿求学。他的其他五个儿女也先后入教会学校读书。教会学校虽以传播宗教信仰为主旨，但同时也讲授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其课程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哲学、体育等，兼顾德、智、体三育教育。

    在让孩子们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宋耀如更重视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他曾告诉孩子们说：美国有发达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是事实。可是美国的繁荣也有中国人的一份功劳。十几年前，在美国的华工就有三四十万。他们为开发美国西部付出的血汗，连美国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

    在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内维新运动、革命运动先后蓬勃开展之际，宋耀如更是常常以孙中山所宣扬的民主与革命思想来教导孩子们：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这是孙中山的一篇名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的一段，也是宋耀如常常领孩子们朗读的一段文字。

    宋耀如不仅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文字教育，他还有意识地带领他们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政治集会，希望孩子们在实践中受到更深切的爱国主义的熏陶。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大会，抗议沙俄霸占中国东北，声援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这一天，宋耀如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四个孩子一起去参加了大会。孩子们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目睹国人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情，他们那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特别是蔡元培在会场上宣读了东京留日学生要求组织义勇军奔赴战场的电报后，会场上热烈、激动的情绪更极大地感染了孩子们。

    这一次活动，无疑给宋家姐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第二年，他们便以实际行动投入了全国性的抗议运动。1905年，由于美国政府迫害华工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宋耀如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一向把美国看成民主国家的楷模，但他对祖国的爱是忠诚的，他也了解并痛恨美国政府野蛮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当这种种族偏见使在美华人深受迫害与侮辱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全国性的反美运动。宋家姐弟也积极地投入了反美行列。

    当时大姐霭龄已出国，庆龄、子文、美龄跟着父亲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搞宣传，并以实际行动抵制美货。在上海的广东人中，宋耀如是以做美国生意出了名的。

    抵制美货，无疑会使他的利益受到损失，但为了反对美国的暴行，为了在美侨胞的利益和尊严，宋耀如坚决地采取了抵制美货行动。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子文和他的姐妹不仅毫不吝惜地把心爱的美国玩具、文具等丢进了废物箱，而且还在他们的住地虹口挨家挨户地劝大家抵制美货，他们甚至还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

    在宋氏六个姐妹兄弟中，从小受到父亲精心栽培的唯有三姐妹和宋子文，宋家的两个幼子宋子良与宋子安，没有他们的哥哥姐姐幸运，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宋耀如已没有太多的精力与心思来培养子女，也没有充裕的时间与他们相处。宋子良与宋子安更多的是受哥哥姐姐榜样的影响。宋耀如的六个孩子先后赴美留学并全部学成归国，只是宋子良与宋子安日后的影响与作为逊色于他们的哥哥姐姐。宋子良毕业于美国凡顿贝特大学，宋子安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人皆学经济。他们回国时，大哥宋子文已在政府中位居高位，姐夫孔祥熙也在经济、金融界担任了数项要职，在哥哥或姐夫的“关照”下，他们顺利获得了商界或金融界的有利职位。宋子良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司长、六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兼协理、中国国货银行董事兼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理事兼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广东财政特派员和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滇缅路总办。他是大姐霭龄早年从事证券交易的主要帮手，又是大哥子文在金融实业方面的主要助手。宋子安历任松江盐务稽核所经理、松江运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经理、国货银行董事、广东银行董事等职，甚少涉足政坛。

    宋美龄：宋家最小的留学生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任性、调皮的一个。从小她就得到姐姐们的保护与宠爱，尤其是大姐宋霭龄的关爱。据说年幼的宋美龄和伙伴们玩耍时，因为她年龄最小，那些大孩子总不愿意带着她玩。于是，宋美龄就常常受到大孩子们的捉弄。捉迷藏时，大孩子们有时故意让才刚刚学会数数的美龄闭着眼睛数数，等她好不容易数到一百，睁开眼睛看时，那些孩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下了。委屈的美龄只有放声大哭，这时，做姐姐的宋霭龄就会过来安慰她，陪她玩。作为大姐的宋霭龄不仅带领弟妹们玩耍，也给他们作出了学习的好榜样。

