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事一件

    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

    大清国如日中天。

    就是这时，清代以来才正式开辟，一路设了若干塘汛和粮台由四川进西藏的大道上，却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让我们来开讲一个几近三百年的漫长故事。

    的确不算大事，川藏大道上，有三十六个人被藏语称为“夹坝”的人抢劫了。在那样的年代，一行人路经僻远而被抢劫，以致被谋财害命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先上报到川陕总督庆复那里，又由庆复上奏给乾隆皇帝，说明这件抢劫案太不一般。原来被抢的人是一众清兵。用今天的话讲，叫维稳无小事，何况被抢的还是在川藏大道上维稳的军人。

    《清实录》明确记载：“江卡汛撤回把总张凤带领兵丁三十六名，行至海子塘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驮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

    江卡，今天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名叫芒康，地处金沙江西岸，与金沙江东今属四川的巴塘县隔江相望。汛，清代绿营兵的驻扎之地。江卡汛，正是清代沿川藏驿道分布的绿营兵驻地之一。跟今天的军队一样，那时兵丁也会到期换防。把总，在清代所领兵丁，也就十人到上百人不等，相当于今天军队里一个连排级干部。就是这位张凤把总带着三十多位军人，在江卡汛驻防期满，从西藏回内地途中，渡过金沙江，过了巴塘，不一日，就来到里塘（治今理塘）土司地面。就在这叫作海子塘的地方被抢了。海子，就是高原湖。他们被抢之处，是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塘和汛一样也是清代在川藏大道上的驻兵之地。

    庆复这位封疆大吏在奏折中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怒：“官兵猝遇野贼，自当奋勇前敌，苟枪毙一二，众自惊散。”但这位张把总却“怯懦不堪，束手被劫”，“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以致“即摆设塘汛，俱属具文”。

    所谓“野贼”就是当地百姓。

    承平日久，兵不能战，这似乎是盛世帝国的通病。

    但清代康乾盛世间，其实战事不断。翻翻清代史料，不说其他地方，光是藏区，这些年中，从西藏到青海，再到四川，都大小战事不断。真正的问题还是体制酝酿腐败，不但造成财富以非正常方式向少数人集聚，腐败更重要的恶果，是这一体制上下的懈怠因循，渐渐造成吏不能治而兵不能战。

    从奏折看，庆复不但详陈事情原委，而且提出具体的处置建议：“一面将该把总饬革拏问，再札致抚、提二臣，将大海子地方辽阔，塘汛隔绝之处，作何严密防查，以杜后来窃劫。”那时，川陕总督驻在陕西，直接管理四川事务的，是驻成都的四川巡抚和四川提督，所以，要“札致抚、提二臣”。

    乾隆皇帝也还冷静：“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

    远在陕西的川陕总督庆复已经奏报在前，才有近在成都的四川巡抚纪山就同一件事情上奏在后：“江卡撤回把总张凤行至海子塘被劫。现在饬革拏问。”相比庆复的奏折，简单多了，颇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这就怪不得皇帝要愤怒了。人一愤怒，话就多，而且翻出旧账：“郭罗克之事甫完”，郭罗克也属藏人一部，那时也在四川巡抚责任区内，今天巳划人青海，也是同样的事由：“悍番夹坝”。也就是抢劫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上的来往商旅，甚至官差。乾隆皇帝降旨说：“郭罗克之事甫完，而复有此，则去年汝等所办不过荀且了事可知。况此事庆复早巳奏闻，意见亦甚正，而汝所奏迟缓，且意若非甚要务者，大失封疆大吏之体。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务获，以警刁顽。不然，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这一来，一件发生在小地方的小事件，就开始因为皇帝的重视、皇帝的愤怒而变大了。

    当时只知道是相当于今天一个排的兵被抢得精光，谁抢的？还没人知道。

    那就先查是谁抢了张把总手下全副武装的军人。

    一个多月后，乾隆皇帝收到四川巡抚纪山奏报，作案的人有了出处。

    “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焊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

    这本书将始终关注的地方一瞻对的名字出现了。

    打箭炉是今天的甘孜州首府康定。从康定西去，川藏公路循的还是清代川藏驿道的路线。出康定，翻折多山叫作出关，然后过雅砻江到雅江县，再上高原到理塘，瞻对就在理塘北面的丛山之中。那时瞻对人常常南下来到川藏大道上，在来往商旅身上发点横财。

