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救外甥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的国力已是相当衰弱，随即爆发的内战，令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孔祥熙倒台以后，重新执掌财经大权的宋子文在满足其个人及其家族的私欲方面，比过去更加为所欲为。而同时，他也的确想理顺财政，恢复经济。抗战以来的财政经济困境，却并未因宋子文的改革而有所改观，相反是进一步地恶化。在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宋子文的那些一一破产了的财经政策，很快成了其反对派对他进行攻击的“炮弹”。1947年3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再次离开国民党权力中心。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系统从此脱离了孔、宋两大家族的控制，而抗战以来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已是无法缓解。

    当时，孔氏夫妇已离国赴美，他们的儿子仍留在大陆，孔令侃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当国民政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惩治贪污腐败时，倚仗特权而发财的孔、宋豪门再次成为打击之对象，于是有了“宋美龄救外甥”的一幕戏。

    这一幕戏的上演，实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事情得从战后经济说起。经过历年战争的破坏与洗劫，加以战后美国剩余物资的倾销，“官倒”的盛行，国统区呈现出一派混乱与凋敝的景象。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贪污勒索，影响尤为恶劣的是“官倒”。国民政府虽已明令禁止进口轿车、无线电机、冰箱等高档商品，但国营之中央信托局、中央物资供应局以及分别由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主持的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等单位，却“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这一消息，在1947年3月中旬上海《大美晚报》及当地各中外报纸上，成了一则爆炸性新闻，社会为之轰动。蒋介石亲自于3月19日致电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令财政部会同经济部派员“彻查具报”。财、经二部联合派员对上述事件调查后，作了一份详细报告，其中指称扬子建业公司共购进无线电5件、冰箱4只，内无线电3件、冰箱1只均进口于1947年，系在限制进口之后，但均有许可证。

    又购进化妆品128箱，计美汇16403.49元，内2箱为香水、脂粉等奢侈品，属禁止进口之列，已由海关验明饬令退回。报告中还罗列了上述机构“合法”进口之其他物品，以及中国建设银公司进口厂价“未超过限额”之名牌汽车。且不说财经部门在拟就报告时所作的诸多粉饰，仅报告中所载内容，已可看到上述机构是如何打着“合法”的旗号，从事非法活动的。

    宋子文辞职后，蒋介石先暂时兼任了一段时期的行政院长，之后选择个性不强的张群接掌行政院，再以后又选择了翁文灏执掌行政院。1948年，蒋介石在军事连连失败的情况下，试图重振经济来挽救失败。他避开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以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当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经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研讨，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为：“（1）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同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指派俞鸿钧为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试图以行政手段解决经济危机。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在“打虎”期间发表的一篇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讲演中，蒋经国更明确指出：“天下没有什么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可见蒋经国对于完成此项任务的诚意和决心。为了解蒋经国这段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三日

    督导员办公处，今天开始正式在中央银行办公，像我这样的粗人，竟会同银行发生关系，正是出人意料之事。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次谈话。今后的问题，是在求言行的一致，说到哪里，就应做到哪里，否则一定是会失败的。

    八月二十八日上星期反省录

    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非常的紧张，精力虽稍感疲倦，但精神上则甚感愉快。一般人都认为经济管制工作是做不到的，我亦认为相当困难的，但是在今天我抱了一种决心，就是无论如何困难总应当做下去。这种态度多少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或许可以作为成功的唯一条件。缺少条理，没有长久的计划，讲话过多，这是自己发现的过失与短处，所以自下星期起，务须做有计划的工作。

    上海的物价，已经涨至最高点，所以今后的问题是要能够无条件地将物价压下来。现在所做的事可成不可败，必须好自为之。

    八月三十一日上月反省录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自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着责任之重大以及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以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我应当拿一切的精力，放在这个工作上，做事不到十天，而有许多人已在起来反对我了。这是早在意想中的事，目前不过是几个人，将来不晓得有多少人将起来打击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己没有私心，并且有很大的勇气。至于最大的力量，是在于民众的拥护。不但×××用不到怕，就是所有反动力量之反抗，亦用不到畏惧，因为我自己的心地非常光明。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以被人作为攻击之藉口，可不慎乎。

