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帮办大臣讷钦，虽不能说服达赖喇嘛放弃瞻对，但还是支持鹿传霖的主张，专门上了一折，说“瞻对撤归川属无可疑虑”。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此后不到一月时间，清朝中央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报告，达赖喇嘛派人到京游说，请求代为上奏，“恳求赏还瞻对”。
此间周万顺所领征瞻对清军，“先派攻剿之四营，弁勇既多伤亡，亦甚疲乏，关外严寒，军士思归”，而瞻对地面“瞻民欢欣听命，从前逃亡者多已归来，惟纷纷控诉番官之凶暴苛敛，民不聊生，求归内属”。在此情形下，鹿传霖以为瞻对地面并不需要留下太多兵力，便奏请把先到瞻对四营撤回，临时委任张继为瞻对弹压委员，统带后来进援瞻对的四营清军，留三营“驻扎瞻对，筹办善后。韩国秀一营驻扎道坞，兼顾章谷、朱倭善后”。
等待清廷决断之时，德格土司派人来到瞻对，向瞻对弹压委员张继陈述冤情。
当地史料说，“切麦打比多吉在位期间，与下属头人发生矛盾，不能行使土司职权，曾请求四川总督派乔姓统领带兵剿办”。
《清代藏事辑要》载有鹿传霖当时上达清廷的奏报，因为记于当时，应该更为确切：“查该宣慰司侧旺多尔济罗追彭错克，其妇本西藏之女，生子昂翁降白仁青，向与瞻对番官对堆多吉交通，因而妇禁其夫而别居，子废其父而自立……苛虐土民，一如对堆多吉所为。”也就是说，清廷册封的老土司，已被由瞻对藏官支持的妻子和儿子夺位，失去土司大权了。清军瞻对战胜后，老土司又听说藏官死于察木多，于是“该老土司迭次派人赴瞻弹压委员张继行营诉陈冤苦，而所部头人等亦均纷纷诣营恳求”。
又查《德格土司世系》，前去告状的应该是德格第十九代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十一岁时，他和其母被贡布郎加掳到瞻对南面扣为人质多年，贡布郎加兵败后，才被藏军解救回德格复职。切麦打比多吉被掳往瞻对的时间是1852年，派人到瞻对弹压委员处告状应是1897年。也就是说，这一年，切麦打比多吉才五十六岁。如此壮年，就被其妻、其子夺了大权，心里自是不甘。
鹿传霖接报，命令张继前往“相机妥办”。
“张继即率师深人险阻，土民牛酒迎劳，因宣布朝廷恩惠，复感激涕零。惟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梗顽如故，尚欲奋其螳臂，纠谋抗拒，不意张继已派营据其腹心。”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该员轻骑驰抵土寨，遂将其母子一并缚获”。
鹿传霖早有在川属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此时见德格土司家族因争权内讧，正好借机把德格土司地面也纳人改土归流的范畴。随即上奏：“该老土司自揣衰病之躯，情甘乞退。请将悍妻逆子尽法惩办，谨率全部献地归诚，并将印信赋税册籍等项呈缴。”“这到底是事实，还是鹿传霖为实现自己抱负而杜撰的一面之词，已经难以考证。或者他保川固藏心切，虚构老土司情愿献土缴印，自废为民的事实也未可知。但他看川藏大势却清楚明晰，一定要将川康地区北部各土司改土归流，也确实是从国家利益着想。打箭炉关外诸土司，以德格为最大……袤延于川藏之交，南北五百余里，壤接西宁，东西两千余里，界连三十九族，乃茶商入藏之北路，路途较捷而地势极要，又据金沙江上游，若扼险设防，则边疆愈固。”“该老土司献地归诚，自应俯从所请，由川拣派文武，改设流官，措置周详，深有裨益于全局。现在朱倭、章谷两土司亦系改设屯员，办理已有规模，与此事同一律，而壤地之广大，边防之吃重，尤为过之。”
清廷也同意：“德格小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母子，恣行不义，业经委员张继擒获押解炉厅收禁，该老土司头目人等献地归诚，现拟改流设官。”
反对变革的成都将军
鹿传霖征瞻对，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风头正健。便引起同为一方大员的成都将军恭寿的不满。成都将军一职，是因为川属土司地面向来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战后专门设置。其职责明文规定：成都将军不管内地州县营汛，专门负责川属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属藏区各土司军政事务。成都将军设置以来，都由满、蒙大员担任。但清廷贵族集团，统治愈久，腐败愈深。以致后来出任成都将军的满、蒙贵族，越来越名不副实，不能胜任其实际职权。琦善之后，瞻对或川属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总督刘秉璋、丁宝桢、骆秉章和鹿传霖等出面主持。总督们处理藏区事务时，有时与成都将军通通声气，有时便索性自行处理，只在上奏时依惯例署上成都将军的名衔，这差不多已成惯例。那些成都将军住在成都满城之中，吃喝玩乐，也自乐得清闲。
可是，鹿传霖挥兵瞻对，大获全胜，风头正旺，使得时任成都将军的恭寿越来越不满意。查骞所著《边藏风土记》载：“时成都将军恭寿庸且懦，鹿传霖藐之。此次夷务改流诸大计，鹿未尝筹商恭寿同一会衔。恭寿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这是说，鹿传霖看不起恭寿，上奏在瞻对德格等地改土归流的设想时，并未与恭寿协商，却署上了他的名衔。恭寿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帮闲们更不高兴。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后，恭寿便发作了，责怪鹿传霖“何以事前并不商知，竟将奴才衔名列人折内，事后始行移知，从来无此办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陈德格改流川边动折》。其实是封告状信。说“张继急于邀功”，鹿传霖“不查虚实”，并因此明确反对改土归流，“各路土司闻之，难免不疑虑生心，潜荫异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一向怠惰的恭寿，身为成都将军，瞻对一境动荡多年，未见他有什么动作，这回却积极起来，连上奏折，控告鹿传霖对德格土司家族纷争处置失当。
