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是通过一个律师，也就是银行的法律代表进入这个社交圈子的。有一天，K在银行里不得不跟这位律师一直长谈到晚上，于是，自然也就很凑巧，他们在律师的固定餐桌上一起进了晚餐，K对这个社交圈子一下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里，他看到的都是些博学多识、声名显赫、在一定意义上说颇有权威的先生；他们利用饭后茶余，探求解决一些棘手的、跟普通生活联系甚远的问题，而且尽心尽力，孜孜不倦。即使他当然只有微不足道的参与机会，但他却得到了一个受益匪浅的可能，这迟早也会给他在银行里的工作带来好处。另外，他还可以借机跟法院建立一些不无好处的私人关系。这个圈子的人好像也挺欢迎他似的。不久，人家便把他当做商务专家来看。而且他对这类问题的看法——即便这里也并非完全没有讽刺的意味——被视做是不可辩驳的。时而也会出现两个人在评判某一个法律问题时意见分歧，他们就要求K对具体情况谈谈看法，于是争论的双方就口口声声不离K的名字，直扯到那玄而又玄的、K早已无法再跟得上的探索里。然而，他渐渐地明白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把哈斯特尔律师看成了一个站在自己一边的好顾问。这人也很友好地接近他。K甚至常常晚上陪着他回家去。但是，他好长时间都很不习惯肩并肩走在这个巨人的身旁，他觉得他简直是给埋没在律师的大袍下而黯然失色。
但是，在这期间，他们几乎如胶似漆地黏在一起；教育的差异，职业的不同，年龄的悬殊，全都不存在了。他们彼此来来往往，仿佛他们向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果说在他们的交往中，从表面上来看有一个占上风的话，那么这个占上风的不是哈斯特尔，而是K，因为他那直接赢得的实践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优势，这是从法院办公桌上永远不可能得到的。
自然，这种友谊不久便在固定餐桌圈上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而谁把K引进了这个社交圈子，多半已被人们遗忘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哈斯特尔成了K的保护伞；一旦他坐在这里的资格遭到怀疑时，他就可以完全有理由打出哈斯特尔这张王牌来。不过，K因此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因为哈斯特尔是一个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那法人思维的力量和精明虽然十分令人仰慕，可在这一方面，有许多人至少跟他势均力敌。然而，他维护自己看法的粗野，是谁都望尘莫及的呀。K深有感触，哈斯特尔要是不能说服自己的对手，至少也要叫他畏惧三分；只要一看见他那伸张开的食指，许多人都会退避三舍。然后，他却行若无事，照样跟老相识和老同事兴冲冲地谈论深奥的问题。实际上，无论在这里发生什么事，都绝对不会扫去他一丝一毫的兴致，仿佛对手被遗忘了似的，——然而对手则是默不作声，能摇摇头就算是有勇气了。叫人看了几乎感到尴尬的是，哈斯特尔一旦发现对手坐得距他很远，觉得如此相隔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便把菜盘往后一推，慢慢地站起身来，亲自走上前去。坐在旁边的人随之都仰起头来，注视着他的神色。当然，这样的事只是偶尔发生。首先，他几乎只是在谈到有关法律问题时才会情绪激动，也就是说，主要是涉及到他办过的和正在办的案子。要是不关这样的问题，他便显得和和气气，从容不迫，笑得和蔼可亲，吃得也尽情，喝得也开心。他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去听那平平淡淡的谈话，而是转向K，把胳膊搭在K的座椅扶手上，低声向K询问银行里的情况，也给K讲自己工作上的事，或者跟女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像在法院的工作一样，给他带来了同样多的麻烦。在这个圈子里，从来没有看到他跟任何别的人谈得如此推心置腹。实际上，只要有人有求于哈斯特尔——大多都是求他去促成跟同事之间的和解——往往先去找K，求他引见，K总是乐意为之，而且不用费吹灰之力。他对谁总都是彬彬有礼，谦虚恭让。在这一点上，他从不仗着跟哈斯特尔的关系而妄自尊大，而且他很善于恰如其分地划分这圈里人的等级，待人接物，因人而异，这比彬彬有礼和谦虚恭让更为重要。当然，在这一方面，哈斯特尔对他谆谆教诲，孜孜不倦，这也是哈斯特尔本人在激烈的争论中惟一不会受到伤害的准则。因此，他对那些坐在一旁，几乎还谈不上级别的年轻人说起话来，始终是堂而皇之，仿佛他们不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而是被捏成一堆的乌合之众。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对他却毕恭毕敬；每当他快到十一点钟起身要回家时，马上就会有一位迎上前去，帮他穿上那沉甸甸的大衣，另有一位则恭恭敬敬地为他打开门扶着，当然一直要扶到K跟在哈斯特尔后面一道离去。