    没有私心的蒋经国也真想铁面无私，大干一番，以帮助父亲蒋介石拯救行将倾倒之江山。他曾公开宣称，自己这次来上海是“专打‘老虎’，不打‘苍蝇’，是打‘祸国的败类’”。为震慑人心，彻底惩治“官倒”，蒋经国采用杀鸡儆猴的手段，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将敲诈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将囤积居奇的大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因涉及上述违法事件被捕入狱的，包括巨商大贾共64名，其中包括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一时上海局势异常紧张。然而，当“打大老虎”的行动触及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时，蒋经国遇到了无法抵御的阻力。

    向蒋经国的调查组揭露扬子公司非法行为的是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儿子被抓起来后，杜月笙有意将蒋经国的“军”，揭露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蓄银，请“打虎队”采取行动。蒋经国明知杜在利用蒋、孔两家痛痒相关的特殊关系，但骑虎难下，只得答应。经查，扬子公司果真囤积了不少货物，蒋经国立即派人查封了仓库。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密切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的较量，注视着举足轻重的“扬子案”的结局。虽然此时的孔家已经失势，孔祥熙、宋霭龄也已远走他乡，但蒋、孔间的特殊关系，孔氏家族在近代中国财经界的影响与势力，令此案尤为引人注目，稍有动作即传得沸沸扬扬。蒋经国在10月2日的日记中说：“前天发现的××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孔令侃在多方活动碰壁后，搬出了小姨妈宋美龄。宋美龄接到孔令侃的求救电后，立即赶赴上海，结果也在蒋经国那儿碰了壁。宋美龄于是急电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接到夫人的电报后，蒋介石于10月8日晚由北平直抵上海。蒋经国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四时赴机场送父亲赴京。”当日，蒋介石接北方报告称“锦州已受炽烈攻击”。15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度飞到沈阳。就在这一天晚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了锦州，国民党军丧失了7万精锐部队。在北方战情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仍亲赴上海解决“扬子案”，身为儿子的蒋经国只有罢手了。既然不能处理扬子公司，当然得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蒋经国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如是说：“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

    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16日，蒋经国在记述上星期反省录中再次提到此案，说：

    ××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地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镇定，要忍耐。

    历时两个多月的“打虎”行动结束了。蒋经国在11月6日的日记中说：“昨天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

    “曲终人散日西斜，殿角凄凉月一家。”这是蒋经国当时心理的最佳写照。

    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这一案子，不仅使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草草收场，而且使宋美龄、蒋经国间原本微妙的母子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而此种关系令蒋介石很是为难。

    赴美求援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八年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举国普天同庆。8月14日，宋美龄发表了《胜利播讲》。她说：“今天举世欢腾，庆祝着我们战胜了最后的一个轴心的国家，这个胜利，乃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祈求，而也是我们所努力造成的。我今天要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因为在我们八年长期的全面战争中，你们对于中国所遭遇的许多障碍与困难，曾经给以深刻的同情与始终如一的了解，我并且还要代表中国同胞感谢你们，你们在能力所及，莫不迅速给我们物质方面的援助，因为你们的急公好义，给我们大宗的帮助，给我们能顺利推行救济工作，无数的难童难民以及流离失所的同胞，在他们悲惨的绝境，得到了资助与安慰。现在完全胜利降临了，我们先要感谢我们的创造者并且要积极缔造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和平。科学家的发明原子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此次战争的结束，我想凡是有儿子或丈夫在军中服役的母亲或妻子，特别来得高兴，可是我同时也断定，我们一定万分的忧虑，知道如此猛烈的武器，如果落在残暴国家的手里，才真是了不得的事情。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着很多科学家所明白的原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仍旧可以造成大部分人类的毁灭。我不相信人类在疯狂之中自相残杀，是上帝的计划与意旨，然而在现世界中，人类科学进步的机智，远胜于精神方面的成熟，倘使我们仍旧道德堕落，精神昏蒙，而不能深切了解那种等待着我们的全体绝灭祸害，则文明与人道将要自趋于灭亡，除非我们对于联合国参加此次战争所预见的崇高理想，能够积极实现，维护力行，否则我们子弟们的流血与牺牲，都将白费的。”最后，宋美龄说：“现在我们正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行蹉跎，错失机会，否则恐将悔之莫及的了。”的确是中国的命运将走向何方的“十字路口”，蒋介石还没有等到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结束，就采用各种手段来抢取抗战胜利的果实，同时积极准备新的内战。他在日记中就说：“呜呼！