驻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寿一边，上奏说，“鹿传霖饬令将该土司母子解省审办，道路传闻，莫不骇异，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传霖抱负宏大，建功心切，举措上可能真有失当之处。但从川藏长远安定稳固着眼，他的做法顺应大势，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正确之举。
变，各土司失去世袭数百年的尊贵地位与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岂止是感到“不安”！
不变，有清一代，从盛世到衰微，两百多年间，各土司地面又何尝安静过一天。如果不变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没有这本书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变，“不安”后尚可期待社会进步，长治久安。
不变，无非陈陈相因，继续那些剿抚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于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之外，整个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属民仍在蒙昧穷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虽稍有振作，但终究还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对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顾后，权衡再三，这也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还是反对变革的保守声音更对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鸣。恭寿与文海之流几道奏折下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进剿瞻对胜利后一年，清廷下旨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对归川的计划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据达赖喇嘛在理藩院呈请赏还地方，并览该署督经次所奏各节，是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尚属可信。朝廷较念番僧，岂肯以迹近疑似，遽议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对地方，仍著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
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而不自知。
进退失据，在瞻对，也在西藏
鹿传霖去职，清廷再次把清军收复的瞻对“一律赏给达赖喇嘛收受，毋庸改土归流”。当然也要做足官样文章，下旨说：“达赖喇嘛当仰体朝廷覆冒之仁，知感知畏，力图自新，即著慎选番官，严加约束，毋得再有酷虐瞻民侵扰邻境情事，至干罪戾。”
这也难免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了。尤其要求噶厦政府“力图自新”，更是可笑之至。自己放弃改土归流，就不是力图自新之举，怎么可能以此来要求更为保守以自固的噶厦政府？
失去瞻对，对清廷来说，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但对噶厦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大胜利。须知噶厦并不是一个世俗政权，其最高领导同时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特别是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藏区人民的最高宗教领袖。即便在九至十二世达赖没有机会亲政的情形下，也都是由这一教派的著名活佛出任摄政王，所代表的也是达赖喇嘛这个最高领袖。所以，长期以来，噶厦政府一方面在行政上管理西藏事务，一方面通过其宗教上的巨大控制力，特别是通过各个寺院系统，长期对西藏之外的藏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这个影响力也同样是日渐扩大的，以致渐渐发展到一些有影响的格鲁派寺皖，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从而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这种情势的形成，与清初以来便一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势力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乾隆年间，两征大小金川胜利后，行政上废除了土司制，宗教上废禁当地流行的本教，强令当地本教寺院一律改宗藏传佛教。