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假装放松了。她想起了我们的大肚子，想摸一下，她的大手几乎是搭在我的耻骨上，问我几个月了。我刚说我四个月了，她就感叹了一句：“还好你已经四个月啦！”但面对莉拉，她忽然换了一种不客气的语气：“有的女人，从来都生不出孩子，她们想把孩子永远怀在肚子里，你就是这种女人。”我跟她说，我们的月份相同，来年一月两个孩子都会出生。这也没用。她摇了摇头，对莉拉说：“想想看，我还以为你已经生了呢。”她前言不搭后语地又补充了一句：“米凯莱越是看到你的肚子，他就越受罪，你要尽量怀得时间长一点，你知道怎么做吧？你要挺着肚子，在他眼皮底下走来走去，要让他炸开。”这时候，她忽然说她有急事儿要走，但她重复了两三次，说我们应该经常见面（就像我们小时候，几个姑娘在一起，那时候多美啊！我们不管那些混蛋，应该只想着我们自己）。我的两个女儿这时候在餐吧外面玩儿，她跟两个孩子连招呼都没打，她只是笑着和服务员说了一些下流话就走了。
“她是一个笨蛋！”莉拉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肚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没有。”
“我呢？”
“你不要担心，你好好的。”
44
我说的是真的，莉拉好好的，没什么新状况。她还是那个非常不安的女人，有那种让人无法抵挡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让她与众不同。她做的每件事情，无论好坏（她对怀孕的反应，她对米凯莱做了什么，他现在趴下了，她在城区做什么）还是让我们觉得，她的体验要比我们强烈，因为这个缘故，她的时间好像过得比我们慢。我跟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我母亲生病的缘故，我经常回城区，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也许因为我的公众形象，也许因为我私人生活里的那些麻烦，我觉得自己要比莉拉成熟，而且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把她接纳入我的生活，承认她的魅力，但不为之痛苦。
在那几个月，我总是东奔西跑，时间过得飞快。奇怪的是，即使是我带着母亲穿过整个城市去看病，我也感觉很轻松。假如我不知道把孩子交给谁照顾，我有时候会去找卡门，有时候甚至向阿方索求助——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我有事儿可以找他。但我最信任的人，尤其是黛黛和艾尔莎最愿意一起待的人，还是莉拉，但她一直工作缠身，而且怀孕也让她很疲惫。我们的肚子膨胀的方式也不一样。我的肚子又大又宽，像是向两边伸展开了，而不是向前；她的肚子很小，在窄窄的胯骨中间，像一个正要从骨盆滚下来的皮球。
我一对尼诺说了我怀孕的事儿，他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妇科医生那里，那是他同事的妻子。我比较喜欢那个女医生，她很专业，也很热情，她的态度和能力，佛罗伦萨的那帮医生简直没法比。我很热情地和莉拉谈到了这位医生，促使她和我一起去试一下。后来我们一起去找医生检查，我们和医生说好了要同时进去。轮到我检查时，她待在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当轮到她时，我会拉着她的一只手，因为她在医生面前还是会很紧张。但最完美的时候是我们在等候大厅的时候，我可以暂时忘却我母亲的病，回到小时候。我们喜欢挨着坐着：我是金发，她是黑色；我很安静，她很焦虑；我很客气，她很狐疑。我们是两个相反的人，但又那么一致，我们和其他怀孕的女人不同，我们用嘲讽的目光看她们。
那是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很难得。有一次，我想着我们身体里正在成形的小生命，我想到了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一个挨着一个坐着，就像现在在等候大厅里一样，那时候我们抱着娃娃在扮家家。我的娃娃名叫蒂娜，她的叫诺。她把蒂娜扔到了黑暗的地窖里，我出于报复，把她的娃娃也扔了下去。我问她：“你记不记得？”她有些迷惘，脸上带着一个柔和的微笑，好像很难回想起来。然后，我在她耳边笑着告诉她，我们来到可怕的阿奇勒·卡拉奇的门前，当时的勇气，还有感到的恐怖。阿奇勒是她未来丈夫的父亲，我们说他偷了我们的娃娃。她也笑了起来，我们像两个傻子一样在笑，惊扰了周围那些安静地等待的大肚子女人。
只有在护士叫我们时，我们才止住笑：赛鲁罗和格雷科——我们给的都是我们在娘家时的名字。护士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每次碰到莉拉，都会摸着莉拉的肚子说：“这里头是个小子。”对我说：“这是个丫头。”然后她带我们进去。我对莉拉小声说：“我已经两个丫头了，你真的生个小子，你能不能给我啊？”她回答说：“好呀，我们换一下，这有什么嘛。”
医生总是跟我们说，一切正常，检查结果很棒，都很顺利。她特别注重我们的体重——莉拉一直那么瘦，而我总是趋向于发胖，每次检查时，她都要说莉拉的状况比我要好。总之，尽管我们俩都有很多麻烦事儿要面对，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一直都很幸福，在三十六岁时，我们又找到交流感情的方式，尽管各个方面差别很大，但我们的心很近。
但是，当我上到塔索街，她赶回城区，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又扯开了。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的息息相通是真实的，我们喜欢待在一起，这会让我们的生活轻松一些。但是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我几乎对她讲了我所有的事，但她对我几乎什么都没说。从我的方面，我没办法不对她说我母亲的事儿，我正在写的文章，或者黛黛和艾尔莎的问题，甚至是我作为情人和妻子的处境（我没有说是谁的妻子和情人，因为最好不要提到尼诺的名字，其余的事情我都会跟她说）。当她说到自己，说到她父母、里诺、弟弟妹妹还有詹纳罗给她带来的不安，她还会说到我们的朋友和认识的人——恩佐、米凯莱、马尔切洛·索拉拉，还有整个城区时，她说得很含糊，就好像她无法彻底信任我。很明显，我是已经离开的人，尽管我又回来了，但我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生活在那不勒斯的富人区，已经没法完全被我的城区接纳了。