    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

    勉乎哉！”可见，同中国共产党打内战是他既定方针。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新的内战。由于向解放区进犯连连失败，1948年9月至宋美龄赴美前，东北卫立煌集团47万部队被歼，8月召开的南京军事检讨会无济于事。蒋介石的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样的形势下，宋美龄再次赴美求援。

    在宋美龄的眼里，“美国的态度和行动也许是在未来世界的形成中唯一的伟大的决定力量”。甚至她认为：“要是前此美国曾积极参加已故的国联，国联也许会有足够的力气来阻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宋美龄始终把美国作为“救世主”。上述这番认识是宋美龄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舆论——世界和平的新因素》中说的。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为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改变这种失败，给他的政权打强心针，宋美龄紧随蒋介石做了几件事：一是为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进行大量的活动，在选出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时，宋美龄还特地与蒋介石各背着彩带合影，以昭示天下，企图安定民心。二是在蒋经国于1948年治理上海经济期间，宋美龄插手“扬子案”，以稳住统治集团内部的阵脚。

    三是在东北战局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宋美龄随蒋介石飞往沈阳，以稳战局。那是1948年10月15日，“蒋总统偕夫人再度飞到沈阳”。在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上记着此行的目的：“(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濬泉等忠勇将士。”结果无济于事，就在这一天晚间，锦州被我军解放，蒋介石的7万精锐部队被我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接到国内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电话，说宋美龄决定访美，并传达了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口头指示(说是经过蒋介石同意的)。这个指示有五点，即“第一，蒋夫人将以私人身份访美，她将应美国各团体的邀请向美国政府中和美国人民中她的朋友们介绍中国的局势(这是此次访问目的的官方说法)。第二，她不得公开露面。第三，她将是马歇尔将军夫妇的客人。第四，孔家的人，无论长幼，均不得参加她的活动；她的一切活动均须通过驻美大使馆并与之商议安排。第五，她将在华盛顿逗留一周至十天，至多不超过两周”。同天下午，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莫特宣布了宋美龄访美的计划。

    30日，宋美龄的座机到达旧金山。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随行。12月1日，她到了华盛顿。到机场迎接的中国方面有60人，美国方面有国务卿马歇尔的夫人(马歇尔本人当时因在瓦尔特雷德医院住院观察，未能亲到机场)、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兰德里上校(白宫空军武官)。宋美龄到达时迎接的场面是很混乱的。原来的安排是：顾维钧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第一个去迎接宋美龄下飞机，顾维钧在11月30日晚给游建文的电话中说：“我将去华盛顿机场飞机舷梯旁迎候，而不进入机舱。”接着是马歇尔夫人、黄惠兰(顾维钧的夫人)、巴特沃思夫妇，然后轮到孔祥熙，再由顾维钧陪同宋美龄，同新闻界代表、摄影记者见面寒暄并摄影。但是，当宋美龄的飞机一到达，孔祥熙就第一个抢上去问候宋美龄，宋美龄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右手同孔祥熙握手，左手同顾维钧握手。摄影记者也一拥而上，抢拍王世杰的女儿(她那时是纽约的居民)向宋美龄献花的镜头。接着是一片混乱。马歇尔夫人拽着宋美龄的胳膊走向停在飞机旁她自己的车子，同时问宋美龄是否要发表声明，因为后面跟着一大群记者。宋美龄说不讲话了，马歇尔夫人即把宋美龄推入车内。车子刚要开动，顾维钧跑过去叫司机停住，同时把兰德里上校从人群中拉过来介绍给坐在车上的宋美龄，说明他代表杜鲁门总统，宋美龄感谢他到机场来，同时感谢杜鲁门总统派他来。国务院为游建文派来的汽车也乱了套。游建文本来应与宋美龄同乘一辆车，可是宋美龄的汽车没等游建文上车就开走了。原来给游建文派的车子这时又已为宋美龄的女仆和马歇尔的女仆占用，两人都不愿换乘装有行李的另一部车子。最后，其中一个人答应和司机并坐，游建文才有个后座。这种混乱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正处垂死挣扎的境地。宋美龄这次访美是来也匆匆，迎也匆匆，连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是在11月26日才第一次听到宋美龄即将来美的消息，到了30日晚从游建文的电话中才知道宋美龄和游建文已经到了旧金山，将于12月1日上午10时到达华盛顿。12月1日，顾维钧接到的第一次报告说，宋美龄一行将提前到达，但后来还是按原定时间到达。