起初，K陪着哈斯特尔，或者说哈斯特尔陪着K走一程，但到了后来，这样的夜晚通常便挪在哈斯特尔的家里而告终；他总是请K一起去他的住所里，跟他再呆一阵子。于是，他们还很可能一起度过个把钟头，又是喝酒，又是抽烟。这样的夜晚使哈斯特尔如醉如迷，甚至当他把一个名叫海伦的女人领到家里住的几个星期里也不肯放过。那是一个不很年轻的黄皮肤胖女人，黑鬈发盘绕在额头上。K最初看到的只是床上的她；她一般都躺在那儿，简直不知羞耻，习惯于看着一本借来的小说，并不理睬他们的谈话。可是，当他们谈得很晚时，她便伸开四肢躺在床上，打着哈欠。要是她用别的招数不能引起对她的注意，就会拿起自己的书扔向哈斯特尔。于是，哈斯特尔笑眯眯地站起身来，K也只好起身告辞。不过到了后来，当哈斯特尔开始厌腻起她的时候，她变得神经质似的，存心不让他们在一起好过。这期间，她总是衣冠楚楚，等候着这两位先生，平常穿着一身她很可能自认为是既富贵又得体的衣裳，实际上则是一套装饰繁琐的老式舞会礼服，尤其让人不堪入目的是那几排挂在上面当装饰的流苏。这套衣裳到底是什么样儿，K不得而知，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去打量她；他坐在那儿数小时之久，总是半低着眼睛。但是，这女人不是摇摆着身子在屋子里荡过来荡过去，就是坐在K的旁边。后来，当她的地位愈来愈守不住的时候，她出于无可奈何，甚至试图竭力来靠近K，做给哈斯特尔看，惹他嫉妒。即使她裸露出那肥圆的背靠在桌子上，把脸贴近K，想这样迫使他抬起眼睛来看一看，这也不过是无可奈何而已，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行为。她这样做只能使K拒绝以后去哈斯特尔那里。过了一些日子，等K再去那儿的时候，海伦已经被彻底打发走了。K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呆得特别久，在哈斯特尔的提议下，欢庆了他们之间结成的兄弟友谊，喜庆的烟酒使K在回家的路上几乎有点迷醉。
真凑巧，第二天早上，在银行里商量业务的时候，经理说起他好像昨天晚上看见过K。如果他没有弄错的话，K是跟检察官哈斯特尔臂挽臂走着。经理好像觉得这很奇怪，他——当然这也符合他平日一丝不苟的态度——提起那个教堂，说到就在教堂的一侧，喷水池的附近碰见了他们。要是他想要描述一场幻景，也不过如此绘声绘色而已。既然这样，K便向他解释说，检察官是他的朋友，他们确实昨天晚上从教堂旁边走了过去。经理惊奇地笑了笑，并且请K坐下。这正是那样一个时刻，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时刻，K才那么喜欢经理；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从这个体弱多病、咳嗽不止，而且工作繁忙、责任重大的人身上流露出某种对K的幸福和前程的关心。这样的关心，要让其他在经理跟前经历过同样时刻的职员来看，当然可以称做是冷酷和流于表面；它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靠着牺牲两分钟的时间，结果把能干的职员长年累月地捆缚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怎样，在这样的时刻里，K拜倒在了经理的手下。或许也是经理跟K谈话与跟其他人稍有不同，莫非他忘记了自己身为上司的地位，要这样与K为伍——更确切地说，在平常的业务来往中，他总是这样做——但是，此时此刻，他似乎偏偏忘记了K的地位，跟K讲起话来，就像是跟一个孩子似的，或者就像是跟一个刚刚步上谋职的路，出于某种摸不透的原因引起了经理好感的天真无知的年轻人似的。毫无疑问，要不是K觉得经理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话，或者要不是正如在这样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关心可能完全使他心醉神迷的话，他是不会容忍这样一种讲话口气的，无论是别的人也好，还是经理本人也罢。K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也许其原因就在于，他在这一方面确实还留下了一些孩子气。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己那过早死去的父亲的关心，很快就离开了家，而且向来宁愿拒绝，也不愿诱来母亲的温柔。母亲依然生活在那个永久不变的小城里，眼睛也不好使了，K大约有两年没有去看望她了。
“对于这个友谊，我可是一无所知，”经理说。惟有一丝轻轻而友好的微笑和缓了这句话的辛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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