    在姐姐们的榜样影响下，宋美龄也早早地住校读书，进的也是马克谛耶学校，只是后来因受荨麻疹的困扰而改在家里单独请人教她念书。在《宋家王朝》中对幼年时的宋美龄有这样一段描述：“美龄则是一家之霸。她长得圆胖，人们都叫她‘小灯笼’。她周身浸透着虚荣，她自恃自己有能力而忘乎所以。她孤芳自傲，无人敢理。她那种我行我素的品格与外表的美丽并不相干。她生性超然脱俗，精力旺盛，即使是小姑娘时，她就高傲，威风凛凛。她崇拜勤奋的大姐霭龄，霭龄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霭龄发号施令，处理家务事的时候，美龄总是一旁细心体察，仿佛在做霭龄的艺徒，准备将来取代姐姐的角色。满5岁时，美龄坚持要求随霭龄去中西女塾读书。于是家里给她准备了小旅行箱，让她穿上花袄，在一片叮咛声中，打发她上学去。然而这个试验没有持续多久……宋查理夫妇终于不得不把她接回家，请私塾先生教育。”宋美龄对自己的儿童时代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还是个小女生的时候，我是这样的胖，以至我的一个怪脾气的叔叔给我取个绰号叫‘小灯笼’。在冬天，母亲替我穿上厚棉袄，我整个人就填塞在衣服里。我记得当我三四岁大的时候，每走两三步就会跌倒，因为衣服太厚太笨重，但也是因为胖身材和衣服对我来说，负担太重了，不过我记得没有怎样严重的跌伤吧！我在头上扎了两个小辫子，然后用红线绑起来，卷成一个小圆圈。那个发式在当时非常流行，叫做蟹洞，许多小女生的头发都扎成这个样子。起初，我母亲把我打扮成小女生的样子。但是后来，我稍长大一些，一切行为举止愈来愈像顽皮的小男生，所以母亲就把哥哥的衣服拿来给我穿，但因为哥哥长得太快了，每三四个月就得换新的衣服，所以我从哥哥那儿拿来的衣服穿也穿不完。”

    1908年，年仅10岁的美龄吵着嚷着一定要跟二姐庆龄一起赴美求学。自懂事起，宋美龄想要干什么，往往是非干不可，这个特点后来一直保持下来，父母拗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所以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达10年之久，受美国影响也最深。因为岁数太小，成为一名正式的学生还不够格，于是学院为她作了特殊安排，由一个老师单独教授预科课程。后来她到佐治亚州的皮德蒙特念书，在老师的特别辅导下，她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正如她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说：“正是在皮德蒙特，我初步懂得了从语法上分析句子的奥秘。

    当时，我到美国才两年，英语知识顶多是略知一二。我在词语的表达方面闹了许多小笑活，使语法老师感到为难。为了纠正这些毛病，她让我试着从语法上进行分析。她的努力应该说是有成绩的，因为现在人们说我的英语写得很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学期为了解决不连贯短语和分离不定式而付出的努力，与以后训练自己为了有能力解决复杂的英语语法和修辞而付出的努力，也许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1年后，宋美龄回到威斯里安学院与二姐庆龄做伴，在该校当了3年“自由旁听生”。在这3年中，宋美龄的不少逸事都有文字记载。