    宋美龄为什么再次访问美国呢？

    1942年她访美是因私因公，这次是否也如此呢？

    当时是说法种种：

    一种说，她这次访美，“其实是个人原因，敦促美援的使命是借口”。这种个人原因有三条：“第一，与委员长发生口角，委员长从沈阳回南京，为时局担忧，把美国的态度归咎于宋氏家庭；第二，避免被共产党俘虏的危险和为她个人的安全；第三，孔家和她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曾大做股票投机买卖，指望在共和党获胜后哄抬价格，结果大赔，他们来美是为了收拾财务上的烂摊子。”

    一种说，她这次访美，是为“委员长寻求一切途径，用以敦促美国对那几点要求作出有利反应的愿望的一部分”。“几点要求”的具体内容是指：“1.争取美援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与目前紧急情况的重要性相适应的适当计划，且须足以彻底稳定中国局势，从而使国民政府能在其领土上，特别是在长城以南，行使其权力；二是使中国能度过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前的三至四个月紧急期间的短期方案。尽管根据1948年援华法的现行援助计划尚未完成，且以援华法的特别拨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所购买的大部分武器弹药运抵中国尚需时日，美援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补充与不可分割的。2.短期方案包括下列目标：(甲)美国总统发表美国政府同情与支持中国的声明，并表示继续提供适当援助。(乙)美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其方式是派遣由一位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以协助中国制订作战战略、条例、训练、补给等方面的有效规划，制定时须适当考虑可以利用的美国资源、美国政府避免卷入的愿望，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以及影响美国政府、国会和美国民众的心理因素。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接受，任何规划都必须把上述各点考虑在内。(丙)在美国国会未采取新的行动的情况下，谋求美国政府力所能及的即时援助。(丁)将以1948年援华法项下特别拨款支付的武器弹药加速运交中国。(戊)洽谈以较低价格而不以重置价格采购美国陆军库存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品。3.目前的军事物资采购计划系以1948年的援华法为依据。根据该法令，自四亿美元的总额中，以赠款形式提供不超过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作为对华的追加援助。我国政府决定将此项拨款全部用于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的购置：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分别为八千七百五十万美元、二千八百万美元和九百五十万美元。以援华法项下资金所购置的飞机和空军装备已开始运华，且进展情况正常。其原因是大部分飞机和装备是1948年4月2日前按照空军大队方案定购的，从去年底我国政府即大力执行该方案，当时美国当局表示将继续办理。

    4.陆军采购计划的进展则不如预期的那样迅速。谈判中最困难之处在于所谓七军三师方案，该方案是我国国防部和美国代表于8月底在南京拟定的。该方案所需全部费用由两国代表根据1945年的标准价格共同估计为37783386.68美元。按照这个估计数字，从八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的陆军配额中将此款于9月间转交美国陆军部为支付整个方案专用。但按陆军部最近的计算，完成该方案所需费用总计为74987810美元，即几乎为在南京原估计总数的一倍。因此，陆军部未能按原定方案提供全部物资。症结在于陆军部的最新计算系以重置价格为依据，而这就比1945年的标准价格高得多。5.已向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提出了增加并迅速提供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援助的紧急请求，具体内容如下：(甲)要求美国政府尽力给予更多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这特别是考虑到今后三四个月是中国抗击共产党侵略斗争的生死攸关阶段。(乙)要求美国总统发表适当的正式声明，支持中国为之而战的自由事业。(丙)要求派一位高级军官并授权他协同中国政府制订军事援助的全面规划。(丁)要求加速对华装运特别赠款购置的武器弹药。(戊)要求美国政府按1945年标准价格确定整个七军三师方案的费用，并授权陆军部采取紧急行动以完成该方案。(己)要求提供七十三架A-26攻击轰炸机和二十四架PB-4Y海军轰炸机以及总计五千七百吨的各类炸弹，并按1948年7月15日签订的无限制合同(W-ANL-CH-1575号)继续交付P-47N飞机。”

    一种说，她这次访美，是要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重要会谈，尤其是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进行个人直接联系。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在整个美国援华问题上的关键人物是马歇尔。宋美龄比蒋介石对马歇尔一家人和美国更为熟悉。由宋美龄亲自来把蒋介石和马歇尔之间在中国发生的误会解释开，并向马歇尔力陈中国局势的严重性，而中国局势最终会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利益发生重大影响。这样做能促使马歇尔采取积极的行动。