    过了理塘，川藏大道再一路向西，到巴塘，再过金沙江，便是西藏。今天，这一路上的藏人，有一个被赋予了颇多浪漫传奇色彩的名字：康巴。其实，正如纪山奏折中所说“番蛮种类甚多”，这一路西去的藏人部落，其间还有种种分别，一句话，大文化中包含多种小文化，小的文化造成语言与风习的差异之美。这种文化多样性与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化相互映照，蔚为大观。

    找到强盗，也就是“夹坝”的出处不难，可找到又如何处置呢？

    四川巡抚纪山上奏：“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划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拏赃盗。原欲以蛮制蛮，相机酌办，断不敢视为非要，稍萌轻忽之念。”原来，瞻对番人，早已作过乱了，且朝廷也派兵剿办过，但山险江远，效果并不彰显。

    瞻对，说从前

    从前，清雍正六年，即1728年，二十年前才被康熙皇帝册封为安抚司的下瞻对土司便“纵容夹坝”，即纵民出境抢劫。四川有关方面为示惩创，便从靠这一地区最近的黎雅营调汉、土官兵进军缉捕凶犯。游击髙奋志诱杀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本以为从此瞻对地方便群龙无首，自可一路前驱，各个击破，髙奏凯歌。

    不意此举反激起瞻对民众的仇恨，利用深峡密林的有利地形设伏，消灭清兵两百余人。高奋志败逃。雍正八年，为雪高奋志败逃之耻，更为了大清朝的颜面，四川提督黄廷桂派遣副将马良柱领兵一万二千余人前往征剿。瞻对人拆毁自北向南纵贯全境的雅砻江上的桥梁，退出江东，陈兵于江西岸。清军被阻于江东，马良柱一筹莫展，更因粮运之路漫长，只好草草收兵。

    是为清代第一次对瞻对用兵。

    不是对瞻对全境用兵。只是对靠近里塘土司地面的瞻对南部的下瞻对土司用兵，先是失败，后是无功而返。

    而当事人四川提督黄廷桂却是以报功收场的。查《清代藏事辑要》，主持此次进剿事宜的黄廷桂如此上奏：“……口外瞻对等处贼番，纠党抢劫，调兵次第剿抚。”

    雍正皇帝降旨：“进剿瞻对汉、土官兵，奋勇力战，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已将贼首擒献。”皇帝不会亲临现场，也未派有钦差，只能根据上报材料作此总结。并下旨，对有功官兵论功行赏，伤亡官兵也“照例赏恤”。其实，清兵被阻于雅砻江东，根本未能深人下瞻对腹心，“直捣巢穴”云云，那就是弥天大谎。真实情形，皇帝或许知道，但装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

    但后来的庆复纪山们大械是十分清楚的。

    战云初布

    第一次用兵瞻对无功而返，前车之鉴不远，纪山自然不敢轻言举兵，所以要“以蛮制蛮”，命令与下瞻对相邻的里塘土司“追拏赃盗”，这也不无道理。因为下瞻对地理位置并不在川藏大道之上。他们要抢掠官兵，必须南下，翻越崇山峻岭，来到里塘土司境内，所以，领有护路守土之责的里塘土司自然不能说与此事毫无干系。所以，纪山的计划是让里塘土司有所动作，“如瞻地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别行请旨完结”。巡抚纪山在官场上久经历练，知道这番最省力省心的计策未必奏效，所以在奏折中还留了后手，“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督是总督，提是提督。按清代官制，品级都高于从三品的巡抚。也就是说，如果小事变成大事，纪巡抚要拉他们与自己一起集体承担决策与领导责任。

    又三月后，纪山再次上奏皇帝，时间是1745年。“瞻对贼番抢劫撤回兵丁行李，正在严缉”，也就是说，该抓的强盗还没有抓到。看来，用里塘土司威逼瞻对土司，此计不行。而且，此期间，里塘土司境内还在屡遭“夹坝”抢掠。这也写进了纪山奏折。

    “据里塘所属渣吗隆黑帐房民报称，有夹坝四十余人，抢去帐房、牛只。”

    “又据额哇奔松塘番兵报称，有夹坝兰十余人，各带枪箭，拆毁房舍，抢去文书。”

    这些奏报说明，那些“夹坝”，不仅抢劫官兵，也抢劫当地百姓。

    “该土司不将首犯擒献，脏物全交，随即檄饬谙练夷性弁目人等前往晓谕。将来示威与否，虽难悬定，而军粮必须预为密筹。”

    所以，皇帝批示：“先事绸缪，甚合机宜。兵贵神速，不可不知。”