大金川土司家庙雍忠拉顶就被强制改为格鲁派寺院，寺院历任堪布都由格鲁派中心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派遣而来。在与瞻对相邻的霍尔土司地面和打箭炉附近地区，明末清初便逐步建立起属于格鲁派的十三个寺院。这些寺院中的灵雀寺、寿宁寺、大金寺后来都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僧人的超大寺院。发展到后来，这些寺院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远超于当地土司。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瞻对南边的里塘与巴塘地方。分处于这两地的长青春科尔寺、丁林寺等也都是这种情况。清末，国势衰微，庸官当道，有治世抱负的大臣屡被革斥。那些传承了十代、十几代的各土司家族也日益衰微，寺院势力更加膨胀。
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中枢在西藏拉萨，此时的中枢首脑就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这个寺院系统与土司势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川边藏区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只是孤立的事件。
其实，清廷这种妥协也并非真的顾念体恤西藏，只是国势衰弱，腐败无度的官僚体系中各级大员因循守旧，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结果。对内妥协如此，对外关系中，其妥协的程度就更加荒唐了。
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军入侵西藏。西藏军民同仇敌忾，严守隆吐山边防，清廷并不顾念西藏军民捍卫领土的强烈决心与情感，“体恤西藏”，予以军事上的支援，反而百般阻挠，并将同情并支持噶厦政府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解职。藏军守卫隆吐山兵败，结果自然是向人侵者妥协，签订更加符合英人意图与利益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这个条约中，就有关于划定西藏与哲孟雄边界的条款。但英国人自己并不打算遵守。
1902年，英国驻哲盂雄行政长官怀特，即率英军再次人侵西藏。在甲冈地方拆毁定界石堆，驱逐守界藏兵。
次年底，荣赫鹏上校率英军偷越边界山口，进驻西藏境内仁进岗，继而又占领帕里，驻兵于宗政府中。并将噶厦政府的交涉官员无理扣留。帕里当地百姓，激于义愤，闯人宗政府，救出交涉官员。英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开炮。此时的驻藏大臣，却严禁清军参与战斗。更有甚者，一位清军军官，竟收受英国人的金钱贿赂，向英军泄露藏军的布防情况。
1904年，英军继续在西藏境内挺进，藏军以原始武器对抗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的英军，先败于曲米新古，伤亡七百余人。再败于骨鲁，又伤亡七百余人。藏族军民的英勇抵抗，连英军中也有人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佩服他们的勇敢和豪放，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认为我是亲西藏的”。
在此严峻情形下，清廷对西藏军民却并未有“顾恤”。驻藏大臣有泰在对荣赫鹏的照会中说：“查前藏代本，不遵约束，竟在骨鲁地面，始祸称戈，大国之威，败其徒众，咎由自取。”
有泰在向清廷报告时，说得更加露骨：“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也就是说，只有让藏军再经历大败，他们才肯跟英国人谈判，“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从吾号令也”。为了让藏人听从他的号令，不但不派驻藏清兵助战，还要“釜底抽薪”，迫使就范。
西藏军民继续拒战英军，因武器装备落后，官兵缺乏训练，再败于康马地方，牺牲三百余人。
藏方集聚藏军和各地民兵万余人，节节血战抵抗，于1904年展开江孜保卫战，再次兵败后，西藏门户洞开，英军直人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蒙古，结果是驻藏大臣有泰和达赖逃亡前指定的摄政和荣赫鹏在布达拉宫会谈。
在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坚决抗英的噶厦政府方面面对危机又是怎样的认识与应对呢？
丰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中一些材料如今读来对人颇有启发。
1888年，英国人第一次对西藏用兵。战争爆发前，西藏方面面对边界危机已有相当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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