    由于年龄还小，不能参加大学生们的联谊会，宋美龄曾和两个年岁同她相仿的女孩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创办了一份报纸，宋美龄负责文字编辑。从记载中可看出，宋美龄是个早熟并有创造性的女孩，记载中也记录了她爱发脾气的特点，据说她常常喜欢控制那两个女孩，经常与她们发生激烈的争吵。1912年宋美龄正式成了威斯里安学院一年级学生。与一同在该校学习的二姐不同，美龄“显得不格外用功。她不靠勤奋，而靠小聪明”。在宋美龄同班同学手制的纪念册里写着，“宋美龄是班上最喧闹最会吹牛的一个”。宋美龄的一些顽皮故事至今还流传在威斯里安的校园里。在台湾公共电视所作的《世纪宋美龄》的片子中，威斯里安学院档案管理员蒂娜·罗勃兹讲了宋美龄的两件趣事：“她总是顺着校舍的楼梯扶手往下滑。

    那是栋四层楼建筑，楼梯间很宽的，她总是顺着扶手滑下来。有次上历史课，她没有预习，老师叫她起来，回答有关北军的问题。她不说我没预习，反而灵机一动说，‘抱歉，我坚决支持南方，回答有关北军的问题，会让我很痛苦，我不能也不愿回答’。”

    在威斯里安学院，三姐妹以她们各自的特点而出名，深受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大姐霭龄聪明、泼辣能干，正如她毕业时班上的同学为她所作的大胆预言：“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有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二姐庆龄文静、智慧、刚毅，小妹美龄顽皮、活泼、年小志大。闻名于世的宋氏三姐妹在威斯里安的求学经历，使该校声誉大增。

    1年后，庆龄从威斯里安学院毕业回国，美龄转到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学习，以便与她当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哥哥宋子文靠得近一些。“宋美龄在威尔斯利学院学习了4年，主修英国文学，兼修哲学，选修法语、音乐、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辩论术，还在佛蒙特大学选修过教育学。而且她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在威尔斯利学院，宋美龄获得了优异的成绩。”4年的学习，使宋美龄逐渐走向成熟，她“从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出脱为一位优雅的少女”，并大大增长了知识，世界观也得到了确立。对于宋美龄在威尔斯利学院的表现及她的性格，该校在1938年2月的校刊上作了如是报道：“美龄是个出色的学生，主修英国文学，副修哲学。据说她最喜爱的是亚瑟王罗曼史中的那些强烈的冲突与矛盾。法文与音乐(包括乐理、小提琴、钢琴)则4年毫无间断，其他修习的科目还包括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史和辩论术等。1916年的夏天，她还在佛蒙特大学拿了一个教育学的学分。在威尔斯利学院的最后一年，她还得到该校最高荣誉‘杜兰学者’头衔。她的运动量不多，不过蛮喜欢游泳和网球。她的英文说写流利，是地道的美国南方风格……她的同学们多认为她是个时而快活爽朗时而严肃忧郁的人，情绪的变化很大。不过，倒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与宋美龄比较接近的安妮·杜尔教授回忆宋美龄时，这样评价道：“她是个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人”，“她的热力、纯真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社交能力很好，也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她总是和我们保持一点距离，在这个距离之外，她来观察、质问、批评和喜爱，似乎她总自觉是个外国人”。

    1917年夏，宋美龄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学成归国。在美国的10年，是宋美龄一生中最易受外界影响，也最易被塑造、定型的年龄段。10年的学习和生活，对宋美龄的一生有着较大的影响。首先是她的英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带标准南方口音的英语，而且比她的两个姐姐更熟悉美国的习惯和方言。1942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曾在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威尔斯利大学、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市政厅和洛杉矶好莱坞等处发表了多次正式讲演。她那流利、悦耳动听的话语，不仅扫除了她对外演说的障碍，甚至增强了对听众的吸引力。其次，因为她的聪明好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对中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演讲、交际等各种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她日后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她的演讲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与宋美龄广博的知识、生动的演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在生活上和观念上宋美龄比她的两个姐姐更加西化，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除了面孔以外，已全盘美国化了”，从小任性的她在行为上也较她的两个姐姐少受约束。因为年龄小，她总是由老师个别辅导，学校的纪律和卫理公会的各种清规戒律对她的约束较少，而那种“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也是在那个时候，在她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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