    那么，宋美龄到底为了什么而再次访美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抢夺了胜利果实，1946年6月又调集了160多万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结果，不仅全面进犯失败，就连重点进犯也遭失败。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进入1948年，9月至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将蒋介石的东北集团47万部队全部歼灭。11月，人民解放军又发起了淮海战役。6日，蒋介石的黄伯韬兵团(黄伯韬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主力之一，无论在卖命上或在战斗成果上均为首屈一指的打手)被围歼。当黄伯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蒋介石急调黄维兵团(属华中白崇禧集团的第十二兵团)，由河南信阳出发，准备到徐州作为战略预备，结果于23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对此，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去解黄维之围，结果也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留下一副摊子由杜聿明收拾。正是处在蒋介石的东北集团被歼、华东集团将要被歼的军事局面下，宋美龄赴美访问。顾维钧在回忆中说：“根据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突然决定派遣特别使节的动机是不难推测的。早些时候，委员长没有想到局势会恶化得这样快，但局势确实急剧恶化了。1948年11月，东北失守，共军在直捣首都途中开始围困徐州。回想起来，徐州的第二战役显然是决定性的。在国民党内部，反对派日益抬头。主和派逐渐壮大，虽然还没有像1949年1月以后那样大喊大叫，但已为人所注意。总之，委员长面临政府更迭的强大压力。”又说：“他不能屈从反对派去和共产党谈判；以他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以及过去的经历，他决不能这样做。

    作为一个意志极为顽强的人，他决心继续战斗。但他未能想到战局会恶化得如此之快。当局势确实急剧恶化时，当共军几乎兵临南京城下时，他根据美国过去的政策，自然指望华盛顿，特别是杜鲁门和马歇尔予以援助，以提高全国的士气。”

    《宋家王朝》一书中露骨地说：“‘她来美国想多讨些施舍。’杜鲁门回首往事时刻薄地说。”当时，美国众议员索尔·布卢姆建议蒋介石与杜鲁门直接会谈关于美国援华问题。布卢姆是纽约州的议员，将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顾维钧认为：“他同情我们的事业，并急于帮助”，“不仅希望促成委员长和杜鲁门之间的会晤，而且希望委员长出席国会的特别会议，或者国会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来研究援华问题”，“为争取援华的最好办法是委员长或蒋夫人出席众参两院外交委员会会议”。

    而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蒋介石是根本无法赴美的，正如顾维钧在日记中说：“徐州战局这样危急，委员长目前能出国吗？在政府内外对他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他出国在政治上是明智之举吗？请他出国这个主意的背后是什么？这会不会激励他的政敌使他难以回国？杜鲁门赞同这次访问吗？不经国会批准，总统能做些什么？

    国会能召开特别会议吗？国会采取迅速行动的前景如何？如果国会对援华不能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这对委员长会产生什么后果？”必须争取美援来解救危局，蒋介石本人又不可能赴美，这样，这个担子就落在宋美龄的肩上。蒋介石派遣宋美龄来执行这项使命，但又对她的活动范围加上了一些限制。

    宋美龄这次访美又进行了一些什么活动呢？

    第一项活动是会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

    宋美龄一到美国，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当天，接见了新闻及摄影记者。1948年12月2日，她同马歇尔夫人去瓦尔特雷德医院探望马歇尔。这次会见交谈了45分钟。当晚，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蒋说：“余有计划，详情即将电告，为此，希推迟会见马歇尔将军。”5日，蒋介石又致电宋美龄，敦促美国政府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并说准备“引退让贤”。就在这一天，宋美龄在马歇尔夫人陪同下去瓦尔特雷德医院再次会见马歇尔，并共进午餐。这两次会见，没有达成什么结果。一位记者曾采访宋美龄，问她是否感到有收获。她不作正面答复，只是反问说：“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吗？”但从当时宋美龄准备发表的一份声明草稿来看，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

    后来，12月27日，宋美龄还拜会了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重申请求美国政府援华。