    又批示：“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

    皇帝有了批示，下面自然开始贯彻执行。

    皇帝三月批示，川陕总督四月初一便上奏了初步计划。

    “上、下瞻对番民惯为夹坝”，也就是说，上瞻对和下瞻对向来就有出外抢掠的习惯。而且，奏折中还对瞻对地形也有描摹，“上、下瞻对在雅笼江（今为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界连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对之出人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经过。”瞻对地方确实路遥地险，清代史料载，上瞻对距打箭炉十四站，下瞻对距打箭炉十八站。一站一日，只是徒步抵达，时间就在半月以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从前曾经万余兵攻彼，犹难一时慑服，今若兵力稍弱，不足示威。应选委镇、将各一员，为正、副都统，以建昌道为监纪，酌调提标和邻近镇、协之汉兵四千名，杂谷、瓦寺、木坪等土司之土兵四千名，俱由打箭炉出口，向该土酋等近巢驻扎。并派拨该管之明正土司及附近之里塘土司等，于各隘口堵御。其四瓦述土司，向惧瞻对侵犯，不无暗相结纳，实非出于本心。应开导使弗党恶，则瞻对势孤。然后指定各夹坝姓名、寨分，令该土酋等擒献。如上瞻对悔悟，则奖令并攻下瞻对。并令杂谷、瓦寺等土司奋力前驱，大军随后进剿”。

    主管军事的官员预作进军计划，行政官员也行动起来，预作后勤保障方面的筹划。四川布政使李如兰上书户部，“预筹边地仓储”。在靠近藏区土苟地面的雅州府雅安、荥经二县各增买谷米五千石，在清溪一县增买谷米三千石。

    纪山又上奏，说雍正八年进剿瞻对，派汉、土兵一万二千余名，米面、饷银、军械等费用浩繁。这次进兵数量有增无减，粮、饷和军械更要多多预备。当时打箭炉和靠近打箭炉的官仓中米七千六百余石，雅州属下各县也有存粮。应碾谷成米五千石，预先运到打箭炉。又要多备银两，在打箭炉和里塘、巴塘两处土司地面购买炒面——也即方便高原长途食用的藏民主食：糌粑。所以，“应请先于司库封贮、备贮二项银三十九万三千两”。

    备战一事，真是麻烦。

    最大的麻烦，是花银子。

    动兵就要花钱。

    “应支月费、口粮、骑驮等项照例支给外，其将备弁兵借支制备军装，土兵按名给发安家坐粮及加赏银两，并汉、土各兵之盐菜、口粮、茶叶、羊折，官兵、跟役、通事、译字、斗级仓夫等应支口粮、工食等项。”

    打仗不是电视剧里一番冲杀就可以了事的，没打起来，先却是这么些婆婆妈妈的事让人烦心哪！

    所有这些，雍正八年那次草草收兵的征剿，倒也积累了经验。因此，“雍正八年有例可循者，俱遵照办理”。

    此时，四川换了一位新提督叫李质粹。新官上任，作为一省最高武官，他也积极主张进兵。到任后便与庆复、纪山共同上奏：“瞻对贼番屡肆抢劫，虽经动兵征讨，而顽心终未尽革。必须增益官兵，慑其心胆，方可一劳永逸。”

    三个地方大员联名正式请战了。

    中央也正式议复。这个议复，是皇帝把请战奏书，转到相关部门，比如兵部，说你们拿个意见吧。兵部很快拿出意见，并下达贯彻：“以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于川省提标各营及杂谷、瓦寺各土司内共派出汉、土官兵一万二千名，遴选干练之员带领进剿。并拨附近瞻对之西宁镇汉、土官兵一千，西藏郡王颇罗鼐所属江番兵，德格土兵各一千，联络声援，巡逻侦探。”

    这“议复”下达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忧心忡忡，对军机大臣说，“……用兵原非美事，即所费钱粮亦复不少”，“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以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

    皇帝此举，不知是对下属没有信心，还是出于某种不好的预感。

    皇帝催兵

    地方请求举兵行动，中央相关部门迅速批准，下面的行动却迟缓下来。

    六月，川陕总督庆复等又上一折，说的不是进兵的事，但与进兵之事也有些关联。此一折说的是打箭炉，即今日之康定。那时，各地抽调的兵马粮草都要先聚集打箭炉，再往西陆续开拔转运。庆复等人上奏的却不是这些事情。他们突然想起来要在打箭炉整顿社会治安——“稽査民人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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