45
我有着双重身份，这是真的。在塔索街上，尼诺会把一些有文化的朋友带过来，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他们尤其喜欢我的第二本书，有的想让我看看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我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我们会问，现在无产阶级还存在吗？我们会用比较友好的语气，提到左派的社会主义党，会带着怨气和敌意提到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这个越来越破旧的国家如何统治，我们讨论得不可开交。他们中有人吸毒，但他们很自豪。他们讽刺地说道现在有一种新趋势，好像是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夸张布道，目的是要把自由性爱的所有实践都压制下去。
但是，我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塔索街上，我不想被困在那不勒斯，我经常出门，和两个孩子去佛罗伦萨。彼得罗已经和他父亲在政治上决裂很长时间了，他和尼诺完全不同，尼诺现在已经开始靠近社会主义党，而彼得罗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我在他那里待上几个小时，静静听他说话。他会赞扬他的党派诚实有效。他跟我提到了大学的问题，他的书在英语国家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好评。我把两个孩子留给他和多莉娅娜，又开始旅行，我去米兰，去我的出版社，尤其是要对抗阿黛尔对我的诋毁和非难。主编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我婆婆不失时机地说我的坏话，她给我贴的标签是：一个不可靠、不专一的女人。我很费力地讨好在出版社遇到的每个人，尽量说一些有水平的话，我积极回应公关部门的任何要求。我对主编说，我的新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但其实我还没开始写。我接着旅行，我去佛罗伦萨接两个孩子，南下到那不勒斯，重新陷入混乱的交通。在那里，本应属于我的东西也需要漫长等待，还有让人精疲力竭、充满争执的排队，我要努力让别人正确对待我，我带着母亲出去，辗转于医生、医院、化验室之间。结果是，在塔索街或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带着光环的女士，但到那不勒斯，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区，我会失去我的优雅，没人读过我写的第二本书，假如骚扰我的人让我生气，我会马上用方言骂出非常肮脏的话。
我觉得，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唯一联系是流血，在威尼托、伦巴第、艾米利亚、拉齐奥和坎帕尼亚大区，屠杀事件越来越多了。我早上会扫一眼报纸，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城区让要比意大利任何地方要安宁。当然事情并非如此，城区还是充斥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暴力事件：男人之间会斗殴，女人间也会打架，有人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杀死，有时候，暴力甚至会出现在那些相爱的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语气也会充满威胁。但大家对我还是很敬重，他们对我的态度是：我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我不应该插手那些我不了解的事情。我感觉，我是一个外部观察者，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但我还是觉得，卡门或者恩佐以及其他人，他们知道得比我多，莉拉会对他们说一些不会对我说的秘密。
有一天下午，我和两个孩子在“Basic Sight”的办公室里——那里一共有三个小房间，从窗户可以看到我们小学的入口，卡门知道我在城区，就过来跟我打招呼。出于友情，我提到了帕斯卡莱，虽然我想象他已经成了一个误入歧途的孤胆战士，卷入到那些可怕的犯罪中。我想知道有什么新消息，但我感觉，卡门和莉拉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就好像我说了不该说的话。但她们没有改变话题，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帕斯卡莱，说得具体一点，我们是让卡门表达了她的不安。我感觉，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决定不对我多说。
有两三次，我在城区还遇到了安东尼奥。有一次，他和莉拉在一起，另一次他是和莉拉、卡门还有恩佐在一起。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像又重新变得坚固，最让我惊异的是安东尼奥，他之前是索拉拉兄弟的打手，他现在像换了主人，好像是为莉拉和恩佐工作。当然了，我们从小就相互认识，但我感觉他们之间和原来不一样了。他们四个看到我，就好像他们也是偶然相遇一样，但那不是真的，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协定，不愿意让我知道。是关于帕斯卡莱吗？是关于公司的经营吗？是关于索拉拉兄弟吗？我不知道。在我们见面的那几次，有一次安东尼奥对我说——但语气不是那么热烈：“你怀孕后更漂亮了。”或者，这是我唯一记住的句子。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我吗？我不觉得。有时候我想，因为我现在的体面身份，在莉拉眼里，我已经失去了理解他们的能力，因此她想保护我，免得我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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