    第二项活动是参加了美国援华联合会举办的义卖。

    12月8日，美国援华联合总会华盛顿委员会在五月花饭店中国厅举行义卖。

    该委员会渴望宋美龄光临，因杜鲁门夫人已答应到场。该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布鲁克夫人特地请孔令杰做宋美龄的工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打电话给宋美龄的随员游建文，请他向宋美龄着重说明美国妇女渴望她表示盛情赞助，甚至杜鲁门夫人都愿意这样做，美国其他妇女都自愿努力工作。于是，宋美龄改变原定的“她自己认为最好不露面”，而决定出席，但要求不讲话。这天中午，布鲁克夫人、魏德曼夫人、鲁尔(援华总会副主席)和顾维钧等人在中国厅入口处迎接了宋美龄。

    由于布鲁克夫人在扩音器前讲话感谢蒋夫人的光临，结果宋美龄只得临时致答词。

    评论说：“她讲得非常好，说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宋美龄还赠锦缎一块参加义卖，她被引到备桌前介绍给到场的中美妇女，然后由顾维钧的夫人陪同离去。这种“义卖”是打着“援华”的旗号，这个时候的“援华”道道地地是为了支持蒋介石大打内战，支持蒋介石挽救危局。

    第三项活动是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

    在会见杜鲁门前，美国新闻报道说，宋美龄会见杜鲁门时将提出三点要求，即援华声明、向南京派遣高级军官以及增加军事物资的供应。宋美龄“对此消息颇为不快”，因为“这个报道不过是旧事重提，把报纸发表过的王世杰和其他人在巴黎和马歇尔会谈时提出的要求和在南京向美国大使馆以及在华盛顿提出的要求，重述一遍而已”。为了使宋美龄会见杜鲁门时有所准备，驻美大使馆特将11月24日顾维钧在白宫同杜鲁门会谈的记录和交给杜鲁门的备忘录抄本交给宋美龄参阅。顾维钧还给游建文写了一封信说：“也许她对这些文件认为无用或不感兴趣，但是鉴于她即将访问杜鲁门总统并和他会谈，我认为把文件送去备她参考，是我的职责。”12月10日，宋美龄在接到上述这些材料后找顾维钧面谈。那天谈话的情况，顾维钧回忆说：“她板着面孔，不像往常那样愉快和自然。大部分时间她让我说话。”顾维钧对宋美龄说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杜鲁门、马歇尔对华的态度。事先，顾维钧找过杜鲁门，还把蒋介石急需的军用品的清单交给杜鲁门和马歇尔。顾维钧对宋美龄说，美国内阁讨论过“援华”的事，会上马歇尔说了不少话，对此事没有作出决定，会后杜鲁门将“清单”交给国防部门处理。顾维钧明确地对宋美龄说：“总统对中国和中国政府是同情的，我们会见时，他向我讲了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那天早晨他再度和马歇尔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而且他仍然愿意支持委员长领导下的中国政府。”顾维钧又说明了马歇尔同杜鲁门的态度不一样，虽然杜鲁门可以同国务院有相反的意见，可以自行决定，但杜鲁门是很“钦佩”马歇尔的，而且“华盛顿局面的关键在于马歇尔”。

    二是关于“援华”的问题。顾维钧提出了他的看法：“刻不容缓的是今后三四个月的援助，以使我国稳定战局；三年长期援助计划可稍后再提交国会。”

    三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新闻界公布了宋美龄会见杜鲁门要提出的三点要求以及顾维钧将他事先同杜鲁门会谈的记录和交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交给宋美龄。前者，顾维钧认为：“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让人们了解中国所需，实际是有利也有弊”。后者，顾维钧认为：“为的是把杜鲁门总统的态度和想法告诉宋美龄，使其有个应变的准备。”

    四是顾维钧竭力吹捧了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顾维钧说：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是为中国进行的一项艰巨工作”，“承担这项工作很有勇气，充满爱国热忱”。宋美龄也表示“承担这个工作是她的责任，不惜任何牺牲”。就在12月10日下午，宋美龄和杜鲁门进行了重要会谈。“下午五点开始用茶点，杜鲁门小姐斟茶，总统及总统夫人接待了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没有其他客人在场或被邀请。五点半，总统把蒋夫人领到他的书房里去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结果，“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她神色严峻，冷冷地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晚上，白宫副新闻秘书艾尔斯发布消息说：“总统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他同情地予以倾听。”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宋美龄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杜鲁门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同马歇尔对蒋介石的态度有关，但从根本上讲是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态度。当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时，马歇尔在1946年10月，就提醒向张家口发动进攻的蒋介石，除非能立即确立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基础，否则他就中止调停。同年12月，马歇尔亲自告诫蒋介石，共产党力量很强，想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避免中国经济崩溃的唯一办法就是同共产党举行谈判。马歇尔回国任国务卿后，确信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不可能在内战中获胜。马歇尔是“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1948年美国虽然也向蒋介石提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宋美龄向杜鲁门提出今后三年内给蒋介石30亿美元的援助，并且要求声明美国决意打败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杜鲁门是无法答应的。

    第四项活动是接见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

    12月21日，宋美龄从利斯堡搬到伍德兰大道她的寓所居住。1949年新年第二天(1月2日)，宋美龄在她的寓所接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其他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元旦那天，宋美龄、孔祥熙同顾维钧及其夫人交谈了国内局势和有关蒋介石下野的“谣传”。宋美龄说她要跟那些“造谣”的人(不只是共产党人)“算账”。

    顾称赞了她的新年祝词和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宋美龄说：“我是应合众社之请写的，而委员长的文告是他决心与共产党继续战斗的明确声明。”又说：“我确信局势终会好转，洛维特的声明澄清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那是个很好的声明。”2日宋美龄和使馆人员会见的情况，顾维钧在回忆中说：“在那里，我和游建文商量了一下，我对他说，如蒋夫人不愿握手，那完全可以，因为按中国礼节，不是握手而是鞠躬。我们刚说完，蒋夫人便突然下楼，走进客厅。当时已经来到的只有十来个人，我逐个作了介绍，蒋夫人在门口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我请她到室内，把陆陆续续到的客人介绍给她。这是很累人的，因此我请她坐下等候其他人。一小时后，我提出，如她感到疲倦，可以退场，或者，如她认为客人应先离去，我可以带头。

    可是她说，她喜欢和客人在一起聊天。五分钟后，我请孔祥熙对蒋夫人说，如果她想退场，可以请便。孔对她说了之后，她立即起身，和我及其他几个人握手后，便离开客厅上楼。接见就此结束，大体说来，相当圆满。”当时，宋美龄虽然是一般的接见驻美使馆人员，也可以说是纯属客套的、表面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却有深刻的含义。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已说及他个人可以下野，“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宋美龄接见使馆人员，表明一是蒋介石还是在掌握着南京政府，二是驻美使馆还是蒋介石的使馆。

    宋美龄这次访美的确很忙乱。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在回忆中说：“蒋夫人有时通宵工作，白天需要小睡。她每次起床后都要换她的丝绸床单。但她想得非常周到，带上自己的床单，省去了麻烦。蒋夫人作息时间很不规则。不过她在华盛顿时，我们使馆人员整天围着她转，没有出什么问题。她既不吸烟也不喝酒。”

    宋美龄在从事了上述几项活动后就离开华盛顿赴纽约。“宋美龄遭到总统的冷遇，她也无力再施展故伎，为此深感烦恼。美龄离开华盛顿，再次到孔家在里弗达尔的宅邸，隐居起来。”孔令仪在纽约第五大道有幢宽敞的住宅，宋霭龄在长岛另有一幢大房子。

    宋美龄这次访美失败是预料中的必然结局。这是因为：

    第一，这次访美同1942年的访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上一次是为抗日，而这一次是为反共。这次争取美援主要是军事物资，如所谓七军三师方案，包括下列各项：步枪124383支；自动步枪8104支；机关枪1566挺；冲锋枪8920支；81毫米迫击炮720门；60毫米迫击炮3260门；75毫米榴弹炮252门；37毫米平射炮252门；子弹317864500发；迫击炮弹1836000发；37毫米炮和75毫米榴弹炮炮弹166800发。这些军火争取过去就是去同人民解放军做垂死挣扎，去更加激烈地打内战。这不能不引起美国朝野的反感，反对支持蒋介石去打内战。美国“要作出重大决定必须以广泛的支持为基础，不仅要得到华盛顿和国会的大多数政治领袖的支持，而且要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顾维钧就说，指望一位美国的国务卿能够如同中国委员长一样，在美国贯彻其个人决定，这是不可能的。《宋家王朝》一书中说：“蒋夫人的出现使官方左右为难。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乞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出一些同情。此行是一个灾难性失败。”

    第二，杜鲁门的拒绝。中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的农村专家凌道扬(是顾维钧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的老同学)说：“杜鲁门为人质朴，并坚决认为靠剥削中国人民而发财的人是靠不住的。”宋美龄会见杜鲁门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杜鲁门公然表示不准备再见面。当时华盛顿接近马歇尔家的人曾暗示宋美龄“最好不要延长她在利斯堡的逗留”。《宋家王朝》一书中写道：杜鲁门说过“我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不会很高兴的。但她高兴不高兴，我并不在乎”。又写道：“杜鲁门不仅拒绝了她的乞求，还对报界发表了一项不无失礼的声明，披露了美国给蒋的援助总额已超过三十八亿美元。”

    宋美龄这次访美是为了挽救垂死的蒋家王朝，当然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她也不敢像1942年那样声势浩大地活动。违背历史潮流，违背人民意愿，失败是注定的。

    黯然返台

    1949年1月6日宋美龄到了纽约。在进行了一系列无多大效用的活动后，宋美龄嘱咐秘书“做回国的准备”。然而，国内政局已发生骤变，宋美龄无法返回大陆了。

    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举行紧急会议，宣布下台。接着，蒋介石在老家溪口遥控大局，但无济于事。4月23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解放。如以南京政府的建立与结束为标志，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结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早就着手在台湾搞所谓“巩固台湾基地”。5月初，蒋介石自己乘一战舰逃往台湾。蒋介石到达台北后，被安排住在总督府，他拒绝了。

    蒋介石要自立门户。他住进了离台北城北八英里处的台湾粮业公司种植园的招待所里。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从台湾飞抵成都，企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复兴的根据地”。12月7日，国民政府决定迁移台北。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从成都飞离大陆去台湾。之后便催促宋美龄离美赴台。宋美龄在美国一直住到1950年1月10日才离开。离美前一天(即9日)，她在纽约电台发表向全美广播演说。她说：我今天对你们讲话，就是要向你们辞行，谢谢你们殷切的款待。希望我下次再到美国来的时候，空气或许比较更为愉悦，敝国并已自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重新获自由了。

    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我不仅是一个前来访问的旅客，而且我曾在这里度过多年的少女生活，我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也获得了使我能为本国人民服务的许多启示。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地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反抗一个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

    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数百万同胞正在致力于长期斗争。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对上帝存有信心，我们就要继续奋斗，无一日无一时不用来为争取自由而奋斗。我们要以毒攻毒。我们要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生命赋予的毅力，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大家务须明白，我们所选择的是为自由奋斗。它不是——而且全世界应该知道它不是——仅系属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当前的斗争，乃是善恶展开庞大冲突的初期，也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搏斗的开始……我的丈夫领导他的人民从事反共斗争，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一九二六年的国共决裂，就是由他单独负责的。他深信俄国当时的处心积虑，就在积极窃夺我们的国家。他看出中国成了一切谲谋诡诈的试验品，而这些谲谋诡诈，从此也就成了俄国用来反抗世界的伎俩。蒋总统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几年以前，他因有反共的勇气与毅力先获得赞扬。现在却被人侮蔑了。时代虽已变迁，但此人并未改变。

    我的丈夫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领导他的人民反抗异族的侵略和他们的邪说……在道义上怯儒的人们现已正在抛弃我们了。我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们导入政治阴谋的魔窟……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具有与美国同样悠久的历史。你们有许多公民曾经寄居在我们的国家。你们的人民给我们援助，也曾给过我们慰藉。你们所给的是爱的赠与，你们从未要求任何报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被珍视为友谊与慈爱的象征。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极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未参加求援的竞争。我们伸着空无一物而愿接受援助的双手直立着，我们谦卑而又疲困的直立着。不论有无援助，中国决为自由而战……宋美龄的这一广播演说，是一个心酸的、强颜欢笑的、故作镇静的表白，归纳起来讲了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承认了蒋介石与宋美龄那个政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二是，蒋介石与宋美龄那个政权虽然被摧毁了，但“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三是，这场奋斗的性质是“自由与共产主义搏斗”，认为“世界已被分为自由与共产两大壁垒”；四是，蒋介石反共已有二十几年的历史，“是世界政治家中首先揭发共产党徒阴谋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着手反共的第一人”，时代虽已变迁，但蒋介石反共的这一基本点没有改变；五是，宋美龄表白“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说她自己在美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虽然极需美国援助，但从未参加求援的竞争。从宋美龄的讲话，可见她的立场、她的观点同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反共为己任。也可见，她同蒋介石结合后，是风雨同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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